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VIL MACHT
2022年11月22日 星期二
这三年 小事就是历史
作者:
写在前面
今天整个微博首页几乎都在关注同一件事情，就是防疫政策的变化，你说它是讨论也好，争吵也好，都没法否认我们在慢慢走向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我们自然不好妄议和定义什么，只是觉得“今天”在日后回忆起来，或许会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像是一个阶段的将要结束的哨响，时代的晚上。
这样的日子，我们总觉得适合整理，记录，写点属于个人的日记。
所以今晚不写电影了，写日记，我们编辑部的部分成员，把过去3年我们所经历而后记录下来的一些文字，整合成了一篇日记形式的长文，它们大部分都是每个普通人都在经历的一些小事，但对于这三年来说，小事就是历史。
一、检票小哥
2022年11月5日，打车
今天打网约车，司机让我扫一下健康码，我照做，给他看，他问我为啥核酸过期了，我说因为刚做还没那么快显示，他有点微怒，但也只是一边启动车子一边嘟囔，怎么那么多人都没核酸啊，没核酸不能坐车知道吗？
我也嘟囔了一句，那那些核酸过期的都不能打车了，是不是再远都只能走路去核酸啊？
司机突然暴怒，把车直接停在了路中央，朝我喊了一句，对啊！这不是正常的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直接看我，而是抬头直直盯着后视镜里的我，我吓了一跳，没再敢讲话。
司机当然没错，但我觉得大家都要疯了。
2022年6月27日，被隔离
北京回来，没有去中高风险，但还是被居家隔离了，街道要求物业给我封门，然后物业在我门口贴了个巨大的福字，把门封住了。一种不知道该说温暖还是荒诞的时刻。
2022年6月23日，在北京看电影。
今天去影院看片，结果被电影院赶出来了，原因是我只有在杭州做的24小时内核酸证明，没有在北京做的72小时内核酸，他们只要北京的72小时核酸，不要杭州的24小时核酸，虽然时间更短，但也没有用，不可以进电影院。
我表示不解，因为北京的规定是抵京后24小时后，72小时内，需要再做一次核酸，我理解这个政策，可我此刻才刚出差到北京不到3小时，距离我上一次核酸报告出来刚过13个小时。
我问影院的工作人员，我这样如此短时间重复去做核酸的意义是什么？
她苦笑了一下，拿着上面发下来的文件对我说，她也不知道，但这就是规定。
2022年3月12日，杭州顺丰短信
今晚写不出稿子的时候，开始翻最近的相册。
有一张西湖的照片，是一周前拍的，当时去了趟杭州的儿童公园，坐了一次只要4块钱的儿童摩天轮，到顶上的时候发现居然能看到西湖，我因为恐高一边抱着中间的柱子，一边举着手机拍远处被太阳照得泛金的湖面。
还有一张牛肉饭的照片，是我看完一部很喜欢的电影后去吃的，那部电影是在日本拍的，出现了好几次日式牛肉饭，看得我很馋很馋，从影院出来就钻进了街拐角的居酒屋，吃得特别香。
还有几张电影院空荡荡的大厅的照片，我拍了发给行业内的朋友，说感觉真的已经没多少人来看电影了，配了一个哭哭的表情。
最后就是一个短信截图，提示我的快递经过了杭州那个有疫情的顺丰快递点，快递有感染风险，让我尽快去核酸。
后面就是一些附近核酸点的地址、电话截图。
然后，就没了。
2021年12月8日，常去的理发店
昨晚半夜的时候，我收到一条微信，是公司隔壁一家我常去的理发店的理发小哥，发的是一张核酸阴性的截图，后面跟了一句，“最近来过店里的不用担心了，全店阴性”。
我最近一次看到他们店的名字，是在杭州那个最新确诊病例的行程路径表里。
这条微信应该是群发的，我是在那个人到店之前去的，本身也不会有接触，但他还是给我发了，而且自己的名字，年龄，病历号都没打码，看得出慌张。
我问他你们是不是吓坏了，他就回了一个“唉”。
2021年8月3日，疫情航班
昨晚，我回杭州的飞机上出现了一例疑似阳性的病例，就和我隔了两排。
当然，这些信息都是我在今天早上的新闻里才知道的，昨晚被禁止下飞机的那7个小时里，我大概想了有五六种可能，以及对应的五六种结果。
