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开墙者”沙博夫斯基赢得了敬意

二十年前的11月9日，上帝之手轻轻拨动了一下决定历史方向的转盘，柏林墙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倒塌了。而东德政府政治局常委沙博夫斯基就在这不经意间，承担了上帝赋予的职责。

那一天，沙博夫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中央决议：“……允许个人出境，不必说明任何理由……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批准出境……可以通过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所有边境检查站出境。”一位意大利记者随即问道何时执行决议，沙博夫斯基思虑了片刻，给出了“立即执行”的回答。不过，事实上，当时德共中央的决议是让电台清晨4点播放该规定，4点之前通知所有的边警。而这一切细节并没有人通知沙博夫斯基。记者们把沙博夫斯基说的“立即执行”理解为立即开放边防检查站的信号，纷纷打电话抢发这个消息。

结果，记者招待会之后没多久，成百上千的人涌到了柏林墙，要求通过边防检查站，而此时的边警还什么都不知道。在群众的压力下，一些边警自行决定打开了边境。柏林墙就这样在东柏林居民平和而快乐的气氛下，彻底打开了。沙博夫斯基因此被称为“开墙者”。

沙博夫斯基，1929年1月4日出生于北德一个工人家庭。二战时沙博夫斯基和其他被撤离的孩子一起被送进了儿童营地。战争后期，纳粹把儿童营地改编为军训营地，希望把少年儿童训练为纳粹的最后一批抵抗力量。幸运的是，在他还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被送上战场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结束了。16岁的沙博夫斯基回到了柏林就读中学。两年后，刚毕业的他得到了在东柏林一家工会报社实习的机会。在报社，沙博夫斯基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其后，沙博夫斯基以他的文笔正式进入工会《论坛报》编辑部，同年加入了东德共产党，并成为坚定的党员。24岁那年便当上了《论坛报》副总编。1977年坐上了《新德意志报》总编的宝座，掌管着东德共产党的喉舌。1981年，沙博夫斯基成为东德中央委员会成员。1984年，成为政治局委员，负责宣传，后兼任东德首都东柏林的党委第一书记。

谁也没想到的是，曾经是坚定的共产党员的沙博夫斯基却由于一个阴差阳错的历史性事件和柏林墙的倒塌永久地联系在了一起。对此，沙博夫斯基则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工具，“我不过是历史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采用的一个工具，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由别人来做，只能是由高层的人来做。”

柏林墙倒塌后，沙博夫斯基被开除出党。1990年，他出版了《倒台》一书，记录了东德共产倒台的过程。1994年，这个一生中写了无数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把他对共产党的反思写进了新书《告别乌托邦》。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马克思主义宣称是一个改变世界的药方。这永远也不可能是科学的。我们不可能预见世界将如何发展。它和科学没有关系。”

1997年，德国起诉东德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指责他们对东德军警杀害翻越柏林墙者负有责任。沙博夫斯基被判3年监禁。最初，他并不认为他应该为此负责，因为他并没有直接参与过相关的决定；但是后来在法庭上，当他见到被杀的年轻人的父母时，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责。“不管怎么说，我是共产党领导人，是政治局成员。不管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的，我得对此负责。所以，我只能向受害者道歉。” “不知道他们能否接受我的道歉。他们如果不接受，我也能理解。”

1999年12月沙博夫斯基入狱，很多市民在观察了他在受审期间的表现，看了他经过反思写下的言论后，向柏林市长提出了要求提前释放他的特赦申请。2000年10月2日，在经过10个月的监禁后沙博夫斯基卸下了良心的包袱，获得了自由。

如今的沙博夫斯基与太太生活在西柏林一个不大的公寓里，过着平凡的日子。东德的那段历史对他来说已是一道已跨过的阴影，正如他已经跨越了自己一样。他最终赢得的是良心的解脱和周围人的敬意。@* (

周晓辉：“和平祈祷”的力量

二十年前的11月9日，横亘在东西德间的柏林墙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倒塌。随着轰然的倒塌声，东欧的共产阵营也彻底崩溃了。这场变革的直接推手，正是源于1981年开始的“和平祈祷”活动。它在唤醒民众、赢得国际社会支持和显示民主力量强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老子曰：“天下莫柔弱如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如果将参加“和平祈祷”的民众比作“水”，将专制的东德政权比作“舟”，那么柔弱的“水”凭藉一种坚忍的力量，最终颠覆了貌似强大的“舟”。

