2013年12月31日 星期二

普拉昌达:对尼泊尔十年人民战争的总结

普拉昌达:对尼泊尔十年人民战争的总结

国外理论动态
  《普拉昌达选集》第1卷收入了普拉昌达2006年4月左右的谈话文章《尼泊尔十年人民战争的总结》,当时尼泊尔4月人民大起义正日益高涨,尼共(毛)夺取全国胜利在望,普拉昌达该谈话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该文涉及尼共(毛)对意识形态、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党和组织等许多重大主题,对了解尼共(毛)基本的思想理论观点有参考意义,现将其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绪论

  十年深入彻底的人民战争背后肯定有许多重要的主观和客观的因素,但我们党认为,马列毛主义的世界观使我们的政策、计划和纲领建立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这是最重要的。20世纪的历史证明了当革命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一致时,就会取得伟大的胜利;20世纪的历史也证明了当革命偏离上述路线,陷入了“左”的或右的主观主义时,就会遭受严重的失败。在准备人民战争的过程中,我们党甚至在同“左”倾教条主义(以同右的偏向作斗争的名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严重发展起来)的偏向进行斗争时,就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作为出发点。正因为此,尼泊尔人民战争获得了新的动力,达到了新的高度。我的第一个最深感受就是我们能够把社会革命的科学从主观唯心主义下解放出来使人民群众也能掌握,这是尼泊尔人民战争达到如此强度和高度的原因。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90年运动之后,从总体上来说,一切革命运动的两极化进程,具体来说就是改良主义和革命路线的两极化进程加剧了。通过运动攫取了权力的主要政治势力不但没有满足人民要求切实变革的渴望,反而同腐败的官员和国王相勾结,不顾一切地把持他们的位置——这就是他们“表现”的所做所为。期待着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广大人民群众对议会政党领导人的不满日益增加,这就导致人民群众围绕民族主义、民主和人民生活等基本问题开展军事斗争的客观基础在不断地发展着。同时,历史性的1990年运动也为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斗争最终分化形成两大派即改良派和革命派创造了有利形势。因此,代表着改良主义和调和主义路线的联合马列在精神领袖莫汉·班德拉的领导下形成了,而在普拉昌达同志的领导下代表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团结中心也诞生了。联合马列鼓吹多党民主,深陷议会道路,而团结中心在团结大会上采取了与尼泊尔具体国情相适应的持久人民战争的路线,它对右的议会主义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进行了深入揭露,走上了准备人民战争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我党揭露了拉马和比什瓦卡尔马及其追随者——他们怀着改良主义目的混入了团结中心——的右倾取消主义,并在第一次全国大会上把他们开除出党,全党团结一致地沿着准备人民战争的道路前进。同时,党通过联合人民阵线继续推进着合法的斗争,反对执政的议会政党反国家、反人民的政策和行为。
  城市的人民运动和农村——主要是尼泊尔西部地区罗尔帕和鲁孔——的阶级斗争为人民战争的发动准备了客观基础。在对国家的具体政治形势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党制定了通过合法和公开的阵线有限地利用第一次议会选举的政策。值得一提的是,那一阶段的议会斗争,在当时尼泊尔的形势下,对于传播和形成党的革命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背景下,党的第三次扩大会议闭幕了。这次扩大会议对我党和尼泊尔人民战争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具体分析尼泊尔社会过去和当前情况的基础上,草拟了人民战争最初的战略和战术。就这样,1996年2月13日发动的历史性的人民战争就与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发展明显融合联系在一起。

  理论、意识形态、哲学

  没有鲜明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坚定的信念,历史上的任何革命运动都不可能前进并取得胜利。尼泊尔人民战争不会,也不可能例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把马列毛主义当作一门科学来正确把握是最重要的工作。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它就要求不断的周而复始的坚持、应用和发展。我党一直非常认真地把握住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实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它发现真理,又坚持群众路线把真理转变为群众的力量。由于我们的正确理解,我们的运动与真理和群众就密不可分,这样,敌人就不能像对待“恐怖主义”那样小瞧我们,无论他们多么想那样做。在我看来,这是最根本的。在这一思想定位的基础上,我党发展出了能够一个一个打败敌人的政治路线,通过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的合理配合使人民不断取得跨越性的胜利。我们把对敌人的思想政治进攻转变为军事进攻,反之亦然,并保持了两者的平衡。这个特点显然粉碎了敌人对我们的一切指责。
  如果不能适当地从20世纪的重大革命和反革命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就不能把21世纪的革命推向前进。从这点出发,我党对捍卫、应用和发展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一直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非常认真地研究和分析了20世纪下半叶主要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之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路线斗争,并力图得出正确的结论。总体上我们把同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斗争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党还必要地强调了同霍查教条修正主义的斗争,霍查教条修正主义甚至歌颂斯大林同志某些形而上学的缺点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基本思想在历史性的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开始形成,那次会议是为了讨论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思想、战略和战术而召开的。在第二次全国会议上,我党得出结论认为人民战争的历史性发动和五年来成功的深入进展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思想,并把它归纳为普拉昌达路线。从第二次全国大会,到21世纪的民主,再到最近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所作出的决议,人们发现在理论领域又不断形成了新的发展。然而,我认为现在还不是立即就对“思想”或“主义”等术语展开论战或讨论的时候。主要问题是勇往直前地面对21世纪帝国主义所带来的挑战。
  十年来革命的胜利发展就是最可靠和最恰当的证据,它证明了我党力图发展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我认为一场鲜活的革命是最可靠和最合适的证据。
  法兰克福学派的“将军”们的理论完全基于辩论,而与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相脱节,他们急不可耐地批判伟大的革命家斯大林同志,最终却走向反动。他们不可避免地同甚至颂扬斯大林缺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从而失去生命力的霍查派一样堕落。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才能担当起从另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缺点中吸取教训并纠正它们的任务。这对于那些或左或右的偏离者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站在阶级斗争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我党努力从革命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前进。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我们说把革命科学提高到一个新高度的历史性的伟大责任落到了我们肩上,原因就在于十年来人民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不可忘记的。活生生的革命客观现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努力发展的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础之上,没有陷入“左”的或右的偏向。
  我党明确反对把像罗莎和切那样的伟大革命家同主流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相分离而列入另一个阵营。我们宁愿尊敬他们,并学习他们作出的贡献。然而,谈到必然和自由的时候,一定不能认为更多地强调自由必然就是更科学的。列宁同志有一个正确结论:虽然罗莎有时在把握认识必然和争取自由两者之间的科学关系时会陷入主观,但她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只雄鹰。我党认为列宁对罗莎的评价是正确的。我党毫无疑义地认为在必然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列宁比罗莎作出了更好的科学总结。

  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

  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的问题同客观分析帝国主义的发展和形式直接联系在一起。在研究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特征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发展。通过分析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才成为可能,随着对官僚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及在与之斗争的过程中,这一发展又前进到马列毛主义。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及其战略战术的发展只有在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才能取得。自从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右的修正主义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向帝国主义投降,因此,右的修正主义不可能以革命科学的视角分析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打着捍卫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反对右的修正主义旗帜的毛主义革命运动又受到教条修正主义的影响,它只会重复旧的东西而忽视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的分析。很明确,我党自发动历史性的人民战争以来就一直对外主要同右的修正主义,对内同“左”倾教条主义进行着斗争。这样做的同时,我党牢牢地把握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并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运用具体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央委员会的文件特别讲了这一进程,并强调要对当今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分析。
  上述文件还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得出的革命会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爆发的战略结论,但后来,当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列宁发现上述分析滞后于时代,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关于战争与革命的新的战略结论。今天,总体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体是在冷战后,全球帝国主义一直发展着的许多特点出现了新的形式。党对之开始了令人鼓舞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并在文件中强调了上述问题。
  我党提出必须建立人民新世界联盟,这丝毫不意味着革命现在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发生。它意味着承认这一事实:由于信息技术的空前革命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对全球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独特性质,全世界正转变为一个小的整体;它还有强调根据这一事实确立革命战略的意思。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发生在尼泊尔或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世界影响同列宁时代和毛泽东时代都是不能相比的。因此,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某一国家无论发动还是捍卫革命,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国际运动的支持。正是因为这个,我们一直在说要把某一国家的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基地。为了表达这一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上的思想,我党最近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提出了人民新世界联盟的思想。这并不意味着正在成为人民革命坚强核心的南亚联盟的思想是不必要的。
  在一定程度上捍卫马列毛主义,反击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进攻,在这些方面革命国际运动组织的建立和发动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应用和发展马列毛主义方面,革命国际运动组织没有能够取得大的飞跃。革命国际运动组织只有在同问题作斗争的过程中才能发展,它似乎更倾向于对过去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进行分析和颂扬,但在以群众路线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基础大胆地发展战略战术方面却止步不前。
  为了推动无产阶级同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和全球化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建立新的共产国际无疑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形势的背景下。建立共产国际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捍卫、应用和发展马列毛主义的问题上保持思想一致。这一挑战在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会遇到。至于可能性的问题,“全球化”已为建立共产国际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秘鲁革命经历了迅猛的发展又遭受到严重挫折,其经验对于正在领导2l世纪革命的人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的过程中,秘鲁革命对于我们发挥了重要鼓舞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从这场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对我们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低估秘鲁人民战争对于世界革命的贡献将是一个大错。它的发动建立在马列毛主义的基础上。然而,这场迅速发展了12年的人民战争由于领导人的被捕及随之而来的挫折,现在陷入了生存危机。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也不会让人轻松。贡萨罗主席被捕后,右倾机会主义鼓吹放弃战争,同敌人实现和解,这些迹象充分表明了形势的严峻性。
  马列毛主义要求我们正确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同各种机械的、主观的和片面的思想作不断的无情的斗争。在同一种倾向作斗争时必须注意不要陷入另一种极端。共产主义运动一度一方面陷入支持阶级调和的右的极端,另一方面又陷入只管向前走也不前后左右看看的“左”的极端。发动了游击战争的尼加拉瓜桑地诺运动陷入前者,即右的极端,而伟大的秘鲁革命运动从思想上陷入后者,即“左”的宗派主义。我们的理解和评价是,由于机械和片面的思想,诸如:完全否定必要的调整与妥协或同次要反动派及中产阶级结成联盟反对主要敌人,不能保持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的适当平衡,机械地理解持久人民战争而不根据当今世界形势发展出新的军事战略,把贡萨罗主席理想化为一个从不犯错误的天才领导人并把他置于全党和中央委员会之上,不能也不准备在真正意义上从斯大林同志形而上学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等等,该党虽然付出六万多人的牺牲,还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虽然一个人精神上是革命的,但结果仍可能是致命的,如果他——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陷入了机械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这就是我党从伟大的秘鲁人民战争和千千万万革命者的鲜血中吸取的教训。我党坚持的一切方针,例如关于“发展21世纪民主”的思想、军事路线与政治路线的“结合”、与敌人斗争的一系列战术等等,都包含了从秘鲁正反两面的经验中所吸取的教训。
  由于尼泊尔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处理同两大邻国印度和中国的关系肯定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同印度政府的关系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两国人民相互关系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这一关系应当以互利的外交关系的形式来认识和处理,而不能在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基础上来处理。我们通过南亚毛主义政党组织协调委员会(CCOMPOSA)和南亚革命者建立起来的关系,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关系,它应当在自由选择任何思想和信仰的背景下来看待和处理。处理这一关系并不那么困难,因为思想和信仰是一回事,而同两大邻国的关系是另一回事。尽管如此,考虑到印度垄断资本主义扩张主义的本质是尼泊尔和南亚革命运动的主要障碍,保持两者平衡的问题是非常敏感的。无论它有多么敏感,只要不跨越意识形态关系和外交关系的界限,它们还是能够向前推进的。
  自从美帝国主义以“9·11”事件为借口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赤裸裸的军事入侵后,世界舆论对它进行了迅猛的抨击。在与“世界社会论坛”有关系的拉美国家,人民支持左翼的浪潮表现了人民的不屈不挠。这一正好发生在美帝国主义鼻子底下的反帝浪潮清楚地表明世界革命的新高潮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从这点出发,发生在拉美国家的群众运动的浪潮具有战略上的重大意义。

