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3日 星期六

习总秘密讲话再遭曝光:如何统一的看待毛邓,关键是民主二字!


这是习总最新的一个讲话,主要是针对当前中共党的理论建设方面的问题。据闻,以后中共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推出正式文件:当前党的组织和理论建设若干问题!与会者主要有常委刘、王、副主席李、和书记处、中办、中组部、中宣部、社科院、中央党校相关机构相关人士。
同志们:
我们过去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成功的,而现在在一些领域是比较被动的。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新传播技术的出现,我们就不可能和以前那样,充耳不闻了,因为老百姓的意见也能够通过现代技术公开传播了。
特别是微博技术,出现了点对面,再到更多点和面的几何级的社会信息传播途径,这一点,我们单纯不可能回到过去两报一刊时代了,我们也不可能把互联网和电子信息技术全面禁止。这一点就是朝鲜和伊朗都做不到嘛。这也不符合我们改革开放和和平崛起的政治形象。
因此说,我们如果仍旧用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去面对这些新挑战,我们就可能越来越失去意识形态的阵地,也会让越来越多人的因为信息审查而不满我们的党和政府。这会进一步加剧我们的政治被动。
如何摆脱目前的理论被动,不是单纯靠我们自己说说理论自信就能实现的。
避免理论被动导致政治被动,是我们目前在党建和党的理论建设方面的急迫任务。
而这个任务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先统一我们的两个三十年。 而统一两个三十年,就是要找到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共同点,和我们当前党建、改革开放道路的契合点。
目前不但党外一些人,要用两个三十年互相否定我们的理论、道路,甚至要进而否定我们的政治体制。
而一些党内的同志,要么是因为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局限,要么是因为各种官本位主义,官僚主义意识,而也在故意分裂两个三十年,试图切割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统一。
我今天要讲的,就主要是这个问题,特别是党内,要先有这一个理论的统一,思想认识的统一。
这不仅仅是在座的文宣系统、社科系统、中央党校的人物,而是必须全党统一。党内思想不统一,党外就会思想纷争。我前不久讲过,如果否定毛泽东思想和历史地位,就会天下大乱。
如果否定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也一样会天下大乱。
党的理论建设,要和党的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有什么样的理论,就会决定我们走什么的道路,坚持什么样的制度。
现在啊,有些人,有些党内同志,就要反对毛泽东思想。打着维稳的旗号,压迫那些批评党员干部和党的群众。这很不好。
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后半生,对我们的党的建设,党的性质和政权的性质,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他是担心我们的党蜕变,蜕变成一个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反动政党,官僚资本主义政权。
今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不少党员干部有意见,甚至发生了不少群体事件,个人报复社会的事件。比如自焚的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就是一个例子。
而这些,不能都认为老百姓是无理取闹,也确实存在各种各样让人民群众不满的问题和矛盾。
毛泽东同志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很多问题,不是老百姓无中生有的折腾,而是有些党员干部和党政组织的不合理、甚至不合法做法导致的冲突。
我们最近提出要建设平安中国,就是准备逐步改变过去的维稳模式。要承认一些问题的根源在党内,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因此,我们也提出要反腐,要整风,甚至要清党。
我们过去的一些发展挫折和曲折,也是一笔政治财富,比如文革问题,不能避而不谈,那会让社会上的相关心理更加被暗示,老百姓会进一步认为我们就是个官僚资产阶级,权贵资本主义政权了。
要承认文革的出现,不是几个造反派,不是几个中央文革成员就能造成的,而是确实存在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一些做法的不满。
打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就首先要树立我们相应的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我们党的政治体制和民主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不可分的,还是对立的。
我们就要先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里找答案。
答案是明确的。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毛泽东就是独裁专制就是当代秦始皇。毛泽东同志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党的蜕变、警惕我们的政权变质的。这是好事,今天仍旧有高度的现实意义。
当年有些人害怕毛泽东思想,禁止老百姓评论文革,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这也促使了老百姓进一步的思念毛泽东,人民群众对文革的评价,也越来越和我们党的官方评价背离了。这很是问题。
这个事情,遮掩是遮掩不住的,打压也打压不了的。所以,我最近就公开提出,要统一的看待两个三十年的问题。就是希望大家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相同同一性。
这个同一性,关键还是在民主问题上。
民主问题,是个大问题,决定了我们是人民民主体制,还是官僚专制体制,也决定了我们党的色彩和社会性质。更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建设和存亡安危。
这个方面,党内阻力很大,我个人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的一些同志,长期以来,是公开反对民主的,长期对老百姓灌输专制有理,民主罪大恶极的那些说法。
但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这样下去,我们还是要吃二茬苦,遭受二茬罪的。
这也让我们自己坐实了我们是个专制政权的名头,这对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合法性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
文革是个经验教训,大跃进也是个发展的曲折,但要作为我们的一笔财富,我们从中应该认识到什么呢?
那就是需要科学化决策、民主化的建设。否则问题还会出现,悲剧还会重演。我们党还能经受的了再一次的这样折腾吗?
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包括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在党的民主、和科学化建设方面,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
我们要认识到,其实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包括我们的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其实都是有机统一的。
主要就是集中在党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建设问题上。
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号召人民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曾经试图用革委会取代各级党组织,用人民群众的大民主,三结合,来防止我们的党变质。
当然,他的这些尝试,不少地方是失败的。我们没有通过文革而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新模式。
但这个曲折和教训,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他们实质上同样认识到了。这就是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原因。
文革的这些做法,是我们党的一笔经验财富。所以,邓小平理论实际上也是承认和面对这些问题的,就是党面临蜕化,政权会变质的问题。
80年代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同志和赵(紫阳)同志改革,重点提到了党政分开。这个是试图解决毛泽东发动文革,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就是领导干部和党垄断权力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会阻碍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
邓小平同志首先通过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做了个好的表率,这是我们党内民主建设的一大成就。
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阐述道:“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
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1979年,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