东德的“和平祈祷”活动肇始于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是一位名叫里斯汀．富勒尔（Christian Fuehrer）的牧师于1981年倡导的。最初规模很小，不过从1982年9月起，尼古拉大教堂在每个星期一的傍晚五点固定举行“和平祈祷”活动，该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富勒尔，这位从未被介绍到中文世界的基督教牧师，在德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造成东德共产体制最后崩溃的一位重要人物。

“和平祈祷”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主要成员主要是那些递交了永久出境申请的东德人。其独到之处在于人们总是聚集在同一个地方，讨论的题目也总是和现实相关。1989年中国的“六四事件”也是“和平祈祷”活动上的议题。由于当时的德共领导人克伦茨在访问中国时，赞扬中共拯救了社会主义，使很多东德人担心东德政府会效仿中国模式：开枪。

1989年的9月4日，恰好是一个星期一，莱比锡举办了一个展会。在此之前，莱比锡市政府把尼古拉大教堂的理事全都叫到市政厅开会，要求不能在9月4日举行“和平祈祷”，而是推迟一周。富勒尔牧师以“教会的活动外人不能干涉”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那一天举行的“和平祈祷”活动，共有1500人参加，而且教堂外还来了一些西方记者。当时几个年轻人从夹克里抽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国家开放，人民自由”。横幅举起来不到20秒，国安警察就当着所有记者的面把打横幅的人扑倒在地。当天晚上，西德电视一台报导了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举办“和平祈祷”之后所发生的这一切。西德和欧洲各国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而最为重要的是，东德大部份地区都能收到西德的电视信号，东德人都知道了莱比锡的情况。

这促使更多的人从整个东德涌来。10月9号的“和平祈祷”活动，共有6000人参加，而且还有东德安全部门人员。当天，聚集在教堂外的7万人双手捧着点燃的蜡烛，开始了东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一次平和的非暴力的游行。当时东德军队已经待命镇压，但克伦茨这时做了他一生中最正确的一件事，那就是：他什么都没做。由于没有接到命令，莱比锡的军队也就没有采取行动。

这一天，这一次游行，改变了东德的历史。东德各地相继开始举办“和平祈祷”活动，越来越多的东德人开始加入到游行的队伍当中。东德的政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直至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欧共产阵营渐次崩溃。

几十年前，甘地在印度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最终战胜了强权，使印度脱离英国的统治。他所信奉的正是“精神的力量”和“真理之路”。深受其影响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和南非的曼德拉也身体力行，以“精神的力量”对抗着强权、歧视和不公正，并最终赢得了胜利。二十年前，这种力量再次在东德显现，它成为了改变历史的直接推手。而今天，还有一群信奉“真、善、忍”的人，为了拯救受难的人们，十年如一日的反迫害讲真相，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抗着一个独裁政权。未来的走向究竟如何，历史似乎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貌似强大的专制的统治者，最终都将臣服于柔弱但却拥有卓绝精神力量的民众脚下。

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说到：“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这应该是所有追求真理、渴望自由的人的梦想。这梦想在美国、在南非、在东德已然实现，那么谁又能说这梦想不会在中国实现？@*

中国式选举

@兔子老愚

原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被“选”为山东省省长。862人出席，得票862张，百分百光荣当选。该省是怎么选举的呢？唯一候选人，等额，无记名投票，赞成票不用动笔，反对票须用笔填写。结果可想而知：全场代表无一敢拿起专用笔。这便是新中国多年通用的选举模式。所有通向光明的道路，都被他们勇敢地弄成了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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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

