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VIL MACHT
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曾经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如今他的运势出现惊人逆转。昔日豪奢生活被起底。中国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曾经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如今他的运势出现惊人逆转。昔日豪奢生活被起底。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许家印曾坐拥450亿美元身家，周旋于中国政治明星身旁及香港富豪圈。
许家印为了避开中共耳目，重金购置游艇，建造“漂浮宫殿”。2位知情人士爆料，2015年，许从荷兰船舶设计师Amels那里购买一艘名为“Event”的大型游艇。他的豪奢生活不仅于此，许家印也拥有私人飞机-湾流 G450，价值高达4300万美元，以及价值9000万美元的 A319，这是1架可容纳160人的商用客机。2014年时，许曾搭著A319，在澳洲黄金海岸寻找中意的房产。
许家印早就被巴拿马文件点名，2009年透过空壳公司在香港购置豪宅。除香港外，许也积极在海外置产，2014年透过1家名为 Golden Fast Foods的公司，在雪梨购入知名豪宅。
如今，恒大的困境让许家印奢华的生活方式和海外财富暴露在聚光灯下。
志愿军死45万 伤50万
“我在亚马逊上试图找到能够帮助我向我的孩子传授自由的理念的书籍，但是没有找到，什么都没有。”波亚克说。
《塔特尔双胞胎》（The Tuttle Twins）系列已经成为那些想要教育孩子公民意识、自由和法治的家长的首选。《塔特尔双胞胎》能解对儿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毒。
哈蒙：“想像一下，如果有那么多孩子懂得了自由和经济的原则和价值，那么世界在10年或20年后会有怎样的不同？”
现在《塔特尔双胞胎》系列卡通正在制作中。哈蒙：“而且我们成了世界历史上获得众筹资金最多的儿童节目。”
在南达科他州的自由节（FreedomFest）上，我采访了《塔特尔双胞胎》丛书的作者康纳·波亚克（Connor Boyack），以及该书的新系列卡通片的制片人丹尼尔·哈蒙（Daniel Harmon）。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观看完整影片及文稿请至：https://ept.ms/3fgTK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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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康纳·波亚克、丹尼尔·哈蒙，很高兴邀请你们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波亚克：谢谢你的邀请！
杨杰凯：你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系列丛书《塔特尔双胞胎》的作者，还是现在刚刚启动的系列卡通片《塔特尔双胞胎》的导演，当然，该卡通片是根据丛书改编的。“塔特尔双胞胎”是谁？让我们从这儿开始谈起。
波亚克：《塔特尔双胞胎》是一套系列儿童书籍，向年幼的孩子们传授自由的价值观。书中有一个男孩角色和一个女孩角色，他们是伊桑（Ethan）和艾米莉（Emily），通过故事和漂亮的插图，我们讲述了让我们的国家变得伟大的久经考验的美德：创业精神、自由市场、财产权、个人自由、黄金法则等等。
那麽，我们发现通过故事讲授和传达这些学校不教的经验是有力量的。如果说现在的学校教了什么的话，其教的经常是相反的东西，很多家庭真的很高兴能够坐在一起，一起阅读他们所持有的价值观，他们想与孩子们谈论这些价值观。现在他们有了这样做的方式。这让他们很容易在餐桌上和孩子对话。
我们的家庭已经改变了，看电视代替了读书。诸如，（家长问，）“嘿，儿子，他今天做了什么？”（孩子答，）“哦，我不知道。”（家长问，）“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孩子答，）“我不知道。”如果真正参与一些涉及重要的想法和时事的对话，孩子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并用一点语言来表达他们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杨杰凯：这些书实际上卖得非常好。你刚刚描述的那种教育非常受欢迎。这也是孩子们真正喜欢的东西。事实上，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十岁的孩子，他正在阅读其中一本揭露逻辑谬误的书，并在学校里使用它们。
波亚克：哦！哇！
杨杰凯：的确，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项目。这最初是怎么来的？这是大约六年前的事了吧？
