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俄罗斯，一九○五年：人民罢工★
即便如此,暴君......愈是握有资源,愈是受到人民的顺从,也只会愈加强化自己的防备,而使自己更为强大。更具摧毁破坏的能力。若不给予其资源,也不对其顺从,则无须抗争,无须加以打击,暴君即已赤身裸体,武装尽失,并殊无可惧之处-犹如缺乏水分或养分的树根终不免干枯死亡。拉鲍艾提(EtiennedelaBo'etie),1577
无声的坦克
在一个漆黑无光的周日夜晚，警铃突然间声响大作，吵醒了艾夫多奇莫夫少校。时间是冷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夏天，当时苏联正处于一片平静当中。凌晨三点，艾夫多奇莫夫少校即抵达了他的装甲部队位于莫斯科市郊的基地，等待上头下达命令。命令不久就下来了。东方渐白之际，营长命令部队沿着明斯克公路开往莫斯科市中心的莫斯科河，封锁河上的两座桥梁。虽然他们的目标直指苏联百姓的聚居中心，而且没有人解释原因何在，他们仍然毫无异议地奉行命令。于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一早晨八点整，艾夫多奇莫夫率领一纵队的坦克准时出发。
同一天早晨，列宁格勒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札弗洛特尼也被电话铃声吵醒。「戈尔巴乔夫被捕了，」电话另一头传来的声音说道：「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札弗洛特尼打开电视，发现三个频道全都播放着古典音乐。由多年以来的经验可知，国家确实已发生重大事件。不久之后，屏幕上出现一位播报员，宣读了一篇〈告苏联人民书〉。这篇文告是由一群自称为「国家紧急委员会」的高层官员所发出的。文告开头如此写道：「同志们，各位苏联国民，我们伟大的母国此刻正面临一场重大危机。」该委员会保证会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危机」，他们颁布的「一号决议案」禁止各种罢工及示威活动，同时接管大众媒体，并且暂停一切对「正常化」有碍的政党及组织活动。
苏联国内各地的人们都自睡梦中被吵醒，分别从电话、惶恐不安的邻居、收音机，或电视上得知这项消息。不过，却没有人大感意外。过去几个月来就一直谣传有强硬派的共党份子预备发动政变，以逆转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政经改革。现在看来这个恶梦已然成真。苏联人民在过去五年里获得的自由空间，显然将在枪杆子的威胁下被收回。
然而，政变领袖才开始发布命令，人民也随即群起反抗。第一位挺身反抗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因为拒绝宣布紧急状态而被软禁在夏宫里。由选举产生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则没有那么容易受到制服。叶利钦躲过前去逮捕他的国安会（KGB）探员之后，便赶往他的政府总部「白宫」（译注：俄罗斯联邦国会大厦）。中午时分，他爬上外头的一辆坦克，发表了他自己致「俄罗斯人民」的声明。他宣称紧急委员会的一切行为均为非法，并呼吁全国人民发起全面罢工。接着，他在电台上对全国军人发表谈话：「在这个艰难的抉择时刻，请谨记你们对人民的誓言。你们的枪口不能够向着人民......。俄罗斯军队的荣誉绝不能染上人民的鲜血。」
叶利钦以实际行动及言词敦促人民违抗政变。午后不多时，莫斯科民众便已开始在克里姆林宫外发起小型的抗议活动，并在地铁站张贴叶利钦的声明影本。不久之后，许多民众纷纷聚集在「白宫」外,以建材、电话亭，以及手边所有的各种东西筑成屏障。出租车司机甚至捐出自己的车辆以强化这道防御墙。
一列坦克车沿着加里宁大街轰隆隆地驶向「白宫」之际，群众聚集在道路上形成一条人炼。他们高呼[和人民站在一起!别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一名老人喊道-[我辛苦工作了一辈子纳税养这支军队，结果你们现在却以我为敌，居然把枪口对着我！」这句话触动了人心；战车队的指挥官将引擎熄火,其它坦克也跟着照做。群众于是纷纷爬上坦克车，拿糖果、面包，以及牛奶给车里的士兵。
俄国各地的下层社会民众不断对政府机构及财主发动攻击。这些行为多因受到国家暴力的刺激而起，但许多动乱事件又引起当局镇压。不过，古利亚共和国以及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代表大会等组织的成立，却也对骚动不安的社会大众揭示了一个新面向：农民与工人除了向雇主、地主，以及地方官员采取直接反抗行为之外，也要求在社会体系里占有一席之地。
组织工会虽然违法，却是争取那一席之地最常见的作法。工会通常形成于自发性的罢工活动里。在血腥星期天之后，圣彼得堡的排字工人也发起罢工以迫使雇主调高工资。不过，由于同一产业里的其它工人不愿附和，罢工行动终告失败。于是，罢工策画者决定将印刷业里的所有工人团结起来，并于六月组成工会。一月至九月间，共计有四十次工会组织行动，不过大多数都仅停留在少数活动人士的倡议阶段。
这股新兴的群众运动能量，也传到了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民中。一九○五年初的几个月里，首先是律师。接着是医生。教师、药剂师、农学家、作家、工程师、学者，以及兽医，皆纷纷组织了全国工会，提出自由开放的政治主张。那年夏天,来自二十多个省份的农民代表齐集于莫斯科，使农民组织运动达到高峰。农民代表的秘密会议先是在一所医院内举行，接着又移师到一座谷仓里。会中决议推行禁止土地私有、没收教会与皇室所拥有的土地、成立国民议会。
这一切反对运动已超出国家所能压制的范围。沙皇的使者及地方长官虽然对逮捕罢工策画者及各种活动人士不遗余力，却没有足够的人力能够监控国家各个角落。举例而言，俄国的警察与人口比例就远低于英国或法国：在乡下地区，一般警员的责任区域面积为两千平方英里人口约五万人。政府虽可残酷无情却不可能无所不在。
沙皇的反对者除了发展组织及躲避警察之外，也在缺乏民众支持的地区大力宣传，而在富于民众支持之处则加以巩固。工人已俨然成为一股强大但难以驾驭的政治势力，而社会主义份子与自由主义份子，则都看出了结合并利用这股活力的必要性。社民党人以其多年来的地下活动经验与强烈的意识形态驱力，热烈地展开了拉拢工人力量的行动。他们在工厂内散发传单与报纸，并投入工会筹组工作。不过，虽然愈来愈多任务人对于社民党内两大派系─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及其理念逐渐熟悉，两派却都未能吸引新成员加入，也完全未能参与劳工运动的筹画。
自由主义份子虽然自称与工人关系紧密，却没能发现自己的盲点；他们以为自己突出的社会地位就足以使自己成为社会领袖，工人自然会跟随他们的领导。结果犹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他们只是[─群没有部众的将领]。
不过，在俄国政府大肆展开镇压行动那年的春夏两季里，部众倒是一点也不少。社会各阶层！农民、工人、军人、学生、专业人士！皆涉入其中。报纸也对政府审查视若无睹，而如实报导抗议活动，并对政府加以谴责。各种未经核准的会议不断召开，而未经认可的团体也大量出现。面对这一切现象，政府连最基本的公共秩序都维持不了，以致犯罪率节节高升，流氓恶棍四处斗殴滋事，并且迫害犹太人。国家无疑正逐渐丧失其掌控能力；之所以还能够苟延残喘，纯粹是因为反对人士缺乏妥善的协调合作，而且始终没有出现一个能够打破道德与阶级界线的全民组织。到了秋天，终于有人出面整合各个不同团体，并对独裁体制施以决定性的一击，而为反对阵营赢得了最大的胜利。
罢工争权力：[同志们，停止工作吧]
经过几个月来的迟疑不决，沙皇终于在八月六日核准设立咨询议会，或称「杜马」。杜马将在间接选举之后，于一九○六年一月开始运作。不过，投票资格限制极为严苛，以致在拥有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圣彼得堡当中，只有约七千人拥有投票权。工人显然将被完全排除在外。而且，杜马仅得对法案进行初步审查。沙皇的谕令中指出，新成立的议会将「完整保存有关专制政权本质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再一次证明了他并不愿意接受真正的民主改革。如此一来，新一波的对峙必将立即出现。
如同一月所发生的情形，工人又再度站上第一线。九月十九日，莫斯科一座印刷厂的印刷工人集体出走，并提出一连串的要求。到了周末，罢工行动已使莫斯科的印刷业陷于瘫痪，工人推选代表组成名为「苏维埃」的委员会，以协调罢工事宜。不久之后，面包师傅、木匠，以及金属工人也都陆续出走。到了十月初，罢工风潮已吹到了圣彼得堡。
一开始，促使工人罢工的动机是钱，而非政治。他们要求雇主调高工资、缩减工作时数、平等对待男女劳工，并要求上司以礼相待。然而，实际的罢工行动却使工人必须与军队面对面。九月二十二日，砸破印刷厂窗户并且威胁未罢工人员的罢工工人在诗人普希金（SergeiPushkin）的纪念碑下遭到军警团团围绕。一位目击者记述道：「武装警察缩小包围圈。群众里突然间发出枪响，一位警察从马背上跌了下来。群众......转头就跑。骑着马的武装警察立刻展开追击。」金属工人及面包师傅也都身陷类似的冲突状况，而导致许多伤亡。
犹如血腥星期天那天的状况，政府的反应使得劳工冲突趋于政治化。印刷工会所发行的一份传单即指出：「我们平和的经济抗争已将我们带往部分人士亟欲避免的境地─将我们带往政治抗争，反抗独裁统治。」到了十月初，印刷工会通过一项决议，宣称「唯有全体人民透过普通、平等、直接、不记名的选举方式选出代表治理国家，我们才能够在与雇主抗争之际免于警察恶势力的迫害。」
不过，这次和血腥星期天不同的是，工人并非孤军奋战。现在,他们的抗争行动已成为对抗独裁统治的广大反抗运动当中的一部分。政府知道其危险性，却不知道该如何因应。八月下旬，崔波夫敦促沙皇恢复已经中止二十年的大学自主权。如此一来，大学教师即可准许学生举行聚会。曾被一名同事描述为「大概从没读完过一本正经书」的崔波夫，认为如此将可吸引学生回到校园里，远离街头及政治活动，而得以削弱反对势力。
结果，学生却令这位总司令官对自己的决定后侮莫及。九月初，他们纷纷回到学校，而白天的上课教室，到了晚上则成为政党活动人士召开政治会议的场所。工人也涌入大学校园举办规模庞大的聚会，而且会中经常有革命政党人士发表演说。这类聚会若出现在工厂内，官员必然会毫不犹豫地派兵令其解散，但他们现在却必须容忍其在校园里举行，而只能期盼兴奋情绪会逐渐消退。
在街头上，工人与受过教育的人士也开始相互合作。十月二日，学生、专业人士，以及工人联手将一群大学校长的送葬群众转变为政治游行队伍。他们沿着涅瓦大街向市中心行进，路上与军队发生零星打斗，许多人均手持红旗并高唱革命歌曲。到达紧邻冬宫的海事广场之后，群众纷纷跪下，脱帽合唱圣歌，以纪念血腥星期天的殉难者。
不同社会阶级以及政治动机的互相混杂强化了反对阵营的力量，「全俄铁路职员与工人工会」即是具体而微的表现。这个成立于一九○五年四月的工会并未着眼于经济议题，而专注于整体七十多万名铁路员工，不分白领蓝领皆心向往的政治目标。同年七月，工会决定推动政治性罢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虽没有完成多少准备工作，但到了十月初，就在开始于九月的罢工浪潮逐渐消退之际，莫斯科的工会领导人终于要求所有路线的铁路员工于十月四日展开罢工行动。
广大的基层员工反应颇为迟缓，但莫斯科─喀山线的火车司机却于十月六日自行采取了行动。那天晚上，一群司机拒绝行驶货运班次之后，随即劫走一辆火车头，驶至佩洛佛车站，并自该处拍发电报宣告发起全国铁路罢工行动。接下来的两天内，火车司机、行政职员，以及该条铁路线的车间员工走访各个车站，号召交集于莫斯科的其它铁路线的员工加入罢工。驻守车站的士兵并未多加阻挠。工会向工人提醒道，若未能赢得「政治自由」，则他们所希望获得的经济利益也终将落空！于是，工会于十月九日提出一份要求事项，其中包括言论与集会自由、组织工会权、设置透过普通选举组成的国民议会，以及释放宗教犯与政治犯。
罢工的消息经由电报传开之后，各个城市里的铁路工人便纷纷关闭车站、停止火车行驶。位于莫斯科南方的卡路加，从莫斯科驶往基辅的班车未如时进站那一刻起，罢工行动即告开始。那天晚上，在另一条通过卡路加的铁路线上，电报报务员发出罢工讯息后即撒离工作岗位，而将罢工浪潮持续推往其它城镇。此举使得萨马拉的邮件服务为之中断，于是罢工行动又扩展至另一条路线。在南部工业中心叶卡特里诺，铁路车间的职员与技工于十月十日出走，并聚集于总站。待军队抵达，工人即四散离开。部分人员登上一列火车并驶往尼兹涅普洛夫斯克(Nizhnedneprovsk），而将罢工风潮带至该处的车间。不到两个星期，这些连锁反应已经瘫痪了俄国境内几近所有的铁路路段。
铁路罢工风潮蔓延至各个城市之际，也同时触发了一场全面性的罢工，导致俄国境内大多数都市的生活机能停摆。在莫斯科，一群群的铁路员工纷纷走入各个工业区，说服其中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与此同时，市中心的白领阶级也由市府员工带头走出办公室。煤气厂、自来水厂、电力供应站，以及屠宰场的服务都告中断，因此市政也为之瘫痪。药房职员以及电话接线生也都相继出走。
这不是一场仅限于市郊工业区的普通罢工事件，也不容住在高级社区内的上流人士等闲视之。这场罢工使得所有人─包括没有加入罢工的人士！都无法正常生活。肉价飞涨、谷物短缺、牛奶更是完全缺货。十月十六日的一份报纸写道：「煤气灯与电灯都无法点亮。不论马拉或是电动的街车，都仍未恢复服务。电报系统、电话，以及邮局也都停止运作。大多数的商店皆暂停营业，大门与橱窗均以木板封住。」
各行各业的莫斯科市民不再过着一如往常的生活，而是群集于大学校园以及技术学院里。在这些场所里，工人、社会主义煽动者、学生，以及专业人士，与商人、警察耳目，以及摊贩皆融洽相处。一位家记述道：「来自冉莫斯克佛列雪的商人向工人示好，而工人也亲切响应；至于热血沸腾的学生，则对任何喊出『打倒独裁!』的人都不吝加以拥抱。」
俄国各地发生罢工及动乱的消息不断传入首都。在卡尔可夫，街头上的群众要求关闭磨坊与工厂。在巴统及高加索，所有商店皆暂停营业，电力也完全中断。十月份总计有一百多万名工厂工人罢工，另外还有数十万名铁路员工、政府职员、办事员，以及学生响应。
十月十一日，圣彼得堡的铁路工人终于投票决定加入罢工行列。第二天，他们便中止了全部四条通往首都的铁路交通。又过了一天，大型金属工厂的工人也集体出走，并开始走访邻近的小工厂号召支持。欧布科夫钢铁厂的罢工工人出现在拉斯特里耶夫工厂的大门前，要求该厂的工人加入罢工。工厂内的工人于是放下工具而在工厂里外大喊道：「同志们，停止工作吧！」过没几分钟，马达与机器便全部停止运转，所有人也都脱下工作服，集体向上司提出政治要求。
正当工厂区域里的工人不断将罢工行动推广至其它公司之际，另外也有一群工人将罢工浪潮推向市中心。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印刷工、钟表匠、办事员、电话接线生，甚至演员与小学生都纷纷离开工作岗位。大学校园则是这一切活动的中心，各行各业的人士在此聚集，互相辩论自己的选择与需求，而后决定是否加入罢工行动。
十月十二日夜间，办事员工会领袖斯维区科夫前往大学，发现学生会堂的大厅、观众席，以及所有的阶梯走道上都挤满了人。他穿越人群进入大厅之后，正在敦促数千人加入罢工行列之际，突然有人交给他一张纸条，上头写说市内的电力供应站即将关闭，而会堂内也将没有灯光。斯维区科夫要求学生把□烛折成两段后发散给群众。他事后写道：「有人点了一根□烛，接着又一根，又一根。几千枚微小的火焰在大厅里燃起。我从讲台上环顾这幅景象，胸中不禁升起一股狂喜：我们似乎在……为死亡的独裁政体举行追思弥撒。」等到聚会结束，大厅也清理完毕以供其它团体使用之后，斯维区科夫便离开学校，越过涅瓦河朝家里走去。平常总是热闹缤纷的涅瓦大街，此时却空无一人。所有灯光都已熄灭，商店的橱窗全以木板封住。只有巡逻警员的马蹄声短暂划破了这片寂静。这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手持刀剑」
圣彼得堡的工人虽然与其它市民共同参与全面性罢工，却也逐渐展现出其独树一格之处，而成为反抗政府的一股重要力量。社会民主党当中的孟什维克派，从夏天以来就一直催促工人成立草根性组织。孟派成员无意等待国家实行改革，而冀求工人主动发展自己的组织，这也是后来二十世纪里非暴力冲突中的群众运动所采取的模式。十月十日，他们号召首都里的工人选举代表组成「彼得堡全体工人委员会」。三天后，四十名代表参加了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到了两天后的第三次会议，代表人数已激增为两百六十六人，其代表的对象有约一百家工厂以及几个工会。十月十七日，委员会投票通过改名为「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
由于包括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代表在内的革命团体代表因争取主席职位而失和，因此苏维埃选出了不属任何派系的年轻律师诺沙为主席。曾经两度遭放逐到西伯利亚的诺沙财力雄厚，却对贫苦人家极富同情心；他不但为工人提供法律咨询，也帮助他们起草请愿书。苏维埃另外也决定让主要革命团体的代表入主执行委员会。这些活跃份子多年来隐身地下，印刷非法传单，为少数「明晰事理」的工人组织小团体，同时又必须冒着被捕下狱以及流放边疆的危险。不过，他们的努力看来总算是有了成果。社会主义份子终于站上了人民运动的前线。
