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7日 星期四

何清涟:朝共产主义方向努力

最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再次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不能认为共产主义虚无缥缈,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努力”。如今 中国经济泡沫都已破裂,将进入十年衰退期,党内高层内斗未已,作为党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重吹肥皂泡理想,只能说明:在无法挣脱的政治困厄中,他不得 不先保持政治正确。
中共统治历五代,谁与共产最接近?
中共一直坚持共产主义理想说教,但各阶段的表述有些差别。现阶段的理想早已通过政治教科书深入中国人心,中学生背得滚瓜烂熟:生产资料公有;各尽所 能、按需分配,彻底消灭阶级差别与重大差别;国家最后消亡等等。只是中学生们不知道,要实现这些理想可不容易,必须经过非常血腥的过程,对内彻底颠覆“和 谐社会”,财富分配上重新洗牌;对外要发动无数战争,消灭其他所有国家之后,中共这国家才能“主动消亡”,完成理想。当然,咱得理解习总说的只是朝着这方 向努力,并非全部实现。实现的过程就如前苏联晚期的政治笑话:“共产主义理想离咱们多远?五公里,还差五公里,永远差五公里。”
按上述标准来说,中共治国近70年,毛泽东时代离共产主义最近。那时不仅生产资料公有,连“重大生活资料”,即绝大部分城市居民栖身的住房都是公 有,普通生活资料“按需分配”——因是共产主义的前期社会主义阶段,所以改成按计划分配指标:除北京上海广州等少数大城市之外,全国大多数中小城市居民每 月23斤粮食、2两食用油、半斤猪肉指标;每人每年1丈2市尺布票,逢年过节2两糖票,偶然可买到古巴的进口糖;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每 天都在为消灭阶级差别及各种差别(包括思想差别)而无情斗争。
在国际社会,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在忙着“解放全人类”,在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培养代理人颠覆各国政府的同时,还向非洲输出革 命,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领袖。这些“毛主席的好学生”后来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亚非拉美各国的领导人,不少是世界闻名的独裁者,其中的极品是柬埔寨红色高 棉领导人波尔布特,仍然健在的还有津巴布韦的穆加贝。
形格势禁之下,共产主义旗帜能举多高?
习总领导期间,中国如果只是扭过头遥望“共产主义方向”,那倒问题不大。倘若要“朝共产主义方向行进”,首先得要实行全面的公有制,这得实行三大消 灭,一是消灭改革以来形成的非公有制经济;二是将外资赶出去或者没收后纳入公有制范畴;三要消灭贫富差距,首当其冲的是让大批利用父辈权力致富的红二代交 出财产,将抢来的钱再吐出来。有人从“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努力”这句话中嗅出了味道,因此赶忙写了一篇《别让李嘉诚跑了》,引发舆论纷纷猜测是不是要打土豪 了。
中国经济早就是国企、私企、外资三分天下。目前外资纷纷撤退,私企也正在加大“向海外投资”力度,引发大量资金外流,中国外汇储备从去年6月至今年 7月减少3000亿美元,8月份继续减少1000多亿,中国政府正忙于进行“钱袋保卫战”,加之中国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今年9月上旬的G20会议 上,财长楼继伟说了,中国经济将进入衰退期,时间长达5年甚至10年。习近平再霸气强势,回到毛时代这种“翻烙饼”的宏伟大计也只得撂在心里,否则真的要 告别盛世,成为叙利亚第二了。更何况,习曾经宣示过一条戒律:毛与邓的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在中国如今这极为诡异的政治氛围中,要防止政敌攻击,得高 举共产主义旗帜,坚持政治正确;要维持统治,得继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穷马”为何对习的“共产主义方向”保持沉默?
既然共产主义的高级理想是“逗你玩”,那么回到毛早年率领穷人闹革命、翻身求解放的共产主义起步阶段,即消灭剥削阶级,打土豪分田地,总应该有点热情吧?可是本应雀跃的穷马克思主义者(新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也未见欢呼起舞,原因何在?
穷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水平不高,要完全读懂《共产党宣言》有点困难,因为穷马们习惯用非黑即白这种简单思维看待世界与历史,当读到那段“资产阶级在它 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时,也会发懵:为什么革命导师要赞扬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但他们能够充分理解毛泽东这位“中国农民之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提炼出来的“打土豪分田地”,“剥削有罪”、“造反有理”,“剥夺剥夺者、穷人 翻身得解放”,这些早已成了他们的精神动力。
他们听了习总宣示要“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努力”之后,之所以没有欢呼雀跃,乃因他们知道,经过中共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中共早已从一无所有的 “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中国控制一切土地森林矿产的唯一大地主,成为控制大型国企的资本所有者,中共官员们绝大多数也成为富人与资产阶级。习总目前是中共 “一哥”,反贪官没收的钱财都没舍得拿出来分给穷人,怎可能让“穷马”们去打土豪分田地?所谓“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努力”纯粹是逗大伙开心。所以,还是再去 观赏“毛主席重回人间”,批判现在的中共变了颜色,一吐心中块垒比较现实。
当然,共产主义理想可以用一套物质指标表示。中共在50年代完成“剥夺剥夺者”的历史任务后,一时失去了斗争目标,共产主义理想被物化成“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如今这一理想早就土得掉渣,就连中国农村地区,大多数也都实现了这一共产主义理想。所以可以调整为“家家花园别墅,户户奔驰宝马,年年环 球溜达”。
习近平强调共产主义,只为彰显“政治正确”
话说共产主义理想,早就被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看得透透的。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回忆录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始终讳言一个事实,所谓“共产主义”目标被恩格斯在晚年抛弃。1847年10月,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 文,勾画了其时只有27岁的青年对未来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 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这位与马克思齐名 的共产主义创始人,在采访中实质上否定了其年轻时为人类社会设计的未来模式。
习近平成长于文革时期,家庭变故让他成为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对于所谓共产主义,与其说他相信,不如说他只是将其当作表达自己“政治正确”的工具。
所 谓“政治正确”,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标准,中国红色政权统治下,坚持共产主义理想、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政治正确”;在西方,彰显人道立场与普世 价值,帮助弱势者与受难者是“政治正确”。有时候,大势逼迫之下,为彰显政治正确不顾实际国情,东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表现可谓异曲同工。比如最近当叙利亚难 民潮涌欧洲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既不顾本国的容纳能力与国民意愿,也不顾其他欧盟国家的反对,声称“接收难民无上限”,将欧盟置于危机之中就是一例。
今年6月之后,习近平与江泽民、曾庆红政治博弈陷入困局,经济上昏招迭出,比如强力干预股市,这些都成为授人以柄之事。综合种种迹象分析,只能说,习这时祭出“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努力”这一法宝,乃是为了彰显其“政治正确”。

