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8日 星期六

有一本書叫《蠟燭政變》


柏林圍牆倒塌已滿廿週年。誰也想不到,柏林圍牆一倒,歐洲從此告別冷戰的分裂,東歐共產國家就像是骨牌效應般的一一瓦解,連最大的蘇聯也是一樣。

為何東德會在一夜之間瓦解?且沒有發生任何的戰爭呢?這件奇妙的事,其實與聖經運動有極大的關係。

從聖經被翻譯成全世界二千多種語言以來,真理以爆炸性的速度被閱讀及傳講,人心被改變、被更新。雖然東歐共產國家實施獨裁,對基督教信仰雖有壓制,但民間仍保有一定的信仰活力,這也就是為何東歐共產世界會有此瓦解的契機,反倒同一年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卻無法激起漣漪推翻共產黨。

柏林圍牆倒塌是發生在1165年所建造的尼古拉教堂(Nikolaikirche),這教堂是當時東德最大、設計最典雅、裝飾最華麗,歷史最為古老的教堂。這教堂聚集人民以點燭和禱告,以「非暴力戰爭」方式推倒柏林圍牆,促成1989年「東德瓦解」。

有一本書叫《蠟燭政變》就是在描述當時所發生的事。事情是這樣的,在東德共產世界裡,一切都受到控制,人雖然可以到教會禮拜,但是卻不能有其他的聚會。有一個年輕牧師很喜愛查考聖經,於是他私下邀請二個好友一起來查經。

過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有一天他們查到以賽亞書9:2,看到聖經上寫著「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平常看到這節經文也沒有特別的感動,但這次他們的心靈就受到極大的感動。在分享之中,他們看到自己和東德的百姓就像活在黑暗中,但是上帝卻透過這段經文告訴他們就連「住在死蔭之地的人也有光照耀他們」。

受到這句話的激勵,這幾位萊比錫的基督徒,有感「人為之惡」所建立起的圍牆必須拆除,因而發起燭光禱告會來祈求上帝的幫助。他們決定要將這個信息傳給住在東柏林的人民。於是在祈禱過後,他們決定要用一個月的時間,每天出去發三支蠟燭,並告訴百姓:「你是否覺得活在黑暗中?上帝說:『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這支蠟燭給你,有一天它要照亮我們。請你每天也出去發三支蠟燭,告訴他們同樣的話」。

發蠟燭確時很容易引起共鳴,因為歐洲人很愛蠟燭,晚上吃飯不喜歡點燈,而喜歡點蠟燭,若是你到高級的歐式餐廳吃飯,桌上一定有蠟燭,甚至所喝的茶也有小蠟燭在保溫。起初大家收到蠟燭都很害怕,但是接到蠟燭之後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於是大家就到處去發蠟燭。這三個年輕人利用教堂左手邊的禱告室,開始燭光祈禱會祈求上帝的憐憫與帶領,不久之後,參與禱告的人數逐漸增加。短短一個月不到,祈禱會的人數遽增,從百、千、萬,最後高達到五十萬人。禱告之後,參與的人總是手持蠟燭,以和平方式唱著聖詩遊行,期盼將兩地人民隔絕的圍牆拆除。當時的東德領導人何內克(Frich Honecker)在無法忍受人民用禱告力量掀起「蠟燭政變」的情況下,還對參加禱告會後,手持蠟燭上街遊行的群眾下格殺令。

奇妙的是,這些受命執行格殺任務者,並沒有制止禱告會,也未對群眾開槍,反而被在尼古拉教堂迫切禱告,準備殉道的群眾所感動,也讓原本要成為何內克政權劊子手的秘密警察體會到禱告的力量及和平的可貴。就這樣,因人為之惡所豎立起的柏林圍牆,透過基督徒的禱告,手持蠟燭,在非暴力抗拒的蠟燭政變下,被人民徹底的推倒。

1989年11月9日當晚聚集人數最多,約有五十萬人。他們照慣例在尼古拉教堂及東柏林市政廳前聚集,但是這次他們徒步走向柏林圍牆。共產當局接獲消息之後,隨即派出軍隊在圍牆邊等候。人群一到之後,坦克和機槍已經瞄準群眾,以防萬一。有些基督徒姊妹看到這些軍人並不害怕,反而將蠟燭放在砲孔上,遞給軍人,也將蠟燭放滿了圍牆。西德方面的人看到東德那邊很亮以為發生大火,後來走近才發現東德的人點蠟燭唱聖詩,於是西德的人也自動聚集一起唱聖詩。

說也奇怪,柏林圍牆沒有人去推它居然自己倒了,而不久東德的總理自動解散共產黨。後來1990年開始歐洲共黨國家一個一個倒了。這故事你可以從德國福音教會在1992年所出版的《蠟燭政變》看到。

總之,我們看到聖經運動所帶來的震撼,他不僅改變及更新一個人的生命,聖經也改變世界的歷史,在黑暗腐敗中使人看見光明。

蠟燭政變

位於萊比錫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St. Nikolaikirche)建於1165年。這座教堂在20多年前發生了一段民主革命的故事,也改變了往後德國的歷史。 自1982年9月20日起尼古拉教堂在克里斯蒂安.富勒(Christian Fuehrer)牧師的主持下,於每周一下午五點舉辦和平禱告會(Friedensgebete),反對冷戰帶來的貧窮、軍備競賽等現象。這段期間,尼古拉教堂被東德國安視為「挑釁者和顛覆力量聚集的地方」。1989年10月9日,教堂湧進大批民眾參加和平祈禱,成為渴望和平變革民眾的聚集地。禱告結束後,每人手持象徵和平的蠟燭,參加未經批准的和平示威遊行,萊比錫市民也自動加入,人數超過7萬人,東德軍隊七千名駐紮萊比錫,參加遊行的人數卻是武裝軍警的10倍。「他們對一切都有所準備,唯一不知道如何對付蠟燭和祈禱。」遊行最後以和平收場,民眾以非暴力戰爭的方式促使東德瓦解,手持的蠟燭不僅戰勝了軍警的坦克,也戰勝了內心的恐懼與壓力。

此後東歐其他共產國家恐懼的心牆也如同柏林圍牆般骨牌式的被徹底推倒。 為了紀念這場關鍵性的示威遊行,1999年萊比錫市政府在尼古拉教堂前廣場的地上設置紀念牌,牌上印著事件的時間和大大小小的腳印,指向當年遊行隊伍行走的方向。 這次革命沒有領袖。領袖就是尼古拉教堂和市中心。只有一個領袖:星期一,下午5時,聖尼古拉斯教堂。—卡巴萊藝術家貝恩德-盧茨蘭格, 「蠟燭的政變」這本書即在描述這段歷史。這個事件氛圍感覺離我好像很遙遠,與我們的生活好像有差距,很難想像這段歷史就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這個地方,走在尼古拉教堂前的街道上,回顧這段歷史有著一份感動,思索著…… 回顧這段歷史會發現:東德人人民自覺當時政治與冷戰因素帶給生活與社會不良影響,才有蠟燭政變;反觀過去的台灣人呢?當台灣人民的權利與自由受到威脅時,是否有勇氣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與自由呢?當時東德人的平示威遊行,軍警保持理智,才可以和平落幕;回顧日前台灣的陳雲林事件,台灣警察又如何對待台灣人民呢?