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要树立中央权威,但这些都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能通过良好的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社会民主的发展。
现在的现实是,我们只有集中,缺乏甚至是没有人民的民主。
有些党内同志,甚至用领导干部个人去代表党,用党代表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这就和我们的政体和党的性质是违背的。
这样也会造成对人民群众的权力迫害。过去的维稳做法里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那些党员干部不去折腾老百姓,老百姓会去折腾你们,会折腾我们的党和国家吗?文革不就是有力的证据嘛。
因此,我们一定要先统一思想认识和理论。认识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包括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中国梦都是统一的。
都脱离不开保持我们党的纯洁性,维护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本色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人民民主的问题。
马恩列和毛泽东创立和实行人民民主、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扩大和完善了人民民主,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民主。而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走的对,是不是旗帜扛的稳,就是看人民民主问题能不能正确认识,能不能真正落实,能不能直觉的建设和维护。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在理论的开创、社会的实践方面给我们奠定了基础,留下了不少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和曲折。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扩大和完善了我们的这些思想理论。
但一些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需要在党的组织建设,和社会建设、经济、文化建设方面进一步认清形势,狠抓落实。
如果继续像一些同志那样反对民主,那就是要否定我们的人民民主的这个性质,就会从根本上动摇我们的政权合法性和发展道路。
老百姓不但看我们做什么,也同时看我们说什么。如果我们连民主都反对了,老百姓会怎样看我们的政权和党的领导呢?
这些出自官本位,官僚主义思想的做法是一定要坚决抵制,公开抵制的。这会破坏掉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和整体利益。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政治被动和舆论被动。
我们讲人民民主专政,但不是对人民群众专政,而是专政是为了,而且落实人民的民主。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已经确定了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已经要放弃过去的阶级斗争路线。
但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毛泽东思想里的人民民主,和要防止党蜕变变质的重要内容。
也不意味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就放弃了我们党的阶级性——我们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而不是代表官僚权贵集团的利益的。
如果脱离了这一点,我们的党和政权会变质,社会也会变质,问题首先要从党内建设和理论思想建设上解决。
全党一定要认识到,无论是毛泽东用革委会代替党组织的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里的党政分开、民主法制建设。
其实都要纯洁我们党的性质和色彩,要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性质。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都是在扩大和完善这些革命前辈的意志。
而关键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做主,民主二字最关键。关键就是要人民群众满意。人民群众有最后的一票否决制。
我们统一的看待两个三十年,就是要统一认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就是要认识到,他们本质上是要解决掉同样的问题——防止党蜕变,防止政权变色的问题。
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有意无意的要割裂两个三十年,要割裂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做法,都是有问题的。
这只能有利于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我们的改革开放道路,阻碍我们党的健康发展。也会给党外的反对人士和势力提供借口。
因此,党内首先要统一这个认识。民主不但要讲,而且要逐步坚决的落实。
离开了民主的旗帜,我们就会更加被动,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会举步维艰。
无论是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还是包括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实都是要坚定和维护我们的人民民主性质。
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坚持民主是我们取得人民群众真心支持的基础。
统一了这个理论问题,我们就能全面的、自信的面对两个三十年的历史。
我们就能知道我们真正应该如何发展,如何有这个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这个理论、道路和制度,就是人民的民主。
离开这一点,我们说自信就只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我们也不能指鹿为马,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的自信应该是:真正为人民群众做实事、做好事,这样的话,老百姓会不衷心支持我们拥护我们吗?如果鱼肉欺压老百姓,那还怎么自信?那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到时候我们就会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起被人民群众臭骂甚至唾弃的。
统一理论认识,端正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的发展下去,我们的党主要通过民主来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真正久远,才能真正的战无不胜。
民主不但要讲,而且要公开的讲,更是要高高的举起。如果反对民主,我们还搞什么人民民主专政?
民主的旗帜和发展道路不能确定,不能坚定,就会出问题。扬汤止沸要不得,击鼓传花要不得,负薪救火更是毫无理智,只能葬送掉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政权。
因此,这些大问题,一旦我们理论上“拨乱反正”了,统一了,我们如何发展就有了主心骨。
思想解放,首先要解放掉我们一些同志的脑袋。
要专制不要民主,那是不是帮我们的党发展巩固,而是会从根本上破坏掉我们党的理论和社会根基。
当然,目前党内的各种既得利益,官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和旧的思想框框约束还很大,阻力也非常大。
有时候我也不得不说些委曲求全的话。甚至被一些部门一些党内势力“挟天子以令诸侯”。
我的一些讲话甚至都不能公开在国内党媒发表。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多党内会议的内容是无法保密的,外界很快就会知道。
那么,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些是我习(近平)真实的态度,真心话,如果我以后说了自相违背的话,那说明是迫不得已。
大家要以我的这些讲话内容为依据,如果我们党内民主搞不下去了,我们的改革开放深入不下去了,说明我是受到了党内既得利益的阻碍牵制。
那么,任何爱国的中国人,都应该高举民主的旗帜,帮助那些试图扭曲人民民主人端正态度。
过去毛泽东同志试图发动人民群众用阶级斗争的路线来实现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试图用民主法制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结合这两点,既要支持人民群众正义的、合理的呼声和要求,也要进一步依靠民主法制建设来实施。
我们既要坚持党的领导,也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时代呼声,自觉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害怕人民群众,更不能在用维稳的名义打压人民群众。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的党还如何存在?我们又如何能巩固和完善我们党的领导?
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我们的人民民主,才能真正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实现我们党和社员主义建设正本清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3年8月2日 星期五

