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贻春 翻译       王天成 审校

题图来源：FT中文网

用波兰圆桌会议与天安门悲剧进行比较表明，非暴力抵抗运动在谈判与转型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是多么重要。埃及民主运动的下个步骤将决定该国未来长期的政治形态。埃及人应从团结工会1989年的成功中学习经验。

给埃及转型的教益：波兰圆桌会议和天安门悲剧

最近一些天来，当看到在开罗大街上的埃及军队、坦克轧向塔里尔广场,那里聚集着在呼吁民主的成千上万的人，我们就极易想起天安门广场。尽管埃及军队1月31日发表声明，宣布它将不会对人民使用武力, 但由政权组织的便衣警察和武装暴徒在本周两天的野蛮镇压中，业已袭击了非暴力抗议者和外国记者，旨在恐吓抗议者离开并阻止世界见证镇压。然而到目前为止，就在撰写本文时的2月3日，抗议者们仍然站立在他们的场地上。正是在这一点上，埃及民主运动正如其所声称的那样,包括其名义领袖穆罕默德•埃尔巴拉迪持续不断地说穆巴拉克必须辞职， 会谈方可开始进行。

无论穆巴拉克是否辞职或很快被赶下台,仍然会有旧国家机构以及活动者与民主运动抗衡，埃及民主运动将从历史模式的考察中受益，这就是经谈判而成的摆脱独裁统治的成功民主转型。不知道如何与一个希望人们从街头撤离的独裁政府进行谈判——对此人们仍有争议,乃是导致1990年（实际是1989年，译者注）中国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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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圆桌会议

但在半个地球之外,在与天安门同样的历史时刻,波兰人民和波兰政府转向了另一种拯救民主转型机会的方法。他们选择的是平等伙伴之间的对话，召开了所有主要反对力量都获得了代表的圆桌会议，就国家的未来举行谈判。

 

波兰的反对派了解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的要求太过极端，可能会促使共产党的强硬派掌权、粉碎真正民主的机会。中国政府选择了镇压，而波兰独裁统治者却选择了妥协。

天安门的教训

尽管中国1989年的抗议与埃及当前运动之间存在着许多的显著差异，仍然值得对这些事件所包含的教训进行反思，以从中发现是否有适合当前形势的东西。首先的和最明显的类同是，在两个案例中，民众的抵抗几乎都是自发的，并主要是由充满激情的、受其他地方的成功抗议所激励的勇敢的年轻人领导的。

换句话说，在中国和埃及，都没有长期打下的抵抗基础，来促进正在发生的动员和协调，尽管埃及已经有一个包括异议人士、工会和公民社会的联系网络，从而，例如，可以通过手机和互联网来突破政府切断通讯的努力。

天安门运动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明显缺乏战略思想——中国学生是新手在抵抗，显然对于非暴力斗争如何运作没有任何内行的理解。在他们寻求共识的决策和不断涌入的新参与者的尝试中，运动的领导层是流动的、是有分歧的，在抗争的中心北京，尤其如此。刻意松散的组织在某些方面是优点，但对战略规划而言无疑是种障碍。有些运动领导人看到了只有一次抗议，无论规模多么大，是不够的，但是，当他们提出长期战略行动时，却被认为不够彻底，而被边缘化了(赵鼎新2004)。此外，缺乏集中指挥的运动无法最终维持完整的非暴力纪律。一小撮抗议者显然开始从军队中窃取武器，并在大屠杀前几个小时与军人战斗，从而给官方提供了一个借口。

非暴力抗争的资深学者基恩·夏普和布鲁斯·詹金斯，实地观察了当时天安门的种种进展,发现存在两个战略教训：“第一，非暴力占领一个具有象征价值的地点对于抗议者来说毕竟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被对手移除”。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后撤出，政治局里的温和派后来被证明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了胜利并将这一信息传遍全国。

第二个战略问题是“没能将那些使得体制能够维持下去的人动员起来形成大规模的、广泛的不合作”，就是公务员、军人、警察、通讯和运输工人(夏普和詹金斯1989:6)。曾有过向那个方向发展的运动，特别是由工作单位组织的声援的工人、打着有单位名称的旗帜游行示威，因而减少了每个参与者的潜在责任，扩大了学生、知识分子和记者圈之外的参与。

