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一的“现实主义”的前景,这将是一个新的政治普遍性接地选择不可能的事,完全假设的异常,没有禁忌,没有一个先验的规范(“人权”,“民主”),尊重阻止我们“resignifying”恐怖,无情地行使权力,牺牲的精神。。。如果这种激进的选择是诋毁自由主义者Linksfaschismus [左派法西斯主义]一些出血心,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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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的教训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34期 出版日期2011年08月29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利比亚为什么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为什么和平变革之门未能打开?
8月22日,反对派攻陷的黎波里,标志着持续近六个月的利比亚战事进入了最后阶段。目前,反对派武装正在搜捕卡扎菲,其结局很有可能与萨达姆类似,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被从某个洞穴中揪出,连同他那些曾经煊赫一时的家族成员,被送上正义的审判台。
卡扎菲家族权力体系的轰然坍塌是今年以来在北非地区发生的第三起重大事变,前两次分别是1月的突尼斯和2月的埃及。与前两者总体上的和平性质不同,卡扎菲家族权力体系的瓦解是通过暴力革命完成的。因此,卡扎菲的结局,也将会不同于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
在卡扎菲时代终结之际,有必要追问,为什么这个国家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为什么和平变革之门未能打开?
著名政治学家阿伦特指出:“或者应该知道,每一次权力的减少,都是一次对暴力的邀请——那些握有权力以及感觉到权力正从手中流失的人,不论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都已发现,难以抗拒这种用暴力取代权力的诱惑。”在这里,暴力和权力的区别,缘于是否拥有合法性,具体地说,就是权力是以权威为基础的,而暴力则没有这个基础。当权力的权威基础完全丧失之后,它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暴力。
1969年卡扎菲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时,泛阿拉伯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他提供了合法性。他属于那种“超凡魅力型领袖”。在那个时代,他的治理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他推行的政策,也确实曾给国家带来了希望、尊严和发展。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民主化改革运动,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发展理念已经无法适应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了。“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改革洪流中。反观卡扎菲,他却选择了十分怪诞的方式回应这两波全球改革浪潮的挑战,在国内不断清洗,以“人民革命”的名义整肃异己,直至消解了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同时,他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形成了以个人独裁为中心的权力体系。其个人权力不断积累的过程伴随着他个人权威的损耗,其表现之一就是越来越扶持自己的家族势力,国家变成了他、他的家族以及极少数死党的私产。其表现之二是当反对派发动武力反抗,其权力看起来还坚不可摧之时,他周围的亲信不断叛离。曾有的魅力已经黯淡无光了。
当他感觉权力正在从手中流失的时候,他选择了暴力。年初,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运动激发了利比亚的反对派,当2月初班加西出现街头示威的时候,他选择了暴力镇压。最初,反对派力量完全无力与之抗衡,他拥有武装和财富,国家的全部资源都在其掌控之下。在8月之前,国际社会不断呼吁停火,南非、土耳其等国领导人为利比亚的和平变革展开斡旋,卡扎菲是有机会妥协的。但是,他最终仍然选择了暴力。
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力量对比悬殊,这使他坚信,可以通过武力镇压平定叛乱;其次,长期的意识形态教化使他确信人民是追随他的。在内战期间,在利比亚各地,尤其是首都的黎波里,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他对于参加者表现出来的热情、叫好、感激、臣服,是完全相信的。他觉得自己拥有最广泛的支持。他相信人民会与自己站在一起,与“叛徒”和“敌人”血战到底。他陷入了独裁者通常都有的“权力幻觉”。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维护自己家族利益的需要。在他统治的后期,其家族逐渐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利益集团。权力利益同家族利益重合了,或者说,家族利益绑架了国家最高权力,而权力的丧失将是家族的覆灭。对这一结局的恐惧,使他无法走向妥协。
一个革命型的领导人陷于今日之末路,值得深思。卡扎菲是否必定有如此结局呢?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他实际上有机会实现从超凡魅力型权威向着制度权威的转变。即使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他还是有机会的,事实上他也做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建基于他多年打造的那一套体制,向制度权威或现代国家体制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反,在其统治后期,他全力维持其独裁统治,大肆清除异己的制度、组织和其他权威人物,结果是整个国家和社会都碎片化了,他成了惟一的权力人物。围绕个人独裁发展起来的庞大的家族利益,成了这个国家的毒瘤。要割除这样的毒瘤,只有通过彻底的改革,而在他的权力体系中,已经没有改革的力量了。这样的局面只能召唤来暴力。结果我们就看到了,班加西一场小规模的街头示威,便敲响了他的丧钟。
近日,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个领导人分别座谈。而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习近平重提当年延安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对中共的历史和当今中共的独裁专制好像“浑然不觉”,有“忘本”之嫌。
习近平重提“历史周期率”对话
近日,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各个领导人分别座谈。习近平称:“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他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当时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外界观察,毛泽东当年之所以会这样回答,是基于抗战后期,中共实力还很弱小,为了骗取民心,毛泽东需要对民主党派大搞统战。
