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3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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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秦始皇以来的2000年间,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一直是专制主义。统治者执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老百姓遵守的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奴隶主义。只是在农民革命引起的激烈社会变动中,它才受到“造反有理”的短暂破坏。然而农民革命胜利以后,马上又照原样建立起专制主义的统治。到了20世纪,这一套才受到某些质疑而有所松动,但是由于它的根子太深而没有什么根本上的改变。所以中国的‘国民性’始终没有摆脱鲁迅所抨击的阿Q相。中国现在要赶上先进国家,要实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本真人性。换言之,也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成为一个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公民。
——李慎之
公民是国家的基础,公民权益是国家的根本目的,公民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公民社会的建立,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益和自由。
当代公民社会是具有自由人格的人的联合,是从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发展起来的,中世纪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主要是城市里从事工商业的市民,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按照一定的契约规则所组成的社会。
当代公民社会更加关注公共政治生活、公共参与和公共利益,关注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独立的公民空间。成熟的公民社会应该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1)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假设一直是公民社会理论的基石。它主张个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公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存在的。因此,维护与发展人权是公民社会的首要原则。
2)多元主义。它要求个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团组织的多样性,思想的多元化。维系这种多元主义的是提倡宽容和妥协的文化。
3)公开性和开放性。政务活动的公开化和公共领域的开放性是公众在公共领域进行讨论和进行政治参与的前提条件,因此当代公民社会论者无不坚持公开性和开放性的原则。
4)参与性。强调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制约国家权力,是公民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5)法治。公民社会强调要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反对国家随意干预公民社会的内部事务,从而保证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领域,把国家的作用严格限制在宪法和法制规定的范围之内。
6)社会自治。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只有保持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权,公民社会的上述结构特征和文化特性才能得以维持。因此,公民社会主张在社会领域实行广泛的自治,诸如社区自治、社团自治、学校自治、地方自治等等。
二十世纪晚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生了巨大转变,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公民社会的兴起。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之后,中国公民社会已初具形态。我们可喜地看到,民营企业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正在形成;中介组织逐步发育;社区自治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增加。
中国公民社会是在社会整体变迁和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与典型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相比,中国公民社会尚有很大距离,其本身还是其所处的环境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宪法规定的、组成公民社会的核心的个人还没有具备完全意义上的公民权;两极贫富分化,社会结构发展不平衡;社会道德伦理、诚信缺失等等;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公民社会即使建立起来,也只能是畸型的与病态的。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除了要建设与国家的关系之外,还要建设适应公民社会发展的文化与意识,特别是要培育民众的公民意识,著名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指出:“中国现在自己也承认在许多方面同先进国家有差距。在我看来,千差距,万差距,最大的差距就是人民的公民意识方面的差距。”;此外,还要努力建设公民社会的内部结构。从这些方面看,中国要从一个初步的正在发展中的公民社会进步到一个比较成熟的公民社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是,在全球化日益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成长进步,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势不可挡。
中国公民社会网以为公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作为己任,秉承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创造之精神” 的信念,通过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持续关注,架起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和公民社会现实之间的桥梁,冀望达到普及和提升国民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完善和发展,为构建法治社会、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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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29日 星期五

大陆“天价房”真相 朱镕基一语捅破惊人内幕

 

中共政府调控楼市10年,楼价却不断创新高,前中共总理朱镕基曾一语捅破惊人内幕:这是地方政府在搜刮民脂民膏。图为上海楼房。(Philippe Lopez/AFP)

近日,大陆不断传出“天价房”的消息,深圳两个均价过10万/㎡的楼盘上市,最贵单价达29万元/㎡;北京一套37平方米的二手房卖到350万元(以下均指人民币),加上税等杂费每平方米超过10万元。广州一手楼价也创出历史新高。

中共政府调控楼市10年,楼价却不断创新高,这令大陆民众百思不得其解,其中奥秘究竟如何?前中共总理朱镕基曾一语捅破惊人内幕:这是地方政府在搜刮民脂民膏。

大陆“天价房”频出 上海房价10年翻5倍

3月25日,大陆微博爆出消息称,深圳两个均价过10万/㎡的楼盘上市,最贵42万元/㎡开售。这一消息迅速引发网民和地产业内人士转发。尽管深圳国土资源局随后对相关房源价格进行更正为29万元/㎡,但东海国际公寓和后海深圳湾壹号这两个楼盘,还是被网民指为目前深圳现售楼盘中的最贵公寓。

来自链家地产的消息显示,北京五道口二手房的建筑面积只有37平方米,但卖主的叫价却达到了350万元,每平方米单价已达到9.46万元,再加上中介费、各种税费,每平方米的购房成本超过了10万元。

中共房地产统计数据显示,广州一手房价已连续4月同比涨幅超10%,今年2月份广州市一手住宅网签均价再创历史新高,冲至16,298元/平方米。

实际上,过去10年,大陆房地产价格可谓大幅上涨。从2003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中国全国城镇平均房价从每平米2381元上涨到5791元,涨幅大约在143%左右。官媒新华社报导说,上海、北京和广州三个城市房价的涨幅,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涨幅,上海达500%、北京为365%,广州则是261%。

朱镕基捅破惊人内幕:地方政府就是搜刮民膏

中共政府过去10年间曾9次调控房地产,意图控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但为什么房价“越调越涨”?多数专家曾评论认为,中国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是中共政府货币超量发行。

不过,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前总理朱镕基曾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一语捅出更惊人内幕。

2011年,朱镕基在清华大学做演讲时说,分税制不是推高房价的原因,“(财政收入)总共8万亿,一来一回(地方)收回来7万3千亿,还少啊?还没钱?现在地方有的是钱。”朱镕基认为,房价不断被推高的原因在于中共政府制定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就是房地产的钱,都收给地方政府,而且不纳入预算,这不得了。这个钱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价抬得那么高。”

与朱镕基的话相印证的还有经济学家郎咸平的研究。郎咸平发现,大陆房价里面政府收的有12项税跟50多项费,加在一起占到了房价的70%左右。他认为,这才是高房价的最大推动力。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gaozhit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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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徐亦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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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3月28日 星期四

    一平文集:波兰变革中的民族因素和参战 (3)


    (波兰变革中的民族因素和参战 )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民族、国家、宗教之冲突这是世界基本的问题,否则即无法理解今天的世界,比如中东、以色列和阿拉伯;印巴;911和伊拉克战争等等。具体一个国家,其自身的主要问题可能是社会制度,但是世界的主要问题却不在此,而是民族、国家、宗教之冲突。世界政治反复变化,但国家及民族间的利益冲突却根深蒂固。波兰作为新独立的国家,由于历史的经验,其需要防备东西两边的强大宿敌德国和俄国。波兰没有可能比德、俄更强大,出于安全,加入北约,结盟美国,是之自然的战略选择。波兰需要强大的盟友以弥补自己的弱小和不利的地理位置,除此而外波兰没有其它手段反制德、俄两国潜在的威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一是911后所引发的恐怖主义威胁;二是中东的石油;三是美国的全球战略。所谓解放伊拉克是战时宣传,本不在严肃思考之内。欧洲主要大陆国家德、法、俄反对伊拉克战争,也是出于本国利益。作为大国它们和美国有世界权力利益的争夺,不愿看到美国霸权的扩张,而它们更临近阿拉伯世界,也不愿意卷入战争的危险。英国参战,因为和美国有更多的利益关系,也因为英国和德、法有欧洲权力的争夺。在欧洲主要大陆国家反战之时,波兰毅然参战,此是很大的冒险,但也是对时机的很好利用。参战虽然得罪德、法、俄,但德、俄是波兰的宿敌,而美国更可靠更强大。在美国孤立之时以军事支持美国,由此奠定波美牢固的战略关系,使波兰成为美国在欧洲的中心盟友。一个弱势国家,在欧洲的强林中,能获得如此机遇百年难逢。最近波兰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友之一驻军伊拉克,显示了波兰国际地位的上升,并且波兰将在伊开采石油。开采石油;国际新地位;美国特殊的利益关照;及战略上的安全保障,这是波兰参战的四大利益。较之得罪欧洲大陆国家是得之重,失之轻。
       波兰民众实际和欧洲民众一样,大多反战。有统计表明波兰80%的人反战,联系教皇对此战的态度,此统计可以相信。波兰人有反强权、反暴力、和平、理想主义的传统,他们反战很自然,况尔教会反战。人民反战,但政府挺战参战(在英国、意大利也同样),似乎有背民主,其实这正是民主制度的有效性。民主不是简单意谓多数决定,其意义是机制健全彼此制约。权力间彼此制约,多数和少数彼此制约,人民和政府彼此制约,思想和权力彼此制约。西方文明为二元性,思想和权力分离。此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之死;罗马接受基督教;及后来的政教分离。西方社会权力不掌握媒体即此传统的体现。人民有言论思想之自由,但政府亦有实行权力之保障,二者均遵循法律。人民可以反战,可以抗议示威;但政府照常调遣军队。如果政府错误,其可以按照法律更换,但人们不能以精神思想直接干涉行政。正是思想和权力的分离及相互制约,其保证权力实行的充分现实性和有效性;而也保证了思想给予社会的活力、未来的希望和可能,及社会修正自己的余地和空间。西方社会之所以强盛。能长久保持其活力和创造性,并能不断纠正完善自己,此是原因。我们习惯于将民主道义化,多数化,人民化,甚至神化,实际都是对民主的庸俗化,民主政治的真正意义是其机制的合理和功能的有效。
       波兰政府是出于波兰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安全和利益,选择了参战。尽管我个人反对伊拉克战争,但我理解波兰政府的选择。同时我也理解波兰人民反战的精神和情感,对之我一向怀有崇高之敬意。
        03年7月
    (波兰变革中的民族因素和参战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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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平文集:波兰变革中的民族因素和参战(2)


