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30日 星期日

同城公民 凝聚共识

陆杨

华盛顿 — 中国一种新的自发性的公民组织形式越来引起当局的恐惧。这种公民活动的方式之一是“公民同城饭醉”活动。参加者相聚在一起,共同关心国家的民主、法制自由和人权。警方以各种借口阻止这类聚会。

*每月末同城公民‘饭醉’*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是中国网民自发组织的同城公民圈的聚会日。12月29日,上海和深圳等地举行“公民同城饭醉”活动。不过,这个饭醉跟司法无关,饭是吃饭的饭,醉是酒醉的醉。

上海网民的这次活动遭遇到警方的阻挠。上海网络作家李化平(网名挪威森林)、知名民运人士汪建华、杨勤恒、胡可师等人,或被警方传唤到派出所,或被警方堵在家中,无法参加当天的聚餐。

其中李化平在派出所呆了13个小时,30日零点才回到家。据维权网报道,“汪建华被阻拦去聚餐,干脆到普陀区分局要求归还电脑,直到晚上11点被强行送回家。”

*同城公民圈 志趣相同者的社区*

“同城公民圈”的设想是李化平今年4月在网络上发起的,尽管此前也有志趣相同的网友从线上走到线下,聚在一起为国家的前途出谋划策。

李化平12月30日对美国之音说,他在今年2月开始构架同城公民圈的设想,4月正式对外发布。这项行动得到了全方位的响应。根据他的了解,“同城公民圈”在中国一、二线城市已经全部启动,现在一部分的三线城市的网民也加入到了公民圈的行动。

他说:“得到了全方位的响应。从普通的网友到有一些有独立思考的公民,无论哪个阶层的,他们都看懂了这种形式在中共统治下的可操作性。”

*同城三原则:公开、低调、合法*

李化平说,同城公民圈的原则是“公开、低调、合法”,公民圈借用了儿时玩过的“找朋友”的游戏,把相信自由、公义和爱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守望相助,互相鼓励。

李化平说,除了聚餐活动,同城公民圈的参加者还以爬山、喝茶等形式将同城的网友联系在一起。李化平本人把普及同城公民圈做为他自己公益活动的一个项目,每到一个城市他都跟当地的网友宣传同城公民圈的概念。他说,同城公民圈是公开合法的行动,当局要想阻止他们的聚会也只能找借口,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

*胡佳:打破个体公民的无助感*

北京的知名社会活动人士胡佳既是北京同城公民圈的参加者有时也是组织者。他说,在专制社会公民的权利可以被当局肆意践踏,个人的力量非常单薄。

“在专制社会,他就希望把公民割裂成原子化的个体。当一个人面对整个体制的时候,你是非常非常脆弱的。你的权益会在瞬间化为乌有。”

胡佳说,同城公民圈让公民有机会坐在一起吃顿便饭,小叙,然后就会形成讨论交流的局面,这才是同城公民圈所谓一起“饭醉”的根本目的。

胡佳说,他在参加饭醉时大家曾一起讨论过废除劳教,如何抗击强制拆迁等问题。他认为,同城公民圈的形式有助于打破个体公民在遇到问题时的无助感和孤独感。

*2013年计划*

李化平告诉记者,2013年同城公民圈的计划是“百千万新公民同城圈子公开饭醉”,拥抱自由、公义、爱。他说,争取三线城市吸收一百人,二线城市一千人,一线城市一万人参加同城聚会。现实中百万公民守护相助,网路上千万公民实名公开表达看法和诉求。

2012年12月28日 星期五

习近平“忘本”重提“历史周期率”对话

近日,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个领导人分别座谈。而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习近平重提当年延安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对中共的历史和当今中共的独裁专制好像“浑然不觉”,有“忘本”之嫌。

习近平重提“历史周期率”对话

近日,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个领导人分别座谈。习近平称:“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当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外界观察,毛泽东当年之所以会这样回答,是基于抗战后期,中共实力还很弱小,为了骗取民心,毛泽东需要对民主党派大搞统战。

中共为夺权 对中国民众大灌迷魂汤

抗战时期,针对社会上关于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要搞一党专制的说法,刘少奇曾“义正辞严”地反驳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衊。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除此之外,毛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国民政府应全面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建设好中国。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与中共领袖的这番民主承诺相呼应,抗战期间,共产党的报纸把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党似乎比任何人都更热爱、向往和追求民主自由。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为庆祝“五四”发表了社论《民主和自由新论》,该文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对民主进行了讴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类似这般充满激情的民主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1943年9月1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第一》称:“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

1944年3月30日《新华日报》《论英美的民主精神》称:“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1945年7月3日《新华日报》《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还煞有介事地警告说:“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

时政评论人士韩梅认为,不能不承认,共产党在抗战民主运动中的种种民主高调,成功地吸引了一批中国民众特别是一批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的眼球,以至于他们中许多人都把共产党当成了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所在,天真地以为共产党取代国民党领导中国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人民真正迈向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中共窃国后大耍流氓

最令人讽刺的是,当共产党打着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推翻了国民党的政权后,带给中国人民的并不是它当年信誓旦旦承诺过的民主自由,而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独裁统治。

韩梅表示,以民主承诺迷惑本国人民,诡计得逞后,却又翻脸不认账。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事,除了政治流氓,还有谁做得出?!

这一点,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曾供认不讳。据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回忆,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就曾大言不惭地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习近平也是被洗脑者

时政评论人士刑天行表示,习近平大赞毛泽东,包括中国其他人,大多数原因是,他们本人对真实的历史是不了解的,他们学习的历史也都是中共给大众宣传的党史。

中共的真实的历史是,中共走的是一条独裁、专制,充满谎言和暴力、又善于伪装的、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邪恶的“新路”。

刑天行认为,世界历史的潮流是走向民主的,但是中共让中国人走了回头的路,是一场民主的灾难,如果是当初就走真正的共和民主路,中国早就融入世界了,今日的中国的文明程度至少不会比台湾差。

刑天行表示,今天很多人看到共产党的危害,但还在向中共索要民主,还对中共能改良充满希望。这就是毛泽东的最阴险之处,是个最能整人、控制人头脑的大骗子。

黄炎培的可悲下场

黄炎培,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学校,自此从事教育事业达三十二年。北洋政府两次请他担任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蒋介石请他迁居南京,许以官位,并表示想提携其后辈,他不为所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社会贤达,成为国民参政员。1941年黄炎培发起民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他创立民建并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参观了延安。在那里,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谈话。黄炎培居然就相信了中国历史上这最大的独夫民贼的美丽谎言。

据史料记载,其实,就在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这席所谓“周期率和民主”的谈话之前不久,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就已口头传达,在打倒了国民党以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

一辈子不肯当官的黄炎培,以七十四岁高龄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又于1954年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自此,黄炎培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整”、“三年大饥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人祸,尤其是1957年,黄炎培的三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因反对在黄河三门峡修坝建水库,被打成“右派”,并被剥夺了在清华大学授课的权利长达二十多年。而黄炎培为了自保,竟与儿子断绝来往,还写诗表示要学习做“新人”。

黄炎培去世于1965年,他的名字在文革中被人打叉之外,本人免去了遭受更多的荼毒和迫害。可黄夫人姚维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黄夫人在受尽凌辱之后于1968年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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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1日 星期五