（1917年3月16日或17日〔29日或30日〕）

自拟简介

　　列宁的报告进行了两个半小时，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列宁扼要地说明了能够而且必然促成沙皇君主制在8天内就垮台这一“奇迹”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1905一1907年的“大叛乱”。当前左右局势的人物古契柯夫之流和米留可夫之流曾对这次“叛乱”竭力诽谤，而对1917年的“光荣革命”则竭力欢呼。但如果1905年这场真正深刻的革命没有“翻松土壤”，没有使各阶级和各政党看清彼此的行动，没有揭露沙皇匪帮的极其野蛮和残忍的本质，那么1917年就不可能这样快取得胜利。
　　由于各种条件的非常奇特的凑合，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才能够在1917年联合起来去共同打击沙皇制度。第一，统治和掠夺全世界最凶狠的英法金融资本在1905年反对革命，帮助沙皇政府（1906年给予贷款）扼杀革命。现在它最积极地直接插手革命，策动古契柯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和一部分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密谋废黜尼古拉二世或强迫他让步。从世界政治和全世界金融资本的角度来看，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不过是“英法”银行的伙计，不过是继续进行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的工具。第二，沙皇君主政府的接连失败淘汰了旧军事指挥人员而代之以新的年轻的即资产阶级的指挥人员。第三，在1905—1914年间加紧组织起来并在1914—1917年间加快了组织步伐的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同地主勾结起来反对腐败的沙皇君主政府，想靠掠夺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等地发财。第四，除这些帝国主义性质的势力以外，还有强大而深厚的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是要求和平、面包和自由，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毫无共同之处，他们还带领由工农组成的军队的大多数前进。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开始转变为国内战争。
　　这就造成了当前革命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使得当前的革命仅仅成为战争引起的第一个革命的第一阶段。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地主资本家政府不可能给人民和平、面包或自由。这是一个继续进行强盗战争、公然宣布信守沙皇政府缔结的国际条约即完全以掠夺为目的的条约的政府。这个政府顶多只能把危机延缓一下，它决不能使国家摆脱饥饿。它也决不会给予自由，尽管它许下许许多多的“诺言”（廉价的诺言），因为它受着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资本的利益的束缚，它一开始就同王朝勾结起来，准备恢复君主制。
　　因此，为了所谓“同反动势力作斗争”而去“支持”新政府，这是一种最愚蠢不过的策略了。要进行这种斗争，必须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才是反对沙皇制度和打破古契柯夫之流与米留可夫之流恢复君主制的图谋的唯一切实可靠的保证。
　　因此，斯柯别列夫代表说得对，他说俄国正处在“第二次革命，真正的（wirklich）革命的前夜”。
　　进行这一革命的民众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日益发展。这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英法资本的代理人，《泰晤士报》和《时报》的记者肆意诽谤苏维埃，决不是没有原因的。
　　列宁研究了各报有关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报道，得出结论说，苏维埃中存在着三个派别。第一个是最近似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派别。这个派别信任克伦斯基，即那个爱说空话的英雄、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手中的傀儡、“路易·勃朗主义”的最坏的代表^[44]。克伦斯基用空洞的诺言款待工人，象欧洲社会爱国主义者以及象考茨基之流的社会和平主义者那样尽说漂亮话，在实际行动上却劝导工人“容忍”强盗战争继续进行。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通过克伦斯基的嘴向工人说：我们将给你们共和国和八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在彼得堡已经实行），我们答应给你们自由，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要你们帮助我们抢劫土耳其、奥地利，从德帝国主义手中夺取它的赃物，保住英法帝国主义的赃物。
　　第二个派别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各报都发表了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的摘要（Auszug）。这篇宣言已于3月18日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宣言要求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利于农民，没收存粮，立即由工兵代表苏维埃而不是由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政府着手进行和平谈判。宣言认为这个苏维埃是真正的革命政府。（列宁补充说，甚至《泰晤士报》记者也说俄国有两个政府。）关于立即媾和的谈判，不应当同各交战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而应当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进行。宣言号召全体工人、农民和士兵选举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
　　这是唯一真正社会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策略。
