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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日 星期五
中共“18大”与苏共构架之比较(上)——苏共顶层设计导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怎样避免
华夏:中共“18大”与苏共构架之比较(上)——苏共顶层设计导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怎样避免
作者: 华夏
不管是从法源还是从一个国家的政治规则来追溯,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根源。它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63年至今能够执掌国家政权,完全延续了苏共苏维埃党制设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等等全部来自于苏共苏维埃的组织构架。这种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政治制度面临着各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危机和挑战,迟早会被觉醒的人民淘汰。
华夏(北京)
【世纪新论】
“为了党国的利益”——这是前60年“中华民国”(至今超过100多年)一致的方向,特别是蒋介石时期“党国利益”到达淋漓尽致的最顶端。“党国的利益”,非常简单:先党后国;党占大多数,国占比率小于党;党,是党员的天下,与国民无关;当领导一切,不用任何国民举手、支持。中共“18大”,与前60年的蒋介石时期“中华民国”一样,开始彰显“党国的利益”,这也是中共全面“以党代政”最兴盛时期,但中共可以取代国家政府吗?全球除了朝鲜、古巴等不到2%的国家外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是以党代政的国家。中共“18大”,是全球化时期的一次党代会,但中共在这种大环境下怎样释怀“中国结”?中国结,结了5000年;中共结,结了90多年。中国共产党,从前28年在地下,到这63年依然没有中共党务系统的所有开支和财务公布。中共靠苏共苏维埃“暴力革命”起家,中共组织构架至今一直没有摆脱苏共苏维埃那种格式和布局,更没有任何办法在国家“合法化”,从而能从地下走向阳光灿烂,中共党务系统的财务和党费依然长期处于地下,没有任何阳光可以照耀。
O、【纲领提要】
人类的任何设计都是生死攸关重要。一如汽车总体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车毁人亡;一如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殃及成千上万的人们;一如天上飞的飞机设计有重要问题,那么肯定会机毁人亡;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倘若一个国家从高层、到中层、再到底层设计构建有根源问题,那么国家就会灭亡。苏联,就是从党派、到国家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没有任何人民(公民)、举手的支撑、支持而遭遇举世空前之败,所以成了历史刹那的往事。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总体设计,师从苏共苏维埃,苏联已亡去20多年,中共依然能按苏共的总体设计来运行下去?
苏共组织结构设计有两个致命要害:(一)、苏共没有绝大多数人民(公民)的“举手”、选票和站队的广泛支持,苏共中央是被悬在空中的最高统治者,因此而一夜之间就天翻地覆。同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有谁、有绝大多数人民投过他们一票?(二)、是苏共没有人类大自然生态环境的竞争机制建树,一如当年奥巴马与希拉里那样总统选举竞争,有庞大选民(人民、公民)的举手、站队浩浩荡荡的支持,苏共却没有任何人民(选民)的支持,长此以往苏共中央就没有了任何活力,就几个人决定国家的所有,又没经过人民(选民)举手的授权,用进废退,又没有优胜劣汰、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生态环境,人类何以继续存在下去……今天中共8200万党员(将12.7亿人排除在外,中国到2011年末总人口13.5亿,中共党员约占中国总人口的6.8%)、以及所召开“18大”党代会的形式结构也完全来源于苏共苏维埃,以及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组织构架等都完全来源于苏共苏维埃——是一种完全架空、空中楼阁是组织构架。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1)、由8200万党员(将12.7亿人排除在外)选出各省市区、中央单位、军队等出席全国委员会的2270人代表;(2)、2270人再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再由3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也是上个世纪初期中共苏维埃创立的组织结构。这种所谓的“选举”,至少有六个层次的代表,却没有任何人民(公民)站队的任何选择与举手,没有任何“举手”者的任何合法意愿了。中共若想走下去,就必须推倒苏共那种组织构架设计断层、空洞来彻底重建与人民(公民)无关的这种源头残缺,否则也只能象苏共苏维埃那样历史的亡去,暴力执政、“枪杆子里出政权”只能维持一时,难以象大自然那样生生不息!但要象大自然那样新陈代谢、根扎于绝大多数人民之中、优胜劣汰、去旧更新,才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游戏规则……
(A)、法源
中共“18大”召开,最多是中共8200万党员的所谓代表,与中国12.7亿公民没有任何干系,也没有任何关联。中国除中共党员8200万党员之外,中国12.7亿公民也没有任何权力对“18大”说是或不是、也没有任何权力参与中共所有的事。按照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话说:中共8200万党员,按一家三口、最少还有两个亲属关系计算,那么共产党利益链至少辐射4亿多人口。从“1大”到今天的“18大”,中共今天所根源代表的不过就是8200万党员的根源利益,与中华民国前60年的“党国利益”一脉相承,而今中国12.7亿非中共党员,不仅没有任何权力对“18大”说是或否,也没有权力对中共2270人代表表示是或否,更没有任何可能对300多名中央委员表示可否。中共从“1大”到“18大”,一直延续了九十多年的这种“非法”——从源头到所谓的“合法化”,中共都没有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举手”、站队、许可的任何游戏规则、支持的国家法律程序。国家与党派,毕竟是不同的血脉、山水和天与地的差别。
▲ 1949年10月1日建国至今的中国共产党,走了100年“新中国”——“蒋介石时代”完全一致的“党国”之路,只有在60多年以后“蒋经国时代”才开始真正“合法化”。同样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也是“暴力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也同样是非“合法化”,但随着“革命成功”,他们将国家权力缴还给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全体公民来“举手”,那么国家就取得了当然的法律地位。但中国自从共产党“暴力革命”成功后,就一直“占山为王”延续到现在,中国公民从来没有对共产党表示过“举手”是与否、也没有权力对共产党“举手”——这也是90多年共产党“合法化”的根源所在。没有全体国民超过51%以上公民“举手”成立的国家与政府,这个国家怎么合法化?又合什么法?国家“法源”来自于何方?!