关于现阶段同城圈子的 “做大,做强,无为” 策略解释

关于现阶段同城圈子的 “做大,做强,无为” 策略解释
作者:民主湘人
 
  2012年初,民运阵营有人提出了“同城小圈子策略”,解决了网络时代想寻求民主变革的志士们从网络走向现实,由猜忌走向互信,由个体走向团队,由陌生走向熟悉,由遥远走向身边的瓶颈性理论问题。更可喜的是这个理论得到了广大民主朋友的认同,在“饭醉 ”口号的引领下,可以说现在的同城圈子发展得风生水起,如火如荼,形势非常喜人,在全国很多城市已经出现了组建同城圈子的骨干人群,这是1998年以来既民主党组党之后的一件大事。以前的民运战略是高屋建瓴,建立全国性架构。这次运动则是向下生根,让民运阵营在各地安全有效地聚集实力。

我们为此高兴,在高兴的同时去认认真真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共的邪恶与强大,应该随时警惕中共制造理由与借口把同城圈子扼杀在摇篮里,那么制定同城圈子发展策略就是我们在现阶段艰难中求生存的保障,我们集众人之智慧认为现阶段当以“做大,做强,不为”六字为基本策略,下面我们就“六字”基本发展策略进行大体说明,有什么不到之处还请民主同仁们纠正。


第一,   做大 ;就是要把我们同城圈子的人数做多,以及把“同城圈子策略”发展到更多的城市。

我们知道中共在夺取政权以及维护独裁政权的战争中一贯鼓吹和使用“人海战术”,而今天的中共拥有8200万党员,至少有800万被他们武装的正规或非正规部队,还拥有核武等世界最先进的高尖级别武器,而我们可以说手无寸铁------除了勇气和道义资源外,由此我们不得不制定针对性策略-----我们的杀伤性策略就是“人洋战术”,在未来的决定性民主运动中把中共真正意义上包围在人民运动的汪洋大海中,使他们有核武不敢用,有战斗机没有停机坪,有大炮没有大炮运行的铁路公路,扛枪的军人找不到射击的方向,这样中华民族的民主变革就会少流血甚至不流血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就不会再次增加太多的灾难,那么现阶段最大规模的发展人,拓宽民主力量发展的地域,就是工作重点中的重点-----也就是说把我们同城圈子的人数最大限度发展起来,再者就是尽最大力量把同城圈子的交友方式从大中城市发展到县级城市甚至发展到乡镇,未来民主大潮到来时我们能动用的人力资源多到连我们都想象不到-----我想一定会超过8200万党员的人数------民主先行者们;现在就请你们尽可能开动你们的最大想象力吧,想象一下未来的民主大潮席卷中华大地时的这幅蓝图是何其的伟大与波澜壮阔。

现在我们每发展一个民主同仁将来就增加一份民主力量,当然也增加一份胜算,荣幸的是现在我们做的所有工作将会为未来这幅伟大的波澜壮阔蓝图增加一抹亮色-----我们生活在悲剧即将结束的时代,我们生活在民主自由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我们有机会去结束和开启一个时代,我们没有理由放弃伟大的上苍给予我们三千年的最伟大机会----朋友们拿出你们的勇气和斗志吧,不要愧对我们的后辈,不要浪费自己的人生!

大家对我们的胜利不要有丝毫的怀疑!假如把中共比成热带丛林的巨蟒,而我们的民主力量就是一群行军蚁,巨蟒尽管强大而凶残,然而遇到无所畏惧且数不胜数的行军蚁时留下的一定是巨蟒的枯骨------何况现在的中共已经是冢中枯骨!
 
关于如何做发展人的工作我想这难不倒勇敢且智慧的民主先行者们,一定各有各的奇招,怪招,好招,只是民主先行者们一定要把有用之招让朋友们来分享,集众人所长尽可能的缩短时间把我们的同城团队打造成“好而大”-----关于网络发展人的工作朋友们也可以参考我前面写的【我是如何在网络上找到朋友的】这篇文章介绍的方式方法-----在现实中寻找朋友我的建议是不要眼睛总是往上看(高层的),更多时候要眼睛往下看,去发展我们中下层的朋友(特别是年轻朋友最关键),假如能对我们要发展的人群进行科学的分类的话将对我们工作的开展有非常大的便利,这样我们将更容易开展针对性的工作,假如朋友们认为有必要,我们可以在以后就人群分类一事专门写文章进行分析。

第二,做强;就是确定一些关键有影响力的大中城市投入更大的力量做强我们的同城圈子,还有就是把我们这些“乌合之众”在未来打造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团队。

孙中山首有广州黄花岗起义,后有结束满清王朝武汉起义,中共有所谓的南昌起义,他们的这些起义目的都是希望以点带面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因为无论是当时孙中山还是中共------起义的一方都是力量弱势的一方,不得不选择少量的城市开展有效的行动,以打击当时的政权和吸引全国人民的注意和吸收更多的追随者,未来我们的民主运动当然不可能是简单的历史重复上演,但借鉴历史对我们的民主运动“有百利而无一害 ”,即使据我们分析将来的运动应该是“以街头运动为主,以暴力运动为辅 ”( 请参看鄙人的【中国民主运动考察报告】的民主斗争模式,未来的民主大火必然短时间内能在全国燃烧起来,但是我们也完全有必要向前辈们学习(要推翻中共首先要向中共学习),也就是说确立全国城市运动的同时(未来我们的运动注定是一场城市运动,在此我们不多做分析)一定要在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比如北京)打造最强力量,在中共不能首尾相顾的同时又能突出打击重点,使这场运动在全国化的同时又不要给全国人民带来太多灾难,对最短时间结束这场运动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中共为了延续既得利益的独裁政权,豢养了无数的训练有素的打手,而目前不得不承认我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用我们一群手无寸铁乌合之众去对付武装到牙齿的且训练有素的中共打手,这样我们的就牺牲一定多而我们的胜算却少-----所以我们要做强,然而现在不到做强的时候(因为风险太大,同时现阶段做大是我们的首选),当然在同城圈子里现在有意寻找有特别长处人才,对人员进行初略分工是完全有必要的。(关于“做强”将来我们将有专门论述)
       
第三,无为。就是不做让中共找到理由打压甚至消灭同城圈子的事情。特别有二件事不能做;1;组建政党;2 ;明显的组织和策划大规模街头运动。智者说;“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样现阶段因为中共太强大而我们太弱小,为了确保我们在艰难中“自由”生存,我们不得不忍辱负重,有些事情我们应该积极去做,比如联络同道;有些事情我们尽量少去做,高调对抗;而有些事情是我们完全不能去做的-----组建政党和组织策划大规模街头运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民主党本来在暗中发展相当好,但因为在中国间谍的煽动下(民主党高层的朋友跟我说的)转向明显化组党,结果就是被中共抓到把柄一举打压,这些民主前辈们不是被课以重刑就是被驱除出境,一支好好的队伍就这样被打散了,真是可惜呀!当时中共能煽动老一辈民主人士上当,今天他们一定会故伎重演(同城圈子里一定有他们的间谍)同样也会煽动我们去做他们可以找到借口镇压我们的事情,我们同城朋友一定要谨慎行事,不要把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队伍在弱小状态下就被他们消灭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同城朋友错误估计了我们力量,认为我们一个城市百来几十号人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就可以中共对着干,就可以去组织和策划街头运动,告诉大家以目前我们的这些力量在中共眼里就是几只蚂蚁,他们想捏死就可以马上捏死,去年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共把三千多人投进了监狱,这些勇士们受尽了中共的肉体摧残(我亲眼看过很多勇士身上的伤痕),所以同城朋友们千万不要“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 。

