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单元 民主运动的发展
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二）
党外选举组织化的开始
由于1980年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中，美丽岛的受难者家属的高票当选以及辩护律师尤清的进入监察院，鼓舞了更多的受难者家属及辩护律师参予选举，投入党外阵营。1981年11月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党外为了向选民展示群体的形象，逐渐酝酿以1980年当选的党外中央民意代表为主体，集体向选民推荐党外的候选人。集体推荐这个构想，在1981年9月9日党外人士前往屏东参加苏贞昌执业律师10周年庆祝茶会后，初步定案，决定以党外立法委员为主干，提出一分类似政党提名的推荐名单。
这次的地方选举，党外人士提出一个共同主题─「制衡」的观念，「民主要制衡，制衡靠党外」、「党外、制衡、进步」等标语，成为党外候选人的共同的口号。在这次选举中，出现绿色系列，书写「党外」字样的绿色旗帜，竞选传单也有多人共同采用绿色，自此以后绿色逐渐成为党外运动的色彩，今天民进党自称「绿色」，其来有自。
选举的结果，党外又有相当的成绩，在县长方面，屏东县丘连辉、彰化县黄石城、宜兰县陈定南当选；省议员方面11人；台北市议员8人当选。在当选的党外人士中，较受瞩目的是担任美丽岛被告辩护律师的苏贞昌、陈水扁、谢长廷皆高票当选。这次党外竞选的过程和成果，又为党外民主运动注入新血，而推荐制度也为这个无名的政团，增加了一点凝结作用。党外在此次选举中的组织化行动、具体的领导核心、统一的政治符号，已具备政党的雏形。
党外运动走出台湾
党外在经过1981年省市公职人员选举的推荐制度，而获相当成果之后，当时党外领袖康宁祥，开始与党外立委黄煌雄、张德铭等人讨论到，党外除了在国内参予选举扩大民意基础之外，也应该拓展外交力量。尤其是在考量台湾日益艰难的外交处境，攸关台湾主权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成为国内各界关切的焦点，而国民党当局又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因此康宁祥等人遂有主动出击的意念。1982年6月29日，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尤清等4人，透过「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的邀请，做了一次为期40天访日、美之行。
在面对美国朝野人士时，他们强烈表达以下三点台湾人权的意见：1.美国与中共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能违背台湾1,800万人民的意愿和决定，攸关台湾未来的前途，必须给予这个岛上全体住民自由选择的机会。2.目前中共领导阶层年事已高，5到10年内权力结构必然会更新，希望美国不要用律师接案时想急切解决问题的心态，来处理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那是不切实际的。3.西太平洋地区维持安定的枢纽，在于确保台湾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而促进台湾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加速内部的民主化，未来5年到10年内，将是台湾发展民主政治的最好的时机，除了党外本身的努力以外，希望美国各界能够严正注视此一发展。
「四人行」除了在美国与朝野人士接触之外，并与旅美台湾同乡广泛的会商，四人访美行程，更为旅美台湾同乡带来热潮。康宁祥等人在离开美国前向全美24个同乡会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以人权与安全并重的基本原则，让这些旅美台湾同乡团体达成协议，共同要求美国继续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
康宁祥等4人在美国对于人权的主张，虽然使国民党当局难堪，但是他们确保台湾安全的主张，帮助华府了解形势，定下军售台湾的决心，却又使国民党暗中叫喜。以此观之，四人行显示党外在外交上，能够发挥有别于执政党当局的角色功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篇题为＜里根政府接触到台湾反对派人士＞的评论中提到：「保守派政府的代表们，首次与台籍政治领袖之间，有了一次高阶层的接触，而过去一向只有支持人权的自由派阵营，才支持这些台籍人士……那些希望继续与台湾保持关系的美国保守派人士，已经开始扩大他们对台湾人民的定义，在他们的心目中，台湾人民将包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人，以及国民党的支持者。」
批康浪潮与党外内斗
尽管康宁祥等人开拓出新的路线，但是某些诉求显然也于国民党有利，因此部分党外人士，特别是年轻的新生代，怀疑他们访美是为国民党做说客，因而掀起批康的浪潮。另外，党外在最近几次的选举中，都能获得一定的席次，派系之争、权力之争也就在所不免。
1982年5月，党外立委为了审查警备总部预算，指定要警备总司令到席接受质询，但警总以军令、政令系统不同，拒绝前来。这个举动引起张德铭的不满，而发动党外人士杯葛警总预算，但当日党外立委没有到齐，而国民党早已严阵以待，出动足够人员以便表决。党外立委眼见杯葛难以奏效，于是与国民党条件交换而停止杯葛行动，一周内国内各方均称这次是党外的胜利。
但是事隔两周后，由许荣淑发行、林世煜主编的《深耕》杂志，却公开指责康宁祥「放水」、「喝国民党的圆仔汤」，接着《深耕》推出「放弃杯葛，党外还有什么」的专题，李敖发表＜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丘义仁＜批评党外，刻不容缓＞，掀起日后党外杂志长期批康的序幕，而党外路线之争也现出端倪。
接着，《八十年代》与《深耕》等党外杂志展开一连串的论战，综观党外内部的争执，从文字表面上大致可以归纳出三种观念：1.杯葛与妥协；2.改革体制与体制改革；3.群众路线与议会路线之争，而攻击的一方，往往将这三组观念予以二元对立的画分。然而，了解党外内部结构及其人际关系的人，都可以知道这些批判性文字的出现，不单纯只是路线之争与观念互异所致，其中还有「权力之争」、「派系之争」及人际间的恩怨和个人心理上的问题。
此一批康运动长达三年，其中最具带头作用，所下工夫最深的，要算是作家李敖，这位自称兼具「善霸」与「恶霸」性质的作家，对于康宁祥的言行，更常提出尖酸的讽刺与责骂。虽然李敖声称「志在搅局」，但是他提出「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的口号，对于性好激进的部分党外青年，颇具鼓舞作用。不过在批康文字中，并非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立场、心态、观念、理想与动机。政治学者彭怀恩言简意赅指出：由于渐进派领袖康宁祥采取的问政方式，引起激进派的疑虑；再加上权力分配的龌龊，于是造成批康风潮。
党外的分裂
1983年12月增额立委选举，为了未雨绸缪，4月16日，由21位党外中央民意代表、省市议员、党外杂志代表，共同通过「七十二年党外人士竞选后援会草案」。所谓后援会，原本是脱胎于1981年的地方选举的「推荐」制度而来，党外鉴于该次选举推荐制度的成功，乃思更进一步加强组织。不过1983年的后援会，原本是要使党外更加组织化，但是在筹备过程中，却反而成为党外阵营分裂的触媒。过去的「巡回助选团」及「推荐制度」都是由党外领导人物发动，运作的模式上是「由上而下」。相反的，后援会是希望透过民主形式推举出候选人，这是「由下而上」的政治动员，对党外既有的权力结构，不啻是革命性的改变，冲突也就由此而起。
后援会在筹组时，部分新生代提议在后援会章程中规定，候选人要先经后援会内部初选通过才能参选，康宁祥则主张后援会应保障现任公职者的竞选资格，显然康宁祥担心好不容易才发展出来主流势力，会在权力重组的过程中，遭到新生代的排挤。康的这项主张立刻遭到新生代的强力反对，尽管后来这个保障现任公职人员的条文，作了妥协性的修改后被接受，但是党外新生代已自行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编联会的成立，说明了党外新生代和党外公职人员之间，再也不能维持表面的和谐。
1983年的立委选举，由于许多地区党外人士参选意愿强烈，形成互不相让之局，党外后援会显然也不能完全发挥组织运作的功能，而必须迁就现实的条件。因此，原本以「提名」为主的党外选举后援会，结果却出现许多开放竞选及征召参选的情形。