  政治:战略和战术

  每一个认真研究我们运动——从我党成立之日到人民战争的准备、发动直至今天的发展——的人,都会看到它不同于过去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一般的传统的模式。在基本确立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思想和政治方向后,我们的独特性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到: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通过打造党的团结——甚至是同右派,把它们在人民群众中确立起来。我们甚至利用议会准备人民战争,强调把握政治和军事干预两者之间的平衡和配合,我们以新的方式利用和平谈判和停火同敌人作斗争。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件事是不变的,那就是,把革命的政治路线放在中心位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群众路线。从人民战争的准备、发动和发展过程来看,它就是在政治和军事路线的正确配合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平衡和配合在通过建立政治基础,从公开阵线以40点要求的方式提出国家和人民的基本问题从而赢得人民战争的主动权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和第二次和平谈判可以看作是这一配合的新的发展。我党已经作出分析并认为,两次谈判对于在人民群众中更广泛地确立我党的政治路线,对于表明我党对实现和平(反映人民需求和渴望的具有远见的政治解决)的诚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甚至我们最强大的敌人也被迫屈服于我党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我们认为战术的灵活性离开了战略的坚定性就会陷入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泥潭,而战略的坚定性离开了战术的灵活性则会陷入机械倾向和教条主义的泥潭。只有合理地把握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的辩证关系,才能以合理的、有力的方式把革命推向前进。这一结论已经在党和人民战争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好证实。如果只有战术的灵活性,我党将会走上与右的修正主义联合的邪路,就会在对议会进行特殊利用的过程中走上赞成议会的道路,就会在同敌人进行和谈后再也不会重返战争。从这些和其他许多例子,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党所有战术的计划和观点都与战略的计划和观点密不可分。同样,如果我们只表现出战略的坚定性,党就会变成一个脱离群众的狭隘团体,这只会使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无限激情和主动性衰竭。今天我们的实际行动已经表明我们战略上的坚定性通过战术上的灵活性得到了有效的实行。实际上,革命一方面是被只讲战略的保守派,另一方面是被只讲战术的改良派破坏的。人民战争的迅速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党在同各种偏向作斗争的同时,理解并正确把握了战略与战术的关系。为了推动革命不断前进,就必须一直保持着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我们必须清楚,那些用改良主义眼光来看待事物的人认为我们的战略是危险的,总是对它进行抗议,而用“左的”宗派主义眼光来看待事物的人则认为我们战术上的灵活性是危险的,总是对它进行抗议。然而,他们已被证明是不科学的,我们党是实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党,它一直朝着,将来会继续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
  总的来说,从战略的坚定性与战术的灵活性的相互关联方面来理解新人民民主、制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才是合适的。每当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和物质力量方面还弱小的时候,它就强调,也应当强调通过战略口号进行多方面的政治揭露,以形成自己的思想和积聚力量。当党强大并接近战略目标的时候,它就担负起,也理应担负起负责任的领导的角色,通过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和强调政治口号以确保政治出路。人们应当清楚一件事,我们党在吸取了20世纪革命与反革命的经验教训后谈到要发展21世纪的民主,并相应地接受了反帝反封建宪法框架下的多党竞争。然而在这里,制宪会议、民主共和国应该从战略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方面来理解。当到了领导国家的阶段,而要求斗争仍采取发动初期的形式,或处于斗争发动初期的阶段却要求领导国家阶段的特点,两者都不代表辩证唯物主义。
  联合马列的多党人民民主表现的是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阶级调和和改良主义,而我们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在力量平衡的情况下借以推进阶级斗争的过渡性的革命口号。在这个意义上,联合马列的多党人民民主同我们的民主共和国在本质上有着巨大区别。最近,联合马列也谈到要朝着民主共和国前进,我们之间一直在这些关键共识方面进行着讨论。我们希望通过遵守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联合马列也会从阶级调和的改良主义路线转变到阶级斗争的革命路线。
  我们党非常认真地对待同议会政党达成的12点共识。我们没有把它视为儿戏,而是把它看作是为了满足人民对和平和民主的渴望、反对独裁的封建君主专制所必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实际的共识。随后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抗议活动不仅证明了它的重大意义,而且也是对它的认可。作为通过制宪会议选举实现彻底民主(即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共和国)进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12点共识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只有在决心推动革命前进,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时候不陷入左或右的教条,才会站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立场上。我们党在建党初期,通过对外反对右的修正主义,对内反对莫汉’比克拉姆教条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断前进着。这些斗争鼓舞着我们远离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公式来理解的一贯偏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科学来运用。这一认识使我们能够决定利用议会教育尼泊尔社会认识到议会的无用和人民战争的必要。“左的”保守者们把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他们认为我们陷入了右的泥潭,而当我们揭露议会的时候,右派把我们视为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我们既不是右派也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只是马列毛主义者,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事实上,我们努力所做的不是新东西,而只是试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壮大添加新的动力,在列宁逝世后,由于斯大林同志的缺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破坏,而毛泽东同志又努力把它推向前进。
  我们不会说由于我们在利用议会后又走上了人民战争,那么世界上其他人也必须这样做。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当今世界,利用议会的战术,其作用几乎已经穷尽。然而不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具体情况而一味地抵制一项制度不是马克思主义。忽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群众路线仅仅意味着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失去意义,使其降低到宗教教义的水平。我们利用议会的经历,重要性不在于利用议会,而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门科学。
  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一切发展过程都受到对立面的绝对斗争和相对统一的推动和制约。毛泽东同志把这解释为矛盾的绝对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推动党和革命前进的过程中,会有无数的矛盾必须去解决。换句话说,党总是面临着大量工作要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理顺意见、计划和方针的亟需重视的方面与那些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仍需不断注意的方面,就能够以科学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目标。
  在以科学方法处理好内部不同方面的原则的基础上,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三次扩大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在整个人民战争的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和注意的战略和战术。党在决定每一项方针、计划和纲领时,也总是遵循着这一科学原则。