中共“18大”与苏共构架之比较(上)——苏共顶层设计导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怎样避免

 

华夏:中共“18大”与苏共构架之比较(上)——苏共顶层设计导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怎样避免

作者: 华夏

不管是从法源还是从一个国家的政治规则来追溯,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根源。它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63年至今能够执掌国家政权,完全延续了苏共苏维埃党制设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等等全部来自于苏共苏维埃的组织构架。这种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政治制度面临着各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危机和挑战,迟早会被觉醒的人民淘汰。

华夏(北京)
【世纪新论】
“为了党国的利益”——这是前60年“中华民国”(至今超过100多年)一致的方向,特别是蒋介石时期“党国利益”到达淋漓尽致的最顶端。“党国的利益”,非常简单:先党后国;党占大多数,国占比率小于党;党,是党员的天下,与国民无关;当领导一切,不用任何国民举手、支持。中共“18大”,与前60年的蒋介石时期“中华民国”一样,开始彰显“党国的利益”,这也是中共全面“以党代政”最兴盛时期,但中共可以取代国家政府吗?全球除了朝鲜、古巴等不到2%的国家外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是以党代政的国家。中共“18大”,是全球化时期的一次党代会,但中共在这种大环境下怎样释怀“中国结”?中国结,结了5000年;中共结,结了90多年。中国共产党,从前28年在地下,到这63年依然没有中共党务系统的所有开支和财务公布。中共靠苏共苏维埃“暴力革命”起家,中共组织构架至今一直没有摆脱苏共苏维埃那种格式和布局,更没有任何办法在国家“合法化”,从而能从地下走向阳光灿烂,中共党务系统的财务和党费依然长期处于地下,没有任何阳光可以照耀。