　　第三个派别是齐赫泽和他的朋友，他们总是摇摆不定，这在《泰晤士报》和《时报》时而称赞时而咒骂齐赫泽的评论中也反映得很明显。有一个时候，齐赫泽拒绝参加第二届临时政府，宣称战争就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战争等等，这时他执行了无产阶级的政策。有一个时候，齐赫泽参加了第一届临时政府（“杜马委员会”），他在自己的号召书的第三条中要求“俄国工人阶级要有足够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国际主义者参加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他（还有斯柯别列夫）呼吁这个帝国主义政府着手进行和平谈判（而不是向工人说明这样一个真理：资产阶级被离不开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的利益束缚住了手脚），齐赫泽的朋友图利亚科夫和斯柯别列夫在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政府授意下前往“安抚”反叛了自由派将军的士兵（他们打死了涅佩宁（Admiral　Nepenin），甚至使德帝国主义者也感到痛惜！！），——这时，齐赫泽和他的朋友们陷入最糟糕的“路易·勃朗主义”，是在推行资产阶级政策，损害革命事业。
　　列宁还抨击了高尔基的社会和平主义的呼吁书，并对这位大艺术家搞政治、重复小资产阶级偏见表示遗憾。
　　在第二部分中，列宁的目的是要说明无产阶级的策略应当是什么样的策略。列宁描述了当前历史形势的特点，认为目前正处在一个过渡时刻，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从反对沙皇制度向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或者说向实现国民公会过渡，而只要政府肯履行它所许下的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就有可能把立宪会议变为国民公会。
　　根据这种过渡情况而制定的当前的特殊任务，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组织。但这不是各国社会主义叛徒——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以及考茨基派所满足的老一套的组织，而应当是革命组织。这种组织首先必须是全民的，其次必须是把军事职能和国家职能结合起来的。
　　在第二国际中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者，歪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革命时期的国家的学说。考茨基在他同潘涅库克的论战（1912年）中也离开了马克思的观点。［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国家与革命》第6章第3节《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编者注］马克思根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打碎这个机器（军队、警察、官僚）。［注：参看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致路·库格曼的信》（1871年4月12日）以及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5—216页；第17卷第355页；第33卷第206页；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这就是机会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考茨基派（社会和平主义者）加以反对或掩盖的真理。这就是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最重要的实际教训。
　　我们跟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我们认为要实现革命的变革就必须有国家。但我们跟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派也不同，我们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现成的”国家机器，不是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存在的那种国家机器，而是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工人的直接政权。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国家。1871年的巴黎公社、1905年和1917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实质上就是这样的国家。我们应当在这个地基上展开建设。不让警察恢复！要把民兵建设成为真正全民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兵，成为“我们的国家”，要资本家按照工人在民兵中执行勤务的天数付给工人报酬。无产阶级在昨天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无产阶级英雄主义的奇迹”，在明天反对古契柯夫之流—米留可夫之流的斗争中也将同样表现出这种奇迹，除此以外，他们还应当表现出“无产阶级组织的奇迹”。这就是当前的口号！这就是胜利的保证！
　　推动工人走上这条道路的客观条件是：人们在挨饿，必须分配粮食，必须实行“公民服务义务制”，必须争取实现和平。列宁说，我们的媾和条件是：（1）作为革命政府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即宣布它不受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所签订的任何条约的约束；（2）它立即公布这些卑鄙的掠夺性的条约；（3）它公开建议各交战国立即停战；（4）它建议签订以解放一切殖民地和一切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为条件的和约；（5）它宣布不信任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并号召各国工人推翻这些政府；（6）它宣布用于战争的债款是资产阶级借的，应由资本家偿还。
　　这就是能把大多数工人和贫苦农民争取到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方面来的政策。没收地主土地是保证能实现的。但这还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的一个胜利，这个胜利将能保证和平、自由和面包。为了实现这样的媾和条件，我们也同意进行革命战争！列宁提醒说，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1915年10月13日）上就已经指出，社会民主党决不拒绝这样的革命战争［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几个要点》。——编者注］。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援助保证会到来。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卑鄙号召（如盖得的可耻的信：“先争取胜利，后建立共和国”）一定会象烟雾一样化为乌有。
　　最后报告人高呼：俄国革命万岁！已经开始的世界工人革命万岁！