波亚克：大概有七年了吧，背景故事是我经营了一家所谓的智库——一个试图改变自由的法律的非营利组织，名叫利伯塔斯（Libertas）研究所。在利伯塔斯工作的几年里，我发现自己很想和我年幼的孩子们分享爸爸每天都在做什么工作。
但是你怎么跟一个六岁的孩子谈社会主义？怎么跟一个八岁的孩子谈国家征用权？我怎么告诉我的孩子我是做什么的？我在亚马逊上试图找到能够帮助我向我的孩子传授自由的理念的书籍，但是没有找到。
什么都没有。我的一个朋友，以利亚（Elijah），他现在是我们的插图画家，与我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应该有这种书籍。他也有年幼的孩子。所以我们合作写了第一本书。事实上，我带着我们的第一本书来到了自由节，我说，“嘿，伙计们，你们知道，我们写了这本新书”，反响是惊人的。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出版了二十多本书。我们已经卖出了250多万册。我们现在在做卡通版，显然市场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需求。
杨杰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模式。我可以想像，很多人非常有动力以这种方式分享它——基本上正是以（“爱心转发”）这种方式。
哈蒙：是的，当然，《天选之子》证明了这一点。就像，现在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能看到它，除了朝鲜。因为这种模式，人们可以把它“爱心转发”出去，能够在各地观看。它已被翻译成许多不同的语言。事实上，这个节目的使命是与超过一亿的孩子分享自由的理念。
我们的理想很远大，非常远大，这就是它的愿景，想像一下，世界会是怎样的不同，在10年之后，在20年之后……如果有那么多孩子理解了自由和经济学的原则和价值，我的意思是，只要想想像康纳这样的人——你知道，他并没有……你在成长过程中不一定有像现在这样的背景，但是最终你受到了（前众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的影响，潜心研究——开始深入学习（他推荐的书单内容）。
现在他有了自己的智库，现在他出版了所有这些书，你知道，成千上万的家庭都受到了影响，包括我自己。这只是一个人产生的连锁反应。你知道，我们在进行这些方面的思想，比如，如果我们把这个分享给一亿个孩子，那有多少人会站起来，站起来，真正为这个而战，不仅仅是在美国，而是在全世界。
杨杰凯：康纳，跟我说说你最终创建这个智库的原因，因为你如丹尼尔所说，受到了罗恩·保罗的影响。跟我说一说吧。
哈蒙：谢谢你邀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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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很多中国人，一提到京剧或者在某些场合秀京剧，常常马上哼出的是这样的唱段：“参谋长休要谬夸奖……”，“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等，而这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京剧，而是京剧的变种“样板戏”。
样板戏，指的是一批创作于中共建政后，主要反映并服务于中共政治立场的戏剧和作品，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过文艺价值。样板戏的创作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迄今中共仍在一些中小学中推广学唱样板戏，进行洗脑。
将样板戏最终定型的是江青。在1964年至1966年间，江青曾亲自组织、参与、经手一些作品的改编、排练等后期加工的部分工作，其结果是八亿人民只剩八台戏，即五出“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以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乐《沙家浜》。
以上样板戏具有如下的特点：创作具有“三突出”的特点，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着力刻画正面人物如何成为阶级斗争中的英雄，缺乏内心世界的刻画，人物简单化、概念化；艺术形式上则加入西洋管弦乐队，舞台布景等采用写实手法；没有了传统京剧行当的区分，运用较多念白，唱腔采用新的模式。
由于样板戏都是描写中共领导中国人如何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因此被当作批判刘少奇、周扬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论据和武器，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文化大革命的典范。当时为了普及样板戏，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电影制片商，将它们先后拍成舞台电影片，在全国发行、放映；三百多种地方戏曲剧种还对样板戏进行了移植，并被录制成各类唱片发售。