2015年9月16日 星期三

“温暖同城”人道援助系狱志士及其家人众筹平台

“温暖同城”人道援助系狱志士及其家人众筹平台

中国各地都有一些民主同道因履行言论、集会、结社、信仰以及其他公民权利而被中共当局监禁和虐待。迫害他们是权贵集团的罪行,而忽视他们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有责任向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施以援手。

温暖同城是一个由志愿者组建和维护、由海内外关注中国民间抗争运动的人士参与的人道援助平台,其宗旨是促进同一地区的参与者众筹资金,协调行动,务求对所有本地系狱志士及其家人提供持续的援助。
运作方式
1,在脸书上设立总信息发布平台,并通过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和其他方式,每周更新及公布以下信息:
A,按地区分类的被羁押良心犯列表,每人的事迹简介,所得到的援助,所需要的援助。
B,按地区分类的援助者列表,每人的认捐账户,已捐助数额和对象,为良心犯所做的服务。不愿意实名的援助者可以用代号备案。
3,援助者向温暖同城备案认捐数目,但资金由援助者自己管理。
4,温暖同城志愿者根据系狱志士及其家属的需要,协调安排援助行动。原则上,援助者援助本地系狱志士。若系狱志士所在地没有援助者或者本地援助的金额或者服务太少,则由温暖同城志愿者协调安排外地外省人士实施援助。
5,援助行动由援助者自愿进行,亲自实施,然后向温暖同城备案。非实名援助者可以指定信任的援助者或者温暖同城志愿者代为送达援助款项。
6,海外援助者根据自愿原则,援助家乡省份的系狱志士。
7,温暖同城是众筹平台而非组织,无领导机构,完全由志愿者协作建成。其功能是搜集整理和公布信息,鼓励海内外人士参与援助,提议援助方案,协调援助行动,使得援助资金和服务能够较为合理的分配给所有系狱志士,也使援助行动能够持久地、系统地进行下去。
温暖同城2015系狱志士列表
(只是部分系狱志士的信息,请大家发信至:
wennuantongcheng@gmail.com提供补充材料)
1,广东,2,福建,3,广西,4,湖南,5,湖北,6,江西,7,安徽,8,浙江,9,上海,10,江苏,11,四川,12,云南,13,贵州,14, 河南,15,山东,16,京津河北,17,山西,18,内蒙,19,陕西甘肃宁夏,20,黑龙江吉林辽宁,21,内蒙古新疆西藏

2015年9月15日 星期二

中国人反美其实就是愚蠢的代名词

自由中國: 南桥:反美情绪的由来,中共教育和宣传的结果: 中国人的反美情绪,是党和政府精心策划和多年运作而造成的全民愚昧的结果。 「九三」阅兵之后一个星期,就又到了「九一一」事件的周年。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一些中国人情不自禁表现出来的「爽」,让我一直想不通,这些通常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的人,如此恨美国的情绪来自何方。 ...

