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5日 星期六

陈光诚事件的另类观察

牛泪:陈光诚事件的另类观察

2012年5月5日墙外仙

国的媒体和舆论管理部门,有必要从反美、批陈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好好检讨自己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中美关系发展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陈光诚事件从发生、发酵到最终爆发历时六年有余,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监督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如果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又有什么资格在目前事件已经走向和解的过程中制造噪音,乱发神经?

陈光诚事件爆发后,以胡温为首的中央和美方密切配合,积极和陈光诚进行谈判协商,答应了陈光诚的合理需求,满足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公民本来就应该拥有却被地方当局以粗暴手段长期非法剥夺的正当权利,包括安排他去读书、同意他采取正常途径申请去美国等等,这些都是很具人性化的柔性处理方式,和当局此前在类似事件上的粗糙手段相比是一个明显进步。

中央的几位大佬级人物,像胡、吴等,都表现出了这种与时俱进的处理突发事件的方式。尤其是胡,在中美第四次经济与战略对话致辞时,明确提出中美双方要打破大国对抗传统逻辑,建立和发展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和一年前他谈及文化改革时对西方充满警惕且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讲话一天一地——说明最高当局并不想因为陈光诚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双方应该放弃对抗思维,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道路。而吴邦国在陈光诚走出美国使馆的当天,也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安排在全国开展残疾人保障法执法检查。这项措施也被广泛认为是因应陈光诚事件而起,反映了中央知错就改的正确态度。

然而,和上述四人态度截然相反的是,《环球时报》和北京几家地方媒体在此次发生的陈光诚事件中,却表现出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处理方式。

几天以来,《环球时报》接连发文,指责陈光诚事件是美国策划的阴谋,是美方粗暴干涉中国事务的行为——《环球时报》的批评也不能说全无道理,陈光诚事件发生当然与美方的不恰当介入有相当联系,美方的一些做法当然要痛批。但环球的极端错误在于,作为一家商业化运作的官方媒体,不能因为要批美国,就把陈光诚也描绘成为一个挟洋自重的民族败类,不能因为说是要强调中美关系的大局,就可以置看轻像陈光诚这类普通民众的合理诉求,漠视普通民众的正当权益。

尤其在5月4日,《环球时报》发布了一篇题为《中国人权事业不能指望捷径》评论文章。在这篇代表了环球政治立场的文章中,除了继续对美国佬进行无情嘲弄外,居然无耻的为山东地方政府和在陈光诚事件上负有重大责任的地方官员辩护,完全无视地方政府和官员对陈光诚长期的非法监禁和暴力行为,反而将陈光诚描绘成为一个性情多疑,出尔反尔的小人。

事实上,任何稍有认知能力的人都知道,《环球时报》这种做法完全是颠倒是非的报道方式,体现了这个媒体极端僵化落伍,甚至是视民众如仇敌的反动思维。很多人都认为,环球的这个心态,实际上正是中国近来官僚主义产生的意识形态根源,是官民对立产生并不断恶化的思想基础,和薄熙来在重庆打着红旗搞“黑打”如出一辙,是另一种形式的“极左”,是在对一个残疾人进行着赤裸裸的语言暴力。

同样在5月4日,北京地方当局主管的《北京日报》、《京华时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四家报纸也就陈光诚事件接连发表和《环球时报》立场、观点大同小异的评论文章。在这些充满了“文革”遗风的评论文章,除了继续对陈光诚个人进行人身攻击外,也都无一例外地继承了《环球时报》的民粹主义态度,严厉斥责美国借助陈光诚事件干涉中国内政,对美国佬继续高举高打,必欲灭之而后快。

表现最抢眼《北京日报》在一篇题为《从陈光诚事件看美国政客的拙劣表演 》文章中,甚至罕见地直接点出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名字,把骆家辉等美国政客称之为“自作聪明制造事端,搞鸡鸣狗盗”的之徒。这种在朝鲜报纸、广播中司空见惯指名道姓进行谩骂攻击的评论方式,在文革期间曾经一度泛滥成灾,却很难想象会出现在文革已经结束了三十多年的今天,而且是在一家市委管控的机关报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环球那篇题为《中国人权事业不能指望捷径》评论文章,和北京地方当局控制的这四家媒体,都选择在5月4日这一天发布对美措辞强硬、口吻严厉的评论文章。而这一天,正是胡锦涛、温家宝等会见希拉里、盖特纳等参加中美第四次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代表团成员的日子。更为关键的是,胡温二人是明确希望中美双方要打破大国对抗传统逻辑,建立和发展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并不希望因为陈光诚事件而造成两国外交或舆论上的攻伐纷争。

我们不知道这个日期选择是巧合还是特意安排。但很明显,《环球时报》和北京地方媒体的这种方式和中共政治文化中领导人见面前要营造良好氛围的常用模式有明显差异。这到底代表了中共党内政治力量的变化?代表了环球和北京的的对美立场?还是说中共也学会了像美国一样表演政治双簧?——毕竟在过去多年,每有中国领导人访美,国会、媒体总是发出和白宫不一样的声音敲打中方,难道中国人就不可以采取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来欢迎美国嘉宾?

然而,这个解释似乎又很难讲的通。因为有人就注意到,在胡锦涛、温家宝5月4日会见美方成员之前,5月3日习近平也会见了希拉里、盖特纳等一行,或许是为了给5月3日的会见制造良好氛围,《环球日报》甚至删除了他们此前借陈光诚事件讨伐美国的第一篇“奇文”。作为同一家媒体,时隔不到一天时间,在两次领导人会见前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处理方式,其心态如何实在令人起疑。

同样让人不能理解的还有《北京日报》。我们记得在3月31日,《北京日报》曾在显要位置开设了十八大文萃专栏,开栏便以一篇《我党最高领导人何时称“总书记”的》石破天惊地指出,“从党的组织制度发展史来看,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并非一开始就称总书记,而且总书记也并非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专称。”这篇文章被海外媒体广泛转载,被不同群体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或理解进行过各种深入解读。据说北京方面为此还紧张了好一阵子,特地在4月5日发表了题为《牢记总书记嘱托》的评论员文章补救。

然而,才刚一个多月过去,《北京日报》就又刊出这么一篇与胡锦涛讲话精神和中央处理软化陈光诚事件方式完全不同的文章出来,而且四家媒体一起出动,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为了批评美国在陈光诚事件上的介入?是为了批倒批臭陈光诚这个残疾人?是代表了这些媒体的共同立场?还是有着其他不为人知的政治用意?

不管如何,我们都必须表明态度。陈光诚事件的发生有其根本原因,这个根本原因不在美国介入,也不在某些民运人士鼓噪,更不在陈光诚个人,而是中国自身存在严重不足,对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认真彻底反思。对山东地方政府、官员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明目张胆地对一个残疾人进行非人道待遇,而且还采用“连坐”方式对待无辜家属的野蛮行为也必须彻底查处、严肃处理。

而中国的媒体和舆论管理部门,也有必要从反美、批陈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好好检讨自己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中美关系发展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陈光诚事件从发生、发酵到最终爆发历时六年有余,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监督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如果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又有什么资格在目前事件已经走向和解的过程中制造噪音,乱发神经?

