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4日 星期一

新共产主义复活的乌托邦妄想


一个幽灵正困扰着学术界的“新共产主义的幽灵。”世界观最近的巨大痛苦和苦难的来源,并负责的死亡人数比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安装卷土重来,左翼极权主义的一种新形式,享有知识产权的名人,但渴望政治权力。
斯洛文尼亚的文化理论家齐泽克和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乌和前毛派已经成为这所新学校的主要支持者。其他与项目相关的有影响力的三部曲帝国的作者,千头万绪英联邦,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迈克尔·哈特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托尼·内格里的意大利哲学家:詹尼瓦蒂莫(最近宣布,他积极的“重新评估” 的协议锡安长老),博洛尼亚大学教授,前毛派亚历山德罗·鲁索教授的诗歌在欧洲研究生院(另一位前毛主义)朱迪思Balso。其他领先的声音,包括翻译阿兰·巴迪乌,阿尔贝托·托斯卡诺,社会学在伦敦的金史密斯学院讲师,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特里·伊格尔 ​​顿;和布鲁诺Bosteels的康奈尔大学。谈到在“共产主义思想,”在2009年,在伦敦举行的一个为期三天的会议,主办方的惊讶,吸引了近千名的人愿意支付超过百磅的。该事件发生后,一个伴侣出版业,是由Verso的书籍,已经成长起来陪运动,使其成为受人尊敬的校园。在新的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英语语言文本,在过去的几年里,所有已发布的共产主义思想,由Costas Douzinas和齐泽克编辑,巴迪乌共产党的假设,Bosteels是共产主义的现状
巴迪乌最近的量,特别是Verso的设计作为一个小红书的封面上用金色的共产明星味道,给人以运动的思想和目标。好战的法国政治组织,现在在他的七十年代中期的联合创始人,巴迪乌读取的存在,共产主义在人类历史上为人类的解放而不是一系列灾难性的弯路,它主要是为正在进行的斗争。从在法国共和国1792年到了大屠杀的巴黎公社于1871年,并从1917年的崩溃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这些是但2“序列”的共产主义“理念”在现代历史上,在第一一时间为地方的共产主义假设“设置”,第二个时代的“初步尝试”在其“实现”。这些“序列”(包括在过去三年半的几十年)之间的差距时,巴迪乌归类为共产主义假设“声明是站不住脚的和强大的资本。“惊心动魄的任务”,巴迪乌呼吁他的读者,和一层知识分子的反弹,迎来“第三时代”的共产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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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在幻想
约翰逊(Alan Johnson)的世界事务博客周评。
那么,为什么这个新的兴趣,共产主义,所有的东西呢?毕竟,新的共产党人拒绝下探的精神的历史过去的失败,并坦率地承认,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继续在未来。在目前,他们在政治上不相关的。上诉依赖于一个事实,最重要的是:只有新的共产党人认为,当代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退化,金融风暴,在政治类失去信任的危机,爆炸不平等是全身性的,相互关联的,不适合立法改革,并要求“革命”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会这样想法的吸引力呢?它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和在二十一世纪的激进政治作为一种新的形式?不要逃避(共产主义的记录)和重复(反民主,独裁的,老的共产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假设)定义新的共产主义左派极权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吗?