大清为什么会倒台:权贵内斗导致保路运动失控

陈晓平
清朝灭亡起于铁路国有政策;铁路国有政策的总后台,是隆裕太后妹夫载泽,盛宣怀只是执行者。度支部大臣载泽,谋夺庆亲王的总理职位,清廷高层在铁路国有实施过程中激烈暗斗,互相拆台,令保路运动失控,为武昌起义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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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责任内阁。因内阁成员皇族过多,时人讥为“皇族内阁”。
载泽与庆王的权争
庆亲王奕劻的对手载泽,在辛亥革命后已迅速被人遗忘。若要追究促成清朝灭亡的“罪责”,两人均可居于“首祸”之列。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恶斗,牵引其他派系卷入,导致保路运动失控。寻绎载泽当时举措的用意,未尝不是为了保住这个风雨飘摇的政权。
当时和后世的主流言论,都集矢于盛宣怀。盛氏固然难逃其咎,载泽才是真正的主使。盛宣怀营造庞大“国企”王国,后来相继被袁世凯夺去。1908年慈禧下 世,袁氏被黜,庆王仍然柄政;庆、袁本属一家,盛宣怀要东山再起,只能依附庆王的对手载泽,“遂赂载泽六十万金,起用为邮传部尚书”(胡思敬:《国闻备 乘》,中华书局2007年,第135页)。
载泽生于1868年,宗室奕枨之子,原名载蕉,10岁时过继给奉恩镇国公奕询,改名载泽,封奉恩辅国公。自幼聪明灵俐,出入醇王府,得醇亲王奕譞怜 爱,17岁时被醇亲王推荐入上书房读书,是光绪皇帝的同学,载沣也尊之为“大哥”;得慈禧太后赏识,与太后侄女结婚,成为隆裕后的妹夫。慈禧死后,凭借与 隆裕太后、载沣兄弟的特殊关系,载泽步入权力中心,是宣统朝排名前几位的重量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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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以立宪为招牌,行中央集权。
庚子之役创巨痛深,部分少壮派亲贵开始留意西学新政,载泽为其中佼佼者。1905年,清廷派载泽等人往西方各国考察政治,一轮走马观花之后,归国递上奏 折,主张“以立宪之精神,实行其中央集权之主义”。学者多留意其主张立宪一事,其实“中央集权”才是载泽政治思想的核心,“立宪”也者,是为顺应潮流而祭 出的招牌而已。
1907年,慈禧任命载泽为度支部尚书,管理财政,时年38岁。亲信杨寿枬后来记此段经历,谓:“泽公以贵胄为尚书,威权最重……故清理财政、实行预算、 提陋规、剔中饱,严核浮滥,雷厉风行,节省之一万万元以上,虽部臣疆吏不便其所为,未有敢公然抗令者。”(杨寿枬:《觉花寮杂记》,转引自庄练:《中国近 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年,下册第308页)杨寿枬盖为尊者讳。载泽当时权势熏天,地方督抚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
摄政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归来,所念念不忘者同样是“中央集权”。让他两个弟弟一个掌陆军一个掌海军,以期集中军权;让载泽全面负责理财,以期集中财权。载泽 将外债管理权从外务部收归度支部,削弱庆王掌管的外务部权力;在各省设立中央直属的监理财政局,在中央设督办盐政处(盐政院),将各省盐政管理权收归中 央,侵夺了地方财权。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潜滋暗长,到保路运动时来了个“总爆发”。载泽唆使姐夫瑞澂弹劾邮传部尚书唐绍仪,让盛宣怀接任,控制了帝国的另一 个财源。
3
载沣:让他两个弟弟一个掌陆军一个掌海军,以期集中军权;让载泽全面负责理财,以期集中财权。
载泽担任度支部尚书不久,提出六条清理财政的方针,结果被奕劻及其盟友袁世凯否决。载泽顶奏,双方展开笔战。此时慈禧尚在人世,将载泽当作小孩,没有支持他的主张。(李娜娜:《载泽与光宣政局》,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到1911年5月,责任内阁成立,庆王任总理大臣,度支部大臣载泽在摄政王载沣面前扬言:“财政支绌,内阁经费不可过事铺张。”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内阁厉行 节约,实际上是暗示他要在财政方面拉奕劻的后腿。报章对此评论道,载泽此语“显有裁制之意”。不久,奕劻即向两位协理大臣发牢骚:“某某两亲贵,一则牵制 军权,一则把持财政,均于暗中极力排挤,本邸有名无实,将何以担负责任?”(彭剑:《“皇族内阁”与皇室内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 50卷第2期)总理没有财权,责任内阁不过是“跛脚鸭政府”。
1911年,庆亲王奕劻75岁,垂垂老矣。清廷正当内外交困,朝野人士亟望有个强有力的内阁,以应对险恶形势。载泽43岁,有年龄优势,不少人瞩望他当内 阁总理大臣。末代皇帝溥仪说:“比如载字辈的泽公,一心一意想把堂叔庆王的总揆夺过来……”(《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第24页)徐一士 称:“泽、盛分据财政、交通,高掌远蹠,实奕劻之劲敌。庆内阁成立,载泽辈即力谋倒阁。其时谙于政情者,多谓继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者必载泽无疑。载泽既思 组阁,则延揽当时有名流之目者以厚声势。如张謇、郑孝胥等,载泽皆竭力罗致,预储为新阁大臣之选。謇、孝胥以在野之身,均特蒙召对,载泽力也。” (《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第二册,第635页)
张謇作为立宪派代表人物,近来颇受学者推崇。张謇在朝中,主要依靠载泽。载泽真心想搞立宪乎?不过此招牌极时髦,能迎合趋新的汉族士绅,借以扩张势力,准备向奕劻夺权而已。
铁路国有政策背后的猫腻
庆亲王奕劻久为慈禧所宠信,长期盘踞总理衙门(外务部),1903年荣禄死后,出任领班军机大臣,权倾朝野,以纳贿弄权著称于世。其人老于官场,对载泽的倒阁谋划心知肚明,依然不动生色,寻机报复。双方终在铁路国有问题上,演变成恶斗,最终断送了大清江山。
4
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垂垂老矣