在选举时，党外中央后援会提出了包括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的住民共同决定；彻底施行宪法，废除临时条款，解除戒严，恢复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基本权利；全面补选中央民意代表，重组国会等10项共同政见。「住民自决」的观念，是党外诉求的一个重要主题，党外候选人推出了一个口号「民主、自决、救台弯」。
这次选举，引起民众最热烈反应的，要属林义雄之妻方素敏从美国回来参选，每一场政见会都是人山人海，林宅血案再一次的震撼人心。党外新生代吴乃仁、丘义仁、林世煜等人，为了对抗康宁祥的主流派，全力支持「美丽岛系」的人士参选。选举结果，美丽岛系的方素敏、许荣淑，大审辩护律师江鹏坚、张俊雄当选，然而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均告落选，海内外朝野为之震动。
党外刊物
康宁祥的落选因素错综复杂，但其中党外新生代杂志的批康至为关键，杂志对党外舆论的影响有不容忽视的力量。因此，党外杂志如雨后春笋的出现，大致上有康宁祥的《八十年代》─《亚洲人》─《暖流》的「八十年代系列」；周清玉的《关怀》；许荣淑的《深耕》、《生根》、《台湾年代》﹔苏秋镇的《代议士》﹔黄天福的《钟鼓楼》、《蓬莱岛》﹔林正杰的《前进》；尤清的《博观》﹔黄煌雄的《开创》。此外，无力参与选举或对「公职挂帅」路线不满的人，或认为办杂志有利（名）可图的人，纷纷自办刊物，如邓维桢的《政治家》、《民主人》﹔郑南榕叶菊兰夫的「自由时代系列」周刊（包括《自由时代》、《先锋时代》、《民主时代》、《开拓》、《发展》、《民主天地》）﹔丘义仁、吴乃仁、刘守成等党外新生代的《新潮流》等。
民主进步党的雏型
1984年初，党外的民意代表有感于党外要进一步迈向组织化，有必要成立一个常设机构，执政当局立即表示不准，但是党外仍继续讨论组织章程。5月21日，正式成立「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推举党外立委费希平为理事长，市议员林正杰为秘书长，林文郎为财务长。该会虽然成立，但国民党一再表示要取缔这个未依法登记的团体，费希平等人认为登记并无不可，但一向自称「台湾第一勇」的陈水扁及部分新生代，认为登记无异向国民党妥协。在国民党的恫吓及党外内部的争执中，公政会于9月起，正式在台北青岛东路公开挂牌。
12月6日，公政会理事长费希平主动给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一封信，表明与之沟通的意愿。这封信由报刊公布后，立刻引起党外内部的争议，其中陈水扁、丘义仁等党外新生代及作家李敖的反对声音最为强烈。陈水扁甚至有「鸡给黄鼠狼拜年」的比喻，来嘲讽费希平；「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会长丘义仁认为给蒋彦士的信是很糟糕的事；李敖也发表「不怕他拆‧怕你拆」，对此事冷嘲热讽。备受责难的费希平遂宣布退出公政会，由尤清接手理事长，谢长廷担任秘书长，王兆钏担任财务长。
国民党当局原声称要取缔公政会，但是在公政会致函蒋彦士之后，行动缓和下来。接着「江南案」发生，国际舆论对国民党不谅解，公政会的压力因此大为减轻，公政会在未受国民党当局承认，也未受到取缔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下去，成为民主进步党组党的先声。
柒、局势的变化
党外运动能够蓬勃的发展，除了党外人士的奋进外，而尚能得以免受「美丽岛式」的镇压，其中一个原因，是岛内发生了震动国际的事件，各国（特别是美国）对台湾的民主发展关注有加，另外岛内人心的向背，都使得国民党对于反对运动，不得不有所节制。1980年2月28日的林宅血案，国民党备受国际间的指责，然而类似的白色恐怖事件，并未因此终了。
陈文成案
1981年7月3日，美籍华裔学者陈文成被发现陈尸于台大研究生图书馆大楼前。陈文成原本在美国教书，暑假返国探亲，因他在美国与台独人士有所联系，出事前两天曾被警总约谈。案发后警总表示陈在约谈结束后，即自由离去，可能是心理压力过大而跳楼自尽。陈文成的遗体，后脑部挫伤、十三根肋骨断裂、腰部脊椎骨折断三节、骨盘裂伤、胸腔、腹腔大量内出血，另外尚有几起明显外伤。因此，海外各界认为陈文成不是被警总拷打致死，就是被灭口。由于陈具有美国籍，所以引起极大的风波，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向国府抗议，要求加以调查，然此案后来亦无结果成为悬案。
林宅血案、陈文成案真相虽未大白，但是与情治单位似乎脱离不了关系。蒋经国的班底中素有「文李焕、武王升」之称，党外势力抬头后，国民党内部对于处理反对势力的看法上，也出现了鹰派与鸽派的歧异，鸽派认为镇压反对势力的成本过高；鹰派则认为纵容反对势力将付出严重的代价。1977年选举过后，李焕失势，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势力高涨，经过1978年12月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升进入中央常务委员会，并以中美断交，为因应北京方面新的政治情势为由，在政权高层内成立「复国小组」（后改为刘少康办公室），自任召集人，王升势力的高涨。虽然蒋经国仍有开放的倾向，但当时对外再度面临危机；对内又有党外的挑战，党内的菁英们容易倾向鹰派的想法，加上蒋经国此时正为病魔所缠，所以才有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陈文成案。
病中的蒋经国对于属下的动作并非视而不见，1983年，他的病情奇迹式的好转，开始调整一些被他认为忠诚度有问题的人，5月，蒋经国下令解散刘少康办公室，王升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的闲缺，9月外放巴拉圭大使。蒋卧病期间，王以刘少康召集人的身分坐享大权，该办公室俨然第二中央党部，招致党内部分人士的反弹；同时也对蒋经国的威权有所冒犯。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仍在于鹰派的处理方式及特务机关的妄动，导致镇压反对运动无效，且招来美国国会的批判，徒增国民政府的负担，才造成此波的人事调动，同时也是蒋经国对美国的一个交代。王升的失势，代表着国民党内部主张压制反对运动的鹰派观点，很难再起作用，而接着而来的「江南案」更加速此一趋势。
江南案
对国民政府及蒋经国伤害最大的莫过于「江南命案」。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的作者刘宜良（江南为其笔名）在美国的自宅车库遭暗杀，联邦调查局查出凶手为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及董桂森。据报载竹联帮与蒋孝武交往频繁，陈启礼经由情报局长汪希苓介绍加入情报局，化名郑泰成，编号730063。受情报局指使，陈启礼一行分别于1984年8、9月间潜入美国，刺杀所谓的「叛徒」刘宜良。陈启礼与吴敦逃回国后，被政府以「一清项目」的名义逮捕，董桂森逃亡海外（后在巴西被捕并引渡美国入监），美方要求引渡陈、吴二人未果，于是向新闻界透露已掌握一卷陈启礼为防万一所录制的录音带，证实有国民政府的情治人员介入其中。
蒋经国闻讯大怒，1985年1月10日，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并于1月13日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涉案。3月1日陈启礼的密友绰号白狼的张安乐，与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的「背影」（匿名），在洛杉矶台湾人社团举行的「江南命案座谈会」，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国民政府虽判处陈启礼、吴敦、汪希苓无期徒刑，胡仪敏、陈虎门徒刑两年六个月，但却无法摆脱蒋孝武涉案的阴影，不得不外放蒋孝武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此外，蒋经国并进一步宣布从未考虑蒋家的人继任元首一职，「经国的家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
情治系统的整顿
屡次闯祸的情治系统，不能不加整顿，1985年7月1日，蒋经国下令「国防部情报局」与「参谋本部特种军情室」合并，另组「军事情报局」，由参谋总长负责指挥，该局局长由原八军团司令卢亦光接任。此后在情治首长出缺时，皆以军事将领接任，而不用情治系统出身的人员，蒋经国曾向人表示，江南案反应出情治单位问题严重，亟待改革。
就在蒋经国整顿情治系统之际，警总忽于1985年9月17日以「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的罪名，逮捕高雄国际商专董事长李亚苹，由于李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美国务院要求立刻放人。对于在极力弥补江南案所造成伤害的蒋经国，这件事又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于是断然下令释放李亚苹，此后情治单位遂不敢任意逮捕党外及异议人士，亦不敢过度嚣张。