Ť他康复的共产主义已经“超定”,为已故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把它。换句话说,有一个收敛的一系列显然是不同的,但在新的共产党人的眼睛,全身相关的因素,创造了社会的一种知识产权危机管理的紧急情况和需要。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1989年后,巴迪乌所谓的“完全玩世不恭的资本主义的胜利的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失败。”第二,“回归历史”2001年后的失败所谓的世界新秩序的出现看似可行的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的替代品。第三,20世纪80年代后增长,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罗伯特·赖克所说的supercapitalism(激烈的竞争,放松管制,全球化,金融化,消失的就业保障,工会下降,福利国家的侵蚀,随之增长的极端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或齐泽克所说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新形式,新墙,和贫民窟”)。第四,越来越多的外部危机应急生态的形式。第五,“新外壳”,即通过个人的存在的生物遗传学的发展和新的知识产权规范,私有化,市场化的形式,在一个日趋严重的国内危机。第六,“掏空”,作为巴迪乌所说的那样,有代表性的民主政府“,直到所有的概念为人民”更遑论“的人”成为一个蹩脚的笑话。
巴迪乌建立一个系统性的批判共产主义假设,认为“政治力量,作为一个单一的口号是”拯救银行的清楚地证明当前的经济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代理人的。“同样,齐泽克”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已被打破“,破裂是表达”的内在需要。。。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的逻辑。“
如果金融危机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怀疑,这是危机的左侧,创造了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的政治空间。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已耗尽;在欧洲和盎格鲁势力范围,国家版本的“布莱尔主义”已经无处不在成的思想rationalizers的系统,现在大多只能作为一个击毁的球把老人们的聚会。这些政党不再照顾自己,认为新的共产党人。左派的其他形式的蓬勃发展后,1989年也被发现在政治上无效:后现代,theoreticist,痴迷压迫的文化,语言,身份,并表示,在剥削和政治经济不感兴趣,在崇信福柯(往往终身)“的阻力,这文学和文化的”投机“左”的形式,“事实证明,没有威胁到资本主义。事实上,许多新的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来自的政治,是真正的对立,全位置以外的资本主义市场和自由民主的向往。齐泽克总结了音调:“不要怕,我们一起回来!你有你的反共产主义的乐趣,你被赦免了它的时间再次得到严重的。“ 
但是,这不是单纯的怀旧行使。新的共产主义梦想工作存在的共产主义“假说”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模式。他们希望新的共产主义运动,可以生长出系统的对抗。齐泽克指出:“生态灾难的潜在威胁,不适当的私有财产的概念,所谓的”知识产权“的社会伦理意义的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生物遗传学),和,最后,但拒绝隔离,把这些对立的技术问题进行议会改革的特点是,新形式的种族隔离政策,新的“墙”[ 原文 ]和贫民窟。“新共产主义。例如,它拒绝的想法,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生态应急是可以解决的,或可以固定挖空的代议制民主竞选资金改革。齐泽克说,这是因为这些对立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紧迫性贷款的结构表达。”
齐泽克认为,,而前三对立是一个“三重威胁到我们的整个生命,”这是第四,对立的“排除”和“包含”,是(报价马克思)“真正的运动,废除了目前国家的事情。“作为公共资源,外部性,文化的内在本质都是私营的,封闭的,近乎无限的无产阶级的过程中设置:绝大多数的人成为”排除在自己的物质。“齐泽克认为,新的革命性的代理将立足于“革命对立的公共”新共产党人没有硬币的口号是“我们是99%,”但时的占领活动家准备听,他们会找到一个理论可以概括他们的做法。