他们当中知名度最高的，要属孟什维克派的托洛斯基。他原名布朗胥坦，生于俄国南方大草原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原本希望他成为工程师,他不但未遂其愿，还一头钻进了激进的地下运动，结果在二十岁那年被捕入狱。托洛斯基遭放逐至西伯利亚之后，即逃往西欧，而在伦敦与日内瓦加入了流亡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份子所组成的小团礼。他听到血腥星期天的消息之后，即持伪护照回国；之后，他先躲在芬兰，而于十月罢工潮达到高峰之际抵达圣彼得堡。由于他才华出众又富有魅力，所以迅速窜升为圣彼得堡革命份子中的领袖人物，也是苏维埃里主要的策略规画者。
自认为反对先驱的苏维埃，第一次觉得自己拥有如此庞大的势力，因而开始向政府以及社会上所有对他们造成阻碍的人士发出威胁。这些代表要求城里的工厂及商店老板暂停营业，加入全面罢工行动。不过，呼吁中又加了一则警告：「若不遵从这项要求，你的商店将遭到砸毁、机器将遭破坏......工厂、磨坊、商店，都关起来吧……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关门吧，以免成为人民怒火的受害者。」这些代表并未了解到，罢工风潮因为是非暴力的，所以才能够扩散得如此之快。但他们很快就获得了提醒，因为政府马上就挟着优越的经验与资源加入这场暴力游戏。
在其它方面，苏维埃则较能有效地掌控事件发展。每天晚上都有代表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前往不同的印刷厂，占据厂房之后，再由同情反对运动的印刷工帮忙印制当天的《消息报》。十月十九日，就在罢工风潮逐渐平息之际，苏维埃采取了行动以终结圣彼得堡的审查制度。代表向出版业界提出警告，所有遵守严苛的出版法而于出版前先将内容送交审查机构的报纸，将遭到排字工人及其它员工的抵制。不配合这项要求的印刷工也将遭到其它工人的排挤。因此，苏维埃等于是为圣彼得堡颁布了新的出版法，而且几乎所有报纸也都遵行不误。
之前，工人协会是由加彭神父及其身边亲信由上而下的领导；现在，苏维埃的成员则偏好民主方式。在科技学院举行首次聚会之后，他们便将阵地迁至邻近的自由经济会-知识分子的高级俱乐部；所在地。每天晚上，代表们穿着工作服齐集于这幢宏伟但破旧、装饰有镀金壁柱以及寓言性图画的建筑里。他们把脱下的橡胶套鞋摆放在入口处之后，便进入挂有文武重臣、显贵人士以及沙皇画像的主会议厅里。执行委员会坐在绿色的长桌前听取报告，然后退席到楼上的一间房间里敲定决议事项，最后回到大厅里，提出结果以供讨论并征求同意。
在工会、专业团体，以及成千上万一般百姓的莽撞行动之下，苏维埃也共同促使十月的全面罢工成为一场充满活力的非暴力运动，同时也是二十世纪的首例。他们并未向政府发动正面冲突，也没有如加彭领导下的工人在一月间所采取的作法─向沙皇请求落实他们的要求，并宣布在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前不再恢复工作。国家能够镇压一不威活动，而只是纯粹停止工作,并宣布在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前不在恢复工作,国家能够镇压示威活动,也能够逮捕反对运动的领袖─事实上，国家也常这么做─但是，国家却无法强迫人民上班工作；而在铁路、电报、银行、电厂等机构尽皆关闭的情形之下，国家也难以维持运作。
全面罢工藉由瘫痪首都与全国其它各地联络所需的交通及通讯网络，而使国家陷入混乱。地方官员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就无法决定如何采取因应措施；高层官员也无法获知地方的状况，而只能依据传言决定行动方针。即便是当时待在彼得霍夫海边行宫的沙皇，其日常生活也不免受到罢工的影响。铁路交通中断使得前来晋见他的官员必须从首都搭船。这种情形至少一次[见于他日记里十月十二日的记载─延迟了他的午餐时间]。
尼古拉二世对于人民与政府之问不断升高的冲突状况丝毫不以为意。根据他身边的一名亲信透露，他活在「完全虚幻的幸福当中，自以为依然大权在握」！等到尼古拉二世终于有所警觉之时，直觉反应便是采取武力，但他手下的官员已了解到这么做并无助于恢复铁路运作：罢工规模之庞大早已远超出军队所能掌控的范围。于是，尼古拉二世要求崔波夫镇压各城市里的动乱。十月十二日，崔波夫指示警察首长遏止一切骚乱，两天后并于街上张贴布告：「我以下令军警单位对所有企图(制造动乱)的行为采取立即而强硬的镇压手段，〔并〕于遭遇群众反抗时──不必发射空包弹，且毋须吝于开枪还击。」
人民却没有因此而退却。崔波夫发布警告的同一天，圣彼得堡就有四万人走上街头示威，而在大学礼堂内举行的政治聚会，参加人士也依然踊跃。军警单位并未出面执行崔波夫的警告。在莫斯科以及其他各地的城市里，虽有暴力事件发生，但并非都是肇因于当局的挑衅。镇压手段无法遏止抗议浪潮。如同血腥星期天的情形所示，政府的暴力行动只会更加刺激反对人士的情绪。
眼见强制手段已告失败，政府内部的改革呼声也随之升起。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便是内阁会议主席威特的意见。威特是一位聪明、狂妄、而又手腕高明的政治家，但不是独裁政体的反对者；事实上，梅斯基在前一年所提出的改革建议遭到否决，他也有责任。不过，威特现在发现，政府唯有做出重大退让，才有可能巩固其地位。他在呈给沙皇的一份报告里指出，政府未能分辨合理的改革要求以及极端份子的煽动言行。社会中理性温和的人民希望争取自由，政府不应加以阻挠。国家必须在即将来临的杜马选举中，把选举权扩大至所有社会团体，并且制订宪法以保障人民的公民自由，以藉此「把自己置于自由的旗下」。他指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忍心血洗全国的独裁政权。
然而，沙皇对这两种选择都不满意。他后来告诉他的母亲说，他可以「指派一位勇于任事的军事将领，运用一切力量镇压反叛行动」。不过，「如此也只能争取到一点喘息的时间。几个月后，我们又得再次使用武力，而这将导致血流成河的后果......另一条路则是给予人民公民权利─言论、新闻、集会、结社等自由，以及人身不可侵犯权；此外，还有将所有立法计画送交国家杜马议决的义务-这本质上就是立宪。」
沙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犹豫难决。他询问崔波夫的意见，崔波夫也赞成威特的提议。然而，尼古拉二世却于十月十七日决定发动镇压，并要求尼可莱大公担任军事独裁者的职务。结果尼可莱在沙皇面前极为激动地表示，沙皇若一意孤行，他将当场举枪自尽。尼古拉二世才因此改变主意，而决定签署一项同意实施改革的宣言。这项文件立即发布，尼古拉二世当晚则在日记里写道：「经过这么一天之后，我觉得头脑沉重，心思混乱。求神帮助，拯救俄国并平息动乱。」
《十月宣言》极为简短─政府愿意实施三项改革：建立「公民自由的基础，其根据为人身不可侵犯、良心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结社自由等原则」；扩大杜马选举的选举权，最终目标为全民普选；赋予杜马审议法律与监督政府的权力。宣言结尾呼吁「所有忠心的俄国之子......协助止息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并与朕一同尽力恢复我们家园的和平与安宁。」沙皇既已让步，便不会再容忍他的帝国有任何动荡。
崔波夫写道：「感谢上天，宣言已经签署。现在，新的生活即将展开。」他虽然是专制政体的拥护者，却也相信改革能够达成镇压无法达成的目的。刚开始，崔波夫的乐观似乎是有根据的。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人民涌上街头欢庆，而莫斯科市议会也通过决议支持宣言内容；首都的议会并拍发电报颂扬尼古拉二世为「一个自由国家的沙皇」。一家报纸欢欣鼓舞道：「让我们以自由人的身分，以自由立宪的俄国人民身分，相互拥抱吧。」
然而，过了不久就有迹象显示，该项宣言并不足以完全安抚反对势力。在莫斯科举行的自由派卡德党成立大会上，演说者指陈政府的变革并不足以建立民主制度。社会主义份子更是强烈指责该宣言是用来诱使工人结束罢工的诡计。托洛斯基在大学的一处阳台上，向手持红旗的工人与学生坚决指出反抗尚未成功。托洛斯基怒吼道：「同胞们！我们现在已将当权人士逼入墙角，他们才给予我们自由的承诺。自由的承诺就等于是自由吗？......我们必须手持刀剑捍卫我们的自由。至于沙皇的宣言，你们看，只不过是一张纸。这张纸就在你们面前─在我的手心里揉成一团。今天，他们发布了这项宣言，明天他们也能够把它收回，撕得粉碎，就像我此刻在你们眼前把这纸脆弱的自由撕得粉碎一样!」
战斗意志依然高昂的，并不只有上述的激进份子而已；右翼份子也掀起了一连串的暴力事件。称为「黑色百人团」的右派群众，连续数天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四处滋事，或砸毁商店橱窗，或殴打学生、工人，以及其它疑似涉及革命活动的人士，有时甚至将人殴打致死。警察不但放纵，甚至还予以鼓励。在这两大城以外的地区，混乱情形更为严重。非俄国人与非基督徒是主要受攻击的目标。在以产油为主的裹海城镇巴库，黑色百人团企图赶走亚美尼亚人（他们虽信奉基督教，但并非东正教徒）,于是刻意对其制造攻击事件，造成六十多人死亡。在层出不穷的攻击事件中，对犹太人的攻击尤其血腥。基辅有十二名犹太人遭到杀害，罗斯托夫有三十四名，明斯克有五十四名，敖得萨更有五百名以上。而与圣彼得堡及莫斯科的情形一样，这些事件都有地方当局及警察涉入的迹象。
由于激进份子逐渐获致信心，因此，若非彻底打倒专制并建立共和，他们就不会就此满足；而反动份子亦不愿任由街头被政府的敌人占据，于是也采取激烈的手段反击。一月在冰天雪地的圣彼得堡揭开序幕的冲突事件，到了沙皇发布宣言之后，随即进入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新阶段。
[几乎毫无限制]
在十月十七日前几天，《消息报》上的一篇社论精确阐明了沙皇发布宣言之后的矛盾状况。社论里坦言：「我们获得了集会自由，但我们的聚会却遭到军队团团包围。我们获得了言论自由，但审查制度依然存在......我们获得了学习自由，但大学却遭军队占领......我们获得了威特，但我们却仍有崔波夫。我们获得了宪法，但专制统治并无改变。」
宣言中承诺改变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但光靠这纸宣言本身并无法产生新秩序。就在沙皇与手下官员对于落实方法争论不休之际，圣彼得堡市民却自行攫取了新的自由。报纸以更大胆的言论尺度报导并评论各种事件，都市居民则大肆购买各种宣扬不同政治观点的刊物。其中最具挑衅意味的是像《机关枪》这类的讽刺刊物，里面印有政府官员及沙皇的漫画图像，模样极为野蛮，并且沾满鲜血。当局偶尔会取缔一两家出版社，但并没有对这新出现而未经法定的言论自由采取全面性的镇压。
拉斯特里耶夫金属工厂的工人也不再把他们的地下报纸藏在机器底下。他们公开阅读苏维埃的声明，并且张贴革命政党所发布的决议。从十月底至十一月，每个星期都有许多群众聚会在圣彼得堡举行。群众争相排队进入爆满的礼堂内，聆听政治与法律原则的讲课。一九○五年秋，新工会不断出现，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包括裁缝师、面包师傅、烟囱清扫工人、家庭雇佣，以及警察。
这段后来被称为「自由时光」期间的各种改变不只出现在都市里。乡村里的农民也群集讨论宣言内容，并邀请属于「乡村知识阶层」的教师及农学家等人士发表演说。在离莫斯科仅一百五十公里的马科佛，村民大会投票决定，在民主、全面国民教育、释放政治犯，以及土地重分配等要求获得落实之前，将暂时扣留税款、阻止役男服役，并且拒不遵守地方官员的命令。他们自行宣布成立「马科佛共和国」，不但选举总统，还控制学校与刑事法庭。
军人与水手也把《十月宣言》视为旧规则不再适用的表征。在波罗的海一座小岛上的克隆斯塔海军基地里，士兵要求缩短服役时间、提高薪饷、获准参加群众聚会、出入公共场所，以及喝酒与选举纪律法庭的权利。水手们相信沙皇赋予人民「公开集会」的目的，便是要让人民能够[表达愿望并提出需求」。因此，一个步兵连队因向连长提出要求而遭到逮捕后，水手们均怒不可遏。数千名水手发起暴动，捣毁商店，对空鸣枪，并攻击军官及平民。结果造成二十六人死亡，两千多人遭到逮捕。
十月十七日之后的六个星期里，总计出现一百次以上的军事政变行动。大多数行动并未遭到克隆斯塔那般的下场，而在军官至少同意接受士兵所提出的部分要求之后得以和平落幕─同时也默示了下级服从上级的一般军事纪律不再牢不可破。这对沙皇手下的官员而言是极为不祥的消息。国防部长列第格将军日后回忆道：「每天皆有十几件发生于不同单位的违纪事件！显而易见的，不久之后，连军队都不再可靠，如此一来将造成国家的崩溃!」
俄国人从未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方面感受过如此的自由。他们之所以享有这些自由，并不是因为法律的保障，而是自行取用的结果。政府当局则因惊慌失措而未能阻止他们。孟什维克领导人费丹在给德国社会主义份子考茨基（KarlKautsky）的信里写道：「我们有如活在一种醺醉的状态里；革命的气氛如同美酒一般使所有人陶醉。言论与集会自由真的几乎毫无限制。整个气氛真是太棒了。」
不过，「自由时光」也充满了危险。虽然右翼极端份子最激烈的攻击行动已于十月份结束，零星的暴力事件却依然不断发生。此外，新的风暴也逐渐成形。十一月初，右翼运动开始成立组织，组成新的「俄国人民联盟」。人盟吸引了要求安定的商人、在旧制度下生活优渥的专业人士，另外也吸引了国家官员及部分的农民与工人。而其拥护专制体制的理由，则参杂有阴谋论在内。人盟成员根据无中生有的「锡安长老诫律」（ProtocolsoftheElderSofZine)，断定犹太人有一项国际性的阴谋，企图藉由煽动俄国革命以制造基督教国家的混乱，从而形成犹太人的霸权地位。人盟于是要求政府进行镇压，并组成杀手队暗杀反对派领袖。
沙皇因右翼份子的请求而重获信心。他于十月二十七日写信向母亲表示，「所有忠心的人民」合力反击那一小群带他们误入歧途的「坏人」，其中包括「犹太佬」以及俄国知识分子与煽动者。大量涌入的电报使得尼古拉二世相信主流民意已转而反对革命份子。威特曾向他保证改革会带来和平，结果却不然；现在该是终结乱象的时候了。
随着尼古拉二世渐感不耐，威特的影响力也逐渐下降。他虽然经历傲人，在宫廷里却一直无法进入核心-部分原因是他娶了一位离过婚、且据传为犹太裔的女子为妻。尼古拉二世对改革失去信心之后，便转而倚重升任宫廷主管的崔波夫。在尼古拉二世的眼中，崔波夫是位忠心不二的臣子。不过，对社会上受过教育的阶层来说，崔波夫却是俄国军方残暴颛的代表。威特后来写道：「崔波夫和所有无知的家伙一样，对一切事情的看法都很简单：如果人民暴动，你就打他们□□□□。」
一连串新获得的自由、死灰复燃的暴力活动，以及私底下摆荡于改革与反动之间的政府，这些因素使得反对阵营处于一个转折点。对于反对阵营而言，沙皇被迫发布《十月宣言》，是他们在几个月前连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但许多人却因此而要求政府做出更多的让步。进逼过甚可能会损及沙皇对威特的信任，而刺激沙皇采取镇压手段，以致彻底抹除他们所获致的成果。但是，他们若不趁着沙皇挫败之际进一步争取更多的权益，等于是白白放弃了获取更大胜利的机会。而且，不论他们采取哪种作法，都必须维系住促成十月罢工潮的那种同舟一命的感受。
「一场激烈冲突即将展开」
十月罢工潮并非由单一的政党、联盟，或者其它组织所发起，也没有任何人在其中扮演中心领导或策略主谋的角色。政府的反对者之所以会在十月间采取一致行动，是因为先前各种团体为了争取公民自由与成立代议政府这两大主要目标，曾投入许多努力。记者与印刷工，或是工程师与金属工人之间，都有许多意见相左之处，但前一年所发生的事件却让他们懂得要专注于彼此的共同目标上。现在，他们要求的自由既已到手，他们的团结也随即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在莫斯科十月罢工潮期间成立的卡德党，是「自由时光」期间自由主义份子的主要组织之一。他们现在的目的是要继续发展在十月间成熟壮大的反对阵营，并要求政府遵守自己的诺言，同时在新秩序下达成更进一步的政治社会改革。对卡德党人而言，革命已经结束，接下来要做的是巩固所获致的成果，并寻求进一步的发展。
卡德党与自由工会一样，都以超越阶级与党派的反对运动为号召。他们皆宣扬民主与宪政主义，因为他们认为这类理念能够将地主与自由主义份子，以及工人与社会主义份子凝聚在一起。不过，卡德党实际上也和自由工会一样，只代表了人民当中一小部分阶层的意见，主要是地主与都市中的菁英份子。于是，身居卡德党领导地位的律师及专业人士，便与不愿跟随他们路线的工人及革命派社会主义份子渐行渐远。
十月十七日之后不到一个星期，圣彼得堡的工人便展现出他们要的不只是政治改革。十月二十四日，涅夫斯基船舶机械制造厂的工人投票决议以一项简单直接的方式缩短工作时数：亦即在八小时之后自动下工。城里其它工厂的工人也纷纷比照办理。原本在十月间针对政府的战斗意志，现在已转而以工厂老板为对象。
在十月罢工潮期间，雇主不但接受工人的抗争行为，有些甚至还持续发给部分薪资。然而，他们对八小时工时的运动却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到了十一月十日，工厂老板已经开始将工厂大门上锁。几天后，更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遭拒于门外。在少数几个企业里，工人向雇主妥协回到生产线上。其它工厂的工人则坚决要求八小时的工作时数，持续在街头上抗争。