    (波兰变革中的民族因素和参战 )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在波兰整个的变革过程中,民主和民族互动互益,民主促进了民族自立,民族成就了民主体制。波兰之能和平地完成变革,民族主义有重要的作用。波兰变革直接体现的是政治,但深层隐含民族的因素。因此波兰的政治变革有民族性,我将之称为政治民族变革。此和苏联的变革有巨大差异。波兰是一民族为主的国家,有自由之传统,,而压迫者是专制帝国,因此他们追求民主即追求民族自立,追求民族自立亦追求民主,二者互益,顺理成章。匈牙利、捷克同样。即是蒋经国后的台湾也与此类似。但另一些情况则大相径庭,比如南斯拉夫,上个世纪的中国,民族和民主正冲突。
        3
       制度变革即社会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其首先是对现秩序的废置,因此制度变革必将伴随危机和混乱,甚至引发流血、暴乱和崩溃。体制变革甚危险,这对任何社会都一样。因此和平变革需要诸条件。变革是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但根于权力和利益,因此权益的各方需要有共同的目的,并能够妥协达成一致;变革会在一定的时间和程度上丧失秩序,因此社会需要有的稳定力量,比如宗教、文化、团体组织、国家权力等等,其在秩序"休克"之间能够维持社会平定;再新体制需合乎社会情况条件和人民的素质,人民基本可适应。
       由于有苏联压迫和民族自立的大目的,因此波兰变革中双方达至了妥协。比如89年圆桌谈判,统一工人党同意团结工会参加议院竞选,并恢复上议院,作为回报团结工会则同意在下院为对方保持38%的席位,并设立总统一职,内定给雅鲁泽尔斯基。89年前教皇三次回访波兰,79年一次接见了波兰三分之一的民众,他是波兰实际的精神领袖,在困难的时候他凝聚了波兰的精神,坚定了民族的自信,他不仅给波兰带来自由的希望,也包括和平非暴力精神。瓦文萨后来说:“如果没有他,我们的进程会慢得多,会流很多的血。”保罗二世任大主教期间的同事沃兹亚科维斯基教授说:保罗二世当年最感兴趣的并不是与极权政府对抗,而是教民精神的成长。波兰变革初期情况非常困难,90年生产总值下降11.6%,物价上涨585.8%,通货膨胀2000%(91年我的工资是150万兹罗提),商品极度匮乏,日用品需要票证,处处排队,此期间教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呼吁人们平静忍耐,保持信心,稳定了人们的精神。最令人感动的是波兰人民,为了波兰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忍耐克制,能够团结。因此那时波兰困难,但平静而秩序,如果没有教会和人民的民族意识,社会很可能陷入混乱。我在波兰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中国社会和人民难以承受这样的危机。波兰有自由精神的传统,有私人经济的传统,其有斯拉夫法兰西之称,因此变革后波兰人能很快适应,也就是说自由体制基本适合波兰的社会情况、经济文化传统和人民的素质。社会迅速恢复,91年物价上涨回跌到70.3%,92年生产总值平均增加1.5%,93年增加4%。但同样的改革在俄罗斯则不成功,专家评论“俄罗斯在1992年初用“休克疗法”启动经济转轨后,非但没有‘一步跨越深渊’,迎来领袖们许诺的、经历短暂痛苦之后将会很快到来的经济回升和社会稳定,反而经历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长达8年的经济衰退”(“俄罗斯经济转轨进程的理论探析--以制度变迁为视角”徐坡岭)。这是因为俄国没有个体自由(个人管理自己)和私人经济的传统和基础,一方面是国有经济停顿,另一方面人民欠缺私有经济活动的能力,于是财富为极少数人的控制(96年10月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六大金融集团控制了50%的俄罗斯经济和绝大部分传媒),生产无法恢复,健全的自由经济秩序难能建立,这是俄国的根本问题。俄国有回到专制社会的可能。
       波兰成功变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西方经济的有力援助。91年波兰外债高达300亿美元,国家几乎丧失偿还能力。91年国际金融界取消了波兰50%的债务,90-92年西方给波兰提供了253亿美元贷款,近乎西方提供给东欧全部基金的一半。西方的经济援助是波兰很快渡过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是俄国却没有如此幸运,92-97年西方提供给俄国的贷款总共是495.8亿美元,而俄国大约需要3000亿才能渡过难关。帮助波兰进入自由世界,从而瓦解华约和苏联,这是西方长久以来战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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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新社会远比结束旧体制困难得多。结束旧体制只需要政治手段,甚至革命就可以解决,但是新社会实则是政治、经济、法律、社会之秩序的综合建立。其需要社会成员的共同认同协调方能完成。因此社会建设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问题,其亦需要社会成员有共同的精神意识。没有精神意识的认同,无法组织社会。比如没有新教精神美国制度的建立即不可能。波兰变革后面临许多问题,有些情况甚至比以前更糟糕,比如腐败、失业、犯罪、新贫困等等,而且建设新秩序需要长久的时间,没有精神的支持,社会很难走向积极的建设。因此变革后,教会、政府、知识分子都很重视波兰精神的建设。传统波兰精神包括天主教信仰,自由主义传统,爱国主义。民族、国家是现实存在,尤其是由于波兰的历史,爱国主义不能没有,但亦不能夸张,否则会导向极端的民族主义。对之波兰把握得很得当,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了社会和解,增进了民族自信,却没有导致封闭和对外的敌意。
       波兰共产党不是严酷的权力,社会没有留下过深的仇恨。但波兰毕竟曾是集权社会,有过不少迫害和镇压,也流过血,因此变革后如何对待共产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进行清算,民族将进入新的敌对和仇恨,社会国家也将有新的动荡和危险。因此,米奇尼克提出一个波兰的思想,“我们仅仅拥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米奇尼克同意作家托马斯•曼的观点“希特勒的支持者并不是另外一些德国人;不,他们正是我们生长于其中、我们所爱的人们”。居于此精神,波兰没有选择报复,而走上宽容与和解。“我们不想继续创造只是政治论战的新的历史神话。我们将建设一个民主的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波兰没有取缔共产党,而且克瓦西涅夫斯基由竞选担任了总统,但波兰的民主和独立却更加巩固。当然宽容与和解不意谓遗忘,一个民族应该永远保持真实而清晰的经验记忆,否则悲剧将会重复,但是经验和记忆属于思想和历史的范畴,而不是进行政治的清算或报复。
       勇敢、自尊,这是人们一向对波兰人的赞誉;但是波兰人性格的另一端也存在有自卑和脆弱,由于长久的被奴役他们缺少自信和意志。在西欧波兰人被歧视,西欧人把他们归于东部,落后、贫穷、没有尊严。波兰人到西方普遍有自卑感,而住在西欧的波兰人也大多从事低等工作。区域、国家、种族、文化、语言是人存在的类属,人并不能由此解脱,其是人存在的属性之一。由此波兰的变革绝非仅仅是政治的改变,其对民族心理、精神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其是波兰命运的转折。米奇尼克说:“我们重新找到了我们的语言、找到了我们的记忆。 我们终于用我们自己的声音说话了。我们重新获得了正常身份。我们重返历史。我们回到了欧洲。”如果说长久以来波兰民族的记忆、语言、身份、处境一直都是被否定被压抑的,那末由89年他们转向了肯定。而人的全部存在就是追求肯定。99年米奇尼克在“十年後的反思”中说:“我认为,在九十年代的波兰所发生的变化,是三百年来波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变化。波兰由一个专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民主的国家,由一个附庸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主权的国家,由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法治的国家,由短缺经济进入了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波兰保持了政治稳定,改善了它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并且终於加入了北约,这意味着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波兰获得了更大的安全。”“苏联的解体改变了中欧的地缘政治版图。看看波兰吧,在1989年的时候,波兰有三个邻居: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如今,这三个国家都不复存在。”“波兰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稳定的和安全的国家,它正在蓬勃发展。三百年来,波兰一直处於内忧外患的困境,仅仅十年,我们就取得了如此成就,应该说这还是很不错的。”米奇尼克对波兰的骄傲意由言表,他代表了许多波兰人。对于一个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奴役和压迫的民族国家,他们的喜悦和骄傲很能理解。
       民族、国家是现实之存在,一方面它具有文明的意义,是长久时间中某种语言、记忆、经验、文化、精神、传统、价值、生存方式的积累和延续;一方面各民族、国家之间又有利益和身份的激烈的竞争和对抗,其是人类敌意、仇恨、战争的根源。发扬前者,避免后者,这是健康建设性的民族主义。变革后波兰人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得当而成功,其避免了波兰可能发生的社会敌对和仇恨,带来了社会和解,肯定了波兰的信仰、精神、文化、语言,恢复了民族的身份、信心和尊严。波兰不是没有偏狭的民族主义,过去有,现在亦有,只是其不被鼓励,“地方性、狭隘的民族主义、仇外心理”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但是其是被批评的对象,不能听任其蔓延;而肯定波兰精神也不意谓“民粹主义”,而被是在肯定的基础上有剔除和新的吸收。肯定爱国主义,但又避免走向极端,这是很难把握的。波兰的天主教信仰和自由主义传统平衡了爱国主义可能带来的民族偏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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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克微支曾说:“波兰是夹在德、俄两个野蛮国家家的一个文明的楔子。”德、俄曾是历史上两个最强大的具有侵犯性的国家。波兰的不幸来于其不幸的地理位置。夹在德、俄之间,波兰不可能有别的命运。冷战,东西两大阵营的划分--专制与民主,使世界错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而苏联一旦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多元复杂的冲突又都浮现出来。铁托的强硬专制压制了南斯拉夫各民族间的冲突,而铁托死后,民族冲突变本加厉更为血腥。柏林墙拆除,东西德统一是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是德国的统一马上带来欧洲各国的紧张。柏林墙倒塌之后,法国国防部长舍韦内芒说:“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这对法国将是一个极大的危胁。”撒切尔夫人“反对匆忙统一”,主张要建立一种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力量与统一的德国相抗衡。戈尔巴乔夫强调:德国统一不应打破欧洲均势。德国统一必须考虑到四大国和其它邻国的利益和要求。最紧张的是波兰,因为战后德国曾有十万平方公里划给波兰。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强调,保证国家边界是波兰生死存亡的大事。总理马佐维耶茨斯基多次要求两德议会同波兰草签有关确保现有边界的协议,并作出法律保证。在国与国之间,主权、领土、实际利益远远重要于政治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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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平文集:波兰变革中的民族因素和参战


    一平文集
        此次美伊战争,我很关心波兰的参战。虽然其只是象征性的,但意义重大。我理解波兰和美国的特殊关系,但对之参战仍然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此无异是对欧洲大陆国家的挑战,将面临德﹑法﹑俄三大国的压力﹐此选择并非容易﹐其表明波兰欲与欧洲诸国一争﹐决心改变自己在欧洲的处境和位置。此事显示了波兰兴起的信心和意志。波兰参战当然有石油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与美国的战略关系﹐以确立波兰于欧洲的位置。 1
        1991-1996我曾在波兰居住六年,9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文字﹐提到“波兰﹐欧洲文明的一支力量”,我预感到波兰于未来的兴起。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波兰是弱小民族﹐其实是误解。波兰是失败的民族﹐弱而非小。十五﹑十六世纪﹐波兰曾统治过由波罗地海到黑海之间广大领土﹐甚强大,但其后走向衰落。由1771年到1795年波兰三次被普鲁士﹑澳地利﹑俄国瓜分﹐波兰国家由地图上消失近一个多世纪。波兰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国家权力分散。1683年波兰国王由世袭改为贵族选举产生--由此说波兰的政治有自由民主之传统﹐这是好事,但也导致了后来贵族权力的纷争﹐消弱了波兰对抗邻国的力量。民主和民族有时互益但有时却互违。1771至1918﹐此段历史对波兰人至关重要﹐对之不了解即不能理解波兰。由于波兰的特殊历史﹐波兰百姓和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民族感和爱国主义传统,有反强权反专制的自由传统;而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因为两个世纪以来波兰人所受的大体是外强的压迫和统治。
       1918年一战结束﹐波兰得以复国。1939德国入侵波兰﹐波兰再次沦陷。1945年后波兰的社会制度不是波兰人自己的选择﹐而是苏联强加给他们的。波兰有民主政治的传统﹐私人经济传统﹐知识分子自由思想的传统和天主教信仰﹐如果不是苏军占领﹐波兰不可能选择社会主义﹐他们将是民主国家﹐当时波兰西科尔斯基的流亡政府就在伦敦,但是苏联扶植了波兰的共产党权力﹐并监视控制它。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米洛凡.吉拉斯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这次战争与过去不同,占领者也要把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在占领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强加自己的社会制度.只要他的军队有此力量,不可能是别的。”波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是二战后西方和苏联势力划分的结果。波兰名誉上是独立的国家,但实际上是苏俄帝国势力的一部分。经济上,波兰是经互会成员;军事上是华约成员,而且苏联在波兰有驻军;政治外交,波兰均受控于苏共中央;精神思想,马列主义为国家意识,而且波兰学生要强制接受俄语教育。波兰是苏联的附庸,此即所谓的“刺刀下的社会主义”。
       由于不是自己的选择,共产党制度在波兰缺少基础,此不同于苏联和中国。波兰90%以上的人保持信仰天主教﹐教会的基础强于党。而波兰知识分子也一直保持他们的自由主义传统。我的波兰同事曾骄傲地对我说:"波兰人从来没接受共产主义"。当然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共产主义当时在整个欧洲具有迷人的色彩。但自共产党制度建立,波澜人即没放弃过批判和反抗,48年罗兹纺织工人罢工;56年波兹南事件;60年代异见知识分子的挑战,抗议新闻检查的"34人签名信","22个主要作家清除出党",抗议禁演<先人祭>的学生运动;70年代初连续的大规模罢工;75年反宪运动;70年代末各种工会组织建立;79年教皇回访波澜;80年工人运动兴起,"团结工会"成立,反抗风潮全民化,以至81年底层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实行军管;80年代后有"第二经济、社会"现象,自由化风气,84年波比耶夫斯基神父被杀事件,86年团结工会成员大赦,88年工人再次罢工要求恢复团结工会。89年波兰政治变革。
       经济,政治,民族,这是波兰人反抗的三个层次。波兰人反抗的直接起因一般都是经济,比如56年波兹南一万五千工人武装反抗,直接的原因是反对增加劳动定额;70年工潮的起因是国家物价平均调涨17.6%;80年的工人运动也是起于国家食品紧缩政策使物价上涨和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波兰人的经济要求之后是政治要求,他们的反抗一向有明确的政治性。波兹南事件中工人的口号是:"我们要自由","打倒假共产主义","打倒俄国人","结束苏联占领"等等。71年1月什切青罢工工人对政府的12点要求包括,第二条:工会,工人委员会,以及党和政府组织立即举行合法民主的选举;第六条:报道船厂和全国政治经济的真实情况;第十二条:安全部门不再骚扰工人。80年瓦文萨领导了格旦斯克造船工人罢工,他的21点要求包括,1:成立独立于党的自由工会;2:保证工人罢工权利;3:一切宗教代表都能接触大众媒体,言论,印刷和出版自由;4:释放所有政治犯;6:公布政治和经济的真实信息。政治目的非常清楚。由于波兰的政治制度是被苏联强加的,并被苏联控制,波兰不能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波兰人的政治反抗最终将面对苏联的障碍。波兰的政治之下,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国家民族的非自主。因此波兰的政治问题最终是摆脱苏联的控制,取得国家自立。波兹南起义要求赶走俄国人;反宪运动是反对波兰宪法中依附苏联和共产党统治的条款;<先人祭>引发的学生运动是抗俄;瓦文萨的21点要求之所以没提出外交政策,国会选举,结束新闻检查制度三大问题,是考虑波兰的"地域政治形势";81年雅鲁泽尔斯基实行军事戒严,重要原因是苏联干涉的压力。米奇尼克妥协的思想的基础是:波兰不可能战胜苏联强大的核军事力量,如果苏联不欲放弃对东欧的控制,苏联军队即不可能离开波兰,如果苏联的制度依旧,波兰也将如此。因此以革命和推翻政府不仅不可能而且危险,反抗必须寻找新的方式,利用现有空间,建设未来,和政府对话、协商,妥协地推进社会进步。其整个思想的前题是强大苏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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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兰的共产党专制制度相对来说比较温和。波兰基本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斯大林时代波兰没有严厉的镇压(48年哥穆尔卡和他的一些支持者因为右倾和民族主义被撤职),53年后也没有清洗斯大林分子,此是东欧唯一的例外。波兹南事件,75人死亡,伤900人(同年匈牙利事件中,2400人死亡--恢复后的政府统计为234人,事后两万人被捕,2000人被处决,数千人流放苏联);70年底格旦斯克工潮,警察开枪,军队介入,死46人,伤1165人;雅鲁泽尔斯基81年军事戒严死28人,1713入狱。这是波兰40多年共产党制度中主要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因此不能说波兰政府是残酷的权力,将之等同于苏联。65年库隆和莫德则莱斯基在"致党中央公开信"中提出"推翻现行制度,革命是必然的",他们被判刑是3年和3年6个月。我倒以为波兰比较严重的迫害是对德国人和犹太人,44年哥穆尔卡没收所有德裔农民的土地,并将之驱逐出境;60年代中波兰政府为了转移不同政见运动的压力,以反"犹太复国主义"为名清洗党内犹太人,致使68年2万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二)离开波兰。波兰人保有天主教信仰,教会和政府有矛盾,亦曾有冲突,如教产、税收、学校的宗教教育,及53年红衣主教维茨斯基被捕(56年被释放)等等,但人民能保有宗教信仰,教会事物基本不被干涉,如教皇的当选和回访。波兰没有实行土地公有化,大部分农民是私人土地私人经营(85年集体农庄土地4%,国营农场土地22%)。波兰控制言论,有新闻检查,查封刊物因言获罪时有发生,但还算比较宽松,波兰知识分子从未中断思想自由的传统,以至80年代波兰反对派派每年出版400种杂志,有300多万读者,500多种图书通过非官方渠道("第二渠道")出版,波兰文化部长承认说;"我们对之既不会支持,也不会用非常手段镇压"。
       波兰的共产党制度之所以能够比较温和宽容,除了文化原因,很重要的原因是波兰人有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情感,他们在危难的时候总是能看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将其放于比政治更高的位置。也是由于有共同的民族精神,在同样的政体下波兰没有发生严酷的迫害(89年后,波兰也没迫害前共产党,现波兰总统克瓦西涅夫斯基和他前共产党),并能和平地进行政治变革。哥穆尔卡是强硬的共产党执政者,但他也是强硬的波兰民族主义者,苏联把他视为"民族共产主义者"。他在46年说:"波兰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也能实现社会主义",他抵制斯大林主义,抵制集体农庄,48年说"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某种程度上必须是波兰方式。"为此他失去总书记的职务(56年恢复)。56年波兹南事件,最终政府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了结,"波兹南工人罢工,很大原因是因为官僚主义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歪曲"(《人民论坛报》56年7月六日)。此其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也避免了苏联的介入。英国东欧专家福克斯(Ben Fowkes)评论说;"波兰所有的领导人,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者还是非斯大林主义者,都争取从苏联控制下得到最大可能的自治。这是很可敬的精神。"以后波兰的许多事情也都得助于此。70年底工潮之平息,除哥穆尔卡下台和意外去逝外,政府做了一系列让步,如停止冻结工资,最低工资提高17。6%,家庭补助提高25%,而工人也做了妥协,没有继续坚持政治要求,原因是"反对苏联太危险",天主教主席团也呼吁秩序和平静,称"这是独立的最好保证"。
       81年雅鲁泽尔斯基实行军事戒严出于稳定局势,但也是迫于苏联武装干涉的威胁,因为有56年匈牙利事件,68年布拉格之先例。苏联驻波兰军队官员维克多.杜比宁将军后来说:"如果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不采取行动,我们将干预。"如果没有苏联的威慑,就波兰自身的情况,当时政治变革即有可能实行。当时团结工会成员1千万,其中150万是共产党,教会、农民(农民团结工会)、知识分子都在工会一边。80年代后,波兰实际是在等待苏联的变化。没有苏联的变化,波兰无法最终变革体制。雅鲁泽尔斯基与反对派谈判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苏联的情况必须改变;第二条是反对派需要妥协。这是雅鲁泽尔斯基80年代的政治路线。这和米奇尼克的思想一致,当然米奇尼克是立于反对派的一边。执政者和反对派最终能搭成妥协,是因为他们中间有共同的道路,因此他们能够对话协商,使国家和平变革。这就是他们有共同的对手--苏联的控制;有共同的更高目的--波兰国家民族的自立和安全;有共同的爱国精神。如果我们在波兰执政者和反对派之间的合作中看不到民族的因素,那是不了解波兰。
       88年5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同月戈尔巴乔夫宣称"其他国家有选择本国社会制度的自由"。89年2月他宣布:"新的对外政策的基础是独立、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和纠正过去的错误。"显然苏联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89年至2至4月雅鲁泽尔斯基和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实际上是共产党向反对派让出权力。6月两院选举,团结工会所向披靡,8月马佐维耶斯基组阁,团结工会12席,统一工人党只占四席位,其中包括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而此两席的安排是为防御苏联的变化。波兰变革和平完成。米奇尼克公开称赞雅鲁泽尔斯基的勇气。福克斯曾评价雅鲁泽尔斯基"对自己国家面临的危机有深刻的认识"。不能不说他在波兰的和平变革中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没有他的明智波兰也必将变化,但是有可能发生流血或革命。雅鲁泽尔斯基清楚他的选择,他之所以做出此选择,是以波兰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尚。"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军队忠于国家",这在当时甚重要。[下一页]