杭州疾控反应很快，我们运气也很好，后半夜的时候空姐声音微颤地在广播里通知我们，两次核酸后，那个人是阴性。全场掌声雷动。
那是我们在飞机上静坐的第7个小时，等来了我想的五六种可能里最好的一个结果。
但是，那7个小时依旧还是成为了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一次等待，不是病毒如何让我恐惧，而是当疫情第一次离得那么近的无措，以及整架飞机暂时成为隔离区的时候，那种孤岛之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短暂重构的恍然。
每个人都不一样，乐观的人像在等开奖，悲观的人像是在等审判。
即使接近凌晨，我周围几乎还是没有人睡觉，大家生怕错过什么消息，反倒是紧挨着那个疑似病例坐的大叔，从头到尾都在闭着眼睛养神，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我后排有一个大哥大概是接到了家里的电话，一直解释说“疫情检查比较严格，放心，结束了我就回来”，但他其实比我离那个疑似病例得更近。
我前排的两个阿姨倒是全程在交流二胎养育经验，顺便还一起吐槽了下家里的男人都不顶用，爷爷和爸爸都不管孩子。
凌晨我困到不行的时候，也是靠着他们中间那个男孩读课文的声音才醒过神来，醒来看到我爸消息，问我到家了吗，我就回了一句“嗯嗯”，而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还有那个引发了这一切的人。
他站起来被疾控带走的时候，眼神没有和任何人相交，就是低头一直走，所有人都在看着他，这几百双眼睛里混杂着同情，责备和单纯的目送。
空姐一直在安慰我们没事的，问题不大，但是他们突然多出来的两层口罩和护目镜都在说明这次并不寻常。
出来的时候，我和门口的空姐说了声你们辛苦了，她也回了我一句，你们也辛苦了。那是昨晚最让我想落泪的一段对话。
二、猹
2022年11月3号，被取消的婚礼。
写这段话的时候，我翻开我的计划单，最近停留的一条是11月3日要去山东参加朋友的婚礼。它已经被划了红线，后面标注着：因为疫情取消。
放在整个时代来说，我好像是一个挺幸运的人，我完整地度过了没有疫情的本科四年，经历过周末也可以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身边没有人被感染过、哪怕只是因为密接被拉到方舱；我喜欢吃的几家店还在，每年假期回去最常约的理发师也在，好像这一切对我的基础生活都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我开始计算时间，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还好，这些东西还在。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好像仅仅活在这些具体而简短的时间累积里，已经不敢再做任何长期的计划了，忘记在哪看到的：疫情对个人带来的最大精神伤害是你不再拥有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你不敢对未来有任何确定性的期待。
2022年9月12日，地铁里跳舞的男孩。
这时候深圳还在疫情中，我看着整个深圳的新增人数递增，但我们区已经趋于平稳，于是我买上回学校的动车票提前一天做好核酸结果因为缺失了一天的核酸记录导致我无法进入车站，我在车站外面从中午十一点等到下午三点，记录迟迟不出，没办法，我只能坐地铁回家。
从深圳北站到红岭站的地铁车厢几乎空无一人，途经车站封了好几个，我坐上车，身体前倾趴在行李箱上，整个车厢里只有我和另一个背着双肩包的男生。
车行驶起来，男生站在车厢里突然练起了芭蕾舞步，我趴在行李箱上看着他，报站声、列车的哐当声在舞步里变得遥远而空灵，下车后我发了条朋友圈：此刻，我因为核酸结果迟迟不出被遣回家，而地铁上有个男生在空旷的车厢里练习芭蕾舞步，城市，仅在一个车厢里具象了悲与欢。
那一刻再回忆起来像是动漫场景一样在我眼前浮现，或许可以说它浪漫，但我当时只是感叹，我们的悲欢无人知，它隐藏在这辆行驶在地下的列车里，行驶过漫漫时间。
三、灰白
2022年11月13日，你核酸了吗？
