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9日 星期一

《明鏡月刊》第27期：方励之仙去

明鏡新聞網: 《明鏡月刊》第27期：方励之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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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日 星期日

法国社会党

社会党
Parti socialiste

131px-Parti socialiste.svg.png

党魁
玛蒂娜·奥布里（第一书记）

建立
1969年

前身
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总部
10, rue de Solférino
75333 Paris Cedex 07

青年组织
青年社会运动

意识形态
社会民主主义

政治立场
中间偏左

国际组织
社会党国际

欧洲组织
欧洲社会党

欧洲议会党团
社会民主进步联盟

官方色彩
红色、粉红色

国民议会席次

186 / 577

参议院席次

111 / 343

欧洲议会席次

14 / 72

区域议会席次

538 / 1,880

网站

www.parti-socialiste.fr

法国政治
政党 · 选举

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缩写PS）是法国最大左派政党，欧洲社会党成员。前身为成立于1905年4月23日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目前第一书记（党首）为玛蒂娜·奥布里。[1]

1981年，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密特朗胜选取得政权。，在密特朗领导下，该党于1981至1986年与1988至1993年在法国国民议会取得多数席次。利昂内尔·若斯潘败给戴高乐派领袖希拉克 但在之后成为总理。2007年，该党总统候选人塞格琳·贺雅尔败给萨科齐。

目录

[隐藏] 

历史

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至1969年

主条目：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巴黎公社解散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被极度削弱。其领导人遭到杀害或流放。法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Fédération des travailleurs socialistes de France, FTSF）在1879年成立。该党主张逐步改良而被视为是有“发展性”政党。1882年，朱尔斯·盖德与保罗·拉法格（马克思女婿）脱离成立法国工人党。1890年，尚·阿勒曼（Jean Allemane）成立 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i ouvrier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 POSR）。同时，爱德华·瓦兰特（Édouard Vaillant）等法国革命传统象征路易斯·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的继承者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Comité révolutionnaire central, CRC）。另外也有其他不属于任何政党的社会主义议员如亚历山大·米勒兰与尚·饶勒斯。

1899年，米勒兰进入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内阁造成社会主义者对于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辩论。3年后，饶勒斯、阿勒曼等人成立法国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支持参与政府，而盖德、瓦兰特等人则成立另一个法国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反对合作。1905年，两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生为议会党团领袖及党报《人道报》（L'Humanité）主管的饶勒斯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该党遭到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激进党和支配工会的革命工团主义者夹击。此外，团结所有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以部分完成：部分人士拒绝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成立共和－社会党（Parti républicain-socialiste），支持参与政府。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与希望执行政教分离的激进主义者组成左派集团（Bloc des gauches）。1906年，劳工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GT）表示将独立于所有政党。

法国社会主义者极度反战，但在1914年饶勒斯遭到暗杀后，他们无法阻止伴随一战爆发而来的军国主义浪潮。他们在参与国家团结战时政府的议题上严重分裂。1919年，反战社会主义者在选举中严重挫败。1920年，图尔大会中，左派另外成立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参与列宁成立的第三国际。以莱昂·布鲁姆为首的右派则留在党内。

1924与1932年，社会党与激进党加入左派联盟（Cartel des Gauches）但拒绝加入以激进党爱德华·赫里欧、爱德华·达拉第为首的非社会党政府。这些政府的失败在于社会党与激进党无法在经济议题尚达成共识，另外共产党在苏联政策下拒绝支持采取资本主义经济的政府。与激进党组成政府可能性的问题造成1930年代初期的“新社会党人”脱离。他们与共和－社会党合并为社会共和联盟（Union socialiste républicaine, USR）。

1934年，共产党改变路线。四个左派政党组成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赢得1936年选举，布鲁姆成为第一位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籍总理。这也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一次在票数和席次上超越激进党，成为左派议会多数的中轴。然而不到一年，该政府因经济和西班牙内战等议题而下台。人民阵线的失败造成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另一次分裂。马索·皮维特（Marceau Pivert）为首的左派党员成立工人与农民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ouvrier et paysan, PSOP）。士气低落的左派土崩瓦解，1940年军事失败后无力阻止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垮台。

1944年法国解放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与成为最大左派政党的法国共产党，以及基督教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运动（Mouvement Républicain Populaire, MRP）组成联盟。该联盟建立起法国福利国家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主要元素，但未能在冷战中生存。1947年5月，社会党籍总理保罗·拉马迪（aul Ramadier）开除共产党籍部长职务。布鲁姆提出与中间偏左、中间偏右组成第三势力（Troisième Force）对抗戴高乐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然而，其支持的党魁候选人丹尼尔·梅耶（Daniel Mayer）败给居伊·莫勒（Guy Mollet）。

莫勒获得党内左派的支持。1954年，党内对于欧洲防卫共同体的分歧动摇其领导地位。之后，莫勒率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建立中间偏左联盟共和阵线（Front Républicain）。他成为少数派政府总理。但该党与激进党正逐渐衰退，左派从未紧密组成联合阵线。这使得莫勒断言“共产党不在左方，而在东方”。莫勒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镇压政策与他支持戴高乐重返政坛（该党为法国第五共和宪法公投中的赞成方）造成分裂，反对派成立统一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Unifié, PSU）。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1959年成为在野党。由于该党在第四共和的政策变动，造成该党在1960年代落入谷底。

