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2日 星期六

埃及革命的啟示


作者: 許 行



更新於︰2011-03-09
● 觸發阿拉伯國家革命的諸多社會危機,更嚴重地存在於當今中國。經濟發展、軍隊鎮壓、一黨專政都不是中國「穩定」的保證。人民沒有自由,一場突如其來的革命風暴早晚會來臨。


 ● 埃及軍隊保持中立,開羅少女向坦克士兵獻花。(本刊資料)

  一場意想不到的革命浪潮,在非洲與中東的阿拉伯世界掀起,於短短一個月內推倒了兩個獨裁政權:統治突尼斯二十三年的本.阿里政權和統治埃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政權。革命火焰像森林大火一樣向周邊蔓延,波及也門、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約旦、巴林甚至伊朗,使伊朗和中國這兩個極端專制的國家領導人深感惶恐。
  當今世界在變天中。人民爭取自由、人權和民主的風暴,正向世界上殘存的專制國度吹襲,埃及的今天,就是伊朗和中國的明天,歷史的腳步正在加速向前,令尚處於專政底下的人民充滿期望!
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幾個特點
  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有幾個共同特點。
  第一,革命的社會根源雖已聚積了幾十年,但群眾的蜂起都是突發性的;而且主要是以人數眾多的示威形式表示抗議,顯示人民團結力量的堅強意志,逼使獨裁者屈膝和下台。這是典型的非暴力和平革命,既不同於毛澤東的武裝鬥爭,也不同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發端時的平民暴動,而與蘇東波革命相似,使獨裁政權在人民力量巨大壓力底下自我結束,達成社會和平演變。
  第二,革命並沒有一個長期有組織的政黨或政治團體領導,那些發動示威的首倡者都是年青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在革命前並非著名人物,沒有具備眾望所歸、一呼百應的威望和政治號召力,他們只是憑藉著對社會「體溫」的敏感,點燃起社會原已積累和潛伏的火焰,將人民的訴求聚焦在幾個要點上,化成簡明的口號,去體現人民的心聲,因此,這種革命是具有很多自發性成分。
  第三,現代電子通訊技術的高度發達,給群眾的聚集提供了非凡的便利,人們無須依靠當地現存傳媒,憑著臉書和推特等網絡以及手機,便可以在千百萬人之間隨時傳遞信息,打破官方的封鎖,所以這種現代式的革命,被稱為網絡化革命或電子化革命。
  第四,因為同是阿拉伯世界,或者同有伊斯蘭教傳統,而且又都處在強人專政統治之下,所以革命便具有「近親感染」的連鎖效應,從突尼斯開始,很快蔓延到埃及以及許多其他阿拉伯國家,甚至波及波斯語系的伊朗。
  突尼斯革命的導火線,是由一位失業大學生做無牌小販受到警察粗暴對待,憤而自焚引起,由此觸發了群眾抗議高物價高失業的示威。運動從突尼斯中部開始,逐漸波及其他城市,最後蔓延到首都,逼使總統本.阿里於一月十四日下台,逃亡到沙特阿拉伯。在差不多一個月的抗爭中,看不到有正式反對派政黨參與其事。過去有名的反對黨如「突尼斯人權聯盟」,它的精神領袖流亡在法國,「恩哈雅突尼斯伊斯蘭黨」領袖則流亡在英國,他們因為流亡多年在國內已無根底。另有三個合法反對黨只具有花瓶性質,更不會參與運動。參與並推進運動的,就新聞報導中所見,除了突尼斯唯一的工會「勞動者總聯盟」在首都宣佈支持群眾之外,只隱隱提到有知識青年在運動中活動,見不到有組織的名目出現。《巴黎動態》在一篇報導中說:「茉莉花革命是沒有政黨、沒有領袖、沒有組織、沒有預謀的革命。」這樣的革命能在短短的時間裡推倒執政二十三年的獨裁者,除了說明人民的威力之外,也暴露出獨裁者徒有其表不堪一擊。因為沒有新興的反對黨,以致新成立的臨時內閣,主要還是原本執政的「憲政民主聯盟」,不過加了三個花瓶黨而已。新內閣宣佈在六十天內舉行大選,在如此短促的時間裡很難產生真正代表民意的新政黨。未來局面如何尚待觀察。