载于1917年3月31日和4月2日《民权报》第77号和第78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7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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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43] 1917年3月14日（27日）列宁在苏黎世民众文化馆用德语向瑞士工人作了题为《俄国革命及其意义和任务》的报告。《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是列宁亲自为《民权报》撰写的这个报告的简介。3月31日（4月13日），在取道斯德哥尔摩返回俄国的途中，列宁又把这篇简介交给了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报纸《政治报》。该报编辑部把简介稍加删节，刊登在4月15日（公历）该报第86号上，用的标题是《列宁论俄国革命。在各国人民之间而不是在政府之间的直接和平谈判》。——64。

^[44] 参看本卷《路易·勃朗主义》一文（第127—130页）。——66。

崩溃前的苏联和今日中国之比较

作者： 佚名

1975年，当所罗门为期两个月的苏联之行来到西伯利亚时，苏联的崛起是个虚幻的想法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当时在苏联的各大城市中，城里看上去很现代，可以与北美的城市相媲美。但是，从闹市中心步行20分钟就揭示了另一个世界--人们拿着水桶在街角的公用水泵接水。苏联可以把一个男人送入太空，还有很多其它的成就令世界眼花缭乱，但它却不能满足本国公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种经济体制，虽然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愚弄西方直到15年后彻底崩溃，实质上内在已经破产，这一点对于苏联社会内部看到了其矛盾冲突的人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的中国经济与末期的苏联非常相似--巨大的成就与巨大的失败共存。在某些方面，中国今天的情况比前苏联崩溃之前更加摇摇欲坠。中国的穷人比苏联的穷人更穷，而且人数要多得多--13亿人中有10亿穷人。此外，苏联也没有庞大的中产阶级--几乎所有人都比较穷，大家都一样艰难，那种情况还可避免出现（贫富不均造成的）不满情绪。

在中国，这种不满是显而易见的。脱离了贫困的3亿人炫耀他们的财富，新富阶层尤其如此，而这一新富阶层的出现也不过近几年的事，现在包括约50万个百万富翁200个亿万富翁。更糟的是，贫富差距一直在加大。不祥的是，底层的10亿民众视前3亿人的财富为非法的。

制度性的腐败造就的新富阶层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一下子变得如此富有？绝大多数是通过腐败。二十年前，共产党决定打出“致富光荣”的旗号，给非法资本主义开绿灯。中共统治者开始打着私有化的幌子，将国家资源据为己有，或让自己的家属占有，并通过出售许可证和其它经济利益给自己的亲信来换取贿赂。制度性的腐败公众已经司空见惯，现在更趋普遍-甚至政府很小的官员现在也能够堂而皇之的充实自己的腰包。

这种腐败的风气在中国的一首流行歌曲中可见一斑，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要嫁给一个官”（I want to marry a government official），歌词解释了为什么官员是个好的结婚对像：“他有权力、汽车和房子；工作时，他只需要喝喝茶，看看报纸；他从不需要自己花钱买香烟和酒；他每天都可以享用免费的食物；他只要拍拍他领导的马屁就可升官。”

穷人被剥夺家园、健康乃至生命

如果腐败只限于给朋友批合同，将矿山、电厂、以及其他公共资产给亲戚，穷人的失望烦恼，也许会因为看到从富裕阶层渗漏的点滴好处而受到限制。但事实是，腐败剥夺了他们的家园，毁了他们的生活、健康乃至生命。

购买高尔夫球场，是中国的新富阶层的身份象征。为了获得所需的靠近城市市场的大片土地，开发商和地方官员勾结，强行征地，通常都看到这些土地上千千万万的居民和企业被逐出场，而得不到公平的补偿。虽然官方称禁止建设新的高尔夫球场，未来数年内仍将有数千个球场建成。

高尔夫球场之外，其他无数的房地产开发也不断的助长官方清除、毁灭整个整个社区。还有，如水坝之类的项目，逼迫数不清的人们背井离乡，企业被毁--仅三峡大坝就造成几百万人流离失所。

腐败延伸到健康和安全的监管标准，在这一点上中国尤其很少人相信（政府）。近年来中国已经经历了毒奶粉丑闻和血液污染丑闻，其中每个事件都牵扯到官员腐败造成大面积的死亡。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大约9万人丧生，其中三分之一是被活埋在7000间因抽工减料而造成的劣质“豆腐渣校舍”之下的孩子。就在这些坍塌的校舍附近，为精英们建造的满足建筑标准的楼房，包括一个富人的子弟学校，都安然无恙。

封不住的民愤是个火药桶

政府试图通过禁止游行示威和审查互联网来平息众怒。但无济于事。示威人数逐年增加。单是去年全国范围就有10万次民众抗议，直接介入的抗议者达到数千万，间接涉及的抗议者可能数以亿计。

中国是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骚乱会接踵而来。因为中国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国家有过野蛮屠杀的历史。出于这个原因，中国数以万计的腐败官员们早早为自己准备了应急计划，取得外国护照、在国外购买第二套住房，在国外建立自己的家园和企业，或以其他方式准备随时逃离中国。也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中产阶级支持政府日渐加剧的镇压行动。