一方面因为反对总统普选，一方面是戴高乐连任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该党未提名候选人参加1965年法国总统大选。该党支持前第四共和部长，左派独立政治家密特朗。他坚决反对戴高乐主义。在获得所有左派政党的支持下，密特朗意外的与戴高乐进入第二轮投票，并成为非共产左派的领袖。

为了在主要左派政党－共产党、全国主要政党－戴高乐党间生存，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激进党、左派共和主义团体成立民主与社会主义左派联盟（Fédération de la gauche démocrate et socialiste, FGDS）。该联盟未能在五月风暴中获利，更在随后的1968年法国议会选举中惨败而崩盘。一年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参选人加斯东·德费尔（Gaston Defferre）在1969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只获得5%的票数。

社会党成立与“左派联盟”（1969–1981）

1969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与亲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团体（阿兰·萨瓦利（Alain Savary）领导的左派重建俱乐部联盟（Union des clubs pour le renouveau de la gauche, UCRG））、左派共和主义团体（尚·波普伦（Jean Poperen）领导的社会主义团体与俱乐部联盟（Union des groupes et clubs socialistes, UGCS））成立社会党。在伊西穆里诺大会中，阿兰·萨瓦利在莫勒支持下成为第一书记。他提出与共产党“思想对话”。

两年后的埃皮奈大会，亲密特朗俱乐部（共和机构公约（Convention des institutions républicaines, CIR））入党。密特朗提出与共产党的选举纲领击败莫勒－萨瓦利成为领袖。1972年，社会党与共产党、左派激进党签署“共同纲领”。在社会党国际大会中，他表示左派政党联盟是法国左派选民所渴望的。他的战略目标是“收复300万至500万共产党选民”。左派，特别是社会党在1973年法国议会选举中迅速复原。左派总统候选人密特朗在1974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中以49.2%的票数未能当选总统。

1974年年底，包括领导人米歇尔·罗卡尔在内的部分统一社会党成员加入社会党。他们代表了基督教左派与非马克思主义团体。社会党内最为保守的成员主张法国社会主义结合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即是明确接受市场经济。“左派联盟”在1977年地方大选获得胜利，社会党选情的上涨让共产党感到忧虑。两党未能在更新“共同纲领”上达成共识，共产党领袖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指责社会党“转向右派”。

尽管有不错的民调结果，但“左派联盟”在1978年法国议会选举中落败。自1936年法国议会选举以来，社会党第一次在民调中赢过共产党，成为主要左派政党，但其失败导致国际危机。密特朗的领导遭到罗卡尔挑战，他希望能废除他认为已过时且不实际的“共同纲领”。密特朗认为左派无法在社会党与共产党对立下获胜。1979年，虽然罗卡尔人气高涨，密特朗仍成为1981年法国总统选举候选人。

密特朗总统时期与权力执行（1981–1995）

1981年法国总统选举，密特朗击败保守派德斯坦，成为第五共和第一位民选社会党籍总统。他解散法国国民议会，并为法国社会党首度取得绝对多数。

密特朗是欧洲最后一位民选领导人试图采取社会主义改革（110提议），倾向比前任保守派政府更为干预经济计划。总理皮埃尔·莫鲁瓦根据1972年“共同党纲”促成银行、保险业与国防工业国有化。此外还提高工人薪资，减少工时至39小时，与其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但经济危机仍在继续。改革包括废除死刑、设立财富团结税（L'impôt de solidarité sur la fortune, ISF）、引进议会选举比例代表制（只在1986年法国议会选举中执行）、国家权力分散、取消书籍价格自由化（《朗法案》（Lang Law））等。

1982年，密特朗面临抉择，一是维持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地位，承诺欧洲整合，或是追求社会主义改革。他选择了前者，社会党开始接受私有市场经济。1984年，密特朗与他的第二任总理洛朗·法比尤斯明确放弃任何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措施。“左派联盟”解散，共产党籍部长总辞。

1986年，社会党失去国民议会的多数地位，迫使密特朗与保守派希拉克政府“同居”。然而，密特朗在1988年以温和纲领“联合法国”连任总统。他选择最受欢迎的温和社会党员米歇尔·罗卡尔作为总理。

密特朗在第二任期内专注在外交政策与欧洲整合。他发起公民投票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他将国内政策交给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埃迪特·克勒松与皮埃尔·贝雷戈瓦。社会党因金融丑闻与“密特朗主义”派系斗争而衰弱。

1990年，密特朗派分裂成洛朗·法比尤斯派与利昂内尔·若斯潘派。另外，尚-皮耶尔·谢维纳蒙（Jean-Pierre Chevènement）为首的部分左派党员因反对海湾战争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离开，成立公民与共和运动。最后，许多左派对于社会当政府的结果感到失望。1993年法国议会选举，社会党回到1960年代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水平。相较之前的260席，社会党在这次国民议会选举只拿到53席。

罗卡尔成为第一书记，被认为是下届总统选举候选人。他提出与中间派和中间偏右的协议，但未能成功。一年后，社会党在1994年欧洲议会选举只拿到14%选票。他被密特朗左派人士亨利·埃玛纽埃利（Henri Emmanuelli）为首的联盟推翻。1994年，社会党面临领导危机。罗卡尔在1994年选情崩溃后失去多数支持者，法比尤斯因“受感染血液丑闻”而式微，埃玛纽埃利的适任性遭受质疑。部分党员的希望转移到欧盟执委会主席，民调声望最高的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身上，但他因党内激进派阻止其中间派政策而婉拒。最后，1993年失去议会席次而退出政坛的利昂内尔·若斯潘回锅，但仍败给希拉克。