无为就是要尽量合法,即使是明显的恶法也暂时不要挑战它;无为也意味着低调,让自己尽量不被中共爪牙关注。他们对我们知道的越少,我们的活动空间就越大,将来起事就越顺利。把我们的信息完全公开就是把自己设定成一个靶子,中共可以随时准确无误的对我们进行有效打击-----谨慎开展工作就不会成为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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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December 21, 2012
关键词: 同城圈子

2012年12月18日 星期二

上海民主通讯

    自年初王、薄事件,令公子事件到习近平家属财产爆料,到目前温家宝家族坐拥巨额财产的爆料等等,都毫不留情的挑战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都清晰地指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然许多专家学者都看到,中共有:“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的顽固倾向。但历史将告诉这些顽固分子:如果是这样,等待他们的将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将是对他们的全面清算。
    中国的绝大多数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和民主党人,本着对祖国和民族长远利益负责任的态度,不计个人的得失、伤害和付出,仍然抱着最大的诚意,希望以最小的社会成本使中国走上平稳转型的道路。半年多来,全国各地的各界人士运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明确无误的表明这样的立场,敦促中共在具有转折意义的十八大主动开启闸门,使中国避免洪水滔天、刀光血影的悲剧。
    就拿上海来说,半年多来,从79的民运老人,到中生代,青年一代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民主党人,不断的互相联络,聚会,关注和探讨中国的命运,发出呼声敦促中共主动政改。
   (10月7日在胡可思家的聚会:前排右起:杨勤恒、沈佩兰、胡可思、周琦冰、
    后排右起:王扣玛、张汝隽、汪建华、)
   
上海通讯


   (10月27日上海和各地维权人士30多人在淮海路饭店聚会) 
   
上海通讯

   
上海通讯

   
上海通讯

   
上海通讯

   
上海通讯

   (左一起寒千里,李化平<挪威森林>,谢丹,张汝隽,<狮子小淫>,杨勤恒,汪建华)
   
上海通讯

   (广砖,汪建华,胡可思,陈燕与英国和意大利友人)
   
上海通讯

   (左一在上海打工的维权农民胡长根要求有养老的保障,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样有读书的权利)
   
上海通讯

    79民主墙的老人张汝隽、杨勤恒、胡可思、广砖、(原名:施振泰,寓意:人民广场一块砖)周琦冰等,89民运的高晓亮、汪建华等,
   (前排左起胡可思,广砖,黄小芹。后排左起张汝隽,常雄发,汪建华)
   
上海通讯

    虽历经磨难,冒着再次被迫害的危险,义无反顾的站出来,呼吁民众显示力量敦促中共主动政改。他们无一例外被喝茶,被严控。
    著名的维权人士冯正虎、毛恒凤、王扣玛、金月花、沈佩兰、常雄发、童国箐、朱金娣等都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同时,不断呼吁当局尊重人权,启动政改,依法治国。
    为此,冯正虎被囚禁家中已超过250天, 
   
上海通讯

   朱金娣被失踪60多天。 
   
上海通讯

   魏勤、王扣玛 
   
上海通讯

   
上海通讯

   被逮捕。崔福芳、董国菁被劳教。
   毛恒凤、 
   
上海通讯

    沈永梅被刑拘。邬玉萍被关黑监狱。还有更多的人被喝茶,被旅游,被失踪,被监控。
    但上海的维权人士冒着被囚禁、被失踪、被逮捕、被劳教、被拘留、被关黑监狱、被送精神病医院或者被自杀的风险,继续发出正义的声音。
    10月29日,仍然坚守在北京,决心要向十大发出呼声的10多名上海维权者再次举行“上海维权者请求十八大关注民生”和平请愿行动,声援冯正虎、魏勤、毛恒凤、童国箐、王扣玛、崔福芳、朱金娣、邬玉萍、沈永梅等维权人士。 
   
上海通讯

    敦促地方当局尊重人权,停止对维权人士监控、囚禁、拘留、劳教、逮捕等迫害。在京的维权人士沈金宝特别声援被失踪60多天的朱金娣。 
   
上海通讯

    曾经躲在南湖的船上,躲在苏联开代表大会的中共,如今在自己掌权63年的首都居然要在重兵保护下开会,实在说明他们与人民的距离有多远!就北京遥控玩具都要实名购买这一怪异现象,实在说明他们内心的恐惧有多深!
    当今的上海和全国一样,人们已经开始从网上走向现实中,结交好友,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结成小圈子。人数在迅速扩大中,同城守望已不可遏制。接着异城饭醉加强联系,互相呼应,有难互帮,共同推进也也将不可避免。人民力量的集结和最后的奋起将不以权贵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顺其者昌,逆其者亡!
    十八大前夕,从启东到珠海到宁波到九江到大江南北,星星之火不断闪烁!燎原之势已昭然若揭。 
   
上海通讯

    中共向何处去?
    我们再次敦促中共即将组成的新领导层,听取非主流党人胡德平先生的建言:改革不可废,承诺不可弃!而中共对人民的承诺中最要紧的就是:“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包括党在内的任何组织、任何人,其活动都不能超出或背离宪法和法律的范围。”
    中共的承诺是真的还是假的?兑现还是不兑现?中共只剩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上海通讯员:丹心
    2012年11月2日

2012年11月24日 星期六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编者按:六十多年来,中国公民的各项权利都一个自称要解放人民,让人民站起来的“伟、光、正”的党剥夺了。甚至被怀疑会影响维稳的公民连聚餐的权利也遭到横加干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上海各界的维权人士以聚餐(醉饭、醉酒)来宣示自己的权利。
   (在胡可思家的聚餐)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11月24日,在十八大刚落幕的敏感日子,上海各界维权人士再次顶着压力,公开、成功举行了同城聚餐。据悉,与此同时北京的各界人士也举行了大规模的聚餐,席开几十桌。在一个被说成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公民要从聚餐开始改变中国,实在是很令人悲哀的景象。但条条道路通罗马!聚餐改变中国!愿更多的公民来聚餐!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11月20日,有上海维权人士在网上发出信息:
   上海本月公民同城聚餐时间地点:甲私房菜馆(原“湘浦情”)
   24日下午16:00
   详细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番禺路1207号(位于凯旋路与吴中东路、番禺路交叉口)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地铁3号线、4号线、9号线宜山路站下后沿凯旋路往西步行10分钟。
   地铁3号线、4号线、10号线虹桥路站下后沿凯旋路往东步行10分钟。
   联系电话:021-64481078
   本期主题:学习十八大文件精神,畅谈十八大后大好形势。
   16:00——17:30学习、座谈、茶话
   17:30——19:30聚餐
   AA制,每人约50元。
   请大家相互转告。
   