  党、组织

  1、思想与组织的关系
  随着尼泊尔革命思想和战略战术的发展,我们党也经常按照新的思想和战略建立新的组织。思想和组织机构与工作作风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和协调这种关系,思想和组织之间的矛盾就会产生。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产生了新的思想,那么党就会勇敢地建立新的组织。从团结中心的组建到毛主义党的成立,经历了团结——斗争——转变,以及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的系列发展过程。随着思想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必须要打破旧的组织建立新的组织,并不断地进行转变并产生活力。一直以来我们党主要就是这么做的,刚刚发生的中央委员会的解体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是,许多情况下,党发展的新思想不能被党内的许多领导和工作人员很好地吸收领会,结果就又转向旧的组织和工作作风上去。我们党在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出建立根据地和军队的决定后,对于那些畏缩不前的人给予了打击并颁布了一个名为《组织问题的几个方面》的文件,这一文件现在仍有现实意义。21世纪世界革命贡献的伟大思想,与狭隘的、无政府主义的、帮派的以及极端自我的个人主义的诸多流弊发生着猛烈的冲突。
  2、党的团结和斗争
  谈到党的建设,2001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有如下表述:“普拉昌达同志领导下组建的尼共(团结中心),不是尼泊尔共运中某些党派集团的简单合并或联合,而是革命进程中一次伟大的跨越和新的开始。团结中心大会通过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是尼共四大和五大后任何党派集团的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与修正主义长期斗争后的彻底决裂。它不是任何内部的简单融合,而是产生质变的化学反应。”但是,在团结中心组建近十五年后仍然可以看到党内由于内部斗争而发生分裂的幽灵在抬头,这给党的内部斗争带来不健康的影响,而且阻碍了党的核心的发展。我们认为,党的二大报告中的上述结论是正确的。但后来党的不健康的内部斗争同时也表明,把二大的思想吸收消化并按照其科学思想转变或改造党的组织还很难。这背后的客观原因是尼泊尔社会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的物质社会基础,主观原因是受莫汉·比克拉姆的无政府主义和狭隘宗派主义的余毒的影响。在党建问题上,莫汉·比克拉姆一派的主要观点就是:斗争——分裂,再斗争——再分裂,而毛主义党所主张的“团结——斗争——转变”和“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的思想在他们那里根本找不到。我们党中央的大多数成员在一段时期内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莫汉派错误思想的影响,以致他们身上流毒不浅,热衷于搞宗派主义。他们用否定的辩证法(而不是否定之否定),把斗争视为分裂的基础,而不是转变的基础,把党内斗争引向不健康的方向。他们看不见团结中有斗争,斗争中有团结,不懂得运用“正见、异见和对话”也就是“团结、斗争和转变”的创造性的辩证法。因此,现在我们党特别强调要反对小资主义和唯物质论,强调思想斗争中的转变。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斗争和转变的意义和重要性,就很难与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莫汉派划清界线。要党而不是要宗派,要转变而不是要分裂,这是我们党的最新观点。从领导者到普通党员,每一个人都要认真思考斗争和转变这一问题,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和观念。
  3、在革命中革命的思想
  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伴随着人民战争和新政权的发展在党内出现的阶级变化、官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由于缺乏足够的思想和政治教育而产生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我们党目前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光是尼泊尔革命运动中我们党出现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普遍问题。我们党目前出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为了坚持真理和阻止将来的反革命,我们党在上次中央全会上作出了在革命中革命的决定。在革命中继续革命的思想主要来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那次中央全会上,我们党经过激烈讨论,指出为了防止反革命党,我们要继续发展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甚至不惜建立自己的新党。
  4、十年来主要的党内斗争
  在这里不可能展开来谈过去十年来党内的斗争,我只能简要地谈一下党内的主要斗争。在发动历史性的人民战争的第一个计划的酝酿过程中,就领导问题产生的争论是党内的第一次主要斗争。人民战争发动后不到一年,针对党内三名负责同志所表现出的思想动摇而展开的非常敏感的斗争为第二次党内斗争。在敌人所谓的“基洛色拉2号”围剿行动中召开的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为建立党的领导集中化而展开的斗争为第三次重要的内部斗争。第四次扩大会议之后反对阿罗克派的广为谈论的斗争为第四次主要的内部斗争。第五次即最严重的一次斗争是去年在党的领导集中化和纯洁化问题上发生的甚至已走到了分裂边缘的斗争。简要地说,这五次斗争就是我们党在过去十年的主要党内斗争。上述五次斗争尽管只是少数不同人的不同错误,但党经过斗争最终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并通过转变,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成功地使革命到达一个新的高度。这里,我们党的领导的科学性已经接受了历史的检验。每一个革命者都要以此为荣,不断地把革命推向前进。
  5、革命的领导和继承问题
  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被压迫阶级如果没有产生自己的领导,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革命的领导问题是关乎党和革命成败的关键。领导的产生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也不是把某一个人推上位置去就可以的,它是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历史需要产生的。这样的领导团队里也许会有某某人,他们的主要领导也许会是某某人,这些都是历史的机遇。马克思主义一直清楚阐明了这一科学结论。
  但是,现实问题是,当这些党成为执政党后,领导问题就又变得复杂化了。20世纪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经验表明,随着政权的发展,党内斗争中使用暴力的危险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在增加,而随着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强化,国家消亡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具体地讲,斯大林同志在党内斗争中使用暴力,以及在他去世之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前苏联的反革命运动,迫使当今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我们党都在严肃地研究和思考领导权这一问题。在此背景下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全会提交了一份讨论报告。报告的主要议题是如何使被革命运动力量赋予领导权的党的最高领导和领导集体日渐远离政治事务而专心于思想工作,以及如何创造物质条件训练下一代成为革命的继承人。我们党认为,当党的主要领导人去世之后要确保党的继承人不会有发生反革命的危险并继续革命。
  6、人民民主和多党竞争
  党的《发展21世纪民主的决议》主要是在20世纪民主与专政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按照这一决议,在宪法框架下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多党竞争,可以使国家政权中人民的监督、管理和干预具有活力,从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反革命力量的抬头。只有在发展民主的基础上巩固专政,才能最终为阶级、党和国家的消亡奠定基础。以多党竞争的方式来不断提高人民政治觉悟,像列宁所说的将使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社会主义竞争愈广泛和生动,国家消亡的力量愈强烈。我们党的决议的本质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民主从机械的、工具式的理解中解脱出来,使其具有活力。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党、思想、军队和政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体系。党有思想,并由这种思想建立军队,再由军队来建立政权。如果明天我们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或者社会主义中承认多党竞争的话,那么是否每一个党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建立自己的军队呢?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弄清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的阶级形态。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认为,没有阶级的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理想主义的虚伪幻想。我们设想的新民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各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建立这样的国家就必须摧毁旧的国家,在摧毁过程中人民大众要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国家机器。这样,当反帝反封建的国家政权建立后,代表各阶级人民和思想信仰的政党就没有必要建立各自的军队了,因为他们的利益之间没有某种敌对的矛盾存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之下的民主竞争,能使人民的国家更强大。到那时,只有在两种非常情况下,才可能提出建立军队的事情。一种情况是,领导民主国家的党转变为对人民实行剥削、压迫和镇压的反革命的党,这时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利用人民暴动的权利,建立自己的军队,而且也必须建立军队。另一种情况是,以人民的名义参与竞争的任何政党蜕变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并有可能以武装暴力的形式出现时,人民就必须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忘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宪法框架。

  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

  1、人民战争的准备和发动
  在尼共(四大)的阿逾陀决议中莫汉·比克拉姆提交了有关武装斗争的报告,之后至1990年历史性人民运动的前夜,当时的尼共(火炬党)一直扮演着领导准备和发动武装斗争的积极角色。回顾这一初期的准备工作和1990年的人民运动,我们感到人民战争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准备还很不充分。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在人民运动之后的国内新形势下,散布在各个党派集团中的革命者开始联手合作,结果成立了尼共(团结中心)。在1991年团结中心的成立大会上,团结中心党内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反对各种改良主义和按照尼泊尔的特点开展持久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大会之后人民战争四个方面的准备(思想与政治准备、组织准备、技术准备和武装斗争准备)开始了。在武装斗争准备上,党一方面强调加强农村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努力通过公开阵线(当时的联合人民阵线)向人民宣传民族、民主与民生的急迫问题,并教育他们通过包括“关闭尼泊尔”(大罢工)的人民斗争和人民大会的形式来解决问题。这一过程中党内改良主义代表人物尼尔莫勒·拉马、鲁帕拉尔·比什瓦卡尔马等人对我们的准备工作感到很害怕。尼尔莫勒·喇嘛甚至公开说,要在发动人民战争之前十五天告诉他,好让他选择自己的路。在那种情况下,团结中心党内两种路线的斗争很自然地表现为敌对形式。最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右倾机会主义的拉马和比什瓦卡尔马开除出党,为人民战争的具体的技术准备扫清了道路。
  几个月之后,党召开了中央全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尼泊尔人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这次会议第一次在权衡尼泊尔社会历史和现状特点的情况下,梳理和制定了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人民战争的具体阶段、战略和战术原则。这次会议展开的讨论和通过的决议使党内形成了关于人民战争的一致理解。回想当时,就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党内还有人认为人民战争应该慢慢地、逐渐地、以不打破秩序的方式向前发展,而且还在是否可以把发动人民战争的党和革命的领导权赋予纯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对巴布拉姆·巴特拉伊同志产生怀疑。这次会议一方面改变了革命不应该打破常规而慢慢向前推进的观点,使党内形成了团结的气氛,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党的里程碑式的决议中坚定地写明了发动人民战争,从而消除了对巴布拉姆同志的疑虑。所以,第三次扩大会议使党在思想、政治、感情和意识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这样,在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清晰的路线图后,党开始在内部和外部进行有计划的最后准备工作。在此过程中,敌人针对罗尔帕和鲁孔两地农民斗争的罗米约镇压行动对人民战争的准备工作产生了不利影响。为此党中央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就两个重要问题进行辩论。一个是人民战争的发展到底是急是缓的问题。在这一问题的辩论上,一些同志认为不能提“激进”两个字,而应该是“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包括党内主要领导在内的大多数同志认为不管有多少曲折和困难,人民战争都要以“激进”的方式推进。讨论最后终于在“激进”问题上达成一致。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党的领导问题。在当时,人民战争发动之前就已被清除出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处指责我党内部存在“平行领导”和“寡头政治”。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基仁同志坚定地为当时的普拉昌达总书记辩护后,达到了激烈和夸张的程度,但最后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会议结束时通过了发动人民战争的第一个计划。1996年2月13日,人民战争终于揭开了序幕,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2、军事战略的发展
  2001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当时尼泊尔和国际的特殊形势,提出了在持久人民战争和武装暴动两种不同的军事战略之间进行调和的观点。近期党又认为应该发展21世纪新的人民战争军事路线。
  在谈论尼泊尔人民战争背后的思想基础和创新之处时,党的上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出了“普拉昌达路线”这一特殊的思想体系。此次会议同时还认为,从军事战略发展来看,我们党不应为20世纪两种不同的战略(武装暴动和持久人民战争)的固定模式所局限。信息技术的空前革命使世界变小以及全球化帝国主义的集中剥削和压迫,使我们党在对20世纪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党应该作出在持久人民战争中有武装暴动、在武装暴动的同时又有持久人民战争的新的战略调整。这一结论为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空间。威慑性进攻、谈判、停火、重新进攻、再重新谈判,这是21世纪新军事战略发展的前提,也是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军事总结。
  发展21世纪新军事战略,主要依据党的《发展21世纪民主的决议》以及刚刚召开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历史性决议的精神。与20世纪30、40年代相比,如今人类已大步向前。生产力处在新的位置,信息与通讯技术处在新的位置,帝国主义处在新的位置,与之斗争的人民群众也处在新的位置,因此无产阶级的军事战略也必然有新的发展。现在我们党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站在敌人的肩上打敌人的头”,这其中包含了21世纪新军事战略的雏形。虽然“站在敌人的肩上打敌人的头”不是一种纯军事战略,但它与发展21世纪马列毛主义思想这一问题相联系。它代表着在坚决地与右倾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同时,也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内部产生的传统主义、僵化主义、教条主义和模式主义思想作斗争,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代表。目前,在伟大实践中成功运用的这一军事战略对21世纪新思想的总结具有重要作用。
  我们认为,秘鲁人民战争受阻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依据当今世界形势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在战略坚定性和战术灵活性的运用实践上出现了失衡(单方面强调战略),以及在领导权问题上出现了极端理想主义错误。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准备、发动以至发展至今所产生的新的思想、政治和军事战略观点是不会重蹈秘鲁的覆辙的,这也是我们取胜的可靠基础。