民进党组党时机的降临
在蒋经国极力的压抑下，1980年代中期以后，情治单位大为收敛，党外人士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党外运动亦更加活跃，因是有民主进步党的成立。另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当时党外气候已成，党外人士在各项选举中，皆有一定的选票支持，单靠镇压无法奏效。同时国民平均所得（GNP）也在4,000美元，人民期望获得权力的心态日浓，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持党外活动。
外国方面，1985年8月17日，美国总统里根签署「1986-87年度外务授权法案」时，要求国民党实施民主化﹔1986年2月菲律宾总统大选，反对运动领袖艾奎诺的妻子柯拉蓉（Corazon C.Aquino）获胜，原总统马可仕（F.E.Marcos）流亡海外，对国民党而言无异一大警讯﹔而党外势力与美国朝野关系越形密切，也让国民党不得不有所顾忌，这些都是蒋经国必须严肃以对的问题。
捌、民主进步党的成立
美丽岛事件后，党外运动固然蓬勃发展，但也山头林立各怀异志，步调并不整齐，特别是牵涉到权力，更显得零乱。但是主客观的形势，并不容许他们就此各自为政，在混乱中，仍有整合的必要，也因此新的政党—民主进步党因应而生。
既斗争又联合的党外势力
1985年11月，县市长及省市议员的选举，党外新生代的「编联会」及公职人员组成的「公政会」，必须思考如何来面对选举。这两个组织不和由来已久，除了路线互异、权力之争，公政会鉴于康宁祥的被斗垮，对这些年轻人不敢掉以轻心；编联会也因现实政治实力的考量，如果没有公政会的支持亦难生存，因此有共组「党外后援会」之议。
在经过踊跃的登记及协调的波折后，1985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在中泰宾馆召开候选人推荐大会。第二天各大报均报导后援会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且多放弃国民党文工会所规定的「无党人士」的称呼，而据实的称其为「党外后援会」。这种改变显示了党外经过数年的运作发展，已建立无可否认的社会基础，也说明了客观环境已不能阻止这个政团朝向更组织化迈进。
这次的选举，党外提出20项共同政见之外，又以「新党新气象，自决救台湾」为口号，显示出此时反对运动以「组织新党」及「住民自决」为重要的诉求。选举结果，省议员方面，后援会推荐18名当中，有11人当选；台北市议员，后援会推荐11名全数当选；高雄市议员6名当选3人。在县市长方面，虽然只有余陈月瑛当选高雄县长，不过，尤清在台北县、许荣淑在台中市及陈水扁在台南县，都激起选民聆听政见的热潮。
「地方党部」的设立
1985年11月地方选举的结果，党外及无党籍人士获得平均30%的选票，台北市更高达四成，党外受到这种战果鼓舞，又意识到1986年将有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因而希望能扩展党外组织，以更严密的组织来抗衡国民党，于是有设立类似于地方党部的「公政会分会」之议。1985年12月26日，公政会通过分会设置办法，分会的设立无异是表明党外的组织，将要进入全岛性的大结合，又可以看成是成立新政党的前奏，因此，国民党公开表示不宜设置公政会分会。
1986年2月间，各地党外人士纷纷筹组公政会分会，国民党则发动大批人力进行劝阻，分会筹组工作乃暂时停顿。4月9日，蒋经国指示12位中常委组成的「革新小组」（见第六单元），着手研议重大的政治议题，其中包括政党问题。4月12日，康宁祥忽然正式向公政会提出设立分会的申请，立刻引起各地党外人士的跟进。对于党外积极推展公政会分会行动，国民党于4月下旬表示，党外有分离主义的意识，因此不宜组织化，如果筹组分会，则连总会一并取缔，但国民党同意让党外设「联合服务处」。
国民党与党外的沟通
国民党虽对公政会有某种程度的让步，然而4月28日，11位党外市议员，径行在台北市议会宣布成立公政会分会，并且发表一分声明驳斥国民党所说的「分离意识」。这分声明对国民党产生何种影响不得而知，但5月7日，蒋经国表示将以诚心诚意的态度，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沟通，以促进政治和谐与民众福祉。5月10日，国策顾问陶百川及学者胡佛、杨国枢、李鸿禧出面邀请国民党与党外人士进行沟通。
其实，学者担任党内外居中协调的工作，早在公政会成立（1984年5月）之初，国民党准备强行取缔时，台大教授胡佛、杨国枢、李鸿禧、张忠栋，即已劝告政府若再有类似美丽岛冲突的发生，不仅党外将蒙受摧残，国民党也将受到极大的伤害，经过他们的沟通协调，局面才缓和下来。1985年底选举时，陶百川回国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借着面见蒋经国之机，直言朝野沟通的必要，获得蒋氏首肯，从此党内外沟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
1986年5月10日的沟通餐会，国民党由中央政策委员会三个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黄光平代表，党外代表为尤清、谢长廷、康宁祥、黄天福（未出席）、费希平、张俊雄、江鹏坚、游锡 等八人。会中双方大致达成三项结论：
1.参加人士对于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具有共识，至于如何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仍有待继续磋商。
2.参加人士对公政会与其分会的成立都表示同意，至于对「登记」及「名称」问题，仍有不同意见，有待进一步磋商。
3.参加人士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要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
这三项结论的达成，受到各界的称许，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契机。
沟通的障碍
然而，在沟通餐会的同一天，朝野却同时出现了两个颇具政治意味的动作。以颜锦福、陈水扁为首的党外激进人士，不理会沟通的进行，就在餐会当天正式宣布成立党外公政会台北分会。从该分会成立大会的草率及仓促，可以推知显然是针对沟通之举而来。同一天，警备总司令部下令停刊康宁祥所经营的《八十年代》杂志一年，显示国民党内部的保守右派势力的不满。这两个动作，被认为是国内不满沟通的两个极端对立势力，蓄意破坏沟通的环境与气氛。从国民党内部极右保守立场的反应来看，他们坚持国民党要对「敌人」革命；而党外内部的激进人士，也以激烈言行来抵制沟通，对参加沟通的党外人士，加以口诛笔伐，认为跟国民党没有什么好沟通，例如，陈水扁则是直诋「沟通」为「钩通」。
另外，5月19日，激进的新生代郑南榕等人，主动发起一项抗议长期戒严体制的示威行动—「五一九绿色行动」，他们集合了约200位党外人士，手持标语、身披绿色彩带，集结在龙山寺，准备街头游行示威到总统府请愿，要求解除戒严。治安单位则派出千余名警察，组成数道人墙，不准党外人士出来游行，双方僵持了12个小时。
沟通餐会固然为党外争取了一些政治权益，但是沟通本身，同时也成为党外内部权力斗争的一种触媒；党外公政会酝酿成立分会，原本是为了加强党外整体的组织化，但是随着设立分会之争，却同样的成为党外内部斗争的另一个触媒。激进派人士为了争取党外的主流地位，以「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自我标榜，而将参加沟通说成是向国民党当局妥协、靠拢、甚至是出卖群众。这些激进人士采取激进的群众路线，如五一九绿色行动，表面上虽然是针对国民党而发，但是却也隐含着党外内部权力斗争的意味。
当一些激进的人士以激进的言行来争取群众，再配合一些手握杂志的新生代也以激进的言行，作为检验党外形象唯一标准时，其它的党外人士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遇有激进活动时，即使自己觉得不妥，也不得不参加。在党外这种气氛相互激荡下，对于正在进行的沟通，显然有负面影响。果然，5月24日的第二次沟通餐会，事实上没有任何进展。
本来预定6月7日进行第三次的沟通，但是此刻党外内部的气氛，显然已不便于沟通的继续进行。尤其是到了5月底，由于亲国民党的学者冯沪祥控告《蓬莱岛》杂志毁谤的官司判决确定（蓬莱岛杂志指东海大学哲学系主任冯沪祥以翻译为著作），发行人黄天福、社长陈水扁、总编辑李逸洋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这个判决，更加引起激进派人士的不满，认为国民党运用司法权来打击党外人士，乃进而更加杯葛沟通，排斥继续与国民党协商。以颜锦福等人为首公政会台北分会，更借机为黄天福、陈水扁、李逸洋在全省各地举办了7场「坐监惜别会」。