有关铁路国有、保路运动的论著汗牛充栋,对载泽论述很少。从一开始,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载泽和盛宣怀合谋,盛宣怀、郑孝胥出主意,载泽作决策。随着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变化,清廷迫切需要进行币制改革,载泽需要盛宣怀的帮助。盛宣怀就这样成为载泽集团的核心人物。
铁路国有政策的出笼,从1911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的“干线国有”奏折开始。研究铁路国有的学者,都能猜测到石长信奏折出于盛宣怀主使,却找不到直接证据。
载泽1908-1911年给盛宣怀的一批密函,随盛宣怀“外逃”,为旅日企业家程奋伯收藏,后归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以《近代名人手札真迹》之名刊 行。这批密函证明,石长信奏折是出于载泽、盛宣怀共同主使。5月4日,载泽致函盛宣怀:问“石折明日是否呈递,尚祈密告。”第二天,奏折就递了上去。实施 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是载、盛谋划的结果,石长信只是一个工具。
从石长信5月5日呈递奏折,中经邮传部覆奏,到5月9日上谕批准,效率高得惊人,可能创下清末重大决策出台速度的最高纪录。这一切,是载泽和摄政王载沣事 先商量好,为的是避开内阁会议,因为第一届责任内阁已经确定在5月8日成立(1911年5月14日《申报》)。此举实际违反了刚刚公布的内阁官制;身为新 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不仅事先毫不知情,上谕也未经总理大臣副署。换句话说,上谕是违法的!
对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都是袁世凯一党)来说,如此重大国策,度支部、邮传部事先竟不通气,把新成立的“内阁”不放在眼里,此仇不报,非君子也。这还只是“阳”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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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协理大臣那桐
“阴”的一面,是总理、协理大臣收不到回扣。干路收归国有,全靠借外债;巨额外债都是有回扣的。载泽垄断外债借款权,独吞回扣,奕劻分文未得。(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333页)此恨绵绵,无尽期也。
庆王“默窥将来恐有最激烈之风潮发现,颇不愿担此重责”(1911年6月4日《大公报》)。故一到讨论路事的内阁会议,内阁总理大臣辄请假躲避,其目的在 于表达对载泽的不满,向摄政王施压。庆王预见“恐有最激烈之风潮”,并非未卜先知,乃是操纵亲信参与搅局。“皇族内阁”成立后,饱受舆论抨击;奕劻纵容保 路风潮坐大,有转移视线的嫌疑。5月30日,奕劻发表谈话,说“事实由盛大臣所发起,故遇事均责成该大臣筹议一切”(1911年5月30日《大公报》)。 总理大臣已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一开始就在中央埋下炸弹。盛宣怀以为“川人易与”,川路股份赎回条件苛刻,与粤路有别,又踩响了地雷。地雷与炸弹,相互激荡,终将铁路国有炸得粉碎。
粤路“因路工迟滞。糜费太甚。票价不及五成。现每股从优先发还六成。其余亏耗之四成。并准格外体恤。发给国家无利股票”(1911年6月17日上谕)。盛 宣怀何以对粤路格外优待?原来,盛已经安排亲信“赴港澳、南洋各岛,收回大宗股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0页)。用五折以下的低价“逢低吸纳”,立即兑现六折现金,剩下的四成发给国家无利股票,盛氏及其亲 信,单是这一笔,已经赚到盘满钵满。公共政策的出台,往往是主事者牟取暴利的机会。铁路国有政策,说的是利国利民,实则先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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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长袖善舞,毁誉参半。
王人文、玉崐带头抵制
载泽刚愎自用,盛宣怀也忙中出错,对四川极度忽视。在粤路问题上,盛氏一直跟两广总督张鸣岐保持通信;对于湘路、鄂路,瑞澂、端方则是圈内人,已经心中有数。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作为重要当事人,事先毫不知情。就我所见资料,盛宣怀没有提前跟王人文沟通过。
王人文,贵州人,进士出身,因受赵尔巽知遇,从知府累迁至布政使。赵尔巽移督东三省,王人文觊觎川督位子。但赵尔巽已计划“传位”给他弟弟赵尔丰,让王人文当督办川滇边务大臣。朝命一下,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了下来,王人文失望至极。
铁路国有的上谕下来,王人文刚开始也没有弄明白其含义,直到川人群起保路,因事不关己,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反过来帮保路同志会代奏,指斥盛宣怀“误国”, 义正词严背后,藏着自己满肚子委屈。本来,各省均已成立咨议局,川路也有股东会,自可通过这两个正规渠道表达诉求;另立保路同志会,广发传单,总督可迅速 取缔。王人文若按正常思路行事,四川保路运动早就偃旗息鼓了。
成都将军玉崐也火上加油,两次领衔会奏,指责四国借款合同违反法律,抨击盛宣怀欺君罔上、卖国卖路。玉崐纯是出于正义感吗?恐非如此。玉崐本是庆王府包衣 (奴才),得庆王栽培一步步做到成都将军(从一品),一切唯庆王马首是瞻。庆王对借债有意见,玉崐早就熟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 335页)与载泽、盛宣怀作对,乃是老奴才向庆王表忠心。
等到8月3日,赵尔丰赶到成都接印,大势已难挽回。邮传部一味强硬,不尊重位于第一线的地方督抚,中央与地方矛盾达于顶点。赵尔丰被迫讨好川人,延续王人文路线,虽招朝廷三番五次申饬而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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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一枪断送了第一次和平解决保路风潮的机会。
