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凤梨”中共突禁台湾凤梨 多国网友喊：卖给我们

 

图为凤梨的示意图，和本文无关。(pixabay)

台湾凤梨正值采收旺季。中共海关24日突然宣布，自3月1日起暂停进口台湾的凤梨。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脸书发文表示，对这个政治决定表示“不意外”，他也强调如果中国大陆不买，就要把凤梨卖向全世界。对此，各国网友也纷纷喊“卖给我们”！

中共海关总署26日声称，多次从台产凤梨中检疫出有害生物，自3月1日起将暂停进口台湾凤梨，但中共无法交代及提出检疫证明。

对此，台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痛批，这是完全不实、错误并且不符合国际规范的行为，现在正值台湾凤梨大采收，大陆选在这时机暂停进口，让人感到非常奇怪和讶异。

农委会指出，（民国）109年（公元2020年）迄今，输入大陆的凤梨共计6200批，接获陆方通报发现太平洋臀纹粉介壳虫、新菠萝灰粉介壳虫或菝葜黑圆盾介壳虫计13件，输出合格率达99.79%，这些害虫同时也发生在大陆，只要依国际规范经熏蒸处理就能灭除风险。

蔡英文总统26日下午在脸书发文表示，中共此举显非正常的贸易考量，“我要表达谴责”，并呼吁“挺农民，一起吃凤梨！”

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面对这个不意外的“政治决定”，台南市政府与行政院农委会一定协助乡亲全力支持凤梨的行销，“中国大陆不买，我们卖向全世界”。

黄伟哲说，去年台南的凤梨就外销到日本东京都、群马县、埼玉县等地。日本是全球农产检疫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台南的凤梨可以销日，代表品质、卫生安全具有国际竞争力，也有完整的鲜果供应链。

曾经担任台南市长的副总统赖清德，除了在自己的脸书及IG贴出“吃凤梨车车”的照片鼓励大家吃凤梨外，也到黄伟哲的脸书留言表示“台南凤梨就是赞！”对此黄伟哲也回复，“台南的美好，副总统最知道。”

台湾外交部、蔡英文纷纷在推特分享台湾凤梨的遭遇，相关贴文下方，网友纷纷留言，“送到加拿大。”“拜托卖给捷克，这边凤梨不好吃。”“拜托送给我吃。”“卖给加拿大或韩国；在我看来，是出口给其它国家的好时机，何不这么做？”“卖日本，他们会出3倍的价格买；卖加拿大，我愿意出4倍的价格。”“希望我们德国也买得到。”“把它们卖给丹麦！”“卖给印度。”“我很乐意买一打！你们有运到法国吗，或是开放边境让我去台湾。”“寄给我，我在伦敦。”“别担心，大部分香港人、所有自由国家的人都喜欢台湾水果。”

加拿大智库MLI资深研究员寇谧将（J. Michael Cole）26日在脸书分享相关新闻说，中国（中共）用其一贯手法，突然宣布禁止进口台湾的凤梨，毫无疑问，这是对台湾选择民主而做出的反应，寇谧将呼吁网友鼓励台湾的凤梨农，一起来买凤梨，文末还以中文标注“台独凤梨”。

习近平宣称“全面脱贫”民间贫困现象却持续恶化

 

有农民怒指，当地政府要求谎报家中年收入“被脱贫”，导致贫困户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示意图（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习近平高调宣称“中国已全面脱贫”后，民间去年收入却全面下滑，无钱医病的情况持续恶化，贫困学生获得的救助也大幅减少，大陆媒体被禁止报导负面消息。有民众表示，官方高调宣扬脱贫，实际仅是数字脱贫。

中共官方高调宣扬全面脱贫，习近平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声称，脱贫计划取得“全面胜利”，称之为“人间奇迹”。引发民间热议。

曾参与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周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因为疫情，他和大多数工友去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失业，这种情况在他的老家非常普遍，包括他自己在内，那些原本就困难的家庭，这一年来多更加艰难，但却根本无法申请低保。

官媒记者李丰透露，虽然官方提出了所谓的两不愁三保障的口号，称要让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并有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的保障，但只要一场大病就彻底返贫。而在官方的政治压力下，媒体对这类负面消息不敢报导，甚至民间救助平台也受到限制。

河南省资深媒体人陈洪涛表示，官方高调宣扬胜利脱贫，但实际情况仅是数字脱贫。李克强所说的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这种情况，中国现在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因病返贫的，因病致贫的，都很多。

来自湖北的医务人员朱女士认为，民众是否真的脱贫，各大医院住院部的情况可以说是指标之一。每天都有无钱缴纳费用陷入绝境的患者和家庭。以武汉中心医院这样的大型医院为例，交不起住院费用，甚至借遍亲友依然难以为继的患者比比皆是。特别是经过去年中共病毒疫情之后，很多身体受损的重症感染者，即使是捡回一条命，后续的治疗都已经让很多家庭迅速深陷困境。

浙江律师吴有水指出，官方高调宣布全面消除贫困，但现实是，即便是东部发达地区，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每个月的所谓退休金只有78元，而在西部更落后的地区，情况则更为严峻。但官方高压下，“贫困”二字变得极度敏感。

吴有水说：“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还是有很多的。失去劳动能力的、退休的这些人嘛，78块钱。还是从70块钱提到78块钱，一个月。他们是不是贫困人口？所以中国政府他们这种全面脱贫，以后有谁敢说中国还有贫困人口的话，那就是反党了，那就是颠覆国家政权了。”

中共国家民政部发布的最新资料显示，去年11月得到低收入保障救济不足4500万人，而中国的失业人数却以亿计。

习近平于五年前提出了“扶贫攻坚战”，提出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当局更声称2020年就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贵州省政府去年11月23日宣称辖内的9个国家级贫困县正式脱贫，随即中共官媒宣布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网民对此讽刺，“脱贫比脱裤子还容易，脱裤子还要动手，脱贫动动嘴就行了。”

去年以来，在中共病毒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陷入困局，舆论普遍认为中共高层的脱贫攻坚任务，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泡汤。

5月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更被外界认为，这实际上是解构了当局扶贫失败。

此前也频频传出中共的扶贫充斥贪腐和造假，官员为了政绩搞强制脱贫，甚至逼出人命。因此，舆论对中共宣称的所谓“完成全面脱贫”纷纷嗤之以鼻。

中国政府立法催婚，禁止单身女性冻卵。卫健委高调宣布，单身男子可以存精，单身女性却不许冻卵。从计划生育到开放生育，党的计划永远跟人民对着干。在中国...