Žizek告诉示威者在纽约市的祖科蒂公园,“只有这样,我们是共产主义是我们所关心的公共资源。”新共产党人寻求恢复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它不治疗的记录劳改营和艰巨性,但作为一个美丽的柏拉图的“理念”。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灾难是公认的,但只有第一个失败的一个明显的良好近似。正如齐泽克所说的那样,“再试一次,再失败,更好的失败。”
作为一个大写的“理念”或永恒的“假设”的新共产主义的旧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我们的目标是老梦的王国飞跃到自由的完全超出了市场和代议制民主的社会,一个完全平等的无状态的社会。对于巴迪乌,阶级分化,随着“capitalo - 议会制”将是“克服”分工“淘汰了,”私人占有巨大的财富,其透光继承“的”消失“,和强制的状态,分别从然后,民间社会,将“消亡。”新共产主义,是一种盛大的否定了所有的是─为布鲁诺Bosteels,它是一个平等的纪律,反物业,抗层次的,反权威的原则“,”巴迪乌的愿望是“世界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法律已被释放。”等等。
共产主义的思想或“假设”,然后放置超越经验的驳斥。齐泽克说,“坚持:”永恒的理念[中国]文化革命“的生存战败的社会历史现实,而巴迪乌,”失败是没有什么比历史证明的假设。“备受瞩目,它变得清晰,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假说”所有,包括测试和伪造,而是共产主义教条的可能性,新的共产主义,教条的关系从根本上是宗教,对上帝的虔诚和信仰,而不是在所有关键。
新的共产主义的职责是“帮助存在的[共产主义]假设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方式,说:”巴迪乌。同样,在纯粹的理论不感兴趣,阿尔贝托·托斯卡诺的愿望是“连接一个党派的真正的知识和它的倾向共产主义的前景。”但他们没有提供。事实上,他们很少上升以上的仅仅手势。例如,雅克·Rancière共产主义定义为“自主性生长的空间,通过自由联想的男性和女性平等的原则实施共同创建的。”
巴迪乌至少试图解释这种故障。他认为,共产党人,像其他人一样在左侧,仍然是同时代的人,从根本上战略僵局透露,在1968年5月,当“古典人物的政治解放是无效的。”自组织形式,尽管所有的实验,代理和策略,它是不清晰的“有什么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需要处理政治对立的。”在回应这一战略的僵局中,一些新的共产党人开始寻求“重新开始”扮演的underlaborer新的做法,新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的对立:“只要群众行动反对国家强制平等主义的正义的名义,雏形或片段的假设开始出现,写道:”巴迪乌,他还谈到,“组织新的类型的穷人和劳动群众之间的政治进程。“有些人甚至没有达到的水平的模糊性。相反,他们解决的战略僵局,夸夸其谈。詹尼瓦蒂莫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未来股无政府主义拒绝制定一个系统,一个章程,或积极的“现实主义”的模式根据传统的政治手段。“相反,瓦蒂莫认为,”共产主义必须在“散漫社会的实践勇气是一个“鬼”。。。是什么意思。何种意义上,我们做的这些积液的让 - 吕克·南希?“的常用手段空间,间隔,距离和接近,分离和遭遇。但是,这个“意义”是不是一个意思。打开恰恰超越了任何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说,“共产主义”已经没有意义了,超越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在哪里。“