什么有可能成为导火索？有可能是高失业率，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或房地产泡沫破裂。它也可能是另一次自然灾害（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催生了民众的愤怒，迅速通过政府难以控制的手机和互联网组织起来。也有可能是一个人为的灾难--许多人担心的“豆腐坝”可能会失败，导致下游数十万人受灾。

无论什么样的导火索，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中共政府显示出其对放松权力控制没有兴趣--如果是这样，权力在握的官员可能面临报应。

同时，我们在西方看到一个在各个方面越来越强的中国，却没有意识到它也在变得越来越脆弱。当苏维埃（前苏联）政权倒下的时候，只是一个呜咽。中国的崩溃更有可能伴随着一声巨响。没有任何政权可以在10亿人的不满中维持长久。 

反驳陈文芬对莫言批评者的指责——茉莉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

图伯特，在破碎与完整之间

（原题《莫言获诺奖引发的争议仍未停息》） 

作者 流芳 （法广华语记者） 

法广：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莫言，不仅曾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官方与民间截然不同的反响，也在海外受到密切关注；更有一些异见人士抨击这次评奖结果。旅居瑞典的中国学者茉莉女士曾以《瑞典文学院背叛诺贝尔》为题，发表撰文指责瑞典文学院将这一奖项颁给“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专制政权组织的成员”。时隔半年后，莫言获诺奖引发的争议仍在继续。《上海文学》不久前刊出一篇题为《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文章。引发了茉莉女士与文章作者之间的论争。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来当事人之一-茉莉女士，请她来谈谈有关此次争论的话题。

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的太太陈文芬女士前不久在《上海文学》2013年第3期发表了文章，题为《莫言在斯德哥尔摩》。作为莫言的批评者，你对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

茉莉：

陈文芬此文属于一种日记之类的随笔，围绕莫言在瑞典的那几天的事情，罗罗嗦嗦东扯西拉。由于日记体散文这种问题比较随意，不需说理分析，不需逻辑求证，因此被陈文芬用来信口开河，歪曲事实真假掺杂，塞进自己的许多偏见和歪理。她以直接或者引用，甚至是含沙射影的手法，对批评莫言的人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攻击。

由于陈文芬在日记体散文中大量引用其他人的观点，因此，她的看法，应该可以代表马悦然及其吹捧莫言一派的观点。《上海文学》给予她那么多版面发表如此冗长、琐碎的文字，却不会给我们这些莫言批评者一点版面。

最近国内出版的《莫言批判》一书已经被禁，那本书还是比较温和的国内学者的文学评论，都被禁书。因为莫言是中共政权的文化官员，所以当局禁止别人批判。而丧失诺贝尔理想的瑞典文学院却颁给这种专制体制的御用文人。陈文芬作为院士马悦然先生的太太，她很努力地搜集各种有利于他们的观点，为瑞典文学院的这次错误的颁奖大唱赞歌。

在陈文芬的长文中，她攻击的对象，除了像我这样的中国批评者之外，还有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穆勒，还涉及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

法广：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在莫言获奖时发表看法，称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是一场“灾难”，并批评作为官方认可的作协副主席的莫言“颂扬审查制度”。这一批评是否获得陈文芬女士的认同？

茉莉：

陈文芬的手法是引用其他人话来攻击米勒。例如，她引用一位和她聊天的院士的话，说“米勒非常可怜，使人感觉怜悯而遗憾的是，她说了那些话语批评莫言，跟文学毫无关系。”她还引用马悦然的学生夏谷发表的这篇评论，说瑞典《每日新闻报》的主管，“拥荷塔－穆勒女士以自重来围攻莫言，称其根本不值得一提。”

陈文芬还写道：“回家以后，我跟悦然说了Tomas的见解。悦然说，穆勒会后悔。总会有这一天。”

我认为，米勒来自前共产党国家罗马尼亚，她曾因为描写共产党铁幕统治下的民生百态而遭迫害，因此，她完全理解正直的中国作家的处境。她说莫言获奖是“一场灾难”，这当然是一场灾难。因为莫言不但依附强权，还渲染野蛮暴力。所以他的获奖，对中国文学本来就微弱的人文主义是雪上加霜。

法广：

陈文芬女士在文章中，引用了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的说法，说“也应该看看另一位亚洲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看法，大江非常推崇莫言作品，是纯粹文学的看法。”为什么大江健三郎会推崇莫言呢？