其后，随着电视的普及以及中共的刻意宣传，没有经历过文革苦难的年轻人也对样板戏不陌生，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不熟悉戏曲的男女老少都能哼唱几句。
然而，“样板戏不仅在政治上是毒瘤，而且在文学史、艺术史上也只能说是拙劣的‘样板’”！而那些成为中共工具、在样板戏中的扮演者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八大样板戏之一的《红灯记》主角李玉和的扮演者先后有两个人，一个是知名的京剧演员李少春，他出身于梨园世家，父亲李桂春是上世纪20年代上海最走红的京剧老生演员，海派京剧代表人物之一。曾拜“四大须生”之一的余叔岩为师。
李少春被誉为少年天才，14岁便与梅兰芳同台演出《四郎探母》中的唱功戏《坐宫》而轰动津京。李少春演杨四郎，梅兰芳演四郎的妻子铁镜公主，二人高超的唱功赢得一片喝彩。
60年代，李少春早已是中国京剧院首席演员，但还向海派文武两位“总瓢把子”周信芳、盖叫天正式拜了师。他的代表作是1948年自己改编的《野猪林》，用了余（叔岩）、杨（小楼）、马（连良）、谭（富英）、麒（周信芳）、盖（叫天）、李（家传）这七派大家的东西。其天分实是少有。
1963年，李少春接到了排演《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任务。中国京剧院以最强大阵容来编演此剧，刘长瑜演李铁梅等。李少春亲自设计了唱腔和动作。为了培养青年演员，京剧院还给他配了B角，就是后来接替他的钱浩梁，他亦悉心指导。
一次，江青到京剧院视察排练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因李少春插了一句嘴，而给江青留下了“不听话”的印象。还有一次她建议改一段唱腔，也被李少春拒绝，加之李的身体不好，不能完全保证正常演出。因此，江青也就渐有换人之心。据刘长瑜回忆，江青为将“李玉和”从A角李少春换成B角钱浩梁，还找周恩来哭闹过。
1965年下半年，李少春被抽出来参加“学习班”，批判自己的“四旧”。钱浩梁开始替他演出。文革爆发后，他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迫害，在挂大黑牌子批斗时，有人还专门往他的腰上打，存心废掉他。其后，他还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自此，钱浩梁彻底取代了李少春扮演李玉和。在一次次批判后，江青发话称“李少春很有艺术能力，要控制使用”，但他的境遇并没有太大改观。
据李少春的女儿回忆，父亲在文革挨过批斗、住过牛棚、扫过大街，剃光头骑平板车拉砖……。平时不爱说话的他，精神更是遭到很大的打击，变得更加孤独和无奈，在家中总有战战兢兢，心有余悸的感觉。
1975年，李少春晕倒在家中，在昏迷中被送到积水潭医院。因误诊，他在昏迷中离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年仅56岁。没过多久，其妻子患上了食道癌，一年后也撒手人寰。在女儿的脑海中，很长时间出现的都是父亲文革中那种愣愣痴痴一脸无辜无助又无奈的表情，原本平日就寡言少语的他，有时一个星期竟不说一句话。
大概李少春至死也没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遭此横祸。而这又是中共戕害传统艺人的一桩罪行。
接替李少春的钱浩梁，京剧老生、武生，其父钱麟童，上海新华京剧团麒派主演。他6岁随父学艺，后先后进入上海戏曲学校、中国实验戏曲学校学习。1956年毕业后进入中国实验京剧团任主演，1962年选调中国京剧院一团，拜李少春为师。
随着《红灯记》的走红，钱浩梁也开始走红，并得到了江青的赏识，将其名字改为“浩亮”。文革爆发后，在江青的授意下，在中国京剧院造反，成立了“红灯记战斗兵团”，任领导成员，并兼任党委副书记。1969年4月还出席了中共的“九大”。1975年四届人大之后，被提拔当了三个月的文化部副部长。
据刘长瑜回忆，钱浩梁经常在江青面前说她的坏话，说其出身不好、表现不好之类的。文革中，钱浩梁也经常在大小会议室上，指责其“对抗江青”，是“破坏样板戏的内部敌人”、“三名三高”、“修正主义苗子”等，将其当成“反面教材”。为此，刘长瑜曾经恨透了他。钱浩梁的人品由此可见。
文革结束后，钱浩梁被投入监狱接受审查。1982年初恢复自由，但因“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而被中共“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发配到石家庄艺校。上世纪90年代初，他和夫人曲素英（李铁梅B角）曾复出登台，终因脑溢血而昙花一现。
钱浩梁曾有个愿望希望人们忘了他，让他安宁度过余生，但作为中共的工具，影响了千万家的李玉和的形象，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抹去的。是谁造成了他的悲剧人生呢？