   随后上海有关方面积极行动起来,锁定几位可能是组织者,看住他们的行动,阻止他们的网上活动。但发现,仍然有人不断发布信息。情况似乎是,人人都是组织者,人人都是参与者。
   24日一大早,凡是被频频关注的人士都开始了漫游,躲开了有关人员的监控。7点50分挪威森林(李化平)给弄到了五角场派出所,明确要求他不要去聚餐。再次给他洗脑说:不要和XXX、XXX、XXX、在一起,他们是专跟共产党作对的坏人
   。挪威森林表示:愿意跟谁交朋友是人最起码的自由,不需别人指手画脚,聚餐更是天经地义的自由权利,并以绝食抗议。
   下午16点,四十余名各界维权人士准时在甲私房菜馆聚集,没有受到阻拦。
   (部分与会者合影)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但民主党人杨勤恒要进餐馆时,遭到了“保护”人员的阻拦,发生了言语冲突,全体聚餐人员一起到门口据理力争,最后杨勤恒还是参与了聚餐。
   挪威森林在极力抗争之后被释放,然后打的赶到了餐馆。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李化平与张汝隽、胡可思在一起)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李化平与赵迪迪相谈甚欢)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从16点到17点30分,与会人士畅所欲言讨论了十八大之后的形势。虽然与会者的角度和观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新领导层理应审时度势主动开始改变,对他们来说,改的风险远远大于不改的风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许多数与会者认为:仿效苏联的劳教制度是违背法治,践踏人权的恶劣制度,必须取消。在劳教制度还没有正式取消之前,各地当局应该对判处劳教的案子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上海韩正的新班子务必对借口十八大维稳匆忙判处的一大批劳教案子重新审查,尽快纠正。
   17点30分开始聚餐。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也有外国有人参加了聚餐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与会者表示将继续定期或不定期的举行同城聚餐。
    同城聚餐(上海通讯)

   
   
   通讯员:丹心
   2012年11月24日

2012年11月17日 星期六

1989年11月17日 捷克天鹅绒革命


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上的人们
天鹅绒革命捷克语Sametová revoluce斯洛伐克语nežná revolúcia),又译丝绒革命,狭义上是指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11月(东欧剧变时期)发生的反共产党统治的民主化革命。从广义上讲,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名。21世纪初期一系列发生在中欧、东欧独联体国家亲西方化颜色革命基本上都是属于广义的“天鹅绒革命”类型。

[编辑]历史

虽然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运动,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受到苏联的镇压,但是,国内对共产党统治不满的知识份子仍然以地下方式活动,并且于1977年提出要求政府遵守赫尔辛基宣言中人权条款的七七宪章;而继任胡萨克出任第一书记的雅克什,企图推动经济改革与民主化,不过为时已晚。
捷克斯洛伐克在1989年之前就有不少要求民主的游行活动,但是在1989年11月17日起,首都布拉格便出现超过十万人的游行活动,而且之后每天都有游行活动向政府要求结束共产党统治。11月24日雅克什辞去共产党第一书记一职,捷克政府并且举行了第一次的多党选举。多党选举的结果,“公民论坛”获得胜利,在布拉格之春中失势的杜布切克担任联邦国会议长,哈维尔担任总统,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
虽然说天鹅绒革命促进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与和平移转政权,但是,随着民主化的影响,斯洛伐克也出现了日益强烈的独立建国主张,最后导致斯洛伐克于1993年宣布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体制也告瓦解。而这次斯洛伐克的和平独立与联邦体制的和平瓦解,亦称“天鹅绒离婚”。