民主转型: 埃及、波兰与中国的经验|民主中国

 

这篇文章写于2011年2月埃及革命爆发9天之时。作者莱斯特R.库尔茨和麦西吉•巴特科沃斯基通过比较中国天安门悲剧和波兰团结工会成功经验，来劝导埃及抗议者们如何通过谈判实现民主转型。从那时到现在，埃及发生了很大变化，民主转型陷入失败。翻译发表这篇文章，是因为它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分析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原文发表于“开放民主”网站（www.opendemocracy.net）。

2016-10-1

作者: 莱斯特R.库尔茨和麦西吉•巴特科沃斯基

郑贻春 翻译       王天成 审校

题图来源：FT中文网

用波兰圆桌会议与天安门悲剧进行比较表明，非暴力抵抗运动在谈判与转型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是多么重要。埃及民主运动的下个步骤将决定该国未来长期的政治形态。埃及人应从团结工会1989年的成功中学习经验。

给埃及转型的教益：波兰圆桌会议和天安门悲剧

最近一些天来，当看到在开罗大街上的埃及军队、坦克轧向塔里尔广场,那里聚集着在呼吁民主的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就极易想起天安门广场。尽管埃及军队1月31日发表声明，宣布它将不会对人民使用武力, 但由政权组织的便衣警察和武装暴徒在本周两天的野蛮镇压中，业已袭击了非暴力抗议者和外国记者，旨在恐吓抗议者离开并阻止世界见证镇压。然而到目前为止，就在撰写本文时的2月3日，抗议者们仍然站立在他们的场地上。正是在这一点上，埃及民主运动正如其所声称的那样,包括其名义领袖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持续不断地说穆巴拉克必须辞职， 会谈方可开始进行。

无论穆巴拉克是否辞职或很快被赶下台,仍然会有旧国家机构以及活动者与民主运动抗衡，埃及民主运动将从历史模式的考察中受益，这就是经谈判而成的摆脱独裁统治的成功民主转型。不知道如何与一个希望人们从街头撤离的独裁政府进行谈判——对此人们仍有争议,乃是导致1990年（实际是1989年，译者注）中国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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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圆桌会议

但在半个地球之外,在与天安门同样的历史时刻,波兰人民和波兰政府转向了另一种拯救民主转型机会的方法。他们选择的是平等伙伴之间的对话，召开了所有主要反对力量都获得了代表的圆桌会议，就国家的未来举行谈判。

 

波兰的反对派了解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的要求太过极端，可能会促使共产党的强硬派掌权、粉碎真正民主的机会。中国政府选择了镇压，而波兰独裁统治者却选择了妥协。

天安门的教训

尽管中国1989年的抗议与埃及当前运动之间存在着许多的显著差异，仍然值得对这些事件所包含的教训进行反思，以从中发现是否有适合当前形势的东西。首先的和最明显的类同是，在两个案例中，民众的抵抗几乎都是自发的，并主要是由充满激情的、受其他地方的成功抗议所激励的勇敢的年轻人领导的。

换句话说，在中国和埃及，都没有长期打下的抵抗基础，来促进正在发生的动员和协调，尽管埃及已经有一个包括异议人士、工会和公民社会的联系网络，从而，例如，可以通过手机和互联网来突破政府切断通讯的努力。

天安门运动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明显缺乏战略思想——中国学生是新手在抵抗，显然对于非暴力斗争如何运作没有任何内行的理解。在他们寻求共识的决策和不断涌入的新参与者的尝试中，运动的领导层是流动的、是有分歧的，在抗争的中心北京，尤其如此。刻意松散的组织在某些方面是优点，但对战略规划而言无疑是种障碍。有些运动领导人看到了只有一次抗议，无论规模多么大，是不够的，但是，当他们提出长期战略行动时，却被认为不够彻底，而被边缘化了(赵鼎新2004)。此外，缺乏集中指挥的运动无法最终维持完整的非暴力纪律。一小撮抗议者显然开始从军队中窃取武器，并在大屠杀前几个小时与军人战斗，从而给官方提供了一个借口。

非暴力抗争的资深学者基恩·夏普和布鲁斯·詹金斯，实地观察了当时天安门的种种进展,发现存在两个战略教训：“第一，非暴力占领一个具有象征价值的地点对于抗议者来说毕竟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被对手移除”。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

第二个战略问题是“没能将那些使得体制能够维持下去的人动员起来形成大规模的、广泛的不合作”，就是公务员、军人、警察、通讯和运输工人(夏普和詹金斯1989:6)。曾有过向那个方向发展的运动，特别是由工作单位组织的声援的工人、打着有单位名称的旗帜游行示威，因而减少了每个参与者的潜在责任，扩大了学生、知识分子和记者圈之外的参与。

在埃及，运动的优势是公民社会的广泛支持，包括近年来越来越与穆巴拉克政权对立的劳工反对派, 宣布成立埃及新的工会联合会、计划举行全国总罢工要求民主和基本权利的。此外，关键的持不同政见者深入研究了以往成功的非暴力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对如何将那些经验适用于埃及有战略考量。

在中国，学生和他们的声援者能够对军队里的缝隙加以利用，有一百多位军队高级将领给李鹏发出了一份声明，反对部署军队“向人民开枪”，正像埃及军方下决心绝不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射击一样。一个相关的关键方面，是开罗主要的穆斯林宗教人物的支持，以及声明向和平的抗议者开枪在道德上是被禁止的。埃及军队拒不镇压不仅反映在军方发言人 “武装部队不会诉诸武力反对我们伟大的人民”的声明，告诉示威者军队理解“你们要求的合法性”，而且也从解放广场的场景中看出抗议者与士兵们友好地混合在一起。军队的善意加上非暴力的起义，可能是促使穆巴拉克的新任副总统提出谈判的部分原因。

在未来几周内，对于埃及的民主运动，巩固与军队友善的关系，是必要的，虽然还不够；要确保在转型的某个微妙点上，没有诱惑而使高官在军队一旦回到营房时，便派出具有准军事功能的警察，重新开始政治镇压——假设在大选前穆巴拉克就离开了，但他的下台并不等于警察的改组。

民主运动将获得足够的韧性，一旦它开始认为谈判对于维持其长期的能力动员和运用人民力量是至关重要的，以及除了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之外，确定宪法改革的条件保障公民权利也是重要的。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危机中，学生领袖试图利用与政府的会谈来重申最大化的需求，甚至于羞辱政府领袖。这可能帮助了中国的强硬派占据上风，最终导致了以“天安门”名字为代表的悲剧。

圆桌会议：通过其他方式继续进行民主运动

波兰政府在1980年代末决定与反对派举行高层会谈来解决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反对派接受了政府的提议，因为它处在一种有力量发挥作用的地位。但同时存在的，还有相互对这个历史时刻的重要性的认识：或许只可能有一次机会达成妥协避免流血冲突，带来政治体制的根本转型。

非暴力抵抗的战略逻辑——尤其是非暴力纪律的重要性——被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所很好地理解了。尽管有多次挑衅与杀戮，团结工会在其整个十年的斗争中保持了非暴力的姿态。此外，尽管于1981年8月合法化后，大约1000万人或波兰劳动力总数的80%加入了运动，团结工会的力量获得了增长，它此前较早就在提出政治要求上采用了一种自我设限的战略。