八小时工时运动不但激起雇主的敌视，也引来自由主义份子的批评。工人对自身权益的积极争取，使他们与政治上的活动人士有所隔阂，而他们双方在几个星期之前还一同携手罢工追求重大变革。另一方面，工人则得到苏维埃的同情，苏维埃于十月二十九日通过决议支持工人的运动。不过，革命派领袖也与自由主义份子抱持相同看法，认为经济面的行动削弱了政治抗争的力量。一位社会主义领袖向支持八小时工时运动的苏维埃代表告诫道：「我们还没终结专制政体，你们就想要与资产阶级为敌了。」在运动迟迟没有结果的情况下，资方关厂的手段逐渐对工人的士气产生影响。于是，代表们终于在十一月十三日宣布暂停抗争行动。
激进份子对工人所能够扮演的角色另有打算：在一场推翻政府的决定性战役里担任步兵。过去几个月以来，社会主义份子已参与过许多不同形式的非暴力运动-罢工、示威、地下出版工作□但他们依然坚信暴力是革命的最终手段。对自由主义份子而言，只要沙皇受到宪法约束，他们就能够接受沙皇继续存在；但社会主义份子则迫不及待要推翻政府-彻底推翻。而且，历史上似乎有许多证据显示，唯有采取极端的手段，才能获致极端的成果-法国大革命就是最为辉煌的例证；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打算使用暴力的政权的范例。此外，对许多俄国青年而言，，要如何能够不用暴力而将其推翻，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可资参考的范例。
此外,对许多俄国青年而言,全民武装暴动的想法极易引起情感上的认同。一位名唤瓦汀斯基的法律系学生在日后宣称道：「我相信人民与政府的一场激烈冲突即将展开。而我也感到有一股冲动，甚至是种道义上的义务，要在那决定性的一刻与人民站在一起......」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党内人士皆认为暴力能够达成目的。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武力绝对远比不上政府的军队，却相信士兵一定不会服从上级要求开枪的命令。托洛斯基曾注意到，有些士兵开枪时皆对着空中，而未对着群众。他坚称道：「昨天对空鸣枪的士兵，明天就会把他的武器交给工人。」
血腥星期天过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与托洛斯基针锋相对的列宁，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列宁从日内瓦写信指出：「唯有武装起来的人民才是全民自由的真正保障。无产阶级愈早武装起来，坚守其罢工与革命行动的战斗位置愈久，军队便会愈快动摇，而终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士兵了解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因而加入人民这一方。」那年夏天在军队里到的军纪未能贯彻的状况，以及秋天的公然叛变，都更加深了前述说法的可信度，以致削弱了反对阵营再次采取非暴力行动的动机。
在那一整年里，布尔什维克党人不断游说工人拿起武器。一月间，革命份子在圣彼得堡的罢工群众里散发传单，要求他们不要跟随加彭神父到冬宫去。其中一张传单上写道：「自由是以鲜血买来的，自由是在激烈的战役中以武器赢来的。」工人当时对这种说法并不理睬，在之后的春季与夏季之间亦然。十月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演说者，在一场大学聚会里呼吁将全面罢工转变为全面叛乱，而要求工人于十月十六日携带武器到大学集合。结果，只有两百人带着刀械、指节铜套，以及小型的左轮枪到场集结。发起人于是决定叫他们回家，而不肯以此挑战具有优势武力的军队。
《十月宣言》发布之后，革命份子向苏维埃争取发起武装暴动。第二天，诺沙向全体代表宣读一项执委会的决议，提议他们「为最终的抗争」而武装起来；托洛斯基并警惕他们要准备迎接「一场空前庞大而壮烈的攻击行动，因为目前已然摇摇欲坠的皇室，唯有透过成功的全民起义才能彻底打倒。」苏维埃对诺沙以及托洛斯基的声明皆予以支持。然而，打倒沙皇的诉求却使革命份子失去了过去的自由派盟友，因为自由主义份子完全无意推翻政府。但布尔什维克党人倒是乐于付出这项代价；托洛斯基拒绝承认自由主义份子在十月罢工潮中的贡献。他指称，在十月问造成专制政权退让的是工人，而现在，武装后的工人更将给予致命的一击。
不过，真正激起工人战斗意志的，与其说是革命的热情，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免于黑色百人团的欺凌。在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圣彼得堡广泛流传的一则传闻指出，右翼团体正计画对犹太人以及其它颠覆份子发起另一场攻击。拉斯特里耶夫工厂的工人因而购买枪械，并轮班巡逻邻近的街道。城市各地的工人也纷纷取得手枪或步枪，并自制刀械及棍棒。在十月二十九日的一场苏维埃聚会上，会场摆出了好几千把的武器。后来虽没有发生任何迫害情事，但这些武器以及武装队伍却保留了下来。
十一月一整个月里，苏维埃虽然不断鼓吹武装暴动，但除了提醒工人备妥武器外，却什么准备工作也没做。由于这些活动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因此囤积武器的结果便只是促使镇压行动提前罢了。而且,工人比较感兴趣的，仍是对工厂老板的抗争，而非对政府的武装反抗。此外，奉行民主程序且采取公开审议制度的苏维埃，也不是策画军事行动的理想机构。于是，因为本身的激烈言论而陷入孤立的稣维埃，便成了沙皇政权面前的待宰羔羊。
十一月二十六日?警方逮捕了苏维埃主席诺沙。事发之后，且他代表依然持续举行聚会，同时选出新的执行委员会，由托洛斯基担任主席。不过，他们在等待政府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同时，却也愈发感到紧张且沮丧。而他们鼓动暴乱的结果，也只是促成镇压行动更为扩大。警方早已逮捕了「全俄农民工会」以及「邮电职员工会」的领导人，而且尼古拉二世也将他手下倾向自由派思想的司法部长予以免职。接着更在几个再次发生农民暴动的省份里实施戒严。在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这段期间，地方官员的紧急处分权获得扩大，于是铁路、邮务，以及电讯罢工都纷纷遭到禁止。莫斯科警方并且突击了一处劳工运动策画者的聚会所，而逮捕了某一条铁路线的收票员工会的领导人。于是，「自由时光」就像西伯利亚针叶林带里的桦树落叶一般，一去不复返了。
激进份子对工人所能够扮演的角色另有打算：在一场推翻政府的决定性战役里担任步兵。过去几个月以来，社会主义份子已参与过许多不同形式的非暴力运动-罢工、示威、地下出版工作□但他们依然坚信暴力是革命的最终手段。对自由主义份子而言，只要沙皇受到宪法约束，他们就能够接受沙皇继续存在；但社会主义份子则迫不及待要推翻政府-彻底推翻。而且，历史上似乎有许多证据显示，唯有采取极端的手段，才能获致极端的成果-法国大革命就是最为辉煌的例证；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打算使用暴力的政权的范例。此外，对许多俄国青年而言，，要如何能够不用暴力而将其推翻，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可资参考的范例。
此外,对许多俄国青年而言,全民武装暴动的想法极易引起情感上的认同。一位名唤瓦汀斯基的法律系学生在日后宣称道：「我相信人民与政府的一场激烈冲突即将展开。而我也感到有一股冲动，甚至是种道义上的义务，要在那决定性的一刻与人民站在一起......」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党内人士皆认为暴力能够达成目的。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武力绝对远比不上政府的军队，却相信士兵一定不会服从上级要求开枪的命令。托洛斯基曾注意到，有些士兵开枪时皆对着空中，而未对着群众。他坚称道：「昨天对空鸣枪的士兵，明天就会把他的武器交给工人。」
血腥星期天过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与托洛斯基针锋相对的列宁，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列宁从日内瓦写信指出：「唯有武装起来的人民才是全民自由的真正保障。无产阶级愈早武装起来，坚守其罢工与革命行动的战斗位置愈久，军队便会愈快动摇，而终将会有愈来愈多的士兵了解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因而加入人民这一方。」那年夏天在军队里到的军纪未能贯彻的状况，以及秋天的公然叛变，都更加深了前述说法的可信度，以致削弱了反对阵营再次采取非暴力行动的动机。
在那一整年里，布尔什维克党人不断游说工人拿起武器。一月间，革命份子在圣彼得堡的罢工群众里散发传单，要求他们不要跟随加彭神父到冬宫去。其中一张传单上写道：「自由是以鲜血买来的，自由是在激烈的战役中以武器赢来的。」工人当时对这种说法并不理睬，在之后的春季与夏季之间亦然。十月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演说者，在一场大学聚会里呼吁将全面罢工转变为全面叛乱，而要求工人于十月十六日携带武器到大学集合。结果，只有两百人带着刀械、指节铜套，以及小型的左轮枪到场集结。发起人于是决定叫他们回家，而不肯以此挑战具有优势武力的军队。
《十月宣言》发布之后，革命份子向苏维埃争取发起武装暴动。第二天，诺沙向全体代表宣读一项执委会的决议，提议他们「为最终的抗争」而武装起来；托洛斯基并警惕他们要准备迎接「一场空前庞大而壮烈的攻击行动，因为目前已然摇摇欲坠的皇室，唯有透过成功的全民起义才能彻底打倒。」苏维埃对诺沙以及托洛斯基的声明皆予以支持。然而，打倒沙皇的诉求却使革命份子失去了过去的自由派盟友，因为自由主义份子完全无意推翻政府。但布尔什维克党人倒是乐于付出这项代价；托洛斯基拒绝承认自由主义份子在十月罢工潮中的贡献。他指称，在十月问造成专制政权退让的是工人，而现在，武装后的工人更将给予致命的一击。
不过，真正激起工人战斗意志的，与其说是革命的热情，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免于黑色百人团的欺凌。在十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圣彼得堡广泛流传的一则传闻指出，右翼团体正计画对犹太人以及其它颠覆份子发起另一场攻击。拉斯特里耶夫工厂的工人因而购买枪械，并轮班巡逻邻近的街道。城市各地的工人也纷纷取得手枪或步枪，并自制刀械及棍棒。在十月二十九日的一场苏维埃聚会上，会场摆出了好几千把的武器。后来虽没有发生任何迫害情事，但这些武器以及武装队伍却保留了下来。
十一月一整个月里，苏维埃虽然不断鼓吹武装暴动，但除了提醒工人备妥武器外，却什么准备工作也没做。由于这些活动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中，因此囤积武器的结果便只是促使镇压行动提前罢了。而且,工人比较感兴趣的，仍是对工厂老板的抗争，而非对政府的武装反抗。此外，奉行民主程序且采取公开审议制度的苏维埃，也不是策画军事行动的理想机构。于是，因为本身的激烈言论而陷入孤立的稣维埃，便成了沙皇政权面前的待宰羔羊。
十一月二十六日?警方逮捕了苏维埃主席诺沙。事发之后，且他代表依然持续举行聚会，同时选出新的执行委员会，由托洛斯基担任主席。不过，他们在等待政府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同时，却也愈发感到紧张且沮丧。而他们鼓动暴乱的结果，也只是促成镇压行动更为扩大。警方早已逮捕了「全俄农民工会」以及「邮电职员工会」的领导人，而且尼古拉二世也将他手下倾向自由派思想的司法部长予以免职。接着更在几个再次发生农民暴动的省份里实施戒严。在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这段期间，地方官员的紧急处分权获得扩大，于是铁路、邮务，以及电讯罢工都纷纷遭到禁止。莫斯科警方并且突击了一处劳工运动策画者的聚会所，而逮捕了某一条铁路线的收票员工会的领导人。于是，「自由时光」就像西伯利亚针叶林带里的桦树落叶一般，一去不复返了。
十二月二日，苏维埃采取了最后一次的非暴力行动。政府的财政状况，在秋末即已陷入极度危殆的境地。与日本开战以及应付国内动乱，都使俄国付出了极为庞大的代价；农产的歉收以及接连不断的罢工，则更加损及经济体质，并减少政府收入。预算赤字大幅成长，黄金储备量也不断减少。当时威特正与法国一个银行团洽商一笔外国借款，而也唯有这笔庞大的借款，才能够使俄国免于财政崩溃。苏维埃的领导人于是从这里看出了一项机会：他们若能对政府早已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再给予突如其来的一击，就有可能让法国银行家认为借款给俄国风险过大，而使威特的贷款谈判功败垂成，进而导致政府破产。
苏维埃于是联合农民工会及几个左翼政党共同发表《财政宣言》，敦促全国国民将存款自银行里领出，并要求银行全部以黄金支付。宣言指出：「我们必须切断政府的最后一条生路：财政收入。」然而，较为广泛的群众运动所反对的并非政府的存在，而是专制的统治方式。因此，在这种宣传方式之下，该项抵制行动未能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成效也因而未臻理想。不过，在宣言发表之后的几个星期内，银行依然损失了九千万卢布的存款。
《财政宣言》激起了政府的立即反应：在宣言发表的同一天，有关当局立即没收圣彼得堡内八家印有该项文件的报纸，并且逮捕报社编辑。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十二月三日，苏维埃代表照常在自由经济会会所聚会。讨论了几件事项之后，执行委员会才得知会所已遭步兵、武装警察，以及警方所包围。托洛斯基指示所有代表不得反抗，并在士兵进入会场时持续开会。最后，他宣布会议结束─在场所有人士随即遭到逮捕，包括执行委员会以及两百位代表。于是，鼓吹武装反叛的圣彼得堡苏维埃，终在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束手就擒。
「不择手段」
自从十月份以来！莫斯科的革命份子也与他们在首都里的同志一样，不断刻意寻衅。一位名唤岑季诺夫的社会主义份子领导者回忆道：「准备战斗！准备战斗！是当时所有革命份子的口号。」由于莫斯科驻军里有一波刚平息的叛变事件，因此许多革命份子便寄望于军队的支持。不过，也有人对于他们能否获得军队支持表示怀疑，因为士兵的不满来自于不良的待遇，而非对政府的敌意。另外有些人则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自力对抗政府。岑季诺夫回想当时的心态：「宁死......也不愿在抗争中束手就擒。」
在自尊自大的心态以及激烈言论的催眠之下，三个激进团体─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的所有成员于是共同开会表决发起全面罢工、以作为造反的前奏。十二月七日，莫斯科苏维埃（成立于两个星期前）表态支持罢工的主张，获得了广大的回响：短短两天内，就有八万名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商店门窗则以木板封住。于是，正常生活再次陷入停顿。
肢体冲突到了十二月九日才首次爆发。那天晚上，军队向一座藏匿有一百名武装人士的建筑物展开炮击。革命份子为了避免人员过度集中，于是让称为「义勇队」的战斗队伍出没于城里各地，对编制较小的军警队伍发起突袭，以夺取武器。义勇队攻击军队，军队则向群众开枪回敬。在纺织工厂重镇的普列斯尼亚区里，似乎所有人都在设置路障：年老的妇女拿了床架出来，公寓管理人则搬出门板，而电线杆以及路灯也都被人拖到了街上。莫斯科市长拍电报至圣彼得堡要求支持，内容指出：「城市四周的路障包围圈不断缩小。」
革命份子虽然控制了工厂区域，却未曾试图占领市中心里的重要地点。他们如果是期待士兵违抗命令而加入暴动行列，则这种行为是有道理的。一开始，由于士兵对待罢工群众极为亲切，而且似乎颇为认同他们的诉求，因此革命份子对士兵的期待似乎合理。不过，期待某种结果出现是一回事，积极设法达成该项结果又是另一回事-他们在期待之余，并未采取措施强化士兵对罢工运动的认同，也没有特别吸收在军队里服役的工农之子。于是，枪战展开之后，士兵的情绪也随即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工人以枪口相向，因此士兵开枪还击便丝毫不感内疚。于是，列宁的预测也彻底落空。
十二月十五日，形势逆转。来自首都的部队陆续抵达莫斯科之后，城市里大部分地区的反对运动也随着工人回乡欢度圣诞节而逐渐消退。不过，有一个反抗中心倒是无所动摇：普列斯尼亚区的路障依然将军警阻挡在外。来自圣彼得堡、编制一千五百人的谢梅诺夫斯基军团接获命令要逐出所有顽抗份子，军团指挥官并且奉命「不择手段」、「消灭所有叛乱组织，并拿捕反叛运动的领袖」。第二天早上，工人所占据的工厂便遭到炮火攻击。虽然几未遭受还击，军方的炮火依然持续了整整两天，而造成数百名反抗份子及平民百姓丧生。