茉莉：

大江健三郎从来就不是纯文学的，他过去曾经推崇“积极的人道主义与积极的文学观”，对日本的战争罪恶表示痛苦的赎罪，这是很好的。但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政府拼命拉拢这位亚洲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例如，2006年中国官方作协在北京举办大江作品研讨会，后来还给他颁发"21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令这位在本国比较冷落的日本作家非常激动。

大江健三郎因此和中共打得火热，他投桃报李，一味赞扬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甚至当着莫言的面，说他在想象，莫言是否会是超越鲁迅的那个人。鲁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人，他曾为被害学生刘和珍写下感人肺腑的纪念文字，而莫言却背叛八九民运死难学生的理想，甚至以坐飞机出国要被检查为例，说明中共侵犯人权的新闻检查是必要的。他怎么可以和鲁迅比？

法广：

陈文芬女士在文章中提到一位叫夏谷的人，说“夏谷是瑞典广播电台资深的书评家、影评人，汉学博士论文写的是《文心雕龙》，他的老学生。夏谷这一篇评论把所有批评莫言的无理意见都压倒了，他好高兴。”你对夏谷这篇题为《对莫言的围攻不值一哂》的文章怎么看？

茉莉：

我想只要是具有基本学术理性的人，看到夏谷文章的题目《对莫言的围攻不值一哂》，大概就知道此文是哪个档次的了。这种文题本身就是学霸作风。这位马悦然的学生大概认为，他的老师在瑞典文学院有一票投票权，那么他们师生就掌握文学的最终审判权，就可以以如此轻蔑藐视的态度对待批评莫言的观点。

同时，夏谷的文章文不对题，缺乏论据。他并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只是建议读者读刘再复等人的评论。而刘再复先生近年来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歌德派，主张文学走进象牙塔，一味误导中国读者。

法广：

关于莫言获奖的政论，还牵涉到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陈文芬女士在文章中说：”如果把莫言的文学作品解释成‘党的安全阀’，那么波兰的诗人辛波丝卡曾歌颂过斯大林，辛波丝卡的作品如何能跟党棍普特拉门特、切克区分文学的价值？……是不是没有足够使政权不舒服，没有去坐牢就不能测量度衡文学的价值？”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茉莉：

所有西方左派都经历过痛苦的自我反省和精神裂变，辛波斯卡曾经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但她从来没有歌颂过斯大林，说这样话的人，能举证吗？如果不能举证，对不起辛波斯卡的在天之灵。

而莫言却和辛波斯卡完全不同。莫言不但对中共侵犯人权的体制没有反省，而且至今还在为斯大林一样的暴君毛泽东辩护。就在今年4月21日，莫言应邀在中共中央机关读书活动上，还歌颂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文艺的发展意义重大，妖魔化毛泽东是‘蚍蜉撼大树’。”

辛波丝卡在波兰共产党未垮台的1957年，就写了一首诗《未进行的喜马拉雅之旅》，含沙射影地把斯大林喻为喜马拉雅山的野人，即“邪恶的雪人叶提”，展示文明与野蛮的对抗，诺贝尔基金会发布的瑞典学院简报明确地指出:在辛波丝卡这首诗中，“邪恶的雪人，叶提，强烈地唤起对斯大林的联想，辛波丝卡对他的主义已经幻灭。”

法广：

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莫言已有半年时间，半年后的今天，再来看这一奖项的颁发，你有什么感想？

茉莉：

我深感瑞典文学院终身制的弊病。瑞典是我的第二祖国，这个仅有九百万人口的国家，却有着世界上最完善、最人道的民主制度；但是，瑞典文学院是一个非政府机构，两百年前瑞典国王在建这个文学院的时候，就规定了院士终身制。这个制度至今未改。但是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问题就显现出来了：现在瑞典文学院院士最高年龄94岁，马悦然先生89岁。平均年龄超过70岁。都早就过了退休年龄。如果不是超人，这个年龄已经没有精力和能力去钻研很深奥的文学问题。不能再去看大量的文学作品，他们怎么有能力去评判世界文学？

同时，中国文学又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不懂中文是瑞典文学院院士都有的问题。只有一个马悦然先生懂中文。但是马悦然先生自己承认，他的文学理论不行。马悦然先生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家、语言学家，但是，他的文艺理论、就是看文学的眼光、对于包含历史、社会、人的心理、哲学这个广大的文学来说，如果只有语言能力，是远远不够的。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悲哀的现象。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早就该在家里颐养天年，但是他们却在担任有着五千年文化的中国文学的审判官，其实他们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尽管瑞典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民主制度对这个非政府机构不起作用。 
2013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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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工党与苏联十月革命