1981年12月当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实行戒严关闭了团结工会，它转入地下并存在下来——导致武装政府与非暴力的广泛运动之间的僵局，运动并没有灭绝。1980年代的下半叶，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和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以新一轮罢工和示威游行表现出来，共产党政府不得不权衡新选项。团结工会对谈判的开放态度再次体现了其灵活的战略，然而仍然维持着公民反叛的能量。

当圆桌会议举行时，在政府代表旁边坐着的几乎是整个反对派序列，从保守派和自由派到社会民主主义者及主要的社会行动家：工会、知识分子和天主教会。在举行圆桌会议的部长会议主要房间里，政府和反对派的60位谈判者都并排地坐在了一起。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与内政部长杰斯劳·科斯扎科共同主持了主要会议。

圆桌讨论分为三个“圆桌”，有政治改革、经济与社会政策、工会与政党多元化。每个圆桌由两名代表共同主持——一个来自于政府，另一个则来自于反对派。同时，有关“圆桌谈判”主要议题的更详细的和更技术的讨论在12个“分支圆桌会议”上进行，300多个政府和反对派的领导人都集中于若干个工作组里面。如果谈判人员在一些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那么他们便提交给更高的“圆桌会议”以作进一步的讨论。如果仍有分歧，那么主要领导人便参与进来，以达成协议。

各方在开始时取得一致，同意谈判要公开，主要会议要上电视。鉴于媒体审查制度存在于谈判之前，圆桌会议便给了反对派向公众提出和解释其观点并公开亮相的一个机会。谈判差不多花了两个月才告结束。圆桌会议导致反对派合法化，以及两个立法机构的建立：35%的众议院席位和参议院所有席位的公开选举，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建立政治和公民组织的自由。最为重要的是，圆桌会议谈判建立了参与各方之间的互信，尽管也存在政治分歧，但他们将坚持民主原则，因而促成波兰国家的和平转型。

这一历史性的圆桌会谈导致“协议转型”。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在共产主义在其他国家包括在苏联分崩离析之前，波兰的民主就已然和平地建立起来了。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主张民主的力量明白他们力量的基础，并将波兰预设为各派力量共享的场所，而无论有怎样的历史和政治分歧，类似的礼让精神在埃及则比较难以获得，因为政府并不很能代表历史力量和以及代表拥有或多或少一贯性意识形态立场的政治团体，像共产主义组织那样，而只是一群忽视并边缘化穷人利益和每个人权利的腐败、专横的权力精英而已。，面对那些个人以及政治滥权的面孔、那些下令镇压的面孔，埃及人很难判别谁是建立新秩序的潜在的可合作伙伴。

不过，其他协议转型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在南非，南非黑人言之凿凿地表示没有兴趣与曾认为黑人不配与白人享有平等权利的白人领袖妥协。然而，把与旧秩序合作的所有人都从社会上驱逐出去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问题是，新的政治多数派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允许前政权的合作者在公平基础上展开竞争，赋予一直否认自己权利的前压迫者以应有的权利。他们的确宽宏大量地做到了这一点。

前方的道路

在中国，要求民主的活动人士以及他们事业的支持者们只有一个简短的七周处于阳光下的言论自由时期，然后，中国政治局命令以暴力结束了令人惊异的大规模群众抗议。与之形成对比，波兰人历经差不多十年时间争取到了圆桌会议讨论，跨入了民主的门槛之内。在那些年里他们建造了独立于国家的地下机构，学会了如何倾听，营造起通向最初没有成为他们运动一部分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群体的桥梁。埃及人既没有优势，也没有长期疲惫不堪地孕育政治自由。他们与在穆巴拉克领导下的“生活在谎言里” 进行公开的斗争才9天，就到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但是，却幸运地已经迫使他们的独裁者同意离职了，遏制住了独裁者在街上的暴行，并且精神、势头不减。这像是非暴力力量的演出，赢得了全球观众广泛的支持，将有助于未来所有可能的会谈，必然地涉及军队和旧政权其他支柱的会谈，即便会谈不会有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和他的那些从事镇压的部下们的参加。人民力量的历史不仅普遍地回报了勇气、主动性和坚持不懈，也奖赏了战略、战术和妥协，奖赏了谈判如何获得真正权力时抛开极端对立。获胜的是那些人，即不仅避免像天安门那样的悲剧，而且也意识到什么时候应该奋起斗争、斗争到什么时候是明智的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参考文献

Stephan, Maria J., and Erica Chenoweth,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1(Summer2008), pp. 7–44.

Sharp, Gene, and Bruce Jenkins. 1989. “Nonviolent Struggle in China: An Eyewitness Account.” Nonviolent Sanctions 1 (Fall): 1, 3-. Retrieved online 12 July 2010 at 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77a2.html

Zhao, Dingxin. 2004.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介绍

莱斯特R库尔茨（Lester R. Kurtz）是乔治梅森大学公共社会学教授和欧洲和平大学客座讲师，著有大量关于和平与冲突、非暴力公民抵抗和社会运动的书籍与文章。他是爱思唯尔《暴力、和平与冲突百科全书》的编辑、“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成员。

麦西吉·巴特科沃斯基（Maciej Bartkowski）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克里格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兼职教授，教授战略性非暴力抵抗，是“重新发现非暴力历史:解放斗争中的公民抵抗“的编辑和”非暴力国防对抗俄罗斯混合战争白皮书”的作者。

访波报告:波兰制度转型经验的启示

 张 欣

美国托莱多大学经济系教授

一、从波兰的历史背景看其制度转型的条件
二、从“波兰模式”看“休克疗法”的成败
三、波兰今后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四、华人与波兰的消费品市场

    在东欧各国中波兰的经济一枝独秀，近年来经济增长率达到6％以上，不但高于其他东欧国家，而且在整个欧洲也属罕见。华沙地处东欧与中欧中心的地理条件和波兰稳定的社会经济局势，吸引着外国投资者纷至沓来，竞相在华沙设立据点与分公司，仅1996年就吸收了外国直接投资25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由于外商激增，华沙的物业灸手可热，房租暴涨，成为世界上十个最贵的城市之一。波兰的这些经济表现受到了各国的普遍关注，英国的《经济学人》载文认为，波兰将可能成为欧洲的“经济小龙”。波兰经验对大部份还在转轨中煎熬的东欧和原苏联各国无疑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对中国的制度转型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笔者不久前在波兰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现将波兰的状况和改革的经验作一概略的介绍。 