蠟燭政變

人類史上有許多為國家禱告,而改變人的心靈、改變國家命運的故事。約公元前五百年,波斯帝國的亞哈隨魯王,聽信佞臣的建議,計畫殺滅境內猶太人全族,而王后以斯帖正是猶太族人,她得知佞臣奸計,呼籲族人專心祈禱三天,而後她再冒生命危險,進宮向國王求情,果然揭穿佞臣奸計,國王收回滅絕猶太人詔命,拯救猶太人全族免於滅族的命運。 

一八六三年美國林肯總統,於南北戰爭正激烈時,宣告當年的四月三十日為國家禁食禱告日,呼籲全民遵從聖經真理,懷抱謙卑的心,至誠禱告祈求再現國家和平繁榮之景,果真反敗為勝結束戰爭。 

一九四○年五月,德軍以空軍、坦克及步兵的「閃電戰」,急襲法英聯軍,在敦克爾克困住聯軍三十餘萬。在絕望中,聯軍要求有一天的全國禱告日,為進退兩難而無助的英、法軍隊祈禱。

 結果,希特勒竟命令停止向敦克爾克前進三天,而平日狂風大作的英吉利海峽竟平靜無波,讓聯軍有撤退的機會,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敦克爾克大撤退。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曉爆發韓戰,南韓危在旦夕,李承晚總統聚集了所有難民中的傳道人,請求說「現在南韓已無法抵抗北韓共軍,麥克阿瑟將軍答應派B29轟炸機群相援。但是,如果雨下不停、厚雲不散,轟炸機將無法進行任務。目前是韓國存亡的時刻,我想唯有上帝能幫助。禱告吧!懇求上帝止住雨水拯救國家。」經眾傳道人同心迫切禁食禱告十天,天空竟出奇的蔚藍,滿佈B29轟炸機,幾天之內共軍被炸得落花流水,麥克阿瑟將軍登陸仁川,南韓轉敗為勝。 

一九八三年,菲律賓處於多難之秋,暴君當政。八月二十一日被逐的和平人士艾奎諾返鄉,出機門九秒鐘後,仆倒在血泊之中。葬禮之日,兩百萬人上街哀悼,有的在大雨中哭泣相送,但絕大多數的人,沈默得幾近恐怖。消極忍受腐敗政府的人,已忍無可忍,他們的眼睛睜開了,群起加入反抗的隊伍。 

一九八六年二月,菲律賓舉行總統大選。當時,辛海梅主教認為唯一能夠挽回國運的,就是人民必須禱告悔改,離開惡道歸向神的真理。於是,他提出COR。C是con-version,代表悔改、蒙神赦免、生命改變;O是obedience,代表順服、將新生命獻上、行為有新樣式;R是reparation,代表補償、真正的悔改、賠償虧欠、改邪歸正。三個字母合起來正是「心」的意思。 

一時,菲律賓從權貴到貧農,人人將自己的苦情帶到神的聖壇前傾訴,用選票推翻馬可仕政權。投票日,他們組織團體到處監視,以保選舉的公正;開票時,他們以手臂捍衛歹徒搶劫的投票箱,當官方偽造票數時,管數票的電腦人員離職抗議。 

一星期後,國會宣布馬可仕當選,民憤更激增到沸騰,柯拉蓉.艾奎諾號召全國進行不合作抵抗,請求全國同心禱告一天。辛主教也呼籲同心禱告,直至神拯救菲律賓為止。不久,一百多萬群眾齊集大公園,人人熱淚盈眶、慷慨激昂。次日,馬可仕逃離菲律賓。 

一九八七年,有人祈禱讓東柏林有自由之光,就開始分蠟燭給相同願望的人。到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有三十萬東柏林人民拿蠟燭走上街頭,這就是震撼世界的「蠟燭政變」。柏林圍牆倒塌了,不是用大砲、坦克或飛彈的力量推倒的,而是用禱告的蠟燭融化掉的。 

台灣值此外有中共強硬虎視、內有紛亂政局,當人們在迎媽祖遶境祈求風調雨順,當眾人紛紛期待達賴喇嘛灌頂加持時,不妨舉起您的雙手為國、為民禱告。不是因為這樣做會有多大功德,而是因為上帝有豐盛的慈愛和憐憫,聽禱告賜給我們國泰民安。


國家祈禱早餐會的由來 

國家祈禱早餐會的由來,近可源自美國艾森豪總統,遠可溯至幾千年前。 艾森豪當選美國總統後,在總統辦公室和同僚成立團契,每日早晨先跪在神面前禱告支取智慧的力量,才能站在人面前有辦事的能力。以後,各首長也成立部會團契,透過禱告分享經驗,漸漸擴大成每年舉辦一次的祈禱早餐會。 

去年,高俊明牧師、蔡明憲立委、鄭正春弟兄等多人受邀組團,參加韓國總統早餐祈禱會後,感於值此國家多事之秋,基督徒應有責任站出來,為國家、為各階層執政者禱告。 

回國後就成立委員會,推動台灣的總統祈禱早餐會,由鄭正春擔任召集人,邀高俊明牧師擔任顧問,以「為人民、政府、總統、國家及世界和平禱告,求上主使我們的國家能實實在在,落實在上主所賜的公義、和平、慈愛,成為一個信、望、愛的國家」為宗旨,於去年五月召開國家祈禱早餐會籌備會,會中並公推高俊明牧師為總召集人。 

今年,台灣在新世紀的第一年,終於與世界各國的國家祈禱早餐會「接軌」了,將在四月七日舉行第一次國家祈禱早餐會,邀請上百位外賓共襄盛舉。 
(作者◎李雀美)(90.04.07)

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悼念中国“六四事件”死难者


  5月25日晚间,德国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举办了一场和平祷告仪式,以此纪念20年前在北京C���� s���"中的死难者,并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绝不允许历史重演。尼古拉大教堂不仅是莱比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也象征着前东德民主运动的成功。
  位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自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每周一的傍晚5点举行一次和平祷告会。这一活动后来成了尼古拉大教堂的传统,和平祷告会在全德国以及全世界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本周一(5月25日),尼古拉大教堂依照传统再次举行和平祷告会。这一次的主题是悼念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的所有死难者,为死者及其家人祷告和祈福。
  祷告会的组织方之一是德国绿党。该党莱比锡地区党团的政治家罗施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举办这样一次祷告会的背:"我们莱比锡绿党党团几年来,每一年都会参与组织一次在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祷告会。今年六四事件的纪念日马上就要到来,所以在尼古拉大教堂的建议下,我们在几个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事件中,选择了纪念六四事件死难者。因为这一事件的政治规模和政治影响力对莱比锡来说也是有很直接的影响的。"
  1989年9月底,就在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周一和平祷告会规模迅速扩大,越来越多�'T V�77参加祷告,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据资料记载,到89年10月2日,参加周一和平祷告的人数超过了1万,远远超出负责维持治安的原东德警察的预料。游行人群高喊口号:"我们就是人民!"莱比锡这一独特的和平示威方式,经过当年西德媒体的报道,迅速在全德以及国际上获得支持。原东德领导人也因中国血腥镇压"六四"之后国际上舆论的压力,采取了"不流血"的方式应对民主运动。因此,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祷告至今被认作对原东德民主运动取得胜利和德国重新实现统一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今年5月25日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祷告会上,主持祷告的神父为所有89年"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祷告,为其家人祈福。据组织者之一、绿党成员罗施介绍说,前来参加祷告会的上百人在一起念唱了一首翻译成德文的中国歌曲,题目是"自由之花"。罗施向在场民众介绍了1989年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在北京发生的那起屠杀,并且摘读了几段两周前由数十名中国基督徒联名发表的《历史性六四20周年宣告》。罗施说,举行这一次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和平祷告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在最后的祷告词中为所有中国人祈祷,我们想说,公民追��'T V�77��仍然很重要,我们希望在中国人们可以公开探讨六四。而且莱比锡应该庆幸,在89六四事件发生后4个月,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民主运动的胜利。虽然天安门六四和莱比锡大游行采取的都是和平手段,但是中国政府是做出了镇压人民的决定。而当时的东德政府做出了相反的决定。"
  今年是1989年"六四事件"20周年。"六四"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个被禁的话题。20年前那场运动中究竟有多少人成了中国政府血腥镇压的牺牲者,至今还是个谜。
  作者:谢菲
  责编:石涛

推倒柏林心墙的故事


柏林墙不仅是一堵墙,它也是冷战世界的一个标帜。冰冷的柏林墙在气势汹汹地竖立了二十八年之后竟然倒了。


二十年来,一个问题始终在无数人的脑中徘徊:“那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到底谁是这场世界政治版图巨大变革背后的推手?”