在坐监惜别会举办时，每一次的群众的聚会，动辄成千上万，激进派在群众大会上，痛斥沟通之举，对中介学者加以冷嘲热讽。气氛发展至此，沟通显然已无法继续，公政会原来参加或赞成沟通的人士，为了参予年底的选举，此时也不敢再轻言沟通。
坐监惜别会不仅使沟通中断，同时也使党外的斗争更加明朗化，台北分会的人士，经常在群众演讲时，暗指康宁祥的首都分会（5月17日成立）妥协、放水，又故意冷落前来参加的康宁祥、尤清等人，党外的派系斗争，公然在群众面前上演。党外激烈的内斗，对于新政党（民进党）的筹组，当然有不良的影响，而此时许信良在美国宣布将要组党，促成民主进步党的提前诞生。
正式组党的契机
1986年5月1日，党外正大举准备设立公政会分会之际，流亡海外的前桃园县长许信良，在纽约的联合国广场大酒店，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并预定8月正式建党，年底迁党回台湾。此一组党行动，对于台湾党内党外的政局，投下了一个变量。对国民党而言，以岛内的党外运动与海外的组党运动相较，当然宁愿取前者而舍后者，1986年下半年，国民党对党外采较宽容的态度或与此事有关。而岛内的党外人士，当然不愿在组党的动作上，落予海外之后。5月17日，康宁祥、林正杰等正式成立的公政会首都分会，其下即设有「组党行宪委员会」，并以1987年成立新党为目标。
7月初，党外公政会秘密组成「组党行动规画小组」，成员包括尤清、谢长廷等九人，开始具体规画组党事宜。8月9日首都分会在金华国中举办组党说明会，公开向民众征求新政党的党名；8月15日党外人士在中山国小举行行宪与组党说明会； 8月30日新生代的《新潮流》系也在吉林国小举办组党说明会，党外人士开始向群众进行宣传组党，各路人马热烈参与，但彼此步调分歧，群众则人潮汹涌，异常热烈。
街头运动的兴起
就在组党呼声响彻云霄之际，因为林正杰的毁谤官司，台湾的街头运动，正逐渐风起云涌的出现。由于台北市议员林正杰在议会中批评国民党籍议员胡益寿特权超贷一亿多元，9月3日，法院无视于议员的言论免责权，以毁谤罪判处林正杰1年6个月徒刑，林正杰当庭表示不上诉，同时展开一连串的街头运动，成为「街头小霸王」。
第二天开始，林正杰以「向市民告别」的理由，在各地街头演说、沿街游行，甚至南下中坜、高雄活动，参与的民众数万人，造成极大的震撼。那种大规模的游行，连续10几天，为30多年的戒严体制下所罕见，也突破以往的政治禁忌。林正杰的群众演讲及大规模游行，在险象环生中安然渡过，党外的士气因此受到鼓舞，台湾的街头群众运动也越演越烈。
组党的目标，显然随着街头运动所带来的亢奋而更为突显，当然，也可能因党外内部互相较劲而更彰显。组党筹备工作，与1986年底中央民代选举前的后援会推荐大会，可说是同步进行。9月19日，参加沟通的七位党外代表康宁祥、尤清、费希平等人，邀请全台党外代表讨论沟通事宜，会中决议由尤清、谢长廷、江鹏坚、丘义仁、李胜雄组成小组，进一步研议党名、党纲及党章。
民主进步党的诞生
1986年9月28日，全国党外后援会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会中首先变更议程，把组党议案列入第一项提案，康宁祥提议由大会议决通过，展开会员联署为组党的发起人，并由大会订出时间召开成立大会。下午2:45，利用选举后援会开会的空档，召开新党发起人会议，由费希平主持，首先讨论是否先组织新政党成立的筹备委员会，并且决定党名。
下午5:00，再继续举行发起人会议，会中打算参加年底立委选举的朱高正，突然提出干脆就即日宣布成立新政党，今天推荐的人全部是新党提名的候选人。朱高正的提议，立刻获得在场张贵木、张德铭、谢长廷等人的认同，他们均表示行动要快以免夜长梦多，尤清也建议立即宣布组党，反正政党的政治主张、党章、党纲已经和各分会讨论过。会场气氛顿时热烈，终于在全场一致起立鼓掌之下，战后40年来，台湾第一个在野的政党─民主进步党，就在这种情况下意外的诞生。
国民党的反应
民进党的成立，对国民党带来冲击当然不小，不过在迅速研拟对策之后，决定采取宽容应对之策，不会有立即的箝制行动。9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梁肃戎发表三点声明，内容大致为：1.蒋经国主席，为了达成社会和谐、贯彻民主宪政，诚心诚意与无党籍人士进行沟通，谋求共识，基本政策迄无改变。2.无党籍人士任何违法及激烈的行动，作为破坏手段，必将导致社会秩序等动荡不宁，有碍民主宪政建设，绝勿轻意尝试，不能对政府维护法治的决心有所误解。3.关于无党籍人士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一事，中介沟通人士建议应一本和谐安定主旨，尽量进行沟通，以促进民主宪政，如无党籍人士组党只停留在筹备阶段，当将四位中介人士的建议，转达有关单位。
10月15日蒋经国表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执政党将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先是，10月7日蒋在接见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女士时表示，政府将尽速取消戒严，但任何新党都必须遵守宪法，支持反共基本国策，并与台独运动画清界线。
对于蒋经国的谈话，民进党亦于10月11日发表声明加以响应，民进党在声明中表示，唯有宪法能严格遵守，唯有民主宪政能真正落实，台湾始可证明确有别于大陆中共，台湾才有资格和能力谈反共，因此，民进党决一本党外传统，为促使回归宪法作最大之努力与奋斗。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会一致通过两项政治革新方案，一为戒严令即将解决；二为修改「非常时期人民的团体组织法」，两者明示执政党当局对于新党采取开放宽容的态度。
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
1986年11月10日，民主进步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章、党纲，并选举主席及重要的干部，由年底不参加选举的江鹏坚当选第一任主席，新党至此完成形式与实质的建党工作。原先许信良等人，在纽约成立的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立刻易名为「民主进步党海外支部」。
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民进党提出了16项共同的政见，其中包括解除戒严、各党公平竞争轮替执政、中央民代全面改选、总统直接民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实行精兵政策，裁减陆军加强海空军、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修订刑事法规、办理全民健保等诉求。选举结果，民进党在立委赢得12个席次，国大代表方面，取得10个席次，而且民进党当选的22人中，有10人是最高票当选。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直为国民党垄断的职业团体，也被民进党突破，民进党提名的两位电信局员工参加工人团体选举，王聪松挤掉国民党提名的全国总工会理事长陈锡淇当选立委；徐英美挤掉台湾省总工会理事长彭光政当选国代，民进党提名的吴哲朗也在商业团体当选国代。
这次的选举，可说是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在立法院中，民进党的席次加不必改选的费希平共13席，又有朱高正等强力抗争型的立委加入，再加上国民党籍增额立委时而与之呼应，国会的生态产生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出现，代表着台湾的政治已到了不得不变的阶段，然而另一个更大的变量，在民进党成立的第三年出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为总统，开始强力推行民主化、本土化，让台湾走入另一个新领域。
由于1980年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中，美丽岛的受难者家属的高票当选以及辩护律师尤清的进入监察院，鼓舞了更多的受难者家属及辩护律师参予选举，投入党外阵营。1981年11月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党外为了向选民展示群体的形象，逐渐酝酿以1980年当选的党外中央民意代表为主体，集体向选民推荐党外的候选人。集体推荐这个构想，在1981年9月9日党外人士前往屏东参加苏贞昌执业律师10周年庆祝茶会后，初步定案，决定以党外立法委员为主干，提出一分类似政党提名的推荐名单。