2012年5月3日 星期四

中美关系:最惠国待遇

中国对冷战后的世界的认识是深刻而现实的,就算美苏超级大国间的敌对可能已经结束,国家之间依然会按照各自利益进行竞争、合作、妥协和斗争。为求生存,任何国家首先要考虑的是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绝对控制。

两股强大的力量在冷战之后的时代出现,这就是已经形成并日益强化的经济竞争和新的政治均衡——世界将不会为任何单一个国家所控制。尽管美国目前依旧被看作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巨大的国债、惊人的预算赤字和严重的国内问题面前,其实力已大打折扣。它不再是西方盟国对抗不复存在的苏联的唯一领袖,而是众多参与竞争的国家中的一员。虽然其称霸野心不容忽视,但已经是一个略微衰落的超级强国。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它在国际事务中往往采取低姿态,拒绝接替苏联担当共产主义的核心,也不想与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对抗。相反,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并设法加强政治控制。尽管在美、中、俄三角关系中,中国失掉一些战略优势,但从地域政治的角度看,它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具有核能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联合国的否决权,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增强,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在有效控制之下。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局面下,外国的投资和国际贸易越来越看好这块地方,而中国也正从这些方面得到的好处,以为其现代化计划筹集资金。因此,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其意义绝不仅仅是一般的贸易利益,简直就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摇钱树。冷战后的时代为中国的发展并且最终变得富裕与强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富裕与强大是这个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梦想。这一历史良机绝对不能轻易错过。

布殊在中国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希望美国对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及尽快融入全球市场的政策持肯定态度,并把它的政治稳定看成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1991年7月,布殊总统宣布了他对中国『积极接触磋商』政策。这是因为美国并不想孤立中国;相反,它希望加强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接触。布殊相信通过这些接触,在促使中国改善其人权记录、释放政治犯、参加国际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和军火交易、遵守国际贸易惯例、尊重知识产权、禁止服刑劳工产品出口、开放中国国内市场等一系列问题上,温和有礼的敦促是有可能奏效的。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布殊的方式,因为中国急于结束天安门镇压事件后国际社会对自己的孤立。邓小平知道需要做生意和高技术,因此采取了不与美国对抗而是进行有选择的合作,例如在柬埔寨和海湾战争事务上。中国方面还认为必要的时刻释放一些政治犯,可以显示与外国的压力无关。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逐年增加,1991年为120亿美元,1992年为183亿美元,1993年为227亿美元。在1991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业已超过400亿美元,这一切都表明最惠国待遇是多么重要。为了国家的复兴,北京会竭尽全力。

实际上最惠国待遇并不是甚么特殊的优惠。在美国约160个贸易伙伴中,包括利比亚、叙利亚直到最近期的伊拉克,都享有最惠国待遇。但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国家,一直没有得到这一待遇,直到1979-1980年,卡特总统实现了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并签署了一系列外交和贸易协议,双方才相互给予了最惠国待遇。1974年通过的杰克逊——范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要求总统每年向国会作证:任何一个共产国家只有允许自由移民才能得到最惠国待遇。由于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人都被认定为中国人,中国的移民额度总是用得光光的。总统在为中国作证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难。但由于天安门镇压、人权践踏、军火贸易和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许多人提出要重新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资格予以审核。

中国对美贸易并不是一直享受顺差。从1972年至1982年,每年的对美贸易几乎都是逆差,总计加起来达到81.96亿美元。在1983到1985年间,双方的贸易或多或少处于平衡状态。此后,顺差便开始迅速倒向中国。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单位:美元)

1983年 7,100万

1984年 6,100万

1985年 600万

1986年 16.65亿

1987年 27.96亿

1988年 34.90亿

1989年 62.35亿

1990年 104.31亿

1991年 126.91亿

1992年 183.09亿

1993年 227.7亿

这一迅速增大的贸易赤字让许多人警觉起来,尤其是那些国会议员。一些人提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以减少逆差,也就是将中国商品的平均进口税率从8%提高到40%;还有一些人提出在每年讨论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时要附加一些条款。经常被提到的条款是:中国人权记录的改善、取消服刑劳工产品的出口、减少出售军火和对巴基思坦、伊朗和阿尔及利亚的核援助、停止在西藏的镇压、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在计算机软件和医药方面)。曾几何时,例行的延长审议变成了美国一年一度的激烈政治交锋,政府赞成无条件地批准,而国会坚持有条件地延长。

加州女议员佩萝西(Nancy Pelosi)是最积极主张用贸易手段迫使中国让步的人。她得到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George J.Mitchell)、参议员霍尔姆斯(Jesse A.Helms)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格法尔德(Richard A.Gephardt)的支持。关于北京的领导人,佩萝西说:『他们可能不喜欢资本主义,也可能不喜欢人权,但他们喜欢钱。』 由她发起,众议院在1991年11月以409票对21票通过了一项议案:如果中国想得到1992年的最惠国待遇,就需要释放所有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约一千人,停止向叙利亚和伊朗出售远程导弹,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国内和西藏的宗教自由方面表现出『进步』,并『保证』不出售核技术,以及停止向美国出口服刑劳工产品。

1992年2月,参议院以59票比39票通过了有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法案,但不足以推翻总统即将对此提出的否决,因为没有达到必须的三分之二多数。因此布殊可以重复他过去三年的一贯做法,无条件地继续给予中国1992年的最惠国待遇。

中国的抗辩 为获得无条件延长其最惠国待遇,中国从上到下积极活动。从北京的高层到驻华盛顿大使朱启祯,再到中国延聘的向美国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的公关和法律事务所。他们所围绕的是四个精心策划的题目:(1)中美的地缘政治关系要比其它东西都更重要;(2)必须承认中国的人权概念,这一概念的重点在于,满足自己人民的物质需求,比放开西方式的公民自由重要得多;(3)如果中国失去最惠国待遇,德国或日本有可能取代美国在中国的位置;(4)美国统计的贸易赤字是基于『原产地国家』得出的,这样计算并不公平,因为它将中国出口香港后转口美国的商品算到了中国身上。而美国产品通过第三国进入中国便没有统计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1981至1990年间,中国对美出口占到其总出口额的8%,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提高到占总进口的10-13%,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是在不断增加的。

中国对『原产地国家』统计法的抗辩切中要害。因为自1987年以来,许多香港和台湾的制造商将生产厂房迁往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低廉的中国大陆。这些工厂的制成品通过香港出口到美国后,实际上被划在中国出口的名下。这就是为甚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急速扩大,而同时对香港和台湾的贸易逆差却在缩小。实际上美国对所有这三地——大中华区——的贸易逆差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每一年都在220亿至290亿美元之间。

(单位:亿美元)

中国 香港 台湾 大中华区(所有三地)1987 -27 -65 -190 -282

1988 -34 -51 -141 -226

1989 -62 -34 -130 -226

1990 -104 -28 -112 -244

1991 -127 -11 -98 -226

1992 -183 -7 -94 -284

为取得和解,北京表示愿意与外国的代表讨论人权问题。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谢夫特(Richard Schifter)应邀访问了中国;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James R.Lilley)获准到西藏参观;前总统卡特出访中国时,中国人有礼貌地倾听他要求宽容所有政治异见人士的谈话。1991年5月,副国务卿吉米特(Robert Kimmit)访华,公开讨论了人权、防止核技术和导弹扩散、双边贸易及有关中东和柬埔寨的问题。

1991年11月,国务卿贝克(James A.Baker III)到北京,再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作为响应,中国向美国提供了他们所关心的八百名中国政治犯的情况,但却拒绝释放他们中的某些人,也没有同意国际红十字会到狱中看望他们的要求。不过中国确实答应给那些没有未决罪案的异见人士发放出国签证,并同意在贝克访问后的某个时刻允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出国。