 社会民主工党与苏联十月革命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苏联共产党前身。1898年3月13日至15日，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基辅《工人报》小组和崩得等6个组织的9名代表在明斯克召开会议。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决议，但是，在这次会议上由于一些争议和分歧，没有制订党纲和党章。

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布鲁塞尔、伦敦召开，通过党纲和党章，标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建立。这次大会在选举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委会时，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围绕党纲、党章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成员时，出现了拥护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和反对列宁的孟什维克两个派别。前者获得多数，得名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俄语意为多数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革命派。

1912年，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把孟什维克清除出党。

1918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1925年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又改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1952年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改名苏联共产党。

十月革命，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共产革命等，是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俄国的儒略历是10月25日，所以叫十月革命。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组织普遍认为，十月革命是经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第二个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国临时政府，为1918-1920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联成立奠定了基础。

俄国1905年革命也被称为，是指1905年起义失败1905至1907年间，发生于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境内，一连串范围广泛，以反政府为目的，又或没有目标的社会动乱事件，诸如恐布攻击、罢工、农民抗争、暴动等，导至尼古拉二世政府於1906年制定等同於宪法的基本法、成立

国家杜马立法议会与施行多党制。

这场革命没有组织，没有目标，也没有单一原因，主要归咎于几十年的国家动乱和对罗曼诺夫王朝的不满。俄国国内改革不利以及少数民族要求解放也是起因。沙皇指挥不利，导致军队在日俄战争中惨败是最直接的导火线。战後一直有连续不断的军人革命以及革命团体活动。各地方的革命虽然最後妥协或被镇压，俄国国内也加快改革的步调，但仍不够阻挡1917年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员常常把这场革命当作1917年革命的先驱。

沙俄时期，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2月，因为长期的战争而民不聊生，俄国国内爆发了第二次彼得格勒的工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去镇压的军队当场哗变，在很短的时间内，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失去了对军队和国家的控制。无可奈何，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

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一个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在二月革命中，工人、士兵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资产阶级没有领导这场革命。在革命成功后，工人和士兵组织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苏维埃。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没有任何权力。武装也掌握在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手中。苏维埃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却还有一个临时政府凌驾在他们之上。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

当时，苏维埃成员中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语音）占了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则由于在战争中遭受镇压，当时，列宁在瑞士、斯大林在流放地，布尔什维克大多数领导人还都在监狱和被流放。广大工农群众缺乏政治经验，致使苏维埃的领导权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窃取，他们支持资产阶级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士兵（主要由农民构成）选举出的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则占了大多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中的传统威信较高。这些孟什维克都是二次革命论者。他们认为俄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需要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合作，进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因而他们拥护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人来自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倾向追随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回到彼得格勒之前也采纳了孟什维克拥护临时政府的政策。工人和士兵们不信任临时政府，但信任他们的领导人。临时政府的权威就建立在苏维埃领导人的支持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世界大战，继续奴役劳动人民，并且千方百计的扑灭革命火焰。

1917年4月17，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四月提纲》为布尔什维克当确立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指明了革命发展的前途。提出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列宁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布尔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临时政府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农民不是追随临时政府，就是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或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是临时政府取得胜利，埋葬二月革命的果实，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改变不仅使自身分裂，同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阵营也产生分裂。一部分国际主义的孟什维克党人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行列。托洛茨基领导的区联派也全体加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在1917年7月16日，走上街头，举行示威，要求全部政权归还苏维埃。临时政府派出军队进行血腥的镇压，600多名工人死伤。这就是著名的七月流血事变。这次屠杀使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打倒反革命的暴力。

1917年7月26日，成立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联合政府，对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全面的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地下，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结束，俄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公元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圣彼得堡的工人赤卫队和士兵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首先举行武装起义。以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为信号，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向冬宫发起攻击，深夜攻入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克伦斯基逃亡，临时政府被推翻。当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已转归苏维埃。第二天，列宁在大会上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组成了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奠定了苏维埃政权胜利前进的基础。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2月，革命扩展到俄国各地。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把马列主义传播到全世界，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