若斯潘与“复数左派”（1995–2002）

在议会里，社会党重新与其他左派政党建立联盟：共产党；绿党、左派激进党和公民与共和运动。这个“复数左派”（Gauche Plurielle）联盟赢得1997年法国议会选举，若斯潘就任总理。

他的政策大多为进步主义，但有少部分为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工时减少至35小时，全民医疗保险成立。然而私有化政策也继续推行。

执政联盟在公民与共和运动领袖尚-皮耶尔·谢维纳蒙退出内阁后垮台。绿党与共产党因进入政府而衰弱。

2002年法国总统选举，若斯潘因太多左派候选人瓜分票源而在第一轮落败。他宣布退出政坛，社会党转而支持希拉克以对抗极右派民族阵线候选人让-玛丽·勒庞。2个月后，“复数左派”在2002年法国议会选举失去多数。

2002年后

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在1997年成为第一书记。2004年法国大区选举，社会党重回多数。与“复数左派”的合作下，他们拿下22个都会大区中的20个大区（除了亚尔萨斯与科西嘉），以及四个海外大区。然而，社会党在制定替代右派政策上遇到困难。

2004年12月1日，59%社会党员通过提议《欧洲宪法》。然而许多知名党员，包括洛朗·法比尤斯、亨利·埃玛纽埃利和尚-路克·梅朗松（Jean-Luc Mélenchon）呼吁大众在2005年5月29日法国欧洲宪法公投中投下反对票。法比尤斯遭到开除党籍。欧洲宪法上的分歧，与领导阶层争夺2007年总统大选提名的野心，造成社会党陷入混乱。

2005年11月党大会中，温和派获得55%党员支持。法比尤斯派系（“保卫左派”）主张激进政策获得20%。另一派系（“新社会党”）主张借由左派政策与大规模改革法国机构恢复社会党，获得25%。几乎所有派别以温和亲欧立场，加上部分左派元素的基础上，在共同议程尚达成共识。

2007年选举与后续

由左至右：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贝特朗·德拉诺埃与塞格琳·罗雅尔

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出现许多潜在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洛朗·法比尤斯（来自党内左派）、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代表社会民主主义派系）、杰克·朗（Jack Lang）、玛蒂娜·奥布里和塞格琳·罗雅尔。部分社会党领袖则要求若斯潘复出。

2006年11月16日，罗雅尔以60%的支持度成为总统候选人。斯特劳斯-卡恩与法比尤斯分别获得21%与19%。

2007年5月6日，罗雅尔在第二轮以46.94%败给萨科齐。党内部分右派人士（如贝尔纳·库希内）接受征招加入萨科齐政府。

2007年法国议会选举，社会党拿下186席。

2008年3月市镇选举获胜后，许多人决定角逐第一书记：

2008年11月22日，奥布里以102票之差击败罗雅尔当选第一书记。

第一书记

派系

注释

  1. ^ Ollivier, Christine. Aubry wins French socialist Party leadership. Toronto Star. 22 November 2008 [23 May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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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3日 星期二