埃及新生代知識份子策動革命
  埃及這次反穆巴拉克的革命,許多人都以為是伊斯蘭原教旨份子「穆斯林兄弟會」幕後搞的,但出乎意料之外,策動者竟是一批年輕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
  美聯社報導,推動這場革命的是一個名叫「四月六日青年運動」,它於零八年四月六日大罷工之後成立,其領導層都是一批年輕專業人士,包括律師、會計師、網站設計員。該組織的「傳媒和網站辦公室」主管阿迪爾對美聯社記者說,他們組織了週二的百萬人大遊行,要給全國各地的組織領導人打電話,給大街上的成員打電話,指揮他們行動。週二上午辦公室裡廿多名律師、會計師和網站設計員忙得不亦樂乎,同時回應四個手機的不乏其人。
  華爾街日報在一篇《埃及抗議活動幕後策劃者揭秘》文章裡也提到這次策劃者「革命青年運動」的領導核心,其中有四十一歲的建築師卡梅,他是「巴拉迪組織」成員,該組織主要領導人阿里巴也是這次運動的策劃者,而阿里巴母親則是一九七七年麵包暴動的組織者。他們十幾個核心份子就是在阿里巴母親侷促的居室裡設計遊行最初的集合點,怎樣聲東擊西,讓警方捉迷藏,分散其注意力,使其疲於奔命。
  青年運動組織中一位廣為人知的核心份子名叫高寧,他出身於開羅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開羅大學計算機工程系畢業,取得開羅的美利堅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現任谷歌(Google)中東和北非地區市場部主管,今年才三十歲。他在運動中被官方逮捕,「失蹤」了十二天,由於谷歌公司公開發表尋人聲明而名揚開羅。二月七日他獲釋後立即接受電台訪問。他透露他們這批核心人士大都是高薪的,有房子和汽車,其中有些還非常富有,但沒有一個人有政治野心。
  當然像這麼有百萬人參加的強大革命運動,並不會只是由「四月六日青年運動」領導和參與,埃及另外一些有組織的反對派政團,如合法的自由派「華夫托黨」、主張埃及需要改變的「基法亞運動」以及「穆斯林兄弟會」等都有參與其事,尤其是埃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艾巴拉迪,他特地從流亡地奧地利趕來參加,都對革命運動起到帶頭作用。但穆斯林兄弟會卻多次表明他們不是運動的發起者,而是運動的參與者。
埃及腐敗與中國比:小巫見大巫
  現在穆巴拉克下台了,埃及的政治架構露出原形。埃及表面上雖然有憲法,有總統、總理和內閣,實際上是軍人政治,拿槍桿子的仍然擁有最高權力。所以穆巴拉克下台後,不是由副總統暫代執政,而是交由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掌權。好在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在革命運動中一直保持克制,不允許他手下的武裝部隊鎮壓群眾,屠殺群眾,而是保護群眾,因此還算得到人民信任。迄今為止,他的表現也都中規中矩,他宣佈目前接管政權只是暫時的,過渡性的,保證在十天內草擬憲法修正案,兩個月內舉行公投,然後舉行大選產生新議會和新內閣。
  今後埃及政局如何,大選之後會見分曉。我們關心中國問題的人,應著重分析埃及事變對中國將會產生甚麼影響。
  可以肯定地說,造成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諸多社會問題,如高失業、高物價、貪污腐敗等,中國的情形遠比它們惡劣十倍或百倍。穆巴拉克下台後瑞士政府立即宣佈凍結他和他的家屬在瑞士的資產,由此揭露出穆巴拉克及其家屬在海外資產約二十億至七百億美元,數目相當驚人。現在埃及當局又向美、英、法提出凍結其他多位埃及高官資產,金額尚不清楚。但絕對可以說,拿埃及高官海外資產同中國相比,乃是小巫見大巫。中國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逃亡海外的高官近兩萬名,帶走黑錢八千億人民幣;目前央企在海外流失的資金四萬億元,其中不少進入私人腰包;中國部級以上高官子女百分之七十四點五擁有美國綠卡和公民身份,孫輩高達百分之九十一以上,他們都成了高官海外資產的擁有者。