昨天和朋友约了顿晚饭，聊了些无关紧要的生活闲事，菜还可以，顶上橙绒绒的灯光打在身上，肚腹饱暖，万物涣散，也算惬意。
然后他接了个电话说，可能要出省出一趟差，“明天就要走”，开始说起要如何收拾行李，怎么安排行程，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就脱口说了句，那你做核酸了吗。
也是那一刻我明白，疫情对于我，就是这样一件事物：素日里未必如何剧烈地发生影响，却始终是静静蛰伏的一根刺。甩不脱，拔不去，化成一种共呼吸的默认存在。
这三年就是如此，因为所在的城市防疫氛围还算“正常”，我一直活在一种被保护的侥幸里，还不至于被真实的动乱所击溃。大部分时候，都只是在屏幕前，对着外面的讯息隔空愤怒。除了关注，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更多的可以做。
我常常会想，大约我的愤怒和悲伤也都没有实际价值，就像我期盼一切能慢慢恢复，如同被上帝拨弄的弹簧终会复位，但眼看各行各业都在以一种缓慢的节奏向灰，向下，远远背离疫情前的预期，这样的期盼似乎也只显出我的虚妄。弹簧原来并不是被拨弄，而是遭了无可逆转的损毁。
在这样的时日里，本就消极的我很少有期待，我能记住的大宗事情也变得异常少，大部分的感受和情绪都被切割成碎片，仅限于当时当刻，这应该也算一个比较大的失去了吧。
2022年6月28日，黄码
我因为买了感冒药而忘了24小时内去核酸，变成黄码，在公司惊慌了一下，想着要马上找地方做，发现打车被限制，最近的核酸点是4公里左右的医院，于是请求朋友帮打了车。
因为我不认路，在医院路标指示的核酸点转了下，没找到地方，因为问路而被保安指引到另一所玻璃房子前。那上面赫然贴着，里面是发烧感冒人群，若进入，须等待核酸结果出才可离开。
无论是理智还是直觉，都没能在此刻指示我该进，还是不。
不进，我是黄码。进，我没有也不该付出时间等待结果。
还是朋友打来电话说，有另一地点可做，还强调了下“最好还是不问医院”。于是我又经过3公里的颠簸，顺利做了核酸，最终在朋友的第3次帮忙下返回公司。
时隔已久，我已无法确切形容当天的心境。能形容的三个词或许是，无措，无依，无所抵抗。
2022年10月29日，回家吧，不用扫了
那晚我心情低落，在回小区的出租车上都不愿看消息，锁了屏，看了一个小时窗外的树。
我住的小区一向管理挺正式，进去刷门禁时，一定要扫码且让保安看过，包括在管控较严时，小区不允许外卖进门，只能一趟趟出门口在桌子上扒拉。保安也盯谁都严，偶尔我进门时口罩没戴齐整，都能听到他轻咳一声，说句“戴好了啊”。
那晚我下车时拎了些东西，手机在包里充电，有些不方便拿，但顾及到这些前情，还是打算拿出来，打开扫码页面。
保安和我隔了好几步，却好像知道了我的举止用意，他摆摆手，替我开了门：“回家吧，就不用扫了。”
我沉默地点头，没有坚持。
我该怎么概括这两件事？我该怎么形容我遇到的突发的动乱，突遭的理解？我不知道。我或许该感激截止目前我依旧活在一种平静之中，不至于太狼狈或太流离。
我或许，该感激。就是这样。
四、芋泥
2022年11月12日，流浪北京。
今天北京的风很大，我居家隔离在室内，感受不到风吹，四面的墙挡住了风，我突然感觉自己的生命很模糊，关乎个人的快乐与哀愁，变得极其缥缈，且不重要。
这种挫败感，也许归咎于风，也许归咎于墙。答案也不重要。
我正在一位朋友家借宿。这已经是秋天以来我第三次住到朋友家去了，因为回不去宿舍。每次恰在校外的时候，在学校群里看到通报——校内出现阳性病例，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我校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请大家保持镇定，不要恐慌。
收到消息后要做什么，也已经形成了一套惯性，联系室友将我的必要用品从学校栏杆处扔出，询问朋友是否可以借住，然后搬去后向社区报备，再居家静等流调电话。
等通知的过程就是在等审判，看落在自己头上的是弹窗还是黄码，是居家还是三天三检，或是被带走集中隔离。
疫情三年，生活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行程会被取消，住所会突然回不去，想吃的店会突然关闭。