有人说,东德共产党政权的崩溃是东德经济崩溃、国家负债累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有人说,那是因为东德百姓人心向往自由,阻挡不住的逃亡潮加上西德媒体的助力,冲破了戒备森严的柏林墙。有人说,这些观点都对,只是东德的经济并不是在一天之中崩溃的,柏林墙的建立也从未能阻止过西德电台、电视台的电波进入三分之二以上的东德家庭的客厅;东德民众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就大量试图逃亡,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大部分东德人,包括西方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已经在无奈中认可了柏林墙还将存在很久很久的现实,一位当年的逃亡者说“八十年的东德像一潭死水”。一潭貌似死水的社会怎么会突然冒出了如此强烈的生的欲望?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怎么会突然像假冒伪劣的豆腐渣工程一样分崩离析了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东德民众首先在心中推倒了那堵由恐惧砌成的“心墙”,才能推倒真实世界中由砖头和金属砌成的柏林墙。

对此,在二十年前的那场推倒心墙的和平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牧师富勒尔说:“如果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奇迹,那这就是奇迹!”

 

柏林墙在莱比锡 开始倒塌

文 ◎ 周蕾
二十年前,象征禁锢的柏林墙,倒在莱比锡人的祈祷和蜡烛底下。而有“变革时代的英雄”之称的克里斯蒂安.富勒尔正是整个事件的推手。回顾这一切,富勒尔笑笑地说:“如果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奇迹,那这就是奇迹!”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围墙倒塌,两德重归统一。(AFP)
里斯蒂安.富勒尔(Christian Fuehrer)刚出现在莱比锡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前的广场上,就被守在教堂前等候的一群记者包围了起来。日本电视台的摄像机、法国、义大利和德国电台的话筒像一小片黑压压的树林纷纷对准了富勒尔。“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您认为德国的统一大业已经顺利完成吗?”“东德佬和西德佬之间的鸿沟弥合了吗?”“二十年后,重新站在这个广场上,您是什么心情?”问题像潮水般涌来。

富勒尔恐怕是德国出镜率最高、最有名的牧师,其实这位老者已经在去年正式退休。二零零八年三月,年满六十五岁的富勒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不再担任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除了富勒尔之外,不得不召开一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宣布退休并向公众告别的地区牧师,在德国恐怕没有第二个。退休还不意味着富勒尔可以退出公众的视线,这个被视为二十年前那场东德和平革命的主要推手之一的传奇牧师依然还是世界各国媒体追踪的对象。

媒体上一旦提到富勒尔的名字,后面总会加上一个别称作为后缀,最常见的是:“一九八九年和平革命运动的偶像”、“和平革命中的优秀牧羊人”或者“变革时代的英雄”。富勒尔(Fuehrer)这个名字在德文中的意思是“领袖”。其实,除了这个名字之外,富勒尔和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有着天壤之别。他既不高大也不威严,实际上正好相反:这是一个小个子牧师,有着一双温和而透澈的眼睛,不做弥撒时,成天穿着一身牛仔装,脖子上围着一条蓝围巾、手里提着一个贴满彩色贴片的黑公文箱,看上去更像一个在工地上班的老工程师,脸上时不时露出像孩子般的笑容,这使他显得甚至有些脆弱,只有一头像钢丝一样竖立着,剪成在德国人中非常不常见的小平头的银发,透出这位老者倔强的性格。

信仰和希望能战胜恐惧

一九四三年,二战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富勒尔出生在莱比锡一个牧师家庭。大学神学专业毕业后,富勒尔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牧师。一九八零年,二十七岁的富勒尔进入了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从此之后,他的名字和这个教堂的名字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直到这两个名字都成为了德国现代传奇的代名词。

一九八二年,东西方冷战进入了激烈军备竞赛的年代。位于冷战前线的东德人和西德人一样惶惶不安。“德国已经经历过了两次世界大战,莫非我们还要再经历一次吗?”带着这样的问题,一群年轻人来到了尼古拉大教堂,在他们的要求下,尼古拉教堂的牧师们决定为这些年轻人举办一场定期的活动来祈祷和平。从一九八二年起,富勒尔牧师担任了每周一下午五点举办的这场“和平祈祷”的主持人。接下来的两年,东西方军备竞赛越演越烈,和平,像天堂的梦一样遥不可及。随着时间的流逝,参加“和平祈祷”的人越来越少。富勒尔记得“最少的一次只有六个人。那天,一个妇女对我说:‘牧师先生,您可千万不要取消和平祈祷,如果连祈祷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就彻底失去了希望。’”

“和平祈祷”坚持下来了

一九八六年,一批申请了“长期出境许可”的人来到尼古拉教堂寻求帮助。 
当时,东德有几十万人申请永久出境。在东德当局的眼中,这个举动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彻底背叛。申请出境者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让他们更加痛苦的是受到不准备离开东德的老百姓的、排挤,甚至辱骂。“走,或是不走”成了压在无数人心里的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富勒尔牧师为他们在教堂举办了对话活动。他没想到的是,这批和东德共产党“离心离德”的人的到来使得“和平祈祷”日益兴旺。与之同时,尼古拉教堂更加成了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的眼中钉。

尼古拉教堂被东德国安视为“挑衅者和颠覆力量聚集的地方”。富勒尔被看作“刺儿头”里的顶级人物。在后来解密的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中,富勒尔找到了有关自己的纪录:对富勒尔的监视最早始于一九七三年,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九年,东德国安对富勒尔进行过两次密集型的监视。富勒尔钢丝似的头发引发了秘密警察的联想,他们把针对富勒尔的行动命名为“刺猬行动”。在八十年代,东德国安在富勒尔身边安插的特工人数不少于二十八人。

富勒尔不愿意被别人当作英雄:“我那时成天提心吊胆,但是好在我的信仰和希望总是比恐惧还要更大一些。”每当提到那段紧张的日子,这个有着四个孩子的父亲总是说信仰和对家人的爱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以至于在东德警察守在大教堂前抓捕参加“和平祈祷”的民众的时候,这个平时总是很谦和的牧师敢打开窗口,愤怒地拍着窗台,冲着在下面抓人的警察喊:“你别以为不会受到惩罚,我们会记住你的长相!”

“这就是奇迹!”

一九八九年,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祈祷”成为渴望和平变革的民众的聚集地。十月九日,六千人聚集在莱比锡市中心的几个教堂里同时参加“和平祈祷”,七万人参加了祈祷后的未经申请批准的和平示威游行。根据史料记载,当天东德军队严阵以待,有七千名全副武装的军人驻扎在莱比锡,随时准备大打出手,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参加游行的人数是武装军人的十倍。“他们对一切都有所准备,唯一就是不知道如何对付蜡烛和祈祷。”

蜡烛战胜了坦克,直到今天,富勒尔牧师谈到这一幕,还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如果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奇迹,那这就是奇迹!”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这一天,七万名东德民众用双手捧着蜡烛不仅战胜了坦克,更重要的是战胜了自我内心的恐惧。不仅在东德,整个东欧共产国家内,恐惧的心墙在那一年被彻底推倒。

柏林墙倒了,每周一次的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祈祷”还在继续。在《新纪元》记者采访结束时,富勒尔牧师突然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来对记者说:“您知道吗?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法轮功信仰群体遭到很严酷的镇压,我曾经在和平祈祷会上为他们祈祷。”

为了纪念当年那场决定性的和平示威游行,莱比锡市政府于一九九九年在尼古拉大教堂前广场的地上安放了一块纪念铜牌,铜牌上印着大大小小的脚印,指向当年游行队伍行走的方向。