[编辑]参看

2012年11月16日 星期五

胡温十年与中共未来——郭飞雄答“公民论坛”问

郭飞雄:
1988年7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独立作家,著名民主维权人士。

l 江朱留给胡温的,是大空间、大机遇;而胡温留给习李的,很可能是大困局、大衰退
l 乘时崛起的世袭家族、官僚特权阶层和部门利益集团,构成了今日中国社会的三大等级-半等级势力中国社会结构实际上是在朝着等级时代倒退
l 维稳体制拉动整个政权、进而驱使整个社会,越来越向着丛林狂奔,直至走向半法西斯主义
l 宪政是普世文明,民主化乃荡荡大道
l 中国必将发生历史性的政治变革,这是由实力对比的变迁和极权体系衰减周期律所决定的。
l 应把公民政治社会作为推进和确保政治变革的主要实力基础
l 感激温的绝对人数,肯定比感激朱的多得多。因为温帮助了数亿农民。
l 温的个人风格宽和,优点在于放任部下和民众自由,缺点在于也同时给了贪官更大的权限,给了等级势力更大的自由。对贪腐泛滥成灾,等级势力暴力掠夺民产和独占发展机会,温和胡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l 北京民主先行者胡石根先生2010年曾经举办过两次“挺温”座谈会,我今年知晓后,一再对胡石根先生的政治现实感和大局感表示真诚的钦佩
l 支持温家宝先生,支持改革派,接纳改革派,帮助改革派,是民间力量的本分
l 温的十年理财,促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大局底定,既延缓了极权的衰减,也给未来宪政民主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
l 中共自身,不是应当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而是应当由极权党走向选举党。
l 放开新闻出版自由,废除劳教,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释放政治犯,放弃打压民主维权运动并允许其自由发展,让流亡者回国,在道义基础上实现全民大和解。
《公民论坛》:如何看待中共十八大的程序合法性?
郭飞雄:中共十八大,本质上属于中国政治社会某个特殊集团的集会,就程序而言,它不具备全国政治意义。
在这一特殊集团内部,尚看不出十八大有程序上的不合法。但由于它的与会代表选举和重大人事选举都不属于真实的自由选举,因而集会的运作形式显然仍处于前现代文明层级。
这一特殊集团集会的结果,将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权力运作,具有实质的决定力。这种实质的决定力,连同其政治制度,即党国体制,按照人民主权理念,都是没有道义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的。自1980-1990年代以来,普世性的政治文明,自由、民主、宪政思想,已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民智大开,公民主权和权利意识已觉醒,党国体制的合法性处于严重的动摇之中。合法与否,不仅是认同问题,而且更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天道问题——天道已进展到人民主权阶段了!
然而,就政治进化历程而言,中共及其党国体制,在十八大中,实行了一种有限的任期制及寡头内部一定程度的均权。与其传统的领袖终身独裁制或家族世袭制相比,有限的任期制有着部分的理性特征,在权力私有制的大背景下,它可给社会提供某些生机活力和变革的可塑性,并内在地蕴藏着进一步对权力私有制本身产生冲击的张力。所以,我对这一有限的任期制持有限的宽容态度。
《公民论坛》:能否对胡温十年来的政绩和问题做一简要的宏观评价?
郭飞雄:过去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十年。作为担当主要理财责任者,温家宝先生以适度通货膨胀政策、出口退税政策、免税和补贴的大农业政策、激发多元竞争和允许地方准半自治的放权政策、重化工业和交通大扩张政策、拉伸煤炭等资源开发利用的产业链政策等“政策组合”,充分利用了WTO机制,以及西方金融泡沫和产业转移潮流所汇成的历史性机遇,促成了工业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完成。中国的经济总量,十年间大约新增了两倍,成就可谓非常辉煌。对于温的经济操盘,胡似乎并未阻挠,甚至给予了协助。这一成就,可以视作合力而为,但主要的创造者和担当者,则是拥有不完整的经济自由的亿万民众,包括劳工、技术人员、管理者和企业家、投资家。从全国范围内看,沿海和大中城市的主流人群,西北多省资源区的民众,流动人口中的技术阶层,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红利。
但是,胡温2009年和2012年两次应对危机的投资规模扩张趋向,也孕育着深重的经济危情。当初江朱毕竟能摆平内外阻力,果断决策加入WTO,而胡温却迄今未能显示出远瞻胆略,为国家利益做出各种妥协,促成欧美高技术封锁的解除。二者形成了强烈反差:江朱留给胡温的,是大空间、大机遇;而胡温留给习李的,很可能是大困局、大衰退,或者是通往未来救急充水过度后的200-300%通胀率的险情。
在这十年中,官员腐败的规模,同经济成就一道,登上了历史高峰。乘时崛起的世袭家族、官僚特权阶层和部门利益集团,构成了今日中国社会的三大等级-半等级势力。不管社会危机是急剧加重,还是平缓涨潮,中国社会结构实际上是在朝着等级时代倒退,如同东汉末、唐末所发生的那样。三大等级-半等级势力从当年社会财富总量中割走的份额越来越大,底层民众越是被经济增长的高速列车所抛出,部分人甚至在医疗、教育、社保新“三座大山”压迫下回归赤贫,那些曾经分享了经济增长部分红利的城市地区,则由于“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家庭”,出现了“中产人为不定形”的阶层结构振荡,一旦遭遇大衰退,年轻人群的供给能力将难以为继。而权力私有化、社会等级化的大势决定下的普遍的机会不均等,更使得整个平民阶层越来越感到出路渺茫,因而越来越气馁、受挫乃至绝望。
更大危害则在于维稳体制的尾大不掉,从哲学到战策,系统成型。它拉动整个政权、进而驱使整个社会,越来越向着丛林狂奔,直至走向半法西斯主义。中国社会本已艰难的人权法治状况出现了严重后退。通过对“新黑五类”的打压,维稳体系成功地为后极权主义扩充了数十倍的敌人,由此,他们反弹出更大的恐惧,并试图用升级的暴力迫害彻底抹平自己的恐惧。迄今为止,他们仍陷入制造对立,拒绝和解的迷雾中。
维稳体系的丛林式扩展,属于更辽阔的背景结构的一个分支:长期抗拒自由民主宪政的后极权,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成就养育下,横盘膨胀,在政体上发生次级蜕变,于是,整合为一个“极权-特权-特务权”三权并立耦合的新型政体。它的性质,仍属后极权下的寡头政体,但几乎在每一方向上都呈失控态势:地方特权的失控,几乎淘空了极权体系的社会基础。特务权的失控,诱导了倾向僭主政体者迈向阴谋、实验与冒险的激发态,薄王兴衰便是其中的一个凸显例子——它也几乎在一年之内便耗空了极权体系残余的道德基础。而极权的核心层,在多方受力、反弹冲撞,以及二十余年累积的多元派系争夺挤压下,无法依照老规则维系平衡,也呈某种程度的失控性内耗之势。新规则,新趋向,新转轨,或者更大的失控或分解,仍在海洋深处孕育着。
这一切,辉煌的经济成就,财富与机会的巨大不平等,政体蜕变,三权并立、耦合与失控,等等,从逻辑上看,胡温都是历史当事人,道义责任承担者。因为他们居于集权和极权的金字塔顶端。
《公民论坛》:在十八大报告上,胡锦涛再次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请问如何解读胡锦涛的“老路”和“邪路”?
郭飞雄:宪政是普世文明,民主化乃荡荡大道。我想,这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类,包括中共领导人那些远在欧美的子女亲属们都会认同的。现今世界多数国家已实行民主政体,如果它们走的都是“邪路”,而固守一党专制,放任世袭家族、官僚特权阶层和部门利益集团横行肆虐的中共,走的才算是“正路”,那么,人类的正义字典恐怕都要重新改写了。