▲▲ ⑴、中国有13.5亿总人口(截至2011年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中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中国“最高权力”就必须友囿中国13.5亿人口中超过12.7亿人口、而不是8200万中共党员(占全国总人口近7%)就说话算数,中国8200万党员比12.7亿公民哪个合法?合什么法?⑵、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副主席,要“领导中国人民”,当然要取得中国51%以上中国公民的支持、国家主席要经过公民51%以上“举手”通过才能够是。按中国《宪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一如中国5000年的皇帝那样就“预先”定制,在没有召开“党代会”“人大”之前,就“预先”被安排好,这显然不是任何“法治国家”“民主国家”的结果,而是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李世民、朱元璋等等“占山为王”的必然结果;⑶、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中央到各级党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等要“合法化”,就要在《中国宪法》中标注当然的设立、运行等“法律”游戏规则,让中国超过51%以上的公民都能参与、举手和监督、运行,倘若《中国宪法》没有标注这些中共机构的“游戏规则”,那么这些机构就没有“合法”的权力来执政,就不能存在于中国国家的实际运行之中。
▲▲▲ 如果说1921年7月中共诞生、先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会议、后改在浙江省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中共“1大”12人代表大会,是一个名副其实地下、非法的组织的话,那么事隔90多年后的中共“18大”,同样秉承了完全一致、依然是一个非法的政党:㈠、没有中国国家的任何法律规则许可共产党,而是这个国家顺从了这个党的党章规则;(二)、一直没有任何人民“举手”和站队的支持,就是8200万党员比12.7亿人民(公民),就算是全部党员支持,也只占13.5亿中国人的近7%的支持率;(三)、当年的“1大”,没有“合法登记注册”,而今的中共及“18大”在国际、在国内都没有任何注册、合法化,与原中共“1大”完全是衣钵秉承、本色不改,暴力杀戮;(四)、当今全球所有“法治国家”的合法政党,一如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与民进党、以及全球各国的“合法”政党等等,都要站在阳光下供本国人民——公民来“举手”、站队、通过才能“合法”执政,而中共却不用任何人“举手”与否,就象海盗那样强行、暴力来垄断执政;从中共中央到各级省、市、县、乡、村的中共党组织的文件,都一如1921年“地下党”文件规则完全一样,不允许任何公民在阳光下公开、公正的供所有公民来阅读;中共各级党组织都不用“合法”登记、注册“合法化”,就堂而皇之的至上而下的层层独裁执政、派出党组织;特别是今天的中共8200万党员,在12.2亿非中共党员、公民之下,合什么法?合谁的法?合那个国家、国际的法则?这也是中共与全球所有政党的根源的不同、非法之处;(五)、“暴力革命”,是当今300年来取得政权的最重要形式之一,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等都是这样取得成功的,但这种革命成功之后,要把国家的权力交还人民政权——人民“举手”合法组成国家的立法机构、国家最高领导人,但中国共产党却80多年来重来不用人民“举手”通过,就当然成这个国家的独霸一切领导。
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举行时间、地点(资料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1.07 上海→南湖)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2.07 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3.06 广州)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5.01 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7.04 武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8.06 苏联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45.04 延安杨家岭)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56.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69.04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73.08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77.08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82.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87.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92.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97.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2002.11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 2007.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012.11 北京)
从一个国家的法源来追溯,近200年发生了历史的变化:到2011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7053.69万人,也就是:这12.2亿公民与8200万共产党之比(这里不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公民的法定人数,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公民,当然就有“举手权”)。那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公民之比,谁合法、合什么法、从哪里合法——在这已经是清清楚楚。这种国家法源还在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李世民、朱元璋等等“占山为王”者,也不符合当代国家文明、“法治国家”的整体、法源的“合法性”。那么同样,未来中国能永远就这样“占山为王”地“合法”统治中国吗?