F值为,的拒绝,以面对上升的犯罪记录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让独自盯到那个深渊,直到一个人的政治和理论是完全重塑了它,告诉我们,在新的共产主义仍然是左派的轨道内极权主义。这些逃避采取几种形式。
首先,大家都在谈论新的开始,新的共产党人经常部署路易·阿尔都塞嘲讽地称为“距离著名的人的报价”严重的社会科学的替代品。例如,齐泽克认为,“无耻地重复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 的教训(如果这本书拥有的经验教训,而不是历史)。托斯卡诺使得通过简单地重复出现的短语,从1875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共产主义平等”的情况。二,漂白的语言来重新描述的大规模屠杀。因此,有许多对自由的限制“下的斯大林”,喃喃自语:詹尼瓦蒂莫。第三,复活的言论将被部署到一个中空的市场左派复兴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从坟墓里再次上升,”庆祝齐泽克。四,新的共产党人想改变话题,从共产主义政权的罪行“悠久的历史,都与[共产主义的斗争,梦想和愿望。”所以,雅克Rancière是能写的“共产主义是可以想象对我们周围一些时刻的传统。。。当简单的工人和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奋斗。“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当然其他的东西,这是不可想像的。第五,是一个厚颜无耻的推广逃避作为一种美德。“文化记忆”是右翼,根据布鲁诺Bosteels,所以它必须与之作斗争的“积极健忘”;,巴迪乌宣称“期间的罪行,”因为如果开始。关于斯大林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批评,他警告说,这是“重要的不给任何理由的背景下,刑事定罪和反动势力的墙壁,他们曾试图和无效的提高头发的趣闻轶事。”第六,定义上菲亚特是用来抵挡批评。因此,齐泽克:“可以有社会主义的反犹太主义,不能是一个共产主义。(如果它出现,否则,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它是唯一的指标缺乏的忠诚的革命事件)。“
至于自由派和左翼的反极权的思想非常丰富的传统,它只是简单地全盘回避。克劳德·莱福特,皮埃尔·罗桑瓦隆,和弗朗索瓦孚雷诺韦尔托·博比奥,最大沙特曼,欧文·豪,这是从来没有认真地。齐泽克嘲讽题为难道有人说极权主义的他的书吗?通常情况下,巴迪乌滥用乔恩·哈利迪和荣张的华丽的传记,他的英雄毛泽东的暴徒,委员的语言:“一片宣传,完全捏造的,背信弃义和缺乏所有的兴趣。“
事实上,新的共产主义似乎重复每一个旧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灾难。它是深刻的精英,恢复教育专政的雅各宾派的概念。齐泽克认为的左的错误是接受自由民主“的基本坐标(”民主“与”极权主义“)”,并建议“无畏。。。违反这些自由的禁忌,“他还说,”那么,如果被指控的“反民主”,“极权主义”。。。?“
当它试图使转从空灵的理念到现实的政治,新的共产主义主要是一个邪教组织的力量致力于神奇的思想革命暴力和征用的变革力量。已故的意大利社会主义SEBASTIANO廷帕纳罗一度被称为“残酷的道德力量。”因此,巴迪乌:“哦,我们应该能够再次说什么阿拉贡,与斯大林的鼓励下,曾经说过:”开火的舞蹈熊社会民主!“因此,齐泽克:”革命政治是其中一个代表的意见,但真相往往是被迫,无视多数的意见和反对革命的意志强加于一个问题。“

Ť他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爱德华·伯恩斯坦发出警告他的同胞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之交。一个“真正神奇的力的创意力量的信念的危险,”他预言,开始做到现实,从理论上讲,暴力和结束暴力的人在实践中。新的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的是,其领先的游击队是充分认识到潜在的。。 和接受它作为一项战略。正如齐泽克所说的那样:
唯一的“现实主义”的前景,这将是一个新的政治普遍性接地选择不可能的事,完全假设的异常,没有禁忌,没有一个先验的规范(“人权”,“民主”),尊重阻止我们“resignifying”恐怖,无情地行使权力,牺牲的精神。。。如果这种激进的选择是诋毁自由主义者Linksfaschismus [左派法西斯主义]一些出血心,就这样吧!
逢场作戏与左法西斯主义的概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需要认真对待的新的共产主义。当然,共产主义本身,已经死了。但是,当齐​​泽克建议“有识之士”20世纪70年代,“在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民群众完全沉浸在资本主义思想麻木的巴德尔 - 迈因霍夫团伙。。。只有一个度假胜地的原始真实的直接暴力。。。可以唤醒他们,“我们应该关注的。最近的历史告诉我们,独裁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理念仍然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街道。新的共产主义思想,可能还与年轻的,愤怒的,理想主义的人所面临的深刻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疲惫不堪的社会民主和一个自我厌恶知识产权的文化。诱人的是,我们可以买不起,只是摇摇头,在新的共产主义和传递的。
阿兰·约翰逊是一个“异议”杂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和外交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的博客,每周对世界事务。

图片来源:亚当·斯密

利比亚为什么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为什么和平变革之门未能打开?