奕劻故意对载泽封锁消息,“近日川省来电,政府始终未使度支部闻知。”摄政王面对内阁分裂,束手无策,只将责任推给邮传部。“川督屡次电奏,朝廷竟无只字 回复,只令部中发电,何能有济”(载泽致盛宣怀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六册)形势日甚一日在恶化,内阁对川督却没有明确的指示。
诱使赵尔丰开枪杀人的直接原因,是9月2日派督办铁路大臣端方赴川查办的上谕。所谓“赴川查办”,除了办事之外,还有“办人”的含义。保路风潮若延续下 去,端方入川,赵尔丰势必撤职。为保住官位,必须尽快平息风潮。于是,9月7日,赵尔丰开枪了。这一枪,断送了第一次和平解决的机会。
9月13日,端方写信给盛宣怀,言:“季帅(赵尔丰)不晓鄙意,误以为鄙人前往,将取而代之。”(《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辛亥革命前后》,第148页)无论端方如何辩白,赵尔丰感到官位行将不保,被迫使出严厉镇压手段。
端方、瑞澂、岑春煊,各打各的算盘
端方,汉军旗人,小有才,喜追逐新潮流。戊戌时“咸与维新”,做了农工商总局督办;康梁事败,做了一首打油诗《劝善歌》,歌颂“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 爱黎民”,可见其投机天性。庚子事变后,端方结好张之洞、袁世凯,笼络趋新士绅,鼓吹新政,做过湖北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1905年更率团到西方考 察政治,鼓吹立宪,红遍朝野,一度做到直隶总督,因私自拍摄慈禧太后葬礼被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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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原本以督办铁路为跳板,结果命丧四川。
1911年5月,端方静极思动,以重赂得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231页)此次复出,端方是以督办铁路为跳板,打算谋一巡抚、总督实缺。
端方驻武汉,湖广总督瑞澂不自安,怕随时被取而代之。瑞澂是载泽姐夫,大学士琦善之孙,将军恭镗之子,纨绔子弟,依靠与载泽的姻亲关系,历任上海道台、江 苏布政使等优缺,跻身湖广总督。8月底,四川已经闹到不可收拾,朝廷有意派大臣入川查办。端方刚刚严参了赵尔丰,两人矛盾激化;最合适的人选,是曾任四川 总督深得民心的岑春煊。但岑春煊是庆亲王死对头,为照顾奕劻的面子,暂时不好提出。载泽于是动了派瑞澂入川的念头(载泽致载沣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 六册)。如果瑞澂被派入川,正在武汉的端方岂不刚好接任湖广总督?这是瑞澂所担心的。瑞澂宁愿送钱加送军队,也要逼端方入川。
岑春煊是清末官场中的异类,前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官二代”但无纨绔习气,好名而不贪财,作风雷厉风行,是清末“反腐败”的一面旗帜。1900年任甘肃 布政使时带领马队千里驰援北京,因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宠信。1902年任四川总督,以霹雳手段平定匪乱,严查贪官、劾罢庸官,深得川人爱戴。1907年入 京,向慈禧面劾庆亲王贪污受贿误国,被庆王、袁世凯联手击败,投闲置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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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疆大吏岑春煊:清末官场中的异类。
端方惧怕入川,迟迟其行,让载泽震怒,被迫启用岑春煊。9月14日载泽在摄政王面前提出动议,最终岑春煊得到的名份,是“会同办理剿抚事宜”。这对久历封 疆、能名震天下的岑春煊来说,是一种侮辱。载泽也愤愤不平:“起用西林,只令会同办理剿抚,既无兵权,又无名分,倘亦别有用意,不欲其成功耶?”(载泽致 盛宣怀函,《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第六册)岑春煊乃故意提出异议,继而称病抗议。四川形势如此紧急,只有调整政策、尽快实授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这是平定四川 局势的第二次机会。奕劻因私人恩怨,让清廷错过了这次机会。
纵观铁路国有实施过程,载泽鲁莽,一味主张强硬;载沣优柔,无一定主张;奕劻阴狠,不惜局势糜烂,要对载泽、盛宣怀施加报复,阻止岑春煊复出。中央既无一 贯到底的主张,于是士绅鼓动,百姓起哄,督抚抗命,高层在互相掣肘中,久拖不决,两次错过处理川乱的最佳时机。这才是保路运动失控的主因。
10
保路运动死事纪念碑
大结局?
10月10日,湖北新军起义,瑞澂逃跑,武昌失守。瑞澂携带官印避登楚豫兵轮,逃往上海。瑞澂若能与岑春煊和衷共济,本可利用岑春煊从云南调来的五百精兵,协助“平乱”,武昌起义本无胜算。
岑春煊在武昌住处听到总督府的枪声,“余仍安卧,至黎明出城买舟渡江,乘轮东下”(岑春煊:《乐斋漫笔》,中华书局2007年,第36页)。武昌枪响那一 刻,岑春煊心灰意冷,手中有兵,也不愿施以援手。10月14日,清廷宣布授岑春煊四川总督,放了一个马后炮。此后岑春煊的言行,迹近耍弄清廷,充满报复意 味。1912年初,岑春煊更领衔促请“速定共和国体”,对清廷施加最后一击。
端方不愿入川,禁不住朝廷催促,瑞澂“欢送”,磨磨蹭蹭,一步三叹,陷入民军包围之中,终在资州为手下士兵所杀。
盛宣怀早在10月26日被“革职永不叙用。”此老机警,立即收拾机密文件,逃往日本,避过一劫,虽遭举国唾骂,仍得以寿终。
赵尔丰迫于形势,将权力移交给保路运动领袖蒲殿俊,后为军政府都督尹昌衡所杀。
载泽从权力巅峰瞬间跌落谷底。随着袁世凯的复出,满洲权贵已成过眼云烟。做过多年度支部尚书(大臣)的载泽,不善理财,财产渐渐被管事人掏空,到1930 年去世时,“无以为殓”,其女被迫卖身葬父,凄凉万状。(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岳麓书社1985年,第106-107页)未能治家,焉能治国?煊赫 一时满洲亲贵,大多不过如此。
“国家是精神的产物。”溯自戊戌,光绪被囚,变法失败,新党斥逐,大清政权精神已死。满洲亲贵先则盲目排外,导致庚子重创;继则聚敛无度,因内斗而自毁政权。汉人士大夫亦如癫如狂,随波逐流。如此政权,不亡何待?正如郑孝胥在日记中所言:
“魄之将狂,魂来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