中共为夺权 对中国民众大灌迷魂汤
抗战时期,针对社会上关于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要搞一党专制的说法,刘少奇曾“义正辞严”地反驳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衊。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除此之外,毛还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国民政府应全面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建设好中国。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与中共领袖的这番民主承诺相呼应,抗战期间,共产党的报纸把争取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党似乎比任何人都更热爱、向往和追求民主自由。
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为庆祝“五四”发表了社论《民主和自由新论》,该文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对民主进行了讴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没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科学。没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便绝对不可能由落后变为先进,绝对不可能由贫弱变为富强。”类似这般充满激情的民主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1943年9月1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第一》称:“民主已经成了世界的潮流,谁要反抗这潮流,谁就要遭受灭顶之祸……”
1944年3月30日《新华日报》《论英美的民主精神》称:“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1945年7月3日《新华日报》《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还煞有介事地警告说:“万里长城和海洋都阻止不了世界潮流,今天已经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时代了,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在民主的大潮流之外,于是中国必须而且必然要实现民主了。”
时政评论人士韩梅认为,不能不承认,共产党在抗战民主运动中的种种民主高调,成功地吸引了一批中国民众特别是一批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的眼球,以至于他们中许多人都把共产党当成了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希望所在,天真地以为共产党取代国民党领导中国的那一天,也就是中国人民真正迈向民主自由的那一天!
中共窃国后大耍流氓
最令人讽刺的是,当共产党打着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推翻了国民党的政权后,带给中国人民的并不是它当年信誓旦旦承诺过的民主自由,而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独裁统治。
韩梅表示,以民主承诺迷惑本国人民,诡计得逞后,却又翻脸不认账。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事,除了政治流氓,还有谁做得出?!
这一点,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曾供认不讳。据李锐《“大跃进”亲历记》回忆,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就曾大言不惭地说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习近平也是被洗脑者
时政评论人士刑天行表示,习近平大赞毛泽东,包括中国其他人,大多数原因是,他们本人对真实的历史是不了解的,他们学习的历史也都是中共给大众宣传的党史。
中共的真实的历史是,中共走的是一条独裁、专制,充满谎言和暴力、又善于伪装的、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邪恶的“新路”。
刑天行认为,世界历史的潮流是走向民主的,但是中共让中国人走了回头的路,是一场民主的灾难,如果是当初就走真正的共和民主路,中国早就融入世界了,今日的中国的文明程度至少不会比台湾差。
刑天行表示,今天很多人看到共产党的危害,但还在向中共索要民主,还对中共能改良充满希望。这就是毛泽东的最阴险之处,是个最能整人、控制人头脑的大骗子。
黄炎培的可悲下场
黄炎培,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学校,自此从事教育事业达三十二年。北洋政府两次请他担任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蒋介石请他迁居南京,许以官位,并表示想提携其后辈,他不为所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社会贤达,成为国民参政员。1941年黄炎培发起民盟并任第一任主席,1945年他创立民建并任第一任主委。
1945年,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参观了延安。在那里,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谈话。黄炎培居然就相信了中国历史上这最大的独夫民贼的美丽谎言。
据史料记载,其实,就在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这席所谓“周期率和民主”的谈话之前不久,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就已口头传达,在打倒了国民党以后,中共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党派。
一辈子不肯当官的黄炎培,以七十四岁高龄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又于1954年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自此,黄炎培目睹了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整”、“三年大饥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人祸,尤其是1957年,黄炎培的三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因反对在黄河三门峡修坝建水库,被打成“右派”,并被剥夺了在清华大学授课的权利长达二十多年。而黄炎培为了自保,竟与儿子断绝来往,还写诗表示要学习做“新人”。
黄炎培去世于1965年,他的名字在文革中被人打叉之外,本人免去了遭受更多的荼毒和迫害。可黄夫人姚维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黄夫人在受尽凌辱之后于1968年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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