改革全是假的，抓权才是真的

2012-03-13 17:00 作者： 党夏苔

《走向共和》里边有一句描述满清政府改革的经典的台词：改革全是假的，抓权才是真的。这句话应用于当前的中共再恰当不过了。孙中山曾告诫许多人不要上清政府的所谓改革的当，可是有些人却上了当，直至最后碰得头破血流，才死心塌地、同仇敌忾，推翻了满清政府。
为什么说中共的改革和满清相同？满清的改革也曾经使社会取得很大的进步，在科技进步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满清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维护大清爱新觉罗的江山永不变色，是专制改良。注意没？满清政府改革的目的是要维护大清爱新觉罗的统治永不变色。再看看中共怎么说的，中共说：要保证在中共一党统治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这才是中共的真心话，这才是中共改革的真正目的，中共的改革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不倒。你现在看看胡锦涛逼着军队要宣誓效忠，连中南海最高调的改革者温家宝都一再呼喊要让军队听党指挥。由此可见，中共的改革和满清政府的改革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边套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该再上当了。
以上只是理论论述，我们再看看中共的实际行动到底有没有改革的诚意。实际事实是，中共连一个小小的乌坎村的民主选举，中共都能被吓得将近发疯，都要准备秋后算帐和扼杀。军队中的资深领导章沁生仅仅提了一下军队国家化顺带着骂了一下腐败，中共都无法忍受，都将他撤职，我们还能指望中共能有什么实质的改革？那么中共提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明显，中共只是在拖时间，能拖多久算多久，然后苟延残喘，但是中共一旦寻找到机会就又会进行反扑，这是很危险的，这才是中共的真正目的。中共就是中山狼，而中国人就是东郭先生，很容易上当受骗。
从根本上来说，中共根本就不具备民主的素质，真要改革，那牵扯的动作太大了，所面临的阻力也太大了，可是中共的神经却脆弱的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会吓得惊慌失措；要让中共主动去改革，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天方夜谭。但是中共也许真的也会一点点地进行改革，可是要达到老百姓所期望的改革的目标，估计得等中共进行一万年的坚苦卓绝的改革才能达到。中共的改革本应该属于蜗牛的范畴，并不属于人类的改革范畴。这样的改革，中国人是等不起的，所以中共的结果和满清政府一样，只能是倒台。中共现在就象一个浑身腐烂的病人，要真的改革，那就要动大手术，那就是剐骨之痛，你说中共自己能下得了这个手吗？那得有强大的毅力和勇气才能做得到。而中共这种畏首畏尾、走一步退三步的走路方法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改革不是闹着玩的，要让中共自己主动进行改革，那就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大多数的官员们都形成了共识赞成进行改革，然后再形成一种制度，然后一起去执行才能成功。可是看看现在中共高层内部有几个人认同改革？连胡锦涛都一意孤行、冥顽不化（况且他自己说了还不算，他也只是一个汉献帝），就靠温家宝和汪洋两个人言不由衷的谈改革，怎么可能成功。
中共主动进行改革的第二种情况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同意进行改革，即使很多人反对他也要改，而且这个人必须得有那个魄力和威信，能够力排众议才能改得了，就象邓小平一样（可是邓小平根本就不同意政改）。现在纵观中共高层，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还是不可能。可是话说回来了，如果中共最高领导人真的是一个很有魄力和威信的人的话，那这个最高领导人能愿意进行政治改革吗？他不做他的一呼百应的独裁者，反倒要把权力交出来送给大家？这种情况只有民主理念很强，或者相信上帝存在的人才可能做得出来。中共政党从来就是只生产独裁者，象这样的高风亮节者除非中共基因突变才可能产生，其实就是不可能，所以我说中共根本就不具备民主的素质，甚至不具备民主的基因。
什么是改革？真要说出来中共都能吓得背过去了。改革就是要放权，就是要进行多党竞选，实行民主选举；改革就是要开放党禁、报禁，开放互联网，实行言论自由；改革就是要实行三权分立，就是要将历史上的许多大案、要案、冤狱彻底重新评判，重新认识，中共能做得到吗？中共想起来都害怕，按照它自己现在说的：一定要保证在中共领导下进行改革。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夏虫不可以与冰语。
所以在中国来说，民主绝不可能靠中共来施舍，即使施舍也一定会被夺回。因为中共的素质就这么低，中共不是正人君子，连小人都不算。中共若真的施舍给了民众民主，那一定是暂时的，一定会夺回，就象网络解禁一样，解禁两三天就一定会马上重新禁止。民主最需要底线，最需要道德，可是中共缺少的正好就是这几样。所以才说：谁在某事上相信了中共，谁就将送掉小命。这么多年了，中国人被中共忽悠和欺骗了多少次了，不能再上它的当了。
那么中国人的民主靠谁？中国人的民主必须靠自己去争取，必须靠自己去努力，靠中共根本不可能，因为中共根本不具备民主的素质，不具备民主的基因。
最后再澄清一个问题，中共曾说它的政权是三千万颗人头换来的，谁想要中共的政权就要拿三千万颗人头来换。可是事实上是中国人已经有八千万冤魂死在了中共的暴政之下。按照中共的说法，减去三千万，中共还欠中国人五千万条性命。中国人的付出，足够换来中共的三个政权了。中共解体或下台，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勿庸置疑。
最后再引用《走向共和》里边的一句台词作为结束语：凡是假改革，必来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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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歷史網: 傅国涌：1949年前夜，一代青年误读的代价

明鏡歷史網: 傅国涌：1949年前夜，一代青年误读的代价: 林牧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五个多年头了，最近才读到他晚年留下的回忆录《烛烬梦犹虚》，看到他对自己一生的反思，特别是对当年投奔延安的反思。林牧在学生时代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向往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苏联式的经济平等，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样，他们对苏联很不了解，虽不赞成苏联的无产阶...
林牧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五个多年头了，最近才读到他晚年留下的回忆录《烛烬梦犹虚》，看到他对自己一生的反思，特别是对当年投奔延安的反思。林牧在学生时代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向往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苏联式的经济平等，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样，他们对苏联很不了解，虽不赞成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一党专政，却误以为苏联的公有制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平等。他不赞成阶级斗争特别是流血斗争，所以选择加入民盟而不是共产党，就是希望走第三条道路。然而到了1948年，第三条道路也走不通了，他在写给同学的信中说：“现在中国大势，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中间道路走不通了。杨子为我，不可取也；墨子兼爱，庶几近之。”当时他天真地以为中共是讲博爱的。在经历九死一生、痛定思痛之后，他到晚年才明白他们年轻时误读了中共，他将这些误读主要概括为三点：

　　一、当时他们以为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当化教育”、“保障人权”、“建立（多党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等主张都是有诚意的，既适用于国民党，也适用于共产党。

　　二、他们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误认为“人民民主”就是全民民主，误认为“新民主主义”比“旧民主主义”好，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民主。

　　三、虽然他们知道“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但那毕竟是在遥远的未来。何况他们也赞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只是不同意一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而已，他们当时认为中共与苏共不同，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共一直强调民主与人权，连根据地都叫“抗日民主根据地”，各个根据地制定和颁布了保障人权的条例，所以他们天真地认为中共推行的社会主义可以避免一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在学生时代喜欢读《大公报》、《观察》周刊，与储安平通过信，还到上海找过储安平，托储帮助找工作，他在思想上无疑更接近自由主义。而在1949年的前夜，像他那样中间偏左、最后上了中共这条船的青年学生很多，可见毛泽东与中共对外打出的那些旗号有多么蛊惑人心。他们有理想、有热情，天真烂漫，涉世不深，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对共产党的那一套同样不喜欢。其实，当他们一踏进中共控制的土地，就隐约闻到了不太对劲的气息，有一种不能适应的感觉，乃至很快遭遇冷酷的现实。