“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的战争和不公正,”富勒尔牧师把脚踩到铜牌上的一个脚印上,笑着做出前进的姿势说:“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走下去”。◇

“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走下去”,克里斯蒂安.富勒尔牧师把脚踏在八九和平革命纪念铜牌上。(摄影/王金卓)
 
 

众志成城 推倒“中国柏林墙”


1989年11月9日,整个柏林墙开放了。那一时刻,德国人奔走相告涌向柏林墙。两边的居民你拉我拽,攀上高墙,拥抱、欢呼、哭泣,眼泪和欢笑交织在一起。20年来这一历史经典片段年年回放,令全世界见证了德国人的痛苦,也分享了他们的欢乐。
作者﹕玉清心
9月在美国曼哈顿艺术俱乐部,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抗议中共在中国大陆筑起的网络信息围墙,很多著名民主人士筹办了“墙倒众人推”美术展。(摄影:王建明

冰冷的柏林墙,在一夜之间把柏林城市切割成两半时,也把无数家庭拆散得骨肉分离;170公里长的柏林墙,斩断了1700万东德人对西德自由民主的向往和归属的渴望。那时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像柏林这样,共产专制和自由世界两大阵营如此面对面激烈冲突的地方。倒塌后的柏林墙,现在除保留有一小段墙体作为纪念和历史见证外,遗址上只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红线成为历史标志。
柏林墙的倒塌像多米诺骨牌,由此引发了东欧巨变,使那里的共产专制制度结束。然而20年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似乎没能在世界范围内一直推到底,中途被什么绊住了,后面留下了中国、北韩、古巴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倒下,在继续奉行共产专制。
当年东德修建柏林墙时的工程代号是“中国长城第二”,表示它的围墙固若金汤,像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坚不可摧,然而伫立了28年后它轰然倒塌。被不少人忽略的是,在万里长城的故乡中国大陆,有另一堵网络信息围墙悄然筑起,即中共官方进行网络审查的“长城防火墙”GFW(Great FireWall的缩写),一座横亘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无形的网上高墙,中国的网络柏林墙。
从建立互联网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开始了日益严密的网络审查和封锁。都说中国有三亿网民是世界之最,但在世界互联网上却听不见中国民众的声音。这座信息柏林墙已把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拦截在了自由世界的主流信息社会之外,把中国人民的心锁在了它的黑匣子里,使人民沦为它的精神囚徒。
资讯时代的互联网,是中共的一大死穴,中共誓死保权就得“封网”。未经中共过滤的国际自由社会的信息在中国传播开来,把历史、现实的真相告诉中国人,中共赖以生存的谎言不攻自破。了解了真相的民众必然会唾弃它,脱离它,那时不用人劝,人们会自己选择退党,远离邪恶。
有人称2009年为中国网民觉醒年,网路上不利于中共的舆论一边倒,令当局胆战心惊。在中国网民巨大觉醒的背后,反网络封锁的破网高手们功不可没。这些无私的志愿者,和一个庞大的极权政府在网络上斗智斗勇。破网软件不断升级,让中共的封网大军一直在屁股后面追赶。几年来推出的动态网自由门、极景无界等高效破网软件,卓有成效地帮助中国大陆网民一次又一次成功翻过了“防火墙”。“破网高手”是“中国网络柏林墙”的克星,是正在推倒这堵墙的重量级推手。
近日,德国前总理科尔、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以“柏林墙之父”的殊荣聚首柏林,畅谈自由的胜利。三位政治家当然是当年推倒柏林墙的推手。
1963年柏林墙建起不久,肯尼迪总统做了历史性的访问,在柏林演讲,“我是柏林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
1987里根总统在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围墙前发出了那声铭刻在人们心中的呼唤:“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吧!”两年后柏林墙的倒塌与这位对共产主义发出强硬信息的西方政治领袖不无关系。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美国刚刚发表的演说中,感谢肯尼迪、里根、老布什等几位美国总统在冷战期间与西德站在一起,共同抵抗共产主义。20年后默克尔总理的再次真诚感谢,表明了这位女政治家抵抗共产主义的坚定立场,她的谢意也反映了民意:人民没有忘记那些在抵抗共产专制中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个人和国家。
而对这堵圈禁了13亿中国人思想的网络柏林墙,一些政治家怎么不作声了呢?也许他们以为自己需要中共政权配合的具体项目比破除中共网络封锁更为重要,于是在人权、自由这些普世价值上向中共做了妥协。在突破中共网络封锁上装聋作哑、不作为的态度是一些政府首脑采取的绥靖主义政策。从历史的教训来看,这是短视的权宜之计。
9月在美国曼哈顿艺术俱乐部,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抗议中共在中国大陆筑起的网络信息围墙,很多著名民主人士筹办了“墙倒众人推”美术展,“我们希望筹集一笔钱去拆除这堵墙。”
当年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为翻越柏林墙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他们都是普通的小人物,但他们都是推倒柏林墙的推手。 今天在大陆翻越防火墙的人同样要被治罪,前不久在网上发表异议的郭泉教授被非法判10年重刑。但是中国网民翻墙者越来越多。“推 ,推,推,推翻这法西斯的网控!” “中国柏林墙每日一推!”“翻墙是战术,推墙是战略!”
“自由如风”,不可阻挡。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言论自由,更是封堵不住。中国网上柏林墙的命运和20年前德国柏林墙的结局不会有什么两样,没有悬念,迟早也是被推倒,而且不会太久。中国网上柏林墙的倒塌,会引起新一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跟随第一个倒塌的将是中共王朝的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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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开墙者”沙博夫斯基赢得了敬意


二十年前的11月9日,上帝之手轻轻拨动了一下决定历史方向的转盘,柏林墙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倒塌了。而东德政府政治局常委沙博夫斯基就在这不经意间,承担了上帝赋予的职责。
那一天,沙博夫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中央决议:“……允许个人出境,不必说明任何理由……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批准出境……可以通过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所有边境检查站出境。”一位意大利记者随即问道何时执行决议,沙博夫斯基思虑了片刻,给出了“立即执行”的回答。不过,事实上,当时德共中央的决议是让电台清晨4点播放该规定,4点之前通知所有的边警。而这一切细节并没有人通知沙博夫斯基。记者们把沙博夫斯基说的“立即执行”理解为立即开放边防检查站的信号,纷纷打电话抢发这个消息。
结果,记者招待会之后没多久,成百上千的人涌到了柏林墙,要求通过边防检查站,而此时的边警还什么都不知道。在群众的压力下,一些边警自行决定打开了边境。柏林墙就这样在东柏林居民平和而快乐的气氛下,彻底打开了。沙博夫斯基因此被称为“开墙者”。
沙博夫斯基,1929年1月4日出生于北德一个工人家庭。二战时沙博夫斯基和其他被撤离的孩子一起被送进了儿童营地。战争后期,纳粹把儿童营地改编为军训营地,希望把少年儿童训练为纳粹的最后一批抵抗力量。幸运的是,在他还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被送上战场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结束了。16岁的沙博夫斯基回到了柏林就读中学。两年后,刚毕业的他得到了在东柏林一家工会报社实习的机会。在报社,沙博夫斯基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其后,沙博夫斯基以他的文笔正式进入工会《论坛报》编辑部,同年加入了东德共产党,并成为坚定的党员。24岁那年便当上了《论坛报》副总编。1977年坐上了《新德意志报》总编的宝座,掌管着东德共产党的喉舌。1981年,沙博夫斯基成为东德中央委员会成员。1984年,成为政治局委员,负责宣传,后兼任东德首都东柏林的党委第一书记。
谁也没想到的是,曾经是坚定的共产党员的沙博夫斯基却由于一个阴差阳错的历史性事件和柏林墙的倒塌永久地联系在了一起。对此,沙博夫斯基则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工具,“我不过是历史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采用的一个工具,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由别人来做,只能是由高层的人来做。”
柏林墙倒塌后,沙博夫斯基被开除出党。1990年,他出版了《倒台》一书,记录了东德共产倒台的过程。1994年,这个一生中写了无数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把他对共产党的反思写进了新书《告别乌托邦》。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马克思主义宣称是一个改变世界的药方。这永远也不可能是科学的。我们不可能预见世界将如何发展。它和科学没有关系。”
1997年,德国起诉东德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指责他们对东德军警杀害翻越柏林墙者负有责任。沙博夫斯基被判3年监禁。最初,他并不认为他应该为此负责,因为他并没有直接参与过相关的决定;但是后来在法庭上,当他见到被杀的年轻人的父母时,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责。“不管怎么说,我是共产党领导人,是政治局成员。不管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的,我得对此负责。所以,我只能向受害者道歉。” “不知道他们能否接受我的道歉。他们如果不接受,我也能理解。”
1999年12月沙博夫斯基入狱,很多市民在观察了他在受审期间的表现,看了他经过反思写下的言论后,向柏林市长提出了要求提前释放他的特赦申请。2000年10月2日,在经过10个月的监禁后沙博夫斯基卸下了良心的包袱,获得了自由。
如今的沙博夫斯基与太太生活在西柏林一个不大的公寓里,过着平凡的日子。东德的那段历史对他来说已是一道已跨过的阴影,正如他已经跨越了自己一样。他最终赢得的是良心的解脱和周围人的敬意。@* (