O、【纲领提要】
人类的任何设计都是生死攸关重要。一如汽车总体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车毁人亡;一如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殃及成千上万的人们;一如天上飞的飞机设计有重要问题,那么肯定会机毁人亡;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倘若一个国家从高层、到中层、再到底层设计构建有根源问题,那么国家就会灭亡。苏联,就是从党派、到国家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没有任何人民(公民)、举手的支撑、支持而遭遇举世空前之败,所以成了历史刹那的往事。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总体设计,师从苏共苏维埃,苏联已亡去20多年,中共依然能按苏共的总体设计来运行下去?
苏共组织结构设计有两个致命要害:(一)、苏共没有绝大多数人民(公民)的“举手”、选票和站队的广泛支持,苏共中央是被悬在空中的最高统治者,因此而一夜之间就天翻地覆。同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有谁、有绝大多数人民投过他们一票?(二)、是苏共没有人类大自然生态环境的竞争机制建树,一如当年奥巴马与希拉里那样总统选举竞争,有庞大选民(人民、公民)的举手、站队浩浩荡荡的支持,苏共却没有任何人民(选民)的支持,长此以往苏共中央就没有了任何活力,就几个人决定国家的所有,又没经过人民(选民)举手的授权,用进废退,又没有优胜劣汰、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生态环境,人类何以继续存在下去……今天中共8200万党员(将12.7亿人排除在外,中国到2011年末总人口13.5亿,中共党员约占中国总人口的6.8%)、以及所召开“18大”党代会的形式结构也完全来源于苏共苏维埃,以及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组织构架等都完全来源于苏共苏维埃——是一种完全架空、空中楼阁是组织构架。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1)、由8200万党员(将12.7亿人排除在外)选出各省市区、中央单位、军队等出席全国委员会的2270人代表;(2)、2270人再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再由3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也是上个世纪初期中共苏维埃创立的组织结构。这种所谓的“选举”,至少有六个层次的代表,却没有任何人民(公民)站队的任何选择与举手,没有任何“举手”者的任何合法意愿了。中共若想走下去,就必须推倒苏共那种组织构架设计断层、空洞来彻底重建与人民(公民)无关的这种源头残缺,否则也只能象苏共苏维埃那样历史的亡去,暴力执政、“枪杆子里出政权”只能维持一时,难以象大自然那样生生不息!但要象大自然那样新陈代谢、根扎于绝大多数人民之中、优胜劣汰、去旧更新,才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游戏规则……