  挑战与可能

  如何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发展马列毛主义以反对21世纪的帝国主义,是尼泊尔人民战争的主要挑战。十年人民战争的成功推进,为发展马列毛主义思想提供了客观基础;而马列毛主义的发展,又使人民战争的胜利成为可能。我们不会像占星家那样去预测未来,但过去十年人民战争和尼泊尔社会的变革,将会使尼泊尔革命在下一个十年为世界革命提供新的思想。尼泊尔人民战争是必胜的,当尼泊尔转变为人民共和国后,尼泊尔的和平与进步将在未来十年内大步向前。

印共(毛)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巴萨瓦拉吉同志访谈

这是一篇印共毛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巴萨瓦拉吉同志在去年八月为《黎明》杂志做的访谈。巴同志在访谈中详细阐述了印共毛对人民战争的理解和印共毛对“绿色搜捕”行动的应对,介绍了近十年来人民军队的建设成果和战绩。全文内容丰富,颇值得一读。


  译者按:印度共产主义者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他们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打击不仅撼动了印度社会,还通过资产阶级媒体,以令人惊骇的方式警示着世界各地的剥削者。当代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由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领导。实际上,由于中国媒体时常报道印共(毛)和政府军的战斗,比如各大媒体最近就报道了毛派对国大党车队的袭击。所以关注时事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左翼,对他们并不十分陌生。不过,资产阶级媒体总是带着偏见去报道新闻的。中国媒体尤其如此,他们之所以报道毛派斗争无非是因为这一斗争发生在外国,而且毛主义的旗号令人称奇,颇具新闻价值。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称奇的阶段。对于一个与中国毗邻的人口大国正发生着的如此深刻的斗争,是必须要深入地了解研究,并向群众宣传的。正是为着这个目的,译者翻译了如下这篇印共毛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巴萨瓦拉吉同志在去年八月为《黎明》杂志做的访谈。巴同志在访谈中详细阐述了印共毛对人民战争的理解和印共毛对“绿色搜捕”行动的应对,介绍了近十年来人民军队的建设成果和战绩,还对印共( 毛)九大提出的“发展人民解放游击军为人民解放军的展望”做了解释。全文内容丰富,颇值得一读。由于原文没有注释,这就使得不熟悉印度情况的同志读起来会有些困难,所以译者特地增加了不少注释和扩展阅读的链接,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相对全面地了解情况。
  此外,想要告诉读者朋友的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被印度毛派和革命群众的斗争深深地震撼了。一方面,印度共产主义者的牺牲精神让我们感到惭愧。尽管同样都号称是为理想而奋斗着,但我们在咖啡馆喝茶在网络上聊天抱怨生活无聊的时候,他们——印度的毛派战士们——却在丛林里浴血奋战,每一次行动都有可能会失去生命。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能为运动做些什么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惊叹印度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力和革命勇气。不断壮大的群众组织和人民军队鼓舞了处于低潮期的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无限力量。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军“中国支队”的战友,让我们衷心祝愿印共(毛)的同志们能早日完成九大提出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解放全印度奠定基础。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巴萨瓦拉吉同志访谈
  * 巴萨瓦拉吉(Basavaraj)为印共毛中央委员南巴拉·克萨瓦·拉奥(Namballa Kesava Rao)的化名,负责军队工作
  * 《黎明》(Pahat,Dawn, 印共毛马哈拉施特拉邦委员会机关报)进行了此次访谈
  黑夜里的牛 翻译 本文为YCA翻译团队国际共运翻译计划的第一篇译文
  毛派影响的区域(2011年数据)
  问:曼莫汗(即印度总理辛格——译者注)说毛主义者是国家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毛主义者则说他们在发动人民战争。你如何定义人民战争呢?
  BR :一些民主人士已经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我们要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答案,就必须探究曼莫汗·辛格总理之所以宣称毛主义者是国家最大的威胁的原因。毛主义者为了我国工人和农民等被压迫群众的利益,为了一个民主的经济体系,以保证人口的80%能拥有政治权利和自力更生,为了国家主权和保护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而战斗,怎么能把毛主义者称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呢?
  2006年,他第一次宣布左翼极端主义者为国家内部安全的最大威胁。仅仅在这之前不久的2004年9月21日,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度毛派共产主义中心(MCCI,全称Maoist Communist Center of India—译者注)这两个在印度革命运动中长期独立行动的革命政党汇流了。于是出现了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人民游击军和人民解放游击军合并为新的“人民解放游击军”。而在那时,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邦、奥里萨邦、西孟加拉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等一些邦的邦政府已经跟若干公司签订了备忘录,让这些属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的公司在阿迪瓦西人(Adivasi,印度的一个土著民族——译者注)地区掠夺矿藏和自然资源。像塔塔、埃萨、京德勒、 韦丹塔、 Jayaswal Neco这样的公司迅速渗透到这一地区。而由大会党领导的统一进步联盟,人民党、印共和印共(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这样的买办统治阶级政党,以及其他地方性政党对这些公司唯命是从。为了换得价值数千万卢比的回扣,他们不仅毫不犹豫地把国家财富,甚至是国家主权抵押出去。2008年以来全世界都爆发了严重经济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在落后国家开采自然资源的剧烈竞争开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己都宣称这次的危机非常深刻,超过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因此,帝国主义者和公司都试图更猖獗地掠夺我国的自然资源。但是印度人民反对这种掠夺,因为允许这种彻底的剥削,会使水-森林-土地(Jal-Jungle-Zameen,英文为water, forest, land,是纳萨尔派使用的战斗口号——译者注)受到破坏,让数百万人遭到拆迁,却绝不会造成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们所宣称的“发展”。我们要求水-森林-土地(Jal-Jungle-Zameen)必须属于阿德瓦西人。印共(毛)站在抵抗人民斗争的最前线。结果,价值数万亿卢比的备忘录未能得以实施。在一些地方,采矿陷入停顿。人民在驱逐矿业黑手党。一些重工业也停止了运转。数个大坝的建设停止了。而正因为如此,企业公司和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就怒了。
  塔塔集团的铁矿。周边的阿德瓦西人被拆迁,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被塔塔雇佣。
  因此一方面,反对剥削统治阶级虚伪发展的人民,和党领导的包括丹达卡冉亚和比哈尔-恰尔肯德等革命运动较强的邦在内的我国各地区革命群众,正在组织初级水平的革命民主政治机构。革命人民委员会(PRC)提出的替代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由被压迫群众建设,通过摧毁封建地主和其他反革命势力的力量,正给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前的政治权力带来了严重挑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2004年到2008年,印度买办统治阶级试图猛烈地清除革命运动,在贾坎德邦通过像Sendra和Nagrik Suraksha Samiti这样的反革命宣传、组织和私人武装,在比哈尔邦通过各种封建武装和反革命组织,在丹达卡冉亚(属于恰蒂斯加尔邦——译者注)通过Salwa Judum(此为邦政府支持和训练的民兵组织——译者注),在西孟加拉邦通过社会法西斯主义的Harmad Bahini (印共马 专门为镇压毛派而非法组建的民兵组织,意为雇佣打手——译者注)[1]和属于崔纳木国大党[2](作为国大党同盟的民粹主义政党——译者注)的Bhairav Bahini(崔纳木国大党组织的右翼民兵组织——译者注),而在Narayanapatna (奥里萨邦的一个区——译者注)地区通过Santi委员会。自2009年起,他们发动了绿色搜捕(Green Hunt,这一术语是印度媒体使用的,指的是印度政府在红色走廊使用准军事部队对毛派的进攻——译者注)行动。这一行动目前已经处于第二阶段了。这一反革命行动日益激烈,而且采取了最残忍的法西斯主义形式。2003年,13个革命积极分子被屠杀于贾坎德邦东新奔(East Singhbhum)县[3]的隆哥(Longo)村;在2005年到2008年的Salwa Judum白色恐怖时期,近千阿迪瓦西人遭到屠杀,664个村子被以为平底,丹德瓦达(Dantewada)、比拉斯布尔(Bijapur )和巴斯塔(Bastar )三个县有共六万阿迪瓦西人被拆迁(正是这一组织的残忍行为导致了今年五月毛派对国大党军队的伏击,该组织的领导人享德拉·卡玛也被当场打死[4]。——译者注);若干秘密的谋杀,包括2005年二月在北特仑甘纳(North Telangana)的尼扎马巴德(Nizamabad)县的Manala 秘密行动中杀害的十名革命积极分子,2006年11月在安得拉邦的Badwel 秘密行动中杀害了9名革命积极分子;2008年二月在贾坎德邦的东新奔县的Bhitar Amda秘密行动中对九名革命积极分子进行的屠杀;2010年三月在Kanchal (丹达卡冉亚的比贾布尔县)秘密行动屠杀了十八名革命积极分子;作为2009年发动的绿色搜捕行动(OGH)的一部分——在比卡内尔(Lalgarh )地区屠杀了近130名阿德瓦西人;在丹达卡冉亚屠杀超过250名阿德瓦西人;2010年一月在Phulwaria Kodasi (扎穆伊县,比哈尔邦)屠杀了八名革命积极分子;九月在同一个县的恒河岸边有十名革命积极分子遭到屠杀和毒害;2012年6月28日在切蒂斯格尔邦的比贾布尔县的“Basaguda-Sarkinguda”发生了最近的屠杀一次二十人的屠杀——所有这数十起屠杀都是印度统治阶级以清除内部威胁的名义,对人民发动战争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值得大家注意的情况是,绿色搜捕行动(OGH)并不是只限制在毛主义运动的地区。任何证明对公司企业劫掠构成障碍的人和组织,都将被视为这一行动的敌人。其目的是把由西孟加拉邦、贾肯德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恰蒂斯加尔邦、安得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构成的广大区域,从所谓的“红色走廊”转变为“公司走廊”,并且抹掉所有被认为是障碍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一些民主人士把绿色搜捕行动(OGH)说成是“对人民的战争”。很明显,人民战争就是对绿色搜捕行动或者“对人民的战争”的回应。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协调争取人民政治权利的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关系,使人民懂得人民战争只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才发动的,让人民展示出自己的创造力和勇气,以此给出回应。只有通过人民战争才有可能阻止和击败绿色搜捕行动(OGH),别无他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人民战争定义为所有那些被OGH作为打击目标的阶级和人群,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战斗,反对公司企业,以及对这些公司唯命是从的封建和官僚买办资产统治阶级。如果人民战争要达成其目标,毛主义者的原则主张,“‘武装斗争’是斗争的首要形式,而人民军队是组织的首要形式。”所以,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游击军在游击区发动的游击战争和战略地区的红色抵抗区在人民战争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如果没强大的群众基础,要发动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唤醒那些在帝国主义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脚下被碾碎了的被压迫群众,建设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四个阶级构成的统一战线。我们采取合法-非法,武装-非武装的群众斗争,就日常问题,政治和权利问题以公开和秘密的方式开展斗争。被压迫群众正以各种方式开展斗争。我们党致力于确保所有这些斗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而发动,并协调其与通过推翻剥削统治阶级统治以获得政治权力的军事斗争之间的关系。
  问题2:政府正运用低强度冲突(LIC)策略来打击毛主义者的起义。对于政府的这一策略,您的回答是什么?
  BR: 印度统治阶级正使用美帝国主义传授的低强度冲突 (Low Intensity Conflict)的策略,集中全部国家机器来清除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这是事实。所有正在反抗着国家暴力的民主人士都知道这个事实。低强度冲突(LIC)不过是封建政治法则的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形式,它宣称所有的敌人都必须用各种办法——深思熟虑、诱惑、分割和黏着——加以摧毁。在这之中,毫无正义可言。它的目标就是清除敌人(对统治阶级来说,敌人就意味着毛主义者,即那些代表工人农民、中间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美帝国主义制定的低强度冲突策略是当前镇压反叛的理论。