周晓辉:“和平祈祷”的力量


二十年前的11月9日,横亘在东西德间的柏林墙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倒塌。随着轰然的倒塌声,东欧的共产阵营也彻底崩溃了。这场变革的直接推手,正是源于1981年开始的“和平祈祷”活动。它在唤醒民众、赢得国际社会支持和显示民主力量强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老子曰:“天下莫柔弱如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如果将参加“和平祈祷”的民众比作“水”,将专制的东德政权比作“舟”,那么柔弱的“水”凭藉一种坚忍的力量,最终颠覆了貌似强大的“舟”。
东德的“和平祈祷”活动肇始于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是一位名叫里斯汀.富勒尔(Christian Fuehrer)的牧师于1981年倡导的。最初规模很小,不过从1982年9月起,尼古拉大教堂在每个星期一的傍晚五点固定举行“和平祈祷”活动,该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富勒尔,这位从未被介绍到中文世界的基督教牧师,在德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造成东德共产体制最后崩溃的一位重要人物。
“和平祈祷”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主要成员主要是那些递交了永久出境申请的东德人。其独到之处在于人们总是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讨论的题目也总是和现实相关。1989年中国的“六四事件”也是“和平祈祷”活动上的议题。由于当时的德共领导人克伦茨在访问中国时,赞扬中共拯救了社会主义,使很多东德人担心东德政府会效仿中国模式:开枪。
1989年的9月4日,恰好是一个星期一,莱比锡举办了一个展会。在此之前,莱比锡市政府把尼古拉大教堂的理事全都叫到市政厅开会,要求不能在9月4日举行“和平祈祷”,而是推迟一周。富勒尔牧师以“教会的活动外人不能干涉”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那一天举行的“和平祈祷”活动,共有1500人参加,而且教堂外还来了一些西方记者。当时几个年轻人从夹克里抽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国家开放,人民自由”。横幅举起来不到20秒,国安警察就当着所有记者的面把打横幅的人扑倒在地。当天晚上,西德电视一台报导了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举办“和平祈祷”之后所发生的这一切。西德和欧洲各国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而最为重要的是,东德大部份地区都能收到西德的电视信号,东德人都知道了莱比锡的情况。
这促使更多的人从整个东德涌来。10月9号的“和平祈祷”活动,共有6000人参加,而且还有东德安全部门人员。当天,聚集在教堂外的7万人双手捧着点燃的蜡烛,开始了东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一次平和的非暴力的游行。当时东德军队已经待命镇压,但克伦茨这时做了他一生中最正确的一件事,那就是:他什么都没做。由于没有接到命令,莱比锡的军队也就没有采取行动。
这一天,这一次游行,改变了东德的历史。东德各地相继开始举办“和平祈祷”活动,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开始加入到游行的队伍当中。东德的政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直至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欧共产阵营渐次崩溃。
几十年前,甘地在印度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最终战胜了强权,使印度脱离英国的统治。他所信奉的正是“精神的力量”和“真理之路”。深受其影响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和南非的曼德拉也身体力行,以“精神的力量”对抗着强权、歧视和不公正,并最终赢得了胜利。二十年前,这种力量再次在东德显现,它成为了改变历史的直接推手。而今天,还有一群信奉“真、善、忍”的人,为了拯救受难的人们,十年如一日的反迫害讲真相,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抗着一个独裁政权。未来的走向究竟如何,历史似乎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貌似强大的专制的统治者,最终都将臣服于柔弱但却拥有卓绝精神力量的民众脚下。
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说到:“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这应该是所有追求真理、渴望自由的人的梦想。这梦想在美国、在南非、在东德已然实现,那么谁又能说这梦想不会在中国实现?@*

2013年6月7日 星期五

中国式选举


@兔子老愚
原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被“选”为山东省省长。862人出席,得票862张,百分百光荣当选。该省是怎么选举的呢?唯一候选人,等额,无记名投票,赞成票不用动笔,反对票须用笔填写。结果可想而知:全场代表无一敢拿起专用笔。这便是新中国多年通用的选举模式。所有通向光明的道路,都被他们勇敢地弄成了陷阱。

2013年6月6日 星期四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


(1917年3月16日或17日〔29日或30日〕)