(A)、法源

中共“18大”召开,最多是中共8200万党员的所谓代表,与中国12.7亿公民没有任何干系,也没有任何关联。中国除中共党员8200万党员之外,中国12.7亿公民也没有任何权力对“18大”说是或不是、也没有任何权力参与中共所有的事。按照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话说:中共8200万党员,按一家三口、最少还有两个亲属关系计算,那么共产党利益链至少辐射4亿多人口。从“1大”到今天的“18大”,中共今天所根源代表的不过就是8200万党员的根源利益,与中华民国前60年的“党国利益”一脉相承,而今中国12.7亿非中共党员,不仅没有任何权力对“18大”说是或否,也没有权力对中共2270人代表表示是或否,更没有任何可能对300多名中央委员表示可否。中共从“1大”到“18大”,一直延续了九十多年的这种“非法”——从源头到所谓的“合法化”,中共都没有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举手”、站队、许可的任何游戏规则、支持的国家法律程序。国家与党派,毕竟是不同的血脉、山水和天与地的差别。
▲  1949年10月1日建国至今的中国共产党,走了100年“新中国”——“蒋介石时代”完全一致的“党国”之路,只有在60多年以后“蒋经国时代”才开始真正“合法化”。同样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也是“暴力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也同样是非“合法化”,但随着“革命成功”,他们将国家权力缴还给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全体公民来“举手”,那么国家就取得了当然的法律地位。但中国自从共产党“暴力革命”成功后,就一直“占山为王”延续到现在,中国公民从来没有对共产党表示过“举手”是与否、也没有权力对共产党“举手”——这也是90多年共产党“合法化”的根源所在。没有全体国民超过51%以上公民“举手”成立的国家与政府,这个国家怎么合法化?又合什么法?国家“法源”来自于何方?!
▲▲   ⑴、中国有13.5亿总人口(截至2011年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中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中国“最高权力”就必须友囿中国13.5亿人口中超过12.7亿人口、而不是8200万中共党员(占全国总人口近7%)就说话算数,中国8200万党员比12.7亿公民哪个合法?合什么法?⑵、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副主席,要“领导中国人民”,当然要取得中国51%以上中国公民的支持、国家主席要经过公民51%以上“举手”通过才能够是。按中国《宪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一如中国5000年的皇帝那样就“预先”定制,在没有召开“党代会”“人大”之前,就“预先”被安排好,这显然不是任何“法治国家”“民主国家”的结果,而是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李世民、朱元璋等等“占山为王”的必然结果;⑶、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中央到各级党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等要“合法化”,就要在《中国宪法》中标注当然的设立、运行等“法律”游戏规则,让中国超过51%以上的公民都能参与、举手和监督、运行,倘若《中国宪法》没有标注这些中共机构的“游戏规则”,那么这些机构就没有“合法”的权力来执政,就不能存在于中国国家的实际运行之中。
▲▲▲  如果说1921年7月中共诞生、先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会议、后改在浙江省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中共“1大”12人代表大会,是一个名副其实地下、非法的组织的话,那么事隔90多年后的中共“18大”,同样秉承了完全一致、依然是一个非法的政党:㈠、没有中国国家的任何法律规则许可共产党,而是这个国家顺从了这个党的党章规则;(二)、一直没有任何人民“举手”和站队的支持,就是8200万党员比12.7亿人民(公民),就算是全部党员支持,也只占13.5亿中国人的近7%的支持率;(三)、当年的“1大”,没有“合法登记注册”,而今的中共及“18大”在国际、在国内都没有任何注册、合法化,与原中共“1大”完全是衣钵秉承、本色不改,暴力杀戮;(四)、当今全球所有“法治国家”的合法政党,一如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与民进党、以及全球各国的“合法”政党等等,都要站在阳光下供本国人民——公民来“举手”、站队、通过才能“合法”执政,而中共却不用任何人“举手”与否,就象海盗那样强行、暴力来垄断执政;从中共中央到各级省、市、县、乡、村的中共党组织的文件,都一如1921年“地下党”文件规则完全一样,不允许任何公民在阳光下公开、公正的供所有公民来阅读;中共各级党组织都不用“合法”登记、注册“合法化”,就堂而皇之的至上而下的层层独裁执政、派出党组织;特别是今天的中共8200万党员,在12.2亿非中共党员、公民之下,合什么法?合谁的法?合那个国家、国际的法则?这也是中共与全球所有政党的根源的不同、非法之处;(五)、“暴力革命”,是当今300年来取得政权的最重要形式之一,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等都是这样取得成功的,但这种革命成功之后,要把国家的权力交还人民政权——人民“举手”合法组成国家的立法机构、国家最高领导人,但中国共产党却80多年来重来不用人民“举手”通过,就当然成这个国家的独霸一切领导。
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举行时间、地点(资料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1.07 上海→南湖)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2.07 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3.06 广州)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5.01 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7.04 武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8.06 苏联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45.04 延安杨家岭)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56.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69.04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73.08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77.08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82.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87.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92.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97.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2002.11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 2007.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012.11 北京)
从一个国家的法源来追溯,近200年发生了历史的变化:到2011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7053.69万人,也就是:这12.2亿公民与8200万共产党之比(这里不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公民的法定人数,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公民,当然就有“举手权”)。那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公民之比,谁合法、合什么法、从哪里合法——在这已经是清清楚楚。这种国家法源还在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李世民、朱元璋等等“占山为王”者,也不符合当代国家文明、“法治国家”的整体、法源的“合法性”。那么同样,未来中国能永远就这样“占山为王”地“合法”统治中国吗?
一个国家的“法源”,也和人类大自然树有根、水有源一样,人类有赖于生存生态环境那样源远流长、永不枯竭。
到2012年7月末,中共“18大”代表2270人(见新华社8月14日电,题为《18届中央委员将差额选举》一文),是由中国8200万中共党员选举出来的,这种代表与原苏共模式完全一样,而与中国12.2亿公民没有任何干系,是空中的楼阁,中国12.2亿公民也没有任何权力对中共2270人代表说是、或否,这中共“18大”怎么能解决中国国家、13.5亿人民的未来方向?
与全球所有“法治国家”“合法化”国家根源不同的是:一个党与另一个政党,要通过全体国民的“举手”、站队来“选举”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组成最高领导集团,而中国共产党是不用、也没有任何程序来让中国全体国民来“举手”的。一如海峡对岸的100年“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与民进党等,236年的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等等所有的“法治国家”,就必须经过全体人民的选票才能上台执政,中国共产党就“占山为王”、一直我行我素占据这权力“山头”,且占据着中国国家的一切资源,不经这个国家人民的授权,就是靠的“暴力夺取”“暴力维权”“暴力执政”——一如国家军队,成立共产党的军队。一个国家的军队归政党,就显示了这个国家法源的长期短缺、党