  最近維基解密披露中國高官在瑞士銀行約有五千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員,還有一百五十個名字尚未確認,據估計大多數中央委員人人有份;維基解密更指名周永康在加拿大有兩千萬美元關係戶。至於高幹在國內的財富,零九年的資料顯示,超過億元資產的富豪中,百分之九十一是高幹子弟;其實許多高幹子弟的資產,現在己不是以億計,而是以十億、百億計。中共近來不斷吹噓中國高鐵發展世界領先,可是鐵道部長劉志軍大貪污案揭露,鐵道系統從海外採購設備吃回扣,在國內工程貪污受賄和倒買倒賣火車票,總數高達六百億人民幣,其中與劉志軍家族有關的有一百二十億,廿八位鐵道部高官中十九位有海外帳戶,其中十二位是瑞士銀行帳戶。由此足以說明,中國每一部門的經濟發展,都同時包含著比發展速度更高的貪污和腐敗。
  中國物價問題也比埃及嚴重,最近多家金融機構估計,光是一月份物價上漲百分之五點五,食品上漲達百分之十以上,樓價屢壓不下,使得溫家寶憂心忡忡,擔心出亂子。更遑論中國還有埃及所沒有的拆遷問題、圈地問題、上訪問題、戶籍問題、下崗問題、勞教問題、水災旱災問題等等。
駁斥中國經濟好社會安定論
  突尼斯因一名失業青年自焚觸發革命,而中國拆遷戶的自焚不計其數。就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而論,中國早該爆發革命,只是中共的統治手法比突尼斯和埃及都厲害。中共早已知道訊息自由和言論自由容易引發革命,所以長期來控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不惜巨金封鎖網絡,剝奪人民的知情權、發言權、結社權、遊行權;對維權人士、異議人士不是投入牢獄,便是逐個監控,僱用黑道毆打,藉此消滅一切不穩勢力於萌芽狀態。在這種嚴密控制之下,民間未能組成有規模的抗爭,但火頭到處存在,一年幾萬次的群體事件都是火頭,只是火頭未曾燎原而已。
  有些企圖替中共安撫人心的辯護士說,中國和非洲不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中產階級滿意現狀,這是社會穩定的因素。論經濟發展,正如何清漣所說,突尼斯經濟的發展,在非洲也是被譽為「突尼斯奇跡」,在《世界經濟競爭力論壇年報》中被列為非洲第一,國民人均收入比中國高,全國百分之八十家庭擁有自購住宅,社會保障覆蓋率達百分之九十點四,九年免費教育。固然失業和物價成為革命導火線,但更重要還是人民對獨裁政治的不滿,它是一次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
  中國經濟發展走的是權貴資本主義道路,富者愈富,國富民窮。不少權貴富豪己擠入世界富豪行列,使中國成為名牌奢侈品銷量世界第一,上千萬元一輛的豪華轎車如賓利(Bentley)等銷量佔世界市場百分之五,但城鄉處於生活掙扎的赤貧人口,依聯合國標準計算為一億五千萬,依中國自己標準計算為一億。貧富差距基尼係數超過零點四的國際警戒線,高達零點五,是世界少有的嚴重和惡化國家。
  並不是所有中國中產階級都滿足於現狀,社會貪瀆風氣之盛,連大學教師晉陞教授都要花巨額行賄,子孫進入幼維園和中小學名校都要捐贈巨額贊助費,諸如此類腐敗現象,對不少中產者來說,比生活是否改善更令人沮喪。正是由於社會過分腐敗和不公,己促使許多有良知的法學家、律師、教授、學者、作家、藝術家、異議人士投身目前維權運動,呼籲政治改革,連總理溫家寶都會說,不實行政治改革,死路一條。
  由於因襲觀念,許多人認為革命必須先有一個堅強領導,像孫中山有同盟會,毛澤東有共產黨,先建黨後革命。突尼斯和埃及的例子恰恰打破這種觀念。現代反獨裁顏色革命可以是沒有領導和領袖的,它是由大批群眾走上街頭,進行和平示威,只要人多勢眾,便有可能逼使獨裁者退讓。中國未來的顏色革命比突尼斯和埃及有利,因為已有一批維權人士擔當「四月六日青年運動」的角色。
