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都曾听说过，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对于潜伏在“国统区”的地下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和军队将领中就有按照这一方针长期埋伏的精干，在1949年政权易手前夕纷纷倒戈，显示出这一方针的威力。香港新近出版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更爆出惊人史料，包括卫立煌、张治中、邵力子乃至胡宗南在内的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是“红色代理人”。虽然，对于这几个人是否真的是卧底，现在还存有争议，不能定论。但是，可以肯定，中共地下党确实在国民党的心脏里埋得很深，从早期的钱壮飞到后来的郭汝槐、刘斐等人，他们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打败国民党的一张张有力王牌。如果单是从谋略上说，上述十六字方针真的是十分高明。
不久前，我偶然看到一位老先生写的文章《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我至今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的名字，以下就称他为“作者”），很是吃惊，1949年5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的易手固然是战场的胜负决定的，潜伏在南京的地下党在各方面所做的工作，毫无疑问也有力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征战。当大局已定，胜利已不可逆转时，中共中央关于如何处理南京市委领导的地下党，有过一个十六个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有人曾经拿这十六个字问过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年谢世的李慎之先生，他不无感慨地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但他没有见过这个文件。
1949年以后的历史事实早已明白无误地证明，这十六字方针并不是针对一时（“解放”初期）、一地（南京和其他刚“解放”的城市）的一种政策，而是要把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下党员，从得胜的红色阵营中暗地里逐步排挤、清除出去的一个总战略。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自反胡风、反右以来一直到“文革”，接连不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当中，受害者历来不限于党外的民主人士和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大量昔年在“国统区”参加地下党的热血青年，都成了打击对象。这十六字方针，就可以看作是破解这一历史谜团的钥匙之一。
对于那些曾为红色政权的创立甘冒生命危险的老人而言，这个“解放后”的十六字方针带给他们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相隔半个多世纪，面对闻所未闻的这十六个字，他们心中自然充满了疑惑与痛苦。为此，作者要在生命的黄昏苦苦追寻这个十六字方针的来源，力图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在寻找这十六字方针来源时，他找到了一位住在昆明的右派老人M，M已80多岁，身体多病，风烛残年，已不能执笔写信，只能在电话里回答他的问题。他从“微弱而有点破碎”的声音中得知，大约二十几年前，当M的右派结论得到改正，从下放的云南偏远农村返回昆明后，遇到一位中共西南局的老同志，告诉了M这十六字方针，那人还亲口表示，自己曾亲眼看到过这十六字方针的文件。但事隔多年，M已记不起那人的姓名了。线索嘎然中断，但他相信这个方针的文件一定存在，只是一般的党史档案室中不会有。
作者从另一位友人S那里又听说，复旦大学有一位老人，上个世纪50年代在安全部门工作时，曾被告知这十六字方针。他就此事和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交换过意见，李普先生说，从这16个字的文风、气势看，是毛泽东的作品，从毛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发动的历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来看，这都是毛的作品。毛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李普先生的分析后来得到了证实，答案终于找到了。作者从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研究的人那里了解到，一位原江苏省安全厅的负责人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确有这样一个文件。当时是康生向毛泽东提出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请示毛应如何处置。毛的批示就是这十六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这个批示当时下发的范围极小，只发给了大军区的负责人。所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包括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都未听说过。有了这十六字方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一位1927年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资格女革命家，在和横渡长江的大军会师后，在新成立的以刘伯承、宋任穷为首的新南京市委中，虽然还安排了一个组织部长的位置，但很快就挨了批评，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后到杭州工作，这正是十六字方针中的“降级使用”。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她被划为“极右”分子，和丈夫沙文汉（时为浙江省长）双双坠网，成为著名的“沙陈”集团之首，是当年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1949年下半年，天下初定，即对南京地下党展开了整党，理由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发展入党的，其‘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陈修良对于这些强加在南京地下党头上的罪名不服，曾和上级有过激烈的争论，因此而挨批。当时邓小平还在南京，在9月17日的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题为《忠诚与老实》，公开表示对南京地下党的整党是必要的，是中央批准的，南京党组织不同意，不认真执行，是“无组织无纪律”。邓在报告中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解放军不服气的情绪。（这次整党实际上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所谓“反革命”，可是有100多个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邓报告中列举的“组织不纯”事例，经查证都不属实。此文后来也有没收入官方出版的《邓小平文选》。）