    一平文集:立足自身,广泛联盟

        中国体制内的改革经过30年已经走到了尽头。就是近20年,六四杀戮的恐惧效应也已经用尽,一年20余万起的群体事件,表明今天的中国民众已经不再惧怕政府,而将其作为对头和“挑衅”的对象。邓南巡,大步推行资本主义,给全民带来了发财的梦想,成功地转移了国人的关注点,消解了六四后的政治危机。但是,20年过去,国民财富和现实利益的已经分完了,得巨益的是权贵,而民众的发财梦破灭——发财成了被掠夺。可以说,中国集权制度的功力已经用到了尽头,包括透支——自然环境、社会信约、道德伦理、人文价值等诸方面。中国又到了一个关口,或崩溃,或改革体制。

       温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所谓“得而复失”实际就是崩溃,不好明言而已。官僚集团不论多么地不情愿改变体制,但社会客观规律则由不得他们。冬雪夏雨,时令使然。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社会的沙粒化、社会信约解体、无共认意识及行为规范、负向共生关系、人心恐慌而怨愤,这些说明社会稳定的因素均已消失,处于解体的状态。中国社会很危险,已在崩溃的边缘,这是大势。
       近来,与温家宝讲话相近的,还有刘亚洲、秦晓等体制内高官的发言。这说明中共内部还是有开明的改革派,虽然经过六四清洗,胡耀邦、赵紫阳一脉并未一网打尽,虽然官僚集团成了利益集团,但也不意味其内部良知灭尽。最近,国防大学研究员辛子陵在《共识网》发表文章“政治体制改革从何入手?”,支持温家宝的讲话,文章说:“毛泽东创造的政体,……是个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政体,是60 年来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宪政民主是什么?……政府必须民选,总统必须人民授权。人民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文章最后说:“如果顽固派动用暴力以‘维稳’的名义再一次把政治改革的要求打成‘动乱’,人民有权在改革派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包括非暴力革命和暴力革命,打倒顽固派,实行宪政,再造中国。”话说到这个份上,算是到家了,但他对党内改革派的估计未免太高,不是顽固派有贼心没贼胆,而是改革派有“贼心”没“贼胆”。他们的力量太弱了,但是有这股力量远比没有要好。
       党外无党,党内有派,且由于前者,而后者的派争更酷烈。这是人性使然,也是任何主义都无能改变的。出于权力争夺,改革的牌、民意牌——都是大牌,也必有人要用;而有人用,就有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因此,我们欢迎权力者利用民主、民意,打普世价值的牌。
       民间反对派是政治上的弱势,力量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联合与借助各种力量,广泛结盟,搞统一战线。所有有益于实现宪政,结束集权制度的力量都需要支持和联合,无论其出于什么动机。政治斗争不能简单化,一分为二,非黑即白,不属于民主政治。民主本身即意味多元共和——黑白混合的灰色;反之,非黑即白则是专制政治的特征——暴力抉择的简单化。
       江棋生在反省“八九”运动时说:有两件事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他没有想到中共顽固派竟然那么野蛮凶残,动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并最终下令屠城。第二件事,就是对以赵紫阳、张爱萍、鲍彤、阎明复、胡绩伟等为代表的共产党内愿意严守现代文明准则的力量严重缺乏了解和缺乏信任,以致于当5月19日晚听到赵紫阳先生几点声明而受到不小的震动后,依然没有激发起寻求沟通和合作的意愿,还是认定要保持运动的纯洁,不介入‘权力斗争’。甚至当何维凌先生等人主动来到人民大学进行洽谈时,我也不为之所动。如果我,如果还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大体意识到那已经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争,一场人性与兽性之搏,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那么或许就有可能突破体制内外、平民与军人之间的‘鸿沟’,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不仅从道义和精神上,也能从气势和物质上,压倒屠杀力量,制止屠杀暴行“(胡平《对温家宝的讲话应予肯定》)。
       中国的民间反对派需要汲取“八九”民运的教训,支持所有益于实现宪政,结束集权体制的声音,联合所有其力量。中共内部改革派能够站出来主动变革,当然好,要全力支持,哪怕是非彻底的变革,和实现民主宪政尚有距离。但是,民间反对派要立足自身,不将改变体制的宝押在执政集团上,而主要应寄希望于民间。因为,中国民主制度之本在民,在于公民社会的建立,非此,即使有体制变革之名,也无其实。再则,中国当今的官僚集团以不同于80年代,他们的利益太大了,他们的数目和体积也太大了,他们大多清楚这套体制走不下去了,但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况且,还有子承父权一层。对此,我们需要有充分的估计。为此,反对派特别需要坚持立足自身,寄希望于民间,不去不饶地建设自己,发展壮大组织力量,成长出能够领导国家的政党。
       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 
    (2010/10/06 发表)

    2013年3月27日 星期三

    比万恶的奴隶社会还恶的河蟹社会

    【奴隶社会的标志】1.奴隶没有土地;2.奴隶的财产来自于奴隶主的分配;3.奴隶没有政治权力,不能参政议政;4.奴隶要爱奴隶主,不得背叛;5.奴隶有保卫奴隶主的义务;6.奴隶很贫穷,奴隶主很富;7.以前的奴隶有生育自由,生的越多奴隶主越高兴,现在的没有了。总结:万恶的奴隶社会。

    《孤星淚》背后的起義



    星期二, 26 三月 2013.

    這段曆史展現了資產階級一貫的行事方式


    裘青 社會主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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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最重要的小說之一-《孤星淚》(Les Misérables 或譯《悲慘世界》),不久前再以音樂劇的形式拍成電影。相比以往,如一九九八年版的電影,這次以說唱形式所展示的電影似乎更多地展現了十九世紀的巴黎貧民的生活寫照:數量驚人生活無繼的乞丐、街道狹窄骯臟的貧民區、工業革命過渡時期的工廠等等。當然,電影的手法不免或多或少地有所夸張,但事實上這的確是資本主義初期原始資本累積的社會情境。雖然作為一部商業電影,原著中對社會的批判和對曆史的敘述基本上已被砍得七零八落,但我們依然可以以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角度從整個故事中挖掘出比電影主調更有啟迪之意義。
     
    故事建基於一八三二年前后的法國,不久前剛剛打倒了波旁王朝的法國人,特別是底層的平民,卻發現自己原來被新國王和資產階級狠狠地擺了一道,一八三零年憲法中雖然名義上拋棄了被波旁奉為圭臬的君權神授論,但實際上君權仍然不見得比舊日來得要少;上議員的議員世襲雖被廢除,但卻改變為由國王任命;由於國王是由資產階級所捧上台,因而不遺余力地去保護私有產權,也衕時造成了資產階級和底層人民矛盾的日益尖銳。這意味著七月王朝政府在進行一輪看似凌厲的「改革」,但事實上仍舊令不少昔日的支持者失望(相信今日香港不少「梁粉」對此相當熟悉)。
     
    在電影中,這些曆史背景被悉數的略去,把焦點集中在人與人之間,特別是男女之間的感情糾葛上,使得在原著小說中份量頗重的一八三二年巴黎起義變成一個次要的點綴-學生希望借民眾敬重共和派拉馬克將軍的情緒而在葬禮上奪取靈柩并發動起義,最后因寡不敵眾,在大炮的轟擊下街壘被攻破,起義以被鎮壓告終。
     
    事實上,即便我們不去深究故事背景,單單在電影中學生起義并失敗的這么一幕,背后卻能找出相當典型的情節:學生們希望以一個象徵性的事件(電影中就是拉馬克將軍之死),通過一個學生組織(「ABC俱樂部」),向政權發起挑戰,而最終由於缺乏民眾的廣泛支持孤軍作戰(電影中街壘被火炮攻破時,受傷的起義者請求民眾起來支援,卻得不到回應),最終歸於失敗。
     
    而曆史上,這場悲壯的起義背后卻有不為人知的黑暗面。在事前,國會中有三十九名議員發表了一篇政治宣言,激烈地批評了王朝政府衕時卻隱晦地號召人民推翻君主制。這份被稱為三十九人宣言的政治文告是起義的導火線,但在實際上,資產階級的國會議員除了為起義貢獻出几滴墨水外似乎就別無作為了,而在起義真正爆發的當天,他們卻認定起義必將失敗,因此無一不腳底抹油逃之夭夭。一些共和派的領袖在起義的翌日試圖派出代表與政府談判,但最后一個街壘都早已被軍隊所攻破。
     
    這段曆史展現了資產階級一貫的行事方式,令筆者不禁聯想到香港右翼民主派似乎完整地繼承了這一衣缽,沉迷於與政權談判交易,將群眾運動視為談判桌上的籌碼,棋槃上的棋子,甚至對自己的主張也抱著失敗主義的情緒,拖群眾的后腿。
     
    曆史總是在重復,電影告訴我們的,也許不是一個不為我們所知的故事,而是將我們所知的事情用另一種方式敘說。

    黄昌盛:胡温留下了社会大溃败




    一、胡温无能导致社会矛盾难题“长期化”
    二、胡温失职导致国家走向“碎片化”
    三、胡温渎职导致社会管理“荒废化”

     “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这不仅是“美国梦”,也是全人类的“同一个梦想”,因为它是人类社会一项基本的人权,是普世价值观。

    在“胡温新政”下,在社会资源分配的各个环节,“富贵者恒富贵,贫贱者永贫贱”的利益格局已经固化,阶层的板结已经形成,权力与财富正在形成一个封闭循环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最大威胁,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同时,社会撕裂、阶层对立、平民绝望的局面已经形成,使整个社会散发着一种火药味。

    强占农民土地时,需要黑社会去谈判压价;强拆居民住宅时,需要黑社会去敲门砸窗;垄断市场时,需要黑社会去赶走老业主;拦截上访人进京时,需要黑社会提供“黑监狱”……如果地方政权在社会管理上不依靠黑社会的力量补充,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必须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

    由一群“美国鬼子”带领中国人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知这算“中国梦”还是“美国梦”?