  低烈度冲突是帝国主义制定并运用的反革命理论,特别被美帝国主义用来反对二战后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群众的斗争。二战后,帝国主义从抵抗革命所遭受的失败中取得了教训——法国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马来西亚;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特别是在越南——于是就制定了反革命作战方法,比如低强度冲突策略,以对抗长期的人民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一策略把人民从取得政治动员和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之下的团结,发动武装斗争的方向引开。换句话说,低强度冲突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正义的革命斗争,镇压作为革命战争基础和支持者的人民,让他们投降。这一策略正公开地和秘密地;直接地和间接的,用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方法,以欺骗性的方式在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军事、军事以及文化领域实施,而且有着中期和长期计划。帝国主义和作为其忠实听差的的印度统治阶级是不会停止阴谋诡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最骗人、反革命、残暴和破坏性的政策。
  在二战中,帝国主义相当程度地虚弱了。对殖民地非直接的统治取代了直接的统治,新殖民主义取代殖民主义,成为了普遍的特征。甚至在半殖民地完成反封建民主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之前,那些与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作为他们的忠实走狗,披着民族独立的外衣攫取了权力的地方大地主和官僚买办们执行着独裁统治,作为新殖民主义剥削的基础尽责尽责。同时,毛主义和长期人民战争分别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道路取得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认同。随着苏联解体并从半超级大国的位置上跌落下来,美国就成为世界警察和被压迫民族、人民和革命运动的头号敌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继续面临危机,而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内的所有措施都失败了,资本主义就陷入一个全世界范围的剧烈危机。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的独立、主权和民主就暴露出其虚假性,而这些国家统治者也暴露为一群帝国主义的买办和傀儡,暴露为人民的压迫者,暴露为民主、进步、自由、主权和独立自主的大敌,暴露为所有群众运动的主要障碍。很久之前,一些国家的毛主义政党就采取长期人民战争(Protracted People’s War)的道路,建设人民军队,发动游击战争了。正在是这种背景下,低强度冲突(LIC)才制定出来,作为帝国主义继续他们新自由主义剥削和压服任何类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反抗的多管齐下的策略。
  战争是美国经济的基础。只有靠着卖武器、军事相关的科技、战机、无人机和战争物资,美国经济才能存活。只要战争一停止,美国经济就垮了。在所有实施LIC策略的国家,帝国主义正在迅速地把经济、政治、文化、公民、管理、法律和军事部门和机构转变为法西斯主义的机构。作为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我们国家的统治阶级正迅速地大规模地组织特警,准军事部队和军事部队,其邪恶意图是要瓦解我们国家的人民战争,克什米尔和东北部地区的正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使人民屈服。他们正在中央和各个州都建设特殊情报部门。整个市政—军事部门都集中于中央控制之下。他们正大规模地实施心理战,将人民从基本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革命运动方面引开,把他们推向虚假的发展和和平。他们使用特殊的力量,以镇压叛乱行动的名义,实施不人道的屠杀和破坏。心理战也同样猛烈地执行着。当这些战争和行动正在广泛和猛烈地进行地时候,国内独裁和帝国主义的控制也在同样的程度上增长着。由此,对被压迫民族和群众的剥削压迫也就在同样的程度上增长着。另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激化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正动摇着我国的各个方面。我们国家正日益落入帝国主义之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迅速地恶化。由于印度统治阶级从1991年以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帝国主义机构结构借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债,我们国家的经济正临近崩溃。正因为这个原因,印尼、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和秘鲁等国家的经济陷入了债务危机,由于中小工业的破产、失业、购买力的下降和物价上升而崩溃。我们国家重复这一经历。尽管知道这一点,我国帝国主义和买办统治者的智库们却正在宣传印度将在2030年成为超级大国。他们正试图让我国成为中国的初级竞争对手。帝国主义者的数十亿美金滚滚而来,就为了让心理学家建立心控术手册,对人民发动心理战,和谐他们的心智,比如说,让他们相信一个正陷入危机的国家会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实际上,除了亿万富翁百万富翁,普通群众都受到剧烈经济危机带来的强烈影响。由此,所有的社会矛盾和主要的基础性的矛盾一起,都激化了。与帝国主义和买办统治者对LIC策略的期望相反,我们印共(毛)领导的人民战争正曲折地发展着,其发展方式证明LIC策略一定最终会被击败,而人民的胜利却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民族运动也正面临曲折,但他们也一直在发展。所有这些都在证明,通过长期人民战争击败LIC是可能的。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详细地讨论过帝国主义的LIC策略,并在2008年12月制定了反击并最终击败它的策略。我们相信,如那个策略中提到的,通过专注于意识形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军事事务,我们是能够击败它的。
  为此起见,我们在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策略的问题上是坚定的,因为这一路线和策略会让我们的革命运动在长期人民战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在策略问题上,我们又是灵活的。我们努力在阶级斗争中广泛地发动被压迫群众,传授马列毛主义,好让亿万劳动人民在人民战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在强化反对改良主义、经济主义、修正主义、甘地和平、后现代、虚假民族和独立等被证明是这一过程障碍的思想的斗争,并说服人民接受我们的理解。
  我们正努力发展和巩固我们的群众基础。我们坚定地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努力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参加到人民战争中来。我们努力通过动员被压迫阶级和阶层的群众,建设一个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通过扩张和加强战争以扩展人民战争到全国各地,我们使用这样的观点工作着。我们党努力通过革命宣传来回击剥削统治阶级的大规模心理战和龌蹉的宣传。而这种心理战和宣传正是试图摧毁毛主义人民战争的LIC的一部分。关于革命运动的事实不时地会摆在人民面前。
  纳萨尔派指挥官在土著部落群众集会上讲话
  问题3:政府拥有现代科技。政府有卫星,无人驾驶飞机,卫星定位系统,现代电信和通讯控制作战室,在不远的将来,还会使用机器人。你们会怎样反击这些高科技敌人呢?
  BR: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他与两名拉丁美洲公共人士谈话中说: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
  ….. 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我们从伟大导师毛泽东的上述话语中能懂得些什么呢?我们懂得,不是现代科学技术决定战争结果,人的意识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无论敌人多么强大,只要他们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当他们把非正义的战争强加到人民头上而面对着人民的怒火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就会变得非常虚弱。人民反对敌人,其中的90%会联合起来,团结力量,击败敌人。显然,印度政府拥有非常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他的牙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与日俱增。他们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支持和援助。所以我们也懂得,推翻印度政府是不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思考为什么当时拥有高科技的美国,却也在数次侵略战争中面临失败。1965-1970年,美国在越南战争遭到致命打击。然而,那时的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在五十年代以前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后来又得到中国的帮助,一直到1976年。尽管现在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阿拉伯人民反对专制统治的潮涌,帝国主义国家大规模发展着的工人阶级斗争,还有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游击队反对英美这样的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却让帝国主义不能安眠。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领导的北约部队不得不从伊拉克撤出。他们还准备在未来两年内从阿富汗撤军。之所有这么做,无非是因为他们违背人民的意志诉诸侵略战争,实施屠杀,通过剥削压迫把人民推向街道。所以,尽管现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大好革命形势也正在全世界发展。如果我可以灵巧地利用这一形势,革命力量会有充足的机会胜利地发展。
  只要印度统治阶级继续对人民的战争,进行剥削压迫和对无辜的人民实施屠杀,他们就不可能在战争中获胜,无论他们多强大,无论他们拥有多少现代武器。他们不可能把人民争取到他们那边。然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忘记,就战争中的手段来说敌人是强大的。我们党把这一事实,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实铭记在心,走长期人民战争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印度赢得革命的胜利。我们沿着长期人民战争这条最终会推翻敌人的道路,一点一点破坏,在解放乡村之后包围城市,并最终推翻敌人。事实上,GPS系统,无人驾驶飞机,直升机、强大的扫描机和其他现代科技并不像敌人所宣传的那样强大。借此机会我们要指出的另一个事情,那就是任何武器都有对抗它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教会我们的一个基本思想。在剑术中,盾是为了防御剑而创造出来的。在拳击中,为了防御击打,才发明了抵挡防守术。防御行动是为了防守敌人的进攻行动才制定出来的。发明鱼类是为了摧毁战列舰。为了打击战机和直升机,高射炮才被引入战场。美国军事专家最近自己都声称,现在被称为非常强大的无人驾驶飞机,有可能被“电子欺骗技术”引得偏移航道。最近,伊朗情报人员就使用这种技术,让美国一架监视无人驾驶飞机降落在他们的国土上并俘获了它。任何学过军事科学的人都不会害怕武器。毛泽东思想作为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而闻名,而特别地,我们党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所以从不会害怕。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对于反动派使用的任何策略,人民都有能力使用反制措施。当二战中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占领苏俄的时候,苏联人民团结一致,通过革命群众和共产主义者的牺牲,赶走了希特勒的军队。对自己拥有最现代的原子弹感到傲慢的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在击败希特勒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人民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科技而是人。敌人的现代技术或者在人民的洪流中被摧毁,或者被化解。当人民带着革命精神参与到人民战争中,工农和其他被压迫群众会在党的领导下使用现代科技,创造性地制定新策略,令人惊叹地对付敌人。他们会有能力反击敌人使用的反动手段,保卫革命运动并击败敌人。
  人民解放游击军已经坚定地执行毛主义游击战原则(秘密、速度和决心),来反击帝国主义和他们走狗所拥有的现代技术。人民解放游击军部队必须一直运动,以敌人最难以想象的方式运动,让他们的现代技术失效。最近,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增加了对无人驾驶飞机的使用。尽管他们宣称美国总统奥巴马自己监督其在阿富汗的行动,但数百普通人仍在这些攻击中死去,人们通过这一事实就能懂得这场战争到底是向谁发动的。需要发动群众运动来反对在我国也使用无人机。通过在政治上团结人民,我们有信心能够打败强大的敌人。
  问题4,去年,人民解放游击军的第十个年头结束了。请讲解下人民解放在这十年见所取得的成功。
  BR: 到2010年12月2日,人民解放游击军已经完成了其十年的形成期。在这十年里,人民解放军的成立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印度历史上从未建立过这样的人民军队。在这一时期,依靠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群众基础,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红军的一个支队,印共(毛)领导的人民解放游击军正努力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十年中人民解放游击军取得了许多胜利,也逐渐发展着为了完成其历史使命所需要的能力。人民解放游击军所取得的成就如下:
  ●成立了中央,邦/特别地区/特别区 军事委员会,分区/师/区,地区级指挥部;潘查雅特和地区级的人民民兵指挥部
  ●人民解放游击军形成了三级结构,由主力部队、辅助部队和基层部队三支以相互依赖的方式运作的部队构成。
  ●作为人民解放游击军新兵长期来源的民兵组织的发展
  ●协调人民战争与群众斗争的关系。人民解放游击军支持群众斗争和群众运动。比如,人民解放游击军支持西孟加拉邦的辛古(Singur)[5],南迪格莱姆(Nandigram)[6] 和比卡内尔(Lalgarh) [7]的斗争;奥里萨邦的Narayanapatna[8]、卡林加纳加(Kalinganagar )[9]和其他的斗争;安得拉邦的反对铝土矿(开采)的斗争[10];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苏姜格阿尔(Surjagarh)的反对开矿的斗争;恰尔肯德邦的各种反开矿斗争;蒂斯格尔邦的罗汉迪古答(Lohandiguda)[11]、Raoghat[12]、Pallemadi和Bodhghat 等地的反拆迁斗争。