关于军火贸易和防止核扩散问题,北京没有作出明确承诺,只是保证『遵从』1987年的『导弹技术管制条例』,以换取华府放宽向中国出售高速计算机和导弹零部件的限制。同时他们也表示年底前会签署《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基于这些保证,1991年12月华府放宽了向中国出售大型计算机和导弹零部件的限制,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北京真的会遵守导弹条约或核不扩散条约。事实上,美国的情报部门并未停止监测中国向巴基斯坦和叙利亚运送M-9和M-11型弹道导弹,以及向阿尔及利亚运送核武器这类事情。更有甚者,在1992年9月布殊政府同意向台湾出售150架F-16型战机后,美国通过外交途径获悉,中国的态度激变。中国认为美国的行为是背离列根政府于1982年草拟的议定书。在这项议定中,美国保证会逐步减少对台军售。作为报复,北京恢复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零部件。因此,军火贸易仍然是华府与北京摩擦的根源,它对中国实在是利益巨大,无法放弃。

中国在美的留学生、学者和异见人士,对于使用经济压力促使北京改善人权的做法一般持赞成态度,但他们不愿看到由此而使得中美贸易、中国企业、改革者们,包括与出口贸易关联的工人们受到损害。他们担心,取消最惠国地位正中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顽固保守派的下怀。

克林顿的决定 曾于1975-1976年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大使级)的布殊总统,自认是中国问题专家;无奈他多次无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却遭到了许多人批评,还给骂成『无耻』。在1992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Bill Clinton)攻击他『纵容』中国领导人,忽视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克林顿当众谴责『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并提出要用贸易手段迫使中国在人权侵犯、军火交易、不正当贸易、宗教迫害、西藏镇压等方面有所收敛。中国领导层紧张了,决定不能陷入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国玩具占了美国该项进口的30%、鞋占40%、纺织品和服装占26%。如果因为人权和知识产权问题使得这一大好局面遭受破坏,实在可惜。

中国外交部的一份保密文件警告说,贸易上的任何倒退对中国的伤害要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南方和沿海地区的出口型企业,尤其是那些由港资和台资企业专门生产出口美国的产品,将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对中国的直接后果将会是:(1)在沿海地区造成一百万人失业——那里,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有可能酿成社会和经济混乱;(2)无法从世界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和借款;(3)外国投资者和贸易商的信心大受打击。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这种倒退是中国承受不起的;中美关系的恶化都可能严重冲击改革开放的根本政策。该报告建议,中国应公开抗议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私下里将政治犯作为『人质』,从美国那里换取到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份文件这样写着,『政治上退一步,经济上进两步』——这可算是一个双赢计割。

对此,邓不仅赞同,并就经济考虑第一、其它都要让路的实用主义方针讲了话,因为政府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展经济。确实,经济增长就是最好的政治,『人质交易』遂成为可接受的方案。 一系列指导方针被制定出来,对于那些表现较好、刑期较短、未曾对其施用过暴力的政治犯,可给予优先考虑。但这不是减刑,也不是承认错捕,更不是迫于国外直接的政治压力而释放他们,这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让他们就医治病。

如此看来,释放政治犯并不是对国际人权标准的接受,而是精打细算的政治赌博,至多可以看成是中国承认人权问题是国际上关心的一个正当问题。 结果一连串知名的政治犯在适当的紧急时刻获得释放,以便赢得美国的善意对待。包遵信,55岁,哲学家,1989年民主示威活动中的领袖,被判刑五年,提前于1992年11月初释放,准许他出国就医;王丹,1989年示威的学生领袖,被判入狱四年,1993年2月提前四个半月释放;徐文立,49岁,八十年代初著名的民主斗士,被判十五年,服刑十二年后于1993年5月被释放。还有其它一些人获允许出国。最后,为全力赢得2000年奥运会北京的主办权,中国政府在1993年9月中旬释放了最知名的政治犯魏京生,十五年刑期提前了一年半。

为表达缩小贸易不平衡差距的真诚愿望,中国向美国派出了采购团进行大规模采购。1993年上半年,他们与波音公司签定了价值八亿美元的合同,购买21架喷气客机,并附带在今后几年购买或租用不少于215架的价值90亿美元的协议。中国向通用汽车、福特和佳士那每一家都订购了4,600辆汽车,价值达1.6亿美元。从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华盛顿州的多家公司购买了价值两亿美元的石油钻井和勘探设备。从休斯宇航公司(Hughes Aerospace)购买了八亿美元的卫星。此外还有其它一些采购,如:粮食、磷肥、电气机械、电话和科研设备等。美国商人估计,中国这次采购可为美国创造十五万个工作岗位,而未来的中国市场简直无法估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希望今后几年每年为中国安装750万部电话,这个数字是它目前每年1,500万部的一半。该公司副总裁托比亚斯(Randall L.Tobias)说:『我们正在洽谈在中国的业务。这项业务,如果不说超过我们在美国的业务量的话,也绝不比它小。』他希望用发展电话通讯的方式让中国开放,软化它的高压手段。

克林顿当选为总统后,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他认同布殊在减少中国违反人权和贸易规则方面的成绩,而不承认自己曾有过任何孤立中国的企图。就在他仔细考虑今后的最佳方案时,他受到了来自298家大公司和37个贸易团体的强大压力——这些机构都与对华贸易相关联。其中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总商会。1993年5月12日,他们联合致函给总统,要求不要将人权或任何其它条件附加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否则美国将失去中国市场。这些公司强调:他们已经进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正当交易、改革开放和民主进程的推进。

来自国外的请求也证明了上述立场。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虽然为香港未来的民主制度正在和中国拉锯,但他仍敦促克林顿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因为这么做可能就像握住一个平和而有效的武器,对改变中国发生影响,同时保住香港十五万个就业职位。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白宫时,则请求美国帮助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因为大量汉族人正在移居西藏。

克林顿竭力要找出一个一揽子的方案解决,包括贸易逆差,军火交易、人权、服刑劳工和藏人受迫害等一系列问题。他知道如果提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国会可能会通过一项令中国人很难接受的关于中国的法案。1993年5月2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行政命令;但他明确指出,1994年年中对它的再次延长将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在人权记录方面,包括释放政治犯或说明他们情况等等,要有『全面的、重大的进步』。至于1994年7月3日以后是否继续延长,将由国务卿克里斯托佛根据中国在下列领域的表现,提交报告:

1.释放政治犯或说明政治犯的情况。

2.保证所有犯人受到人道的对待,并允许国际人权组织如红十字会视察监狱。

3.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

4.允许国际广播和电视节目进入中国。

5.禁止服刑劳工产品出口美国。

6.停止对美国企业的歧视。

7.遵守国际上有关限制导弹技术和核材料转移的条约。

中国指责美国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并说这违反了中美建交的基本原则。北京坚持人权是内政问题,不允许外国干涉。在1993年11月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断然拒绝了与克林顿总统就人权和军火交易问题举行公开对话的建议。相反他作了一个15分钟的『白话自说』,谈到不得干涉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重要性。普遍流行于中国官员中的感觉是:美国自己的人权记录远非完美,其立场从而是虚伪的。财政部长刘仲藜不无嘲讽地说:『美国持有三重标准,对自己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对有些国家的人权问题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们睁大双眼、紧盯着不放。 对中国人这种起来勇敢面对美国、反对将西方价值强加于中国的做法,大多数亚洲国家表示赞同,还有一些国家暗地里为中国喝彩。