     随着又一次“美国孩子家长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胡温时代结束了。习近平在闭幕讲话时说胡锦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说“前任温家宝总理和已经离任的同事们打下了好的基础”。然而,高度评价与现实国情是“两张皮”,“胡温新政”早就被社会大溃败的国情证明已经破产,社会肌体的细胞已经坏死,机能已经失效,只能依靠举国体制和运动式的治理来维持社会的运行。对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预测:“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社会动荡是短痛,如分娩时的阵痛,而社会溃败是长痛,如温水煮青蛙;短痛可能逼近中国人的“宪政梦”,而长痛会离“宪政梦”越来越远。

    一、胡温无能导致社会矛盾难题“长期化”

    十年前,胡锦涛和温家宝被“指袭”登基后,向人民承诺以民生为本,“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让人民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被海内外众多媒体和某些一厢情愿的专家学者称为“胡温新政”。十年后,“胡温新政”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除了留下了宇宙飞船、航空母舰、高楼大厦、高铁和高路等GDP标志物之外,还给我们留下了“毒牛奶”和“速成鸡”,留下了雾霾和沙尘暴,留下了“求包养”和“援交”,留下了“十元店”和“卖淫妈妈”,留下了百万“裸官”和“美国孩子家长”,留下了“截访”和“黑监狱”,留下了道德败坏和价值虚无……

    当胡温无能解决一个社会矛盾时,哥俩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就会说“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治理毒食品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治理环境污染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打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减轻农民负担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治理打击“黄赌毒”、“有偿新闻”、“新闻敲诈”、非法传销、拐卖妇女儿童……都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当“人民的好书记”薄熙来案发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强调:“全党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与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对这种格式化的语言,中国人早在20多年前就听说过,但中纪委的调查报告说薄熙来20年前在大连工作时就是一个“严重违纪”的人。这里的“长期性”到底有多么长?我的理解就是要长到实现共产主义。当所有社会矛盾都变成“长期”后,就成为割不掉的毒瘤。

    胡温主政十年实际上只干了“保八”与“维稳”两件事,而这两件事恰恰是社会矛盾突出的推手。GDP指标是中共执政体系运作的政治任务,对各级官员来说,其中不仅有个人的政治利益,而且也有个人的经济利益(约定成俗的回扣)。经过多年的大跃进,“GDP主义”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政治遗产,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例如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社会道德滑坡等。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这时候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无营利的宗教、协会)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者减少货币化对社会公平的冲击。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效助手,而在保护社会方面毫无建树。例如在房地产开发中,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方式和政府职能,使一些地方政府走在了民众的对立面上,政府给动迁户的钱不是市场价,而是“补偿”。在各种对立中,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你想使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干点“破坏稳定”的事,领导认为“上访就是破坏稳定”,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去破坏,你的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经验被普遍推广采用,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收买群体上访人中的“叛徒”,以“人道主义援助”名义与上访人进行“私了”,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完全是人治化的。面对群体事件发生时,政府领导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造成警民对立、干群对立。公安机关把大量警力用到维稳上,造成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力不足,积案不破导致民众有案不报,从容了犯罪。瓮安事件发生后,遭免职的县公安局长申贵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些年我们有50%以上的案件没有侦破……公安的威信自此扫地,这是我们的责任。但作为公安,这两年我们的非警务活动比较多,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比如,遇到群体事件就出动警察,这种“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们去做。”

    由于“维稳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增设“维稳办”、“综治办”、“上访学习班”,“驻京办”、“黑监狱”等机构,进入“敏感时期”,还要动员各个部门轮班截访,造成国家的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开支。目前这种“运动式的维稳方式”,不仅严重增加社会成本,而且破坏了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政治伦理上削弱了政府形象,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黑龙江伊春上访女子陈庆霞因常年上访告状,被当地政府安置在一所医院废弃的太平间(停尸房)里,限制人身自由长达3年。陈庆霞的丈夫宋立升患有精神分裂症,2003年非典时他毁坏了拦在路口的栅栏,警方将其拘留15日,随后被劳动教养19个月。陈庆霞以对其丈夫被劳教不服为由,多次进京上访。2007年,陈庆霞领着12岁的儿子在北京上访时,遭到当地信访办人员的截访,她与儿子跑到公交车上,她被拽下车,而她的儿子从此下落不明。她被押回伊春后又被劳教16个月,双腿“在劳教期间被打残”。劳教期满后政府“出于人文关怀”把她安排一所医院的太平间里,每天由政府派的四个人轮流“照顾起居”。

    中共最担心的不是社会不稳,而是政权不稳。一些解决民生问题的“荒政”因为领导的担心而被束之高阁,平民百姓是维稳的最大受害者。一个收入分配方案搞了八年,仍不能出台;天下苦于户籍之苦久矣,仍没有取消现有户籍制度的时间表;企业退休工人哭天喊地,养老金双轨制合并统一没有时间表……更大的危害是,政治体制改革因为领导的担心而倒退关门,失去最佳改革时机,导致特殊利益集团坐大,社会失去了对其应有的制约。李克强总理在“两会”闭幕答记者问时说:“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

    二、胡温失职导致国家走向“碎片化”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庄礼伟在《国家“碎片化”的根源与治理》一文中说:“一般来说,独裁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很难会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独裁发展论’以GDP增长率作为其合法性依据,但留下了社会涣散、国家失败的隐患。独裁统治往往只是使国家拥有团结稳定的表象,却难以创造国家真正的内在和谐,它只是暂时用一个铁丝笼子把整个国家给箍住了。这种社会可能会有一个光鲜的外壳,像一个巍峨的城堡,但内部已经粉末化、碎片化了。”

    国家碎片化具有广泛的含义,不仅指国土分裂,也包括其他一些表现形式,可以分成两大类。

    1、国家社会结构上的碎片化。

    国家社会结构上的碎片化,表现在富人和穷人的阶层化,新权贵阶层已经形成,血统继承则将阶层固化,社会阶层流动的道路受阻,向上的通道开始向底层关闭,统治利益集团的人世袭国家权力并利用权力寻租,任何资源、项目、工程必须通过关系与统治集团分享利益。公共服务成为敛财工具,“主人”不花钱根本办不成事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0多年来,中国的人事制度改革,已经改到了魏晋“九品中正制”,开创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中国特色新局面。为了保证“红色江山万代传”,“太子党”全面接班,不仅接管了国家党、政、军的高层权力,还掌管各大垄断性企业、财团,乃至是西方跨国公司的代理人;他们控制国家金融、投资、矿产、土地……他们正在瓜分和掏空中国。

    中国官职的世袭化,不仅体现在“太子党”全面接管中央及省部级高权,还体现在市、县、镇、乡乃至村,中下级权力家族化,甚至公务员也在世袭化。中国的社会阶层已经固化,令平民子弟难以有前途。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曾在某县挂职县长助理两年,其间他统计了一个县级政权人事表,在80万人口的中县,竟然有21个“政治大家族”,140个“政治小家族”。比如张泰康家族,他曾任县委书记,其妹张梅芝是县政协主席,妹夫是卫生局长,表弟翟兵宝是畜牧局长。张有8个子女,儿子张立志是北山海关关长,大女婿是旅游局局长,二女婿是医院院长,四女婿是副区长……该家族共有官员10多人,而其大女婿张保彬家也是一个政治家族,两家可谓政治联姻。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地方中下级政权实际已成为家族政治。从中央到县乡,中国权力世袭已制度化。

    “政治家族”导致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好部门、好职位,都被官员们垄断。福建屏南财政局下属招聘职员,条件是为副市长陈辉之女量身制定的,为“萝卜招聘”;江西武宁县招公务员,明文规定“非正科级干部子女不得入内”;汕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陈文铸把20多名亲戚聘入其管辖部门,把持核心业务,并为此解聘了7名贫病职工。东南大学毕业生唐海情在贵州省公务员招考中,报考碧江区检察院成绩第一名,但却被拒绝录用,原因是“体检中梅毒血清特异抗体测定呈阳性”。之后,她先后到省人民医院等三家医院做了检查,而检测指标均呈阴性。尽管贵州官方和其指定的体检医院武警贵州总医院否认其背后有“猫腻”,但该医院的“猫腻”早在2011122就被《中国青年报》捅破:在贵州省和贵阳市2011年年度公务员招考中,贵州师范大学毕业生李伟等10多名考生的经历与唐海情有过同样的经历,其中的李伟“体检不合格”后,他以一个普通人身份再次到武警贵州总医院体检,结果所有检查项目都合格。由此可见,贵州人事局与武警总医院是故伎重演。

    从李伟到唐海情,谁都看得明白,在国家公务员录用中,官医勾结,玩“猫腻”,再通过面试加分“劣胜优汰”,挤出平民优秀子弟给“官二代”、“富二代”腾出名额倒出位置。虽然这些“猫腻”在媒体上一再曝光,但是类似现象却禁而不止,越演越烈,有如官场贪腐。官员们明里强调“依法办事”,暗里“猫腻”无穷,以至“潜规则”都变为了“明规则”,“幕后操纵”变为“明目张胆”。

    自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它给所有读书人以通过科考而非拼钱、拼爹、拼关系改变自己命运的通道。近代大学高考,也是贫家孩子翻身之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平民子弟还可以靠苦读、才干,改变困苦的命运。但在“胡温新政”下,已没有了这种“好事”,穷人就是倾家荡产,供子女上了大学,其毕业后也是找不到工作。在这个“和谐”“稳定”的国家,平民子弟向上流动的路多被堵死,好工作、好职务都被“官二代”、“富二代”霸占了,以至公务员都在世袭。 现今中国,平民家的孩子干啥去?考大学,会像罗彩霞那样被“官二代”冒名顶替;考公务员,会像唐海情那样“被梅毒”,或像史进利那样因与公安局长儿子竞争而遭跨省追捕;进城卖菜,城管会踢翻他们的菜篮子;女孩子给人洗脚,又会遇到“邓阿大”;富士康虽然有“十五跳”,但要去的还是挤破了门槛……平民家的孩子该干点啥好呢?是不是只能做“失足青年”、“失足妇女”呢?

    国家社会结构上的碎片化带来了社会底层大溃败。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生命。于是,就有了“失足妇女”,就有了由下岗妈妈组成的“十元快炮店”,就有了满大街的“求包养”广告,就有了丈夫为妻子卖淫“保驾护航”,就有了怀孕九个月仍然坚持卖淫,就有了母亲与女儿“同床卖肉”……更严重的是,底层人之间互相加害和残杀:煤矿打工农民以介绍亲属名义骗同乡甚至自己的亲人找工作,靠人为制造矿难来骗取赔偿费,电影《盲井》中的情节不断真实上演;对社会不满者把报复对象选择在无辜的小学生身上,连环校园血案造成中国孩子上学要由警察护送的独特风景线;为母治病而劫持人质,有关伦常血案的报道不绝于耳……新任总理李克强在“两会”答记者问时说:“这些人如果陷入生存的窘境,很容易冲击社会的道德和心理底线。”

    当特殊利益集团占尽了所有的优质资源,却还要拼命挤占底层者那匮乏的资源之时,当底层生存的空间已经被挤压到,只有靠出卖生命才能换回些许银两之时,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在这样的底层集体沦陷之后,那些轻易放弃生命对资本进行妥协,那些靠底层相互杀戮来获取生存钱财的人性“盲井”,不会前赴后继地出现呢?

    “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这不仅是“美国梦”,也是全人类的“同一个梦想”,因为它是人类社会一项基本的人权,是普世价值观。平等竞争权的核心内容是平等的市场准入权,也就是不加歧视的就业权、任职权。而在“胡温新政”下,在社会资源分配的各个环节,“富贵者恒富贵,贫贱者永贫贱”的利益格局已经固化,阶层的板结已经形成,权力与财富正在形成一个封闭循环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最大威胁,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同时,社会撕裂、阶层对立、平民绝望的局面已经形成,使整个社会散发着一种火药味。
    2、国家政治结构的碎片化。

    国家政治结构的碎片化表现在国家的法治和社会秩序分崩离析,各级政府失去公信力,政令不通,公权扩张,地方政府官员的独断专行已经使华夏大地形成了一个个上抗国家权力和国法、下压黎民百姓的封建土围子。

    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权力首先碎片化,其表现在权力的失控,“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中央政府严格土地审批权,但地方政府少批多占,圈地炒地皮,抬高房价。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得野蛮拆迁,但是各地拆迁圈地过程中自焚跳楼事件不断发生,血腥拆迁却愈演愈烈;中央政府和法律一再对污染企业祭出重拳,但是一些地方政府依然我行我素,百姓苦不堪言。广西防城港市有关部门以红头文件公然对抗中央决策,纵容当地盛隆冶金有限公司严重污染空气并造成水污染,影响农业、渔业和农民健康,而忍无可忍的村民求告无门。

    国家政治结构的碎片化还表现在公权私用,国家权力变成了“公仆”们的看家狗。薄谷开来在重庆市委和市政府没有任何职务,但她可以直接命令王立军以贩毒拒捕名义设置假现场击毙海伍德(因王立军反悔未遂);她用公权力搞到普通人搞不到的氰化物,直接带领市委办公厅官员张晓军去给海伍德“灌药”;她杀人后马上找王立军谈话,并亲自指挥王立军的4名部下把海伍德变成了一个“酒鬼”;她与王立军有了矛盾后,可以指挥市纪检委和组织部对王立军的多名部下进行诬陷迫害。薄瓜瓜一个在英国读书的孩子,却做起了跨国大买卖。海伍德向薄瓜瓜往来邮件,索要项目预期收益十分之一的赔偿,即1400万英镑(合人民币2亿元)。什么样的“土地项目”能使海伍德获取如此高的利润?一个“只做家务”的夫人,和远在英国靠“全额奖学金”生活的学生如何能够搞到这样一个天文数字的大项目?