　　1948年7月，他们一行二十人（以西安的大学生为主）投奔延安，他被分到延安大学宜川分校。党化教育、思想汇报都令他们不快，有人就一再公开声明：“我是来参加中共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我是来反蒋的，我不接受中共的政治纲领，我不赞成中共的党化教育。”有人公开反对汇报思想，说“国民党特务才汇报思想呢”。不久，即发生了“宋纹演事件”，宋是他在西北工学院同级的同学，一个人办了一个壁报，自编、自写、自抄，表达对中共、对苏联的不同意见，很快就遭到批判，有人认为宋不仅思想反动，还可能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理由包括：

　　宋的壁报在报头上洒满“小雪花”，就是要在红色根据地建立一些白色据点；宋在自传中说，中学时就反共，看到孙中山遗嘱中“共同奋斗”时，要在“共”字上扎一刀；宋在壁报上画的地图，画了一个大箭头，直指延安，目的是要再次进攻延安。林牧不以为然，认为特务会隐瞒，会伪装，更不可能在自传里写上中学时见了“共”字也要扎一刀，关于“小雪花”和“箭头”也可以作各种解释，“小雪花”可以说他的壁报和观点在边区只是小小的雪花，“箭头”可能是说他的目的地是延安。这些问题使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他想起了离开西安前同学的一句临别赠言：“这边政治环境恶劣，那边也不一定理想。”

　　晚年反思，他说自己学生时代本来不是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的成员，而是接受民盟的自由、民主纲领并参加其活动的民主青年。1947年11月蒋介石解散民盟，这条路走不下去了，非共产党的民主青年一样要受到“特别刑事法庭”的审判，才把他们驱赶到共产党这边来。“到了延安，参加了共产党，虽然主观上下决心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追求当时认为无比崇高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党性，但是党性与良心、专政与民主、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经常处于矛盾斗争之中，苦不堪言！”

　　初到延安，他们身上还保留着独立思考的习惯，随着时间，慢慢地要这些习惯被抹平了。尽管延安的政治生活、组织纪律常常让他难以适应，乃至“苦不堪言”，他却没有产生过脱离的念头，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本来就是不满国民党而出走的，回到国民党那边去，也是挂了号，不现实，何况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人心不定。即便有多么不适应，内心深处有多少挣扎，也只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这就是包括林牧在内的那些青年的命运。他们多数人的经历都证明这是一条通向炼狱之路，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这也是整个民族通往炼狱的路，却宿命般的无法避免，千千万万的个体生命浮沉其中，或九死一生，或万劫不复。今天，我们看到了结果，看到了六十多年来一点点展开的这个过程，何等残酷，何等无奈。血肉之躯被冷酷无情的机器碾成粉末，连每一滴血都被榨干了，叫喊无地，四顾茫然。如果说他们年轻时所处的国民党时代是一个可以流血的时代，那么之后进入的是一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古往今来未曾遇到过的。“烛烬梦犹虚”，林牧先生的回忆录以他1989年逃亡之时的这句诗为书名，实在贴切，凄凉、悲怆而又意味深长，人间的理想主义遭遇如此的嘲弄，燃烬生命的蜡烛，也诉说不尽其中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暮年回首，他并不讳言自己挨整也曾整人，他自述“大跃进”时期是他“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在平时是二重人格，在‘反右派’、‘反右倾’等症状运动中，良心、民主、人道主义就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头来，说出口来。”穿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层层叠叠、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一次次的厄运缠身，批判、监禁、自杀……林牧活下来了。

　　1948年他奔赴延安，踏进那个深不可测的历史骗局中，最终明白误读了中共那些表面的宣传，误读了那些动人的口号，为此付出了整整一生的代价。那些潜伏在他生命深处的美好梦想终于被唤醒，1989年以后他重新走上漫长的告别之路，告别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烛烬梦犹虚》就是他留下的血泪交错的记录。

　　作者：傅国涌，来源: 财经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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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如果民主在中国萌发: 法国《回声报》  核心提示：现在管制社会越来越难。相反，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倾听民意，并且会根据民意的诉求来调整政策。中国有可能发明一种审议式民主，这显然和西方的代表制民主是不一样的。 原文： Et si la démocratie perçait en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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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來記“變天賬”錄下官商罪證