一个国家的“法源”,也和人类大自然树有根、水有源一样,人类有赖于生存生态环境那样源远流长、永不枯竭。
到2012年7月末,中共“18大”代表2270人(见新华社8月14日电,题为《18届中央委员将差额选举》一文),是由中国8200万中共党员选举出来的,这种代表与原苏共模式完全一样,而与中国12.2亿公民没有任何干系,是空中的楼阁,中国12.2亿公民也没有任何权力对中共2270人代表说是、或否,这中共“18大”怎么能解决中国国家、13.5亿人民的未来方向?
与全球所有“法治国家”“合法化”国家根源不同的是:一个党与另一个政党,要通过全体国民的“举手”、站队来“选举”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组成最高领导集团,而中国共产党是不用、也没有任何程序来让中国全体国民来“举手”的。一如海峡对岸的100年“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与民进党等,236年的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等等所有的“法治国家”,就必须经过全体人民的选票才能上台执政,中国共产党就“占山为王”、一直我行我素占据这权力“山头”,且占据着中国国家的一切资源,不经这个国家人民的授权,就是靠的“暴力夺取”“暴力维权”“暴力执政”——一如国家军队,成立共产党的军队。一个国家的军队归政党,就显示了这个国家法源的长期短缺、党
中国共产党真要“合”13.5亿中国公民之“法”的话,那么(1)、就要发展为至少4、5亿(其中约3亿人口为未成年,没有“公民权力”的投票权)以上的中国共产党员才行,才能够真正“合法”,因为中国最起码要占10亿“合法公民”中51%以上的“举手”通过;(2)、还要有一个同等与共产党让人家选择的政党,否则你独家的共产党,举手、不“举手”,都是你自己,这是什么“合法”的政党?因为一个执政党最少要获得本国国民51%的投票支持率才能符合这个国家占半数以上的“公民”人口“举手”通过才行,否则中共执政党就永远与埃及、利比亚非法党政等一样为“占山为王”的国度。
最近,“18大”前,有一本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见2012年11月6日Cctv 19.30播出“焦点访谈”),所谓中共“治理国家”,无非就是中共80多年一贯起家、得以延续的“地下”——暴力执政,至今不改“枪杆子里出政权”,却没有任何12.2亿公民举手、公民“支持率”、公民权力的任何表达、是与否可以数据,也没有任何12.2亿公民支撑的数据、理论与实践可言。
(B)、苏共苏维埃构架
不管是从法源还是从一个国家的政治规则来追溯,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根源。它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63年至今能够执掌国家政权,完全延续了苏共苏维埃党制设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等等全部来自于苏共苏维埃的组织构架。这种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政治制度面临着各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危机和挑战,迟早会被觉醒的人民淘汰。
苏共苏维埃组织构架,来源于19世纪初、20世纪末,其所谓的代表形式至少有7级以上构架:(1)、中央委员的三级构架:来自全国各个共和国、边疆区、自治市、州的“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选出主席团、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即“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再选出最高层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全国委员”,由各个共和国以及属下三级行政构架选出。
(1)100多年的基本构架
中共“18大”(“人大”也是如此组织构架)也是这样:(1)、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会委员(通常200多名)、候补中央委员(通常1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选出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共政治局常委(7人、9人不等),分管人大、政协、国务院、军委、意识形态领域。(2)“全国委员”,由省、直辖市、自治区选出(简称省市区);中共各省、市、区委,由中共各地市委员选出;中共市委委员由县、区选举产生;中共县、区委员,由最镇、街道选出;中共各级镇、街道委员,由最基层的中共村级党员选出。但中共各党的书记,象重庆市委书记一样,由它的上级党组织逐级派遣任命。这种组织构架源自于19世纪初期的苏共苏维埃(及其原东欧国家也是这种形式)——至少7个层面的代表,而当今世界的“法治国家”近200年一如美国一是直接“选举人”“普选人”两个渠道,公民直接选举;新成立的埃及、伊拉克、阿富汗、俄罗斯的等都实行直接公民投票。
从上个世纪初的中共“1大”到今的“18大”,中共自始至终、从来也没有在一个法律程序、法律框架、在这个国家、全体国民中实施“合法化”过,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利比亚、埃及等等国家都可以实现国家“合法化”,而唯独中国不可以?