一、从波兰的历史背景看其制度转型的条件  

1. 波兰虽然曾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但对苏联十分反感 

    波兰人民的历史经验使他们在民族情感上对苏联有很大抵触。波兰历史上遭到俄国和德国的侵略，十八世纪时甚至被俄国、德国和奥地利瓜分而一度亡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又再次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合谋下被瓜分。因此波兰人对苏联和德国没有好感。战后不少波兰人到德国去打工，也受到德国人的歧视。不过德国政府曾多次向波兰等被它侵略过的国家道歉，而且确认了二战后割让给波兰的领土，这些做法缓和了波兰民众对德国的反感。 

    相对来说，波兰人对苏联的反感更大，华沙大学所作的民意调查充份证明了这点。波兰人民对苏联的强烈反感，是由历史上波兰经历过的一系列痛苦事件造成的。斯大林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波兰从背后插了一刀，利用德国进攻波兰之机也占领了波兰的部份领土，而且当波兰军队撤退到苏联境内时，还在苏联的卡汀地区杀害了26，000名已经解除了武装的波兰军官。(过去苏联政府一直矢口否认有过“卡汀事件”，直到1991年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才正式承认这一史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又进一步将二战中夺得的波兰领土合法化；虽然他把一部份原来属于德国的领土割给波兰作为补偿，但二战后整个波兰的领土比战前还是缩小了。二战后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波兰，使得波兰的经济进一步落后于西方国家，所以波兰人对此非常怨恨。 

2. 波兰的社会主义化不彻底、反而有利于现在的制度转型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在波兰扶植起一个共产党政权，并强制地推行了社会主义化政策。但波兰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波兰共产党的认同程度并不高。波兰流传过的一则政治笑话就反映出这一点。这个政治笑话说，有三个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员都因重病而垂危，一个是苏联人，一个是东德人，还有一个是波兰人。临死之前，人们问这三位共产党员有什么遗言。苏联人说，请在我的遗体上覆盖党旗，这样我就可以去见列宁;东德共产党员说，请把《资本论》和我同葬，这样我可以去见马克思;而波兰人则说，请开除我的党籍，这样我可以去见上帝。 

    可以说，在原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波兰最有自己的特点。斯大林就曾讲过，向波兰人灌输共产主义比给公牛套挽具还要困难。在波兰共产党统治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未真正在波兰人心中扎根，而天主教会却一直在波兰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当时的波兰政府官员中很多人加入共产党，只不过是要利用党籍作为向上爬的阶梯，他们并未真正信仰过共产主义。后来，在“团结工会”运动蓬勃兴起时，大批的共产党员就加入了“团结工会”。 

    与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相比，波兰的共产党政府相对来说是最宽容的，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比较宽松。当局允许波兰的学者到西方旅行、交流，对社会科学的干预也比较少。所以，波兰的大学中还保留了很多与西方一样的社会科学学科，如现代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而这样的学科在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却被废除了。从七十年代起，盖莱克(Gierek)政府就开始经济改革，到八十年代独立工会崛起时，政府也采取了容忍和对话的态度。后来，独立工会运动中的激进派坚持强硬路线，波兰共产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宣布了军管，但并没有杀一个人，只是把“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软禁起来，两年之后他就解除了军管。 

    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波兰始终保持着规模可观的私有经济。波兰在五十年代曾试行过一段短暂的集体化运动，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此后私有的个体经济一直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波兰人会做小生意在东欧也是有名的，1989年之前，他们就经常在东、西方之间跑单帮、贩卖商品赢利。这些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给波兰成功的改革提供了社会经验与管理基础。 

    相比之下，俄国则缺乏这些条件。俄国十月革命后，长达七十年的完全计划经济扼杀了可以起替代、补充作用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苏联二、三十年代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又杀了大量的富农，这些富农其实是农村中的经营家和种田能手，没有了这些人，苏联就缺乏恢复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人力资源。因此，俄国的市场化改革就必然遭遇到波兰所没有的困难。比如，当俄国解散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后，很多分到地的农民不知道如何独立地种田。 

3. 波兰实现政治民主化后政局稳定、社会和谐 

    1989年，“团结工会”恢复了合法地位，瓦文萨作为“团结工会”的领袖，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在1990年大选中被选为总统。由于波兰共产党政府过去的统治相对比较温和，所以它下台后群众对波兰共产党的谴责也比较轻，因此波兰共产党的政客就不象齐奥塞斯库、日夫科夫、昂纳克那样下场凄惨。下台后的波兰共产党改组为“民主左翼联盟”，声称自己也忠于改革目标，希望波兰过渡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民主左翼联盟”在1993年的国会选举中赢得大量选票，和农民党组成联合政府而执政。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左翼联盟”的总统候选人科瓦谢聂夫斯基又击败了瓦文萨，成为新的总统。导致瓦文萨落选的第一个原因是，波兰民众认为他缺乏领导国家的能力，不懂经济;第二个原因是，“团结工会”政府在推行激进经济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与过去一向支持它的工人发生了摩擦，失去了一些工人的选票；第三个原因是，瓦文萨在竞选辩论中发怒失态，有失总统风度，对问题的回答也不清楚，在形像上失分。 

    普通的波兰民众对共产党很反感，所以“民主左翼联盟”竭力划清自己和过去的共产党的界限，而“团结工会”派则不时指责他们是共产党。1996年，“民主左翼联盟”提名奥莱克塞为总理，“团结工会”派则在军事法庭指控他曾在1982年为苏联作情报工作。虽然法庭认为证据不足，后来奥莱克塞也立刻辞职，但是“民主左翼联盟”的形像还是在民众中一落千丈。现在该党的政策是力图搞好经济，以赢得选民支持。 

    波兰历史上素有民主传统，人民的民主素养比较高。重建民主制度后，人民很快就适应了，也愿意尊重和遵守民主制度的规范。由于二战后大批波籍移民回归波兰，而德籍侨民离去，使得波兰不再有少数民族，民族同一性很高，所以也不会在转型期间因潜藏的民族矛盾而出现社会不稳定。从总体上来讲，波兰完成政治民主化后，现在政局稳定，社会和谐，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从“波兰模式”看“休克疗法”的成败  

    各国的经济学界对波兰模式十分关心，因为波兰是第一个采取“休克疗法”(又称“大爆炸”)来改革经济的原社会主义国家。1990年元旦伊始，波兰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接受了美国的以萨克斯教授为代表的学者的意见，由副总理、经济学家巴萨洛维茨制定方针，采取了经济改革的“休克疗法”，价格改革一步到位(全面开放价格)，开始了全面彻底经济改革的试验。当时，波兰的这一做法，在转轨中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是第一次，因此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不久之后，捷克、俄国、乌克兰等都相继采取了类似的政策。用“休克疗法”改革经济，效果究竟如何，理论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而各国实践的结果也不尽一样。 