    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腐败已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当多数的民众成为腐败的参与者与制造者,腐败已经完全社会化。官员运用权力来寻租,企业就以金钱开路,而平民则希望“出点血”摆平麻烦或者办成事情。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腐败的氛围之中,对腐败问题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邪气公开肆虐,正气难以张扬。

    国家政治结构的碎片化直接带来了社会大溃败,并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信息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

    社会大溃败甚至蔓延到军队。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披露:“一段时期,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在军队也有反映,个别领导干部玩物丧志、蝇营狗苟、贪污腐败,影响极坏。”第二炮兵某部少张西南披露:“不知从何时起,纪律松懈、作风涣散的问题在队伍中悄悄滋生蔓延,有的对上级的决策指示、部署要求,不是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而是以各种名目钻空子、打折扣、讲价钱。人情面子大于军纪,个人利益大于军纪。有甚者公然堂而皇之违抗命令,明目张胆另搞一套,不以违纪为错、为耻,相反,会变通者为“聪明”,敢顶风者“有魄力”。而这些严重违纪的现象,有的并没受到应有惩处,甚至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无视命令的现象已经如此严重,再不坚决有力地遏制、整肃,强军目标就无从实现,一旦打起仗来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三、胡温渎职导致社会管理“荒废化”

    在社会管理上,胡温十年是不作为的十年,是渎职的十年。他们荒废了朝政,荒废了政务,荒废了社会管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理想国”,留下了一个无比“幸福”的“和谐”社会:这里所谓的“人民”,是一个虚拟对象,没有实在所指;这里所谓的“主人”,要“公仆”下跪、唱赞歌;这里所谓的自由,都是“第22条军规”;这里所谓的法律,都是给无权无钱人制定的;这里所谓的选举,都是99.99%当选;这里所谓的听证,都是一群“托儿”的表演;这里所谓的“与国际接轨”和“与市场接轨”,都是对黎民百姓的抢劫。

    在一个正常社会,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只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担当社会的裁判者、服务者、监督者,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即使调解社会矛盾也要放权于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然而,在中国唯有政府没有社会,所谓的社会民间组织都是带有官方背景的营利组织,政府是“公司化经营”,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当政府与民争利时,当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政府公开干预不利于“维稳”,民间组织又因官方背景而没有公信力,因此使用黑社会这类高效的特殊组织进行暗中操纵成为最佳的选择。强占农民土地时,需要黑社会去谈判压价;强拆居民住宅时,需要黑社会去敲门砸窗;垄断市场时,需要黑社会去赶走老业主;拦截上访人进京时,需要黑社会提供“黑监狱”……如果地方政权在社会管理上不依靠黑社会的力量补充,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必须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但政府又害怕黑社会向政权渗透会危险到自己的“黑老大”地位,担心黑社会垄断市场会侵占自己收“保护费”的地盘,所以要不断“打黑除恶”,既要通过“打黑除恶”来赢得民心,又要“养鱼执法”培养新的黑社会。所以薄熙来的“打黑”变成了“黑打”,他与王立军在重庆建立了24个“渣滓洞”(打黑基地),当年国民党对付许云峰和江姐的“老虎凳”、“头罩”、“吊绳”等刑具在这里都能看到,所有被抓进来的民营企业家没有不“供认不讳”的,据李庄揭露,重庆打黑没收了上千亿元的资产,而国库显示入库才9.3个亿。

    胡温十年,各级政府的渎职现象发展到了荒唐极致的地步,公信力丧尽。从陕西省林业厅在“华南虎事件”中的指鹿为马,到上海市行政执法部门的“钓鱼”;从新西兰总理向中国政府“举报”三鹿奶粉“投毒”,到国际刑警组织向中国政府“举报”假足球;从黑龙江省环保厅阻挡新闻记者采访污染源企业,到黄浦江打捞出7000头死猪后没有人承担责任……可以说,这些事件已令中国“千年道行一朝丧”。

    胡温十年,各级司法机关的渎职侵权、徇私枉法现象发展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一大批公安局局长成为黑社会保护伞,一大批人民警察成为民众安全的最大威胁者,凤凰少女跳楼案、永州11岁少女遭百名嫖客蹂躏等惨案都有“警察叔叔”的作案。人民公安常常以警力和办案经费不足为由拒绝立案破案,但你在网上发帖批评市委书记的腐败后,警察就会立即跨省追捕你,不管你躲到哪里,他们都会找到你。荒诞不经的事到处可见,中央电视台记者在东莞市虎门镇虎门广场发现有成群的人在此公然卖毒吸毒,在广场上巡逻的公安协警对此熟视无睹。记者向协警举报被拒绝处理后,改由电话110报警,警察说马上就到,居然一个小时后也没见到警察人影。广场上的人告诉记者,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报警是没有用的。虎门广场正对面是虎门镇党委和政府,西侧是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委,东侧500开外是虎门公安分局,广场中有座纪念林则徐虎门销烟的雕塑,雕塑以一杆折断的鸦片烟枪为造型。

    在这样的广场上散步,谁有安全感?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人们只能“用脚投票”。社会管理“荒废化”加速了社会大溃败,移民潮的高涨就是溃败的标志,“离开这个国家”成为真正的“中国梦”。中国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中国每年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胡润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披露,中国大陆造就了超过95万名千万富豪,其中46%正在考虑移民国外,14%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申请移民。而家资在1亿以上的富人中,有移民意向的人比例高达74%。中国的社会精英和社会中坚是当前富人移民的主体。《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蓝皮书披露,2011年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万人,其中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达87017人,在中国国际移民总数中排名第一。美国在201110月到20129月期间,一共发放了7641个投资移民签证,中国人拿到了6124个。2010年通过投资移民方式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的中国人共有2020人,占加拿大当年全部投资移民的62.6%。美国《华尔街日报》1016的一篇报道称,自201110月至今年9月的12个月间,约14175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流出中国,这相当于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左右。一些观察人士估计,中国外流资金远远不只是这些数目,甚至达到18900亿元人民币。

    中国富人群体是体制的受益者,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是局内人,对中国社会的溃败程度最知情,就像蚂蚁搬家一样,最先感知空气的适度,知道暴风雨什么时候到达。移民的中国富人群体在中国的总人口中比例有限,但是,对社会各阶层的冲击是巨大的,会对民众产生“预警”效果,以致动摇本来对这个“和谐社会”已经十分脆弱的信心。

    人才的流失,是一个国家失败的重要标志。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不怕有危机,甚至不怕有塌天陷之祸,唯独怕在危机时刻,甚至危机到来之前,支撑政权的统治集团和他们的社会基础瓦解。远的不说,一百年前的大清帝国,不是亡于那个武昌起义,而是亡于满族统治集团的腐败、社会基础的流失,精英的分裂和反叛。大清王朝时候,还没有移民问题,非富即贵的群体想走而无处可去,最后竟然没有多少愿意与朝廷共存亡的臣子。当下社会,“精英”们早已做好了“弃船而去”的准备。一旦发生全面危机,后果可想而知。中国历史,为什么循环往复,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精英集团,在他们所依赖的制度和政权发生危机时刻,首先临阵脱逃,加速社会体系的崩溃,无疑是重要原因。因为在这种时刻,社会的转型不会是和平的和理性的。

    在百万“裸官”中有的已经成为美国人(包括美国的盟国加拿大等国)的爷爷或姥爷,13亿中国人都在这些美国鬼子的统治下。当年日本鬼子实行了“三光”政策,而今天的美国鬼子实行了“卖光”政策,为了完成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和投资移民,他们不仅变卖国有资产、变卖土地,什么都敢卖,什么来钱快就卖什么。原国家药监局局长带领他的部下大卖药品批号和认证书,为了让药监局里的每一个都先富起来成为美国鬼子,他又要求全国制药厂把药方送到药监局统一备案,药监局全员上阵抄秘方,就连局里的司机和打字员都参与到变卖“祖传秘方”的行动中。国土资源部的胆子更大,公开变卖矿权证。20093月,河北省的张连军和杨卫国共同买下一个没有审批手续的“爪村铁矿”,花500多万元委托一家“太子党”公司办理矿权证。20103月,该公司通知他们到国土资源部政务大厅去领证。张杨二人在国土部政务大厅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装有矿权证的档案袋,他们回到河北后在省国土厅官方网站的信息公开栏目里看到,省国土厅收到国土资源部征询办理“爪村铁矿”等几家企业探矿手续的调查函,于是便放心地开始规划铁矿的开采。然而,一个内部消息让他们目瞪口呆:这个矿权证是假的。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从国土部领出的“假证”并非张连军一家,河北省还有五家企业的矿权证是假的。而这五家企业的国土部探矿权调查函,均通过正常渠道进入河北省国土厅。

    由一群“美国鬼子”带领中国人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知这算“中国梦”还是“美国梦”?在社会溃败已经发展到了“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程度,发展到了需要“壮士断腕”的程度,不知“中国道路”还能摸着石头走多远,不知“中国精神”还能否凝聚“义和团”,不知“中国力量”能否吸引外国人移民中国。在不能依靠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宪政制度来挽救溃败的情况下,中国老百姓只能盼望再来一个“人民的好总书记”,再来一个“人民的好总理”。但在社会大溃败的结局下,谁也无力回天。

    《民主中国》

    2013年3月26日 星期二

    意识形态与恐怖:一种新的政府形式

     