这次的地方选举，党外人士提出一个共同主题─「制衡」的观念，「民主要制衡，制衡靠党外」、「党外、制衡、进步」等标语，成为党外候选人的共同的口号。在这次选举中，出现绿色系列，书写「党外」字样的绿色旗帜，竞选传单也有多人共同采用绿色，自此以后绿色逐渐成为党外运动的色彩，今天民进党自称「绿色」，其来有自。
选举的结果，党外又有相当的成绩，在县长方面，屏东县丘连辉、彰化县黄石城、宜兰县陈定南当选；省议员方面11人；台北市议员8人当选。在当选的党外人士中，较受瞩目的是担任美丽岛被告辩护律师的苏贞昌、陈水扁、谢长廷皆高票当选。这次党外竞选的过程和成果，又为党外民主运动注入新血，而推荐制度也为这个无名的政团，增加了一点凝结作用。党外在此次选举中的组织化行动、具体的领导核心、统一的政治符号，已具备政党的雏形。
党外运动走出台湾
党外在经过1981年省市公职人员选举的推荐制度，而获相当成果之后，当时党外领袖康宁祥，开始与党外立委黄煌雄、张德铭等人讨论到，党外除了在国内参予选举扩大民意基础之外，也应该拓展外交力量。尤其是在考量台湾日益艰难的外交处境，攸关台湾主权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成为国内各界关切的焦点，而国民党当局又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因此康宁祥等人遂有主动出击的意念。1982年6月29日，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尤清等4人，透过「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的邀请，做了一次为期40天访日、美之行。
在面对美国朝野人士时，他们强烈表达以下三点台湾人权的意见：1.美国与中共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能违背台湾1,800万人民的意愿和决定，攸关台湾未来的前途，必须给予这个岛上全体住民自由选择的机会。2.目前中共领导阶层年事已高，5到10年内权力结构必然会更新，希望美国不要用律师接案时想急切解决问题的心态，来处理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那是不切实际的。3.西太平洋地区维持安定的枢纽，在于确保台湾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而促进台湾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加速内部的民主化，未来5年到10年内，将是台湾发展民主政治的最好的时机，除了党外本身的努力以外，希望美国各界能够严正注视此一发展。
「四人行」除了在美国与朝野人士接触之外，并与旅美台湾同乡广泛的会商，四人访美行程，更为旅美台湾同乡带来热潮。康宁祥等人在离开美国前向全美24个同乡会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以人权与安全并重的基本原则，让这些旅美台湾同乡团体达成协议，共同要求美国继续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
康宁祥等4人在美国对于人权的主张，虽然使国民党当局难堪，但是他们确保台湾安全的主张，帮助华府了解形势，定下军售台湾的决心，却又使国民党暗中叫喜。以此观之，四人行显示党外在外交上，能够发挥有别于执政党当局的角色功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篇题为＜里根政府接触到台湾反对派人士＞的评论中提到：「保守派政府的代表们，首次与台籍政治领袖之间，有了一次高阶层的接触，而过去一向只有支持人权的自由派阵营，才支持这些台籍人士……那些希望继续与台湾保持关系的美国保守派人士，已经开始扩大他们对台湾人民的定义，在他们的心目中，台湾人民将包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人，以及国民党的支持者。」
批康浪潮与党外内斗
尽管康宁祥等人开拓出新的路线，但是某些诉求显然也于国民党有利，因此部分党外人士，特别是年轻的新生代，怀疑他们访美是为国民党做说客，因而掀起批康的浪潮。另外，党外在最近几次的选举中，都能获得一定的席次，派系之争、权力之争也就在所不免。
1982年5月，党外立委为了审查警备总部预算，指定要警备总司令到席接受质询，但警总以军令、政令系统不同，拒绝前来。这个举动引起张德铭的不满，而发动党外人士杯葛警总预算，但当日党外立委没有到齐，而国民党早已严阵以待，出动足够人员以便表决。党外立委眼见杯葛难以奏效，于是与国民党条件交换而停止杯葛行动，一周内国内各方均称这次是党外的胜利。
但是事隔两周后，由许荣淑发行、林世煜主编的《深耕》杂志，却公开指责康宁祥「放水」、「喝国民党的圆仔汤」，接着《深耕》推出「放弃杯葛，党外还有什么」的专题，李敖发表＜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丘义仁＜批评党外，刻不容缓＞，掀起日后党外杂志长期批康的序幕，而党外路线之争也现出端倪。
接着，《八十年代》与《深耕》等党外杂志展开一连串的论战，综观党外内部的争执，从文字表面上大致可以归纳出三种观念：1.杯葛与妥协；2.改革体制与体制改革；3.群众路线与议会路线之争，而攻击的一方，往往将这三组观念予以二元对立的画分。然而，了解党外内部结构及其人际关系的人，都可以知道这些批判性文字的出现，不单纯只是路线之争与观念互异所致，其中还有「权力之争」、「派系之争」及人际间的恩怨和个人心理上的问题。
此一批康运动长达三年，其中最具带头作用，所下工夫最深的，要算是作家李敖，这位自称兼具「善霸」与「恶霸」性质的作家，对于康宁祥的言行，更常提出尖酸的讽刺与责骂。虽然李敖声称「志在搅局」，但是他提出「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的口号，对于性好激进的部分党外青年，颇具鼓舞作用。不过在批康文字中，并非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立场、心态、观念、理想与动机。政治学者彭怀恩言简意赅指出：由于渐进派领袖康宁祥采取的问政方式，引起激进派的疑虑；再加上权力分配的龌龊，于是造成批康风潮。
党外的分裂
1983年12月增额立委选举，为了未雨绸缪，4月16日，由21位党外中央民意代表、省市议员、党外杂志代表，共同通过「七十二年党外人士竞选后援会草案」。所谓后援会，原本是脱胎于1981年的地方选举的「推荐」制度而来，党外鉴于该次选举推荐制度的成功，乃思更进一步加强组织。不过1983年的后援会，原本是要使党外更加组织化，但是在筹备过程中，却反而成为党外阵营分裂的触媒。过去的「巡回助选团」及「推荐制度」都是由党外领导人物发动，运作的模式上是「由上而下」。相反的，后援会是希望透过民主形式推举出候选人，这是「由下而上」的政治动员，对党外既有的权力结构，不啻是革命性的改变，冲突也就由此而起。
后援会在筹组时，部分新生代提议在后援会章程中规定，候选人要先经后援会内部初选通过才能参选，康宁祥则主张后援会应保障现任公职者的竞选资格，显然康宁祥担心好不容易才发展出来主流势力，会在权力重组的过程中，遭到新生代的排挤。康的这项主张立刻遭到新生代的强力反对，尽管后来这个保障现任公职人员的条文，作了妥协性的修改后被接受，但是党外新生代已自行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编联会的成立，说明了党外新生代和党外公职人员之间，再也不能维持表面的和谐。
1983年的立委选举，由于许多地区党外人士参选意愿强烈，形成互不相让之局，党外后援会显然也不能完全发挥组织运作的功能，而必须迁就现实的条件。因此，原本以「提名」为主的党外选举后援会，结果却出现许多开放竞选及征召参选的情形。
在选举时，党外中央后援会提出了包括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的住民共同决定；彻底施行宪法，废除临时条款，解除戒严，恢复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基本权利；全面补选中央民意代表，重组国会等10项共同政见。「住民自决」的观念，是党外诉求的一个重要主题，党外候选人推出了一个口号「民主、自决、救台弯」。
这次选举，引起民众最热烈反应的，要属林义雄之妻方素敏从美国回来参选，每一场政见会都是人山人海，林宅血案再一次的震撼人心。党外新生代吴乃仁、丘义仁、林世煜等人，为了对抗康宁祥的主流派，全力支持「美丽岛系」的人士参选。选举结果，美丽岛系的方素敏、许荣淑，大审辩护律师江鹏坚、张俊雄当选，然而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均告落选，海内外朝野为之震动。
党外刊物