自拟简介

  列宁的报告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列宁扼要地说明了能够而且必然促成沙皇君主制在8天内就垮台这一“奇迹”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1905一1907年的“大叛乱”。当前左右局势的人物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曾对这次“叛乱”竭力诽谤,而对1917年的“光荣革命”则竭力欢呼。但如果1905年这场真正深刻的革命没有“翻松土壤”,没有使各阶级和各政党看清彼此的行动,没有揭露沙皇匪帮的极其野蛮和残忍的本质,那么1917年就不可能这样快取得胜利。
  由于各种条件的非常奇特的凑合,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才能够在1917年联合起来去共同打击沙皇制度。第一,统治和掠夺全世界最凶狠的英法金融资本在1905年反对革命,帮助沙皇政府(1906年给予贷款)扼杀革命。现在它最积极地直接插手革命,策动古契柯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和一部分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密谋废黜尼古拉二世或强迫他让步。从世界政治和全世界金融资本的角度来看,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不过是“英法”银行的伙计,不过是继续进行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的工具。第二,沙皇君主政府的接连失败淘汰了旧军事指挥人员而代之以新的年轻的即资产阶级的指挥人员。第三,在1905—1914年间加紧组织起来并在1914—1917年间加快了组织步伐的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同地主勾结起来反对腐败的沙皇君主政府,想靠掠夺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等地发财。第四,除这些帝国主义性质的势力以外,还有强大而深厚的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是要求和平、面包自由,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毫无共同之处,他们还带领由工农组成的军队的大多数前进。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开始转变为国内战争。
  这就造成了当前革命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使得当前的革命仅仅成为战争引起的第一个革命的第一阶段。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地主资本家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面包或自由。这是一个继续进行强盗战争、公然宣布信守沙皇政府缔结的国际条约即完全以掠夺为目的的条约的政府。这个政府顶多只能把危机延缓一下,它决能使国家摆脱饥饿。它也决不会给予自由,尽管它许下许许多多的“诺言”(廉价的诺言),因为它受着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资本的利益的束缚,它一开始就同王朝勾结起来,准备恢复君主制。
  因此,为了所谓“同反动势力作斗争”而去“支持”新政府,这是一种最愚蠢不过的策略了。要进行这种斗争,必须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才是反对沙皇制度和打破古契柯夫之流与米留可夫之流恢复君主制的图谋的唯一切实可靠的保证。
  因此,斯柯别列夫代表说得对,他说俄国正处在“第二次革命,真正的(wirklich)革命的前夜”。
  进行这一革命的民众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日益发展。这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英法资本的代理人,《泰晤士报》和《时报》的记者肆意诽谤苏维埃,决不是没有原因的。
  列宁研究了各报有关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报道,得出结论说,苏维埃中存在着三个派别。第一个是最近似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派别。这个派别信任克伦斯基,即那个爱说空话的英雄、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手中的傀儡、“路易·勃朗主义”的最坏的代表[44]。克伦斯基用空洞的诺言款待工人,象欧洲社会爱国主义者以及象考茨基之流的社会和平主义者那样尽说漂亮话,在实际行动上却劝导工人“容忍”强盗战争继续进行。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通过克伦斯基的嘴向工人说:我们将给你们共和国和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在彼得堡已经实行),我们答应给你们自由,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要你们帮助我们抢劫土耳其、奥地利,从德帝国主义手中夺取它的赃物,保住英法帝国主义的赃物。
  第二个派别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各报都发表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的摘要(Auszug)。这篇宣言已于3月18日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宣言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利于农民,没收存粮,立即由工兵代表苏维埃而不是由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政府着手进行和平谈判。宣言认为这个苏维埃真正的革命政府。(列宁补充说,甚至《泰晤士报》记者也说俄国有两个政府。)关于立即媾和的谈判,应当同各交战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而应当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宣言号召全体工人、农民和士兵选举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
  这是唯一真正社会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策略。
  第三个派别是齐赫泽和他的朋友,他们总是摇摆不定,这在《泰晤士报》和《时报》时而称赞时而咒骂齐赫泽的评论中也反映得很明显。有一个时候,齐赫泽拒绝参加第二届临时政府,宣称战争就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等等,这时他执行了无产阶级的政策。有一个时候,齐赫泽参加了第一届临时政府(“杜马委员会”),他在自己的号召书的第三条中要求“俄国工人阶级要有足够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国际主义者参加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他(还有斯柯别列夫)呼吁这个帝国主义政府着手进行和平谈判(而不是向工人说明这样一个真理:资产阶级被离不开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的利益束缚住了手脚),齐赫泽的朋友图利亚科夫和斯柯别列夫在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政府授意下前往“安抚”反叛了自由派将军的士兵(他们打死了涅佩宁(Admiral Nepenin),甚至使德帝国主义者也感到痛惜!!),——这时,齐赫泽和他的朋友们陷入最糟糕的“路易·勃朗主义”,是在推行资产阶级政策,损害革命事业。
  列宁还抨击了高尔基的社会和平主义的呼吁书,并对这位大艺术家搞政治、重复小资产阶级偏见表示遗憾。
  在第二部分中,列宁的目的是要说明无产阶级的策略应当是什么样的策略。列宁描述了当前历史形势的特点,认为目前正处在一个过渡时刻,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从反对沙皇制度向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或者说向实现国民公会过渡,而只要政府肯履行它所许下的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就有可能把立宪会议变为国民公会。
  根据这种过渡情况而制定的当前的特殊任务,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组织。但这不是各国社会主义叛徒——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以及考茨基派所满足的老一套的组织,而应当是革命组织。这种组织首先必须是全民的,其次必须是把军事职能和国家职能结合起来的。
  在第二国际中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者,歪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革命时期的国家的学说。考茨基在他同潘涅库克的论战(1912年)中也离开了马克思的观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国家与革命》第6章第3节《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编者注]马克思根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打碎这个机器(军队、警察、官僚)。[注:参看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致路·库格曼的信》(1871年4月12日)以及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5—216页;第17卷第355页;第33卷第206页;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这就是机会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考茨基派(社会和平主义者)加以反对或掩盖的真理。这就是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最重要的实际教训。
  我们跟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我们认为要实现革命的变革就必须有国家。但我们跟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也不同,我们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现成的”国家机器,不是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存在的那种国家机器,而是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工人的直接政权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国家。1871年的巴黎公社、1905年和1917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实质上就是这样的国家。我们应当在这个地基上展开建设。不让警察恢复!要把民兵建设成为真正全民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兵,成为“我们的国家”,要资本家按照工人在民兵中执行勤务的天数付给工人报酬。无产阶级在昨天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无产阶级英雄主义的奇迹”,在明天反对古契柯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的斗争中也将同样表现出这种奇迹,除此以外,他们还应当表现出“无产阶级组织的奇迹”。这就是当前的口号!这就是胜利的保证!
  推动工人走上这条道路的客观条件是:人们在挨饿,必须分配粮食,必须实行“公民服务义务制”,必须争取实现和平。列宁说,我们的媾和条件是:(1)作为革命政府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即宣布它受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所签订的任何条约的约束;(2)它立即公布这些卑鄙的掠夺性的条约;(3)它公开建议交战国立即停战;(4)它建议签订以解放一切殖民地和一切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为条件的和约;(5)它宣布不信任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并号召各国工人推翻这些政府;(6)它宣布用于战争的债款是资产阶级借的,应由资本家偿还。
  这就是能把大多数工人和贫苦农民争取到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方面来的政策。没收地主土地是保证能实现的。但这还是社会主义。这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将能保证和平、自由和面包。为了实现这样的媾和条件,我们也同意进行革命战争!列宁提醒说,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1915年10月13日)上就已经指出,社会民主党决不拒绝这样的革命战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援助保证会到来。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卑鄙号召(如盖得的可耻的信:“先争取胜利,后建立共和国”)一定会象烟雾一样化为乌有。
  最后报告人高呼:俄国革命万岁!已经开始的世界工人革命万岁!

载于1917年3月31日和4月2日《民权报》第77号和第7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72—78页

注释:
[43] 1917年3月14日(27日)列宁在苏黎世民众文化馆用德语向瑞士工人作了题为《俄国革命及其意义和任务》的报告。《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是列宁亲自为《民权报》撰写的这个报告的简介。3月31日(4月13日),在取道斯德哥尔摩返回俄国的途中,列宁又把这篇简介交给了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报纸《政治报》。该报编辑部把简介稍加删节,刊登在4月15日(公历)该报第86号上,用的标题是《列宁论俄国革命。在各国人民之间而不是在政府之间的直接和平谈判》。——64。