解放軍下次不一定敢鎮壓人民
  這些辯護士另一個論點是,中國軍隊與埃及不同。中國軍隊是由黨領導的,必須服從黨,聽黨的話,埃及軍隊可以不聽穆巴拉克指揮。這點也有部分道理,它說明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的區別。不過事實上中共鎮壓群眾運動,主要不是靠軍隊,而是靠一百多萬武警和一百多萬警察。警察是鎮壓小規模動亂的,較大規模的群眾蜂起便靠武警鎮壓,除非局勢到了無法收拾,最後才動用軍隊。
  依我觀察,經過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如果再來一次類似事件,解放軍不一定敢於再度屠殺人民。第一,人到底是有人性的,解放軍也是人。六四事件中軍隊屠殺人民的行為,對解放軍官兵並非毫無影響,不留痕跡,無論是將官和士兵,他們總有一些人的良心感到自咎,覺得這是一樁違反人民軍隊為人民的崇高原則,是罪大惡極的恥辱,再犯時便不能不有所躊躇。第二,六四時有鄧小平的權威和專斷,今後誰也沒有這個條件。第三,即使是六四那時,尚有趙紫陽和不少老軍頭如張愛萍等反對軍隊鎮壓,更有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臨陣稱病抗命,二十八軍軍長何燕然和政委張明春以及三十軍一一六師師長許峰都等消極怠工,誰能保證未來的鎮壓,解放軍將領都會盲目聽命。
  或許武警與解放軍不同,武警的建立及其培訓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動亂,驅散群眾,但有幾十萬人起來,像埃及解放廣場那樣,他們敢不敢鎮壓,能不能鎮壓,都有問題。六四之後,中國大規模的群體事件是二○○四年的四川萬州四萬人暴動和漢源十萬人圍困省委書記,但兩次事件都發生在邊遠地區,不在大都市,易受武警控制。如果同樣規模的事件發生在大都市,後續人數勢必增多,場面巨大,武警能否控制得了,是一個相當大的問號。
  不過中國軍隊性質不同,不會出現突尼斯和埃及那樣近乎軍事政變式的逼走總統,由另一軍事強人取而代之。它有可能出現臨場抗命,這就等於站在人民一邊。
中共一黨專政已走入衰敗期
  中國與埃及之不同不在於經濟發展和軍隊性質,而在於前者是一黨專政,後者是軍人專政。軍人專政靠的是軍隊,而軍隊則與人民日常社會生活相隔離,只有當統帥號令鎮壓群眾時,才作為一種外力介入社會。而一黨專政尤其是共產黨的專政,其特點是:中共有黨員七千七百九十九萬,團員七千五百四十四萬,合共一億五千多萬,等於每九個中國人中有一個中共黨團份子,他們佈滿全國無所不在。過去中共未取得政權時,所有黨團員個個都是民主鬥士;取得政權後,上層成為人民的統治者,中下層成了統治人民的工具。建國前期三十年,他們由意識形態來維繫,搞個人崇拜,效忠領袖,後三十年靠權位和金錢利益來維繫。黨員不是忠於黨,而是忠於權錢,權是錢的來源,錢也可以換權,權越高錢越多。如此統治結構,不僅非洲軍事強人無法比擬,連中西歷史上所有皇權都無法比擬。
  不過任何專政都有興盛期和衰敗期,否則蘇聯也不會於晝夜之間解體。中國一黨專政已踏上衰敗期是無疑的。首先是黨在人民中的權威完全消失,人民對它已完全失去信心。其次黨內既已沒有領袖權威,也不再有政治強人。再其次黨己變成金權政治的載體,貪污、賣官鬻爵、不擇手追逐利益、生活腐化,都已深入骨髓,上至中央下至市縣鄉鎮,不僅無法糾正,反而日趨惡化和糜爛。俗語說物必先腐然後蟲生,這句話可以改為「黨必先腐然後崩潰」。這樣的黨尚能維持統治,靠的是巨額的維穩費用和箝制工具以及不擇手段的打壓,而經濟發展、龐大外匯儲備和財政大量增收,是支持維穩經費的重要來源。隨同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不公不義,是造成社會矛盾的主要根源。現階段社會矛盾已達到火山爆發邊緣,所以非洲和中東的顏色革命浪潮,成為中國當政者最憂心的新的形勢。