在埃及，运动的优势是公民社会的广泛支持，包括近年来越来越与穆巴拉克政权对立的劳工反对派, 宣布成立埃及新的工会联合会、计划举行全国总罢工要求民主和基本权利的。此外，关键的持不同政见者深入研究了以往成功的非暴力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对如何将那些经验适用于埃及有战略考量。

在中国，学生和他们的声援者能够对军队里的缝隙加以利用，有一百多位军队高级将领给李鹏发出了一份声明，反对部署军队“向人民开枪”，正像埃及军方下决心绝不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射击一样。一个相关的关键方面，是开罗主要的穆斯林宗教人物的支持，以及声明向和平的抗议者开枪在道德上是被禁止的。埃及军队拒不镇压不仅反映在军方发言人 “武装部队不会诉诸武力反对我们伟大的人民”的声明，告诉示威者军队理解“你们要求的合法性”，而且也从解放广场的场景中看出抗议者与士兵们友好地混合在一起。军队的善意加上非暴力的起义，可能是促使穆巴拉克的新任副总统提出谈判的部分原因。

在未来几周内，对于埃及的民主运动，巩固与军队友善的关系，是必要的，虽然还不够；要确保在转型的某个微妙点上，没有诱惑而使高官在军队一旦回到营房时，便派出具有准军事功能的警察，重新开始政治镇压——假设在大选前穆巴拉克就离开了，但他的下台并不等于警察的改组。

民主运动将获得足够的韧性，一旦它开始认为谈判对于维持其长期的能力动员和运用人民力量是至关重要的，以及除了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之外，确定宪法改革的条件保障公民权利也是重要的。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危机中，学生领袖试图利用与政府的会谈来重申最大化的需求，甚至于羞辱政府领袖。这可能帮助了中国的强硬派占据上风，最终导致了以“天安门”名字为代表的悲剧。

圆桌会议：通过其他方式继续进行民主运动

波兰政府在1980年代末决定与反对派举行高层会谈来解决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反对派接受了政府的提议，因为它处在一种有力量发挥作用的地位。但同时存在的，还有相互对这个历史时刻的重要性的认识：或许只可能有一次机会达成妥协避免流血冲突，带来政治体制的根本转型。

非暴力抵抗的战略逻辑——尤其是非暴力纪律的重要性——被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所很好地理解了。尽管有多次挑衅与杀戮，团结工会在其整个十年的斗争中保持了非暴力的姿态。此外，尽管于1981年8月合法化后，大约1000万人或波兰劳动力总数的80%加入了运动，团结工会的力量获得了增长，它此前较早就在提出政治要求上采用了一种自我设限的战略。

1981年12月当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实行戒严关闭了团结工会，它转入地下并存在下来——导致武装政府与非暴力的广泛运动之间的僵局，运动并没有灭绝。1980年代的下半叶，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和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以新一轮罢工和示威游行表现出来，共产党政府不得不权衡新选项。团结工会对谈判的开放态度再次体现了其灵活的战略，然而仍然维持着公民反叛的能量。

当圆桌会议举行时，在政府代表旁边坐着的几乎是整个反对派序列，从保守派和自由派到社会民主主义者及主要的社会行动家：工会、知识分子和天主教会。在举行圆桌会议的部长会议主要房间里，政府和反对派的60位谈判者都并排地坐在了一起。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与内政部长杰斯劳·科斯扎科共同主持了主要会议。

圆桌讨论分为三个“圆桌”，有政治改革、经济与社会政策、工会与政党多元化。每个圆桌由两名代表共同主持——一个来自于政府，另一个则来自于反对派。同时，有关“圆桌谈判”主要议题的更详细的和更技术的讨论在12个“分支圆桌会议”上进行，300多个政府和反对派的领导人都集中于若干个工作组里面。如果谈判人员在一些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那么他们便提交给更高的“圆桌会议”以作进一步的讨论。如果仍有分歧，那么主要领导人便参与进来，以达成协议。

