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3日 星期日

重复的阴谋 中共“反党集团”内幕

 

在170多年的国际共运史上,中共打掉的“反党集团”是最多的。但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自己又承认,那些“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打错了。(《百年真相》提供)

中共盛产所谓“反党集团”,在170多年的国际共运史上,它打掉的“反党集团”最多。但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自己又承认,那些“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打错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今天,我就跟大家谈一谈中共打“反党集团”透出的历史真相。

中共史上第一个“反党集团”

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时,将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潘方、宗铮是一对夫妻;陈传钢、王汝琪也是一对夫妻;王实味是延安著名的翻译家,翻译了上百万字的马列宣传品。

据戴晴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讲,潘、陈两对夫妻在延安时期与王实味的关系并不很深,最多也只不过是在一块聚一聚。至于谈话,压根儿就没有专门涉及政治问题,偶尔有情感偏激的时候,本属人之常情。

但是,这五个人在延安整风时,因为讲了几句真话,被中共硬生生地打成“反党集团”。

1982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对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四人的平反决定。这个决定表明:以王实味为首的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根本不存在。

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个“反党集团”

1954年至1955年,中共最高层打了一个“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最初叫“高、饶反党联盟”,后来改成“高、饶反党集团”。

文革结束后,不少专家学者对这个所谓“反党联盟”进行研究。比如,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所著的《重考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等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炎黄春秋》发表的《知情人谈饶漱石事件》等。

诸多研究结果显示:高岗、饶漱石都不存在反党问题,两人也不存在联盟问题。

2015年10月25日,《文汇报》北京新闻中心执行主编彭凯雷在微博发布消息,说当天,“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北京)座谈会”在万寿庄宾馆综合楼举行。高岗之子高燕生等出席并发言。

彭凯雷写道:“我的祖父追随刘志丹、高岗、谢子长、习仲勋闹革命……今天我受邀出席纪念会,看到高岗同志纪录片不胜感慨。‘高岗同志’首次正名。”

被打倒60年后,高岗再次被称为“同志”,事情不简单,肯定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这说明,中共又认他是“自己人”了,并以这种方式,间接承认当年的“高、饶反党集团”子虚乌有。

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全国性的“反党集团”

1955年,中共打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又称“胡风反党集团”。

事情的起因,是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和翻译家胡风,在1954年7月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请人转交给毛泽东,谈了他对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等人文艺思想的不同看法。

从历史资料看,周扬当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反对周扬,不就等于反对毛泽东吗?所以,毛看了报告后,肯定非常反感,要拿胡风开刀。1955年5月至6月,毛给《人民日报》写按语,里面给胡风和所谓的“胡风分子”,扣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政治帽子。紧接着,对胡风的各种批判接踵而来。

据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全国共清查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但是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胡风彻底平反。也就是说,中共自己承认,所谓“胡风反党集团”根本不存在。

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在1959年7月至8月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中共打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成员包括:中共元帅、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又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以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

1962年9月24日,中共打了一个以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

习仲勋是习近平的父亲,被打倒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称,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共就打了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被打倒前,彭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罗瑞卿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陆定一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杨尚昆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6月,1980年5月、10月分别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

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中打倒的级别最高的两名官员是: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同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时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

刘、邓虽然没有被称为刘、邓“反党集团”,却被称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实际上就是“反党集团”。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1977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本不存在。

国家机关和文艺界的“反党集团”

中共建政后,中央国家机关也打了许多“反党集团”,如水利电力部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中央军委打了萧克、李达“反党集团”等。

文革结束后,这些“反党集团”都被平反了。从1955起,一直到十年文革,文艺界都是被中共整肃的重灾区。比如,制造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流沙河等右派“反党集团”,江丰“反党集团”,“小白楼反党集团”,“文联右派反党集团”,“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春雷”反党集团等。

文革结束后,这些“反党集团”也都被平反了。

地方上的“反党集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反党集团”也很多。比如,在上海,有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在浙江,有以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安徽,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广西,有以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反党集团”;在甘肃,有以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山东,有以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为首的“反党集团”等。

文革结束后,这些“反党集团”全部平反。

我们刚才说到的各式各样的“反党集团”,都是中共自己承认打错了的。

还有两个“反党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至今没有平反。

但是,据《炎黄春秋》副主编刘家驹介绍,他曾应中共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之约,撰写《林彪传》。为此,他深入采访了近百人,获取大量可信的史实,最后证明:林彪“反党集团”根本不存在。

林彪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且是写进中共九大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反党?

至于江青“反党集团”,更是奇怪。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是毛发动文革最得力的助手,是毛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最铁杆的实施者。江青为什么要反党?

结语

中共一再宣传自己“伟光正”,但从打“反党集团”的历史来看,它几十年如一日,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

中共还有一条政治纪律,就是“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仅其组织成员被要求这样做,普通百姓也被迫这样做。

所以中共中央每打一个“反党集团”,全党、全军、全国都必须跟着喊打。而这类无中生有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包括中共各级成员,带来一场接一场的浩劫大难。

为什么中共要从中央到地方,重复这样的错误呢?

九评共产党》一书揭示了其中的原因: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斗”是中共的九大基因之一。为了维持这个“斗”字,它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没有仇恨也要制造仇恨,甚至不惜大开杀戒。目的呢?是为了让人们在暴政中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借残酷镇压得以维系。

好了,今天就先说到这,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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