  ●人民解放游击军在1992年12月2日成立的时候还处于萌芽状态,慢慢地扩张发展到了连和营级。教育、医疗、技术、通信、补给、情报、指导团队和警卫单位也随着人民解放游击军一起扩大。人民解放游击军正在向着人民解放军(正规军队)发展。
  ●进行了数十次战役,像Kalimela[13],Srisailam-Sundipenta, Garhwa, Jagpura, Balagunj, Yellamanda, Uppalada, Barah, Ladipur-Sahugunj, Chandrapura, Saranda-1, Japla, Koraput, Saranda-2, Giridih, Jehanabad, R. Udayagiri, NMDC, Ranibodili, Bokaro, Kiriburu, Goelkera, Nayagarh, Jhajha, Lakhisarai, Urpalmetta, Tadimetla-1, Tonguda, Battiguda, Markanar, Tavvetola, Madanveda, Laheri, Mukaram-Tadimetla-2, Kongera, Kajara, Mamayil, Saranda抵抗(2010),这些战役是数百次战术反攻的一部分——敌人的一些战役性进攻被击败了。并且消灭了2000士兵,俘获2500件武器以及超过十万套弹药。数以百计的地主、民贼、反动分子、敌特、告密者和各种私人军队[14]如Salwa Judum[15], Sendra, Nagrik Suraksha Samiti, Bhumi Sena[16]等, 社会法西斯主义者Harmad Vahihi(对“印共马的干部”的侮辱性说法——译者注),Santi Sena歹徒,流氓头子和各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政党的残酷政治领导人都被消灭了。
  ●在敌人的政治权力已经被摧毁的战略地区,人民解放游击军是建设潘查雅特级、地区级和区级革命人民委员会的法宝。
  ●人民解放游击军是完成政治、组织、宣传、防御和生产任务的首要机构。
  ●印度的红军支队——人民解放游击军是我国和全世界被压迫镇压群众和民族的一线希望。
  ●唤醒了妇女。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政治、组织、军事、文化和其他领域发展她们,使她们能够在斗争中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劳动阶级妇女取得自立。
  革命武装力量
  毛派缴获的现代武器
  问题5:如果警察和准军事部队未能成功回击毛派,政府准备部署军队。你们会如何反击军队呢?
  BR:我们会如何反击军队,这取决于印度军队部署到我们的地区来的目的。实际上,国家机器由军事力量(军队,准军事部队,特殊和警察部队)、司法系统、监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官僚机构构成。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它的军事武装力量。所以,军队属于国家。世界上没有不属于国家的军队。但是是哪种国家呢?当前的印度国家机器作为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和大地主统治阶级的机构,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工具。因此,印度军队作为英帝国主义留给了印度买办政府的遗产,也同样是反革命的。
  根据印度宪法,印度军队的主要任务保卫国家边境,防御其他国家侵略,以及在发生自然灾害时为人民服务。但印度政府却多次怂恿自己的军队对付自己的人民。一名军方官员曾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度军队参与的边境战斗仅仅143天。以所谓内部安全的名义,军队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以“从尼扎姆(Nizam,1793—1950年间统治印度海得拉巴的土邦君主的称号—译者注)统治下解放”为托词,第一次对特伦甘纳(Telangana )人民反动了战争(从1948年九月到1951年10月)[17]。后来,军队占领了东北部邦和克什米尔。在1971年七月,军队对邦比尔普姆(Birbhum )革命群众展开镇压性攻击。类似地,在1991年,他们完全使用印度军队,以训练为名来对抗旁遮普(Punjab )人民的意愿。在这些残酷的镇压战役中——在东北部有三万人,在克什米尔有八万人,在旁遮普有一万人,在特伦甘纳武装反抗(1946-51)中有五万人,以及在邦比尔普姆有200名群众和活动家遭到屠杀。如果我们加上自纳萨尔巴里(Naxalbari )和维兹亚那格兰(Srikakulam)至今遭到准军事部队、警察和别动队屠杀的13000人,那就有超过十数万人遭到政府武装力量的杀戮。数十万群众遭到虐待,被关进了监狱。人民价值数千万卢布的财产被抢劫和摧毁。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失踪。所有这些暴行表明什么呢?难道还没有证明军队、准军事部队和警察部队为了这些卖国的剥削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毫不犹豫地屠杀人民吗?难道他们没有执行政府宣布的残忍、暴力和杀人不眨眼的政策吗?这些部队永远都不会放弃这些政策。
  印度军队准备在准军事部队和警察对毛派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参战
  最近,为了清除毛主义运动,印度军队在2011年年末就以训练的名义,逐步进入到毛派运动强大的丹达卡冉亚的一些地区。我们可以想象结果会如何。把有丰富自然财富的Maad山拱手让给帝国主义者和企业公司,特别是要占领世界上最古老的阿德瓦西(Adivasi )社区——马瑞亚阿德瓦西(the Mariya Adivasis)——居住的面积达750 平方公里的Maad 山区,目标就是要把他们拆迁走。我们党在丹达卡冉亚地区沿着革命路线发展各种阿德瓦西社区。所以除此之外,消灭我们党和我们党的领导人员也是背后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印度就不仅仅反人民,而且还是反动派。毛泽东主义向我们阐明了,甚至这样一个反动的印度军队,都可以通过长期人民战争击败。在这方面,中国和越南人民战争的历史是毫无争议的例子。
  敌人正实施进攻,目标是要在3到7年内消灭革命运动。我们的目标是要尽量延长这一过程,由此把印度军队拖入一场以任何方式都无法胜利的长期战争。印度军队还没有从对东北部和克什米尔民族斗争的镇压行动中抽出身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镇压行动已经陷入战争很长时间了。我们要加强各个游击区的游击战争并开辟新的游击区,把印度军队推向无法集中力量的境地。通过把人民日常斗争,政治经济权利运动与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以武装和非武装的战斗方式开展这些斗争,我们要把游击战发展为一场敌人不可能消灭的不可战胜的战争。
  对人民来说,拆迁目前是一件重要的生死攸关的事情。人民正在与印度剥削统治阶级的拆迁政策做斗争。我们党,人民解放游击军、革命群众组织,革命Janatana Sarkars[18]和人民民兵组织必须与这些人进一步结合。他们必须像鱼和水一样结合。一开始就必须把这些斗争转变为军事斗争,他们才能强力地反击来镇压反抗的军队和警察部队。
  武装部队特殊权力法案(AFSPA,可以理解为反恐法案或者镇压法案——译者注)[19]一经生效,部署军队就随之被部署,并在扫荡措施如屠杀平民,失踪、逮捕、对妇女施暴、夷平村庄,掠夺人民财产,破坏,假遭遇战致死等中增加使用,在军队的历史中自始至终都可以见到这一结果。所以,我们必须大规模地动员群众反对AFSPA。我们必须动员所有可以集合在“印度军队回去”这一口号下的力量,形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孤立敌人。必须广泛地动员群众去反对假遭遇战,以及要求把死者的实体移交给其家属。必须开始群众的抵抗斗争。必须开展争取公民权的人民运动。只有当我们把人民运动发展为军事抵抗斗争的时候,才能给人民战争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按照作为低烈度冲突政策一部分的“赢得人心”的战术,敌人在实施作为“发展活动-警察行动”一部分的“融合行动计划(Integrated Action Plan)”。他们给于建设道路、电力和通讯,而不是灌溉这样的必需品以更多的重要性。准军事部队官员,甚至军队官员最近到丹达卡冉亚来,在村里实施非军事行动计划。他们跟人民开会。为了欺骗人民,军队史无前例地做义务劳动。他们以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授爱国课程为名,口吐反毛毒液。这些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从人民中分出一个群人,让他们转变为村子里的一个阶层,然后把他们当做镇压运动的主要手段来使用。我们必须在人民中揭露这些改革的虚伪性。我们必须让人民懂得,他们的基本问题不会通过这些改革所解决,只有推翻这个剥削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才是解决办法。
  毛泽东同志反复教导我们说,只有“以群众为基础的人民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在革命政党和人民军队的鼓舞下,人民不再忍受统治阶级及其雇佣军的剥削、压迫和镇压,大规模地加入反抗战争中,这在俄国、中国、越南的革命运动和各民族解放运动中都可以见到。人民的反抗是人民军队力量的持续来源。如果人民军队要扩大到数千数万的成员,那就必须大规模发展人民反抗斗争。比卡内尔(Lalgarh )和Narayanapatna这样的斗争已经在我们面前树立了理想的典范。
  要打败印度军队,首要的是要研究它政治上的虚弱。
  显然,印度军队打的所有这些仗都无非是为了印度剥削阶级的剥削、镇压和统治利益的战争。它的反人民的本性已经通过战争暴露出来。所以,它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他政治上的主要虚弱之处。
  虽然印度军队所有的士兵都是从人民中招募的,但一个巨大的矛盾是,他们为剥削阶级而不是为他们自己阶级利益效力。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为一个自己不属于的阶级服务。由于这一矛盾,他们的本性就是雇佣性的,而不是带着献身精神工作。这就是部队中发生自杀和逃跑的原因。类似的,各个进步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会一直打击他们。军队中一直存在着起义的可能,就像个俄国和中国所发生过的那样;当意识到他们的压迫阶级所遭受的剥削、压迫和镇压之后,他们会加入到革命人民军队和民族解放军队中来。这是印度军队最大的弱点,虽然印度统治阶级宣称军队强大。由于其雇佣军的性质,军队会策略性地不愿勇敢作战。他们不能应付为了人民利益而战的人民军队和赢得战略胜利。
  印度军队没有多少游击战和反游击战经验。他们从游击战争,从作为镇压民族斗争,旁遮普人民斗争以及支持泰米尔独立猛虎解放组织的侵略战争的组成部分的反游击战中得到的经验很有限。在泰米尔独立猛虎解放组织的战争中,印度军队遭受了致命打击。
  印度军队对其在猛虎解放组织战争中所遭到的失败进行了反思,结果是认为原因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情报系统。实际上,一支诉诸于对人民发动进攻的军队,比如反人民军队,是很难建立强大的人力情报系统的。
  我们必须向警察、准军事部队和军队解释印度军队中官兵矛盾的实际原因;解释各种军事组织之间和军队与警察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他们解释,他们不能向雇佣杀手一样为剥削阶级效力。我们必须号召年轻人不要加入剥削政府军,号召他们抵制敌人的征兵宣传,鼓动人民过有尊严的生活。必须广泛的宣传这一号召。
  敌人在游击区以外使我们的领导层遭遇损失之后,就一直努力进行基于情报的攻势,试图在运动地区消灭党从最高层到村级的领导力量。他们等待机会,甚至部署了无人驾驶飞机。所以保护党的领导层就变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为此,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在实践中就必须注意要一直应用各种反制措施。人民的情报机关从人民抵抗斗争中得到加强。我们务必要保证关于革命运动领导层的信息不会落入敌人之手,而党、人民解放游击军、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能得到敌人的信息。必须给敌人各种误导性的信息。每天传播各种谣言。我们要推动人民积极参与这一事情。我们必须通过推动各种政治努力使人民加深对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理解,来应付敌人的谍报网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与击败印度军队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通过处理人民的日常问题,建立争取人民生存权的强大的人民抵抗战争,我们才能驱逐印度军队,并击败他们。
  问题6:党提出的“让我们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含义是什么呢?
  BR :我们需要三件法宝来实现革命胜利——党、军队和统一战线。名叫“党”的战士手握着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这两件武器。这两件武器是革命胜利所特别需要的。我们党九大把中心、首要和紧迫的任务——“发展游击战为运动战,发展人民解放游击军为人民解放军,以使丹达卡冉亚(DK,Dandakaranya )和比哈尔-恰尔肯德(Bihar-Jharkhand)成为解放区”——交给全党、人民解放游击军、革命群众组织、革命人民委员会(RPCs/Krantikari Janatana Sarkars,英文全称为Revolutionary People’s Committee——译者注)。如果我们要建立解放区,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队才能把游击战发展为运动战。在过去五年中,由于人民解放游击军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努力,游击战在各游击区都加强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实施的一些行动已经带有运动战的性质。比如,Mukaram-Tadimetla伏击战[20]、“空中索道行动(Operation Ropeway)”——那亚加尔 (Nayagarh )行动、Kajara和洛哈达伽(Lohardagga )等。人民解放解放游击军又进行过几次行动。这就意味着人民解放游击军正逐渐通过发动战争增强自己。类似地,我们必须通过提过群众斗争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武装人民使之成为人民战争的一部分,这样才能扩大人民解放游击军编队,加上一步步地发展征兵进程,就能够发展营和团。人民解放游击军必须把握好地形,观察敌人的弱点,根据时间空间,创造性应用游击战策略,并一直要自己掌握主动。人民解放游击军必须要获得人民积极的支持,尽可能地消灭敌人,获得武器,武装新兵和人民并不断前进。我们必须努力有计划地提高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战斗力,以便在其中建立更高水平的纪律,和主要通过攻击敌军的方式增加武器数量,以及逐渐发展指挥战争所必须的辅助机构。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完成我们党九大赋予的中心、首要和紧迫的任务。这就是“发展人民解放游击军为人民解放军”这一口号的含义。
  2012年8月13日
  注释:
  (注释都是译者为方便读者理解而添加,原文无注释)
  [2] 要了解崔纳木国大党的政治观点,可以参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印度的财政预算,难以平衡》