克林顿政府内,对如何更好地促进美国在华利益歧议纷呈。财政部和商业部遭到美国公司的请愿炮轰,要求关注在兴旺的中国市场上扩大贸易和投资机会的必要性。在承认人权问题重要性的同时,财政部长本特森(Lloyd Bentsen)和商业部长布朗(Ronald Brown)指出,商业投资、贸易、导弹出售、军事合作、地区安全也是制定国家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三位,到2015年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中国所计划的5,750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将使美国的公司得到数目庞大的订购合同,外加美国工人难以数计的就业机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鲁宾(Robert E.Rubin)和总统经济政策副助理吉特(W.Bowman Cutter)更进一步认为,每年都威胁取消最惠国待遇的这一做法已经过时,只会起到反作用。用取消最惠国的做法惩罚中国,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同中国的一样巨大。

相反,如果采用更加温和及微妙的方式——通过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接触——却可以使中国逐渐演变: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对西方的商业惯例和思想也越来越不予排拒,自由化程度逐步提升,最终实现民主。它会使中国的改革者受益,也能减少保守派的戒心。看看中国那些激增的卫星天线、传真机、手提电话、彩色电视、股票市场、外国报纸、银行和金融服务就可以感到,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已经走了多远。确实,商品的出口决不比思想的出口次要,因为经济的进步肯定会导致政治的自由。 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建立在经济实用主义、贸易、实业投资、国家安全考虑,以及人权与贸易分离的基础上。

对于这番议论中的逻辑,克林顿并非不知道,只是他受制于自己下达的严格行政命令。为了重新获得外交上的主动权,他制定了一项『加强磋商』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一个接一个的高官将被派往北京,敦促中国人改善他们的人权、贸易和武器销售方面的记录,同时设法开创更好的双边整体关系。1994年1月第一个踏上征途的,是农业部长艾思比(Mike Espy)和财政部长本特森,两个人都受到了热情款待。接着在3月,轮到国务卿克里斯托佛。事后证明这次出访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克里斯托佛曾经公开对中国侵犯人权提出批评,这次带着敦促中国改善人权记录,以便克林顿有理由延长其最惠国待遇的讯息去出访。在他到访中国的前一周,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塔克(John Shattuck)先走一步,为这次访问作准备。令中国官员们感到错愕不解的是,2月27日,他跑去见头号异见人士魏京生,会面时间长达90分钟。魏呼吁克林顿保持对中国政府经济施压,督促释放政治犯。同一时间,另外七名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也向江主席呼吁结束镇压,释放所有政治犯。政府对此的响应是将魏和十余名呼吁民主的领袖人物再度抓起来。这是摆下阵势,给即将来访的国务卿好看。

在正式会谈中,总理李鹏明白告诉克里斯托佛,中国永远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也永远不会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李警告说,如果克林顿取消最惠国待遇,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将会受损。外交部长钱其琛也指责沙塔克会见『假释犯人』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他驳斥了美国关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227亿美元的说法。他指出,对美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涉及到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企业,也包括中美合资企业。如果华府取消最惠国待遇,中国可以重新向亚洲市场出口,损失不会超过10%,这样做将不会对中国9%的年增长率造成多大影响。由于主要是自给自足,没有最惠国待遇对中国来说也可以过得过去,就像1972年尼克逊访华前那样。

美国的企业界站在中国政府一边。在北京的二百名美国企业界领袖,责怪克里斯托佛有关贸易与人权挂钩的『误导』政策,令美国企业在与日本和欧洲各国企业竞争时处于劣势。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执行经理瓦利克(William Warrick)警告说,取消最惠国待遇有可能将美国的企业逐出巨大的中国市场。克里斯托佛耐心地为自己辩解,说美国并不想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只是要坚持对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然而实际上,人权问题涉及到的正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

中国的策略 中国的敌对态度令美国人迷惑不解,但从中国自己的政治看却是顺理成章。在一段时期,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当时他已经89岁),北京的政治人物争相表明对共产主义体系的忠诚,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则成为今后争夺继承权斗争中的资本。这一政治气候注定了克里斯托佛访问的结果,更要命的是他的到访时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召开。

任何对中国人权立场的分析,都先要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本质有所了解。列宁主义的独裁建立在秘密警察、军队和『党领导一切』的高压手段之上。思想控制和劳动改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权在这里完全没有位置。即便在今天较为开放的中国,政府依旧把政治异见和民主启蒙看成是反革命威胁。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共享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词汇。知识分子的不安分被看成是政治动乱和社会动荡的前奏——它会搅乱经济增长,使现存秩序难以为继。不管是真的还是出于想象,如果共产主义体制在中国已危若累卵,最惠国待遇问题便成为次要的了。

在中国当局看来,沙塔克跑去见魏京生,无疑是与罪犯串通,是给反政府运动打气,提高了魏京生的国际声望,为异见人士壮胆。从魏京生传达给朋友们的资讯里看到,他们认为克里斯托佛访问期间,可能会有『重大事情』发生。政府本能地担心魏在想办法见这位官员,而异见人士们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动一次大示威。官方的第一个反击是拘捕主要异见人士,或者把他们迁移到北京之外,禁止所有的知识分子与外国使节会面。他们的做法是根据邓小平惯常使用的命令:在打击抗议活动上绝不能有半点迟疑,也不能顾及国际上的反应。

另一样令政府寝食难安不敢稍有懈怠的,是一浪高于一浪的社会和经济紧张,这方面包括有人数达一亿的『流动』富余劳动力;高达26%的城市通货膨胀,使得蔬菜价格上涨54%、粮食上涨40%、肉类上涨30%;以及农民的不满,他们把粮食卖给政府时,只收到『白条』而拿不到钱。工人们的不满和毫无缓解趋势的下岗,使得中国仅在1993年一年,就爆发了6,000次罢工和200次骚乱。实际上,政府对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的恐惧不亚于对异见人士。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甚么极端的手段都使得出来。

在这种担心和缺乏安全感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干涉便被看成是制造混乱,是一项更大的搞垮中国阴谋的先击排炮。本来,党以发动『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对抗外国影响;如今美国自己找上门干涉起中国内政来了,党对它的报复是把克里斯托佛当成是克林顿的替身来加以羞辱。

其次,由于数百家美国企业竞相获取在中国投资的机会,眼睛盯住高达5,75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此外,由于中国每年9%的进口增长率,北京确信美国不会甘冒被逐出这一巨大市场的风险。它算定最终美国的经济利益会战胜人权问题上的考虑,使得克林顿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最惠国待遇取消对美国的伤害要大于对中国。

第三,北京知道联合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以便对北朝鲜进行制裁,因为北朝鲜不允许联合国对其核设施进行视察。这使北京更加确信,美国会以延长最惠国待遇作为酬谢。此外,没有一个欧洲或亚洲国家将贸易与人权挂钩,美国为甚么非得这样做?日本首相细川护熙1994年3月访问北京时说过,西方的人权观念不应不分场合地套用到所有国家身上。

最后,克林顿陷入了两难之境,即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交锋的同时,希望与中国改善经济和军事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样重要的矛盾是应该充分利用的。中国于是采用『分而治之』的战术,曲意劝诱美国企业,让他们状告自己的政府。中国人还在小心培植与美国财政部、商业部良好关系的同时,对国务院持强硬态度,总是用经济利益来对抗人权。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他们不怎么担心,并且断定克林顿不敢取消,因为克林顿不能承受惹恼美国企业界的后果,他需要这些人在未来选举中的支持。中国人很懂美国政治,所以成功地让华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中。