对这句色彩强烈、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极左语言,我更多的不是愤怒,而是同情,因为它凸显了言说者心中的恐惧。或许,十年维稳的残酷打压,新增了“新黑五类”们数十倍的“敌人”,让逻辑上的最后责任人背上了历史包袱,就如同邓背上了六..四包袱,江背上了法(轮功)的包袱?
温和一点说,这是对自由民主理念的理性、人道、宽容、善意、妥协、互动精神缺乏基本体认,而引发的思维偏执和好斗狂热。观诸第三波和平转型的数十个国家,和解都是绝对的主题。此处不必赘述。如果以开放胸襟拥抱新机遇,实质推进诸如团派的派系化、选团化、新空间化运作,反可转客为主、意味深长,后力无穷。
至于其中可能蕴藏的为继任者划设禁区的权谋考量,我认为不值多评,因为自古平庸无法阻扰伟业,历史不可能由某个人说了算。
《公民论坛》:十八大报告让许多关心中国政改的人士感到相当失望,请问你认为未来五年中国还有机会发生政治变革吗?
郭飞雄:由于政治特有的信息蒙蔽性,尚无准确的信息可供判断,新一届中共领导人是否将拒绝进行政治变革。借助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倒可能深化对这一疑难问题的认知。
西方政治学家提出的“2000-4000美元政治民主转型带”理论是非常有深刻的。当乌托邦实验彻底失败、极权蜕变至后极权之后,市场经济得以发育,社会权力主体和实力板块呈现多元兴起之势。人均GDP达到2000-4000美元区间,基本表明中产阶层已经兴起,民众个人实力普遍崛起,这滋润、促进了社会自主的文化空间、宗教信仰生活和权利运动的扩展,而民众个人实力普遍崛起又加强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当民力和官力的实力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政治变革的到来是迟早要发生的。
互联网的出现,也使得宪政民主的启蒙大大加速,新型的互动交际网络,微博、推特、Facebook等等,在不经意间业已帮助搭建了第一波超大型公民政治社会交往平台。另一方面,世袭家族、官僚特权阶层和部门利益集团这三大等级、半等级势力,借助肆虐的公权和维稳体系,吞噬掠夺弱势族群的土地、房产、私有企业产权。社会基座部分被他们肆意穿插,纵横切割出一个个小型的原始丛林棋盘。受侵害的弱势族群奋起抗争,与民主维权运动和互联网平台相耦合,推动着底层维权事件汹涌涨潮,为宪政民主运动提供了来自社会自身的普遍强动力。
与此相应,极权体系的社会基础不断分裂溃烂,堰塞湖、管涌、溃堤都在逻辑可能之中,如果未来遭遇经济大萧条,或者200-300%的通货膨胀,这种逻辑可能都有机会转化为现实。极权体系仅仅依赖三大等级-半等级势力来统治中国,但这些势力会忠心耿耿吗?会在政治危机之际不随时换船逃生,作鸟兽散吗?依靠暴力和次暴力,则更可能反噬己身。
总之,中国必将发生历史性的政治变革,这是由实力对比的变迁和极权体系衰减周期律所决定的。此二者,乃大势,非人力可以扭转。
最近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我们就是不改,你们又如何?”这种说法固然有趣,却不专业。因为新一代是不可能愚蠢到“就是不改”的地步,哪怕来个假改、有限改、威权改,也会动。当然,长期的政治自我愚化、矮化、逆向淘汰,已使后极权体系部分地丧失了政治变革适应力和竞争格局掌控力。这将使他们在真改和假改中都非常依赖暴力和次暴力。所以,政治改革早期,会很含混,面目很狰狞,好像假。凶险诡谲、反反复复,是其常态。
在上述客观存在的社会变量之外,还有一种主动性很强的社会变量不可忽视——体制内皈依宪政民主的力量。假如我们不使用整全主义的幼稚观念把体制内看成是一片黑恶,就像数年来对温的讽刺、怀疑那样。那么,可以明确断言,同任何时代都会出现内部分化一样,体制内必有相当数量皈依宪政民主理念的实干家,他们不会永远沉默和沦丧,必定乘时而起,有所冲击,甚至希望把握变革主动权,迎接历史的挑战和机遇。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中也有人希望活在理想中,活在雄心壮志中,活在被历史传载美名的想象之中。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在当今信息社会中,后极权体系内尚有一定的弹性空间,供体制内宪政民主力量发育整合。他们长期潜伏,依今年政坛走势看,似乎正接近跃起的前夜。
目前的基本态势是:时候已到,变革在即。多元变量耦合,一切因缘际会。一般先慢后快,是自然的节奏。是正解还是曲解,是全程还是半程,早期无法预知。对此,我的判断非常明确。下这样的判断,出错的概率自然很大,但有真实的信息量和逻辑线路可供咀嚼。
《公民论坛》:如何看待民间力量和体制内改革派之间关系?
郭飞雄:向着宪政民主政体转型,是中国历史必然的宿命,在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本国民众才是真正的变革主体,后极权体系无论改革与否,都无法左右历史大势。
作为独立的民间人士,如果真正坚持人民主权理念,坚守民间主体地位,那么,就不应当将政体转型的主要希望,寄托在体制内改革、改革派和改革家身上,而应把公民政治社会作为推进和确保政治变革的主要实力基础,作为地面行动的出发点,作为未来抗争和选举的主要活动空间。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耦合、扩展和自我规制、量能升级,进而以民力囚笼官力,以民力反制特权,以民力消融极权,以民力兼并改革力,以民力奠定宪政民主,以民力镇慑威权反扑——这条简洁、清晰、纯正的民众主导政体转型的操作路径,不仅体现着自由的公民,在保障独立人格的前提下,进行的积极进取的群体活动本身的自由的品质;而且,也是对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真理的践行:社会先于国家,个人政治主权是公民社会活动真正的起点和归宿。在公民社会运作中,不可不保守个人政治主权和个人自由这一根本重心。
在此前提下,具体的民间力量,对体制内改革派,根据其真诚开放性和理念纯正性,独立地、分别地抱持欢迎、支持或者合力的态度,都是明智的。它体现了宪政民主理念的多元兼容襟怀和自由主义高贵善意的情操。对于真诚改革者,或者对于不反对人民主权的一般改革探索者,甚至对于放弃冥顽不化的打压、转而帮助推进民主的前维稳体系人员,给予正面的接纳和团结,不仅是胸怀和策略所系,更主要的是一种人道考量,它包藏着人性的善意和悲悯。
《公民论坛》:如何评价温家宝先生的个人贡献、政改呼吁和近期所处的困境?
郭飞雄:自唐代刘晏以来,迄今约1200年有余,在中国,尚无任何理财家,其经济成就及由此展示的相应能力,足以同本时代的“朱温”比肩。而温事实证明绝不亚于朱。与朱温相比,北宋的王安石改革不仅方向错误,而且实施方略琐碎而边缘。另一位著名的理财家张居正,其一条鞭法仅属税制变更,系“减法”,而非理财急需的“加法”,规模和器宇方面也都过于狭窄。
十年来罕见的经济成就,证明了中国经济管理家必定占有了部分真理:洛克、亚当斯密、海耶克以降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和经济学思想,在反对国家强制干预自由市场秩序的大前提下,并不否认行政的自由裁量权可在没有法律限制的空白地带,充分发挥国家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与此相反,那种主张“放任自由”的经济激进主义,未免过于轻率地放弃了本可拥有的某些促进和培植资本积累、自由市场和多元竞争的新杠杆。由此看来,温家宝先生能成为本时代世界理财领域独领风骚者,其来有自。
但是,行政主导惯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哲学所包含的实用主义,严重干扰了对成功的实践经验所蕴含的理论原创性的认读、反思和提升。于是,国家资本主义导向被加强,政府审批权限制严酷,自由的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遭受严重挤压,形成了政府扩权过度、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遭受行政权力的严重侵扰的基本格局。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大陆,迄今并未真正形成。对此,温自然无法推卸责任。它连同贫富严重分化,医疗、教育、社保改革失败,城市房价高企导致中产阶层结构振动等一道,严重侵损了民众的利益,而无形帮助了世袭家族、官僚特权阶层和部门利益集团的势力扩展。