中国共产党真要“合”13.5亿中国公民之“法”的话,那么(1)、就要发展为至少4、5亿(其中约3亿人口为未成年,没有“公民权力”的投票权)以上的中国共产党员才行,才能够真正“合法”,因为中国最起码要占10亿“合法公民”中51%以上的“举手”通过;(2)、还要有一个同等与共产党让人家选择的政党,否则你独家的共产党,举手、不“举手”,都是你自己,这是什么“合法”的政党?因为一个执政党最少要获得本国国民51%的投票支持率才能符合这个国家占半数以上的“公民”人口“举手”通过才行,否则中共执政党就永远与埃及、利比亚非法党政等一样为“占山为王”的国度。
最近,“18大”前,有一本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见2012年11月6日Cctv 19.30播出“焦点访谈”),所谓中共“治理国家”,无非就是中共80多年一贯起家、得以延续的“地下”——暴力执政,至今不改“枪杆子里出政权”,却没有任何12.2亿公民举手、公民“支持率”、公民权力的任何表达、是与否可以数据,也没有任何12.2亿公民支撑的数据、理论与实践可言。
(B)、苏共苏维埃构架
不管是从法源还是从一个国家的政治规则来追溯,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根源。它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63年至今能够执掌国家政权,完全延续了苏共苏维埃党制设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等等全部来自于苏共苏维埃的组织构架。这种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政治制度面临着各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危机和挑战,迟早会被觉醒的人民淘汰。
苏共苏维埃组织构架,来源于19世纪初、20世纪末,其所谓的代表形式至少有7级以上构架:(1)、中央委员的三级构架:来自全国各个共和国、边疆区、自治市、州的“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选出主席团、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即“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再选出最高层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全国委员”,由各个共和国以及属下三级行政构架选出。
(1)100多年的基本构架
中共“18大”(“人大”也是如此组织构架)也是这样:(1)、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会委员(通常200多名)、候补中央委员(通常1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选出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共政治局常委(7人、9人不等),分管人大、政协、国务院、军委、意识形态领域。(2)“全国委员”,由省、直辖市、自治区选出(简称省市区);中共各省、市、区委,由中共各地市委员选出;中共市委委员由县、区选举产生;中共县、区委员,由最镇、街道选出;中共各级镇、街道委员,由最基层的中共村级党员选出。但中共各党的书记,象重庆市委书记一样,由它的上级党组织逐级派遣任命。这种组织构架源自于19世纪初期的苏共苏维埃(及其原东欧国家也是这种形式)——至少7个层面的代表,而当今世界的“法治国家”近200年一如美国一是直接“选举人”“普选人”两个渠道,公民直接选举;新成立的埃及、伊拉克、阿富汗、俄罗斯的等都实行直接公民投票。
从上个世纪初的中共“1大”到今的“18大”,中共自始至终、从来也没有在一个法律程序、法律框架、在这个国家、全体国民中实施“合法化”过,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利比亚、埃及等等国家都可以实现国家“合法化”,而唯独中国不可以?
苏联共产党(俄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缩写КПСС,英语: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是苏联时期唯一自认为的合法执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之一。其前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布尔什维克1918年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苏共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视历史年代不同,每1-5年召开一次,但1939-1952年没有召开除外。由党代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斯大林时期政治局选出的总书记成为党内最高职位。下设书记处,1952年“总书记”称号被改为“第一书记”,“政治局”改称“主席团”,直到1966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改回旧名。
理论上党内最高权力机关是党代会,党绝对在国家之上,但是实际上所有行政权力都由党总书记掌握。下层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党委,партком)。党委的领导是选举产生的“党委书记”(секретарь парткома)。企业、事业机构、集体农庄也拥有自己的党委。高层党委有相应的简称:区级的区党委(райком),州级的州党委(обком,旧称省党委(губком)),市级的市党委(горком)等等下延。
党的最低一层组织单位叫做“党的基层单位”(первич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又称党支部,或者“党小组”(партийная ячейка)。任何党员超过三人以上的单位中都要成立党小组。党小组的领导机关叫做“基层委员会”(党局,партийное бюро, партбюро),基层委员会由选举产生的基层党委书记领导(党局书记,секретарь партбюро)。
苏共历届领导人分别为:列宁、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被叶利钦下令停止活动,并没收全部党产。在这以前,它一直是苏联的执政党。苏联解体之后,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及独立后的前加盟国共产党所继承。
苏共创办人,佛拉基米尔•列宁
建立:1912年1月1日
解散:1991年8月29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于1922年至1991年;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代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在其境内拥有“绝对主权”。1991年8月,苏联发生“8•19”事件。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12月8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决定,将国家正式名称改为“俄罗斯联邦”(简称俄罗斯)。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1992年4月16日,俄罗斯第6次人代会决定将国名改为“俄罗斯”,从而恢复了历史上的名称;17日,最后决定使用两个同等地位的正式国名“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1993年12月12日,经过全民投票通过了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国家名称为“俄罗斯联邦”,与“俄罗斯”意义一致。
新俄罗斯联邦,与前苏联最大不同在于:总统制,总统选举根源于每一个选民(人民)举手、站队,每人一票来决定、由全体公民授权于总统,从而国家有了最广泛、全体人民“举手”当然的合法权力。
(2)、苏共党员
党员的身份到头来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特权,广大普通党员中的一小部分变成苏联社会中的一个精英或者特权阶层,享受广大苏联公民无法享受的特殊待遇,诸如可以在货品充足的商店内购物,购买外国商品,住房上的特别照顾,享用郊外避暑别墅或者度假地,能够出国旅游,送子女到名校上学,让子女获得优良工作机会(包括入党本身)等。不加入共产党而要进入苏联统治与管理精英阶层实际根本不可能。但是党员身份也有其风险,特别是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便是针对该党。党员身份是不公开的。要入党必须通过各种委员会批准,个人历史也会被仔细调查。在苏联建立之后出生的几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入党成为个人一般都要度过的几个人生阶段之一。儿童会加入少先队,随后在14岁时退出进入共青团(Комсомол),最后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表现出拥护服从党纪党章,或者有合适的后台,就能成为共产党本身的党员。不过党员也有尽义务的责任。共青团员与苏共党员不但要交纳团费党费,还要完成制定的任务与“社会工作”(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работа)。
(3)、苏共历次代表大会(资料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九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华夏:中共“18大”与苏共构架之比较(上)——苏共顶层设计导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怎样避免