《明鏡月刊》何頻
（續前）腐敗不是新聞，反腐敗也不是新聞
與此同時，我注意到一種現象，對於揭露貪官污吏，現在民衆興趣缺缺。開始我很奇怪，慢慢明白了一些原因：
首先，腐敗已經不再是新聞了，上下無不腐敗，“無官不貪”，這個說法前幾年還有點限制詞、修飾詞，現在看，非常準確。只是貪多貪少、腐大腐小的區別而已。
我以前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即便是什麽都不貪，都是合法合理的待遇：政府分給你的房子、配給你的福利，按你的貢獻和社會分配機制來說，實際上也是一種多吃多佔，也是貪污腐敗，因爲這種分配不是通過公平機制來進行，而是黨和政府恩賜給你的——黨和政府完全就是一體的，我曾創造了一個詞，就叫“黨府”。這種貪汚腐敗，看來冠冕堂皇，實際上也是對人民應得利益的侵佔。
不過，反腐敗也不再是新聞了：人民已經非常麻木了！
其次，老百姓明白了，既然“無官不貪”，爲什麽抓一些貪官出來呢？其實多數情况都是“狗咬狗”的結果，是權力傾軋的體現。大家對反腐敗怎麽還會有任何信心？
最搞笑的就是，如此腐敗的中共，反腐敗的機構竟然越來越多，紀委，監察部，最高檢察院又成立反貪局，後來又成立預防腐敗局……我看，所有叠床架屋的名稱都可以拿掉，就直接叫“腐敗局”就好了！
有人說，一個單位的紀委書記，往往是一個單位比較閑、比較缺少能力、又“愛管閑事”的人來擔任。後來是一群心理變態的人來擔任紀委幹部。現在則純粹成爲政治打手機構了。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我認爲是最近五年來關於中國最重要的一本書《中共“黑匣子”》，最詳盡地揭露了中共內部怎麽貪污腐敗、怎麽權力鬥爭的戲碼。
例如所謂“雙規”，人們過去最多只是認識到，它是對領導幹部的公民權利的非法剝奪，是非法拘禁行爲；這當然是不錯的，一個政黨，怎麽能够超越法律之上？這是不能被接受的。但是看了這本書，我才明白，“雙規”更重要的奧妙還不在這裏：“雙規”實際上是“雙保”：保護和保障。
第一是保護：最大限度地保護涉嫌犯罪官員與其上級官員的關係！哪一級官員跟上級官員沒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不僅他受上級官員的拔擢，而且他要向上級官員奉送好處。哪有幾個貪官就只是個人貪腐？這是一個集體生存系統，一個貪腐官員的生物群落。“雙規”是“雙保”，首先就是保護了他的社會關係，避免了“一鍋端”“幾鍋端”。本來中國的司法體制就打下了黨的鮮明烙印，即使這樣，他們還不放心，還要用“雙規”這種方式來把貪官的證詞、口供，控制在他們能够接受的範圍。
“雙規”還有第二個效果，越來越表現出“黨性色彩”和“人性色彩”，對這些貪官成爲保障。即使上面沒有保護人，也給貪官一個討價還價的廣闊天地：只要你達到我們紀委的要求，服從我們權力鬥爭的需要，成爲我們昇官發財的砝碼，交代出一些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我們就給你回報——明明其罪行應判死刑，允諾判死緩，過幾年減爲無期，在監獄中的待遇，與普通囚犯當然相差懸殊；再過幾年保釋、保外就醫……
人們不是說許宗衡先哭後笑嗎？就是這麼來的。被判的貪官當然要感謝黨，感謝紀委了！
對於最近數年大張旗鼓宣揚的懲治貪官的案例，中共媒體能否追蹤一下，有幾個人還在監獄之中，還沒有悄悄走出牢門，享受榮華富貴？
中共唯一沒有的，是未來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標題就是“沒有腐敗就沒有中共”：中共已經喪失了理想，那麽剩下的就只能是用利益來維繫黨員了。對利益，本來需要建立一種公平的分配機制，你沒有、你又不肯建立，那就只能靠腐敗了！所以，我認爲，腐敗，現在是中共賴以生存的生命線。中共不可能解決腐敗，只會愈演愈烈。不瘸敗，就垮了！
這樣說，共產黨靠三子養老，對百姓，用槍杆子、用筆杆子；對自己人，用的是票子。
這就是爲什麽過去老百性看到抓住一個貪官還高興一下，鼓一鼓掌；现在，都覺得無能爲力。
話說回來，我倒是抱著一種積極的態度：在這種情况下，民衆能做的事情還是有的。
中共現在有槍桿子、有筆桿子，還有印把子和票子……唯一沒有的就是未來。我跟中共體制內任何一方面的人士交談，他們對今天的現狀，有人滿意，有人不滿意，但是談到中共體制的前景，沒有一個官員抱有信心。這就說明，他們有今天，但沒有明天。明天是什麽？就是不管道路多麽曲折，中間出現多少反覆和逆流，時間是需要三年五年還是十年二十年……民主化必定是中共的死路，是中國的生路！
我曾經在幾年前寫過一篇文章，說2021年中國民主化來臨，開始根本的政治轉型。最近見到一些大陸來的商人和官員朋友，都認爲我太悲觀了，他們認爲，變化比我預測的要來得快得多，早得多。但不管時間遲早，民主化是中國能够真正崛起、能够有尊嚴地成爲世界文明社會成員的必由之路。
有人說，過去對中國前途從來沒有預測準確過，所以現在對民主化的預測，也不會準確。對這些議論，我不想辯解和反駁。我只想說，當民主化來臨的時候，我們不要毫無準備，措手不及。
我們能做什麽呢？
人人都來記“變天賬”
在今天，有很多人在努力爭取民主化早點到來。我覺得，即使是比較消極的人，也可以做一個基本的工作：如實記錄你能夠掌握的各級官員和商人勾結的事例，越確定越好，越詳細越好：是誰，在什麽時間，什麽地點，用什麽方式，侵奪人民的財産，侵佔人民的土地，欺壓人們的反抗？
多少官員和房地産商行賄受賄、獲得不義之財，才得以成爲暴發戶？沒有幾個大商人，完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勞動成長壯大；沒有幾個官員，完全靠自己的服務和能力而節節高升。他們做得如此隱秘，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每個貪官奸商的周圍，都有無數老百姓，“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掌握細節，有人掌握概貌，有人掌握局部……或許一個人掌握的情况並不翔實、並不完整，但是這些碎片，能够拼出全圖，接近原貌，所以大家都應該很細心地保留相關證據！
我們不希望中國未來民主化的過程是革命，我也不呼喚再來一次就像中共推翻國民黨那樣血腥的革命。但是我堅信：通過法律進行審判，是必要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爲負責，接受評判、裁決——好在時間也沒有過去那麽久，最多也就是三十來年。保留這些證據，就能够冤有頭債有主，追究真正的罪人。我希望大家心裡應該找到自己的方式，為未來的審判做一個最基礎的工作。
如果届時涉案的官員商人在世，他們應該被押上審判台；如果届時他們不在世了，他們的受益者應該吐出非法獲得的財産；受益者如果也參與了非法侵占行爲，他們也應該受到法律的懲處。即使他們到了國外，也可以通過國際合作緝拿歸案。
爲什麽我會有這樣的念頭？“唱紅”“演紅”的“紅劇”裡有“變天賬”的說法，給我啓發：我們人人都應該有一本“變天賬”，眼下無法對他們犯下的罪行索償，也要留下來，將來條件成熟時進行追討。
台灣民主化雖然有很多問題，被反對民主化的人士抓住作爲藉口，但是民主化的涵義，不僅是人民推舉和監督官員，而且政治人物彼此也進行權力之爭，互相監督。這種彼此制約，是防止貪腐的有效舉措。台灣前有陳水扁被判刑，最近又有起訴李登輝。如果說這是“狗咬狗”，其得益者也畢竟是老百姓。再如紅色高棉，中共的好朋友喬森潘等人，也被審判。這些都給了我們巨大的鼓舞。
民主化之後的審判，將不是像中共審判所謂“四人幫”、林彪反革命集團那種內部不同派別人士。未來的審判，是公開的、專業的、嚴格按照司法程序、排除政治因素干預的審判，很多人今天可能面對貪腐什麽都做不了，但到那時，你就可以成爲證人、可以提供證詞，將他們繩之以法。
在中共的“紅色影片”《小兵張嘎》中，八路軍曾經這麽威脅與敵僞合作者：“小心將來拉清單”；而在中共建政之後，不論土改還是“公私合營”，中共都特別警惕被整肅者悄悄記下“變天賬”。這些都說明，對倒行逆施者記帳，是在他們頭上懸了一柄達摩克利斯劍。（根據何頻2011年7月3日談話記錄整理。《明鏡月刊》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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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2日 星期一