1. 波兰的“休克疗法”见效虽比预期的晚、但成果明显 

    “休克疗法”确实在短期内给波兰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实施改革的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2％，通货膨胀率则高达600％。萨克斯及波兰的改革家原来估计，“休克”阶段延续半年后经济就会复苏，然而事实比原来估计的要糟得多，“休克”时期比原来预料的长，代价也比预料的大，通货膨胀、失业、经济衰退的程度比原先的估计都要严重得多。改革后的第二年(1991年)，波兰的经济继续恶化，不过经济萎缩的速度已放慢。两年后，整个经济终于初露曙光。1992年波兰的经济恢复了增长，通货膨胀率也回落到45％。此后情况不断好转，增长速度逐渐加快，通货膨胀率不断回落。1995年和1996年波兰经济的增长率分别为7％和6％，通货膨胀率则分别为28％和20％。1996年波兰的生产水平已超过了改革前的最高水平，这在东欧国家中还是首例。 

    改革八年之后的今天，波兰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除了对房租、医疗等费用还略有控制外，其它价格已经全部放开。私有化也快速进展，国民生产总值中私有经济的份额从1990年的28％上升到1995年的58％。改革前在首都华沙，除了市中心以外，看不到多少商业气氛，仅有的几个国营商店里柜台上也空空荡荡。现在，街上遍布个体商摊和小店，商品供应充沛。每逢假日，百货公司里和商摊周围人潮汹涌，顾客多为本国人，也有一些外国来的采购者，市场一片兴旺。 

2. 从两个波兰人的生活状况来看波兰改革的结果 

    下面介绍笔者在波兰认识的两位波兰人的简单生活状况，这是转型中的波兰社会的一个剪影。沙尔伏夫斯基}是改革中的幸运者，27岁的华沙人，两年前从华沙经济学院毕业，由于管理人才紧俏，很快就在德国投资的罗兹沃句银行财务处找到工作，月工资收入1100美元，其妻在一个外资公司工作，夫妇的收入总共有2000多美元，还拥有一套单元住房，他们的生活是很宽裕的。 

    布洛维茨}的生活状况就正好相反。他现在60多岁，原在华沙南面的克拉可夫市图书馆工作，已经退休。他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英文、拉丁文都不错。他换过肾，不能太累，只能偶尔帮政府作点翻译、赚点外快。他的病休工资及所有收入加起来才100美元。除去伙食开销外，剩下寥寥无几。他吃得很省，常常只是面包加几片酸黄瓜片和香肠片。他是个单身，租了一间房间，好在他住房的房租受政府政策管制，仅20美元。基本医疗服务也继续享受免费。他虽然是个达观的人，但是也担心这些最后的福利什么时候会被取消。 

    改革不可避免地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在转轨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常见现象。象沙尔伏夫斯基这样的人显然是波兰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的一员，华沙的高档百货公司中的顾客，很多都来自这一阶层。按照波兰政府的统计数字，1996年波兰全国的平均月工资(税前工资，也包括奖金，分红)是873兹罗提(约合300美元)，其中教育部门的月平均工资才790兹罗提，而采矿部门则为1670兹罗提，是教育部门的一倍多。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收入与人力资本的价格倒挂，毫无疑问，从长远看，这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 

    从上面布洛维茨和沙尔伏夫斯基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例，可以想像得到，波兰人对改革结果的反应是因人而异的。那么在总体上，改革是否已经给波兰人带来了实惠?他们的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呢?1996年，波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接近改革前的最高水平。不过，这可不是简单的回归，在转型期间这个数值的一起一落过程里包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现在，适销对路的产品增加了，劣质滞销的产品停产了。许多消费品在改革前是短缺的，现在其人均拥有量都有很大的增长。例如，每千人汽车拥有量从1989年的127辆上升到1995年的195辆，每千人的电话拥有量从1989年的132部增加到1995年的197部。华沙大学社会研究所所做的社会调查也显示，从1992年起，越来越多的波兰人对能否改善生活有了信心，而到1995年，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人对这一点作了肯定答复。 

3. 各国实行“休克疗法”的结果差别很大 

    从各国的实践结果来看，“休克疗法”既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情形。即使是在“休克疗法”比较成功的国家，人们对“休克疗法”的看法也是前后不一的。在波兰实行“休克疗法”的头几年，由于强烈的负面效应，批评者占多数；现在，随着经济好转，赞同者又增加了。可以肯定，波兰未来几年的经济走势还会进一步改变人们对历史上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的评价。很少有人知道，越南的经济改革也是“休克疗法”的一个成功之例。1988年越南也采取了类似“休克疗法”的政策，几天内把所有价格都放开了。而俄国的“休克疗法”似乎就不那么成功，但俄国经济一蹶不振的原因很多，不能完全归咎于“休克疗法”。 

    当然，历史事件及其后果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各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比如，波兰、中国、俄国、越南的情况显然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少差异，但究竟是那些因素决定 “休克疗法”是否可取，又是那些因素决定了 “休克疗法”的成效，需要作具体分析。 

    显而易见的是，波兰比俄国小的多，制度转型中也容易调头。例如，最近几年波兰虽然国内失业率较高，但有很多波兰人到西欧去寻找工作、汇回收入，对一个中等国家来说，这样规模的劳动力输出对缓解国内经济萧条、增加国民收入有很大的帮助；而俄国如果输出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对国民经济的助益就不会有波兰那么明显。还有，波兰历史上有大量移民到美国，多数在经商，这些海外联系也为波兰提供了转轨中所需要的金融和人力资本；而俄国虽也有到美国的移民，但一方面这些移民很多是知识分子和科技专业人士，并不在商界，另一方面其中有很多犹太人，而俄国目前对犹太人仍然有所排斥，这也遏止了俄国移民回去投资的兴趣。 

4. 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因为未采用“休克疗法”吗? 

    批评“休克疗法”的人往往举出俄国、乌克兰等国家经济一直未恢复元气的例子，认为“休克疗法”不可取；也有一部份“休克疗法”的批评者认为，中国的成功证明了，渐进改革的策略更可取。主张“休克疗法”的萨克斯则认为，“休克疗法”是正确有效的，波兰就是一个例证。至于为什么中国的渐进策略似乎比“休克疗法”更奏效，萨克斯的看法是，中国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并不发达，所以中国改革中的成功其实是发展中国家起飞的模式;而东欧国家原来计划体制高度发达、国有化程度很高，改革面临的问题是必须使整个经济体制完全转型，因此困难得多。萨克斯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比较中国各地区改革进展的差异，就会发现，这些差异正与萨克斯的解释相吻合。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成功的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往往原来经济的社会主义化程度并不高，这些地区的农民从来也没有享受过社会主义的“好处”(如苏联东欧农民享受的全民医疗、退休保险等)，所以对这些农民来说，在改革中他们没有任何既得利益割舍不下，在经济转轨时期他们所失去的，只不过是过去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套在他们身上的锁链。改革中他们源源不断地加入新兴的非国有企业，成为非国有企业劳动力的主体，也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起飞，与东亚小龙、泰国、印尼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相当类似。 