2013年6月21日 星期五

巴西的社會爆發使中間偏左立場的政府聯盟變得脆弱


原文標題:L’explosion sociale au Brésil fragilise la coalition gouvernementale de centre gauche
文章來源:法國《世界報》http://america-latina.blog.lemonde.fr/2013/06/19/lexplosion-sociale-au-bresil-fragilise-la-coalition-gouvernementale-de-centre-gauche/
翻譯:sabrina yeung
巴西的社會爆發使中間偏左立場的政府聯盟變得脆弱
還有15個月便到2014年十月的總統選舉,巴西的社會爆發使中間偏左立場的政府聯盟變得脆弱。這個聯盟自2003年開始掌權,由前任總統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成立的工黨(左派立場)帶領。
所有政治領袖,包括大部分親總統的領袖和反對派,都被示威群眾突然而快速的擴張而感到驚訝──從聖保羅市擴張到十多個城市。女總統Dilma Rousseff(工黨)直到6月18日(星期二)才對事件有所反應,可謂反應遲緩,然而她的反應仍是機敏的,與她的體育部長Aldo Rebelo(2014年世界盃負責部長)截然不同。
後者是一個令人失望的例子:他屬於巴西共產黨(PCdoB),這個黨重新組合了以前的毛派,同時支持北韓,他之所以為人熟知,是他想透過刪去所有源自外國的詞匯,從而淨化葡萄牙文。
不合時宜地鎮壓示威這個政治責任,同時落在被選舉選出來的大多數派(據地是巴西利亞)和反對派(巴西社會民主黨,簡稱PSDB,據地為聖保羅市)身上。然而,這個群眾抗爭對工黨來說,可謂一個沉痛的驚訝,因為工黨一向相信自己已壟斷了社會運動的政治形象。
對左派失望
一個年輕的博客主人列出她對工黨左派失望的原因:
一、貪污,對一個由道德論述而建立起來的黨派來說,這是一個任務。「工黨沒有自省其身,也沒有整體的反思,只是批評媒體和高等法院。」
二、人權:國會放任一名恐同(同性戀)牧師;國會面對鎮壓示威者時的第一反應也同樣糟糕。博主還增加了一樣,就是巴西外交部的曖昧態度。
三、土地改革:為了農業生意的特權而損害無地者的利益。
四、犧牲性小眾(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的權利,讓步予福音派的祭台:「權力令工黨變得可怕!」
五、印弟安人,雖然屬於極少數族裔,但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
我們可以很容易便加長這張名單所列出的事情,但它同時可以歸納為:工黨轉變成改革主義,但它沒有真正實踐到符合工黨這個名字的那些改革。甚至是一些在軍人獨裁時代,工會人員(如前總統Lula)腦袋中所構想出來,希望可以提出訴求的那些改革都沒有實踐,如廢除工會稅(每個月支薪時會自動扣除),和模仿墨索里尼《勞動憲章》的勞動合法改革(巴西的熱圖利奧‧巴爾加斯(Getulio Vargas)和阿根廷的胡安‧庇隆(Juan Peron)都參考了這個勞動憲章)。。