到了十八日，布尔什维克及莫斯科苏维埃皆承认失败，叛乱运动也因此逐渐平息。在冲突中丧生的革命份子以及平民百姓共计七百人以上，而军警却只有七十人。莫斯科的煽动份子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若不能够激起全面革命，就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不过，直到十二月中旬，革命之火仍未蔓延开来。圣彼得堡的工人虽然短暂发起了全面罢工，却从未拿起武器。其它几个城市里虽有小规模的反抗行动，但也不足以迫使军队重新部署。
政府对莫斯科的反叛行动加以打击之际，也同时加紧了自十一月底以来在全国各地进行的镇压行动。就连威特也要求军方以「果断无情」的手段对付武装群众。尼古拉二世对于他手下的官员及将领所表现出来的好战情绪深表欢迎。他此时深信：「对付恐怖手段，就必须采取恐怖手段。」于是，所有将领皆获得全权授与，得以自由采取一切手段镇压反对运动。基辅市长接获命令指示：「若遭遇抵抗，即铲除叛乱份子，并烧毁其家宅。」一支派至西伯利亚阻止铁路罢工运动的部队，便以绞刑及鞭刑对付群众。而进驻波罗的海省份的部队，更是将反抗民众就地正法，而且公开殴打反对人士，并四处纵火。
俄国政府于一九○五年底所释出的凶残镇压武力，不但使得人民噤声，也把激进份子全数关进了牢里。到了一九○六年初，政府已不再需要担心革命运动；政府藉由流血的手段终结了一场流血叛变。在镇压行动展开的同时，威特也全力避免财政崩溃的状况发生。经过长达数月的艰苦交涉之后，他终于在四月十六日向国内外一群银行贷得五十亿法郎。沙皇指称这是威特在任官期间最为卓越的一项成就，也终于在重要事务上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判断。
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其它各地的革命份子在评估上犯了重大错误。他们舍非暴力运动而就武装暴动行为，等于是停止采行对政府根基动摇最深的手段，而反倒摇身成为政府最善于对付的敌人。原本对革命运动所获致的政治成果深感振奋的托尔斯泰，在事后为文表示-他不得不「为那些人感到悲痛。他们自以为能够达成目标的手段，正是招致败亡的要素。唯有摒弃暴力，才能够打倒旧政权的暴力。现在所采取的这种暴力愚行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政府还未及完全清剿反对势力，就发布了规范新秩序的法律。十二月十一日，当局公布了杜马的选举程序。选举权既不普通亦不平等，完全摒除反对阵营对于选举制度的两大主要诉求。妇女、无地农民、士兵，以及部分工匠与劳工都被排除在外。而在间接选举当中，地主一票可抵农民十五票以及工人四十五票。工会虽也在后来获得合法化，但其活动却大受限制，政治活动更是完全禁止。
一九0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新制订的俄罗斯帝国基本法正式颁布，确立了杜马能够行使的权力。如同《十月宣言》所承诺的，任何立法案都必须经由杜马决议才能够成为法律。不过，杜马只可控制百分之六十的预算，不得插手军事及外交事务，而且政府官员只对沙皇负责。国务院也拥有立法权，其组成分子中，一部分为沙皇指派的人员，另一部分则是经由极少数拥有选举权的人民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杜马休会时，沙皇亦可自行颁布法规。
反政府人士、自由派份子，以及革命份子在十月与十一月的美好时光里所盼望达成的目标，在新秩序里全部大打折扣。不仅选举制度极不民主，尼古拉二世也仍自称独裁统治者。政府可谓落实了《十月宣言》的书面承诺，但丝毫没有多让一分。不过，俄罗斯帝国虽仍不算实行君主立宪，但至少其独裁政权也已不再能够为所欲为。政党。公会。较为大胆的媒体,以及对统治者权利轻微但实在的限缩。。这一切都留存了下来─至于争取到这些成果的反对运动，其展现的最大力量并非来自于街头上的武装份子，而是来自于人民对丧失公信力之政府的拒绝合作。
到了二十世纪末，俄国人又对另一种专制体制-重新出现的一党专政制度-发起抗争，而再次引起世人对于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注意。俄国人民在一九九－年所获得的胜利不但快速而且惊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于企图掌控国家的军政团即刻表态反对，并给予人民及士兵一个严峻的抉择：他们可以选择支持自己所选出的政府，抑或服从共党保守派的命令。一遭到人民的违抗，仓卒成军的军政团就立刻垮台了。非暴力运动的力量以及军方的拒绝配合，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至于在一九○五年间反对沙皇政权的各个团体，面对的则是非常强大的对手：一个拥有古老的独裁传统，并且统治俄国长达数百年的王朝。这个王朝的统治者可不是僭伪的篡位份子；沙皇政权当时虽已摇摇欲坠，却仍会为了生存而不惜－战，也会以传统及宗教上的正统地位作为号召。为了保住政权，沙皇政府一面做出策略性的退让，另一面却展开军警的部署，并不惜动用国家一切资源。唯有各方长时间的不断施压，才有可能迫使沙皇政权崩溃。
然而，沙皇的反对者却出乎意料地突然群起反抗，一举揭穿其政权正当性的假象。人民藉由未经计画的自发性运动，不但削弱国家财政状况、造成警方不知所措、中断所有通讯、打击官员士气，并且拒绝遵守政府颁布的一切命令。反对人士不仅来自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并且遍布社会各阶层。农民自行成立自己的「共和国」。，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走上街头；士兵违抗指挥官的命令；学生将大学变为政治活动庇护所；记者揭露出政府的颛顽无能并谴其恶行；律师、医师，以及工程师则要求改革。
非暴力运动一而再地让沙皇手下的官员面临吃力不讨好的窘境。政府若以武力镇压抗议活动或者关闭报社，便会引起民众的愤怒,但政府若转而退让，反对人士便会用新获得的集会及出版自由进一步要求更多改革。接着，经过几个月的抗争与牺牲之后,工人、白领阶级员工，以及专业人士竟歪打正着地采取了一种抵制行动，不但动摇了国家的重大利益，同时又不至于使自己成为国家武力的攻击目标。俄国各地的民众选择了不和政府正面对抗，而是纯粹地放下工作回家，但此举对政府所造成的伤害，却远比任何暴动行为都来得大。
不过，这股争取自由权利并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的势力，却没有联合成统整一致的运动。他们不同于一九九一年聚集于莫斯科的民众，不但没有足以统合各方力量的中心象征-一位民选领袖，以及俄国三色旗（这不禁令人感到反讽）─也没有公认的领导人物统筹所有抵制行动。在一九○五年那段期间内，各种团体皆竞相争取要成为反对势力的领袖！激进社会主义派、自由民主派，以及温和立宪派人士均互不退让-但他们却未能在政治见解上存异求同，以致无法获得绝对多数的人民支持。
此外，分歧的还不仅止于政治观点。革命运动也同时释放了不同阶级与种族之间的敌意，而造成农民与地主、工人与雇主，以及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由于沙皇的反对者无法互相合作，因此也未能藉由每一次的抵制行动为反对运动做进一步的规画与发展。他们并未善加利用政府的弱点，而且一待当局主动终结自由时光，更是陷入了慌乱。一九○五年规模庞大的非暴力运动虽然确实造成了政治上的变革，但这场运动若能够有统一的目标以及观照全局的策略，则二十世纪的俄国便极有可能踏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九○五年的非暴力运动周遭亦穿插了许多暴力冲突事件。和平示威活动经常演变成暴动或者抗议人士与警方的街头冲突。大部分的暴力冲突都是偶然发生的，并非反对组织所能控制，而且多是因为政府的残暴行为所引起。不过，倒是有一个团体处心积虑地计画以暴力行动推翻沙皇。他们在那几个月里不断呼吁支持者拿起武器。他们声称不必害怕军队的枪炮，因为士兵也会加入暴动的行列。于是，就在政府逐渐重新站稳脚步之际，革命份子发起了叛乱活动。事件在短短的一个多星期结束之后，不但莫斯科有一整片区域沦为废墟，政府更是大获全胜，并且摩拳擦掌地准备施行更多高压措施。
莫斯科的工人在一九○五年间向军队开枪时用以掩蔽的路障，距离后来的俄罗斯「白宫」所在地不过仅仅几条街之远；而在一九九一年间，手无寸铁的百姓正是在此处劝说艾夫多奇莫夫少校等官兵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两种不同手段与结果之间的对比说明了一切。一九九一年的非暴力群众力量，在许多官兵的眼中远胜于军政团，于是他们纷纷改变立场，或成为中立的旁观者，或成为「白宫」的积极捍卫者。而一九○五年十二月间在沙皇的军队面前挥舞枪枝的群众，则引来了一般部队面对敌人时的全力反击。
托洛斯基与列宁当时坚信革命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而革命必然是暴力的。他们受到自己的观点所蒙蔽，以致未能看出其它可能达成的结果。二十世纪在世界各地一再发生的事实显示，以人民的力量改变国家，很少会从原本服膺独裁者心念的专制政体直接转变为以人民意志为准的新秩序。群众运动必须要知道何时该退而巩固既有的收获，并重新组织以因应下一阶段的冲突；同时也要知道何时该善用自己的优势而不轻易妥协。
反对沙皇的运动若是能够把握几个关键机会，尼古拉二世即有可能被迫推行更大规模的改革，而得以避免导致十二年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连串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有更多的反对人士将《十月宣言》视为一项突破─亦即承认人民拥有政治权力以及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非仅是一套令人鄙夷的半调子措施，则宫廷内支持改革的人士便有可能说服沙皇毋须采取镇压行动。然而，由于激进份子当时的情绪过于高昂，以致未能思虑及此；而右翼人士的暴力行为以及左翼人士的过于自信，更是破坏了这个机会。
如果反对阵营在一九○五年间肯花较多心思吸收军人加入反对阵营，则政府选择采取镇压行动时，其所掌控的武力可能就不会那么可靠；又《财政宣言》所观照的层面若能更为广泛，则政府的钱脉便有可能遭到严重削弱。在内外交迫之际，政府很有可能无法重整阵脚，因此也就无法收回其宪改承诺。
如果苏维埃及其支持者没有听从诉诸武力的呼吁─如果反对运动能够在此关键时刻扬弃暴力，如果反对运动能够在此时采取政府不知该如何因应的抵制行动─便有可能以拖欠贷款及中断电力的方式拖垮政府，而不必造成人民的流血伤亡。政府必须要有清偿债务的能力及控制人民日常生活的能力，而反对运动对此两者皆有能力加以破坏。群众运动必须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并且实现具体的目标，但要达成这两项要求，反对阵营就不能任其支持者在街头上遭到杀害，而其领导者也不能一再排斥政府被迫做出的让步。
由于当时反对沙皇的运动极为杂乱无章，因此不太可能采用以上任何一种选项。在二十世纪初始采行非暴力运动的群众，对于自己引燃的这种冲突模式所知甚少，远不如后人所拥有的深刻认识。不过，他们所采行的路线以及各种作为所导致的后果，却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托洛斯基对《十月宣言》加以诋毁，称之为「无物」，并要求成立属于人民的共和政体时，他其实是对反对运动所获致的成果视而不见，而导致获取立即满足的欲望妨碍达成最终胜利。列宁虽在冬宫游行前夕从日内瓦写信指出人民必须有所武装才能够确保自由，但随着非暴力运动一再致使政府遭受挫败并开辟了通往宪改之路,也就证明了列宁的看法并不正确。然而,他与他的政党却依然对暴力的效果深信。
不疑马克斯主义份子当然是错的。一九零五年间支持暴力的人士导致俄国史上首次展现的人民民主力量步上歧途。此外，一九○五年的暴力事件也播下了一九一七年暴力革命的种子，而其形成的新政权，则比沙皇政府更为彻底地以暴力为国家权力的根基。暴力并没有为俄国人民带来自由，而是为他们带来了另外八十年的政治压迫。直到人民为了阻止一项企图逆转民主改革的政变，而掀起新一波的非暴力运动，才终结了高压统治。
托尔斯泰若是能够预见一九九一年所发生的事，必然会深感雀跃；因为他知道促成这项运动的原因：就是他在一九○五年间指称的──「推动人类与国家前进的基本力量」──亦即人民意志的表达，而且不需凭借暴力手段以加速历史的进程。反对沙皇政权的运动若能够体认到这项机制，或者其非暴力行动若能够具有策略性而非散乱无章，则俄国以至全世界的二十世纪史必然会大不相同。不过,就如同长度恰足以举起世界的杠杆，一九○五年的俄国人民仍然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的发展所及的层面是他们作梦也想不到的。
★1－2、印度自主运动★
一九○五年间，世界各地有上百万名人士透过报纸关注俄国的革命事件，其中最热切的，莫过于南非一位个性谦和的印度律师。对于三十六岁的甘地而言，俄国所发生的事件无异预示了新世界的到来。他得知俄国人早先曾经试图以暗杀统治者的方式终结专制统治之后，更是认为他们现在已经「找到另外一个方法，虽然极为简单，却比叛乱及谋杀手段更具威力」。甘地写道，俄国人民已经「宣布全面罢工而停止一切工作了。他们以离开工作岗位的方式向沙皇表明，除非落实正义，否则他们将拒绝恢复工作。尊贵崇高如沙皇，面对这种状况又有什么办法呢？……即使沙皇也无法以刀枪逼迫罢工人士回去工作」。
有关平民百姓以非暴力抵制行动反抗政府的消息，甘地已经不是第一次听闻。一八八○年代晚期，他在伦敦修习法律之时，就已密切关注过爱尔兰的自治运动，其中包括一次集体抗租活动。他知道非洲人以及南非的印度人，都曾抵抗白人统治者加诸于他们身上的限制与税赋。而在他研究撰述俄国情势的那段期间里，他也读到若干报导，内容提及孟加拉裔印度人采取抵制英国布匹的方式抗议英国切割其省份的计画。
甘地注意到，这些案例当中的人民并非以攻击的手段挑战政府，而是以拒绝合作的方式；他们的经验揭示了一项原则--[即使是掌握最高权势的人，也无法在缺乏被统治者配合的情况下遂行统治行为。」俄国既如是，他的家乡自然也应该没有例外，尤其当时印度人民正在与英国的殖民统治者周旋。甘地推论道：「印度之所以受到统制，完全是因为有人屈从顺服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展现出与俄国人民相同的力量......]不过，这位年轻律师的思绪虽然充斥着俄国所发生的事件及他的家乡印度可能出现的变化但在一九0五年间，他却依然深陷于南非的动荡中。
甘地的南非岁月：「容不下自尊自重的印度人」
甘地出生于一个以古吉拉特语（Gujarati）为母语的家庭,家乡为印度西岸的一个小侯国。与孟买及加尔各答等大城市相比，甘地的家乡是个颇为幽静的地方。由于家人希望甘地能够和他父亲一样成为地方行政官员，因此送他到伦敦学习法律。然而，他在英国所学对于他在印度执业却毫无帮助。他于一八九一年返回印度之后所承接的第一桩案件，就因为在法庭内怯场，以致在盘诘证人之际结舌语塞，而当场放弃辩护工作。不久后，他回到故乡拉杰科特从事草拟法律文件的简单工作。后来，他积极把握住一项工作机会，成为一家印度公司的南非代表─离开让他在工作上惨遭挫折的印度，到另一片新大陆上重新出发。
成千上万的印度人都曾飘洋过海来到南非。大部分皆为签约劳工，从事收割甘蔗以及采集咖啡豆的工作以抵偿债务。他们获得自由之后，仍有许多人留在当地，转行成为商人、园丁，或是仆役。来自甘地家乡古吉拉特区的商人，也都移民定居于南非。到了二十世纪初，光是纳塔尔省就有五万名印度人，虽然远少于四十万的非洲人口数目，却已约略相当于白人人口数。而南非其它地区，也有较小但快速成长中的印度人口聚落。
生活在南非的印度人包括有印度教徒、回教徒，以及基督徒，而且横跨各种贫富等级、教育程度，以及社会阶层。但在白人眼中，他们一律只是「苦力」或者「亚洲人」─是较为低等的种族。对印度人的歧视早已融入南非的法律体系当中（这与维多利亚女王一八五八年的宣言有所抵触；该项宣言允诺消除大英帝国境内一切宗教或种族的歧视）。他们在投票、入境、旅行、从商，以及迁徙等各方面的权利都备受限制。
甘地不久便亲身感受到了这些限制。他在德班停留一个星期之后，即订购火车票前往普利托利亚处理一桩辩护案。他和所有体面的律师一样，订购了头等舱的票。不过，后来有位白人对于头等舱里出现印度人表示不满，车长于是要求他离开头等车厢；甘地拒绝离开，结果却被赶下车。之后，在同一趟旅途中，他又不被准许与欧洲乘客共乘马车，而必须与驾车人一同坐在马车外。他事后写道：「我发现南非容不下自尊自重的印度人。」
眼出席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场国大党会议，而在会议上敲定了一项温和派与激进派都能接受的协议。国大党将采行《尼赫鲁报告》，而英方则必须在一九二九年底以前接受报告内容。他们如果拒绝，印度人将发起要求完全独立的非暴力抗争。同时，甘地也坚持国大党必须进行组织再造，并重新推动建设性工作─由于他要求国大党全盘接受他的条件，否则将再次退出党务运作，他的提议因此完全受到采纳。