    反观中国国有化、计划化程度比较高的东北地区，那里就没有珠江三角洲地区那样的繁荣，相反经济萧条的状况与俄国十分相似，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也始终困难重重。显然，如果整个中国都象东北地区那样，到处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多数人都端“国家”的“饭碗”，中国的经济改革必定不会象现在这样成功。 

三、波兰今后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虽然波兰经济的宏观数据(如经济增长率等)令人鼓舞，从华沙市的中心市场所看到的也是一派繁荣，但是，观察波兰的经济问题不能仅仅以此为根据，那样就太简单化了。转型期中波兰经济仍然面临各种挑战，其中的困难是不能低估的。 

1. 就业不易、收入较低 

    目前波兰的失业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1993年失业率为16.4％，1996年仍高达13.6％。在波兰找工作不容易，所以波兰人对工作不太挑剔。例如，在华沙也和在西欧一样，有很多中国餐馆。若在西欧，这些餐馆里打杂、洗碗的活往往都是外籍劳工在做，西欧本国人是不愿为中餐馆老板干这样的活的；而在波兰，中国餐馆不少是越南人开的，而波兰人却在打杂、洗碗。 

    在欧洲波兰人的收入还是相当低的，华沙普通工人的月薪为200多美元，大学教授的基本工资也不过300到400美元。但华沙的商品物价水平却和香港差不多，只是服务收费比香港便宜些，华沙的房租虽比香港便宜，但按房租占收入的比例看，则比美国还贵。例如，在华沙房地产市场上找一套市内的两房一厅套间，月租是400多美元，工薪阶层显然难以负担，幸亏波兰和其它原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续租的老房子的房租仍受政府管制，月租不过几十美元。若一个家庭里夫妇都有工作，两人的收入尚可维持生活。 

    在波兰很多人必须找第二、第三职业来增加收入，这在大学生和大学教授中很流行。波兰的教授往往兼几个职，除了在自己的学校里教书以外，还在很多地方兼课，或者在公司、政府机关兼差。热门系科(如经济、管理)的教授，每个月的第二、第三职业可以有500、600美元的收入，这样加上本职工资，月收入就可达到1，000美元。不过，由于这些“夜光工作(moonlighting)”占去了他们很多的时间，不免会影响其专业上的研究。现在，在波兰大学里要与教授会面往往很难，除了上课时间外，其他时间里常常都见不到教授们的身影，甚至在规定必须参加的系学术会议上和接见学生的办公时间里，教授们也常常缺席。 

2. 制造业的竞争力太弱 

    要加快经济增长，必须要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目前波兰的储蓄率接近20％，虽低于东亚国家，但属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水平，若投资效益正常，这样的储蓄率可维持6％的经济增长率。而投资效益和经济的竞争力有关，必须保持本国制造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波兰实施“休克疗法”后，国内市场迅速对进口商品开放。虽然名义上关税率仍很高，但实际上因执法不严，进口商以低报成本和进口价格等手法，仍能进口大量商品，且其价格和质量都优于国产品，结果把波兰本国的消费品工业挤得生存困难。现在波兰的消费品市场和其它东欧国家相似，主要由欧、美、日和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占领。大型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上摆满了高档舶来品，多是西欧、美国的品牌，几乎看不到波兰自己的产品；而在低档商店和商摊上，又多是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波兰本来有相当不错的制造业基础，特别是在船舶、机车车辆、采矿机械等行业。中国的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就是由波兰专家帮助设计的。不过，由于过去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缺乏投资、技术落伍、长期不进行技术改造、把钱都用在提高福利上，波兰制造业的竞争力已大为减弱，在国际市场上既无技术优势、也无价格竞争力。例如，中国的企业曾准备向波兰购买采矿机械，洽谈后才发现，中国国产的技术水平相似的机械，其价格比波兰的还便宜。最近，格但斯克的造船厂(即“团结工会”的发源地)由于连年亏本，被银行拒绝继续贷款，于是船厂工人就上街游行。幸亏后来德国的企业下了订单，加上一个波兰企业家的私人融资，格但斯克造船厂才算度过了眼前的危机。 

3. 国际收支逆差、出口乏力 

    在东欧国家里波、捷、匈的经济情况相对比较好，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问题，即国际收支状况不好，贸易逆差很大，幸亏还有大量旅游收入得以平衡外汇收支。波兰和匈牙利都吸收了不少外资，外债的债务负担相当大。 

    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之一就是通过出口导向政策扩大出口，有了贸易顺差和外汇结余后再购买新技术，进一步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波兰未来的出口能力不容乐观。现在，波兰缺乏有力的刺激出口政策；同时，由于连年贸易逆差，外汇不宽裕，本国货币兹罗提对美元不断贬值，又限制了进口技术设备的能力；而到波兰投资的外资对扩大波兰的出口能力帮助也不大。 

    现在，波兰的工资水平比中国、东南亚国家高，所以集中在亚洲的大量劳动密集型工业不会转移到波兰，使得波兰没有机会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扩大这类产品的出口。外国公司到波兰投资，往往是看中了波兰的市场潜力，或者是想利用波兰的劳力和地理位置为欧洲市场组织跨国型生产。所以，在波兰的外资公司和在东亚的外资公司的发展策略完全不同，这些公司虽然在波兰制造产品，但产品的销路局限在波兰或者东欧，最多是销到整个欧洲，这些公司并没有以波兰为制造基地、向全球扩展的雄心。这样的状况如不改变，波兰不但很难仿效东亚国家，无法迅速起飞，而且可能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败给东亚的发展中国家。 

四、华人与波兰的消费品市场  

1. 中国货充斥波兰的消费品市场 

    在东欧各国的消费品市场上，中国大陆制造的日用消费品到处可见。由于东欧的收入水平较低，廉价的中国产品自然畅销。中国商品进入波兰大致有三个渠道。一个是通过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公司批发到波兰，这些商品虽然是在中国造的，但基本上用西方大公司的品牌，并不一定标明产地，波兰消费者往往以为是在德国等西方国家制造的。由于这些公司对产品有严格的质量监督和管理，此类商品的品质比较好。中国商品的第二个渠道是通过波兰人的贸易公司进口。波兰的正规商店多半从上述两个渠道进货。中国商品的第三个渠道是通过中国人自己在波兰开的贸易公司进入波兰，很多地摊上的商品都是从这个渠道进货的。 

    据不完全的官方统计，在波兰的中国大陆开设的公司有70多个，台湾公司有20个。事实上，大陆的公司、包括个人经营的“夫妻”公司，至少还有100多个。别看这些公司不大，一般才几个人，但他们完成的贸易总额却是惊人的。按照官方统计，1996年波兰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总额为6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5.6亿，而波兰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还不到中国出口的一个零头，逆差达5.2亿。这些贸易中的大部份，就是通过上述中国人的贸易公司做的。 