 

卡扎菲的教训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34期 出版日期2011年08月29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利比亚为什么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为什么和平变革之门未能打开?
    8月22日,反对派攻陷的黎波里,标志着持续近六个月的利比亚战事进入了最后阶段。目前,反对派武装正在搜捕卡扎菲,其结局很有可能与萨达姆类似,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被从某个洞穴中揪出,连同他那些曾经煊赫一时的家族成员,被送上正义的审判台。
    卡扎菲家族权力体系的轰然坍塌是今年以来在北非地区发生的第三起重大事变,前两次分别是1月的突尼斯和2月的埃及。与前两者总体上的和平性质不同,卡扎菲家族权力体系的瓦解是通过暴力革命完成的。因此,卡扎菲的结局,也将会不同于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
    在卡扎菲时代终结之际,有必要追问,为什么这个国家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为什么和平变革之门未能打开?
    著名政治学家阿伦特指出:“或者应该知道,每一次权力的减少,都是一次对暴力的邀请——那些握有权力以及感觉到权力正从手中流失的人,不论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已发现,难以抗拒这种用暴力取代权力的诱惑。”在这里,暴力和权力的区别,缘于是否拥有合法性,具体地说,就是权力是以权威为基础的,而暴力则没有这个基础。当权力的权威基础完全丧失之后,它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暴力。
    1969年卡扎菲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时,泛阿拉伯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他提供了合法性。他属于那种“超凡魅力型领袖”。在那个时代,他的治理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他推行的政策,也确实曾给国家带来了希望、尊严和发展。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民主化改革运动,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已经无法适应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了。“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改革洪流中。反观卡扎菲,他却选择了十分怪诞的方式回应这两波全球改革浪潮的挑战,在国内不断清洗,以“人民革命”的名义整肃异己,直至消解了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同时,他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形成了以个人独裁为中心的权力体系。其个人权力不断积累的过程伴随着他个人权威的损耗,其表现之一就是越来越扶持自己的家族势力,国家变成了他、他的家族以及极少数死党的私产。其表现之二是当反对派发动武力反抗,其权力看起来还坚不可摧之时,他周围的亲信不断叛离。曾有的魅力已经黯淡无光了。
    当他感觉权力正在从手中流失的时候,他选择了暴力。年初,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运动激发了利比亚的反对派,当2月初班加西出现街头示威的时候,他选择了暴力镇压。最初,反对派力量完全无力与之抗衡,他拥有武装和财富,国家的全部资源都在其掌控之下。在8月之前,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停火,南非、土耳其等国领导人为利比亚的和平变革展开斡旋,卡扎菲是有机会妥协的。但是,他最终仍然选择了暴力。
    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力量对比悬殊,这使他坚信,可以通过武力镇压平定叛乱;其次,长期的意识形态教化使他确信人民是追随他的。在内战期间,在利比亚各地,尤其是首都的黎波里,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他对于参加者表现出来的热情、叫好、感激、臣服,是完全相信的。他觉得自己拥有最广泛的支持。他相信人民会与自己站在一起,与“叛徒”和“敌人”血战到底。他陷入了独裁者通常都有的“权力幻觉”。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维护自己家族利益的需要。在他统治的后期,其家族逐渐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利益集团。权力利益同家族利益重合了,或者说,家族利益绑架了国家最高权力,而权力的丧失将是家族的覆灭。对这一结局的恐惧,使他无法走向妥协。
    一个革命型的领导人陷于今日之末路,值得深思。卡扎菲是否必定有如此结局呢?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他实际上有机会实现从超凡魅力型权威向着制度权威的转变。即使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他还是有机会的,事实上他也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建基于他多年打造的那一套体制,向制度权威或现代国家体制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反,在其统治后期,他全力维持其独裁统治,大肆清除异己的制度、组织和其他权威人物,结果是整个国家和社会都碎片化了,他成了惟一的权力人物。围绕个人独裁发展起来的庞大的家族利益,成了这个国家的毒瘤。要割除这样的毒瘤,只有通过彻底的改革,而在他的权力体系中,已经没有改革的力量了。这样的局面只能召唤来暴力。结果我们就看到了,班加西一场小规模的街头示威,便敲响了他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