中國隱性的軍費和維穩費還有很多

《明鏡月刊》記者胡立／美國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亞太論壇執行主任葛羅斯曼說，中國當局擔心一旦打開一個口子，會使得整個體制快速倒塌，導致不穩定和無秩序的情況，這是他們最不願見到的
　　中國軍費的增長幅度，在過去五年間已多了逾一倍。2011年國防經費預算較2010年成長12.7%，值得注意的是，公共安全領域的開支也增加13.8%，首度超越國防預算，顯示中國當局的“維穩”決心。但是，雖然撥了大筆款項，導致中國社會“不穩”的根本矛盾因素，不會因此而解決。

李肇星披露2011年國防預算
中國軍費與維穩費被低估
　　中國第11屆全國人大代表第4次會議秘書長暨發言人李肇星公布預算審查書，指2011年國防預算如果通過，經費約為6011億元人民幣（915億美元），比2010年成長12.7%。李肇星也強調，這筆經費僅用於增加基層軍事設備、軍事訓練、人才培養、加大基層部隊基礎設施建設等，國防軍費合理透明，不存在隱性軍費問題 ，而且僅占全國財政總支出的6%，與前幾年相比，比重有所下降。
　　然而，許多分析認為，中國所公布的軍費數字確實存在隱性支出。美國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亞太論壇執行主任葛羅斯曼（Brad Glosserman）在接受《明鏡》專訪時也同意，中國的軍費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根據其他人長期的研究，這份數字沒有包括研究發展開支、私人安全開支、武器進口等等，因此，我們所知的數字，只是中國真實國防開支的一小部分。”
　　同樣的，中方所公布的公共安全開支，也稱維穩開支，據信也被大程度地低估。根據預算，中國在警察系統、國家安全系統、民兵、法院和監獄等公共安全領域的開支增幅達13.8%，達到6244億人民幣（950億美元），數額和增幅均大於國防經費，2010年中國的公共安全開支為5486億人民幣（832億美元），高於預算的5140億人民幣（780億美元），也高於當年的國防開支，不過，公共安全開支的增幅在2011年首次超過國防預算的增幅。
　　中國的公共安全開支自2008年西藏騷亂和北京奧運後大幅增加。葛羅斯曼指出，2011年公共安全預算的實際數字可能比帳面上多一倍，維穩經費的龐大，顯示中國領導人對貪腐、社會分配不公等問題而引發的動盪相當擔憂。
中國軍費漲亞洲國家跟進？
　　雖然李肇星強調，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實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但中國軍費一向是國際、尤其是亞洲國家關注的焦點。中國軍費增加是否會引發鄰國的軍備競賽，也為外界緊盯的議題。
　　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的調查，2000年至2009年東亞的軍費開支增加了71％。與中國在南中國海有過衝突的越南，正向俄羅斯購買潛艇與長程戰鬥機，馬來西亞以9億美元購得法國及西班牙合作的兩艘柴油潛艇，而菲律賓則訂購了6艘法國潛艇。即使是並不富裕的緬甸，也準備爭取國家預算的四分之一，約20億美元，作為軍費。
　　不過，葛羅斯曼不認為中國增加軍費的舉動會令亞洲其他國家也跟進。“日本處在預算緊縮的狀態，而且國防預算的曲線還往下走，韓國則更加專注在朝鮮上，並未將中國當成一個威脅。”
　　至於東南亞國家增加軍備採購的原因，葛羅斯曼表示這並非因為中國。“東南亞國家更加專注鄰國，他們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挑戰中國，因此中國軍費上漲對這些國家來說是個警訊，但卻不會導致他們增加國防預算。”
社會不穩成一大隱憂
　　中方所公布的預算案中，維穩經費的增長透露出中國領導的擔憂。據報導，中國近年每年發生10萬起以上的群體性事件，2010年平均每5日就發生一宗較大的危及輿情事件，比2009年增加兩成。“中國的騷亂已經越來越多了，預料2011年會更多。大部分引發騷亂的原因是貧富不均、貪腐、工資過低，或民眾認為自己沒獲得該有的權利，而且中國民眾的期望已經越來越高，當現實無法符合期望時，民眾就會上街抗議。”葛羅斯曼說。
　　葛羅斯曼指出，北京當局知道中國經濟發展下帶來的不公正，他們也試圖解決這些問題，但整個體制太龐大，也相當沒有效率，因此光有決心沒辦法化解問題。“當局擔心一旦打開一個口子，會使得整個體制快速倒塌，導致不穩定和無秩序的情況，這是中國當局最不願見到的。”