苏联共产党(俄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缩写КПСС,英语: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是苏联时期唯一自认为的合法执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之一。其前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布尔什维克1918年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苏共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视历史年代不同,每1-5年召开一次,但1939-1952年没有召开除外。由党代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斯大林时期政治局选出的总书记成为党内最高职位。下设书记处,1952年“总书记”称号被改为“第一书记”,“政治局”改称“主席团”,直到1966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改回旧名。
理论上党内最高权力机关是党代会,党绝对在国家之上,但是实际上所有行政权力都由党总书记掌握。下层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党委,партком)。党委的领导是选举产生的“党委书记”(секретарь парткома)。企业、事业机构、集体农庄也拥有自己的党委。高层党委有相应的简称:区级的区党委(райком),州级的州党委(обком,旧称省党委(губком)),市级的市党委(горком)等等下延。
党的最低一层组织单位叫做“党的基层单位”(первич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又称党支部,或者“党小组”(партийная ячейка)。任何党员超过三人以上的单位中都要成立党小组。党小组的领导机关叫做“基层委员会”(党局,партийное бюро, партбюро),基层委员会由选举产生的基层党委书记领导(党局书记,секретарь партбюро)。
苏共历届领导人分别为:列宁、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被叶利钦下令停止活动,并没收全部党产。在这以前,它一直是苏联的执政党。苏联解体之后,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及独立后的前加盟国共产党所继承。
苏共创办人,佛拉基米尔•列宁
建立:1912年1月1日
解散:1991年8月29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于1922年至1991年;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代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在其境内拥有“绝对主权”。1991年8月,苏联发生“8•19”事件。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12月8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决定,将国家正式名称改为“俄罗斯联邦”(简称俄罗斯)。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1992年4月16日,俄罗斯第6次人代会决定将国名改为“俄罗斯”,从而恢复了历史上的名称;17日,最后决定使用两个同等地位的正式国名“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1993年12月12日,经过全民投票通过了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国家名称为“俄罗斯联邦”,与“俄罗斯”意义一致。
新俄罗斯联邦,与前苏联最大不同在于:总统制,总统选举根源于每一个选民(人民)举手、站队,每人一票来决定、由全体公民授权于总统,从而国家有了最广泛、全体人民“举手”当然的合法权力。
(2)、苏共党员
党员的身份到头来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特权,广大普通党员中的一小部分变成苏联社会中的一个精英或者特权阶层,享受广大苏联公民无法享受的特殊待遇,诸如可以在货品充足的商店内购物,购买外国商品,住房上的特别照顾,享用郊外避暑别墅或者度假地,能够出国旅游,送子女到名校上学,让子女获得优良工作机会(包括入党本身)等。不加入共产党而要进入苏联统治与管理精英阶层实际根本不可能。但是党员身份也有其风险,特别是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便是针对该党。党员身份是不公开的。要入党必须通过各种委员会批准,个人历史也会被仔细调查。在苏联建立之后出生的几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入党成为个人一般都要度过的几个人生阶段之一。儿童会加入少先队,随后在14岁时退出进入共青团(Комсомол),最后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表现出拥护服从党纪党章,或者有合适的后台,就能成为共产党本身的党员。不过党员也有尽义务的责任。共青团员与苏共党员不但要交纳团费党费,还要完成制定的任务与“社会工作”(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работа)。
(3)、苏共历次代表大会(资料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九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2013年7月31日 星期三
城镇化运动的主要障碍(所以“城镇化”是共匪中央拍拍屁股想出的歪招)
一是成本障碍。据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全国平均约为13万元,人均个 人支出成本约为1.8万元/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工还需要支付平均约为30万元/户的购房成本。对政府而言,较高的集中公共投入,加上后续的持续性 投入,降低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推进市民化的积极性。就个人而言,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很难承受年均支出成本之外的购房成本。
二是制度障碍。近年来, 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的政策,但由于制度变革涉及较高的成本和利益再分配问题,农民工进城就业并享受市民待遇的政策支持 体系至今仍没有建立。
三是能力障碍。农业转移人口通常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技能相对不足,由此限制了他们所能从事的职业和工种,工资收 入较低,难以负担较高的城镇定居、生活和发展成本,也很难满足部分城市积分入户的条件。
四是文化障碍。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城乡隔离状态,城乡之间已经越来越 具有两个时代或两个文明的含义。文化与行为方式的不同、经济生活差距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的偏见等,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与归属感缺乏,导致农 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原居民两大群体间存在隔阂、疏离,甚至是摩擦和冲突。
五是社会排斥。城乡二元制度使部分城市居民形成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心理优越感,部分城 镇居民在思想和行为上排斥外来人口的融入,而个别外来人口违法犯罪、不遵守社会公德的行为,又加重了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排斥。
六是承载力约束。由于资源配置 的行政化倾向,加上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的悬殊差异,农业转移人口高度集中在大中城市。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出现了交通拥堵、 房价高企、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城市病”;而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公共服务落后,人气不足,发展相对不足。人口的集聚与城市的承载力之间的 矛盾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