清末最后那些年,太子党试图力挽狂澜扭转局面

2015年9月14日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年仅三岁的宣统皇帝登基,成为了大清帝国第十二位皇帝。在随后的政治卡位战中,一群年轻的满洲亲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掌握了大清帝国最后三年的政治命脉。
宣统皇帝的生父,26岁的醇亲王载沣担任了摄政王;两个亲叔叔,载涛和载洵都加封了郡王衔。不久,21岁的载涛掌管了禁卫军;22岁的载洵得到了海 军大臣的职位。在此之前,40岁的镇国公载泽出任度支部尚书,控制了大清国的财政权;42岁的肃亲王善耆当上了民政部尚书,获得了大清国的警务权。
几乎所有的强力部门都掌握在了皇亲国戚们的手中,与此同时,袁世凯开缺回籍,张之洞驾鹤西去,皇族内阁横空出世。似乎谁也挡不住满洲亲贵们抓权的脚步,然而就在皇族内阁成立后不到半年,武昌起义的枪声划过夜空。
难道这帮王子王孙就都是一群酒囊饭袋?其实,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4岁的贵族政治团队不仅人才济济,而且改革意愿不打折扣。
“载字辈儿”的佼佼者
如果说“载字辈儿”仅仅是因为血统就能走进权力中心,倒也未必。大清帝国走到1908年,已经度过了悠悠二百六十余载。凤子龙孙大把的,其中能上位的还算是有点真才实学。就说这个摄政王载沣,也算是有过历练。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西狩。第二年大清国签下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中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 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为德国人“涤垢雪侮”。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 西洋的亲王,年仅18岁的载沣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力、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 命”。这次出国,载沣还很讲“作风建设”,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成功地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
因出洋而名闻中外的载沣,回国后就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1903年春,刚满20岁的载沣就被任命为随扈大臣。1906年春,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 重要责任的健锐营。1907年6月19日,24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他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 关的领导成员。
正因为有过“海外游历”的经验,载沣有了初步的现代大国意识。他敢于派出军舰到西沙群岛、东沙群岛巡逻,在1910年底还派出“海圻”号去美洲慰问侨胞,解决古巴、墨西哥爆发的排华动乱。在清朝遗老遗少中,载沣是最早剪去辫子、安装电灯电话、穿西服、买汽车的人物。
载沣可以拍着胸脯说:“我的成长是自己一步一步努力的成果。”也许他还可以这样自信地说:“一个人出生在好的家庭,如果没有自己的努力,只靠父辈影响,即使给了你这个位置,也是扶不起的阿斗!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
“出洋考察”造就的两颗政治明星
1905年,大清国逐渐从“庚子国变”的打击中走了出来,缓过了这口气儿。与此同时,立宪的日本打败了专制的沙俄,深深地刺激了大清国的统治者们。随即,新政进入了“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了日程。
这一年,清政府迈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在出洋的“五大臣”中,37岁的载泽和44岁的端方尤为耀眼。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身份为皇室宗亲的载泽。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载泽回国后,立即成了君主立宪政体的鼓吹者。
在日本考察时,载泽感触很深。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考察团,他们之前有过一场长谈。
双方就立宪国与专制国的异同,大清改革的核心要务等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镇国公 载泽被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击中了。回国之后,载泽奏请立宪,提出了立宪之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不过他也指出:“宪政有利于 国,有利于民,最不利于官。”
载泽所说的君主立宪的三大利,打动了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
1906年8月,大清帝国权力中枢召开了研究立宪的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醇亲王载沣、所有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以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从此,“立宪”成为了大清国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
五大臣中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端方。当年,有“旗下三才子”之说,所谓“旗下三才子”指的是大荣(荣庆)、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他们三个都是皇上着力培养的青年干部。纵观端方的一生,闪光点几乎都是不断带兵平定各地的“乱党”,可谓是革命党人的一颗克星。
实际上,端方是一个维新派。《清史稿》中记载,戊戌变法时,他曾奏上标榜维新的《劝善歌》,受到光绪皇帝赏识。但是,端方没有因为戊戌政变而被边缘化,反而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道员升到了署理陕西巡抚。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逃亡西安,端方以拱卫周备,深得慈禧欢心。庚子年,各地义和团闹得厉害,陕西却在端方治下十分太平。义和团没起来闹事儿,教会也比较收敛,足见端方的本事。这一点,太后老佛爷看在眼里。局势稳定之后,端方出任湖北巡抚,与张之洞搭班子。
张之洞的改革花架子多,端方比较务实,不搞表面工程。他的改革力度也超过了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也比较自由化。他曾顶住张之洞的压力,帮助湖北留日 学生办报纸,还曾资助典型的革命派人物——蔡锷。这些也只有根红苗正的亲贵才敢干,干了也没有人会怀疑他的政治动机。因此,端方被誉为开明人士,“奋发有 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1905年,端方被召回北京,任闽浙总督,未及上任,便成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人选。1908年太湖秋操,他担任总指挥,在演习中第一次使用热气球进行空中侦察,并进行火炮的校射。
此时的端方与载泽一样,成了满洲贵族中推动立宪的积极分子。同时,这两颗政治明星也受到了西方媒体的巨大关注。1905年之后的《纽约时报》对这二位的报道就没断过。
因偷拍而落马的官员
1909年,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这年11月15日,慈禧奉安大典隆重举行。作为朝廷大员之一,直隶总督端方参加了葬礼。按照成例,一位官员可以带几 位仆从跟随。在端方所带的仆从中,有三位摄影师。他们用冒烟的照相机和另类行为很快就引起了葬礼主管官员的注意。就这样为了抓拍头条而来的摄影师,却成了 当天的头条。
结果,端方被牵了出来。由此创下了两项之最:最短命的直隶总督,最早因偷拍事件落马的官员。
这可帮了袁世凯和革命党的大忙,因为端方在军事上很有一套,如果由他掌握直隶,或许可以消化掉袁世凯的北洋军。而且,端方与张之洞搭班子时一手缔造了南方新军,如果有端方在朝里顶着,新军未必会乱。
只可惜端方再次回到历史舞台已经是1911年5月,他被委任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此时,“保路运动”如火如荼。四川总督赵尔丰因此被免职,端 方署理四川总督,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前往镇压。端方到四川后,武昌起义已经成功,以至于军饷不济。端方的手下军官挑动军队 哗变,端方和弟弟端锦被哗变的士兵杀死。