[44] 参看本卷《路易·勃朗主义》一文(第127—130页)。——66。

2013年6月5日 星期三

崩溃前的苏联和今日中国之比较


作者: 佚名
1975年,当所罗门为期两个月的苏联之行来到西伯利亚时,苏联的崛起是个虚幻的想法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当时在苏联的各大城市中,城里看上去很现代,可以与北美的城市相媲美。但是,从闹市中心步行20分钟就揭示了另一个世界--人们拿着水桶在街角的公用水泵接水。苏联可以把一个男人送入太空,还有很多其它的成就令世界眼花缭乱,但它却不能满足本国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种经济体制,虽然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愚弄西方直到15年后彻底崩溃,实质上内在已经破产,这一点对于苏联社会内部看到了其矛盾冲突的人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的中国经济与末期的苏联非常相似--巨大的成就与巨大的失败共存。在某些方面,中国今天的情况比前苏联崩溃之前更加摇摇欲坠。中国的穷人比苏联的穷人更穷,而且人数要多得多--13亿人中有10亿穷人。此外,苏联也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几乎所有人都比较穷,大家都一样艰难,那种情况还可避免出现(贫富不均造成的)不满情绪。
在中国,这种不满是显而易见的。脱离了贫困的3亿人炫耀他们的财富,新富阶层尤其如此,而这一新富阶层的出现也不过近几年的事,现在包括约50万个百万富翁200个亿万富翁。更糟的是,贫富差距一直在加大。不祥的是,底层的10亿民众视前3亿人的财富为非法的。
制度性的腐败造就的新富阶层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一下子变得如此富有?绝大多数是通过腐败。二十年前,共产党决定打出“致富光荣”的旗号,给非法资本主义开绿灯。中共统治者开始打着私有化的幌子,将国家资源据为己有,或让自己的家属占有,并通过出售许可证和其它经济利益给自己的亲信来换取贿赂。制度性的腐败公众已经司空见惯,现在更趋普遍-甚至政府很小的官员现在也能够堂而皇之的充实自己的腰包。
这种腐败的风气在中国的一首流行歌曲中可见一斑,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要嫁给一个官”(I want to marry a government official),歌词解释了为什么官员是个好的结婚对像:“他有权力、汽车和房子;工作时,他只需要喝喝茶,看看报纸;他从不需要自己花钱买香烟和酒;他每天都可以享用免费的食物;他只要拍拍他领导的马屁就可升官。”
穷人被剥夺家园、健康乃至生命
如果腐败只限于给朋友批合同,将矿山、电厂、以及其他公共资产给亲戚,穷人的失望烦恼,也许会因为看到从富裕阶层渗漏的点滴好处而受到限制。但事实是,腐败剥夺了他们的家园,毁了他们的生活、健康乃至生命。
购买高尔夫球场,是中国的新富阶层的身份象征。为了获得所需的靠近城市市场的大片土地,开发商和地方官员勾结,强行征地,通常都看到这些土地上千千万万的居民和企业被逐出场,而得不到公平的补偿。虽然官方称禁止建设新的高尔夫球场,未来数年内仍将有数千个球场建成。
高尔夫球场之外,其他无数的房地产开发也不断的助长官方清除、毁灭整个整个社区。还有,如水坝之类的项目,逼迫数不清的人们背井离乡,企业被毁--仅三峡大坝就造成几百万人流离失所。
腐败延伸到健康和安全的监管标准,在这一点上中国尤其很少人相信(政府)。近年来中国已经经历了毒奶粉丑闻和血液污染丑闻,其中每个事件都牵扯到官员腐败造成大面积的死亡。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大约9万人丧生,其中三分之一是被活埋在7000间因抽工减料而造成的劣质“豆腐渣校舍”之下的孩子。就在这些坍塌的校舍附近,为精英们建造的满足建筑标准的楼房,包括一个富人的子弟学校,都安然无恙。
封不住的民愤是个火药桶
政府试图通过禁止游行示威和审查互联网来平息众怒。但无济于事。示威人数逐年增加。单是去年全国范围就有10万次民众抗议,直接介入的抗议者达到数千万,间接涉及的抗议者可能数以亿计。
中国是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骚乱会接踵而来。因为中国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国家有过野蛮屠杀的历史。出于这个原因,中国数以万计的腐败官员们早早为自己准备了应急计划,取得外国护照、在国外购买第二套住房,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家园和企业,或以其他方式准备随时逃离中国。也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中产阶级支持政府日渐加剧的镇压行动。
什么有可能成为导火索?有可能是高失业率,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或房地产泡沫破裂。它也可能是另一次自然灾害(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催生了民众的愤怒,迅速通过政府难以控制的手机和互联网组织起来。也有可能是一个人为的灾难--许多人担心的“豆腐坝”可能会失败,导致下游数十万人受灾。
无论什么样的导火索,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共政府显示出其对放松权力控制没有兴趣--如果是这样,权力在握的官员可能面临报应。
同时,我们在西方看到一个在各个方面越来越强的中国,却没有意识到它也在变得越来越脆弱。当苏维埃(前苏联)政权倒下的时候,只是一个呜咽。中国的崩溃更有可能伴随着一声巨响。没有任何政权可以在10亿人的不满中维持长久。 

2013年6月3日 星期一

反驳陈文芬对莫言批评者的指责——茉莉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


图伯特,在破碎与完整之间


(原题《莫言获诺奖引发的争议仍未停息》) 

作者 流芳 (法广华语记者) 

法广: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莫言,不仅曾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官方与民间截然不同的反响,也在海外受到密切关注;更有一些异见人士抨击这次评奖结果。旅居瑞典的中国学者茉莉女士曾以《瑞典文学院背叛诺贝尔》为题,发表撰文指责瑞典文学院将这一奖项颁给“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专制政权组织的成员”。时隔半年后,莫言获诺奖引发的争议仍在继续。《上海文学》不久前刊出一篇题为《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文章。引发了茉莉女士与文章作者之间的论争。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来当事人之一-茉莉女士,请她来谈谈有关此次争论的话题。

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的太太陈文芬女士前不久在《上海文学》2013年第3期发表了文章,题为《莫言在斯德哥尔摩》。作为莫言的批评者,你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

茉莉:

陈文芬此文属于一种日记之类的随笔,围绕莫言在瑞典的那几天的事情,罗罗嗦嗦东扯西拉。由于日记体散文这种问题比较随意,不需说理分析,不需逻辑求证,因此被陈文芬用来信口开河,歪曲事实真假掺杂,塞进自己的许多偏见和歪理。她以直接或者引用,甚至是含沙射影的手法,对批评莫言的人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攻击。

由于陈文芬在日记体散文中大量引用其他人的观点,因此,她的看法,应该可以代表马悦然及其吹捧莫言一派的观点。《上海文学》给予她那么多版面发表如此冗长、琐碎的文字,却不会给我们这些莫言批评者一点版面。

最近国内出版的《莫言批判》一书已经被禁,那本书还是比较温和的国内学者的文学评论,都被禁书。因为莫言是中共政权的文化官员,所以当局禁止别人批判。而丧失诺贝尔理想的瑞典文学院却颁给这种专制体制的御用文人。陈文芬作为院士马悦然先生的太太,她很努力地搜集各种有利于他们的观点,为瑞典文学院的这次错误的颁奖大唱赞歌。

在陈文芬的长文中,她攻击的对象,除了像我这样的中国批评者之外,还有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穆勒,还涉及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

法广: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在莫言获奖时发表看法,称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是一场“灾难”,并批评作为官方认可的作协副主席的莫言“颂扬审查制度”。这一批评是否获得陈文芬女士的认同?

茉莉:

陈文芬的手法是引用其他人话来攻击米勒。例如,她引用一位和她聊天的院士的话,说“米勒非常可怜,使人感觉怜悯而遗憾的是,她说了那些话语批评莫言,跟文学毫无关系。”她还引用马悦然的学生夏谷发表的这篇评论,说瑞典《每日新闻报》的主管,“拥荷塔-穆勒女士以自重来围攻莫言,称其根本不值得一提。”

陈文芬还写道:“回家以后,我跟悦然说了Tomas的见解。悦然说,穆勒会后悔。总会有这一天。”

我认为,米勒来自前共产党国家罗马尼亚,她曾因为描写共产党铁幕统治下的民生百态而遭迫害,因此,她完全理解正直的中国作家的处境。她说莫言获奖是“一场灾难”,这当然是一场灾难。因为莫言不但依附强权,还渲染野蛮暴力。所以他的获奖,对中国文学本来就微弱的人文主义是雪上加霜。

法广:

陈文芬女士在文章中,引用了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的说法,说“也应该看看另一位亚洲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看法,大江非常推崇莫言作品,是纯粹文学的看法。”为什么大江健三郎会推崇莫言呢?

茉莉:

大江健三郎从来就不是纯文学的,他过去曾经推崇“积极的人道主义与积极的文学观”,对日本的战争罪恶表示痛苦的赎罪,这是很好的。但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拼命拉拢这位亚洲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例如,2006年中国官方作协在北京举办大江作品研讨会,后来还给他颁发"21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令这位在本国比较冷落的日本作家非常激动。

大江健三郎因此和中共打得火热,他投桃报李,一味赞扬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甚至当着莫言的面,说他在想象,莫言是否会是超越鲁迅的那个人。鲁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人,他曾为被害学生刘和珍写下感人肺腑的纪念文字,而莫言却背叛八九民运死难学生的理想,甚至以坐飞机出国要被检查为例,说明中共侵犯人权的新闻检查是必要的。他怎么可以和鲁迅比?