康宁祥的落选因素错综复杂，但其中党外新生代杂志的批康至为关键，杂志对党外舆论的影响有不容忽视的力量。因此，党外杂志如雨后春笋的出现，大致上有康宁祥的《八十年代》─《亚洲人》─《暖流》的「八十年代系列」；周清玉的《关怀》；许荣淑的《深耕》、《生根》、《台湾年代》﹔苏秋镇的《代议士》﹔黄天福的《钟鼓楼》、《蓬莱岛》﹔林正杰的《前进》；尤清的《博观》﹔黄煌雄的《开创》。此外，无力参与选举或对「公职挂帅」路线不满的人，或认为办杂志有利（名）可图的人，纷纷自办刊物，如邓维桢的《政治家》、《民主人》﹔郑南榕叶菊兰夫的「自由时代系列」周刊（包括《自由时代》、《先锋时代》、《民主时代》、《开拓》、《发展》、《民主天地》）﹔丘义仁、吴乃仁、刘守成等党外新生代的《新潮流》等。
民主进步党的雏型
1984年初，党外的民意代表有感于党外要进一步迈向组织化，有必要成立一个常设机构，执政当局立即表示不准，但是党外仍继续讨论组织章程。5月21日，正式成立「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推举党外立委费希平为理事长，市议员林正杰为秘书长，林文郎为财务长。该会虽然成立，但国民党一再表示要取缔这个未依法登记的团体，费希平等人认为登记并无不可，但一向自称「台湾第一勇」的陈水扁及部分新生代，认为登记无异向国民党妥协。在国民党的恫吓及党外内部的争执中，公政会于9月起，正式在台北青岛东路公开挂牌。
12月6日，公政会理事长费希平主动给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一封信，表明与之沟通的意愿。这封信由报刊公布后，立刻引起党外内部的争议，其中陈水扁、丘义仁等党外新生代及作家李敖的反对声音最为强烈。陈水扁甚至有「鸡给黄鼠狼拜年」的比喻，来嘲讽费希平；「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会长丘义仁认为给蒋彦士的信是很糟糕的事；李敖也发表「不怕他拆‧怕你拆」，对此事冷嘲热讽。备受责难的费希平遂宣布退出公政会，由尤清接手理事长，谢长廷担任秘书长，王兆钏担任财务长。
国民党当局原声称要取缔公政会，但是在公政会致函蒋彦士之后，行动缓和下来。接着「江南案」发生，国际舆论对国民党不谅解，公政会的压力因此大为减轻，公政会在未受国民党当局承认，也未受到取缔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下去，成为民主进步党组党的先声。
柒、局势的变化
党外运动能够蓬勃的发展，除了党外人士的奋进外，而尚能得以免受「美丽岛式」的镇压，其中一个原因，是岛内发生了震动国际的事件，各国（特别是美国）对台湾的民主发展关注有加，另外岛内人心的向背，都使得国民党对于反对运动，不得不有所节制。1980年2月28日的林宅血案，国民党备受国际间的指责，然而类似的白色恐怖事件，并未因此终了。
陈文成案
1981年7月3日，美籍华裔学者陈文成被发现陈尸于台大研究生图书馆大楼前。陈文成原本在美国教书，暑假返国探亲，因他在美国与台独人士有所联系，出事前两天曾被警总约谈。案发后警总表示陈在约谈结束后，即自由离去，可能是心理压力过大而跳楼自尽。陈文成的遗体，后脑部挫伤、十三根肋骨断裂、腰部脊椎骨折断三节、骨盘裂伤、胸腔、腹腔大量内出血，另外尚有几起明显外伤。因此，海外各界认为陈文成不是被警总拷打致死，就是被灭口。由于陈具有美国籍，所以引起极大的风波，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向国府抗议，要求加以调查，然此案后来亦无结果成为悬案。
林宅血案、陈文成案真相虽未大白，但是与情治单位似乎脱离不了关系。蒋经国的班底中素有「文李焕、武王升」之称，党外势力抬头后，国民党内部对于处理反对势力的看法上，也出现了鹰派与鸽派的歧异，鸽派认为镇压反对势力的成本过高；鹰派则认为纵容反对势力将付出严重的代价。1977年选举过后，李焕失势，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势力高涨，经过1978年12月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升进入中央常务委员会，并以中美断交，为因应北京方面新的政治情势为由，在政权高层内成立「复国小组」（后改为刘少康办公室），自任召集人，王升势力的高涨。虽然蒋经国仍有开放的倾向，但当时对外再度面临危机；对内又有党外的挑战，党内的菁英们容易倾向鹰派的想法，加上蒋经国此时正为病魔所缠，所以才有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陈文成案。
病中的蒋经国对于属下的动作并非视而不见，1983年，他的病情奇迹式的好转，开始调整一些被他认为忠诚度有问题的人，5月，蒋经国下令解散刘少康办公室，王升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的闲缺，9月外放巴拉圭大使。蒋卧病期间，王以刘少康召集人的身分坐享大权，该办公室俨然第二中央党部，招致党内部分人士的反弹；同时也对蒋经国的威权有所冒犯。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仍在于鹰派的处理方式及特务机关的妄动，导致镇压反对运动无效，且招来美国国会的批判，徒增国民政府的负担，才造成此波的人事调动，同时也是蒋经国对美国的一个交代。王升的失势，代表着国民党内部主张压制反对运动的鹰派观点，很难再起作用，而接着而来的「江南案」更加速此一趋势。
江南案
对国民政府及蒋经国伤害最大的莫过于「江南命案」。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的作者刘宜良（江南为其笔名）在美国的自宅车库遭暗杀，联邦调查局查出凶手为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及董桂森。据报载竹联帮与蒋孝武交往频繁，陈启礼经由情报局长汪希苓介绍加入情报局，化名郑泰成，编号730063。受情报局指使，陈启礼一行分别于1984年8、9月间潜入美国，刺杀所谓的「叛徒」刘宜良。陈启礼与吴敦逃回国后，被政府以「一清项目」的名义逮捕，董桂森逃亡海外（后在巴西被捕并引渡美国入监），美方要求引渡陈、吴二人未果，于是向新闻界透露已掌握一卷陈启礼为防万一所录制的录音带，证实有国民政府的情治人员介入其中。
蒋经国闻讯大怒，1985年1月10日，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并于1月13日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涉案。3月1日陈启礼的密友绰号白狼的张安乐，与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的「背影」（匿名），在洛杉矶台湾人社团举行的「江南命案座谈会」，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国民政府虽判处陈启礼、吴敦、汪希苓无期徒刑，胡仪敏、陈虎门徒刑两年六个月，但却无法摆脱蒋孝武涉案的阴影，不得不外放蒋孝武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此外，蒋经国并进一步宣布从未考虑蒋家的人继任元首一职，「经国的家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
情治系统的整顿
屡次闯祸的情治系统，不能不加整顿，1985年7月1日，蒋经国下令「国防部情报局」与「参谋本部特种军情室」合并，另组「军事情报局」，由参谋总长负责指挥，该局局长由原八军团司令卢亦光接任。此后在情治首长出缺时，皆以军事将领接任，而不用情治系统出身的人员，蒋经国曾向人表示，江南案反应出情治单位问题严重，亟待改革。
就在蒋经国整顿情治系统之际，警总忽于1985年9月17日以「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的罪名，逮捕高雄国际商专董事长李亚苹，由于李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美国务院要求立刻放人。对于在极力弥补江南案所造成伤害的蒋经国，这件事又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于是断然下令释放李亚苹，此后情治单位遂不敢任意逮捕党外及异议人士，亦不敢过度嚣张。
民进党组党时机的降临
在蒋经国极力的压抑下，1980年代中期以后，情治单位大为收敛，党外人士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党外运动亦更加活跃，因是有民主进步党的成立。另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当时党外气候已成，党外人士在各项选举中，皆有一定的选票支持，单靠镇压无法奏效。同时国民平均所得（GNP）也在4,000美元，人民期望获得权力的心态日浓，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持党外活动。