2. 华沙的“大市场”面面观 

    要了解中国商品在波兰的贸易，非得去参观有名的华沙“大市场”不可。“大市场”座落在华沙维斯瓦河东岸，原来是一个八万人的体育场，后来被政府出租给私人公司承包，在这里让私人设摊贸易。没多久，就发展成为整个中欧和东欧最大的贸易市场。“大市场”既经营批发，也有上万个零售摊位。出售的主要是纺织品、鞋类、日用品、手工工具等非耐用消费品。周末拥挤的时候，每天在那里的卖主、顾客多达四万人。每年通过“大市场”达成的交易额估计达八亿美金，有些人甚至认为接近十亿美金，因为官方的统计当中漏掉了很多交易。这个“大市场”直接、间接地为华沙市和周边地区创造了十几万人的就业机会，也增加了政府税收。“大市场”里每天摆摊的时间从早上四点多开始，到下午一、二点结束。每星期一到星期四，顾客中有很多是从俄国、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它东欧和原苏联欧洲部份来的私人商贩，他们往往是成群结队地乘坐大巴士而来，到这里采购了需要的货物后再运回去贩卖。从波兰其它城市来的商贩则多半是开着自己的汽车来贩货。而星期五和周末的大部份顾客是华沙和波兰其它地方来的消费者，他们到这里来买便宜货。 

    在波兰的中国人与在匈牙利、罗马尼亚的中国人不一样，在波兰的中国人大多是做批发生意，在“大市场”里直接摆摊零售的中国人才二十人左右，那里倒是有数以千计的越南人摊位。不过，在“大市场”里随便转一圈就可以发现，摊位上的商品中80％以上是中国大陆制造的。不仅纺织品、鞋类如此，连很多电器、照相机也都是大陆造的。由于中国各公司之间的相互压价竞争，这里中国货的价格甚至比中国国内还便宜。例如，一条牛仔裤只要10美元，一双旅游鞋才5美元，似乎比成本还低。 

    “大市场”里销售的中国货至少70％以上是再出口到其它原苏联东欧国家去了，这就为波兰增加了转口贸易的服务收入，这部份转口贸易商品也不会冲击波兰本国的工业。同时，廉价的中国商品给波兰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使低收入家庭也能购买。由于这些益处，波兰当局对中国商品并没有采取抵制的态度。不过，中国人的公司偷漏税相当严重，往往一个集装箱七万美金的货低报成一万美金，逃避了大笔关税。波兰的媒体对此有多次报导，波兰政府也很头痛，但又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一方面，这些逃税活动往往经过波兰腐败的海关人员的配合，不易清查;另一方面，中国商品的进口价格低廉，有利于维持“大市场”商品的低价，从而有利于转口外销，对波兰也有好处。到目前为止，波兰政府还没有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能既减少逃税又维持进口商品的低价水平。 

3. 中国大陆的商品为何在波兰如此便宜? 

    一些波兰学者曾经认为，中国商品如此便宜，是中国实行人为的倾销政策的结果，其实不然。如果仔细观察波兰市场上的中国商品，就可以发现，这些廉价产品往往是中国国内滞销或品质式样有问题的、或是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本来成本就低，国内又实行出口退税政策，这就使得中国的贸易公司能够低价出口。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中国的许多国营贸易公司为了做成生意，拼命低价出口，出口后哪怕没有利润，能拿到一点出口退税也好。 

    但是，不少中国的国营贸易公司出口的商品甚至连退税都算进去，也还是亏本，那为什么这些公司仍然要出口呢?因为，商品只要出口了，即使压在海外的仓库里，在国内的账面上还是计算成出口的，这就可以在国内的上级和银行那里交帐、混过去了，也有了帐面上的利润。至于在国外积压、削价，造成的损失反正是国家的，何况实情也比较容易瞒过去。实际上，发到波兰的很多中国货物并没有卖出去，还是压在这些公司的波兰仓库里。 

    此外，很多运到波兰的商品，是出口到其它发达国家后、因质量等问题被退货的，或者是国内的滞销货。这些货物反正无处可卖，留在国内也是压仓库，还不如运到东欧去试试运气。结果，很多货物发运时根本没有考虑过波兰的市场容量，运到波兰就压库。有时，中国国内派到波兰办公司的外销人员还未到波兰，五、六个集装箱的货物已经到了波兰的港口。由于各中国公司都想尽快脱手这类滞销品，自然把价格压得很低，以致于看上去比成本都低。 

    然而，即使以如此低的价格推销，由于到货量太多，仍然不能全部脱手。于是，各中国国营的贸易公司都在仓库里积压了很多货，还要付仓储费、租金，压力很重，实际亏损也很严重。虽然波兰的市场已经明显地过度竞争了，多数中国在那里的外贸公司都是明亏或暗亏的。在中国人公司的圈子里，人人都在骂街，说别人把市场做坏了，害得自己一点钱都赚不到；但同时又希望自己能撑下去，而盼着别的中国人公司先被挤出去。 

    就是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国内还是不断有新的公司想挤进波兰的市场，推销已经在蚀本经营的商品。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很多外贸公司是国有制，决策者个人并不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因此在未作严格的市场分析的情况下就匆匆拍板决定。其实，在波兰的中国私人公司积压的货物就要少得多，因为钱是他们自己的，亏不起。第二是因为中国的公司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联络，甚至相互防范、拆台。在波兰有很多中国的公司和商人，却没有一个商会那样的组织去提供必要的信息。 

4. 华人在波兰 

    其实，波兰和中国的民间交往有相当深远的历史。俄国在中国的东北修建中东铁路时，沙皇政府曾经把很多波兰人赶到那里去做苦力。俄国十月革命后，就有许多筑路的波兰人留在了东北，当时哈尔滨有相当大的波兰侨民集聚区。1945年后这些波兰侨民大部份回到了波兰，安顿在什切钦(波兰港市，原为德国城市)那里。现在，在华沙和波兹南的学校里都有很好的中文教学，不少学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毛泽东时代，留在中国的唯一的外资企业是中国和波兰合资的中波轮船公司，经营国际航运。现在为中国在波兰的公司作翻译或联络的波兰人，往往是有以上背景的。 

    目前，在所有东欧国家中，波兰人对中国人相对来说还是最好的。匈牙利原来对中国人不错，早先持中国护照到匈牙利都不需要签证。但是后来几万中国人涌进匈牙利，鱼龙混杂，一些中国人本来在中国就有案底，到匈牙利又继续作案，造成很坏的影响。捷克的新闻媒介也大量报导中国的人蛇集团及其它黑社会犯罪集团，使得捷克的普通老百姓对中国人的印象不好。而波兰由于一向对中国人实行严格的签证控制，在波兰的中国人才两千人，大部份是做批发生意的，比较规矩，所以，波兰的新闻媒介对在波兰的中国人并没有不好的报导，波兰的老百姓也因此对普通的中国人没有恶感。 