  [18] Janatana Sarkars是阿迪瓦西人政治和经济的集体组织形式,他们在毛主义者的领导下组织了起来。
  [19] 关于此法案,维基百科中有如下说明:
  The 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Act (AFSPA), was passed on September 11, 1958, by the Parliament of India.It grants special powers to the armed forces in what the act terms as “disturbed areas” in the states of Arunachal Pradesh, Assam, Manipur, Meghalaya, Mizoram, Nagaland and Tripura. It was later extended to Jammu and Kashmir as The Armed Forces (Jammu and Kashmir) Special Powers Act, 1990 in July 1990.
  原文链接: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Statements-2012/120813-BR-Pahat-Eng.doc

埃及政局對中國民主轉型的啟示

埃及政局對中國民主轉型的啟示
——兼述“民主憲政的重要性”

司徒一

  2013年夏天埃及首任民選總統莫爾西在民眾抗議浪潮中被軍方廢黜,繼而發生其支持者和反對者的大規模衝突和軍方對莫爾西支持者的血腥鎮壓。面對埃及的政治亂局,中G御用文人彈冠相慶,認為找到了活生生的證據證明民主不可行。無論中G如何一廂情願,其專制統治的結束只是時間問題,所以為中G張目的宣傳不值一駁,但埃及的教訓可以為中國提供很有價值的啟示,讓我們防患于未然,不致重蹈覆轍。