红色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下简称《红》）是现在仍在戕害国内外民众的样板戏，主角吴琼花的扮演者叫白淑湘。
1939年出生在湖南的白淑湘，少年时期就显示出了舞蹈的天分。她于1952年参加了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儿童剧团，并于次年随“赴朝慰问团”演出。1954年，进入北京舞蹈学院学习芭蕾舞；1959年，中央芭蕾舞团成立，白淑湘成为了第一批主要演员，并成为中国芭蕾第一明星，主演了《天鹅湖》。她还先后成功塑造了各种舞台人物，如《海侠》的女主角米多拉、《吉赛尔》中的鬼王密尔达、《泪泉》中的王妃扎列玛等。
白淑湘的成功也让她有机会走进了中南海，给毛等中共领导人表演。一次在给毛表演芭蕾舞剧《四小天鹅》后，她还邀请到毛一起跳舞。
1964年，江青开始对芭蕾舞剧产生兴趣，白淑湘又被第一个选中，出演了篡改历史的红色现代芭蕾舞剧《红》的女主角吴琼花。她为此还参加了军训，学习卧姿、跪姿、站姿、射击等。在《红》上演之前，芭蕾舞在中国观众心目中只是“舶来品”，但充满浓厚革命意味的芭蕾舞剧《红》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正当白淑湘在为塑造新的舞台形象做准备之际，她在1965年被定性为走“白专路线”的典型人物。所谓白专路线，指的是只搞专业技术和专职工作，抵触政治活动，不参与政治生活。从此，26岁的白淑湘被禁止参加演出。第二年，文革爆发，她连练功也被禁止，在芭蕾舞团里被揪出来反复批斗。在此期间，她除了被反复批斗，要求交代问题外，白天还要干扫厕所、扫地、挖地洞等粗活累活。
1969年，白淑湘被送到北京昌平区的小汤山干校劳动，离心爱的芭蕾舞咫尺天涯，直到1974年。当时，因文革对中央芭蕾舞团的严重破坏，造成了团内无人可用，34岁的白淑湘才被召回担任主要演员，并重新出演了《天鹅湖》以及新增演了《希尔维娅》等剧目，但演出还是受到诸多限制。此时，对于她而言，芭蕾舞演员的黄金年龄早已过去。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共给其“平反”后，白淑湘才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直到1989年时年50岁时才正式离开芭蕾舞舞台。
令人唏嘘的是，文革初期，白淑湘的父亲白纯义被中共政府枪决，原因是有人称其签字杀害了多名中共党员。原来，白纯义曾是国民政府的一名军官，也是张学良将军的下属，从军前则是一名律师。白淑湘出生后不久，母亲去世，父亲带全家前往南京，在国民政府中从事文职工作。日军占领南京后，白纯义又带全家前往重庆。在中共攻占重庆前，本可以飞往台湾的他选择了留下，并到东北大学教授法律。然而，他终究没有逃过文革。白淑湘和她也是舞蹈演员的姐姐因此受到牵连。
《沙家浜》是另一出有名的样板戏，其中“阿庆嫂”的扮演者叫赵燕侠。她自幼在父母督导下刻苦练功，7岁跟随父亲在杭州、上海等地演戏。14岁在北京向诸茹香拜师学艺。后先后拜李凌枫、荀慧生、褚玉香、何佩华等名家为师学习青衣、花旦，学习了王、荀、梅派的艺术特点。15岁演出《十三妹》、《大英杰列》，开始在京剧舞台崭露头角，并与前辈名家金少山、谭富英、杨宝森、马连良等联袂演出多个剧目。
1947年，19岁的赵燕侠组建“燕鸣社”，在京、津、沪等地演出，由她担任主演的《红娘》、《玉堂春》、《荀灌娘》等在继承荀派风格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性发展，唱、念、做、打别具一格，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中共建政后，“燕鸣社”改名“燕鸣京剧团”，后于1960年并入北京京剧团，赵燕侠任副团长，多次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等名角同台演出。1964年，赵燕侠主演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即《沙家浜》，并得到了江青的赏识，江青常常邀请她去陪她看电影、看戏。由于江青喜怒无常，赵燕侠选择了渐渐远离她。
更让江青不满的是，1964年底江青要参加排演京剧《江姐》的演员都去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主演江姐的赵燕侠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被戴上脚镣手铐，吃饭也不许出来，还动不动“提审”、“枪毙”，模仿《红岩》小说杜撰的情节。对此，赵燕侠认为这是摧残演员，而这些话传到江青耳朵里后，成为了文革中“反江青”、“反京剧革命”的“罪人”。
文革中，赵燕侠经历了大大小小多次批斗，关进牛棚进行劳动改造，直至文革后被中共“平反”。
可叹的是，这些被中共利用、又被中共戕害而侥幸活到文革结束的演员们，却在被“平反”后再次为中共歌功颂德，甚至称“我们的艺术生命有了保障，我们重获新生了”。如今垂垂老矣的他们还没认清中共的本来面目吗？
参考资料：
1、《怀念我的父亲李少春》
2、《“李铁梅”的六十年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