这一点值得更深入地分析。的确,朱一度高调反腐,温似乎从从未高调反腐,胡温执政十年期间,三大等级、半等级势力获得了黄金发展期。有人以温不拥有超出经济管理之外的权力作为替温辩护的理由。但这没有说服力。在权力结构上,当代中国的总理设置,仅仅只有秦汉时期的宰相可以比拟。在非皇权政体下,江与朱,胡与温,事实上呈现二元并立,双子星座结构。总理一职在经济上的事权之大,是笼罩金字塔全体的。这是朱温能够取得罕见经济成就的结构性原因之一,也因此,他们要承担表面越界的诸多道义责任。温的总理之权,含金量非常高,作为金字塔顶端的主导性变量,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活动空间,足以越界整合体制内反腐力量,遏制贪腐升级势头,进而阻止三大等级-半等级势力泛滥成灾,朱一定程度上这么做过,有某些成效,也在民间为他留下了美名。
感激温的绝对人数,肯定比感激朱的多得多。因为温帮助了数亿农民。这有多人亲身调查经历为证,源于温的合理的农业政策之功。但问题是复杂的,在温的政策组合推动下,底层社会仍有不少人不仅没有受益,反而受损。当面对个体时,温颇具底层关怀和温情气质,真诚中透露出某种人格力量。但他仅帮助当面的民众,表层地帮助,而未曾致力对普天下的艰难生存者救困解急,不注重解决导致底层民众生存艰难的结构根本、制度根本。普通公民勉强可以眼不见为净,作为总理,则有严重失职之嫌。这主要源于温的不合理的医疗、教育、社保政策之失。温的个人风格宽和,优点在于放任部下和民众自由,缺点在于也同时给了贪官更大的权限,给了等级势力更大的自由。对贪腐泛滥成灾,等级势力暴力掠夺民产和独占发展机会,温和胡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特务政治的逆天违道行径,温是否进行了一定制衡?不得而知。但今年对薄熙来的处置,温明显主动出击,有大功于天下,此乃举世共见,将载诸史册。人有善行,他人可感焉。人有善意,他人可通焉。北京民主先行者胡石根先生2010年曾经举办过两次“挺温”座谈会,我今年知晓后,一再对胡石根先生的政治现实感和大局感表示真诚的钦佩。在众多的自由主义温和派看来,温家宝先生已表现出他也是一位真诚的自由民主信仰者,在他那个位置上,在交织的困局中,言论即是行动。多年以来,他不惧内部封杀,持续呼吁政治改革,是难能可贵的。支持温家宝先生,支持改革派,接纳改革派,帮助改革派,是民间力量的本分,是民主宪政的应有之义,没有多少值得反复争论的地方。对于自由民主推进者来说,这也是人道的展示,政治现实感和大局感的见证,其他改革者将通过它的示范作用而受到激励。
近期,美国自由媒体《纽约时报》公布了温家宝先生的家族财产清单,在举世疑虑中,温家宝先生据说采取了较为明智的方式,已正式要求中共高层调查他的个人财产和家庭财产,而后公诸天下,如有违法,甘愿接受制裁。这一回应是有远见的、超越性的政治家做法。但愿当事人能够跳出恩怨,顺应公意,化被动为主动,将丑闻转变为推动公布官员财产的《阳光法》的契机。如是,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创造历史新篇章。
全景观照,温的十年理财,促使中国经济现代化大局底定,既延缓了极权的衰减,也给未来宪政民主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若干年后,如果我们有幸像台湾那样完成和平转型,回望之际,必定会记起温家宝先生的功业。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够超越当下,远眺历史呢?人们往往轻视眼前的实际成就,而过于看重历史人物。其实历史人物就在眼前,如欲珍重文明的累积性,请自眼前始。
《公民论坛》:中共应该采取怎样的观念和行动,实现自身的现代转轨,才能适应全民思变的国情和世界潮流的压力?
郭飞雄:未来必将到来的历史变局,存在着多重逻辑可能:仅仅非暴力的政体转型,就有东欧式、西班牙式、南韩式、台湾式、缅甸式,等等;暴力的政体转型,则前有法国大革命式,后有罗马尼亚式、中东茉莉花式,等等。
在经济长期高度增长、官民矛盾尚未激化破裂到发生大规模国内屠杀的情势下,保守审慎的自由主义者,多会乐意接受非暴力的和平转型,至于台湾经验,更受到大陆民众的亲睐。中国未来有的是各种机会,来创造和平演变新模式。先新加坡化,而后台湾化,也不失为较好的选择。较好的选择能够到来当然很好,但发生的概率不大,因为极权的梦魇会不时降临到这块曾经灾难深重的土地上。
在政改问题上,如果中共能适应全民思变的国情和世界潮流的压力,就应当正面迎接普世文明,接纳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中共自身,不是应当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而是应当由极权党走向选举党。对于政党自身转型的路径,不必复杂阐述,如能直接比照台湾国民党,而成功转轨重组,对于中共,可能都是历史性的大幸运!假若如此,于国于民甚至于中共本身,均不无益处。亨廷顿说过,“从一党制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很可能比从军人政权向民主国家的过渡更为困难,但是,一旦成功,一党制国家的民主将有可能更为持久。”因为这种政党非常珍惜通过民主执政的机会;而一党制的治国经验,也可用以来加快新型宪政民主政体获得巩固的进程。依照台湾经验,这种一党制政体转型,前执政党的执政机会甚至多达到一半或一半以上时间。
今年的政治事态,已充分显示了中国大陆人心思变,不仅底层和中层波澜起伏,而且,连高层也无法维系旧式规则和格局。民变十年,也该轮到官变了。未来三年,官变之剧烈程度,可能会大于民变。如果左右拉锯、威权反复,那么可能会再次转入民变主导推动。历史总是这样起伏荡摇,将多元力量分批拉入新的竞争框架中。经济危机如果一直不来,将是官变大于民变。经济危机如果到来(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较小,除非主观失误触动扳机),将是民变失控,官变共振。
官变既然不可抑制,就需予以规制,否则城门失火,伤及池鱼。“党内民主先行”的提法,理论上很容易就证明其不可行,因为它所引发的严重内耗,将直接损害中共的执行力。稳妥可行的选择是,在反贪和廉政运动大背景下,适度放开中共党内派系活动。不仅团派之类可以率先走向公开的派系建设,而且,那些未卷入贪腐的或者为民主进程有所立功的太子党、极左派,都可以推进开放的转型,驱除血腥管制思想,学习和尝试人道法治下的温和竞争。诸如此类的多元派系平衡和民主学习运作,可将中共推向构建一种半民主、治理严谨的议事制度。各派合理的个人利益、团队利益就被纳入了未来民主大势,让他们率先尝到民主的甜头,有利于多元格局营造,并减少阻力。
《公民论坛》:十八大已经结束了,以习近平为首的新的中共领导集团也已经产生,作为同样关心中国现代化转型并为之付出很大努力和牺牲的民主人士,你能否对新产生的中共领袖谈点希望?
郭飞雄:我可以以公民身份,对事实上将在今年或者明年执政的公仆习李,预先提出如下希望:
(一)抓住现代文明的大本大原,把自由思想放在国家第一资源的位置,承认人民主权理念,放弃任何权力垄断和特权庇护思想,推动包括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儒家思想在内的多元兼容的主流思想联盟的早日形成。不如此,便不可能打破“摸着石子过河”的实用主义狭隘格局,不可能根本消解政治权力与知识阶层的空前对立。
(二)严法治内,打下坚实基盘。通过财政开支全面公开化和全面限制公款消费,对官员阶层实施紧急的外部约束,解散维稳体系,实行阳光法,建立廉政公署,通过法治途径拆散特权阶层,进而为政治变革全面扫清外围。
(三)纠正冤案,请从被掠夺土地和房产的底层民众开始。启动司法独立第一波,扭转人权法治大倒退的颓势。放开新闻出版自由,废除劳教,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释放政治犯,放弃打压民主维权运动并允许其自由发展,让流亡者回国,在道义基础上实现全民大和解。早日制定宪政民主进程表,先简单立法,而后启动乡长直选、县长直选和县议员直选、省议员直选;先实验,后推广。
(四)先从医疗改革开始,援助底层民众于患难中,分期铺开中国本土的福利国家进程。
(五)建立全球贸易梯级格局和全球战略视野,彻底改变与欧美的隔膜暗斗关系,全面履行中国在南亚和西亚地区的国际反恐义务,借此尽早解除欧美对中国的高技术限制,并对国内经济动态保持高度警觉。抓住数十年一遇的、带有较强的马英九个人色彩的两岸互动机会。
这些条款是否看起来过于温和了呢?我的基本考量是,早期宜缓,就低不就高,实干第一,以实效和具体成就助推正向的良性循环,使变革渐入佳境。官方不作怪,民间正好自主成长。
写于2012年11月13日