美国政策的逆转 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5月签署行政命令时,曾受到普遍称赞,说这一出色举动表现了政治家的风范。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将难办的对华决策向后推迟了一年,让自己在行动上多少有一些转圈的余地。当中国人看穿了他的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之后,克林顿便面临着痛苦的抉择:一是取消最惠国待遇,一是让贸易与人权脱钩。他知道前者对两国都将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而后者则会严重损害他的个人声誉。同时他的批评者——人权组织也在其中——坚持认为,只要美国坚守自己的原则,便没有商量的余地,中国是会屈服的,因为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来完成现代化,弥补总额达128亿美元的贸易赤字。

奇怪的是,在克林顿政府中没有一个人真的想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国会中想这样做的人也没有几个。紧迫的问题是,怎样找到一个能保住面子的方法,挽救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显然,华府需要中国的合作。这看起来很有希望,因为李鹏总理宣布说中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1994年4月23日和5月14日,北京释放了两名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的领袖——35岁的王军涛和41岁的陈子明——让他们保外就医。中国与瑞士红十字会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该会到预先选定的监狱视察。1994年4月,二百人的中国采购团与美国企业签定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合同。最后在5月18日,北京同意接待美国的技术小组,共同讨论停止对『美国之音』的干扰问题。

在中国的人权状况只取得有限进步的情况下,克林顿本来可以或全部、或部分、或有选择地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国会的态度倾向于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Geofge J.Mitchell)和众议员佩萝西提出了『针对性制裁』方案。按照这一方案,中国国有企业和军工企业的产品进口美国时将会被取消关税优惠,而对私营企业仍维持优惠。然而,这一复杂程序执行起来将是一场噩梦,况且北京明确反对任何附带条件的新的最惠国待遇。

5月24日克里斯托佛向总统报告说,中国已经满足了两项必须的要求:停止了服刑劳工产品的出口,并且允许了某些异见人士和他们的亲属移民国外。然而,在其它五个方面,中国并没有做出『整体性的可观的进步』:信守国际人权协议;释放或说明政治犯的情况;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监狱;停止干扰国际向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传统。

在决定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上,克林顿饱受折磨。5月26日,他以一种辩解式的、几乎是痛苦的声调宣布,虽然中国在『继续严重地侵犯人权』,但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让他在附加象征性条款的情况下重新给予中国最惠国地位。这个附带条款就是禁止进口中国生产的枪械和弹药——估计每年达2亿美元,而中国进口货的总值是310亿美元。在这个声明中,克林顿正式表达了要将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的想法。总统说:『这种挂钩在过去那些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认为,从前几个月我们努力与中国的接触看,这项政策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到了采取新方式实现我们长远目标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关系放到一个更大的和更具建设性的格局中。』这种令人震惊的政策转变等于默认了克林顿发布了错误的行政命令,而『布殊是对的』。更有甚者,它向全世界传达了这样的讯息:对美国也可以公开藐视而不怕受惩罚。克林顿的信誉受到巨大打击。参议员米切尔和女众议员佩萝西威胁要通过立法来推翻总统的决定,并对中国实行更多的制裁。但许多国会议员和外交政策专家都认为,总统的决定也许在政治上会有些麻烦,但是站得住脚。除非国会两院都反对,否则他的决定不会被推翻。

促使克林顿这样做的背后原因,是他对美中整体关系、美国企业在华利益和美中贸易带来的就业机会等一系列问题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还有一些原因使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那就是在地缘政治上需要中国的合作来处理北朝鲜的事情;还有中国改革运动的未来。他确信变革的趋势会使中国不得不接纳一种平稳的、最终改变成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社会的道路。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总统的行动反映了新时代的精神,在这个时代中经济利益支配着外交政策的决定,最重要的是利润而不是原则。这种转变标志着天安门事件主导外交时代的结束,一个提升国际商业交往、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时代开始了。

中国自然对克林顿的决定持欢迎态度,并且预测与美国的关系将会改善。大多数亚洲和欧洲国家都松了一口气,围绕着最惠国待遇一年一度的争斗终于结束了。

2012年5月2日 星期三

中国社会民主党章程

 

总纲


第一条 组织性质: 中国社会民主党是由热心于社会正义和公益事业的各阶层民众组成的全民政党。
第二条 基本理念: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是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将社会民主主义的普世价值同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在中国建立社会民主主义制度。
第三条 价值观念: 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价值观是人生而平等。 为此,须以平等、博爱、民主`、公正、自由的社会来满足人们的精神与物质生活的需要。
第四条 政治目标:中国社会民主党谋求建立完善的民主宪政。其内容涵盖:充分的公民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社会民主党反对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和个人独裁。主张军队国家化,政府法治化,宪法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建立独立的监察制度和司法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主张实现有秩序的民主和有纪律的自由。
第五条 民生目标: 中国社会民主党谋求建立在政府适当干预下的市场经济体系。主张在保护合法私有财产和充分发挥私有经济活力的同时,建立完善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及生态平衡机制,以促进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资源的合理使用及生活条件的全面改善。中国社会民主党关心人民的生、养、教、老、病、死等一切民生问题。主张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中学义务教育制度、最低生活水平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障制度。主张建立人道、环保、利民、节俭的葬丧制度。
第六条 文化目标: 中国社会民主党谋求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开放、自由竞争与多元共存。主张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文明的精华,复兴中华文化,努力提高全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
第七条 民族政策: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主张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民主自治。 第八条 两岸关系: 中国社会民主党反对一切利用两岸关系、利用民族情結来获得团体和政党利益的行为。主张海峡两岸的政府、政党、团体以人民的福祉为重,加强文化经贸等方面的联系,为最终解决两岸问题创造条件。
第九条 外交政策: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张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建立和谐、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和国家沙文主义。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张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反对卖国主义。主张对海外侨民和华裔提供有力保护。主张承认双重国籍。主张减少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将此项经费转用于对留学生、华侨华裔和对国內贫困人民的资助。
第十条 民主化途经: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并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民主、健康力量,包括中共党内的开明、健康力量和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人士合作。
第十一条 现阶段任务: 根据中国现状,中国社会民主党主要以宣传、联络和组织工作来发展党员和广交朋友,建立组织网络;争取中共党政军人员顺应民心和世界潮流,鼓励、支持和参与民众维护各种应有权益的斗争,推动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民主制度。

第一章 党员资格


第十二条 中国社会民主党结合全国及海外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年满十八岁的同胞为党员。
第十三条 凡要求加入中国社会民主党者,须认同本党章程,自愿提出申请,填写申请书。经分部以上组织负责人批准,即完成入党程序 。
第十四条 党员申请书一式三份,由党员、地方党部和中央组织部分别保存。
第十五条 凡身处危险环境者申请入党,可不填写申请书。但须向中央组织部报备。
第十六条 党员须积极参加党的活动,行使党员权利 ,履行党员义务, 保持与组织的联系。
第十七条 在中国国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认同本党章程,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不能参加本党者,可自视为本党精神党员,自行开展有利于社会民主事业的活动。他们对社会民主事业的贡献,本党予以承认。本党回国后,再依章程办理正式入党手续。
第十八条 本党不与精神党员建立联系。