  埃及的問題在哪裡?世俗派、基督派與穆斯林派的尖銳對立固然是埃及亂局的社會根源;在這個原本不利的背景之下,埃及民眾、政界與軍方進而犯下了一連串戰略性、程序性與制度性的錯誤:(1)2011-2012年短暫的軍政府時期,埃及民眾不斷要求還政於民,卻過分強調民主選舉,而忽視了憲政建設。(2)埃及軍方與政界遲遲不能制定新憲法,卻在憲制不明的情況下急於舉行大選。(3)埃及議會選舉制度極其怪異,影響了政局的穩定。(4)莫爾西以微弱多數票當選總統,本應小心謹慎、致力於社會整合,卻毫無大局觀念,從制憲到人事全面倒向穆斯林派,加劇了埃及社會的割裂。

  回顧這段歷史,不難看出,倘若埃及各界以制憲為要務,本著公平和穩健的原則,在多方妥協的情況下制定一部能夠對少數派提供足夠保護的新憲法,之後再舉行選舉,就有很大的可能避免政治亂局。另一個深刻的教訓是總統擅權。在民主制度並不成熟的國家,如果給總統以大權,一旦所託非人,後果不堪設想。與幾年一次選舉總統相比,行政機關對議會負責,更有可能避免行政首腦專權。

  鑒於埃及的教訓,中國的民主轉型應當如何進行呢?不管中G的專制統治以何種方式結束,憲政建設必須成為民主轉型的首要任務。修補中G憲法,基本上不是一個選擇項,一方面因為太多缺陷,另一方面因為中G的惡名。制定新憲法,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稍有不慎,即可能導致亂局,妨礙民主制度的鞏固。最佳的選擇,就是重新施行1946年制憲國民大會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

  這是一部經由合法途徑產生的民主憲法,是多黨妥協的產物,其內容一方面包含了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與民權理念精義,另一方面採取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總統具有協調職能的半總統制,有利於政局的穩定,避免極端化的政策。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上,這部憲法採取了介於聯邦制與中央制之間的均權制,並且強調地方自治與直接民權,每一個縣都是自治縣(而且實行直接民權),每一個省都是自治省,有利於協調各方利益,促進國家與地方的全面發展。另一個附帶的好處是有利於大陸與臺灣的統一:屆時兩岸使用同一個國號、同一部憲法,統一將成為水到渠成之舉。

  憲法的實施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即使已經有一部現成可用的民主憲法,民主轉型仍然需要一個過程。民選政府之前的過渡政府無論經由何種方式產生都不是百分之百合乎民主原則的民主政府,爲了提高過渡政府的合法性,在憲法已成的情況下過渡政府應當依據憲法所規定的政體架構來組織、運作。同時,人民的政治自由應當立即落實,這取決於政府的不作為,政府須遵守憲法、不去侵犯人民的自由;鑒於過渡政府並非民選,自由的媒體對政府的監督尤為重要。過渡政府並沒有資格自稱民主政府,但它以自由為原則,以憲政為基礎,以民主為導向,有最大的可能保證中國民主轉型的順利進行。待到時機成熟,過渡政府應當首先組織國民代表選舉,召開復憲國民大會,對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做出必要的增修(例如立法委員人數應當控制在可操作的範圍之內,但政體架構不宜改動),然後擇期舉行全國大選。民選政府就職之日,就是中國重返憲政民主之時。

  1948年行憲國民大會和第一屆民選立法院的召開,曾經使中國走上憲政民主的道路,但這一進程被中G打斷已六十餘年。重新施行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是實現中國大陸的民主轉型、進而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途徑,望有識之士支持!

中華民國憲法展望

未來展望[編輯]

呂炳寬等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生於大陸、長於台灣,其諸多條款因不適應這一變化而產生諸多問題。例如,因憲法規定國民大會代表須全國人民直選,而鑒於情勢無法在大陸實施換屆選舉,故老國大代表任職終身而出現了「萬年國代」。隨後的憲法增修條文解決了這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仍有眾多條文遠離現實。[51]
謝政道認為,未來中華民國憲法的演變有以下幾種可能:[52]
憲法演化可能兩岸關係風險注釋
繼續修憲在保留原憲法框架下繼續修憲
第二共和憲法略高順應兩岸現狀,制定適合現實情況的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
台灣憲法徹底改變兩岸現狀,制定台灣國憲法,從而台灣獨立
恢復原文在大陸實現民主化後,結束增修條文,重新適用於大陸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

書籍[編輯]

  • 呂炳寬,中華民國憲法精義,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 ISBN 978-957-11-4651-5
  • 胡佛,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台北:三民書局, 1993, ISBN 9571420395
  • 王世傑,比較憲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7, ISBN 7-100-02662-8
  • 楊敏華,中華民國憲法釋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ISBN 957-11-3133-4
  • 謝政道,中華民國修憲史,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ISBN 9578182635
  • 國民大會秘書處,國民大會實錄(制憲),國民大會秘書處編,1947

外部連結[編輯]


先前文件: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
大陸地區憲法性文件
1947年1949年
大陸地區後繼文件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台灣地區憲法性文件
1947年至今

中華民國憲法行憲與修憲沿革

行憲與修憲沿革[編輯]

行憲與政府遷台[編輯]

民國三十七年行憲後第一屆中華民國政府人員
各方地區對於中華民國憲法之評價
中共民盟中國大陸總統獨裁偽憲法,限制人權,違背政協決議 [42][43]
美國政府美國「確已通過一部民主的憲法」,「主要方面均與政協會議決議之原則相符」[44]
民進黨台灣不符合台灣現狀,大而無當[45]
民國36年(1947年)4月,作為看守政府國民政府改組[46],容納各黨派參與,並準備行憲11月21日,全國舉行國大代表選舉。民國37年(1948年)1月舉行立法委員直接選舉和監察委員省議會間接選舉。民國37年(1948年3月29日行憲後第一屆國民大會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並選舉首屆總統副總統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組建。
民國38年(1949年),民國政府國共內戰失利,撤退至台北。同年2月,中共在大陸的統治區域內發布《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司法原則的指示》[47],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後,這部憲法在絕大部分的中國大陸地區現實上失效。但在台灣,它至今維持中華民國的法統,保持着在台澎金馬的法律效力,是中國歷史上施行時間最長的一部憲法。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編輯]

因民國37年(1948年)內戰擴大,為適應形勢,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經由修憲程序,在4月18日議決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作為臨時憲法修正案,同年5月10日國民政府公布施行[48],此後歷經四次修訂。《臨時條款》在不改動憲法原文的情況下,以增修條文的方式凍結憲法部分條款,補充臨時條款。其內容要點為規定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得為緊急處分、設置動員戡亂機構、調整中央政府的行政機構及人事機構、訂頒辦法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等,此外,並規定總統副總統連選連任不受憲法連任一次的限制。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經由修憲程序,在民國80年(1991年)4月22日議決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在同年5月1日由總統公布。同年4月30日李登輝總統宣告,自次日亦即5月1日起,終止動員戡亂時期。

七次憲法增修[編輯]

憲法增修之後,內閣制變為半總統制
民國80年(1991年),總統李登輝依動戡條款之規定,宣布結束動員戡亂時期,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但因海峽兩岸狀態仍未改變,為適應現狀,故將部分憲法條文凍結,再以修正案的方法修憲[49]。增修條文以修正案方式列於憲法之後、而非在原文處改動,並在增修序言內聲明「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作為增修條文時效。此種修憲方法是仿照美國憲法修正案
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後,李登輝時代共增修憲法六次,陳水扁時代只增修憲法一次。

憲法第一次增修[編輯]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臨時會在不修改憲法本文、不變更五權憲法架構的原則下,在民國80年(1991年)4月議決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至第十條,同年5月1日由總統公布,是為第一次憲法增修條文,主要內容為:

憲法第二次增修[編輯]

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在民國80年(1991年)12月底經由選舉產生,民國81年(1992年)5月,第二屆國民大會第一次臨時會議決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至第十八條,同年5月28日由總統公布,是為第二次憲法增修條文,主要內容為:

憲法第三次增修[編輯]

民國83年(1994年)7月間,第二屆國民大會第四次臨時會將第一次及第二次憲法增修條文全盤調整,修正為第一條至第十條,並經議決通過,同年8月1日由總統公布,是為第三次憲法增修條文,主要內容為

憲法第四次增修[編輯]

民國86年(1997年)6月、7月間,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將第三次憲法增修條文全盤調整,修正為第一條至第十一條,於7月18日議決通過,同年7月21日由總統公布,是為第四次憲法增修條文,主要內容為:

憲法第五次增修[編輯]

民國88年(1999年9月3日,第三屆國民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修正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四條、第九條及第十條條文,同年9月15日由總統公布,是為憲法第五次增修,主要內容為:

憲法第六次增修[編輯]

民國89年(2000年)4月間,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將第五次憲法增修條文以全文修正模式予以修正,修正後全文共計十一條,於4月24日議決通過,同年4月25日由總統公布,是為第六次憲法增修條文,主要內容為:

憲法第七次增修[編輯]

民國93年(2004年)8月,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經公告半年後,於民國94年(2005年5月14日選出任務型國大代表三百名,並於6月7日複決通過憲法修正案,同年6月10日由總統公佈施行,是為第七次憲法增修條文,主要內容為:

增修後憲法主要變動[編輯]

修憲前後政府體制之演化[50]
法案政府體制
五五憲草總統制
民國憲法內閣制
動員戡亂條款總統制
增修條文半總統制
憲法修改事項原憲法規定增修條文規定
國民範圍中華民國(包括法理與實際統治區域)全體國民自由地區全體國民
國民大會有形國大,每縣一人取消召集之理由、凍結
總統國大間接選舉,任期六年人民直接選舉,任期四年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院長由總統任命之
立法院政府立法機關行使治權國家最高議會兼有政權治權
監察院省議會選舉之議會機關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產生之監察機關
政府體制內閣制半總統制
地方制度省縣自治縣自治,省主席由中央任命
修憲及領土變更程序國民大會複決自由地區選舉人複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