而在此时，反对阵营也再次对真理之力的潜力重新燃起信心，原因是一九二八年发生于古吉拉特巴朵利地区的一场运动。建设性工作在巴朵利地区所札下的根基颇为深厚，尤其是在帕地达人(Patidars）身上。帕地达是种姓阶级的一层，成员为生活小康的农民。在甘地的敦促之下，帕地达人设立了许多静修处，并联合成为互相支持的网络，提倡纺织、自我节制，以及一般福利。后来，英国政权下令把土地租税估算标准提高百分之二十二，帕地达人便以这个网络为基础加以抵抗。他们以与甘地关系密切的帕地达律师帕德尔为首，决定在政府给予他们满意的答复之前拒缴一切税金。
这场运动成功聚合了巴朵利地区所有人口的支持。政府开始没收并拍卖未纳税捐的土地之后，买地的人也同样遭到抵制。帕德尔定期与甘地交换意见，甘地也利用他所编辑的两本期刊广为宣传巴朵利真理之力运动的消息。地方政府原本打算派遣一支武装部队前往镇压，但英国政权担心运动可能因此扩散，而施压要求地方官员与帕德尔进行交涉，结果终于造成估算标准的大幅调降。
巴朵利运动不但是帕地达人的胜利，也证明了甘地的眼光正确。从这次运动可以看出，只要参与的民众有组织、有秩序，而且团结一致，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同时，这次运动也证明英国政权并非无可动摇。「的确，人的枷梏是人给自己套上的，也唯有自己才能够加以打破。」甘地说道。现在，他已再次准备好要在印度为数众多、组成复杂的人民身上推行真理之力了。
「我……知道该如何领导」
巴朵利运动的成果必须移植到大规模的运动上，而只有国大党能够提供涵盖全印的必要组织结构。不过，其下的许多地方委员会都早已名存实亡，没有固定预算，也没有帐册登载，有的甚至连间象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只有在古吉拉特等少数地区，才有组织健全的委员会。
因此，甘地便于一九二九年着手为国大党注入新活力，而引来许多新成员，某些邦里也因而展现新气象。举例而言，在沉潜已久的国大党大本营北方邦，各地方总部皆重新改组，同时加紧吸收成员，并筹募资金以支付志工薪资，这些消息也经由媒体以及群众聚会广为传播。贾瓦哈罗□尼赫鲁与甘地走访北方邦的行程，更激起了高度热情。不过，并非各地都有如此盛况。有待完成的工作实在过于繁杂，而国大党也不可能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完全恢复元气。
由于国大党的领导阶层意见向来无法一致，因此草根阶层冷热不一的状况也就愈形严重。许多老前辈依然不愿涉入会造成骚乱的群众运动，而希望与英国人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较为年轻、斗性较强的成员，则坚决反对妥协，并对采取激烈手段的策略深为着迷；而孟加拉国大党委员会及其会长博斯甚至还与恐怖份子有密切关系。甘地于是运作贾瓦哈罗□尼赫鲁当选为党主席，并采行其它各种手段维系激进份子的忠贞，总算让国大党免于走上分裂之途。
在调和不同民众之间的差异性上，甘地也面临极大的挑战。以前，他不论在南非还是印度推行真理之力，都能够与回教领袖结盟，并说服一般的回教徒参与其中。但在此时，即使是与国大党有过合作经验的回教政治人物，也不禁对这个以印度教徒为主的政党所推行的运动怀有戒心。甘地试图向他们保证国大党不会以「印度教政权J取代英国政权，但由于他本身也经常使用印度教的象征，以致削弱了他的公信力。邀集回教政治菁英加入运动的努力并未成功：只有一小群所谓的民族主义回教徒愿意与国大党合作。
另外，其它迹象也显示，这新一轮的非暴力运动难有平顺的前景。恐怖份子于一九二九年发起多项对英国官员的攻击！其中包括一起暗杀总督的行动！而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激进工会在孟买与孟加拉等地所发动的大规模罢工运动，则显示阶级斗争思想对工人的动员力量，丝毫不逊于国家团结的呼声。
甘地在一九二九年间虽然投入政治甚深，却也未曾轻忽过建设性工作的推行。他对贱民制度以及女人受到不当待遇的抨击不曾梢歇，也一再提倡抵制进口布匹，以致扩展了政治活动的范畴。任何人--包括闭锁于家中的老年人、残疾人士，以及妇女--都可藉由对自己的生活做些简单的改变，而为争取印度自由的运动贡献心力。达丝特小时候正逢此项盛大的运动，曾经亲眼目睹印度百姓无时无地不以小纺车织布，即便在火车上亦然。后来，达丝特的学校采用白色衬衫与水蓝色裙子为制服，她母亲便差她去买蓝色的染剂，而为她缝制了一套土布制服。这时甘地又再次于全国各地展开巡迥演说及募款活动。这些活动使他对印度的了解远超过其它的政治人物，但他的所见所闻，却使他对印度再次发起非暴力运动的时机是否成熟抱持疑问的态度。他写道：「只要民众能够遵照我的要求行事，我便知道该如何领导他们走向非暴力反抗之路。目前我还看不出有这种迹象。」不过，有一个地方倒是有一小群活动人士愿意遵从甘地的要求：也就是沙巴玛堤静修处。因此，甘地便以静修处为发动真理之力运动的替代基地，不过规模有限。至于全民参与的大规模运动，他虽然不曾停止过筹备活动，却一直对其成效持疑。
另一方面，站在英国政权顶端监看这一切发展的，也是一位正直睿智之士。厄文男爵爱德华□伍德自一九二五年起担任印度总督一职。他不但在过去的公职生涯里表现杰出，日后的宦途更是耀眼。。他后来取代艾登（AnthonyEden)而为张伯伦的外交大臣。正如日后这项职务所示，他肯与任何人─即使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坐下来谈；即使面对攸关自身的威胁，也宁可协商而不愿斗争。
厄文生于约克郡，为第二任哈利法克斯子爵之子，终生深具宗教色彩，并对人类怀有真挚的同情--他的表达方式时有出人意料之处。一九二八年，甘地外甥马刚拉尔去世，厄文去函表达哀悼之意。函中写道：「我可以想见他的逝世对于阁下及他的家人所照成的打击，因为伤痛与亲人亡故的经验无人可免,而人类在共通的经验上是感同身受的。」
一九二九年对甘地而言是个进展不完全的一年，对厄文来说也是一样。他草拟了一份新的改革计画，计画中赋予印度自治地位，而细节则准备在一场于伦敦举行的圆桌会议中加以商议，与会代表包括印、英双方人士─虽然他本身所属的保守党强烈反对，他却还是赢得了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对这项计画的支持。不过，英国政府开出的条件并未达到国大党于前一年十二月所提出的要求。即使如此，厄文依然希望国大党内的温和派份子能够在不失颜面的情况下欣然接受这项改革计画。
国大党内的温和派的确要求给予善意的响应，但其它党员却依然反对妥协。对甘地而言，如何对厄文所下的这一步棋给予妥当的响应，并非显而易见。他原本倾向于达成协议，但几个星期后，他却开始有所迟疑。将宪政改革的成败寄托于政治势力薄弱的工党政府上，尤其这项政策又在伦敦招致强烈抨击，在甘地看来是不智的作法。而且，他也知道－旦接受厄文的条件，博斯与贾瓦哈罗□尼赫鲁势将率同他们急进的跟随者背弃国大党而去。接近十二月底之际，甘地及其它印度领袖与厄文会面。厄文拒绝接受他们所提的协商条件，于是双方皆决心面对无可避免的冲突。
几天之后，国大党于拉合尔召开年度大会，而甘地提出的决议案─订定国大党的目标为透过非暴力反抗运动追求全面独立─则在绝大多数会员的赞成下获得通过。不过，他在国大党内的权威主要来自于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而非党员对其计画的认同。温和派份子对于强迫党员辞去地方议会职务的作法多所抗拒，并阻止甘地把对法庭、学校，以及市委会的抵制行动采纳为正式政策□由此可见，英国政权的魅力--其崇高的威望以及渐进改革的诱因─依然可观。
与此同时，国大党的激进份子却鼓吹采行全面罢工这类超出甘地接受程度的策略。此外,一项谴责暗杀厄文行动的决议案，也仅以些微之差通过，显示党内有许多人并非坚决反对暴力。甘地于是再次恳求党内的激进份子自我克制。。「你们如果要我领导非暴力反抗运动,我就会照实去做。但你们必须担任战役里的士兵。」
行动策略
甘地离开拉合尔之时并没有明确的运动计画,也没有在新年期间赶工拟订，反倒花了许多时间待在沙巴玛堤静修处,经常坐在他朴素住家的游廊上与人交谈或独自静思，以充足的时间让明智的策略逐渐成形。在此同时,国大党则采取了若干预备措施。
一月六日，贾瓦哈罗□尼赫鲁直接下令所有国大党党员辞去地方议会职务，拒绝从命者即撒销党代表资格。此举引起了强烈但不一致的回响；许多人对于与殖民政权合作所获得的甜头依然恋眷。令甘地尤其感到困扰的是，许多在经历前一两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而选择与国大党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回教徒，竟然也不愿奉行辞职令。
国大党的工作委员会订定一月二十六日为「独立日」，并安排于当天在各地举办活动，宣读由甘地与尼赫鲁所共同起草的宣言。印度各地的民众群聚于树荫下及广场上，聆听与杰佛逊在《美国独立宣言》里召唤自由之言词遥相呼应的话语：「我们相信印度人与其它所有民族一样,拥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我们也相信,如果有任何政府......对他们施以压迫,人民即有对政府加以改变或推翻的进一步权力......因此，我们相信印度必须与英国断绝关系而达成完全独立。」
几个星期后，甘地即与工作委员会共同对激进份子可能发起的暴力行动进行因应对策的规画。甘地曾于一九二二年以取消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方式反制一场对警察的屠杀行动。不过，尼赫鲁指出，如果甘地这次再采取同样的手段，则英方大可藉由挑起暴力的方式终结这新一波的运动。甘地表示同意，而决定不为那些拒绝奉行其策略之士的乱行负责。他不会让那些人的暴力行为阻碍他的运动。
这是个关键的时刻。甘地如果把自己对暴力的厌恶无限上纲而置其它利益于不顾，便等于是奉送对手抗衡大规模非暴力运动的权力。他知道非暴力抵抗的力量并不是像水龙头一样可以乍开乍关。就算可以如此，他也不可能随时把手放在水龙头上。二月中旬，工作委员会决议由甘地主导第一阶段的非暴力反抗运动--而甘地一旦如众所预期地遭到逮捕，国大党将自行接替领导权，地方委员会尤其力抗争扮演吃重的角色。随着愈来愈多人遭到逮捕，主导权也将逐步向下传递，而与人民更为接近。
甘地在回到静修处的这段时间内，想到了对盐税发起真理之力运动以为非暴力反抗运动的开端。自十九世纪以来，殖民政府即垄断食盐这项饮食必需品的生产，而对其销售课征税捐。现在，甘地打算以印度人自行产制食盐的方式打破这项按令。在部分印度领袖的眼中看来，食盐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实在不足以作为与英人斗争的标的物；而与政治自由的崇高目标相较之下，更是不值一顾。不过，甘地这么做是有理由的。
首先，盐税的课征明显不公，对愈贫穷的印度百姓伤害愈大，即使英国官员也难以找出合理化的借口。甘地指出，政府的作法等于是把盐从人民手上偷走，再强迫人民以高价买回。他宣称：[人民一但对自己的力量有所领悟,即有权取回原本属于他们的一切事物。]由于盐税具体而微地象征了殖民统治的不公义，因此若能打破食盐的垄断权，最低阶层的印度人民便也能够实际体认到争取自我支配的意义。食盐运动将证明自我支配并不只是高远的政治目标，而是代表印度人对自己日常生活所应有的控制权。
甘地除了希望能够藉由产盐运动而使穷人对争取自主的行动产生认同之外，也希望能够藉此让印度教徒与回教徒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一项他们彼此皆有切身之痛的不义，必可增强双方同舟共济的心理。此外，食盐运动在对抗英人的整体抗争行动中也有其战略价值。由于这项运动并不威胁到英国殖民政权的重大利益（盐税仅占政府收入的极小部分），因此也就不太可能会引致政府先发制人的镇压或者强烈的反击。如此一来,这项运动即有充分的时间能够发展，进而吸引同情反对阵营但又不敢冒太大风险的人士加入。
确定目标之后甘地即向厄文提出中止这项运动的十一项交换条件，其中除了废止盐税之外，并包括调整汇率、降低土地租税估算标准、减少军费支出，以及对进口布匹课微关税等。虽然厄文对这些要求置之不理，但这些要求所碰触到的议题却远超过少数印度政治菁英的关切范围，而与广大的平民百姓息息相关，尤其是商业利益以及农民福利。甘地藉此表明，自我支配是具有实质经济价值的。
三月二日，甘地从沙巴玛堤静修处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厄文。他称呼这位总督为「朋友」，并表示自己仅反对殖民政权,对英国人民并无敌意。他一面强调英国统治的经济重担，一面请求厄文协助他避免即将来临的冲突，同时也告诉他─如果他们无法达成协议─非暴力反抗运动将自三月十一日展开，由食盐真理之力运动拉开序幕。甘地仅得到一封厄文秘书的回函，函中确认收到他的来信，并对甘地的企图表达遗憾。甘地将他的信以及厄文的回函双双公开：他已向对手表达善意，而遭到了拒绝。
厄文丝毫无意妥协。他于二月二十日寄往伦敦的信中写道：「目前为止，食盐运动的问题并不会让我辗转难眠。」他手下的官员皆自信能够抵挡得了非暴力反抗运动，正如他们先前成功压制了不合作运动。关键极为明显：甘地等印度领袖认为他们能够「藉由阻碍统治行为而迫使我们让步，」国务大臣皮尔勋爵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对厄文写道：「我们必须坚定地让他们明白他们无法得逞。」
然而，即使国大党不肯合作，厄文依然希望举行宪政改革的圆桌会议。而他也了解，如果国大党以外的印度政治团体也不参与的话，圆桌会议势将沦为笑柄。回教领袖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份子当中的温和派尤其是重点。为了争取他们的协助，政府即须避免对非暴力反抗运动过度反应，而且一切行动也至少必须维持表面上的合法性。此外，印度国务卿贝恩也警告道，政府正常的文官统治状态若有所改变，即可能损及印度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
同时，对于服务于军队、公务机关，以及警界的印度人，政府也必须维系他们的忠心，亦即无论反对势力多么强大，政府当局都必须展现出掌控全局的能力。情报局局长写道：「我们若让警察人员认为政府无力固守其立场与权威，后果势必不堪设想，我们对此必须铭记在心。」政府的政策必须够强势，底下的部属对于英国政权在印度的根基才会有信心，但同时又不能够过于严苛，以免失去国大党外亲英温和派人士的支持。
中央发给地方政府的指示写道：「政府所采取的压制行动必须有效，惟不应逾越实际情况所需之程度。]另一重点是，甘地一旦做出违法的举动，即须立刻加以逮捕；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下任其消遥在外，只会长其支持者之志气，而灭政府之威风。
「不得退却」
在三月五日的祈祷时间，甘地号召他的静修同伴于七天后和他一同游行到海边，并当场制盐。游行是甘地常用的策略。他在南非便曾带领一大群社会底层人士进行长达五天的游行，不但途经敌意深重的地区，而且不断受到当局的骚扰。这次的游行队伍则规模较小，较为紧密，走的路程也较远，并将穿越甘地深受崇拜的古吉拉特地区。他把游行视为一出政治剧，不但活生生地在目击者面前上演，同时也透过新闻媒体传遍全国。
参与游行的七十几位人士，皆是甘地知道真心信奉其原则的人，而不像国大党内许多口是心非之士。他们皆身经辛勤劳苦、牺牲奉献的静修生活，而甘地也相信他们的德行必然能够成为其它印度人的标竿。他们不同的出身地区、宗教背景及种姓地位，也正是全国人民的缩影，而象征全民同心追求正义。不过，在甘地的指示之下，游行队伍并不包括女性。部分女性运动份子因此加以抗议，他则解释说，如果游行队伍里有女性，英方将指控印度人利用妇女当挡箭牌以规避警方的攻击。他虽然希望女性也能够为自我支配贡献力量，但在这次的行动中，务实对抗英方的考量毋宁更为重要。
出发前的一个星期是紧凑的筹备时期。甘地在古吉拉特的主要盟友帕德尔协助之下，拟订了自阿默达巴德（Ahmedabad）往南至濒海小镇丹迪，总长两百四十英里的游行路线。途中所经过的部分乡镇在近年来的建设性工作以及真理之力运动熏陶之下，对甘地的诉求已有颇高的接受度，因此游行队伍也将在这些地区梢事停留。学生探查这条路线并搜集了相关城镇的资料之后，甘地所创办的古吉拉特语周刊《民报》随即刊登了各歇息地的时间表。他用尽一切方法使活动消息传遍国内，甚至连外国媒体也不放过。
随着三月十二日逐渐逼近，静修处以及阿默达巴德的气氛也愈显兴奋。甘地不疾不徐地说道：「这是一场坚守到底的战役。我们将背水一战......无论如何不得退却。」当局的作为也使得紧张情势更为提升。。一位地方治安官于三月七日逮捕帕德尔而引发了一场罢市活动，导致纺织厂、学校、商店，以及市政厅皆因而关闭。十二日晚上，群众发起守夜活动，并在破晓后进行祈祷以及吟唱圣歌。之后甘地出面表示：「这场斗争并非仅是作秀，而是最终的抗争行动…我要求你们赢得自我支配的胜利。不成功，便成仁。」甘地的妻子卡丝陀白自制手织布给他穿，并给了他一根拐杖。这位印度领袖走出静修处之后，即在旁观者心中激起了强烈而矛盾的感受。对他的秘书马哈德夫□迪赛而言，甘地令人同时想起「出征锡兰」的伟大战士罗摩（Rama）以及「发愿拯救受苦受难民众」的佛陀。
游行队伍每到一个乡镇，民众便会集结起来，以锣鼓喧天的方式迎接他们。甘地则会发表简短的演说，抨击盐税「不近人情」,并宣称食盐真理之力运动为「穷人的战役」。他在每一站也都敦促地方首长辞去职务，并指导群众针对拒绝辞职者发起抵制行动。。希望当地首长辞职的民众可拒绝参加他家举行的婚礼等各种喜庆活动，但不得拒绝提供他生活必需的各种服务。甘地坚持道：「我们一定要诉诸理智或情感，而非恐惧或胁迫。」