    作者:汉娜•阿伦特 林骧华 译
    我们在前面各章里反复强调,极权统治的手段不仅比较严厉,而且其极权主义形式与我们所知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式(例如专制政府、僭主暴政、独裁)有本质区别。凡是在它崛起执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毁一个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无论它的意识形态来自何种具体的民族传统或特殊的精神根源,极权主义政府总是将阶级转变成群众,撤换了政党制度(不是用一党制,而是用群众运动来替代政党制度)、将权力中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建立一种公开走向宰制全世界的外交政策。目前的极权主义运动从一党制度中发展起来;每当这些制度变成了真正的极权主义,它们就开始按照价值观念与其他一切制度都完全不同的一种制度来运作,我们的传统法律、道德或常识中的功利主义范畴都不再能帮助我们处理其行动路线,对之作出判断或者预言。
    如果说,从追溯历史和分析我们通常所谓的本世纪危机,可以发现极权主义的成分,那么结论就不可避免:这种危机并非来自外部的纯粹威胁,并非德国或俄国某种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纯粹结果,它不会随着纳粹德国的垮台而消失,也不会随着斯大林之死而消失。甚至只有当极权主义成为陈迹时,我们这时代的真实困境才会显现其真正形式——尽管不一定是最残酷的形式。
    正是根据这种思考才提出一个问题:极权主义政府诞生于这种危机同时表现出最清晰的征兆,它究竟是否一种权宜之计的安排,从暴政、专制和独裁的著名政治弹药库中借来了威吓方法、组织手段和暴力工具,它的存在是否只归因于各种传统政治力量——自由派或保守派,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共和制或寡头制,独裁主义或民主主义——可悲的但或许是偶然的失败。或者是否相反地有一种叫做极权主义政府本质的东西,它是否具有自己的本质,可以与其他政府形式(例如自从古代哲学以来的西方思想已熟悉和认可的政府形式)相比较,像它们一样下定义。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组织形式和行动路线必定依赖很少的几种基本经验之一,只要人生活在一起并且关注公共事务、这些经验就会产生。如果右一种基本经验在极权主义统治中找到了它的政治表现途径,那么,考虑到极权主义政府的创新形式,不管出于什么原由,这种经验以前必定从未用作一种政体的基础,它的一般情绪——尽管在其他每一个方面也可能是人们熟悉的——从来流行过,从未有指引过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向。
    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思考,那么它似乎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经验过的政府形式一向很少;这些形式很早就被发现、希腊人对它们作了分类,它们早已存在很长的时间。假如我们应用这些发现(它们的基本思想尽管有许多不同,但是在从柏拉图到康德的2500(年以来并无变化),我们就立即会倾向于去解释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形式的暴政,是一个毫无法纪的管理形式,权力只归属于一人。一方面是滥用权力,不受法律节制,屈从于统治者的利益,敌视被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惧作为行动原则、统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统治者——这些在我们全部的传统中都是暴政的标志。
    我们不说极权主义政府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也可以说,它探索了一种可能的选择,在政治学中,关于政府本质的一切定义都以此为基础,这种选择是在守法的和不守法的政府之间,在任意独断的和合法的权力之间的选择。一边是守法政府和合法权力,另一边是不守法的政府和恣意的权力,两者互属而不可分,这从来就毫无疑问。然而极权主义统治使我们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最有名的例子是1936年的苏联宪法),或者并不关心是否要废除法律(例如纳粹政府从未废除魏玛宪法)。但是它的运作既非没有法律指导,亦非恣意行事,因为它宣布严格遵从自然法则和历史法则,而一切成文法都从这两者而来。
    极权统治的畸形主张似乎是没有回应余地的,它不是“毫无法纪”而是诉诸威权之源泉(积极的法律从中获致最终的合法性);它不是恣意妄为,而是比以前的任何政府形式更服从这种超人类的力量;它也不是使权力从属于一个人的利益,而是随时准备牺牲每一个人的重大直接利益,来执行它认定的历史法则和自然法则。它之蔑视积极的法律,宣称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合法性,因为它出自法律之源,那么就可以踢开小小的法律。极权主义的法律性(lawfulness)是假装发现了一条在地球上建立公正统治的道路——这是成文法承认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法律性。法律性与正义之间的落差不可能泯除,因为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成文法以此为自己的权威根据)——“自然法则”统治整个宇宙,或者在人类历史中揭示神的律法,或者以习俗和传统表达一切人共同情感的法则——必然是普遍的,必须对无数的、无法预计的案件都有效,所以每一个具体的个别案件有许多不重复的情况.因而多少会避开普遍标准的适用。
    极权主义之法律性是蔑视合法性(legality),假装建立地球上的直接法治,执行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而不落实到个人行为的正确与错误标准。它不麻烦地针对人的行为而直接将法律运用到人类。假如恰当地执行,那么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就能制造人类作为它的最终产物;而这种可能性存在于一切极权主义政府统治全世界的要求背后、极权主义政策宣称要将人类物种转变成一种积极的、永不失败的法律载体(carrier of law),否则人就只会消极地、不情愿地服从法律。如果说,极权主义国家与文明世界之间的联系由于极权主义政权的巨大罪行而中断,那么也可以说,这种罪行不应归咎于简单的侵略性、冷酷无情、战争和阴险,而应该归咎于有意识地打破组成如西塞罗所谓“民族”的“共识法规”(consensus inris),而且只要国际法继续作为国际关系的基石,哪怕是在战争条件下,它已在现代构建了文明世界。道德审判和法律惩治预设这种基本的容认(consent);正因为罪犯参加了“共识法规”,所以他才能被审判,甚至连上帝启示的法规也能在人际中产生作用,只要他们听从和赞同它。
    在这一点上,极权主义的法律概念和其他各种法律概念之间的基本差异就显现了。极权主义政策并不用一套法律来取代另一套法律,并不建立它自己的“共识法规”,并不用一次革命来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法律、它蔑视一切法律,甚至包括它自己的成文法,这意味着它相信自己能够不要任何“共识法规”而行事,并且仍然不使自己落人毫无法纪、恣意妄为和恐惧的专制暴君状态。它可以不需要“共识法则”而行事,因为它保证使执法不受行动和人的意志束缚;它也保证大地上的公正,因为它宣称要使人类自身成为法律的化身。
    人与法律的一致性似乎取消了法律与公正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自从古代以来就困扰着法学思想),这种一致性也根本不同于自然法则或良知的呼声(自然或神性作为权威之源或者上帝的命令,会在人身上宣布它们的权威性)。这绝不会使人成为法律的活的化身,而相反仍然有别于作为要求赞同和服从的权威之人。自然或神性作为成文法之权威源,这一点曾被认为是永恒的;成文法根据环境变化,而且是可变的,但是与人的变化正迅速的行动相比,成文法具有相对的持久性;成文法的持久性产生于它们永远存在的权威来源。所以,成文法旨在针对人的永恒变化运动,作为一个稳定因素。
    在解释极权主义时,一切法律都变成了运动的法律。 当纳粹谈论自然法则,当布尔什维克谈论历史法则时,自然或历史都不再是尘世人的行动之稳定的权威来源;它们本身成了运动。纳粹相信种族法则是自然法则在人身上的表现,其背后是达尔文关于人是一种自然发展的产物的观念,认为自然发展并不一定停止于人类的目前种类;布尔什维克相信阶级斗争是历史法则的表现,其背后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是巨大的历史运动的产物的观念,历史运动根据它自身的运动规律的奔向历史时代的终结,到那时消除自身。
    常常有人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学方法与达尔文的自然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一般都正确地倾向于马克思的方法。这一点会使我们忘记马克思对达尔文理论积极的兴趣;恩格斯在想到马克思学术上的伟大成就时,称他为“历史学界的达尔文”。如果不是考虑这两个人的实际成就,而是考虑这两个人的基本哲学,就会发觉历史运动和自然运动最终是一回事。达尔文将发展的观念引进对自然的研究,他坚持认为,至少在生物界,自然运动不是循环的,而是始终循着一条直线前进,朝向一个无限前进的方向运动,这意味着自然本身被归入历史,自然生命被当做历史来考虑了。适者生存的“自然” 法则正如历史法则,可以用于种族主义,也可以用于马克思的法则:最先进的阶级才能生存。另外,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只不过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化表现,而生产力却源自人的“劳动力”。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劳动不是一种历史力量,而是一种生物自然力量——通过人的“自然新陈代谢”而释放出来,人依靠“自然新陈代谢”而保存他的个人生命,复制物种。恩格斯很清楚地看到这两个人的基本信念的密切关系,因为他理解关于发展的观念在这两种理论中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在19世纪中期,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拒绝看待或接受任何事物的“本身所是”概念,一致解释每一种事物都只是进一步发展之前的一个阶段。这种发展的动力究竟称作自然还是历史,相对地说来是次要的。在这些意识形态中,“法国”(law)一词本身含义改变了:原先将它看做一种稳定性架构的表现,人的行动和运动在其中发生,现在却看做是运动本身的表现。
    极权主义政治开始遵循意识形态的秘诀,揭露了这些运动的真正性质,清楚地显示出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如果说,自然法则是消灭一切有害的和不适宜生存的事物,那么假如不能发现有害的和不适宜生存的新种类,就会意味着自然本身的终结。如果说,历史法则是阶级斗争中某些阶级会“萎缩消失”,那么如果初步的新阶级并未形成,不能反过来在极权主义统治者手中“萎缩消失”,就意味着人类历史到了末日。换言之极权主义运动借以夺取和行使权力的屠杀法则如果能成功地使全人类服从于它的统治,那么就会继续成为运动的法则。
    根据我们的理解,合法的政府是一种政体,需要成文法在其中解释和实现永远不变的自然法则(ius naturale),或者上帝的永恒戒律,成为正确或错误的衡量标准。只有根据这些标准,根据每一个国家的成文法本体,才能从政治上实现自然法则或上帝的戒律。在极权主义政府的政体中,成文法的位置被极权恐怖占据,极权恐怖旨在将历史运动或自然运动的法则变为现实。正如成文法(虽然它们界定侵越范围)独立于自然和历史之外——任何社会用即使没有犯罪现象,也不意味着法律是多余的,相反,这意味着法律的最完美统治——极权主义政府的恐怖也不再是一种纯粹压迫反对派的手段,尽管它还用于这种目的。当极权独立于一切反对派之外时,恐怖(torror)变成了全面(total);当谁也不阻挡它的道路时,它就是最高统治。如果守法是非暴政体制的本质,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质,那么恐怖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实质。
    恐怖即运动法则的现实化。它的主要目的是使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有可能自由地急行穿过人类,不落后于任何自发的人类行动、恐怖本身寻求“稳定”的人,以便解放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正是这种运动别选出了人类的敌人,恐怖针对他们而发作,不允许反对或同情之类的自由行动去干涉历史或自然,阶级或种族清除其“客观敌人”的工作。有罪和无罪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概念;“有罪”就是阻挡对“劣等种族”、对“不适宜生存”的个人、对“垂死阶级和没落民族”进行审判的自然进程或历史进程。恐怖执行这些审判,在其法庭前,一切有关的人主观上都是无罪的:被杀者并没有做任何反对这个制度的事情,杀人老并非真正谋杀,而是执行某种更高法庭宣判的死刑命令。统治者并不自称公正或聪明,而只是执行历史的或自然的法则;他们并不运用法则,而只是根据内在法则进行一场运动。假如法律就是某种超人类力量——自然或历史——的运动法则,那么恐怖便是守法的。
    恐怖即执行运动法则,运动的最终目的不是人的福利或一个人的利益,而是建设人类,为了物种而清除个人,为了“整体” 而牺牲“部分”。自然或历史的超人类力量有其自身的开端和终结,因此只有用新的开端和每一个个人实际生命的终结才能阻挠这种力量。
    立宪政府的成文法是为了在人际设置界线,建立沟通渠道,因为人际社会由于新成员的出生加入而不断受到威胁。随着每一个新生儿的出生,对于世界来说是产生了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潜在的新世界开始形成。法律的稳定性对应于人类一切事务的恒常运动,人的生生死死使这种运动绝不停止。法律对每一个新的开端设置障碍,同时也保证它的运动自由,这种自由是其种全新的、无法预言的事物的潜在力量;成文法的界限说明人的政治存在,如同记忆说明他的历史存在;它们保证一个共同世界的预先存在,某种连续的实在,它超越每一代人的生命跨度,吸收一切新的起源并由它们来滋养。
    全面恐怖很容易被误解为暴政的征兆,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它的最初阶段必然表现得像暴政,消除人为的法律界线。但是极权恐怖之后并无恣意的无法律现象,没有出于某种任意的意志而发怒,或者为了一个人的专制权力而反对一切人,更不是为了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它在个人之间替界线和沟通渠道换上了一条铁带,将他们紧紧联结在一起,似乎他们的多元现象已经消失,变成了大方向中的一个人一样。撤除人际法律的藩篱——例如专制暴政所做的那样——意味着夺走人的自由,摧毁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政治现实的自由;因为由法律圈围出来的人际空间,是自由的生活空间。极权恐怖利用这种旧的暴政工具,同时也摧毁了暴政留下的恐惧和怀疑的毫无法则、毫无阻隔的荒野。这块荒野无疑不再是一种自由的生活空间,但是它仍然为它的居民提供了由恐惧引导的运动和满心狐疑地行动的空间。
    极权恐怖用迫使人们互相反对的方法来摧毁他们之间的空间;与它在铁带之中的条件相比,即使是暴政的荒野,只要它仍然是某种空间,它就会显得好像是自由的一种保证。极权主义政府并不只是剥夺自由权利或废除真正的自由;在我们的有限知识中,它也未能成功地从人们心目中抹去对自由的热爱。它在一切自由中摧毁了一种重大的先决条件,即是活动的能力(capacity of motion),这种能力没有空间即不能存在。
    极权恐怖这种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的存在,既不赞同人也不反对人。它假设是提供自然力量或历史力量的,以那无与伦比的工具加速运动进行。这种运动根据它自身的法则开始运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停滞不前;它的力量最终总会比由行动和人的意志产生的最强的力量更有力。但是它可能减慢速度,而且几乎不可避免地已被人的自由减缓了,甚至连极权主义统治者也不能否定自由,因为这种自由——他们以为是不恰当的。任意妄为的——与一种事实相符,即人的出生使每一个人成为一种新的开端,在某种意义上使世界开始更新。从极权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的出生与死亡这种事实只能被看做一种令人烦恼的对更高力量的干涉。因此,恐怖作为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的顺从奴仆,必须在运动过程中清除具体意义上的自由,也清除自由的源泉,自由的源泉随着人的出生而获得,并且处在他创造一个新开端的能力之中。恐怖摧毁人的多元性,从多中选一,使他那种永不失败的意志产生作用,似乎他自己就是自然进程或自然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被发现来解放历史力量和自然力量的手段,而且加快那由他们自己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速度。从实际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恐怖当场执行自然对“不适宜生存”的种族或个人、历史对“垂死阶级”宣判的死刑,根本不等待自然或历史本身比较缓慢和较少效果的进程。
    根据这种观念,凡在政府本质变成活动(motion)的地方,一种很古老的政治思想问题似乎找到了一种答案,类似于一种早已被注意到能解决合法性和正义之间的差异的答案。假如政府的本质定义为守法,假如能够明白,法律是人类公共事务中的稳定力是(自从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里向大神宙斯祈求以来便一直如此),那么就产生了政体的运动及其公民之行动的问题。为法律性行动设定了界限,但是并不激发行动;法律在自由社会里的伟大性(同时也是错综复杂)在于它们只说人不应该做什么,从来不说人应该做什么。如果一种政体的必要运动的本质——同样自从柏拉图以来——一向根据它的永久性来定义,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发现这种本质。衡量一个政府的优点的明确标准之一是它的延续性。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暴政的坏处之最高证明是它们能从内部被摧毁,会自己衰落,而其他政府是从外部环境被摧毁的。所以,我们历来需要的关于政府的定义是孟德斯鸠所说的“行动的原则”,这在各种政府中是不同的,会同样激励政府和公民对待公共活动,它用作一种判断一切公共事务活动的标准,超越了纯粹消极的守法标准。根据孟德斯鸠的看法,这类指导原则和行动标准是君主政治的光荣、共和政体的优点、暴政的恐惧。
    在完全极权主义的政府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一个人”所有的行动都旨在加速自然运动或历史运动,每一项行为都是在执行自然或历史早已宣判的死刑,也就是说,在可以完全依赖恐怖来保持运动的经常性的条件下,根本不需要与其本质相分离的行动原则。然而,只要极权主义统治还没有征服全世界,还没有用恐怖来使每一个单个的人成为统一的人类之一部分,那么,无法完全实现的不是行动,而是活动。正如立宪政府的守法不足以激励和引导人的行动一样,极权主义政府的恐怖也不足以激励和引导人类行为。
    在目前条件下,极权主义统治仍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样,在公共事务中都需要有一种对它的公民的行为指导,它不需要、甚至也不能够利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行动原则,因为它恰恰会消除人的行动能力。在极权恐怖的条件下,甚至连恐惧(fear)也不再能用作一种如何行事的忠告,因为恐怖在挑选受害者时并不涉及个人的行动或思想,完全根据自然进程或历史进程的客观需要。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恐惧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普遍存在;但是,当恐惧引导的行动不再有助于避免人所害怕的危险时,恐惧就失去了它的实际用处。同情政权或支持政权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极权恐惧不仅根据客观标准来选择受害者;它在选择执行者时,也尽可能不顾其信念和同情。自从苏俄及其卫星国的大整肃以来,一直不断地在清除作为行动之动机的信念。极权主义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信念,而是破坏形成信念的能力。希姆莱在组织工作方面的最大发明是在挑选党卫军成员的制度中采用纯粹客观的标准;他只看照片,根据纯粹种族的标准选人。自然本身不仅决定谁该被清除,也决定谁应该被训练成杀人者。
    一个政体不再使用恐怖作为威吓手段,而它的本质就是恐怖,要使这个政体开始运动的话,没有哪一种来自人类行动范围的行为指导原则--例如美德、荣誉、恐惧--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相反,它在公共事务中采用一种全新的原则,完全不用人类的行动意志,又渴求洞悉运动的法则,根据这种法则,恐怖产生了作用,所以使一切个人命运全取决于恐怖。
    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完全被扔进和受制于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这是为了加速它的运动;于是根据它的内在法则,他们只能做杀人者或者被害者。这个过程可以决定谁可以在今天做杀人者,清除种族与个人、垂死阶级的成员和没落民族,而明天他们自己也成为牺牲品。极权统治在指导它的臣民的行为时,所需要的是只是准备将每一个人同等地归人杀人者角色和被害者用色。这种两面的准备,取代了行动原则的,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即令信奉者满意的,可以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各种主义,它们的解释方法是从一个简单的前提出发来推论--是一种非常新近的现象,许多年来,它在政治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种无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只有凭后见之明,才能从中发现某些使它们对于极权主义统治十分有用的因素。(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前,意识形态的巨大政治潜力还未被发现过。)
    各种意识形态都以它们的科学特性而闻名:它们将科学方法和相关的哲学结果结合起来,伪装成科学哲学。“意识形态”这个词似乎意指一种观念可以变成一门科学的题材,正如各种动物是动物学(zoology)的题材一样,意识形态(ideology)也有一个附尾字logy,所指的正是logoi,一门“逻辑知识”,关于其题材的科学陈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就会变成一门伪科学和一门伪哲学,在同时跨越了科学和哲学两者的界限。例如,自然神论(deism)就此会变成意识形态,它研究关于神的观念与此相关的是哲学。而它又以神学(theology)的科学方式出现,其中上帝是一种启示的实在。(如果神学不以启示作为既定的实在,而只是将上帝当做一种观念,那么神学就会像动物学一样疯狂,不再确定各种动物是否有肉体的、可触及的存在。)然而我们知道,这只是部分真理。自然神论虽然否定神的启示,但是并不简单地将只是一种“观念”(idea)的上帝处理成“科学的”陈述,而是为了解释世界的进程而利用上帝这个观念。各种主义中的“观念”--种族主义中的种族,自然神论中的上帝,等等--从不构成各种意识形态中的题材,而logy这一附尾字,也从不简单地指一个“科学的”陈述。
    根据“意识形态”的原词含义,它是一种观念的逻辑。它的题材是历史,从“观念”的角度运用这种主题材料的结果,不是关于某种事物“足什么”的一套陈述,而是展开一个经常变化的过程。意识形态对待事件的过程的态度,是将它们看作应该遵循它的“观念”所揭示的逻辑“法则”。各种意识形态都伪装知道整个历史过程的各种秘密——过去的秘密,现在的缠结.将来的无法预测--其原因是各自观念中内在的逻辑。
    各种意识形态和存在的奇迹从来不感兴趣。它们关注的是历史,关注生成与毁灭、文化的兴衰,甚至试图用某种“自然法则”来解释历史。种族主义中的“种族”一词并不意指将人类各种族当做一个科学探索领域的任何真正兴趣,而是指将历史运动解释为一种连贯过程的“观念”。
    一种意识形态的“观念”既不是柏拉图所说的集思维的眼睛把握的永恒本质,也不是康德所说的理性规范原则(regulative principle of reason),而是一种解释工具。对于一种意识形态来说,历史并不显示为一种观念(这里指的是将历史看作某种超越历史运动的理想的永恒状态下从属的一个分类),而是某种可以用观念来估算的事物、使这种“ 观念”适合于这种新角色的是它自身的“逻辑”,它是“观念”本身引起的运动,无须外界因素使它启动。种族主义因此是相信种族观念有内在运动,正如自然神论是相信上帝的观念有内在运动一样。
    历史运动和这种观念的逻辑过程被假设是互相对应的,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根据一种“观念”的逻辑发生的。但是,在逻辑领域里,惟一可能的运动是从一个前提出发的推论过程。一旦一种意识形态掌握了辩证逻辑,其原理也是相同的,辩证逻辑的过程是从命题(thesis)通过反题(antithesis)走向合(synthesis),随即又变成下一步辩证运动的命题;第一个命题变成前提,它在意识形态的解释中的有利之处是,这种辩证手法可以将实际矛盾解释为一种一致的、连贯的运动的各个阶段。