政治分裂和分化
2003年,社會保障的微型改革引發工黨極左派分裂,受這件事影響,總統Lula放棄了所有重大改革,既沒有財務改革,也沒有教育和政治改革。
巴西有28個政黨,幾乎全都是無脊椎而結構簡單的動物,只為了拿國家的薪酬。這些政黨組織一半屬於政府,另一半屬於反對派。兩個陣營組成了機會主義的聯盟,圍繞兩個改革派的政黨:工黨和巴西社會民主黨之間,無法和解的事只有他們共同分享同一個選舉地盤:聖保羅市。2010年的總統選舉中,作為政壇新人的總統候選人Marina Silva拿到了2000000票,創造了一個驚喜,她曾批評過這種政治分化,令政治陣營一早被鎖定了。
反對派也沒有另外的構思,而它的主要候選人,巴西社會民主黨的Aécio Neves,Minas Gerais州的州長,一個拖後腿的人,他說:如果不給一間喪失信心的公司一塊肉,很難叫它在里約熱內盧的晚上仍勤勤懇懇地工作。
在社會爆發不久之前,聖保羅市的市長,Fernando Haddad(工黨),和聖保羅州的州長Geraldo Alckmin(巴西社會民主黨),為了申請主辦2020年在巴西的經濟首都聖保羅市舉辦世博會而於巴黎共同聯手。他們希望延續2014年世界盃、2016年奧運的氣勢,這兩件事情被認為加速了巴西的基本建設,而這正是這個國家最缺乏的東西。某程度來說,這是巴西利亞模式,建基於房屋、公共建設,加上工業的發展模式。巴西波多里奧碼頭仍然是政治貪污的核心。
異見候選人
社會危機和經濟發展上的瓶頸將會加劇政府聯盟,和總統陣營內部與聯邦州郡裡的異見候選人之間的內部張力。兩個人名脫穎而出:
Eduardo Campos,Pernambouc州的州長,Miguel Arraes的外孫,東北部的重要人物,巴西社會主義黨的領軍人物,政府代表。
他的弱處在於他在南方知名度不足。然而,他的勢力根植於東北部,而東北部是巴西前總統Lula和現任總統Dilma Rousseff的重要票倉,所以他是一股足以令巴西利亞感到受威脅的強風。
Marina Silva在全國的知名度更高。她在2010年的南方選舉中成功取得突破,但她缺乏有系統的組織。她是巴西前總統Lula時代的環境部長,被視為當權的政府聯盟的異見份子。
這兩名候選人較一名突然出現,希望接著取得街頭示威的控制權的極左派代表,更有機會問鼎總統之位。無論如何,他們的支持度或者可以逼使現任總統Dilma Rousseff在總統大選時,必須進行第二輪選舉,
總統巨大的受歡迎程度,是否可以令她成功抵抗群眾不滿的爆發呢?她是否有能力重新控制事情呢?直到現時為止,在巴西國家內部的層面或在國際層面上,她都顯示出自己是一名管理人員,多於像一名政客或外交官。新興的中產階級,不滿平庸的公共服務,他們會否轉向另外的候選人呢?無論如何,群眾示威使到選舉遊戲更加開放,暫時不可能作任何預測。