甘地希望借着游行至海的活动将一般百姓引入更为宏大的独立运动。他知道对穷人空谈团结是不够的；游行人士必须以个人的简朴生活及无私行为证明其言词。甘地指示他们每晚都必须露天席地而眠，而且除了生食以及休憩盥洗之处所外，不得另对民众有所索求。不过。甘地所要求的标准对有些人而言过于严格；他说他对于部分游行人士索讨牛奶与蔬菜及接受汽车搭载等行为深感羞辱。他在巴特甘论及这些奢华行径。一位在场的人士写道：「大家听见他声音里的哀伤，都静默无语。他的话语深深刺入我们的心。油灯一盏接一盏逐渐熄灭，于是会场一片黑暗，只剩下甘地身旁的一盏小灯还燃着火。」
在游行途中，处处可见印度社会难以消弭的裂痕。乡镇里的聚会几无回教徒参加，而游行队伍里的贱民也引起部分人士的嫌恶。不过，随着他们离目的地愈来愈近，前来聆听甘地教诲的民众也愈来愈多。在离巴朵利真理之力运动发生地不远的苏拉特，迎接他们的群众多达三万人；而在丹迪的铁路终点站，聚集的群众更是超过五万人。接下来更出现一波地方官员辞职潮：到了四月的第一个星期，苏拉特地区的乡镇长已有约三分之一挂冠求去。
食盐游行所掀起的浪潮，影响范围远大于古吉拉特地区。甘地沿途撰写文章并接受访问，印度各家报纸也纷纷以头条新闻报导这场游行活动，广为传播甘地的成就。演员帕登塞回忆道：「上天为证，我跟你说，即使是当时还只是小学生的我，一发现他正逐步达成目标，也不禁毛骨悚然。」三家孟买的电影公司派人前去拍摄供新闻短片使用的画面，而外国记者更使甘地在欧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九三○年底，《时代》杂志将他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出发三个星期后，游行队伍于四月五日早晨抵达丹迪，较预定时间提早了一天。到了当天晚上，已有一万二千人聚集于这座小村庄里。甘地称许政府对游行未加干涉，并将其归因于对国际舆论的顾虑。他吁求国际人士表态支持印度独立，并告诉印度人说他们正迈向「自我支配女神的宫殿」，而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前，绝对不可让政府享有一刻的平静。他说：丹迪的海滩是「圣地」。
隔天，也就是四月六日的破晓时刻，甘地站在海滩上，俯身抓取一把泥土，以示打破食盐专卖事业的行动开始。游行人士于是立即以水桶装盛海水。有计画、有组织的不合作运动终于就此展开。
「甘地式的帽子满街都是」
自阿默达巴德至丹迪的游行活动实在是再成功也不过了。甘地让全国人民亲眼目睹一场以非暴力行动对抗麻木不仁之政府的实例课程。他以明确的言语以及毫不退缩的行为呼吁印度人宣告自己不受政府的法律与税赋所规制。他告诉英方说他不将其权势放在眼里,并以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走片各地鼓吹此项犯行，同时对所有人说他们皆有责任身体力行。
对英国官员而言，不论采取何种行动都会为甘地所用。他们如果逮捕违反食盐法的人士，即不免为印度人的民族运动制造烈士，并且坐实甘地对他们采行高压统治之意图的指控。如果他们放任反对份子为所欲为，又可能使人怀疑其对印度抗争势力切实执法的决心。不论怎么做，都必然吃亏。
参与这项运动非常容易，只要是拿得到海水的人都能够制盐：只消把水放在锅里煮干，再刮起残余物即可。据报这项运动遍及全印各地，不过只有在孟加拉、马德拉斯，尤其是孟买的滨海地区，制盐活动才得以成为全民运动。在孟买，公开制盐的人士均获得众多志愿者以手臂相连而形成十多个圆圈团团围住，以免遭受警察侵扰。当时在联合省阿拉哈巴德与其父一同贩售食盐的贾瓦哈罗□尼赫鲁回忆道；「那时的情形犹如弹簧突然间解脱束缚一样。自制盐的品质好坏一点都不重要，重点是对于食盐恶法的违抗......」
在食盐游行结束后的几个星期里，甘地试图诱使政府当局逮捕他。他在四月二十四日发布一项别具挑衅意味的行动计画：他将对达拉沙纳的制盐厂发起一项袭击行动，而此举势将遭受政府的武力反制。贝恩对甘地所布下的陷阱了然于胸。他写道：「他们刻意给我们两项选择。。采取会被他们塑造成不正当且暴虐的压制手段，或是屈从他们的要求。他们不肯让我们袖手旁观。」
食盐游行展开之际，厄文自认想出了一套可行的计画：他要静待甘地犯法，然后再一举成擒。但这个矮小瘦弱的男子踏入丹迪的海水之后，厄文却不禁犹豫起来。逮补甘地无疑会引发激烈的抗争，并将激怒厄文想要拉拢来参加圆桌会议的温和派份子。
其它官员则比较关切秩序的维持。孟买总督坚称，甘地逍遥法外不但是对反政府人士的一大鼓舞，也是对政府支持者的打击。这道难题无可迥避。一份民族主义立场的报纸写道：「逮捕甘地必然点燃全印的怒火；不逮捕他则是任由他在草原上点火。」厄文最后终于下了决定：他下令于五月四日夜间逮捕甘地，并引用一八二七年的一道法令，而免除了审判以及宣告刑期的手续。
甘地遭捕并未中止达拉沙纳的行动。七十六岁的退休法官泰巴吉伴同甘地夫人卡丝陀白，于五月十二日率领三百名志愿者前往盐厂。他们还未抵达目的地即遭逮捕，并判处三个月徒刑。但达拉沙纳的真理之力行动也没有就此结束。诗人暨工作委员会成员奈杜随即赶赴海边接替领导工作。她与志愿者数度接近盐厂，但每次皆遭警察挡住去路。他们于是索性就地坐下等待，一度甚至对峙长达二十八小时。被捕下狱的人数又再增加好几百人。
奈杜知道袭击行动是刻意用来诱引暴力的，而她也深切要求暴力行为不得发自己方：「你们无论如何皆不得使用暴力。你们会遭到殴打，但你们绝对不得反抗：你们甚至不得伸手抵挡。」五月二十一日，示威者试图越过盐田周围的铁丝网，警方于是冲上前去以铁皮竹棍殴打群众。一位外国记者报导：「所有的示威者连伸手抵挡都没有。他们像滚球瓶般倒下......幸存者不发一语，坚毅地依序前进，直到被打倒地为止。」第一列的游行群众遭到击倒后，后方的人员立即上前以担架抬走伤者─而接下来的每一天也持续有更多的冲突事件。直到六月六日，达拉沙纳的抵制行动才告一段落。
在游行前往丹迪的途中，甘地也思考过下一步该怎么走。他认为不合作运动应持续以食盐专卖事业为抵制对象。拒缴税捐或违抗森林法规等行为应予阻却，因为这两者所反抗的对象并不像盐税那般具有本质上的不公义性。但他也认为抵制对象应包括洋布与洋酒。此举虽然违法，却可对英国政权造成打击。抵制运动应持续不断，但也应维持良好的秩序─只是不可能由他来执行。甘地及其同志皆心知肚明，他们不可能亲自领导每个城市、乡镇、村庄的运动，尤其在他们遭到逮捕之后更是如此。他们交由地方委员会去规画适合当地情形的行动策略，但有一项附带条件。。一切行动都必须绝对非暴力。
国大党位于勒克瑙市的运动策画者在制盐及布匹抵制活动上的成效不大，于是转而以另外一种抵制活动迫使政府官员在出手镇压与撒手撒退两者中做出选择。在一八五七年的政变之后，英国政府即在老旧的印人社区里打通两条大道─不惜拆毁房舍，甚至墓地─以确保军队的快速通行。政府并划出一块属于英国的领土，中央有一条名为哈兹勒加尼的商店街。大家都知道城里这块所谓英国人的区域的秩序维持，即象征了大英帝国对勒克瑙的控制；国大党极早便遭禁止在哈兹勒加尼街上游行示威。现在，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份子决定提出一项挑战：印度人拒绝在勒克瑙的任何区域受到行动限制。
五月十四日及二十二日，试图在哈兹勒加尼街上游行的国大党志愿份子两度遭警方拦阻，却也都在对峙一段时间后获准进入。虽有十三位领导人物因此遭到逮捕，但国大党也获得告知，只要申请许可证，即可进行游行活动。英方愿意让印度人进入英人的专属区域，但他们必须先承认英国政权的地位。未受逮捕的国大党领袖则无意让英国政府这么轻易了事。五月二十五日，－支约由两百名志愿者组成的游行队伍，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由数十名妇女带头走往哈兹勒加尼，警方于是加以阻挡。一位治安官对游行群众提出警告，要求他们自行撒退，否则将以武力驱散。警方等了几分钟之后，即把前方的妇女拉走。待骑警趋上前来，游行领队即命令群众躺下，于是警员便把他们拖走。由于部分人士出手反抗，警方即以铁皮竹棍对游行人员以及旁观群众一顿毒打。受伤人数超过百名以上，其中许多伤势严重，国大党并声称有人丧生。
对哈兹勒加尼这块禁区所进行的挑战行动可谓标准的真理之力行动。国大党挑中了一项对人民具有切身意义、又象征了英国统治之不公义性的议题。志愿份子坚决违抗英人命令，终于诱使警方攻击手无寸铁的民众，同时又避免己方出现暴力行为。示威人士所遭受的皮肉之痛正是勇气的表征，也令人想起英国政权向来采用的暴力手段。
不过，冲突并未就此停止。第二天，市府官员听闻国大党计画再度闯关之后，约四百人的警力与兵力随即开抵国大党总部，净空街道，拉下国大党党旗。国大党领袖于是取消游行活动，军队与警方也随之撒离。愤怒的居民一路尾随警察到警察局─国大党志工请求他们回家的呼吁完全无效─丢掷砖块、石头，以及瓶罐，最后并扬言放火焚烧警局。大约半个小时后，警方开枪射击。军队虽然恢复了秩序，但已有四人丧生。
当局宣布宵禁，禁止大型集会及游行，并逮捕了许多人。勒克瑙的不合作运动并未获得在象征英国政权的街道上游行的权利，但民族主义份子却赢得了更大的胜利：他们迫使英人抛弃了英国政府并非枪杆子政权的假象。不过，他们也以惨痛的代价学得一项经验：许多他们希望能够唤起来反抗英国政权的民众，并不了解非暴力运动规范的理由，而这些规范的瓦解则把主动权交回给了暴虐程度较高的那一方。
在食盐游行活动之后，勒克瑙并非唯一迫使英国政权在放弃控制与采取暴力之间二者择一的地区。四月六日之后数星期以至数月间，从各地传回德里的电报以及报告，尽皆使得英方希望食盐运动终将无法掀起风潮而致失败的幻梦破灭。甘地所号召的不合作运动在全国许多地区引起大小不一的波澜，而使英国政府心惊胆跳。
孟买市内的食盐真理之力运动以及洋布抵制行动遍及市内各地；志工占领街道以发动庞大而秩序良好的游行活动。新德里内政大臣黑格记录道：「国大党公然主持反叛行动。甘地式的帽子满街都是。身着制服的志工各就其位以进行包围行动，秩序井然不下于警方。」在孟加拉管区的米德纳普地区，警方攻击制盐志工的行为引发了一场乡间暴动：农民把村庄变为堡垒，以竹子与树干筑成路障，并在田野间挖掘壕沟。慌乱的地方治安官在六月间写道：「除非我们再开枪镇压，否则我觉得恢复和平的机会极为渺茫。」
随着事态发展逐渐形成暴动之势，甘地所激活的这场运动也不免扭曲变形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同属孟加拉管区的吉大港，一场奉行万恨舍精神的运动硬是遭到恐怖份子介入接手。四月十八日，约六十名男子闯入当地的兵工厂洗劫大量武器。他们高声欢呼：「甘地政权来临了！」并发布独立宣言，随后即与军警陷入混战。
主要为回教帕坦人居住的荒僻西北边境所传来的消息则更令政府忧心。事件的关键人物是阿布杜尔□克汗（AbdulGhaffarKhan），他原本大力鼓吹族群尊严与社会改革，后来则成为非暴力运动的忠实拥护者。他的跟随者包围白沙瓦的贩酒商店之后，领导人物即遭逮捕，而一大群人也因而在城里发起井然有序的游行抗议活动。但军队开枪射击，造成至少六十五人丧生；后来，两排印度步枪手拒绝遵照命令镇压以回教徒为主的抗议群众，政府官员于是将所有军队自城里撒离。英方对白沙瓦失去控制达十日之久，动乱也随之扩散至乡间，造成官员辞职，税捐征收工作与法院皆告停摆。厄文指称该省首长已陷入「精神崩溃状态」。支撑英国政权的梁柱似已渐趋瓦解。
镇压下的不屈精神
在甘地被补之前，英国政府并无压制不合作运动的良方，而只能静待运动平息。之后，地方官员获得授与特殊权限，于是采取直接的武力行动对付不合作运动。甘地得以行走两百多英里到丹迪而不受侵扰，但其它违犯法律的印度人则发现自己获得的待遇远不似那般温和。到了五月底，地方官员已获得授权，可逮捕包围及恫吓公务人员，或发起「反税捐」抗议活动的人士。
六月三日，总督理事会批准地方政府宣告「不合作运动之发动组织」为非法组织。到了夏末，工作委员会在多数地区都已遭宣告为非法。监狱里的国大党领导人物逐渐增加，包括尼赫鲁父子以及帕德尔。国大党人的通信也遭到检查，政府官员并于十月开始接管遭禁组织的动产与不动产。政府也草拟了一道内容完备的《紧急授权法》，以因应紧急状况。
英方用以压制不合作运动的策略，表面上看来也较为高尚。圆桌会议将于十月揭幕，而厄文依旧希望国大党能够参加─对英国政权仍然忠心的印度政治人物也怀有相同的希望，因为他们知道若无国大党参与，则他们在圆桌会议上势必陷入极度孤立。于是，两位印度政治人物便前往狱中探访甘地以及尼赫鲁父子，并讨论把国大党拉进圆桌会议所需要的条件。经过多次讨价还价之后，甘、尼等人同意，除了其它条件以外，只要所有因不合作运动被捕的囚犯获得释放、政府废止特别法规、归还没收的土地、准许抵制行为与制盐运动，并承认印度脱离大英帝国的权利，他们便愿意让步。厄文拒不接受如此广泛的要求，于是到了九月的第一周，双方即已放弃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厄文的策略─结合镇压与谈判的手段以恢复正常秩序──在此遭到挫折，而英国政权的手段─逮捕反对人士、颁行特别法、暴力攻击抗议人士─则使得不合作运动趋于复杂化。国大党若想让运动持续下去并维持其强度，就必须反制执政当局的镇压行为。要达成这个目的，就必须确保采行手段的暴力程度不至于吓走想要参与运动的民众。如同达拉沙纳或勒克瑙那样让抗议群众大量集中一地的方式，会使民众极易遭受攻击。因此，国大党便将重点放在小规模而分散的行动，诸如制盐以及洋布与洋酒的抵制行动，以降低民众遭军警以铁皮竹棍或子弹伺候的风险。
国大党也明了英国政府可能必须为镇压行动付出代价。甘地被捕一事在许多市镇皆引发了示威及罢市活动，也造成许多迄未同意与英国政权唱反调的温和派份子辞去议员席位。同情印度人的记者并且钜细靡遗地报导警方对手无寸铁的民众所施加的残暴行为，而国大党也发布达拉沙纳事件中伤亡人士的照片。所有镇压行为都可被国大党用来赢取印度人民更热烈的拥护。
英方发现对手具有百折不挠的决心后，就知道要中止不合作运动，必须击溃那个在背后推动的组织。他们着手阻止拥护民族主义的报刊与反对人士联络之后，国大党即改而印发传单。而在印刷机器遭政府没收之后，又改为向地方领袖发送信件、电报，或者派遣信使的手段以为因应。不过，在政府镇压之下，遍及全印的协调工作还是受到了限制。中央党部不再对地方发布详细指示，而只是呼吁食盐真理之力运动以及洋布抵制活动要保持非暴力的性质。在甘地所发行的期刊，七月号的《印度青年》上，一位作者宣称：「运动策略必须……视当地每日的状况而随之改变。」不合作运动并未因政府所发动的攻势而止息，只是随着地方领袖以及活动人士─前者被捕之后，后者即取而代之─的投入，而呈现多向发展罢了。
全面反抗
甘地身为运动领导者的一项重大成就，就是把国家独立的愿景与务实的要求相互结合─前者为一小群菁英份子所珍视不已的崇高目标；后者则可缓进改善数百万印度人民的生活，并从而使他们与运动的成果休戚相关─并藉以号召众人支持他的理想。在他的设想当中，印度人争取自主的进程，可先从摆脱政府违反公义的食盐垄断措施开始，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再由地方领袖挑选类似的议题发动更多的抗议活动。印度人生活（或生计）当中任何遭到英国政权干预之处，都可以是反抗标的。
不合作运动最不屈不挠的实践者非帕地达人莫属。他们居住于古吉拉特位于孟买以北的肥沃平原上。论及国大党的指导方针、甘地的行动主义，以及一般民众的情绪感受三者的融合为－，综观全印，再也没有比这里融合程度更高的了。除了甘地以外，身为国大党该区领袖的帕德尔也一同努力，而把古吉拉特转变为一九二○年代建设性工作的发展温床；他们并且曾经领导过若干小规模的真理之力运动，因而赢得民众的信赖。
帕地达人以其坚毅、自立，以及团结一致的特质而广获敬重。一位税捐征收人员肃然起敬之余，于一九三○年记述道：「他们具有达成这世界上一切事情的能力，不论好坏。他们的灵活变通以及坚忍不拔的特质真的非常奇妙。」他们于是成为不合作运动的天生好手。而就在甘地抵达丹迪的海滩之后，古吉拉特海岸的制盐活动也随即展开。数千名帕地达人为了制造与贩售食盐，完全无惧于警方的逮捕及殴打行为。
但对帕地达人而言，土地租税问题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英人自认为是帕地达人（以及其它印度人）耕地的最终所有人，并将土地估算值视为一种地租。拒缴税款─古吉拉特的帕地达人曾数度这么做过─是一种独立声明，否认英人对于该项重要资源拥有合法权利。这同时也是一种能够对政府运作真正造成损害的非暴力抵制运动。
反对土地租税法的骚动，早在不合作运动正式展开的几个月前即已开始。帕德尔由于对甘地希望先把运动目标限制于食盐的作法感到失望，而自行与凯达区的农民会面，敦促他们停缴税捐。该区的税捐征收员派人于拉斯村逮捕帕德尔，而村民为了抗议这项逮捕行动，便拒缴税款，并号召邻近村庄的帕地达人加入抗争行列。食盐游行队伍于三月十九日抵达拉斯之后，甘地要求当地的帕地达人停止抗争。不过，他后来却自觉有责任支持这项抗争活动，但他也向民众警告指出，政府的反应必然不会太温和。
为了避免税捐征收员没收他们的财产以抵缴税款，帕地达人于是打包所有厨具、珠宝，以及其它贵重物品，然后运至隔邻的巴罗达土邦，因为其中许多人的亲属都住在这里。巴罗达的官员由于担心引起境内的帕地达人反弹，因而拒绝没收这些物品。到了五月中，抗税活动已扩展至古吉拉特的其它地区，并增加了释放帕德尔与甘地──他们两人当时都已被捕──的要求。不过，真正的挑战却是在好几个月后□也就是下一次的缴税期限。。十二月。在孟买当局的请求之下，中央政府下令没收所有因抗税活动而导致税款逾期的土地□而辞职的官员也不得复职。
古吉拉特的国大党运动策画人员竭尽全力劝阻支持者采用暴力。他们在凯达区的抗税运动中，即避免把巴莱亚（Baraiya)种姓阶级的地主拉进抗争行列，因为巴莱亚人素来酷好以暴力手段进行报复。欧德村里一群帕地达与巴莱亚群众联手攻击一位广受厌恶的警官之后，该村的领导人士甚至取消了抗税活动。这些预防措施使得抗税运动得以维持非暴力的性质，但也令其难以扩展至帕地达人村庄以外的地区。