对于南京发生的情况，当时一定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才有康生向毛请示对南京等地下党的处理方针，才有了毛大笔一挥的十六字批示，但这决不是毛个人一时心血来潮信笔写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从邓小平的报告看，包括邓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当时完全认同这十六字方针，而且后来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
1945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还没有预见到四年后即可登上天安门城楼，但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就已明确地告诉全党：“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李锐先生当年就听到过这个传达。1947年10月27日，由周恩来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党内指示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档案馆编）第十六册572-579页收入了这一文件，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
可惜，罗隆基、章伯钧等倒向左翼的民主人士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在红色政权迎来的将是灭顶之灾，大网早已布下，与他们的联盟、合作只是暂时的，充其量是利用他们。现在，十六字方针的浮出水面，进一步告诉世人，不仅是那些有自己政治理念、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民主人士、自由资产阶级们，即便是那些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不顾身家性命、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的自己人，在毛泽东的棋局上，用不了多久也是要抛弃的棋子。现实是如此严酷，如此无情，满腔的热血换来的只是被猜疑、被戏弄甚至被虐杀的命运，“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难道“革命”仅仅是某个集团或个别人登基的台阶？难道权力的顶戴一定要用他人的热血涂红？
1949年以后，全国各大城市许许多多大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以他们血泪人生见证了这一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中的多数人几乎都未能逃脱“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命运（只有个别幸运者例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到“反右”，到了“文革”，他们已“消化”、“淘汰”得差不多了。那是一代人啊，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但是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救世主和红色新朝弃如敝履，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他们一生中的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而无奈的叹息。
2006年12月7日
寻找历史真相是一个过程（傅国涌）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发表之后，我陆续收到一些前辈和读者的反馈。我写那篇小文的起因是偶然看到一位没有署名的老先生写的《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16字方针》打印稿。直到不久前，未曾谋面的杂文家黄一龙先生写了《对傅国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十六字方针”〉的“两点补证”》，我才从“补证”中得知，那位老先生名叫穆广仁，是新华社原副总编辑。我曾在《炎黄春秋》看到过穆广仁先生回忆“五二〇”运动的文章，他当年在中央大学求学，是上世纪40年代学生运动的骨干。他说，他们那一代投身共产党的怀抱完全奔着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去的，那个时候，他们心目中的共产党是与民主、自由这些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晚年，在饱经忧患沧桑之后，当他得知1949年有针对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他的震惊可想而知，所以，他要追根究底，找出这个方针的源头，揭开这个历史的秘密。真相是激动人心的，追寻真相的人，我引为同道，在这里，我要向穆广仁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我的文章提及1947年10月27日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亲笔修改的那个党内指示，在打倒蒋介石之后，即把打击目标转向“自由资产阶级”，我称之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当时我只是引用了一句原文。从黄一龙先生的“补正”知道，有一位老先生，1949年以后曾任四川宣传系统负责人的老地下党员，他把我的文章复印分送一些朋友，并在文末写下这样一段《转抄者后记》：
“‘铁证如山’之后的引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6-1947）第16册572-579页，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引文太短，现补引几段，以便大家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些。