2013年7月31日 星期三

城镇化运动的主要障碍(所以“城镇化”是共匪中央拍拍屁股想出的歪招)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日前联合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项长期艰巨但力所 能及的任务。当前,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面临以下多种障碍:
一是成本障碍。据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全国平均约为13万元,人均个 人支出成本约为1.8万元/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工还需要支付平均约为30万元/户的购房成本。对政府而言,较高的集中公共投入,加上后续的持续性 投入,降低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推进市民化的积极性。就个人而言,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很难承受年均支出成本之外的购房成本。
二是制度障碍。近年来, 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的政策,但由于制度变革涉及较高的成本和利益再分配问题,农民工进城就业并享受市民待遇的政策支持 体系至今仍没有建立。
三是能力障碍。农业转移人口通常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技能相对不足,由此限制了他们所能从事的职业和工种,工资收 入较低,难以负担较高的城镇定居、生活和发展成本,也很难满足部分城市积分入户的条件。
四是文化障碍。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城乡隔离状态,城乡之间已经越来越 具有两个时代或两个文明的含义。文化与行为方式的不同、经济生活差距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的偏见等,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与归属感缺乏,导致农 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原居民两大群体间存在隔阂、疏离,甚至是摩擦和冲突。
五是社会排斥。城乡二元制度使部分城市居民形成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心理优越感,部分城 镇居民在思想和行为上排斥外来人口的融入,而个别外来人口违法犯罪、不遵守社会公德的行为,又加重了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排斥。
六是承载力约束。由于资源配置 的行政化倾向,加上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的悬殊差异,农业转移人口高度集中在大中城市。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出现了交通拥堵、 房价高企、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城市病”;而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公共服务落后,人气不足,发展相对不足。人口的集聚与城市的承载力之间的 矛盾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