    一旦逻辑作为一种思想运动(movement of thought)——而不是作为对思维的必要特制——应用于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转变成一种前提。意识形态的世界从事这一类逻辑推理,早在它出于极权主义之因而变得富有成果之前就开始了。纯粹否定性的逻辑强制(禁止矛盾)变得“多产”,以至于能开始一整套思想路线,压制思想,用单一的辩论来得出结论。这种辩论过程既不会被新观念(它会变成另一个前提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打断,也不会由新经验打断。各种意识形态一向假定,用一种观念便足以解释从前提发展出来一切事物,经验不能说明任何事物,因为对一切事物的理解都在这种逻辑推论的连贯过程中。在从整体上解释一种意识形态及其世界观(Weltanschauung)时交换必要的哲学思想,其危险主要并不在于冒跌入通常庸俗的、非批判性的假设之险,而是将人能力中的内在自由换成简单的逻辑外衣,人以此可以几近粗暴地强迫自己,就像他被某种外部力量强迫一样。
    19世纪的世界观与各种意识形态本身都不是极权主义的,虽然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在20世纪变成了主要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比其他各种意识形态“更极权主义”;极权主义之发生,原因是它们原先根据的经验成分--各种族之间争夺世界统治权,各国内部的各阶级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在政治上比其他各种意识形态所根据的经验成分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其他各种主义的胜利,在极权主义运动抓住这两种意识形态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另一方面,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了极权主义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运动中才充分发展,因此这一情况造成了一种欺骗性的印象,好像只有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极权主义性质的。而事实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扮演极权统治工具的角色时才暴露出来。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到,对于一切意识形态思想来说,有三种具体的极权主义因素显得很奇特。
    第一,各种意识形态在宣布它们的总体解释时,倾向于解释的并非“是什么”,而是“变成什么”,凡生者皆死。它们在一切情况下都只关心运动因素,即只关心历史这个词中的通常含义。各种意识形态总是倾向于历史,即使当它(例如种族主义)表面上从自然这个逻辑前提开始,情况亦如此;自然在这里只用于解释历史事件,并将它们降低到自然问题。宣称从总体上解释,许诺解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对过去作总体解释,提供关于现在的总体知识,以及对未来作作可靠预言。
    第二,根据这种能力,意识形态思想变得独立于一切经验,它从这些经验中学不到任何新的东西,即使它刚刚发生过。于是,意识形态思想摆脱了我们凭五官感知的现实,认为有一种“更真实”的现实隐匿在一切可感知事物的背后,从这个隐匿的地方来控制事物,并且要求有一种第六感,使我们能意识到它。第六感正是意识形态提供的,教育机构提供特别的意识形态灌输,教育机构的设立也完全出于这个目的,在纳粹的奥登斯堡里或在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情报局里训练“政治军人”。极权主义运动的宣传也用于将思想从经验和现实中解放;它总是设法在每一桩公开、可见的事件中塞进秘密含义,怀疑每一种公开政治活动背后都有秘密意图。一旦运动取得权力,他们就着手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来改变现实。阴谋的概念取代了敌意,这就产生了一种心态,使现实--真实的敌视或真实的友谊--不再凭本来面目被体验和理解,而是自动地假设有别的含义。
    第三,既然意识形态无力改变现实,那么它们从经验之下达到思想解放就必然通过某些方法来显示。意识形态思维将事实都组织进一种绝对逻辑过程,这种逻辑过程从公理上接受的前提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也就是说,它展开的那种连续性在现实范围里根本不存在。推论可以从逻辑角度或辩证角度展开;在这两种情况中,它都涉及一种连贯一致的论证过程,因为这种论证是根据过程来思考的,假定它能够理解超人类运动、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理解是靠心智的模仿来达到的,无论是逻辑思维还是辩证思维,模仿的是“科学地”建立的运动法则,通过模仿过程使理解整合起来。意识形态的论证一向是一种逻辑推论,对应于前面提及的两种意识形态因素--运动的因素和从现实与经验中解放出来的因素--首先因为它的思想运动并不产生于经验,而是自我产生的,其次,因为它将取自经验的现实中惟一要点转变成一个公理的前提,从此以后就使论证过程完全脱离进一步的经验。一旦确定了它的前提和它的出发点,经验就不再干涉意识形态思维,它也不能由现实来教导。
    极权主义统治者用来将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武器的手法(它可以迫使他进人恐怖运动)欺人耳目地简单而且不显眼:他们极其认真地采用这些手法,将它们因为自己的最高天才--冷冰冰的推理(希特勒语)和“辩证法的无情规律”--着手驱使意识形态的含意进人逻辑上连贯一致的极端,在旁观者看来,这简直“原始”到荒谬的地步:一个“垂死的阶级”包括该死的人:“不适宜生存的种族”应该被消灭。谁若同意有“垂死的阶级”这一种东西存在,但是不得出应该杀死它们的成员的结论,或者同意生存权与种族有关、却又不得出杀光“不适宜的种族”的结论,那么很明显地不是愚蠢就是胆怯。这种严格的逻辑性作为行动的指导,渗透到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政府的整个结构。希特勒和斯大林虽然并没有为他们的运动的观念和宣传口号增加任何一种新思想,但是仅凭上述原因,就应该认为他们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专家。
    这些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与他们的先驱者之间的区别是,吸引他们的首先不是意识形态的“观念”--阶级斗争与对工人的剥削,或种族斗争与关心日耳曼民族--而是从中可以发展的逻辑过程。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不是观念,也不是预言,而是“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完全征服了(列宁的)听众”。马克思认为,当观念抓住了群众时,就产生了力量;发现力量,不是为了用于观念,而是为了用于它的逻辑过程“好像一种强有力的触角从四面八方抓住你,你好像被老虎钳夹紧了,你无力逃脱;你要么投降,要么下决心彻底输尽。”只有当实现极权主义的主张--实现无阶级社会,或成为主人种族--到了紧要关头时,这种力量才显示出来。在实现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为了吸引群众而赖以为基础的原初实质问题--剥削工人, 或德国的民族抱负--慢地失去了,好像已被过程本身吞噬;正是根据“冷冰冰的推理”和“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工人们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甚至失去了过去在沙皇压迫下都能准许的那些权利,德国民众蒙受战争苦难,这场战争根本不考虑日耳曼民族生存的最低需要。正是在意识形态政治的本质中--不是为了自我利益或渴望权力而产生背叛--意识形态的真正内容(工人阶级或日耳曼民族)原先引起了“观念”(阶级斗争是历史法则,或种族斗争是自然法则)现在却被用来执行观念的逻辑吞噬了。
    极权主义要求取代孟德斯鸠的行动原则,但是制造受害者和杀人者的却不是意识形态本身--种族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它的内在逻辑性。在这一方面 希特勒像斯大林一样,非常喜欢那种最有说服力的论证;你若不说B和C等等,一直说到无数字母的末尾,你就不能说A。在这里,逻辑性的强制力量看来有其根源;它产生于我们对自相矛盾的恐惧。布尔什维克的整肃成功地使它的受害者坦白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在这个程度上,它主要依靠这种基本恐惧.并且争辩如下:我们都同意一个前提,即历史就是阶级斗争,也同意党在从事阶级斗争中的角色、所以你知道,从历史角度来说.党是永远正确的。(托洛茨基说:“我们只有和党在一起,并且依靠党,才会正确,因为历史提供的惟一正确道路就是这样。”)在这个历史时刻,根据历史法则,一定会犯某些罪,而党知道历史法则,必须惩罚之。至于这些罪行,党需要罪犯;也许是党知道罪行,但是不知道谁是罪人;比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惩治罪行,因为倘若没有这种惩罚,历史就不会进步,而只能在它的过程中倒退。所以,你要么是犯了罪,要么响应党的召唤,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能通过党来推动历史,就变成了真正的敌人。这种论证的强制力量是:如果你拒绝你就自相矛盾,由于这种自相矛盾,就使你的整个生命毫无意义;你说的A,透过它逻辑地产生的B和C,主宰了你的整个生命。
    极权统治者依靠强迫力(compulsion),使我们能够强迫自己,为了有限动员那些统治者仍然需要的群众;这种内在的强迫力是逻辑性的暴政(tyranny of logicality),除了人开价创造新事物的伟大能力之外,任何东西都不能和它对抗。逻辑性的暴政开始于思维服从逻辑这一个永不终止的过程, 依靠这个过程,产生他的思想。由于这种服从,在他向外在的暴君低头,放弃他的行动自由时,也放弃了自己的内心自由。自由作为人的一种内在能力、与他开始做人的能力是一致的.正如自由作为一种政治现实,与人际活动的空间一致。逻辑和有说服力的推论无法控制事物的开始,因为逻辑之链是以前提的形式,假设了开端、就像需要恐怖,以免每一个新人的诞生会产生一个新的开端,提高他在世界上的声音,逻辑性的自我强制力量也必须动员起来,以免有人会开始思考--思考作为人类一切活动中最自由、最纯粹的行动,恰恰是推论的强迫性过程的反面。极权主义政府只有在这种程度上才能太平;它能发动人自己的意志力量,以便迫使他进入历史或自然的巨大运动,这种运动很可能利用人类作为它的材料,而根本不知生与死为何物。
    极权恐怖的强制力量用它的铁掌,迫使孤立的人组成的群众集合起来,并且在一个对于他们而言已变成荒野的世界里支持他们,而另一方面。逻辑推论的自我强制力量使每一个个体在他独自的孤立状态中反对一切他人。又相互对应,相互需要,目的是启动恐怖统治的运动,并且使它不停地运动。正如恐怖(即使在极权之前还仅仅是暴政形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逻辑思维的自我强制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关系。当人们与同伴们失去接触,也和周围的现实失去接触时,极权恐怖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因为在失去这些接触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经验和思想的能力。极权主义统治的理想主体不是忠诚的纳粹或忠诚的共产党人,而是民众对于他们来说,事实与虚构(即经验的真实)之间的区别,真与伪(即思想的标准)之间的区别已不复存在。
    我们在做这些考虑的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现在回来讨论的问题,就是在人们的共同生在中,什么样的基本经验渗透进了一种政府形式,这种政府的本质是恐怖,它的行动原则是意识形态的逻辑性。很明显,在先前各种形式的政治统治中,从未使用过这种组合。还有,它所倚仗的基本经验必定是人类经验和人们熟悉的经验,因为在一切政体中,即使这种最“有创造性的”政体也是由人发明的,多少回应了人的需要。
    我们经常观察到,恐怖只有对那些相互隔离孤立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一切专政政府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孤立会成为恐怖的开端;它当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总是恐怖的结果。这种孤立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前兆;它的标志是无能,在这个范围内,力量总是来自于人的共同行动,即“一致行动”(acting in concert)(伯克语);根据定义,孤立的人是无力的。
    孤立(isolation)和无能(impotence),亦即根本没有行动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点。人与人的政治接触在专制政府之下被切断了,人类的行动能力和力量落空了。但是,并非人际一切联系都被切断,并非一切人类能力都被摧毁。私人生活的整个领域,以及经验能力、建造能力、思想能力都还未触动。我们知道,极权恐怖的铁掌不留这种私人生活的空间,极权主义逻辑的自我强制摧毁了人的经验能力和思想能力,正如它当然摧毁了人的行动能力一样。
    在政治领域,我们所说的孤立是指社会交往方面的孤独。孤立与孤独(loneliness)不一样。我可以是孤立的——处于我无法行动的情景,因为谁也不会与我共同行动--但是不孤独;我也可以是孤独的--处于我作为一个人而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类同伴遗弃的情景——但是不孤立。孤立是一种人被驱入的绝境,他们的政治生活、他们追求一种共同目的的共同行动都被摧毁。然而孤立(尽管会摧毁力量和行动能力)不仅未影响人的所谓生产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ies),而且也是这种活动所必需的。人只要他是一个制作工具的人(homo faber)就会倾向于使自己孤立,暂时离开政治范围。制造(fabrication;poiesis,指制作物品),一方面与行动(action;praxis)有区别,另一方面与单纯的劳动有区别,总是在某种脱离共同关注的孤立状态下进行,无论其结果是一件工艺品还是一件艺术品。人在孤立中仍然与作为人类建制的世界保持接触;只有当最基本形式的人类创造活动(人在共同世界里增加自己的某种东西的能力)被摧毁了,孤立才变得令人完全无法忍受。当一个世界的主要价值受劳动支配,一切人类活动都被转变成劳动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形。在这种条件下 只有纯粹的劳动努力(即努力保持生命)被抛弃,而人与作为人类建制的世界的关系也被打破。在政治行动方面失去地位的孤立的人也会被物的世界抛弃,其前提是他不再被看做是制作工具的人,而被看做是劳动的动物(animal laborans),他的必要的“自然新陈代谢”与任何人无关,孤立因此就变成了孤独。以孤立为基础的暴政一般不触及人的生产能力;但是,对“劳动者”的暴政(例如古代对奴隶的统治)会自动地成为对孤独(而不仅仅是对孤立)的人的统治,而且倾向于变成极权主义。
    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极权主义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用绝望的一种。
    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是极权政府的实质,而对于意识形态与逻辑性(即准备它的杀人者和受害者)来说,与无根和成为多余的情境紧密相关;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这已成为对现代群众的诅咒;而在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它变得更加尖锐;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成了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的崩溃。无根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立足之地,不受别人的承认和保障;成为多余者意味着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无根可出成为变成多余者的先决条件,正如孤立可以(但并不一定)成为孤独的先决条件一样、孤独自身并不考虑其最近的历史原因与它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它同时与人类的基本要求相反,也与每一个人生活的根本经验之一相反。即使是物质与感官的世界的经验,也取决于我同其他人的接触,取决于我们的共同感觉(common sense),共同感觉规范并控制其他一切感觉,若无共同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封闭在自己特殊的感觉资料中,而这种感觉资料自身是不可靠的。正因为我们有共同感觉,正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生活在地球上,我们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感觉经验。然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离开这个共同世界,而它却一如既往地存在,为了实现孤独状态这种被一切事物和每一个人抛弃的经验,相对于其同世界的继续存在而言,我们都是多余者。
    孤独不是孤寂(solitude)。孤寂要求独处,而孤独却在和其他人在一起时因明显地显示出来。除了几句离题的话之外——通常包装着一种吊诡的气氛。例如古图(Cato)的话:“他从来没有比他独处时更少孤独”,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比他在孤寂中更少孤独”——似乎希腊血统被解放的奴隶哲学家埃皮克提图(Epictetus)首先区别孤独和孤寂。从某种方面来看,他的发现是很偶然的,他的主要兴趣既不是孤寂,也不是孤独,而是独处,其义为绝对独立。埃皮克提图认为(《论文集》[Dissertations],第3卷,第13章),孤独的人发现他被其他人包围,他和他们无法建立联系,也不知究竟与谁敌对。孤寂的人却相反,他是孤独的,因此“可以自顾自”,因为人有能力“自言自语”。换言之,在孤寂中, 我和“自我”(self)共处,因此合二为一,而在孤独中,我实际上是被众人抛弃的一个人。严格说来,一切思维都在孤寂中进行,是我与自己的对话;但是这种合二而一的对话并不失去与我的同类伙伴世界的接触。因为他们在自我中表现出来,我和这个自我进行思想的对话。孤寂的问题是,这种合二为一需要他者,以便再度变成一个人: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体,他的身份从来不会与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身份搞错。为了确认我的身份,我完全依靠其他人;正是对孤寂者的同伴情谊这种伟大的救世恩惠使他们重新变成“整体”,使他们免于进行其身份暧昧不明的思想对话,恢复了使他们用一个不可改变的个人的单独声音说话的身份。
    孤寂可以变为孤独;这发生于我完全靠自己来抛弃自我之时。孤寂的人永远处于变成孤独的危险之中,他们不再发现同伴情谊的拯救恩惠可以使他们免于两重性、暧昧和怀疑。从历史角度来看,似乎这种危险变得巨大到足以引起别人注意,仅在19世纪的历史中才有记录。它清楚地显示出,当哲学家们(只有对他们来说,孤寂才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条件)不再满足于“哲学只是为少数人的”,开始说出,没有人能“理解”他们。在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轶事发生在黑格尔临死之前,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除了一个人之外,谁也不了解我;而他也误解了我。”相反,一个孤独者发现了自己并开始孤寂中思想对话的机会总是有的。这似乎发生在尼采在席斯玛莉亚(Sils Maria)构思查拉图斯特拉之时。在两首诗中(《席斯 玛莉亚》[Sils Maria]及《 来自高山》[Aus hohen Bergen]),他叙说了落空的期待和孤独者在渴望中的等待,突然“到了中午,一变成二……确信一致的胜利,我们用最大的盛宴贺庆;我友查拉图斯特拉莅临,他是嘉宾之中的嘉宾”。
    孤独令人无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实现的自我,但是又只能靠同类的信任才能肯定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人失去了对自身的信任(自身本应是他的思想的合伙人),也失去了存在于一个为提供经验而必须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自我与世界,思维能力与经验,都同时失去了。
    人类思维的惟一能力(人类思维为了平安地发挥功能,就既不需要自我,也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世界,当它与思维有关时,它独立于经验之外)是前提自明的逻辑推理能力。有说服力的证据之基本规则(二加二等于四之类的自明之理)是即使在绝对孤独的条件下也不能颠倒的。这是人类一旦失去相互保证时可以依靠的惟一可靠“真理”,这也是常识;人为了经验、生存,懂得他们在共同世界里的道路,就需要依靠这种“真理”。但是这种“真理”是空的,或者说根本没有真理,因为它并不揭示什么。(如果像某些现代逻辑学家那样将无矛盾定义为真理,这是否定了真理之存在。)所以在孤独的条件下,自明之理再也不只是知识的手段,而开始多产地发展它自己的各种“思想”路线。以严格的自证逻辑为特点的思维过程(这明显是毫无例外的)与孤独有某种联系,这是路德(Martin Luther)曾经注意到的问题。(他对孤寂和孤独现象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他曾经敢于说“应该有一个上帝,因为人需要一个上帝,以使让人能够相信”。)他对于“圣经”文本有一句鲜为人知的评价。《圣经》上说:“人若孤独,是不好的。”路德说,一个孤独的人“总是从一件事来推断另一件事,并且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极权主义运动的著名的极端主义中的确包含了这种“将一切事情想到最坏处”,在这一推论过程中,总是得出最坏的可能结论。
    在非极权主义世界里使人走向极权统治的是,孤独(过去只是一种边缘经验,通常是在像老年这样的边缘社会条件下经历的)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纪里日益增多的群众的一种日常经验。极权主义驱使和策动群众进人的无情过程。像是对这种现实自杀式的逃避。“冷冰冰的推理”和“抓住你,好像被老虎钳夹紧”的辩证法“强有力的触角”似乎像一个无人可信赖、无物用倚靠的世界里的一种最后的支撑物。正是这种内在强制(它惟一的内容是严格避免矛盾)似乎能在与其他人的一切关系之外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即使当他处于孤独,这种内在强制也使他陷入恐怖的铁拳,而极权统治尝试绝不让他独处,除非是让他处于孤寂的幽闭之中。运用摧毁人际一切空间、迫使人们相互反对的手法,甚至消灭了孤立的生产潜力。运用教导并且美化孤独的逻辑推理的手法,使人知道,如果他放弃了整个过程由此开始的大前提,他就会完全失败,连最小的机会--孤独可以转化为孤寂,逻辑对以转化为思想--也被抹去了。如果将这种做法同专制政治的做法相比,似乎是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荒漠运动起来,让一阵沙暴掩埋地球上各个部分的居民。
    我们今天在政治领域生存的条件的确受到了这种吞噬一切的沙暴的威胁。它们的危险不在于它们可能建立一个永恒的世界。极权统治像专制政治一样,带有它自己的毁灭性细菌。正如恐惧和产生恐惧的虚弱无能是反政治的原则,将人扔进一个与政治行动相反的情景,而孤独和从孤独中产生的最坏的逻辑——意识形态推理,代表了一种反社会的情景,包藏着一种摧毁一切人类共居的原则。但是,有组织的孤独更是危险,远甚于被一个人的残暴和恣意妄为的意志统治下造成的未经组织之人的无能。它的危险在于威胁要向我们所知的世界报复--在这个世界里,到处似乎都走到终点——在那一个从终结中产生的新的开端有时间宣告自己诞生之前。
    除了这一类思考--它们作为预言。无甚效用,但很少给人安慰--以外,仍然存在着一个事实:我们时代的危机及其中心经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它作为一种潜势、一种始终存在的威胁、十分有可能从现在起就伴随着我们,正如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的其他形式政府,依靠不同的基本经验,总是与人类相伴随--无论有多少暂时的失败--君主政治、共和政体、专制政治、独裁政体及暴政。但是仍然存在着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惟一“神示”。开端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
    (本篇为《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第十三章) 转自《中国学术论坛》