第二章 党员权利


第十九条 党员有权向各级组织负责人了解组织工作情况,索取宣传资料。
第二十条 党员有参加组织活动及党员会议并发表意见的权利,有在党内对党的领导机关、领导人进行批评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党员有权参加按党章规定的某级组织负责人的选举和竞选。
第二十二条 党员有权在基层组织提出工作动议,该动议获三人附议即可作为提案交付表决。
第二十三条 党员有权向监委提出申诉。

第三章 党员义务


第二十四条 党员有义务担负组织安排的工作,并努力完成任务。
第二十五条 党员有义务维护组织形象,宣传组织章程,发展组织成员。
第二十六条 党员有义务遵守组织纪律,保守组织机密。
第二十七条 普通党员每年须交党费50美元,中央委员和各大区党部领导人每年须交党费100美元〔或以上〕。有困难者可申请减免。普通党员的党费由各党部收缴后自行运用。中央委员和各大区党部领导人的党费上缴中央党部统一使用。无故连续两年不交党费者作自动退党论(目前国内秘密党员一律不交党费)。

第四章 基层组织


第二十八条 在中国大陆地区,设省、直轄市、自治区党部,党部以下设县市支部。
第二十九条 大陆党部与支部只设一名负责人,在秘密状态阶段由主席任命,直接与中央执委会联系。
第三十条 在现阶段,大陆基层组织工作基本保密,其负责人不参加党的公开会议。
第三十一条 海外设国家、独立行政区和大区党部,以下设支部。
第三十二条 海外党部创建时首届领导人由主席任命,此后经选举产生。按工作需要选举多名委员,并推选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若干名、监察委员两名。委员及正副主任委员、监察委员的任期为五年。

五.基层会议


第三十三条 党部和支部每年须召开一次以上的全体会议。会议由负责人召集并主持。
第三十四条 基层组织的全体会议须交流思想,检查组织工作,收齐党费,选举或改选领导班子,提出工作计划。
第三十五条 由于目前国内组织尚处于秘密状态,以上规定可酌情暂缓实行。

第六章 全体代表大会


第三十六条 全体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构。
第三十七条 全体代表大会由中央执委会决定召开的时间地点并进行筹备,由主席主导会议。
第三十八条 全体代表大会的任务为:审查各部门的工作报告,修改党的章程,制订工作规则和相应的纪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第三十九条 全体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特殊情况下可提前或延期召开。

第七章 中央机构


第四十条 在全体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体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全党工作,对外代表全党。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如果全体代表大会提前或延期举行,其任期也相应改变。
第四十一条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职权是:
(一)审议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
(二)决定本党重大事项;
(三)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执行委员。
第四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执行委员组成,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领导全党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五人组成。
第四十三条 中央委员会选举主席一名、副主席若干名。五年一届,可连选连任。主席为对外发言人与法人代表。副主席为主席缺勤时的代理人, 并分管重要党务。在党中央回到中国后,主席只能连任一届。
第四十四条 中央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党的日常工作。设秘书长一名,副秘书长若干名。秘书长由主席提名,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副秘书长由主席任命。
第四十五条 各海外党部的监察委员组成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各级组织的工作,接受党员的申诉并作出处理,接受弹劾提案并进行调查核实以作出决定。监委成员不兼任其他党务。
第四十六条 监委设主席一名,由监察委员会选举产生。监委主席可列席执委会会议。
第四十七条 中央各部正副部长由主席任命。

第八章 组织程序


第四十八条 凡须作出决议的会议,须有提案、讨论、表决、复核、公布结果五个程序。若有复决提案,须进行再次讨论与复决,即为该次会议终决。
第四十九条 任何会议每个与会者只有一票投票权。目前处于秘密状态的国内中央委员未能出席在国外召开的各类中央会议,亦即不参与投票表决,但可通过秘密方式提出意见。中央应充分考虑这些意见。公开身份的国内中央委员,可以通过通讯方式参与投票表决。
第五十条 任何党员及负责人代表组织的重要行动须征求上级负责人的认可后方为有效。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重大举措须征求执委会的认可。若意见分歧,须召开该部门工作会议进行讨论,并以多数赞成方可通过。
第五十一条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主席召集。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特殊情况下可提前或推迟。会议形式可以是集中会议也可以是电话、网络会议。 第五十二条 经超过半数以上中央委员提议,亦可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第五十三条 主席、副主席的罢免须经参与表决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央委员通过。中央委员的罢免须经参与表决的二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通过。监察委员的罢免须经参与表决的二分之一以上的监察委员通过。

第九章 财务制度


第五十四条 中央委员会设财务部通管财务。每个党部各推举一人专理财务,另推举一人分管出纳。
第五十五条 组织收入主要是党费和捐款。理财人收款时要签发收据,收据一联由出款人保存。
第五十六条 由该部负责人批准的支出,须由出纳员经手交割。

第十章 组织纪律


第五十七条 危险地区的组织工作为党的机密,实行中央执委会直接领导的单线联系。
第五十八条 凡违反章程,对组织造成重大危害并不悔改者,经监委查证,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可撤销其职务或予以开除。

第十一章 党旗、党徽、党歌


第五十九条 党旗为红、兰、白、绿、黄五彩旗,分别代表博爱、自由、公正、繁荣、民主。
第六十条 党徽为圆型图案,中间为党旗,党旗周围有“中国社会民主党”字样。
第六十一条 党歌的曲调同国际歌,歌词改为符合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新內容。
〔本章程自2007年3月18日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通过修正案之日起实行〕

http://www.csdparty.com/Pages/Mains/PartyRule.aspx

2012年5月1日 星期二

从中国社会党到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

作者:高金山             

李大钊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政党生活经历了从中国社会党到中国共产党的过程。长期以来,史学界很少将两个阶段联系起来考察。因此,造成不能全面认识李大钊建党思想发展和建党实践的演变过程。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次综合研究,考察李大钊是怎样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
一、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加入社会党,担任天津支部总干事,进行共产社会主义昌明之地的探索与实践
冀东地区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北伐革命的主要地区。太平军战士为了躲避追捕,不得不隐姓埋名藏匿民间。冀东地区有了传播洪秀全、杨秀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土壤。李大钊进入小学,就受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熏陶。他从老师那里知道了洪秀全、杨秀清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主张,开始思考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表示“长大了一定学习洪秀全,推翻满清皇帝”。在永平府中学堂,他“热烈地搜寻宣传新思想的书刊,贪婪地读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几乎爱不释手”,又接受了维新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维新社会主义使他等不及毕业,就考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求得挽救民族振兴国群之良策”,在参加维新派的清愿活动中,受到民生社会主义者白亚雨的教育,曾“慷慨思投笔,艰难未去师”。这时,李大钊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界限还分辨不清。

1912年冬,李大钊到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访友。中国社会党陈翼龙向李大钊介绍了《中国社会党宣言》和《中国社会党规章》以及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世界语学习、新剧团和法律书报社的实践。李大钊十分欣赏中国社会党的主张和实践,他与陈翼龙畅谈终夜,意见极恰,遂表达“愿与社会党人一起开展有益于改善平民思想和生活状况的活动的愿望”。陈翼龙遂介绍李大钊加入社会党,并相约组织天津支部。李大钊回到天津以后,立即按南陈北李之约,联络郭须静、华林等人,筹备天津社会党。他们发行了《新世潮》小册子进行广泛宣传。