外国方面，1985年8月17日，美国总统里根签署「1986-87年度外务授权法案」时，要求国民党实施民主化﹔1986年2月菲律宾总统大选，反对运动领袖艾奎诺的妻子柯拉蓉（Corazon C.Aquino）获胜，原总统马可仕（F.E.Marcos）流亡海外，对国民党而言无异一大警讯﹔而党外势力与美国朝野关系越形密切，也让国民党不得不有所顾忌，这些都是蒋经国必须严肃以对的问题。
捌、民主进步党的成立
美丽岛事件后，党外运动固然蓬勃发展，但也山头林立各怀异志，步调并不整齐，特别是牵涉到权力，更显得零乱。但是主客观的形势，并不容许他们就此各自为政，在混乱中，仍有整合的必要，也因此新的政党—民主进步党因应而生。
既斗争又联合的党外势力
1985年11月，县市长及省市议员的选举，党外新生代的「编联会」及公职人员组成的「公政会」，必须思考如何来面对选举。这两个组织不和由来已久，除了路线互异、权力之争，公政会鉴于康宁祥的被斗垮，对这些年轻人不敢掉以轻心；编联会也因现实政治实力的考量，如果没有公政会的支持亦难生存，因此有共组「党外后援会」之议。
在经过踊跃的登记及协调的波折后，1985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在中泰宾馆召开候选人推荐大会。第二天各大报均报导后援会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且多放弃国民党文工会所规定的「无党人士」的称呼，而据实的称其为「党外后援会」。这种改变显示了党外经过数年的运作发展，已建立无可否认的社会基础，也说明了客观环境已不能阻止这个政团朝向更组织化迈进。
这次的选举，党外提出20项共同政见之外，又以「新党新气象，自决救台湾」为口号，显示出此时反对运动以「组织新党」及「住民自决」为重要的诉求。选举结果，省议员方面，后援会推荐18名当中，有11人当选；台北市议员，后援会推荐11名全数当选；高雄市议员6名当选3人。在县市长方面，虽然只有余陈月瑛当选高雄县长，不过，尤清在台北县、许荣淑在台中市及陈水扁在台南县，都激起选民聆听政见的热潮。
「地方党部」的设立
1985年11月地方选举的结果，党外及无党籍人士获得平均30%的选票，台北市更高达四成，党外受到这种战果鼓舞，又意识到1986年将有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因而希望能扩展党外组织，以更严密的组织来抗衡国民党，于是有设立类似于地方党部的「公政会分会」之议。1985年12月26日，公政会通过分会设置办法，分会的设立无异是表明党外的组织，将要进入全岛性的大结合，又可以看成是成立新政党的前奏，因此，国民党公开表示不宜设置公政会分会。
1986年2月间，各地党外人士纷纷筹组公政会分会，国民党则发动大批人力进行劝阻，分会筹组工作乃暂时停顿。4月9日，蒋经国指示12位中常委组成的「革新小组」（见第六单元），着手研议重大的政治议题，其中包括政党问题。4月12日，康宁祥忽然正式向公政会提出设立分会的申请，立刻引起各地党外人士的跟进。对于党外积极推展公政会分会行动，国民党于4月下旬表示，党外有分离主义的意识，因此不宜组织化，如果筹组分会，则连总会一并取缔，但国民党同意让党外设「联合服务处」。
国民党与党外的沟通
国民党虽对公政会有某种程度的让步，然而4月28日，11位党外市议员，径行在台北市议会宣布成立公政会分会，并且发表一分声明驳斥国民党所说的「分离意识」。这分声明对国民党产生何种影响不得而知，但5月7日，蒋经国表示将以诚心诚意的态度，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沟通，以促进政治和谐与民众福祉。5月10日，国策顾问陶百川及学者胡佛、杨国枢、李鸿禧出面邀请国民党与党外人士进行沟通。
其实，学者担任党内外居中协调的工作，早在公政会成立（1984年5月）之初，国民党准备强行取缔时，台大教授胡佛、杨国枢、李鸿禧、张忠栋，即已劝告政府若再有类似美丽岛冲突的发生，不仅党外将蒙受摧残，国民党也将受到极大的伤害，经过他们的沟通协调，局面才缓和下来。1985年底选举时，陶百川回国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借着面见蒋经国之机，直言朝野沟通的必要，获得蒋氏首肯，从此党内外沟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
1986年5月10日的沟通餐会，国民党由中央政策委员会三个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黄光平代表，党外代表为尤清、谢长廷、康宁祥、黄天福（未出席）、费希平、张俊雄、江鹏坚、游锡 等八人。会中双方大致达成三项结论：
1.参加人士对于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具有共识，至于如何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仍有待继续磋商。
2.参加人士对公政会与其分会的成立都表示同意，至于对「登记」及「名称」问题，仍有不同意见，有待进一步磋商。
3.参加人士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要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
这三项结论的达成，受到各界的称许，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契机。
沟通的障碍
然而，在沟通餐会的同一天，朝野却同时出现了两个颇具政治意味的动作。以颜锦福、陈水扁为首的党外激进人士，不理会沟通的进行，就在餐会当天正式宣布成立党外公政会台北分会。从该分会成立大会的草率及仓促，可以推知显然是针对沟通之举而来。同一天，警备总司令部下令停刊康宁祥所经营的《八十年代》杂志一年，显示国民党内部的保守右派势力的不满。这两个动作，被认为是国内不满沟通的两个极端对立势力，蓄意破坏沟通的环境与气氛。从国民党内部极右保守立场的反应来看，他们坚持国民党要对「敌人」革命；而党外内部的激进人士，也以激烈言行来抵制沟通，对参加沟通的党外人士，加以口诛笔伐，认为跟国民党没有什么好沟通，例如，陈水扁则是直诋「沟通」为「钩通」。
另外，5月19日，激进的新生代郑南榕等人，主动发起一项抗议长期戒严体制的示威行动—「五一九绿色行动」，他们集合了约200位党外人士，手持标语、身披绿色彩带，集结在龙山寺，准备街头游行示威到总统府请愿，要求解除戒严。治安单位则派出千余名警察，组成数道人墙，不准党外人士出来游行，双方僵持了12个小时。
沟通餐会固然为党外争取了一些政治权益，但是沟通本身，同时也成为党外内部权力斗争的一种触媒；党外公政会酝酿成立分会，原本是为了加强党外整体的组织化，但是随着设立分会之争，却同样的成为党外内部斗争的另一个触媒。激进派人士为了争取党外的主流地位，以「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自我标榜，而将参加沟通说成是向国民党当局妥协、靠拢、甚至是出卖群众。这些激进人士采取激进的群众路线，如五一九绿色行动，表面上虽然是针对国民党而发，但是却也隐含着党外内部权力斗争的意味。
当一些激进的人士以激进的言行来争取群众，再配合一些手握杂志的新生代也以激进的言行，作为检验党外形象唯一标准时，其它的党外人士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遇有激进活动时，即使自己觉得不妥，也不得不参加。在党外这种气氛相互激荡下，对于正在进行的沟通，显然有负面影响。果然，5月24日的第二次沟通餐会，事实上没有任何进展。
本来预定6月7日进行第三次的沟通，但是此刻党外内部的气氛，显然已不便于沟通的继续进行。尤其是到了5月底，由于亲国民党的学者冯沪祥控告《蓬莱岛》杂志毁谤的官司判决确定（蓬莱岛杂志指东海大学哲学系主任冯沪祥以翻译为著作），发行人黄天福、社长陈水扁、总编辑李逸洋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这个判决，更加引起激进派人士的不满，认为国民党运用司法权来打击党外人士，乃进而更加杯葛沟通，排斥继续与国民党协商。以颜锦福等人为首公政会台北分会，更借机为黄天福、陈水扁、李逸洋在全省各地举办了7场「坐监惜别会」。
在坐监惜别会举办时，每一次的群众的聚会，动辄成千上万，激进派在群众大会上，痛斥沟通之举，对中介学者加以冷嘲热讽。气氛发展至此，沟通显然已无法继续，公政会原来参加或赞成沟通的人士，为了参予年底的选举，此时也不敢再轻言沟通。
坐监惜别会不仅使沟通中断，同时也使党外的斗争更加明朗化，台北分会的人士，经常在群众演讲时，暗指康宁祥的首都分会（5月17日成立）妥协、放水，又故意冷落前来参加的康宁祥、尤清等人，党外的派系斗争，公然在群众面前上演。党外激烈的内斗，对于新政党（民进党）的筹组，当然有不良的影响，而此时许信良在美国宣布将要组党，促成民主进步党的提前诞生。
正式组党的契机