    波兰在近代史中的痛苦遭遇也使受过良好教育的波兰人对远在东方的中国有同情感。由于中国在近代史中和波兰一样，也受到列强的压迫，二战以后又和波兰一样，陷入极权统治，波兰人基于自身受专制压迫的经验，经常对中国老百姓表示同情。例如，在大街上或社会交往中，波兰人经常向中国人表示他们对毛泽东、“六四”屠杀、以及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的愤恨。 

【编者注】该文原载于《世界周刊》，本刊转载时对原稿的章节顺序作了一些调整并删节了部份内容，文中章节标题为本刊编辑部所加。

 MCS 1998 Issue 4

牟传珩：谁为“无轨养老群体”鸣不平

 —— 呼吁社会舆论仗义发声

本作者多年前发表《万众炮轰“退休双轨制”》一文，谴责“退休双轨制”的不平等，引发包括《新华网》在内的网络媒体纷纷转载。网民对“退休双轨制”恶评如潮。在2013年12月26日召开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人社部尹蔚民部长曾向全国人民承诺：2014年人社部“着力解决‘双轨制’‘待遇差’问题。”然而，如今的事实证明，忽悠百姓的所谓“并轨”纯系欺世盗名。公务员借机大涨工资、退休金，建年金，发车补。机关事业与企业退休待遇差距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扩大。实质上企业与机关事业退休金待遇“双轨制”并没有真正并轨。

比“双轨制”更不公平的“无轨”歧视

当下，全国各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均以1959年原内务部（内人事福字第740号覆函），“受过开除处分或者刑事处分的，应当从重新参加工作之日起计算工作年限”的信函内容，剥夺大批公民“视同缴费工龄”所产生的退休养老权益，即“工龄归零”政策。如此“工龄归零”未有任何依据、未经任何授权、未有任何程序，人为设置“视同缴费年限”认定条件限制，非法剥夺了无数老年公民的生存条件，致使千千万万公民，晚年因无法享受自己劳动积累的养老金与医保待遇而陷于哭诉无门绝境，形成了一个被断后路的“‘工龄归零’受害群体”。这个群体包括“两劳”释放人员、受过行政处分被单位除名者、辞职下海、出国、以及个人档案丢失人员等。这就是本文所指的全国千千万万“无轨养老群体”。他们已不仅是“退休双规制”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无轨退休”的问题。

在当今文明世界中，谁都无法想像，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国家不仅不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的“退休双规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反而基于部门利益，自设规定，非法剥夺大批公民的养老权利，把众多曾为国家付出劳动贡献的老人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使之根本“无轨”进入社保通道。这种比“退休双轨制”更不平等的非人道剥夺，绝不仅仅是“待遇差”的问题，而是众多老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待遇的问题。如此政策性地把千千万万的老人，推上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的绝路，堪为当今中国的法治之辱，政府之耻！

何种政府会荒唐到侵吞公民退休金

去年，全国人大代表在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第5356号建议，要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对内务部第740号覆函等规章制度进行系统清理，废止“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条件限制。而人社部却做出（人社建字〔2015〕136号）的敷衍性答复，实质上至今坚持不改。

当年中国，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劳资制度。国企职工工资收入，仅是自己劳动中很少一部分，大头被以国家名义截流，由政府承诺其中的一部分用于职工退休福利。这意味着劳动者已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按工龄计算给自己退休养老待遇买过单，这就是今天所谓的“视同缴费年限”（就是已经缴费年限）的根据。因此，政府对在计划经济年代为国家工作的劳动者，负有义不容辞的养老责任，怎么可以荒唐到由人社部来决定劳动者是不是有“视同缴费年限”？中国《宪法》已明确载入了人人平等，保护人权和公民合法财产等内容，《保险法》第二章第十三条更明文规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前，视同缴费年限期间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政府承担”。因此，政府拒绝付出劳动者已经积蓄在国库里的养老金，是在经济上野蛮掠夺公民的合法财产，在法律上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

在当今世界上，何种政府会荒唐到理直气壮地侵吞公民的退休金与医疗费用，掠夺老年公民的养老钱。人社部这种没有任何授权，更无任何合法依据的“工龄归零”政策，对行政相对人所构成的终生惩罚，更为残酷、更为漫长、更践踏人权、更惨无人道。

－－转自《公民议报》

吉恩·夏普（Gene Sharp）参考链接

 

参考[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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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编辑]

Wikisource具有与本文相关的原始文本： 吉恩·夏普

Wikimedia Commons拥有与Gene Sharp相关的媒体。

•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学会（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的网站提供了许多Gene Sharp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免费下载，使用英语和60多种翻译版本。
• 如何启动Revolution官方电影网站关于Gene Sharp作品的纪录片
• 198种非暴力行动方法
• 作品或约吉恩·夏普在互联网档案
• Gene Sharp在LibriVox的作品（公共领域有声读物）
• 吉恩·夏普（Gene Sharp）在在线书籍页面上的作品
• 吉恩·夏普（Gene Sharp）：传记简介 ，2011年2月17日存档，在加拿大和平教学中心的Wayback Machine上
• 访谈：吉恩·夏普（Gene Sharp），诺琳·沙纳汉（Noreen Shanahan），《新国际主义者》，1997年11月5日
• 《教人能力》，《理性》杂志专访（2011年2月25日）
• 《美国建议制导的米洛舍维奇反对派》，迈克尔·多布斯，华盛顿邮报，2000年12月11日
• 吉恩·夏普101（Gene Sharp 101），梅塔·斯潘塞（Metta Spencer），《和平》杂志，2003年7月至9月
• 乌克兰：抵抗运动不会停止，Margreet Strijbosch，荷兰广播电台，2004年11月25日
• 独裁者杀手亚当·赖利（Adam Reilly），波士顿凤凰城，2007年12月5日
• 美国革命者：安静的波士顿学者激励世界各地的叛军，菲利普·希什金（Philip Shishkin），《华尔街日报》，2008年9月13日；页面A1。
• 心灵的革命，法拉·斯托克曼（Farah Stockman），《波士顿环球报》，2009年12月20日
• 害羞的美国知识分子创作的《革命中使用的剧本》，谢丽尔·盖·斯托伯格，《纽约时报》，2011年2月16日
• 安静的美国人，珍妮·迪·乔瓦尼（Janine Di Giovanni），《纽约时报》，2012年9月3日。
• 吉恩·夏普（Gene Sharp）：非暴力革命规则手册的作者，鲁阿里德·阿罗（Ruaridh Arrow）（“吉恩·夏普（Gene Sharp-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电​​影的导演），BBC新闻，2011年2月21日
• 吉恩·夏普非暴力革命，因为它发生，2011年2月23日，
• 吉恩·夏普（Gene Sharp）在伦敦前线俱乐部（Vonderr）举行，2012年1月30日
• 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ary告：政治学家兼作家，曾是非暴力抗议和抵抗的领先理论家，卫报网站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卫报网站，2018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