独当一面的“铁帽子王”
大清国建国之初,有八位“铁帽子王”,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肃亲王豪格。豪格是皇太极长子,当年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大清皇帝。最后豪格与多尔衮僵持不下,只好由六岁的福临继位。
从豪格算起,肃亲王的爵位传到善耆这一代已经是第九代。不过,善耆这个铁帽子王早已远离政治,虽然是个王爷,实际上就是个政治待遇,享受这个级别。
善耆干练、开明、为人豪爽、个性诙谐。“庚子国变” 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太后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这时善耆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 速,两人相见恨晚,后来拜了把兄弟。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善耆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建立起中国最早的警察制度。
1902年,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领导新建立的巡警。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后,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有一次,善耆的福晋不遵守交通规则,许世英责令罚银十元。许世英此举不但未获罪责,反而得到赞赏。
善耆掌握着大清国的警务大权,职责就是消灭革命党。不过,这位满清王爷对革命党颇有兴趣,有一次同盟会开会,善耆送去1万两银子,同盟会就这钱能不能收展开过争论,最后还是收下了。
1911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被捕后善耆亲自为其说情,免其一死,还对他优待有加。据说,二人在狱中相谈,甚为融洽,最后相互仰慕。善耆此举使得革命党人对满洲亲贵有了深入的了解,为辛亥革命的妥协打下了感情基础。
手握军权谈改革
说到晚清之中有谁能带兵,除了端方之外,当属铁良和良弼。
铁良的祖父曾为江西吉安知府,但是随着祖父和父亲的相继去世,家境败落,最贫苦时一度断炊。无奈之中,铁良只得放弃科举。从神机营月薪一两的“书手”干起,历任通政司参议、大理寺少卿、户部侍郎等,最高做到了陆军部尚书,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铁良是晚清贵族中少有的人才,他担任陆军大臣期间十分注意训练部队,使得中国建立了一支可战之军。1903年,铁良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清廷设立总理练兵处,统一编了新军。庆亲王奕劻为总理,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为襄办,并暗中监视袁世凯。
1906年官制改革,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统一为陆军部。铁良专任陆军部大臣。慈禧恐袁世凯尾大不掉,将北洋六镇中的一、三、五、六镇尽数划归铁良统领,造成铁良与袁世凯相抗的“均势”。
实际上,早在1905年,铁良任户部尚书时,就开始着手从财务上对北洋军“钩稽精核”,使得北洋粮饷捉襟见肘。同时,铁良开始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 力,他依靠留日归来的良弼联络士官学生,与袁世凯嫡系倾轧。不仅如此,铁良用人不拘一格,后来革命党人中的军事人才吴禄贞、蒋百里都是这位王爷提拔上来 的。
1906年春夏之交,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纷纷回国。8月26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立宪事项,在这次会上,关于立宪缓急,铁良和袁世凯又发生 了一场争论。在他看来,主张设立大权独揽的“责任内阁”,还想担任副总理大臣的袁世凯,野心已昭然若揭。袁世凯随后觐见慈禧,联合奕劻参了铁良一本:“若 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结果弄巧成拙,西太后本来已经拟旨,不让铁良等“反对派”再参加御前会议,但袁世凯的表现,让她马上改变了主意,将此旨“留中不 发”。
1906年11月,清廷颁布上谕,设陆军部,一切军务均归其管辖,任命铁良为该部尚书。袁世凯大势已去,只得主动交归北洋六镇中的四镇。次年,袁世 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失去了军权。1908年慈禧太后、光绪帝死,铁良因劝说隆裕太后训政,企图排挤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排挤出京, 调任江宁将军。
尽管如此,铁良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仍然相当抢眼。他与两江总督张人骏死守江宁。江宁陷落后,他又跑到陕西组织了一支部队,经历大小数十战,攻克了十几座县镇,几乎控制了全陕西。就在此时,清帝宣布逊位,这位忠心耿耿的铁王爷只好放下武器。
最后的皇权捍卫者
晚清宗室中另一位有军事才能的人就是良弼。良弼,姓爱新觉罗,虽出身满清宗室,然而血统疏远,其远祖是努尔哈赤之弟,该支系后又因故族籍被革,直到 嘉庆年间才得以归宗,且仅是“红带子”,身份低于真正的帝胄“黄带子”。良弼还是“苦出身” :他幼年丧父,家业早衰,全赖母亲抚养。
不过比之平民百姓,贵族毕竟能获得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22岁时,良弼由湖北省选送赴日留学,入成城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四年后,由日本陆军士 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回国,入练兵处。成为了陆军第八标统带官。宣统元年,清廷“从良弼等之建议”,仿日本参谋本部设立军谘府,以统筹全国陆海军事宜, 军谘大臣载涛不谙军事,凡事皆以良弼为“谋主”,后擢升禁卫军训练大臣。
或是得益于早年的磨难,良弼没有八旗子弟的纨绔习气,为人简朴上进,讲究忠孝,且有真才实学,《清史稿》上说他“平日以知兵名,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良弼皆主其谋”,此外尚有清廉、知人善任诸般优点,在集体堕落的晚清官僚队伍、尤其在宗室中,堪称鹤立鸡群。
1912年1月12日,良弼与溥伟、铁良等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俗称“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26日,议事毕回家,在光明殿胡同 家门口,遭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杀手彭家珍向其投掷炸弹,被炸伤左腿,不治身亡。《清史稿》记载,良弼临终之际,反赞刺杀他的彭家珍“奇男子、真知我者也”, 并感叹“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良弼死后,宗社党大多鸟兽散,大清王朝也在一个月之内寿终正寝。
八旗子弟的主流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如载泽、端方、铁良、良弼之类的人毕竟不是主流。他们是“八旗子弟”中最优秀的代表,可惜 这样的人太少了。“八旗子弟”的主流还是载振这样的“贵二代”。载振是总理大臣奕劻的长子,乾隆帝五世孙。1902年,他曾挂着贝子的头衔,代表清朝廷赴 英参加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1903年赴日本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回国后,他奏请成立商部,任尚书。1906年,成立农工商部,任大臣。也算是 “成绩斐然”。实际上,载振的思路才是“八旗子弟”的主流思维。借着祖上的势力,赶紧发财!都说现在的“官二代”坑爹,晚清的“贵二代”不仅坑爹,他们是 坑祖宗。他们的高调、招摇,成为了租界里所有的报纸争相报道的花边新闻,也就成为朝廷无能、权贵腐败、造反有理的最好证明。
一小撮满洲亲贵的力挽狂澜,挡不住另一大批满洲贵族的挥霍无度。这些人挥霍的不是银子,而是政治信任。
1907年,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莅临天津视察,北洋系军人段芝贵以巨资将名伶杨翠喜买下,献给载振,得到署黑龙江巡抚之职。当时的名伶就是今日的影 视明星。此事由《京报》的汪康年披露,轰动京城。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以天津歌妓杨翠喜献于载振,并以10万金为奕劻寿礼,遂得署黑龙江巡抚”。慈禧太 后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彻查。载沣、孙家鼐为保全皇室体面,复命查无实据。赵启霖反以“奏劾不实”被革职。舆论哗然,朝廷的体面更加碎了一地。