1913年1月26日,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召开成立大会,遭到警方横加阻拦,极力阻止。李大钊遂返京与陈翼龙商量对策,并上书要求政府不要干涉。同时,托教育部吴稚晖向内务部赵秉钧说明:中国社会党“绝不妨害政府存立,只是鼓吹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谋生产制度之改革,促共和政治之进行”。同时,在天津散发传单,使各界了解社会党的主张,号召原有社会党籍的天津党员换领新证,参加成立大会发表演说。2月2日,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正式成立,并选举李大钊为总干事,郭须静等人为干事。天津社会党冒着“直隶总督和巡警道仍不承认,强迫取消社会党名义,拿办执事人员”的危险,在李大钊的带领下从事共产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国社会党走的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道路,但却是在用社会主义学说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为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一步。李大钊在中国社会党的旗帜下,欲把天津改造成社会共产主义昌明之地。4月~6月,李大钊相继发表了《大哀篇》、《暗杀与群德》、《隐忧篇》、《裁都督横议》、《论民权之旁落》等文章,揭露北洋军政府统治下的诸多政党高喊“固为尔民造幸福”,却不顾“吾民之失所”的所为,指出:所谓民政者,非吾民自主之政;所谓民权者,非吾民之安享之幸福;“革命之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在数十专制都督的统治下,宋教仁被杀,群德沦丧,暴政盛行,戕害忠良,江河日下。边患、兵扰、财困、食艰、业蔽、才难等社会问题没有整治之策。

李大钊探索着建设社会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论述了裁都督的必要性。他认为:在军法时代,都督一职为打破专制建立秩序发挥了一定作用;在约法时代,各地都督暴戾恣睢,飞扬跋扈,为国家痛患;在宪法时代,裁撤都督一日不可缓也。他建议:中央收回军政实权,任命省尹,打破省界,设立军区,整顿警政。“望仁人君子,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国民之教育。十年之后,其效可观。民力自厚,权自归焉,不劳尔辈先觉君子,拔剑击柱,为吾民争民权于今日”。李大钊钟情社会党主张,探讨着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8月,李大钊从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来到北京,在陈翼龙的直接领导下,继续社会党的事业。期间,陈翼龙将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党改为万国社会党,成为第二国际的政党。李大钊相继发表了《论官僚主义》、《一院制与两院制》、《政客之趣味》、《是非篇》、《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法律颁布程序与元首》、《文豪》、《欧洲各国选举制考》、《自然律与衡平律》等文章,丰富着社会共产主义理论。他希望通过这些工作,使社会共产主义昌明。

正当李大钊为理想奋斗的时候,传来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月革命失败的消息。陈翼龙被杀,孙中山逃亡,国民党、社会党相继被取缔。李大钊、郭须静不得不避难乐亭祥云岛。社会党员曹百善回忆说:“陈翼龙惨死后,万国社会党中国总部和天津支部被封,我也走了。李大钊先生也避到乐亭县的祥云岛”。对于这段生活,李大钊的《我的自传》是这样说的:“当逗留于北京时,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何谓出世思想?那就是“招募贫家子女入学”,“完全免费受读”;“谋生产制度之改革,促共和政治之进行”;教师无偿讲课,学生一起学习,排练新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万国社会党宣传的社会共产主义给李大钊留下了美好印象。李大钊怎么也忘不掉这段生活,他要继续这种实践。
   二、牢记社会党责任,东渡日本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到达日本以后,没有忘记社会党,没有忘记社会党员的责任,更没有忘记社会主义。他读了许多书,“更多的接触到了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读了日本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一些著作”。日本社会党人幸德秋水的理论给了中国社会党天津领导人李大钊很大影响。李大钊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党员,在交流中边学边析中国国情,相继发表《风俗》、《物价与货币购买力》、《政治对抗之养成》、《警告全国父老书》、《中华国际法论译叙》、《国民之薪胆》、《欧洲战事谈》、《厌世心与自觉心》等一系列文章,开始把中国与欧洲联系起来。他研究了达尔文进化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分析了尼采、信根、霍列士诸多人物。北洋军政府公布《新约法》以后,李大钊发表《国情》指出: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制定的《新约法》脱离中国实际,“古德诺氏之论国情也,必宗于美”;“有贺氏之论国情,必比于日”;“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李大钊号召国人“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练其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举国一致,众志成城”,保卫“锦绣之河山”。他认为:“前途正自辽远。光明辑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李大钊团结留学生,组织学会掩盖政党活动,支持云南护国军,回国联络反袁,研究社会主义,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呼唤再造中华。他想通过《晨钟》,传播社会主义,撞自由之钟,实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暗潮黑幕”使其对维新社会主义依附军阀有了认识,也看到了民生社会主义的弱点。

1917年3月,李大钊的《俄国大革命之影响》认为:“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李大钊对康梁的维新社会主义、孙朱的民生社会主义和龙虎的无政府主义及第二国际的认识有了本质突破,他开始剖析各国社会党。1917年4月24日~5月5日,李大钊发表了《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论述了第二国际及其所属社会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立场,认为:俄国二月革命“泰半为社会党运动之效果。当俄京骚动之际,其各大都会,赤旗飘扬,一挥而蔽罗马那夫朝之日月,而社会民主工党之帜到处与国民以绝明之痕印”,“为社会民主工党建纪功碑于人人之脑中。革政之业既成,大权一操之由工党及下级士卒团组织之委员会”;而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助其政府从事战斗,大背其素所秉持之宗旨”,“失其国际的性质,四分五裂”。李大钊以一名中国社会党员的身份看到了第二国际内部的变化、社会党的分裂与堕落,认识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着新的方向。李大钊的目光定位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其所进行的事业上,用自己领会的社会主义考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朝着新方向前进。他将欧洲各国社会党出尔反尔的政治立场及叛变嘴脸告诉中国思想界,并“预言欧洲将要发生的更为重大的革命变革”。李大钊从一个新角度探索社会主义,关注世界革命变革,这为他理解十月革命的真正意义奠定出基础。                    
三、研究十月革命,支持第三国际成立,领导北方五四运动,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观
十月革命爆发以后,李大钊密切地关注着这场革命,尽可能的搜集资料进行研究,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应该“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潮流”。李大钊把十月革命的性质清楚地告诉人们,帮助中国人民认识第二国际及其社会党,初步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信仰。

接着,李大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进一步告诉人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十月革命是列宁的功业,是列卜涅西的功业,是马克思的功业,我们应该为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明显地抛弃了第二国际的主张,表现出倾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是李大钊由第二国际转向第三国际的起点。李大钊广泛接触俄罗斯来华人士,为大学讲述《现代政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社会党法》、《社会主义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组织工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北大教职员会、俄国灾荒赈济会、新知书社等团体;他还借助同乡在哈尔滨建立了联系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学校,并与哈尔滨地下党有了接触,这为他了解布尔什维主义提供了条件。

1918年下半年,他接触了由海参崴来天津的鲍立温;1919年1月24日,俄共发出召开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邀请函。3月,李大钊接待了从哈尔滨来天津的俄共党员布尔特曼;表示支持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召开。李大钊说:“现代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中欧的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3月2日,国际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说:“它无论如何不能再是第二国际的那种样子了”。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刘绍周、旅俄华工联合会莫斯科分会张永奎参加了大会,表达了中国革命者希望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愿望。

“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在北方找过吴佩孚,在南方找了孙中山”。共产国际在《新共产党宣言》中说:“现在我们国际共产党就是要推翻以前的秩序,实行新社会党的新秩序。我们谨盼各国男女,同会于现在以得遇第一次胜利的共产党旗下”。李大钊在哈尔滨、天津、昌黎、北京等地建立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渠道。北洋军阀对共产国际的动向秘密关注着,在一份文件中说:“俄过激党在天津设立机关”,破获了在哈尔滨宣传社会主义的华工地下组织。李大钊秘密参加着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活动。