和不确定性相对的，是感官异常的麻木。我感觉自己似乎已经不会愤怒了，因为愤怒变成了家常便饭，以至于愤怒在萌芽之初便枯萎了。
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会如何变得更糟，无论有多么荒唐，都能戏谑说上一句“倒也正常”。头脑意识似乎已经自动开启了防御机制，被迫学会了幽默意识，就当自己置身于一个规则荒诞的游戏，无法与开发者较真，玩家无论作出什么操作都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就只能让自己保持精神稳定，不要以悲壮或难堪的姿态出局。
捱吧，万一能捱得到新天地。
五、黑曜石
2022年年中，县城乌托邦的消失。
我老家在南方，一个长江边上的小县城。早年的唯一交通方式，是轮渡，大桥建成后，汽车又接下交接棒，成了如今唯一的交通方式。
这种会被“城市化”衡量为相对闭塞和落后的地理特点，竟然在21世纪意外地变成一种优势，让这县城成为这几年来一个乌托邦的存在。
而实不相瞒，已经离开那里蜷缩在大城市长达十年的我，头一次带着“县城青年”的身份认同，以近乎骄傲的口吻向外地朋友炫耀着我的乌托邦。
比如，在县城戴口罩出行的人一定会招致路人异样的眼光；即使当地只有稍微大型的两个医院具备核酸检测点，但测核酸也从来不用排队，因为核酸只是离开这里前往大城市的通行证而已；甚至在那时候，社区还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但毫不妥协的某些病征还是找着了城池的缝隙，悄悄渗透进来，让我逐渐接受，流感和应激都是会传染的，只是时间快慢问题。父母开始频繁电话让我减少出行，当地八十岁老人也成为接种群体，核酸点的增设，原本就是个位数的电影院开始走向“清零”，
“死亡”开始从一种相互慰藉的情绪，变成某种“多亏提醒”的谈资。
2021年4月28日，奶奶去世。
奶奶离世是在凌晨快结束的时候，我从北京出发抵达老家，则是一天快结束的时间。老屋客厅燃着的烛火是在场唯一的光源，在昏暗的环境里，最亮的莫过于家人头顶的粗白布，而我身上最亮的地方，则是还没来得及取下的蓝色口罩。
按照老家习俗，老人在出殡前要在家里停放三天，后辈要连续换守三天三夜，有时两人一起，时而三人。在奶奶的冰棺前，所有人都难得默契地安静坐在一块儿，发愣，回想，沉思。等到老人刚离世时的沉重逐渐平缓成一种空落，我们开始低声谈及奶奶生前的事情，交流彼此两三年没见面的空缺。
但因为永恒的失去而留下的记忆和情绪也是永恒的，三天后的“出殡”就像一场仪式唤醒了所有人的情绪。
奶奶是因为长期的疾病离开的，在此之前一直都由爷爷照顾。在葬礼上，我爷爷一直都头顶白布，来回张罗，还时不时和亲戚念叨，属于他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看到，出殡那天，我爷从奶奶房间里拿出一套崭新的睡衣，按照道士的要求，平整地裹放在奶奶的身体旁边，一边放一边说：“新买的睡衣洗了还没来得及…”，那“来得及”三个字已经呜咽得快听不清了，以至于最后一个“穿”字只剩下口型，我爷连忙抽身转过去擦拭眼睛，因为道士之前说，生人的眼泪不能落在逝者的脸上。
而这些向内向外都能感知到的“沉重的失去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铸就成了一把锁，让我有一份下沉的力量，就更能察觉当下的一种轻飘和虚渺。
“入土为安”早已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比起死亡仪式的消失，更糟糕的是，我们好像对“死亡”的整体感知力越来越低下，这三年在一种不明所以的状态力加速乃至省略了对于“生命逝去”原本该有的感情。
人本是由生死组合而成的一体，但现在好像两者被强行拨开了，为了“生”而剥离“死”的做法未免也是一种残忍，这已经不是对于死亡的忌讳了，而是对于生命的漠然。那些数字和事件背后被隐没的“失去感”，其实我们需要的，经由“死亡”而对于生命本身最虔诚的感知。
这至少是我需要的，那把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