法广:

陈文芬女士在文章中提到一位叫夏谷的人,说“夏谷是瑞典广播电台资深的书评家、影评人,汉学博士论文写的是《文心雕龙》,他的老学生。夏谷这一篇评论把所有批评莫言的无理意见都压倒了,他好高兴。”你对夏谷这篇题为《对莫言的围攻不值一哂》的文章怎么看?

茉莉:

我想只要是具有基本学术理性的人,看到夏谷文章的题目《对莫言的围攻不值一哂》,大概就知道此文是哪个档次的了。这种文题本身就是学霸作风。这位马悦然的学生大概认为,他的老师在瑞典文学院有一票投票权,那么他们师生就掌握文学的最终审判权,就可以以如此轻蔑藐视的态度对待批评莫言的观点。

同时,夏谷的文章文不对题,缺乏论据。他并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只是建议读者读刘再复等人的评论。而刘再复先生近年来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歌德派,主张文学走进象牙塔,一味误导中国读者。

法广:

关于莫言获奖的政论,还牵涉到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陈文芬女士在文章中说:”如果把莫言的文学作品解释成‘党的安全阀’,那么波兰的诗人辛波丝卡曾歌颂过斯大林,辛波丝卡的作品如何能跟党棍普特拉门特、切克区分文学的价值?……是不是没有足够使政权不舒服,没有去坐牢就不能测量度衡文学的价值?”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茉莉:

所有西方左派都经历过痛苦的自我反省和精神裂变,辛波斯卡曾经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但她从来没有歌颂过斯大林,说这样话的人,能举证吗?如果不能举证,对不起辛波斯卡的在天之灵。

而莫言却和辛波斯卡完全不同。莫言不但对中共侵犯人权的体制没有反省,而且至今还在为斯大林一样的暴君毛泽东辩护。就在今年4月21日,莫言应邀在中共中央机关读书活动上,还歌颂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文艺的发展意义重大,妖魔化毛泽东是‘蚍蜉撼大树’。”

辛波丝卡在波兰共产党未垮台的1957年,就写了一首诗《未进行的喜马拉雅之旅》,含沙射影地把斯大林喻为喜马拉雅山的野人,即“邪恶的雪人叶提”,展示文明与野蛮的对抗,诺贝尔基金会发布的瑞典学院简报明确地指出:在辛波丝卡这首诗中,“邪恶的雪人,叶提,强烈地唤起对斯大林的联想,辛波丝卡对他的主义已经幻灭。”

法广:

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莫言已有半年时间,半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这一奖项的颁发,你有什么感想?

茉莉:

我深感瑞典文学院终身制的弊病。瑞典是我的第二祖国,这个仅有九百万人口的国家,却有着世界上最完善、最人道的民主制度;但是,瑞典文学院是一个非政府机构,两百年前瑞典国王在建这个文学院的时候,就规定了院士终身制。这个制度至今未改。但是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问题就显现出来了:现在瑞典文学院院士最高年龄94岁,马悦然先生89岁。平均年龄超过70岁。都早就过了退休年龄。如果不是超人,这个年龄已经没有精力和能力去钻研很深奥的文学问题。不能再去看大量的文学作品,他们怎么有能力去评判世界文学?

同时,中国文学又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不懂中文是瑞典文学院院士都有的问题。只有一个马悦然先生懂中文。但是马悦然先生自己承认,他的文学理论不行。马悦然先生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家、语言学家,但是,他的文艺理论、就是看文学的眼光、对于包含历史、社会、人的心理、哲学这个广大的文学来说,如果只有语言能力,是远远不够的。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悲哀的现象。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早就该在家里颐养天年,但是他们却在担任有着五千年文化的中国文学的审判官,其实他们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尽管瑞典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民主制度对这个非政府机构不起作用。 

2013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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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日 星期日

社会民主工党与苏联十月革命


 社会民主工党与苏联十月革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苏联共产党前身。1898年3月13日至15日,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基辅《工人报》小组和崩得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在明斯克召开会议。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但是,在这次会议上由于一些争议和分歧,没有制订党纲和党章。
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布鲁塞尔、伦敦召开,通过党纲和党章,标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建立。这次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委会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围绕党纲、党章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成员时,出现了拥护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和反对列宁的孟什维克两个派别。前者获得多数,得名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俄语意为多数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革命派。
1912年,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把孟什维克清除出党。
1918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1925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又改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1952年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改名苏联共产党。
十月革命,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共产革命等,是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俄国的儒略历是10月25日,所以叫十月革命。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组织普遍认为,十月革命是经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第二个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国临时政府,为1918-1920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联成立奠定了基础。
俄国1905年革命也被称为,是指1905年起义失败1905至1907年间,发生于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境内,一连串范围广泛,以反政府为目的,又或没有目标的社会动乱事件,诸如恐布攻击、罢工、农民抗争、暴动等,导至尼古拉二世政府於1906年制定等同於宪法的基本法、成立
国家杜马立法议会与施行多党制。
这场革命没有组织,没有目标,也没有单一原因,主要归咎于几十年的国家动乱和对罗曼诺夫王朝的不满。俄国国内改革不利以及少数民族要求解放也是起因。沙皇指挥不利,导致军队在日俄战争中惨败是最直接的导火线。战後一直有连续不断的军人革命以及革命团体活动。各地方的革命虽然最後妥协或被镇压,俄国国内也加快改革的步调,但仍不够阻挡1917年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员常常把这场革命当作1917年革命的先驱。
沙俄时期,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2月,因为长期的战争而民不聊生,俄国国内爆发了第二次彼得格勒的工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去镇压的军队当场哗变,在很短的时间内,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失去了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无可奈何,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
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一个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在二月革命中,工人、士兵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资产阶级没有领导这场革命。在革命成功后,工人和士兵组织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苏维埃。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没有任何权力。武装也掌握在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手中。苏维埃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却还有一个临时政府凌驾在他们之上。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
当时,苏维埃成员中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语音)占了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则由于在战争中遭受镇压,当时,列宁在瑞士、斯大林在流放地,布尔什维克大多数领导人还都在监狱和被流放。广大工农群众缺乏政治经验,致使苏维埃的领导权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窃取,他们支持资产阶级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士兵(主要由农民构成)选举出的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则占了大多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中的传统威信较高。这些孟什维克都是二次革命论者。他们认为俄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需要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合作,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因而他们拥护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人来自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倾向追随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回到彼得格勒之前也采纳了孟什维克拥护临时政府的政策。工人和士兵们不信任临时政府,但信任他们的领导人。临时政府的权威就建立在苏维埃领导人的支持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世界大战,继续奴役劳动人民,并且千方百计的扑灭革命火焰。
1917年4月17,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四月提纲》为布尔什维克当确立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指明了革命发展的前途。提出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列宁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布尔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临时政府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农民不是追随临时政府,就是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或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是临时政府取得胜利,埋葬二月革命的果实,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改变不仅使自身分裂,同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阵营也产生分裂。一部分国际主义的孟什维克党人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列。托洛茨基领导的区联派也全体加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在1917年7月16日,走上街头,举行示威,要求全部政权归还苏维埃。临时政府派出军队进行血腥的镇压,600多名工人死伤。这就是著名的七月流血事变。这次屠杀使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打倒反革命的暴力。
1917年7月26日,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联合政府,对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全面的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地下,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结束,俄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公元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圣彼得堡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首先举行武装起义。以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为信号,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向冬宫发起攻击,深夜攻入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克伦斯基逃亡,临时政府被推翻。当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已转归苏维埃。第二天,列宁在大会上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奠定了苏维埃政权胜利前进的基础。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革命扩展到俄国各地。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把马列主义传播到全世界,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