1919年3月,他成立了马尔格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表了《过激派引线》、《新旧思潮之激战》、《唐山煤场的工人生活》、《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解放后的人人》、《五一节杂感》等文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李大钊积极参加运动,引导方向。他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动员“改造强盗世界,不承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还帮助《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完成着向第三国际的转变。

1919年夏,在布尔特曼的介绍下,荷荷诺夫金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并商讨了建党问题。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公开宣布与第二国际决裂。他说:“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行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都吃了这个观念的亏。

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他在认识第二国际及其社会党的基础上,开始分析第三国际产生的原因,指出;“要晓得国际共产党的缘起,不可不知第二国际工人协会堕落的历史。他们本来也是标榜社会革命,可是往后就变为改良主义了。他们采用议会主义,专心谋劳动者生活改善的问题,竟合资本家妥协起来了,所以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的假面目,就是在这一回欧洲大战的时候揭破的”,“他们这种堕落,没有丝毫价值可言,哪能配代表各国的社会党呢?所以国际共产党就产生出来了”。李大钊对共产国际的认识非常深刻,同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员处的关系非常好。
四、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五一纪念活动,在北方从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实践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标志着李大钊既开始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认识了三大原理,又做到了研究主义同研究问题相结合。他认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无产阶级对外应该坚持阶级斗争,对内应该坚持互助。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即主义与问题的统一,他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既批评假社会主义又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足,他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既重视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建设又重视统一战线队伍建设,从一开始就重视马克思主义者的三大作风即优良传统的培育。李大钊在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上进行着探索,曾试图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联合社会党,改造信仰社会主义的社团,一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他在《阶级竞争与互助》、《赤色的世界》、《真正的解放》、《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中,告诫人们“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互助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劳农共和国、共产党政府、赤旗赤军将带动世界发展趋势;告诫人们“自己解放自己”,“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李大钊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人民团结起来,建立共产党,走解放道路;用赤旗赤军,创建劳农政府。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和邓中夏等人开始酝酿建党问题。1月下旬,李大钊与陈独秀到天津演讲期间,与共产国际驻天津通讯社的成员讨论了建党问题。“荷荷诺夫金赞扬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绩,希望李大钊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后,李大钊组织知识分子进行社会调查,培养无产阶级感情。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离京的路上相约建党。陈独秀去上海后,李大钊到天津旧俄租界向荷荷诺夫金陈述了与陈独秀及天津革命者讨论建党问题的情况。“这次会见被敌人发现,第二天,天津一家报纸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大钊同志急忙通知几个与会的人注意防备。”荷荷诺夫金也赶回伊尔库斯克,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情况。2月15日,《改造》开辟社会主义专栏,社会主义同盟建立。3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成。维经斯基到京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大钊同志完全赞同他的意见。4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亢慕义斋建立。李大钊提出:建立强固的精密的组织,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贫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5月1日,李大钊发表《五一运动史》,系统地介绍五一劳动节的来历及各国工人阶级在这一天斗争的情况。他说:“五一运动应当是真正的劳工阶级的运动”,“应当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京、津、唐举行了纪念五一活动,喊出了“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北大学生周刊》出版了《劳动纪念号》、学生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京津社团,使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和天津觉悟社实现了主义的联合与改造。此时,为了保持共产国际的纯洁性,世界各国的社会党左翼都开始承认加入国际的条件,驱逐右翼整顿组织。李大钊也用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革命者认清社会党的落后性,他指出:“一九一八年中,德国人的革命自称社会党。

 

一九一九年,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开会后,此两主义更明。而名共产党称曰左翼,社会党称曰右翼。前者今已布全世界,后者则稍形散漫。以颜色代之,前者为赤色,后者为淡红色。前者代表劳动阶级,后者代表资产阶级或半资产阶级。社会党主张创造的改良,共产党则主张创作的革命”。李大钊坚持着列宁把社会民主工党改为共产党的路线,着手组织共产党,从名称上与第二国际决裂。南陈北李讨论中国党的名称时,李大钊明确表态叫共产党,以此表明与社会党彻底决裂,加入第三国际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决心。李大钊说:“我们总希望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现在象江亢虎这样的人既不感兴趣,那么只有我们这些后起者勇往直前的干下去”;“决不能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李大钊拒绝了共产华员局代表江亢虎的主张,并撰写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文章,宣传列宁的建党路线,密切着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加紧在北方建党。
五、建立北京共产党小组,组织工人运动,培育统一战线,与第三国际建立的联系更加紧密
李大钊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了大量工作。1920年9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建立。11月,创办《劳动音》周刊,举行十月革命纪念活动。12月,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当共产国际筹备远东书记处的时候,立即派出了张太雷,前往伊尔库茨克参加筹备中国科工作,使北京共产党小组纳入了第三国际。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学。

3月15日,李大钊领导北京八校教职员同盟罢课索薪;同时,集合信仰社会主义的同志参加社会主义研究会活动,编译社会主义丛书,帮助人民认识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从事共产党建设理论研究工作。李大钊向北方各地派出了许多党、团员,一方面帮助各地建立基层组织,推动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发展共产主义运动。张太雷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后,积极协助安排掩护中国青年赴俄学习,维护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主导地位;李大钊还派何孟雄出席少共国际大会,紧密与青年共产国际的联系。北京共产党小组通过开展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改造了许多社会团体,培育了统一战线。一大批适合工人阅读的刊物相继出刊,北京的《劳动音》、长辛店的《工人周刊》、山东的《济南劳动》、天津的《劳报》、唐山的《科学的唐山》等刊物介绍工人生活,宣传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刊登工人来稿,诉说工人要求,揭露资本家罪恶。

一大批适合工人学习的场所相继建成,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劳动补习学校、工人补习班、工人图书馆等,在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与此同时,李大钊还在思想建设上作了大量工作,组织了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主义的研究,解决了“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中国没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阶级基础”,“发扬资本与劳动互助精神,少作宣传社会主义”等问题。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社团基本完成了主义的改造。在组织全国统一政党的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通过张太雷、俞秀松抵制了中国社会党企图加入共产国际的阴谋,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

1921年6月,张太雷、俞秀松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指出:“江亢虎只是一个十足的政客,并不代表任何一个中国政党,中国青年对他既不尊重也不信任,给他代表资格,肯定会妨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便于他在中国从事卑鄙的勾当”。李大钊、陈独秀领导各地支部“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邀请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尼尔克斯基参加一大,清楚地表明与第二国际及社会党决裂的态度。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联合第三国际”,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李大钊在其中作了许多工作。共产国际没有承认江亢虎及中国社会党的第三国际资格,保持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李大钊在建党和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新青年》为党的机关刊物和《共产党》为独立机关刊物上做出了历史贡献。他提出了党的名称叫共产党,摆脱了第二国际的束缚,坚持了与第三国际的联合,宣布了马克思主义观,从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开拓了党的三大作风。李大钊从中国社会党转到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按中国共产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实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注释:1 《李大钊传》6页
《党史博采》2004年11期
《李大钊传》15页
《李大钊选集》4--7页
《李大钊文集》上476页
《列宁传》243页
《******************选集》下303页
《******************选集》660页
《李大钊研究》4辑80页
《李大钊文集》下37-38页
《周易回忆录》372页
《一大前后》2-148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
作者简介: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原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路北区志》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