    发贴者 Wenjie 时间: 2/10/2007 09:54:00 下午 0 评论

    《我在美麗的日本》: 2007-02-04

    2013年3月25日 星期一

    通过法律的抢劫——滕彪答《公民论坛》问


    滕彪

    《公民论坛》:年度一次的“两会”盛宴即将结束,主要国家机关负责人的新老交替也已经正式完成,按官方说法所有这些都是人民代表选举或人民代表决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充分体现。请问您作为国家公民,这种“民主选举”或决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您的意志?如果您是“被代表”的话,应该怎样扭转这种现实?

    答:
    完全是虚伪的民主,无法代表人民。
    两会的发言,很多是笑话;通过的法律,很多是抢劫。
    只有争取真正的宪政,才能改变这种稀里糊涂被代表的状况。

    《公民论坛》:36日,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在全国政协记者招待会上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有关“你们是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参与多党竞选”的问题时,回答说:“我们按照这种政党制度跟执政党经过几十年的合作,已经尝到了目前这种政党制度的甜头”,您是如何理解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的“甜头”的,能否简评一下?

    答:
    万主席无耻之尤。
    所谓“甜头”,其实是“骨头”,中共控制民主花瓶党派的财源、成员发展、刊物和各种活动,其领导者也是中共派去的,甘于啃“骨头”的奴才。

    《公民论坛》:3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工作报告”中再次肯定了现行制度的优越性,强调“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而在20093月的“两会”期间,这个委员长就提出了著名的“五不搞”观点(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如果吴邦国的观点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构成现实威胁的话,甚至对执政党本身会造成较大危害的话,您能否就此观点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答:
    吴邦国的僵化观点一点也不奇怪,专制者都是用屁股思考的。当然,长远地看,这些说法和做法既误邦国,也误自己。

    《公民论坛》:312日,新当选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闭幕会的讲话中说:“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重复了吴邦国“绝不照搬”的老调,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答:
    同上。愚民政治之声,不新鲜。

    《公民论坛》:申纪兰是唯一连任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讥讽为“活化石”或“万年国代”。面对民间舆论质疑,山西省委宣传部长辩护说:“若不让申纪兰当选,反对声更大”。而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也公开为申纪兰辩护说:“作为正厅级干部,她保持了人民本色,谁能做得到?这是我们的骄傲和自豪。这就是我们理直气壮的理由。”请简评“申纪兰现象”。

    答:
    申纪兰这个国家级小丑,时刻提示人们所谓民主的虚伪性。申纪兰是不断攀登无耻高峰的中国荒诞政治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公民论坛》3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小琳(李鹏之女)在接受采访时回应关于自己身份的争议,她表示:“一个人的出身很难选择,但自己也是一步一脚印的努力”,请您简评一下李小琳的“努力”。

    答:
    其实我们不能否认抢劫犯也是需要努力、也需要一定才能的。
    她不需要明说“我爸是屠夫”,但谁敢不给钱哪。

    《公民论坛》:35日,温家宝在做完《政府工作报告》后有一个“三鞠躬”的动作,至此,温家宝已正式谢幕。体制内外各级人士对于温家宝的评价存在重大分歧,您能否为温家宝十年理政做个简单评价。

    答: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公民论坛》:在两会召开期间,著名维权人士刘s沙因探望刘*b夫人刘*女士而被警方打伤在派出所(耳膜洞穿),请据此简谈中国人权问题的严重性。

    答:
    问题是没有人权的问题。

    《公民论坛》:最后一个问题,199810月,朱镕基领导的国务院就已经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字,但此后李鹏和吴邦国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始终不予批准。执政党和全国人大的这一不负责任的行径引起了民间人士的强烈不满。在今年两会期间,一批良心人士、法律人、学者和维权人士共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要求全国人大批准该国际人权公约的生效。而在此前,7000多位国家公民联署声明要求高官公布财产。请问您是否签署了相关“呼吁书”?并据此谈谈中国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两会之后的中国又将走向何方?

    答:
    我都签了。
    五年前问我在公盟就和人一起写了一个关于国内法与此公约的差距的研究报告。
    我对这类签名的看法是,不重结果而重过程。重要的是公民联合、参与精神、公民社会。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