　　不過，軍費不斷增加，勢必有一些代價。《時代》雜誌分析，以緬甸來說，當國家預算的23.5％用於軍事時，健康方面的預算只能拿到1.3％。軍費世界第一的美國，便經常因為龐大的軍費而遭非議。中國雖然在健康與教育上的撥款大方，但中國領導對社會不穩的問題也相當在意，因此，如果維穩經費持續上漲，恐將影響到其他方面的經費。
　　一些評論也指出，中國公共安全開支的增加，將使得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的預算相對減少，而這兩項福利恰是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葛羅斯曼認為，某方面來說，社會福利的預算確實會減少，但這當中更大的問題是貪腐。“如果政府有更高的效率或更少的失誤，政府的社會服務會更好，因此我不認為國防或公共安全預算的增加將會付出很大的代價，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覺得撥發大筆預算在公共安全上，會讓問題消失。”
美國還能穩住亞洲陣腳？
　　中國軍費的增加也引發美國地位動搖的說法。不過即使中國軍費比帳面上的915億美元要多一倍，仍然只是美國國防開支的四分之一，中國想與美國的軍力齊頭並進，估計還要數十年的時間。美國的太平洋指揮部擁有32萬5000名人員、5個航空母艦攻擊群、180艘船艦與將近2000架飛機，中國近來向外展示的部分軍事科技，也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發揮實戰作用。
　　但美聯社指出，中國日益成長的飛機、軍艦和潛艦、彈道與巡戈導彈數量，以及反衛星與網路戰能力，已讓中國能把軍事能力投射到海外。3月初菲律賓便指控兩艘中國巡邏船不但“非法進入”菲國的南海海域，還要求菲律賓的石油探勘船駛離該海域，菲律賓為此出動兩架戰鬥機，但當時中方巡邏船已經離去。日本則在中國偵察與反潛艇飛機飛進釣魚島之後，向沖繩增派F-15戰機，加強釣魚島巡邏。
　　當美國軍力因為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而削弱時，中國的空中、海上、導彈能力已得到發展，能破壞美國在中國後院的優勢。因此，在中國軍力增長的情況下，一個問題浮現：未來數10年，美國是否還能在亞太地區保持強勢地位？
　　葛羅斯曼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毫無疑問，未來數10年美國還能持續於亞洲發揮影響力。美國對亞洲地區的承諾仍然屹立不搖，美國知道自己的富足與未來的繁榮，很大部分有賴於持續在該地區經營良好的關係。”
　　葛羅斯曼指出，美國會持續參與亞洲事務，或許中國正試圖關閉大門，但美國也試圖增加影響力，雙方的勢力或許會此消彼長、呈現拉距，但他並未見到美國勢力正在消退的跡象。
世界秩序正在改變
　　實際上，不只中國的力量正在增長，整個亞洲國家的影響力都在加大，這個現象讓另一頭的西方國家擔憂。葛羅斯曼表示：“經濟上，亞洲勢力的崛起是個事實，世界的重心正從大西洋移往太平洋，隨後，世界的政治力量也會如同經濟力量般移轉。”因此，坐慣了領導地位、想當規則制訂者的西方國家開始緊張，他們害怕自己的發言權被削弱。
　　葛羅斯曼認為，雖然新世界的管理機制還沒有建立，但舊有的機制肯定要更新。“這個過程正在進行，例如有呼聲要求改革聯合國安理會，以及要求重新分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的投票權等等。”在此過程中，西方國家擔心新興勢力帶進的新規則，將不利西方。
　　“確實，亞洲國家總堅持自己與西方不同，不論是思考邏輯、優先項目或社會組織規範。”葛羅斯曼舉例説，10年前，“亞洲價值”曾風行一時，但如今這個說法不再盛行，取而代之的是與“華盛頓共識”對應的“北京共識”，雖然“北京共識”的內涵並不明朗，外界的支持力度也不大，但已可說明亞洲認為自己在思想與行為上與西方並不相同，若是由亞洲領導新的世界秩序，這種與西方相異的思考模式也會持續。
　　不過，由於亞洲國家相當多元，重視的議題也不一樣，葛羅斯曼認為亞洲各國很難結盟、統一站在一陣線上。只是亞洲國家仍必須正視西方的擔憂，清楚表明自己的原則、信念，以及會如何領導世界。而西方國家也應該主動接觸亞洲國家，一方面強調支持現有世界秩序的責任，另一方面承認世界正在改變，並從底層向世界其他地方“推銷”自己的理念，而不是僅在高處傳達自己的信念。
（《明鏡月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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