各方在开始时取得一致，同意谈判要公开，主要会议要上电视。鉴于媒体审查制度存在于谈判之前，圆桌会议便给了反对派向公众提出和解释其观点并公开亮相的一个机会。谈判差不多花了两个月才告结束。圆桌会议导致反对派合法化，以及两个立法机构的建立：35%的众议院席位和参议院所有席位的公开选举，言论自由和舆论自由，建立政治和公民组织的自由。最为重要的是，圆桌会议谈判建立了参与各方之间的互信，尽管也存在政治分歧，但他们将坚持民主原则，因而促成波兰国家的和平转型。

这一历史性的圆桌会谈导致“协议转型”。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在共产主义在其他国家包括在苏联分崩离析之前，波兰的民主就已然和平地建立起来了。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主张民主的力量明白他们力量的基础，并将波兰预设为各派力量共享的场所，而无论有怎样的历史和政治分歧，类似的礼让精神在埃及则比较难以获得，因为政府并不很能代表历史力量和以及代表拥有或多或少一贯性意识形态立场的政治团体，像共产主义组织那样，而只是一群忽视并边缘化穷人利益和每个人权利的腐败、专横的权力精英而已。，面对那些个人以及政治滥权的面孔、那些下令镇压的面孔，埃及人很难判别谁是建立新秩序的潜在的可合作伙伴。

不过，其他协议转型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在南非，南非黑人言之凿凿地表示没有兴趣与曾认为黑人不配与白人享有平等权利的白人领袖妥协。然而，把与旧秩序合作的所有人都从社会上驱逐出去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问题是，新的政治多数派是否有足够的自信允许前政权的合作者在公平基础上展开竞争，赋予一直否认自己权利的前压迫者以应有的权利。他们的确宽宏大量地做到了这一点。

前方的道路

在中国，要求民主的活动人士以及他们事业的支持者们只有一个简短的七周处于阳光下的言论自由时期，然后，中国政治局命令以暴力结束了令人惊异的大规模群众抗议。与之形成对比，波兰人历经差不多十年时间争取到了圆桌会议讨论，跨入了民主的门槛之内。在那些年里他们建造了独立于国家的地下机构，学会了如何倾听，营造起通向最初没有成为他们运动一部分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群体的桥梁。埃及人既没有优势，也没有长期疲惫不堪地孕育政治自由。他们与在穆巴拉克领导下的“生活在谎言里” 进行公开的斗争才9天，就到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但是，却幸运地已经迫使他们的独裁者同意离职了，遏制住了独裁者在街上的暴行，并且精神、势头不减。这像是非暴力力量的演出，赢得了全球观众广泛的支持，将有助于未来所有可能的会谈，必然地涉及军队和旧政权其他支柱的会谈，即便会谈不会有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和他的那些从事镇压的部下们的参加。人民力量的历史不仅普遍地回报了勇气、主动性和坚持不懈，也奖赏了战略、战术和妥协，奖赏了谈判如何获得真正权力时抛开极端对立。获胜的是那些人，即不仅避免像天安门那样的悲剧，而且也意识到什么时候应该奋起斗争、斗争到什么时候是明智的以及什么时候应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参考文献

Stephan, Maria J., and Erica Chenoweth,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1(Summer2008), pp. 7–44.

Sharp, Gene, and Bruce Jenkins. 1989. “Nonviolent Struggle in China: An Eyewitness Account.” Nonviolent Sanctions 1 (Fall): 1, 3-. Retrieved online 12 July 2010 at 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77a2.html

Zhao, Dingxin. 2004.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作者介绍

莱斯特R库尔茨（Lester R. Kurtz）是乔治梅森大学公共社会学教授和欧洲和平大学客座讲师，著有大量关于和平与冲突、非暴力公民抵抗和社会运动的书籍与文章。他是爱思唯尔《暴力、和平与冲突百科全书》的编辑、“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成员。

麦西吉·巴特科沃斯基（Maciej Bartkowski）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克里格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兼职教授，教授战略性非暴力抵抗，是“重新发现非暴力历史:解放斗争中的公民抵抗“的编辑和”非暴力国防对抗俄罗斯混合战争白皮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