2012年11月12日 星期一

我们为什麽需要《吉恩·夏普非暴力抗争词典》


原文作者:Mary Elizabeth King
任何从事过研究、教学、撰写或出版非暴力抗争主题的人都能体会令人头痛的词汇。甘地本人也曾经历过语言带来的痛苦和困惑,例如在他的自传作品,《非暴力抵抗及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中提及的一段文字:
“我们当中没人知道该如何为运动命名。然后我用“消极抵抗”形容它。当时我并不太了解,把它称为“消极抵抗”的影响。当斗争取得进展後,“消极抵抗”一词引起了混乱,同时,让这一伟大斗争只使用英文名字不免让人羞愧。”


英语里的非暴力一词也好不了多少。它模棱两可又涵盖过广。我有许多学生,英语往往是他们第二、第三或第四种语言,经常抱怨“非暴力”一词,说它的意思不够清晰,解释了词彙的不是之处却又无法让他们理解正确意思。然而,随着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非暴力抗争学者吉恩·夏普博士新作品《力量和斗争之夏普词典:冲突中的公民抵抗语言》,普通人通过精确语言学习非暴力主题有了重大突破。

夏普於1951年,60年前开始正式研究非暴力抗争,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攻读社会学文学士学位。从那时起直到1955年——在那期间,因拒绝配合征兵朝鲜战争而遭逮捕并被关押在联邦监狱长达九个月——夏普开始研究非暴力抗争历史和甘地的演讲与著作。在监狱里,夏普开始与爱因斯坦通信,并把他就甘地挥动道德力量武器的手稿寄给理论物理学家阅读,该册子最终于1960年在甘地创办的,位於印度艾哈迈达巴德邦府的Navajivan出版社出版。爱因斯坦为小册子撰写前言,称它是“一个真正重要的作品”,同时形容夏普是“一位与生俱来的历史学家,在他的手中各种线交织在一起,编织成一个格局,然後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 爱因斯坦後来写说这本关於甘地的作品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著作。

夏普在英国和挪威呆了十年,先是在奥斯陆大学哲学与思想史研究院,然后在奥斯陆的社会研究院。在那里,他引起了后来获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哈佛教授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注意。谢林邀请他去哈佛。1960年夏普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在哈佛完成论文,并于1968年在哈佛获得政治理论哲学博士。他的研究强调自然政治力量、权威与服从、独裁体制和极权主义、抵抗与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哲学。他的论文长达1,428页。

夏普把论文编纂成册,并于1973年出版成三册作品,取名《非暴力抗争政治》(又称夏普三部曲)。三部曲是一个全面的,非暴力抵抗现象的历史检验;这是他的“198个非暴力战斗方法”初次面世。夏普三部曲成为传播关於非暴力抗争对抗中,在历史上最重要、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著作之一。虽然使用了大量政治理论体系,夏普三部曲至关重要之处,乃是通过实际事件、具体情况和真实生活的例子为依据。通过分析与叙述非暴力抗争技巧的根本之力量和特性 ;三部曲经手相传,在世界各地散播开来。此後他陆续撰写了许多作品和小册子,每一作品的面试,夏普扩大和釐清了他所塑造的研究领域。

正如甘地受到术语问题的混淆,夏普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语言带来的困惑阻碍了争取社会正义和政治变革的非暴力抗争方法上的教学和理解,这问题在翻译的考量上更是如此。今日的许多语言包括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皆没有关於非暴力抗争的词彙。就是在英语里,微小如连字符,包括名词和形容词的“非暴力”及“非-暴力”也含糊不清。加连字符的“非-暴力”表达更突出了负面含义;不加连字符的“非暴力”词彙,变得更直接坚定。
自1949年开始,夏普持续从事着一个从未间断过的项目,审阅每个从事写作和演说关于非暴力抗争形式力量所面临的困境与困惑。其成果是一个许多人期待已久,作者自称“为形成一个更清晰概念”,收录近1000个词条的《夏普词典》。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因为对非暴力抗争的解释往往趋向离奇,浪漫,或唐吉诃德式的。(我记得多年前在印度的 Pondicherry,一位年轻人对我说“公民抗争”是“做些勇敢无畏的事”)尽管非暴力行动在历史上取得许多成功实例,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大学、社会科学家、新闻媒体、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们没有学习和掌握它的力量和它的工作方式;即使在密切相关的领域,这一词彙也不为人所熟知。记者和外交官——他们的工作经常往让他们接触到与非暴力冲突相关的事件,却没接受这方面的培训。
私底下,我对《夏普词典》能因自己经常抱怨的坏习惯被积极影响而感到鼓舞;我的抱怨主要是经常在西方新闻媒体上看到的空洞片语:“人们走上街头了。” 记者和撰写这类新闻的人好像是在表述符合事实的解释,而它实际上带误导性,隐含鲁莽、即兴的街头行动就是非暴力抗争。
如《夏普词典》显示的,夏普长期以来坚持非暴力抗争中使用的力量和策略实际上比军事行动更为复杂。
我很高兴能在咫尺之遥体验他重构的,例如,“制裁”这一词彙。夏普解释说,虽然制裁通常是指预期的失败惩罚,它也可用在特定国际关系上,例如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施加压力,这一现象实际上在社会人际关系中广泛发生,包括解僱员工或拒绝服从特定的法律等。

“制裁也可以用在公民对抗国家,特定非政府团体对抗他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 夏普写道;“制裁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上通常是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 在非暴力使用的非国家团体的制裁中,他提出了抵制、罢工和公民不服从。最后,“反对镇压对手的非暴力行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尽管面对正式制裁或非正式报复,都拒绝投降或屈服。”
就 “制裁”一词的阔伸意义反映了夏普彻底又精确的分析力量,它不仅仅尊重被国家控制著的有形力量,也同时涵盖了普通公民能够运用有组织,战略性的行动的力量。
词典还展示了非暴力行动如何改变世界历史,儘管它往往是以我们谈论过去的方式给遮蔽了。例如“抗议移民(protest emigration,)” 词条,夏普如此定义:
对国家司法管辖权的极端不满是刻意迁移的表达方式,因为反抗者相信它是某些不公正或压迫的责任。这一行动是个非常严肃的社会不合作方法。然而,数量庞大的抗议移民可能形成政治不合作特性。抗议移民可以是永久或短暂性质。
他接着解释说:“在七世纪的阿拉伯,自愿移民称为希吉拉(hijra(出走))。希吉拉这一词语源于穆罕默德从麦加到麦地那的迁徙,乃出於自发性而非屈服於麦加的压迫。“ 我想补充一点,这一词语,使用于公元622年,在阿拉伯语里是“放弃”的意思,然而抵达印度後却讹误成“hizrat”。在东德,过去东德人持续向西涌入民主邻居的西德被称为“出境”,若成功了,就是个永久“出境”实例。

字斟句酌同时不带批判性地去定义词语和术语,《夏普词典》让读者能轻易又快速地理解词典裏的词条。我这被充斥于夏普三部曲作品里各种挑衅智力的历史事例宠坏了的读者,第一次阅读时发现词典是如此之简洁,竟有被剥夺之感。然而,当《夏普词典》在世界各地传开後,我相信,这将有助于双方的了解和非暴力行动的运用。到目前为此,我可以肯定一件事:迄今还活在这世界的人之中,除了夏普,没有人能够撰写出这一作品,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他付出的努力。

玛丽·伊莉莎白·金(Mary Elizabeth King)是位和平与衝突研究教授。她任职於牛津大学的和平大学与路特梅尔美国研究所研究员(University for Peace and a Rothermere American Institute Fellow)。在60年代民权运动期间,她随马丁·路德·金一起工作,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