秋季来临之时，帕地达人必须收割、贩售农作物，并赶在遭政府当局拦截之前把所得的财物运入巴罗达。不过，税捐征收人员在作物尚未收割之前即提早前往收取当年的税款。－天早晨，－车车的警员突然出现，将村民团团围住，加以殴打之后，还把他们身上的金饰搜括殆尽。有些村民被绑起来鞭打，其它人则被迫裸身站在村庄中央，任由警方闯入民宅里搜括贵重物品。然而，帕地达人还有一张王牌。两万多人集体逃入巴罗达，并就地扎营。一名英国记者报导道：「许多村庄都完全遭到弃置。从窗外可看到房子里的所有财产都已彻底搬空。在寂寥的街道上，除了对街一只跳下屋顶的猴子以外，再无其它的动静......」
土地租税拒缴运动也在联合省获得支持。一九三○年下半年农作物价格的骤跌─全球经济衰退的结果─使得土地租税对许多农民而言，成为难以负荷的重担。联合省的国大党部因而于十月着手推行抗税运动运动。策划者举办游行与集会活动,要求民众以书面申请加入抗税运动。警方则强力反击，不但摧毁作物，并驱走牲畜。在部分地区，农民甚至集体出走以躲避税捐征收人员。
在印度其它地区，抗税运动的主要标的则是村庄付给看守员的费用。这些称为「守护者」的看守员，其主要任务是向警方报告当地民众的出入情形。米德纳普区的农民对这种侵扰村内生活的措施本已极为厌恶，要求他们为之付费更是火上加油。季风季节来临之际，由于食盐真理之力运动受到天候因素的阻碍，守护者于是成为不合作运动的主要目标。包括守护者在内的村庄官员都遭到骚扰与排挤。约有一千名守护者因此辞职，而在部分地区甚至有多达八成的民众拒绝缴纳该项税捐。
对于位居内陆的中央州的贡德（Gond）与科库（Korku）族人而言，制盐并不容易。他们有一项更为迫切的问题：国有森林的进出管制以及在这些地区放牧牲畜所必须缴交的高额规费。夏日时节，许多人皆会携带铁皮竹棍与斧头到森林里砍伐树木与竹子，以便放牧牲畜。英国政府则已准备好要以暴力阻止这种对国有财产的破坏行为。州长于七月下旬表示：「我势必得强力打击，甚至不惜用抢。」到了十月底，警方已大体上压制了这些森林破坏行为。
在乡间的不合作运动中，国大党人经常发现自己落后于民众的行动，而必须花费极大力气才能导引运动走向并制止暴力行为（但也不一定顺利）。另一方面，都市里的抗议活动则大多为国大党所主导，并主要以具有象征性的议题为诉求。非暴力运动变得颇具创意，在孟买尤其如此。食盐抗议运动平息之后，国大党便派遣抵制人员监看洋布及洋酒商店门前的街道、散发传单、在夜空下焚烧洋布、在海滩上举行吸引上万民众参加的集会、定期发动罢市活动以抗议警方的逮捕及滥权行为，并率领庞大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
孟买的抗争活动于十二月十二日出现高潮。一群抗议人士躺卧在街上阻挡载有洋货的卡车通行，结果造成一名年轻的志工丧生─国大党称其遭卡车辗毙。消息迅速传遍全市。到了傍晚，已有许多民众到悲剧发生地点致哀。第二天，国大党志工四处散发事件公告，并发起游行，将死者遗体抬往秋帕逖海滩。警方手握刺刀阻挡他们的去路，并攻击邻近街道上伫足围观的民众；整天冲突不断。后来，命案现场成了摆满鲜花的圣坛。警方虽一再清除，但新的花束也不断出现。达丝特回忆道：「你得要亲身住在孟买，才能感受得到......那股憎恶英国人的气氛。」
国大党在加尔各答马德拉市以及其它地区的运动策画者也都采行类似的策略，或公然违抗殖民地政府颁订的法规，或占据公共场所。警方有时采取放任态度，有时则以铁皮竹棍进行驱散。这些冲突主要是策画给成千成百的围观民众看的，因此虽然对殖民地政府的实质伤害不大，却藉由警方殴打非暴力示威群众的景象而赢得大众的高度同情。另一方面，这种造成示威群众受伤的活动也利弊互见；如此引来的同情人士可能是崇尚暴力之人，从而导致暴力行为的责任归属不清、使旁观者心生畏惧、并可能引致更激烈的镇压行动，而阻碍运动的发展。
不合作运动虽为集体运动，但参与其中的个人却必须面临极为切身的抉择。拉合尔大学的学生以逐户收集洋布并集中焚烧的方式贡献一己之力。杜娥的家人早已改穿土布，并丢弃了大部分的洋布衣物。唯一剩下的只有她母亲去世之时所遗留下来的一件「莎丽」（sari；译注：一整段的布或绸，为印度妇女裹身包头或披肩之用）。她怎能让这件母亲的遗物落入烈焰当中呢？但她－看到邻居竞相把东西抛掷给楼下街上的学生，便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她下定决心：「母亲是母亲没错，但母国比母亲更为崇高。因此那件『莎丽』必须丢弃，所以我就把它交出去了......」
英方与国大党领袖都未曾料到妇女竟会如此热烈地参与不合作运动。妇女不仅携带水壶到海边盛水以烹煮盐巴，也在村庄里抵制没收物品的拍卖会，并对购买的人加以袭扰、羞辱。她们也遭到警方殴打，而且在一九三○年间约有两万名妇女被捕下狱。妇女并且成为地方上以及全印不合作运动的「发号施令者」。拉合尔一位学生运动策画人写道：「英国政府被印度妇女吓了一跳。我们并非......胆小、温驯、不识字的印度妇女，我们并不以局限于家庭的四壁内而满足......」
甘地对女性在许多方面的看法依然极为传统，不过，他也认为妇女具有较高的道德情操及忍受痛苦的能力，因此是从事真理之力运动的理想人选。他原本希望将妇女的参与限制于为家人编制土布，后来才允许她们加入包围洋布洋酒商店的行列，同时却仍声言犯法行为应由男人为之。妇女对这种排除作法表达强烈抗议之后，甘地才有所退让。他的确启护了许多妇女参与不合作运动，但大多数妇女的投入依然出于自发，而非受他敦促的结果。
力挽狂澜，节节败退
一九三○年间，不合作运动虽然受到英方毫不留情的打压，却仍在全印各省蔓延扩散。殖民地政府一而再地必须依赖警察恢复秩序。有时候─在白沙瓦有一小段时间，在古吉拉特则长达数日─即使铁皮竹棍与逮捕拘禁也不足以吓阻抗争民众，官员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部分地区已失去控制权。在许多方面进行的一连串抵制行动，对殖民地政权的经济与心理基础皆已造成打击。
洋酒抵制行动、拒缴土地租税与守护者费用，以及森林砍伐等行为，在部分省份都造成税收短缺的后果。举例而言，比哈尔邦与中央州皆极度依赖酒类的货物税，因此洋酒抵制活动便有立即可见的效果。洋布抵制活动则减少了中央政府的关税收入（同时也对英国本土的工业利益造成打击）；布匹进口价格在一年内下跌了五成。经济不景气虽也是部分原因，因为印度的消费者购买能力即受其影响而下降；然而，布匹进口量的衰退却远大于其它商品，而这显然是由于抵制行为使然。
非暴力抵制行动所导致的预算紧缩又因新增的直接支出而雪上加霜，因为警方的行动皆极为昂贵。从食盐游行以至与帕地达人的冲突（至一九三－年初仍未告终结），总计约有六万人因参与不合作运动而被捕下狱。孟买、孟加拉，以及中央州都因而必须增加监狱支出、寻求临时狱所（例如临时搭建的小屋）以容纳囚犯，并派遣额外的警力支持动乱地区。地方官员的大量辞职则使得恢复秩序的工作益发困难。
不过，殖民地政权内的重要人物对压制不合作运动所造成的财政困境倒不那么在意，他们真正担忧的是这场斗争对印度公仆的士气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地方上的警力。在阿姆利则屠杀事件之后，英方便不愿再以军队进行驱散或镇压抗争群众的行动，而宁可依赖警力。他们深深明了，如果民族主义份子能够削弱印籍员警的忠心与纪律，则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基础便将动摇。
不合作运动对警方形成巨大负担。一份描述联合省情况的报告坦承：「他们蒙受公然的缦骂与诋毁，并且经常遭到攻击；店家有时拒绝提供他们物资，仆役也拒绝为他们服务；甚至他们的妻子与家人也经常成为社交抵制活动的对象。」孟买的警察督察长表示，他无法确定手下的警官是否会忠实执行政府的镇压命令。
柯瑞是一位曾经服务于孟买市的警官，他在回忆录里坦承自己当年「对于必须驱散非暴力运动的群众感到极为不愿，虽然那些违法人士受到的伤害大都非常轻微，但对那些人动用武力不同于对危及他人性命的暴动份子动用武力那般具有足以说服人的理由......我对整个驱散行动的厌恶之情逐渐增强，以致每逢国大党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我便不禁感到反胃欲吐......」
英国官员对于站上第一线面对不合作运动的人员皆不吝给予最大支持。举例而言，马德拉斯政府削减公务员薪资之时，不但把警察排除在外，还对与示威者发生冲突的警官大发赏金。警员也获得保证，若遭到滥用暴力的控诉，上级必然与他们站在同一方。相较之下，国大党颠覆警察忠诚度的努力并无前后一贯的作为。国大党首先诉诸他们的爱国情操；马德拉斯的运动份子向警方寄发明信片，恳求他们勿对自己的「兄弟同胞」暴力相向。但警方滥用暴力的行径使得国大党转而仇视他们，于是谴责警方也有助于号召民众支持不合作运动。国大党一面企图削弱英国政权的正当性，另一面又试图争取捍卫英国政权之人士的支持，但这两个目标却彼此矛盾。
到了一九三○年九月，厄文终于得以向伦敦回报指出，国大党动摇警察士气的图谋已「完全失败」，而警方募集新进人员也毫无困难。因此，印度并未因不合作运动而无法统治。随着时间过去，厄文与其同僚也愈来愈有自信能够抵挡国大党的攻势，并把不合作运动打散成为各地的地方问题。到了一九三○年下旬，不合作运动的浪潮似已盛极而衰。少数地区的抗税运动虽仍方兴未艾，政府当局却已无危殆之感，以致草拟于仲夏时节的《紧急授权法》并未正式制定为法律。
国大党虽然发起了反抗英国政权的全国性运动，却并未在全印各地以同等的力量推动，同时又受到远在甘地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族群不和问题削弱。甘地早在一九二九年底就已明白回教领袖不会与国大党正式合作。不过，他原本希望将民族主义份子的要求与针对经济困境所进行的非暴力抵制运动挂钩，藉此让国大党消弥一般印度教徒与回教徒之间的不信任，并使平常难以建立的同胞情感能够在斗争的氛围中建立。国大党为了让回教政治人物安心，也誓言不会在没有他们同意的状况下接受任何宪政安排。
不过，这种种善意以及政治举动却未能燃起回教徒对不合作运动的热情。大多数的回教徒领袖持续抨击国大党，而信奉回教的一般民众也无意参与地方上的运动策画者所发起的抗议活动。以全国民众的参与程度来看，在一九三○年十一月间，因参与不合作运动而身系围圄的两万九千多人里，只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人为回教徒。在缺乏回教徒广泛参与的情形下，不合作运动便只能零散地分布于部分地区。一九三○年间，回教徒居多的旁遮普与信德省就没有为英国政府带来什么麻烦，而回教徒的冷漠态度也使得其它地区的运动弱化不少。唯一的例外是偏远的西北边境，阿布杜尔□克汗极力对当地的志工灌输甘地的思想原则。
阶级摩擦也使得运动的力量削弱不少。国大党与特权团体具有财务及组织上的关系，例如资助国大党并支持洋布抵制行动的商人，以及在乡下地方担任主要干部的地主。甘地虽然把触角伸向社会各阶层，并下至最穷苦的人民，但国大党与富有而具影响力之人的关系，却使得对下层阶级的诉求遭到压制。即使是甘地也不敢提议发起全面罢工──此举除了对付英国政权有效之外，也会伤及印度企业─而一九三○年一整年间，劳工阶级在工业区的激进抗争行为也一直未受到国大党的重视与援用。
不合作运动所遭逢的阻碍并非全都来自内部，英国政权所采取的手段也有其效果．权力下放的控制方式以及将运动分散各地的手段，虽在早期有助于反对运动在政府的强力镇压下寻求生路，但警方的棍棒殴打、大规模逮捕、惩罚性查抄，以及宵禁等各种迫害手段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则使不合作运动在部分地区难以扩展，在其它地方更是彻底瓦解。
殖民地政权虽未能以暴力手段吓阻抗争群众，却也有其它方式能够惩罚不惧权威的印度人士。没收抗税人士的土地便具有极佳的效果。许多人虽对坐牢乃至身体伤害无所惧怕，却由于家人生活所需，而难以面对土地的丧失。举例而言，没收土地的手段即迫使比哈尔邦的农民于一九三○年底恢复缴纳守护者税款。
经济的衰颓也减缓运动的发展。原本全力配合抵制行动的布商，随着损失的递增，意志也开始动摇。早在七月份，孟买的商人即与温和派政治人物联手尝试说服甘地与尼赫鲁同殖民政府妥协。下半年，由于商人纷纷在暗地里贩售洋布，以致除了孟买市以外，几乎所有地区的运动纪律都开始瓦解。
国大党本身的势力在一九三○年下半年大为减退。警方的逮捕行动迫使党中央把主导权下放给地方委员会，但后者却又因受到镇压而陷入混乱，于是中央与地方控制中心的双双崩溃便导致非暴力纪律的废弛。古吉拉特的帕地达人，拥有多年的真理之力运动经验，能够坚守非暴力原则，但全印却少有地区能与之相比。米德纳普的抗税人士、中央州的伐林牧民，以及孟买市与加尔各答的抗争群众，均对暴力行为的风险无所体会，于是攻击警察及森林巡狩员等殖民政府代表的行为也就逐渐增加。即使在古吉拉特也有一位官员因拒绝辞职而惨遭谋杀。不合作运动愈是发自于地方上的不满，而不具策略上的意图，便愈有可能偏离非暴力的原则。
议和
就在国大党眼看着不合作运动在各地逐渐衰颓，而党组织也支离破碎之际，英国官员正在伦敦的圆桌会议上与其它印度代表进行会谈。这场会议从十月底进行至一月中，与会代表包括英国官员、各土邦代表、回教、印度教，与自由派领袖──但却没有一位代表来自于最有资格代表印度人的组织：国大党。
这场会谈获致了一项非国大党的印度与会代表及英方皆可接受的宪政改革方案：周边土邦与英属印度合组联邦，而联邦行政权必须对立法权负责。在过渡期间，英总督拥有若干「保留」的权力，诸如国防与财政。对印度自由派份子而言，这项协议朝自治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回教徒则对联邦的架构感到安心，因为如此可保护他们免于受到印度教徒的宰制。即使是对厄文的一九二九年改革拟议曾表达强烈反对的英国自由党与保守党，也愿意在此种安排下支持印度的自治领地位。不民主的各个土邦在立法机构里的影响力，以及行政机构所保留的权力，似乎足以巩固殖民政权的地位。
不过，国大党若被排除在外，则殖民政府在伦敦与这群缺乏代表性的印度代表所激活的改革程序将毫无潜力可言。厄文虽然不敢确定能否说服国大党加入下一阶段的协商，却又觉得要达成一个能够获得印度人认可、且在一定程度内对殖民政府有利的协议，这将是近期内唯一的机会。他也希望能够减轻其政权因不合作运动所承受的压力及财政负担。因此，向国大党展现和解善意的时机已然成熟，厄文于是在一月二十四日宣布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捕的工作委员会成员。
获得自由之后，甘地坚持国大党应继续实行不合作运动，并在政府达成若干要求后──例如允许示威活动以及食盐制造、归还抗税人士遭没收的土地，以及废止压迫性的法规──才加入会谈。然而，他在私底下却听到国大党内外都有认为应与政府达成协议的声音。国大党内部的温和派份子向来对不合作运动抱持疑虑，现在更是希望完全加以扬弃。原本立场强硬的激进派，则由于莫提罗□尼赫鲁于二月六日去世，而失去了重要台柱。
甘地也征求商业界的意见，而发现其对妥协的兴趣甚高。加尔各答印度商会主席凯潭宣称：「我们应可建议甘地及国大党，该是他们寻求达成有尊严之协议的时候了。我们都想要和平。」最后，由于甘地深信真理之力实行者所承受的痛苦能够使其对手的想法产生改变，因此他也开始期待与政府的面对面会谈能够彰显出该项效果。因此，他便于二月十四日去函向厄文要求会面，而厄文也毫不迟疑地接受。
甘地见到以温文谦恭著称的厄文之后，即认为他是平息冲突的理想合作对象。厄文对甘地亦有惺惺相惜之感，因此也刻意落实这种印象。他写信向贝恩表示，他将尽量让甘地看见他的诚意、他的「悲悯」，以及他对「对方的期望、疑虑，以及失望等情绪的了解」。他并接受一位印度自由派份子的建议，着上他「最为高洁的外表J出席会谈。
二月十七日下午，甘地身着羊毛披肩，大步登上新德里数年前才刚完工的总督官邸。官邸周边装饰有喷泉及大象雕刻，屋顶则是高耸的圆顶，整幢建筑闪耀着帝国的荣光。甘地爬上宽阔的阶梯之后，即被引领至厄文的书房，然后在火炉前坐下来取暖。每天与厄文会谈之后，甘地便回到一位朋友家中，花几个小时与工作委员会成员讨论相关议题。
此时的会谈仍处于初步阶段，讨论结果并不具有约束力─其目的在于厘清议题及双方立场，以作为第二回合会谈的基础。首先，他们必须讨论的议题有不久前的圆桌会议所提出的宪政问题：国大党是否愿意接受联邦的架构、具有实权的中央政府，以及由行政首长保留若干权限等条件作为谈判的前提？接下来还有该如何处理不合作运动的问题。厄文明白指出，只要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他便愿意释放所有因不合作运动而入狱的人犯、废止相关法令，并召回惩罚性警力。然而，甘地却有更多的要求：让辞职的地方官员复职、归还抗税人士遭没收的土地、开放食盐产制并准许抵制洋酒洋布商行，以及调查警方施暴情形。
结果，宪政问题并非最棘手的问题。虽然政府的改革方案距离独立甚远，甘地却仍向厄文取得承诺，应允国大党在下一次的圆桌会议上提出印度脱离大英帝国之权利的议题。此外，就甘地个人的观点看来，宪政问题。有关印度究竟能够获得自治领还是完全独立的地位，以及过渡期间如何进行转变──对他心目中认为印度所应拥有的自我支配并不重要。
不过，甘地要想在其它议题上让步就没那么容易了。毕竟，他的运动策略之基础，即是针对英国统治手段中最为明显的表征──诸如食盐专卖事业以及洋布进口─加以抗争。他若在这些议题上有所退让，许多站在第一线上的印度民众即会认为不合作运动已然失败。对帕地达农夫而言，宪政改革远不如丧失自己的土地那般重要。同理，在达拉沙纳流过鲜血的民众也不可能接受一项保留了他们的抗争对象，并且还免除警察施暴责任的协议。厄文在这些议题上也同样难以妥协。他手下的地方官员早已表明，任何惩罚员警或使反对运动在日常议题上获致胜利的协议，必然会令殖民政府赖以提供武力的人员灰心丧志。厄文手下的一位部长于德里会谈前几天对他警告道：「我们对所有提案的评估，重点并不在于其对国大党可能造成的效果，而是其对我们的支持者、官员，以及人员可能产生的影响。」