‘（一）刘航琛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完全是在美帝指使下的蒋宋阴谋，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可以利用此种计划促蒋下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二）……在阶级关系上，不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命定的保皇派，就是开明士绅、中等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乡村富农，也是君主立宪派，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妥协的。只有工人农民与广大小资产阶级，才是彻底的革命民主派。……其中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则是反对新民主革命，而以旧民主为号召的人们。另有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则有较左的立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在政治斗争上，我们必须区别今天与明天的打击方向，今天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到明天就连反对杜鲁门之美、亲华莱士之美，反对蒋介石之国、亲李济深之国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
这份文件指明除工人、农民和广大小资产阶级外。其他一概打倒，只是分步进行而已。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而是贯穿于解放以后历次运动之中，解放初期的十六字方针正是由此而来。”
这位我还不知道姓名的老先生和穆广仁先生一样，他们年轻时都是理想主义者，到老还有直面历史的勇气，反省自己走过的道路，并没有陷入既得利益的狭隘泥潭，继续为这个民族的命运而忧虑。他们在生命暮年的这些思考，因此而带有一种悲壮感。看了黄一龙先生的“补证”，我十分感动，留言感谢他的“补正”，他马上回复说：你的文章没有错，只是“补证”，不是“补正”。我由此想到，在专制的绳索仍然捆缚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寻找历史真相谈何容易，没有许多人的参与，没有不同年龄的人们共同努力，这个寻找过程将会更加曲折、更加艰难。
早在1979年复出之初，李锐老先生就对毛泽东作出了八个字的评价：“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建设。不久前他为一本在香港出版的著作《千秋功罪毛泽东》写序，用的题目还是这八个字，他在序言中说，读了这本书的两章《共产主义天堂》，“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他还说，毛泽东的“盖世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许良英先生读了这篇序言，认为“罪恶滔天”说得太好了。随着真相的不断揭密，历史的帷幕一重重拉开，老实说，“功劳盖世”这四个字已越来越站不住脚，包括这个58年后仍冒着冷气的十六字方针的浮出，都是对毛氏功劳说的辛辣嘲讽。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评说的前提是真相，这需要我们不断地挖掘。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毛泽东的许多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开，许多揭示真相的书，包括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等，都是绝对的禁书，多数国人还没有机会方便地读到。主流意识形态仍把毛泽东奉为偶像，他的标准像还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尸身仍在水晶棺材里每天接受世人的朝圣，所有的纸币上都是他一个人的头像，原来不同币值的图案还多样一点，现在从一元、五元、十元的纸币到五十元、一百元的纸币，统统都变成了毛的头像。这个细节我一直没有留意，直到今年春天，我尊敬的翻译家、研究俄苏文学的学者蓝英年先生来杭州，聊天的时候，他偶然说起这事，还从口袋中掏出各种面值的人民币给我们看，果然如此，连一元纸币也不例外。我记得以前的人民币还有风景、工农兵等图案，有一个版本的百元纸币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四个人，曾几何时，悄悄地换成了毛一个人。这一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毛泽东在中国大地上仍然阴魂不散，毛仍是主宰着中华民族的一个罪恶图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怀有毛泽东情结的国人还有不少，网上对毛罪恶的揭露，对毛历史的批判，常常会招来一些批评，诸如不够客观、公允、全面，没有把毛伟大、光荣、正确的一面考虑进去等。网上有人以毛泽东生活上的俭朴来为他辩护，列举他多次缝补过的衣物、鞋袜以及打上了补丁的毛巾，特别是那件缝了74个补丁、已看不见“本色”的睡衣，还有所谓“穿穿了20多年连鞋匠都不愿补的拖鞋”。而没有想到毛的补丁代价之高昂，有知情人说，一个补丁要补得好比买新的还贵，他之所以宁要“补丁”，要么是一种特殊癖好，要么是一种表演，演一出骗了当世骗后人的“俭朴戏”，来掩盖他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掩盖他骄奢淫逸、贪得无厌的真实私生活，掩盖他好大喜功、误尽苍生的种种大手笔。他在私生活上好色糜烂，早已被揭穿，李志绥那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墨迹斑斑，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人间色魔形象，牢牢地钉在历史的墙壁上。山河大地，风景美丽之处到处都曾是毛的行宫别墅，有些地方至今仍重门紧封闭，笼罩着几分神秘。
更可怕的是，网上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实现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而不懈的努力，一生都在与封建官僚势力作着艰苦的斗争，他才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这些有着毛泽东情结的国人，并不是认同专制，主要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长期的愚民宣传深入人心，在信息完全开放，各种资料都可以公开之前，要他们转变看法，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也因为如此，寻找、揭示历史真相就有了特别的价值，只有真相的不断公开，才有可能让更多的国人走出迷雾。
（此文发表后，那位“不知姓名的老先生”辗转找到了我，他叫胡晓风，是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又是一个“两头真”。）
2013-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