许小年:政策制定部门缺四点常识

我想讲的是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宏观经济学,我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教学感觉到,我们国家目前经济学界不缺理论也不缺数据,缺的是常识,我们政策制定部门也不缺建议和模式,缺的也是常识,那么下面常识是什么?
  我想列出几项:第一个常识是中央银行印钞票不能创造价值。他们印钞票仅仅转移价值,仅仅是价值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转移,仅仅是价值在政府和 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如果印钞票能解决经济问题,这个世界上根本不会有经济问题,因为印钞票是最简单成本几乎等于0的一项政策措施。
  常识二:财政部门不创造价值,财政的收入来自于企业和个人,财税政策仅仅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父辈和子孙之间的重新分配,是财富在国有和 民营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这个也是常识。如果财政靠借债增加支出,这就是典型的财富的代际的转移支付,债务的积累,后果我们都知道很有可能导致希腊那样的 财务和金融危机,如果财务部门支出的增加是靠税收,那么这更是纯粹的转移支付,而对宏观总需求的数量是没有影响的。
  常识三。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我这里讲的中央规划包括各式各样的规划,尽管市场不是完美的,尽管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帕累托最优 的,我们知道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也不可能比市场高,如果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高,我们就没有必要在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中央计划之所以配 置资源的效率没有市场高,因为政府官员既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能够制定比市场自发配置更加高明的方案,他没有激励,没有信息,我感觉到这也是 常识,这个常识30多年前,我们在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但是今天这些常识似乎被人们已经忘记了。
  随着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日趋复杂,随着经济规模的越来越大,随着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们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可以证明,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基于市场的分散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中央计划的效果会更好。
  常识四。由于货币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财政政策不创造价值,由于中央计划配置资源的效率比市场要低,所以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依靠宏观政策来实现 的,经济增长的定义就是价值的创造,既然政府不能创造价值,那么政府也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增加资源投入或者提高资源使用的效 率,而在增加资源投入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佐罗(音)教授早就证明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道路就是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而 创新又是提高效率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宏观政策充其量只能使GDP接近潜在GDP,而且是以价格信号的扭曲和资源行政配置的低效 为代价所实现的短期目标,而对于潜在GDP,要么没有影响,要么更糟,会伤害经济长期的增长潜力。
  在这里我想澄清一个概念,我们通常所讲的经济增长,不是统计局那个数字GDP增长,我们讲的经济增长是潜在GDP的增长,这个概念在我们的学校 被搞乱了,在社会上在政策制定部门更是含混不清,我们如果能建立起上述几项常识,再回过头来看主流的宏观经济学,发现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有意无意在忽视和否 定的经济学,用经不起推敲的逻辑代替常识,在政府热心倡导下将人们注意力从最重要的宏观问题,也就是长期增长,转移到经济的短期稳定,将经济增长主要驱动 力从企业和个人的创新转移到了政府官员的规划。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和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有非常大的关系。为了在常识的基础上重构宏观经济学,我们首先要提出正确的问题,一个正确的问题比十个正确的答案重要,将宏观经济研究的重点,从短期波动和反周期政策坚决的转移到经济的长期增长上来。
  即便对于短期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政策研究我们也必须看到主流宏观经济学致命的局限性,主流宏观经济学在没有周期理论情况下,提出了反周期的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没有政府理论的情况下,提出了政府干预的主张,这些理论上的先天不足,使宏观政策在现实执行中面临着重重的困境。那么为什么讲主流 宏观经济学是提出了没有周期理论的反周期政策?是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的长期影响下,我们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思维,经济碰到过热就紧缩,碰到衰退就刺激,这些经 典的政策已经成为人们坚信不疑的金科玉律,甚至是神经质的条件反射,以至于人们不再追问,为什么经济会过热,为什么经济会出现衰退?
  因为人们不再过问经济波动的原因,而只是过热的紧缩、衰退刺激,政策的效果就走向了反面,我们先设想一下,如果深入的去问一下,为什么经济会出 现波动?如果经济的波动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而造成的,有没有必要进行宏观调控都成了很大的问题,例如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了一项新的技术,那项新的技 术带给人类生活生产的冲击丝毫不亚于今天的互联网,那就是铁路,当铁路作为新技术出现时,还引发了一阵投资的高潮,在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进入了繁荣期,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经济过热了,我们要问一下当铁路这项新技术带来的投资高峰使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应该采取什么政策,难道中央银行应该向今天我们所 相信的教科书那样的方式来紧缩、提高利率、来收紧银根吗?我们仔细想一下,这样的政策是不是合理?你为什么要在一项新技术的推广普及,而经济繁荣的时候才 去紧缩政策呢?你为什么要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来抑制投资呢?你为什么要阻止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呢?所以我们对于教科书上已经形成的固定的说法和固定思维, 从根本上要提出怀疑、提出挑战。
  如果当这一项技术,比如说铁路在全国性的铁路网已经铺设基本完毕的情况下,投资下降、经济进入衰退,这个时候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按照我们今 天固化的思维,那当然是央行应该减息放出银根刺激投资。但是在新一轮的技术出现之前,投资往哪里去投呢?铁路建设已经基本都完成了,下面新的技术还没有出 现,电力电网要几十年以后才出现,这时候中央银行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我们现在不加思索的就说,既然经济进入了衰退就应该放出银根,就应该减息降准,但是由 于在两个技术高峰之间缺乏投资机会,央行在这个时候放出银根,只能使资金流入资产市场推动资产泡沫的膨胀,就像今天我们在国内所看到的那样。
  所以,在没有周期理论的情况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告诉我们的过热就紧缩衰退就刺激,这样的宏观决策不仅无法稳定经济,反而会制造新的经济波动,这就是多余货币所造成的资产泡沫,以及资产泡沫后面所带来的衰退,这样的案例我们在08年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这是我对于凯恩斯主义的批评,它提出了反周期的政策,但是没有一个周期理论来作为支持,同样在政府的决策上,传统宏观经济学也是提出了没有政府 理论的政府干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天生不稳定,因为私人部门中企业家具有非理性的动物精神,这次快速创新和淘汰使他们有时激动不已而过度投资,有 时候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经济于是便随着他们的动机上下波动。凯恩斯敏锐并且正确的观察到了预期的增长性,这是他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我们今天预期挂在嘴 上,经济学上有理性经济学派,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中是凯恩斯的贡献,遗憾的是凯恩斯给出正确的诊断,但是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他的药方是什么?是政府进行干 预,起码要过分的矫正民间动物精神的后果,但是他忘记了如果决定投资的企业家有动物精神,那么制定干预政策的官员也有动物精神怎么办,动物精神对冲动物精 神是负负得正吗?还是使经济波动比以前更大,所以我们对他的批评,对这一经济理论体系的批评,就归结为他没有政府行为的理论,而简单提出政府干预而校正民 间动物精神所造成的经济波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起码是不完整的,如果再严格一点讲,他是内部的不一致,这是学术界的大忌。
  也许可以说制定干预政策的官员,虽然也不是完全理性的,但是他们要比民间的动物精神要弱,但是你必须告诉我为什么政府官员就是理性的,为什么民 间的企业家就充满了动物精神?我需要理论需要事实证明这一点,你不能假设,你不能假设政府为了稳定经济,而且假设政府能够制定政策稳定经济,他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动机,这个不能接受的,你必须证明,你必须在理论上、在实证上证明。在实证上我们看到的是上一世纪的大跃进,大跃进是什么精神?我们看到2009 年的4万亿,4万亿又是什么精神?如果政府官员也有动物精神,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凯恩斯主义的说法,由具有动物精神的政府官员来纠正市场中具有动物精神 的企业所造成的错误,这显然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
  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体系它的缺陷、它的局限性和内在的自相矛盾,还不限于这几点,在这个体系中,复杂的生产过程被简化为生产乘数,激烈的市场竞争 过程被简化为死气沉沉的瓦尔拉斯均衡,在这个体系时间消失了,在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的时间因素消失了,在凯恩斯主义的体系中没有时间,所有的活动、政府的 干预、经济的活动都是瞬间完成的,时间消失了,创新消失了,制度消失了,常识也消失了,只下一位无所不能的仁慈牧羊人,手抓一把青草,引导着未食而亡的羊 群走向美好幸福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主流的宏观经济学为我们描述的一幅图景。宏观经济学需要重构,我们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是常识,而不是先入为 主的假设,常识来自于对经济活动的观察,来自于对于包括官员在内的经济活动参与者行为的观察,重建的基础不是经济学人人为构造体系,为了人为构造体系的方 便而作出的随意,但是往往是自相矛盾的假设。
  我们重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应该是来自于现实经济,来自于参与现实经济活动的各色人等,政府官员、企业家、老百姓、消费者等等,他们行为的观察, 这是我们研究的起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我们的30多年的经验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认为我们应该是在学习和批判国际上现有 的经济学的理论上,充分的利用中国经济的实践为我们提供的材料,来重构宏观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国企改革文件终稿和13年底的初稿比,修改了80%——由X亲自操刀。结果今天A股没给面子…
曹山石说这次国企改革是X亲自修改的
比初稿改了80%
我只能说难怪。。。
这轮股灾其实预示着可怕的拐点
1、p民对最高层团体智力和控制力的信任开始出现巨大动摇,现有体制的僵化、愚钝和落后暴露无遗;
2、可能跟持续的高压反腐有关,目前为止,至少在金融届,体制内已经几乎没有能担当大任的人才了,包括但不限于证监会和央行;
3、即使上面两个不成立,本届上任以来的改革政策也已经宣告全面破产,面对下滑的经济已经束手无措。
谢绝跨省,我不是宣扬悲观论,希望决策者能有所警醒吧,不要继续在左行的死胡同里再一路直行了
就说说第二点吧
真正有能力的人肯定有
问题在于真正有能力的人说的话未必能让某人满意
某人能给真正有能力的人什么好处?
在他面前永远只能当条狗
所以就没有然后了
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这六句每一句都是浓重摸黑中国现状,不愧是中医粉国学到家,至于屁民们就是换鸟对象
我觉得股灾真的特别特别好,非常有针对性的税收方式
对于智商不足和贪心不足人群的优良税种,征收成本低,范围广,见效快
希望能多搞几次,2年左右一次最好
重典用错了地方,其实现在这情况,分家当没啥不好,也几乎是唯一有效的做法。
可惜某人还想把权力握在手里
同意
即使机制上做不到很好的改善,
作为圣上,最差也还是要兼听则明
衙门自己搭了一万亿进去
这次征收的经验不足嘛。其实我是希望不要救的
以后估计征收成本会越来越低,熟能生巧
征收个啥呢,连IPO都停了,股市依然在不断下跌,已经失去造血功能了,无法融资了。
我现在对这一对的能力深表担忧
当然无论如何差评,都可以被描述成一盘大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