1986年5月1日，党外正大举准备设立公政会分会之际，流亡海外的前桃园县长许信良，在纽约的联合国广场大酒店，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并预定8月正式建党，年底迁党回台湾。此一组党行动，对于台湾党内党外的政局，投下了一个变量。对国民党而言，以岛内的党外运动与海外的组党运动相较，当然宁愿取前者而舍后者，1986年下半年，国民党对党外采较宽容的态度或与此事有关。而岛内的党外人士，当然不愿在组党的动作上，落予海外之后。5月17日，康宁祥、林正杰等正式成立的公政会首都分会，其下即设有「组党行宪委员会」，并以1987年成立新党为目标。
7月初，党外公政会秘密组成「组党行动规画小组」，成员包括尤清、谢长廷等九人，开始具体规画组党事宜。8月9日首都分会在金华国中举办组党说明会，公开向民众征求新政党的党名；8月15日党外人士在中山国小举行行宪与组党说明会； 8月30日新生代的《新潮流》系也在吉林国小举办组党说明会，党外人士开始向群众进行宣传组党，各路人马热烈参与，但彼此步调分歧，群众则人潮汹涌，异常热烈。
街头运动的兴起
就在组党呼声响彻云霄之际，因为林正杰的毁谤官司，台湾的街头运动，正逐渐风起云涌的出现。由于台北市议员林正杰在议会中批评国民党籍议员胡益寿特权超贷一亿多元，9月3日，法院无视于议员的言论免责权，以毁谤罪判处林正杰1年6个月徒刑，林正杰当庭表示不上诉，同时展开一连串的街头运动，成为「街头小霸王」。
第二天开始，林正杰以「向市民告别」的理由，在各地街头演说、沿街游行，甚至南下中坜、高雄活动，参与的民众数万人，造成极大的震撼。那种大规模的游行，连续10几天，为30多年的戒严体制下所罕见，也突破以往的政治禁忌。林正杰的群众演讲及大规模游行，在险象环生中安然渡过，党外的士气因此受到鼓舞，台湾的街头群众运动也越演越烈。
组党的目标，显然随着街头运动所带来的亢奋而更为突显，当然，也可能因党外内部互相较劲而更彰显。组党筹备工作，与1986年底中央民代选举前的后援会推荐大会，可说是同步进行。9月19日，参加沟通的七位党外代表康宁祥、尤清、费希平等人，邀请全台党外代表讨论沟通事宜，会中决议由尤清、谢长廷、江鹏坚、丘义仁、李胜雄组成小组，进一步研议党名、党纲及党章。
民主进步党的诞生
1986年9月28日，全国党外后援会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会中首先变更议程，把组党议案列入第一项提案，康宁祥提议由大会议决通过，展开会员联署为组党的发起人，并由大会订出时间召开成立大会。下午2:45，利用选举后援会开会的空档，召开新党发起人会议，由费希平主持，首先讨论是否先组织新政党成立的筹备委员会，并且决定党名。
下午5:00，再继续举行发起人会议，会中打算参加年底立委选举的朱高正，突然提出干脆就即日宣布成立新政党，今天推荐的人全部是新党提名的候选人。朱高正的提议，立刻获得在场张贵木、张德铭、谢长廷等人的认同，他们均表示行动要快以免夜长梦多，尤清也建议立即宣布组党，反正政党的政治主张、党章、党纲已经和各分会讨论过。会场气氛顿时热烈，终于在全场一致起立鼓掌之下，战后40年来，台湾第一个在野的政党─民主进步党，就在这种情况下意外的诞生。
国民党的反应
民进党的成立，对国民党带来冲击当然不小，不过在迅速研拟对策之后，决定采取宽容应对之策，不会有立即的箝制行动。9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梁肃戎发表三点声明，内容大致为：1.蒋经国主席，为了达成社会和谐、贯彻民主宪政，诚心诚意与无党籍人士进行沟通，谋求共识，基本政策迄无改变。2.无党籍人士任何违法及激烈的行动，作为破坏手段，必将导致社会秩序等动荡不宁，有碍民主宪政建设，绝勿轻意尝试，不能对政府维护法治的决心有所误解。3.关于无党籍人士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一事，中介沟通人士建议应一本和谐安定主旨，尽量进行沟通，以促进民主宪政，如无党籍人士组党只停留在筹备阶段，当将四位中介人士的建议，转达有关单位。
10月15日蒋经国表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执政党将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先是，10月7日蒋在接见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女士时表示，政府将尽速取消戒严，但任何新党都必须遵守宪法，支持反共基本国策，并与台独运动画清界线。
对于蒋经国的谈话，民进党亦于10月11日发表声明加以响应，民进党在声明中表示，唯有宪法能严格遵守，唯有民主宪政能真正落实，台湾始可证明确有别于大陆中共，台湾才有资格和能力谈反共，因此，民进党决一本党外传统，为促使回归宪法作最大之努力与奋斗。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会一致通过两项政治革新方案，一为戒严令即将解决；二为修改「非常时期人民的团体组织法」，两者明示执政党当局对于新党采取开放宽容的态度。
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
1986年11月10日，民主进步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章、党纲，并选举主席及重要的干部，由年底不参加选举的江鹏坚当选第一任主席，新党至此完成形式与实质的建党工作。原先许信良等人，在纽约成立的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立刻易名为「民主进步党海外支部」。
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民进党提出了16项共同的政见，其中包括解除戒严、各党公平竞争轮替执政、中央民代全面改选、总统直接民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实行精兵政策，裁减陆军加强海空军、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修订刑事法规、办理全民健保等诉求。选举结果，民进党在立委赢得12个席次，国大代表方面，取得10个席次，而且民进党当选的22人中，有10人是最高票当选。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直为国民党垄断的职业团体，也被民进党突破，民进党提名的两位电信局员工参加工人团体选举，王聪松挤掉国民党提名的全国总工会理事长陈锡淇当选立委；徐英美挤掉台湾省总工会理事长彭光政当选国代，民进党提名的吴哲朗也在商业团体当选国代。
这次的选举，可说是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在立法院中，民进党的席次加不必改选的费希平共13席，又有朱高正等强力抗争型的立委加入，再加上国民党籍增额立委时而与之呼应，国会的生态产生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出现，代表着台湾的政治已到了不得不变的阶段，然而另一个更大的变量，在民进党成立的第三年出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为总统，开始强力推行民主化、本土化，让台湾走入另一个新领域。
david3549tw
02-21-2011, 04:41 PM
第七单元 民主运动的发展
街头运动的兴起
就在组党呼声响彻云霄之际，因为林正杰的毁谤官司，台湾的街头运动，正逐渐风起云涌的出现。由于台北市议员林正杰在议会中批评国民党籍议员胡益寿特权超贷一亿多元，9月3日，法院无视于议员的言论免责权，以毁谤罪判处林正杰1年6个月徒刑，林正杰当庭表示不上诉，同时展开一连串的街头运动，成为「街头小霸王」。
第二天开始，林正杰以「向市民告别」的理由，在各地街头演说、沿街游行，甚至南下中坜、高雄活动，参与的民众数万人，造成极大的震撼。那种大规模的游行，连续10几天，为30多年的戒严体制下所罕见，也突破以往的政治禁忌。林正杰的群众演讲及大规模游行，在险象环生中安然渡过，党外的士气因此受到鼓舞，台湾的街头群众运动也越演越烈。
25年前台灣的街頭運動。。。。
街头运动的兴起
就在组党呼声响彻云霄之际，因为林正杰的毁谤官司，台湾的街头运动，正逐渐风起云涌的出现。由于台北市议员林正杰在议会中批评国民党籍议员胡益寿特权超贷一亿多元，9月3日，法院无视于议员的言论免责权，以毁谤罪判处林正杰1年6个月徒刑，林正杰当庭表示不上诉，同时展开一连串的街头运动，成为「街头小霸王」。
第二天开始，林正杰以「向市民告别」的理由，在各地街头演说、沿街游行，甚至南下中坜、高雄活动，参与的民众数万人，造成极大的震撼。那种大规模的游行，连续10几天，为30多年的戒严体制下所罕见，也突破以往的政治禁忌。林正杰的群众演讲及大规模游行，在险象环生中安然渡过，党外的士气因此受到鼓舞，台湾的街头群众运动也越演越烈。
25年前台灣的街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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