甘地与厄文于二月二十七日在德里再次展开谈判。他们很快便对宪政会谈的原则获致共识，以联邦、责任政府，以及保留权限三大议题为基础。不过，一触及终止不合作运动的问题，谈判即濒临破裂。结果厄文退了一小步，甘地则退了一大步，双方才达成协议：不合作运动应该终止。,政府应废止高压法令、撤回惩罚性警力、释放囚犯，并准许遭禁的团体恢复运作。至于辞职的印度官员，只要其职位尚未被人正式取代，亦可复职。
另一方面，警察的施暴行为将不受调查。农夫不得取回已经售出的没收土地。对洋布洋酒商行的和平抵制活动可以继续，但不得用为政治制裁手段。而食盐法虽然不予废止，政府却不会干预供内销的小规模制盐活动。贾瓦哈罗□尼赫鲁深感失望，但甘地总算还是取得了工作委员会的同意，而在三月五日敲定和谈条件。
甘地所放手一搏者，即是藉由取消不合作运动及参与圆桌会议，而不再继续抗争路线，以使国大党增加所获，或减少损失。他虽在某些问题上保住了颜面，却难谓在各种基本议题上获有明确的胜利。不过，他倒也似乎为国大党争取到了重建其破败组织的时间。,而激进份子虽对甘地的妥协行为有所不满，领导中心却也并无动摇。他们之所以隐忍不发，原因是他们认定只要八月份登场的新回合圆桌会谈未能达成协议，他们即可拾起棍棒，重新展开另一波的运动。
《德里协议》签订之后四天，厄文即写信至伦敦给贝恩，对于自己不需再于「类如警察行为、镇压手段等令我们两人同感烦恼的......诸多问题」之上让步感到如释重负。一如往常，厄文所关注的是他的控制手段，而协议并未损及这一点。这项协议虽未阻止国大党重新组织，却也保全了殖民政府的一切权力。厄文指出：「检视过这整份协议之后，我对于甘地竟然愿意如此高度配合，确实感到惊讶。」
许多担任警察以及政府文官的印度人，对该项协议则不像厄文那般雀跃。于是英国官员决定，必须让警方明白他们不会在新一波的冲突中束手缚脚。孟加拉地方政府警告道：「唯有以毫不含糊的宣示，加上同样明确的实际证据，以证明政府有决心伸张本身权力并瓦解叛乱活动，」才能确保警察的忠诚度不变。因此，和平协议甫签订，政府官员便即刻草拟了一部新的紧急授权法。
由于双方的强硬份子皆存心要让协议破裂，因此事件的发展也就似乎趋于负面。一手打造和平协议的厄文男爵于四月返回英国，而接替总督职务的魏灵顿男爵则拥有迥然相异的本性。对于已然全心寻求和平的国大党而言，针对地方议题所发动的群众抗争也开始问题丛生。在古吉拉特与联合省的部分地区，农民依然持续拒缴土地租税。其动机不但在于表达抗议，同时也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顿（全球经济不景气造成农作物价格下跌）。在西北边境，阿布杜尔□克汗的势力又再度活跃，不但包围洋布商店，也号召民众抵制土地租税。甘地于是不得不规劝地方活动人士自我节制，另一面又力促官员妥协。而帕德尔与尼赫鲁等其它国大党领袖则开始怀疑，遵守和平协议是否值得付出丧失地方支持的代价。
八月，甘地以国大党唯一代表的身分前往伦敦参加另一回合的圆桌会议，与英国以及印度其它党派和土邦的代表进行会谈。英方坚持有关印度最终地位的任何进展，都必须视各族群之代表权以及印度联邦架构的协议而定。一如他们所料，印度各方代表立即在这些议题上陷入僵持，而甘地试图化解他们歧见的努力也徒劳无功。英国首相麦克唐纳（RamsayMacDonald）于十二月一日结束会谈之时，印度迈向自治地位的问题依然毫无进展。
圆桌会议在毫无成果的情况下落幕，除了承认失败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重新展开不合作运动。等到甘地返回印度之时，政府早已做出了强烈的挑衅行为。孟加拉、联合省，以及西北边境等地的地方官员皆重新颁行高压措施，并将包含尼赫鲁在内的部分国大党活动人士再次逮捕入狱。甘地欲与新任总督魏灵顿男爵会面讨论这些状况的要求也遭到蛮横的拒绝，于是国大党便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宣告重新展开不合作运动。
不过，这一次政府已有所准备，而对打击非暴力运动展现了较多的自信。一项先发制人的镇压计画于数月前订定之后，即经由一波逮捕行动以及新颁行的法令而逐渐成形。甘地本身亦于一月四日再次入狱。英方所采行的新政策其实就是戒严。同时，许多国大党的重要支持者则因先前不合作运动的暂停以及地方运动的自制而丧失了热情。现在他们已不愿意再为另一次的运动冒自己生命财产的危险。新一回合的不合作运动虽然延续了两年才正式结束，但这场运动在开始半年之后即不曾再对殖民政府造成严重威胁。
印度在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年间为了反抗英国而发起的不合作运动，其成果无疑成败互见。就国大党所宣示的目标，以及诸如贾瓦哈罗□尼赫鲁等坚定的民族主义份子所抱持的希望而言，这场运动是失败的。运动的第二阶段终于在一九三四年完全止息之后，印度人对于自己在大英帝国之下的自治领地位抑或彻底独立的目标，都无所进展。至于在甘地所认为重要的经济与日常议题上，他们也并未获得任何重大让步。
不过，这场运动即便未能导致宪政改革抑或实质利益,总也证明了印度一般民众具有影响情势发展的能力。印度民族主义份子在部分地区成功削弱了殖民政府赖以支撑的结构。抗税运动、商品抵制以及辞职风潮皆扼住了政府的两大经脉──财政与人事。有几次的不合作运动──四月底在白沙瓦的运动，以及一九三○年间在古吉拉特各地的多次运动─则让英国人见识到，一旦服务于殖民政府及执法机构中的印度人不再无条件服从，其所可能导致的后果。英方也无法确定这些地区所爆发的小型冲突不会蔓延至印度半岛的其它区域。由于围堵不合作运动的代价极高，以致厄文不得不以未尽满意的条件寻求协商已终止冲突。
然而,在表面之下,殖民政府从未面临到全面性的统治危机。民族主义份子并未动摇警力的忠诚度，而镇压行动尽管未尽理想而且代价高昂，却也未曾遭到成功的反制。这场运动原本即对单一的打击力量有所预防─统理全印运动事务的领袖遭到逮捕之时，地方运动人士几乎丝毫不受影响，而且反对运动的参与人数太多，牵涉所及的区域也太广大，因此政府当局也不可能彻底加以压制。不过，殴打、监禁，以及没收土地等手段却在许多地区削弱了反对运动的力量。而且，不论国大党是否可能调整策略以反制镇压行动，都无法改变有许多印度人并未参与运动的事实。在回教徒与工厂劳工无法团结的情况下，甘地的追随者所推动的不合作运动成效自然有限。
国大党虽然未能击溃殖民政府,却成功剥除了英国统治的合法性。殖民政权在过去的1百多年来一直塑造自己良善爱民的形象，并以健全经济与稳健改革──且可能在长期下达成印度自治─的推动者自居。只要印度人照常生活并且配合政府订定的法律与制度，英方即可维持此一表面上的假象。然而，不合作运动却将其打破了。
印度人在全国各地一再违抗他们认为不公义的法律，而统治者则对他们殴打、监禁、没收财产、禁止出版品，并且宣告他们的组织违法。在勒克瑙的街头上、在达拉沙纳的制盐厂内、在古吉拉特的村庄里，英国政权皆赤裸裸地展现了殖民统治就是一种独裁统治。英方原本很乐于在各个方面获得印度人的认可,但印度人一旦表示反对,英方随即毫不迟疑地以棍棒予枪枝遂行统治。不合作运动揭露了这项事实，而不断对往后的英印关系造成影响。
印度人对于坐牢之看法的改变，最是明确彰显了殖民政府权威的丧失。入狱服刑一度为羞耻的印记，后来却成为光荣的表征。纳拉扬□迪赛犹记得儿时于父亲（甘地的秘书）遭押上警车之际，兴奋地大声喊道：「这次不只两年！」监禁依然能够对人身造成强制，但在大多数印度人眼中却不再具有羞耻的意味。
国大党领袖的目标不只在于破坏殖民政府的威信。,他们也试图让自己成为代表人民的唯一声音。就此意义而言，普遍的非暴力运动只是国大党向英方竞逐政治上优越地位的手段、同时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印度人虽然受到英国的统治,实际的[领导者]却是国大党。运动的发起与暂停皆由国大党所掌控，而国大党的领导人物与志工也采行了宣传效果最大的不合作运动，并且承受了最为明确可见的暴行。此外，在大多数的冲突当中，甘地及其同僚都得以掌握主动权。
不过，他们的地位也并非不曾遭到挑战，且其原因多与英方无关，而是出自印度人本身内部。国大党自认为是在引导民众遂行井然有序的非暴力运动，然其全国性领袖以及地方领导人物却经常批准进行他们所未发起也无法控制的行动。国大党经常陷入跟随而非领导的地位、扮演节制而非动员的角色。而且，国大党既未能让印度教徒、回教徒，以及锡克教徒一同参与这场运动，就表示国大党未能代表印度所有人民，以致埋下了日后英国撒离后持续存在的内部分裂及族群倾轧的伏笔。
然而，不合作运动的经验却改变了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才一个世代以前,仅有都市里少数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徒才具有强烈的印度国家意识，而公民意识也因宗教。种姓，以及语言等各种团体的区隔而难以彰显。不过，印度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共同参与非暴力运动以对抗与所有人皆切身相关的不义事项之后，印度内部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公民精神。
食盐运动给了人民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并在不同阶级及不同宗教信仰的印度百姓之间建立了坚实的情感。由于坚决抵制洋布而丧失所售衬衫的孟买商人、因参与包围行动而被捕入狱的拉合尔大学生，以及在达拉沙纳遭到痛打的国大党志工。,这些印度人与彼此以及甘地和尼赫鲁等备受敬重的领导人物都拥有了一段共同的经历。。为了驱逐英国人以促进国家利益，他们皆不惜抛开自己的私人利益。印度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片色块，而是人民心中一个明确的概念。
一项违抗政府当局的简单行为，即驱散了殖民统治所赖以存在并善加培养的自卑感。乌莎□梅塔记得她家中老一辈的妇女皆以参与过食盐真理之力运动为荣。她的姨婆以及祖母经常带盐水回家，煮干之后，「即高声喊道：『我们违反了食盐法』」。不合作运动也改变了人民对英国统治者的看法：英国人不再是无法打倒的了。他们的总督已与甘地谈判过，而因此承认了他纯粹以能够表达出人民的愿望而获致的权威。纳拉扬□迪赛指出，英国人在坐下来与甘地会谈之前，「总是高高在上，我们只能服从他们。在那之后就不再是如此了。」
甘地个人在不合作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极端重要。对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而言，他就是国家目标的象征。在国大党内，他的地位给了他极大的影响力，而他则以此维系斗争不休的派系之间的彼此合作，并驱使国大党转型成为一般大众的政治组织。此外，甘地对于真理之力运动及自我支配的见解，也刺激了国大党干部的思考，以致到了一九三○年，他们大多数都已投身于以非暴力运动的手段追求独立。
不过，不合作运动虽在甘地的领导下而起，却不纯然反映他的理想。在甘地原本的想法里，真理之力运动应以违犯殖民政府的法律为开端，接着迫使英方惩罚抗议民众。他们的受苦会引起压迫者的同情、揭露殖民统治的不义，并造成让英人不得不撇离的状况。甘地甚至天真地认为，厄文愿意谈判即是因为他心意已然转变。但甘地与厄文并不等于印度与英国。,厄文虽对甘地极为钦佩，但他的政府却并不打算承认印度人拥有主权。
除了厄文之外，天真的英国人多视甘地为某种煽动无知民众的部落巫医。,丘吉尔即称他为「骗子」。不过，甘地虽然拥有圣洁且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他却非常了解印度解放运动的政治现实。他知道不合作运动必须对殖民政权造成足够的压力，俾使英人感到不值得与他们周旋。而他的「真理之力」对于追求这项极为世俗的目标也毫无困难。。他大多数的追随者参与不合作运动都并非为了寻求道德上的升华，而是要击败对手─所采行的手段则是拒绝合作并拒缴税捐，以使殖民政府难以掌控印度。让英国人了解自己的错误并非重点所在。,将英国人驱逐出境才是运动目标。
在一九三○至一九三一年间，非暴力运动没有驱走英国人，也没有产生甘地所预期的效果，但却的确发生了作用。抗议人士所受的苦难虽未改变英人的心意，却改变了印度人对英人的看法。对成千上万的印度人而言，与殖民政府合作原本是有益之举，却由于真理之力运动及其成果而成为遭人唾弃的行为。英国政府靠着印度的顺服而轻易遂行控制的旧秩序已遭打破。在不合作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地方首长英尼斯爵士向其同僚发表了他对情势的分析。他坦承道：「英国只能在印度的认可之下对其加以掌控。我们不能以刀枪遂行统治。」
英国失去了印度的认可。而且，假如不合作运动更有纪律。,假如国大党能够成功剥夺殖民政府的强制手段；更重要的是，假如印度能够更为团结；则大英帝国也许会更早失去这块帝国里最耀眼的宝地。
后续发展
到了一九三O年代中期，由于不合作运动已暂告停歇，而殖民政权也仍未消失，因此印度民族主义份子便策画了一条新的路线。甘地依然是反对运动的统一象征。在情况所需之时，他也短暂地站上了政治舞台。不过，他最为重视且投注最多心力的仍是建设性工作：解放贱民与妇女、提倡乡村工业、改革教育及卫生。他并将他的基地迁移至印度中部的塞瓦格朗村内一所新的静修处，犹如象征他所作所为的一切。
国大党依旧致力于追求印度独立，但经过一九三五年放宽选民资格以及强化地方议会角色的改革之后，其领导人物即转而从事体制内的操作。国大党成功地将其群众影响力转换成选票，而于一九三七年的选举在数个省份赢得多数席次，并获得组织地方政府的权利。
这种参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告结束。英国国会向德国宣战之后，殖民政府没有征询印人意见就随即跟进，并且拒绝以满足民族主义份子的要求作为效忠英国的奖赏。国大党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命令其地方官员辞职，并再次展开全面抗争。一九四二年的「放弃印度」决议更是引发了民众自发性的暴力叛乱行动，而造成近十万人遭到逮捕，并有超过一千人丧生。于此同时，身在海外的博斯则召募了一支「印度国民军」，与日军共同对英作战。
殖民政府虽然克服了这些问题，但英国在战后却势必得面临国大党新一波的抗争，也必须在镇压反对运动与接受民族主义份子之要求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先前已多次处理过激烈的反抗活动─暴力与非暴力者皆然──但警察的纪律与忠诚度皆在战后大幅滑落，而且印度士兵的可靠性也令人存疑。曾经加入印度国民军对英作战者被颂读为英雄；他们所立下的榜样即可能促使政府军自问其效忠对象究竟为殖民政府抑或印度。
更重要的是，对于英国已然耗竭的战后经济而言，在印度进行的任何镇压行动都势将造成沉重负担。虽然邱吉尔依然坚持认为印度是帝国之瑰宝，英国民众却大多无此情怀，而英国强大的盟友美国自然更是对此毫不关心。工党于一九四五年七月赢得大选并保证以重建英国本土为优先工作之后，改变的时机即告成熟。
截至此时，由于回教联盟已成为回教徒愿望的主要代言者，因此任何政治协议不但必须获得国大党的认可，也必须赢得回教联盟的支持。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印度独立后内部不同宗教团体的关系，而是有无可能成立另一个涵盖回教徒占多数之地区的新国家─巴基斯坦。此种安排对于锡克教徒的威胁最大，因为他们的家园旁遮普极有可能分属两个国家。随着回教徒脱离受印度教徒支配之印度的决心愈来愈强，紧张情势也在一九四六与一九四七年间爆发成为暴力事件。印度教徒、回教徒，以及锡克教徒皆参与其中，也都身受其害。
眼见印度局势渐趋败坏，英国于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撤离。一九四七年五月所拟订的计画─并在稍后获得国大党、回教联盟，以及锡克教徒领袖的一致同意─倡议对印度与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分别赋予自治地位。英国国会与女王于七月批准了《印度独立法案》，两个国家即于八月十四日午夜起获得自由地位。
在德里的庆祝活动里，甘地的缺席极为引人瞩目。印度虽已赢得独立，却付出分裂为二的代价，而粉碎了他的统一之梦。新独立的印度并且也保留了他认为是印度文明污点的社会阶级不平等、种姓阶级歧视，以及性迫害。这位伟大的贤哲虽然得以活着看见殖民政府垮台，却于一九四八年遭到一位印度教集团主义份子的暗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认为印度距离自我支配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甘地也许对印度独立之后的国家特色感到失望，但他必定知道，通往自主的大门是由他发起并领导的非暴力群众运动所打开的。针对一个不具全民代表性而又强大稳固的政府所发起的系统性非暴力反对行动，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庞大的规模。经由组织并建立如此一项反对行动，印度的领导人物皆因而习得了操作民主制度所需的政治技巧。这场运动不但改变了印度的历史，也奠定了维系公民社会的基石。在甘地辞世之后三个世代，印度虽然仍因宗教信仰、社会阶级，以及种姓地位而分裂，却也依然自由而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