2013年6月19日 星期三

中共国家机关干部最爱读的十本书


最近翻看中央机关网站,发现著名的紫光阁网发布了一个有意思的评选,简单说就是中央国家机关搞了一个活动,评选出了“最受中央国家机关干部欢迎的10本书”。
紫光阁是“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网站,后者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中国所有国家部委的“总党委”,总之级别很高。
描述这么多,就是想突出这个评选的权威性,但重点不在这,重点是这十本书是什么书。
首先是党史类的图书,官员们对执政党的历史看起来颇有兴趣。比如排第一位的是金一南写的《苦难辉煌》,作者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这是一本描述中共早期历史的“纪实文学”,特点是“用散文的笔触描述历史”,据说销售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册。
另外还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这本最权威的官方党史著作,关于大跃进,关于文革,都有一些不同以往的论述。这其实也符合了部委官员近几年的一贯兴 趣——此前的2010年,中组部开始进行部委司局级干部的“选学”计划,当时中央党校最受司长们欢迎的热门专题班是“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与人物”,分别是对 延安整风、大跃进、“文革”的解析,以及对陈独秀历史功过、胡耀邦与拨乱反正、离休后的邓小平的评判。
嗯,有点意思吧?
这个“最受欢迎”的书单中,还有沈志华所写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沈是著名的中苏关系历史实证研究者,提出很多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发现,但此前并非体制内观点,如今他的书为中央机关官员推崇,却也证明了人们对历史真相的普遍渴求。
第二类图书是经济类的,其中有林毅夫的《中国经济专题》。林作为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曾经的全国人大代表,正在成为中国官员们最爱提及的经济学家之一。同 林毅夫一样受推崇的还有吴晓波,他描述文革后中国企业发展史的《激荡三十年》,排名比林毅夫还高。实你可以把《激荡三十年》看做是描述中国改革内在商业逻辑的书,显然官员们对此也很有兴趣。
这本书之下,还有弗里德曼的名著《世界是平的》,这本描述全球化的书已经蜚声政坛。更早的时候,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当时还是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曾经向自己的下属公开推荐过,它也因此广为人知。
排在最后的两本书看起来主旨和情绪都差不多,一本是《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作者张维为毕业于复旦,现在是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这本书被称:“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涵义,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
最后一本书,是中央党校教授写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看名字大家就能看出其中心命题,它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这一个政党执政超过60年,依然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
当然,这个书单里还有《曾国藩》和《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两本书,不过这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前者的为人为官之道和后者的领袖思想根源,也是几十年来中国人热衷研究的对象。
有点奇怪的是,这个书单中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周易》这类书的影子,在之前提到的部委官员“选学”中,“周易智慧”这门课几乎是最热的,当时的授课老师说:“正统的《周易》是用来做最高决策的。”
分析完这个书单,关于读书,还想说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段子:多年前我去中部某市采访,看到一位副局长正在读一本经济类书籍,问起来对方说是市委书记推荐 的。我好奇地翻了翻,里面夹了一张纸,记了市委书记荐书时说的读书体会,然后发现这位副局长在几处市委书记提过的地方都折了书角,然后注明:此段可与之交流体会。
看到这我才明白,人家不单单是读书,而是读人啊。
除了官员们公开的品位之外,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被抓的贪官们私下都读什么书。
这事当然很难探究,只能依据零星的媒体报道。不过按照中国媒体的惯例,一个贪官被查之后,往往就只剩下“丑恶嘴脸”,所以他们读的书,自然也趣味低下。
其中原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喜欢包养情妇,所以读的书是《肉蒲团》和《素女心经》;而辽宁省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好赌,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还随身带着 《赌术精选》和《赌术实战108招》;另一个喜欢另类书籍的,是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一次听某位“相学大师”说,他命中显示可当上国务院副总 理,他爱看的是《相术大全》。
事后证明,此大师不灵。
马昌博:《壹读iRead》杂志执行主编。奔走在庙堂和江湖之间,探寻政治妙趣。

2013年6月16日 星期日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列表


被拘留及监禁的人 [编辑]

很多中国政治活动份子因亲民主活动或维权活动而被流放、监禁、拘留。
其中包括:
姓名职业拘囚日期被拘禁的原因徒刑注释
蔡陆军商人、作家2003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3年2006年被释放,2007年在台湾寻求政治庇护。
廖亦武作家、音乐家1990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诗作《大屠杀》4年在2011年被以国家安全为由下达“旅行禁令”。
鲍彤政府官员1989年泄露国家机密和反革命宣传7年1992年被判刑。服刑:1989年-1996年。截至2009年仍在被监控之下。
唐柏桥社会活动家1989年散布反革命宣传,煽动反革命活动;通敌、叛国罪。3年在国际压力下于1991年被释放,1992年再遭追捕逃至香港,后前去美国。
赵连海食品安全工作者、活动家2009年寻衅滋事罪2.5年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受害者家长。2010年被判刑。[1][2]
包遵信历史学家1989年反革命宣传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5年1991年被判刑,1992年释放,2007年去世。
艾未未艺术家、社会活动家2011年涉嫌经济犯罪2011年4月3日开始被拘留80天,6月22日释放。[3]
高智晟律师2006年扰乱社会秩序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非法拘留和被施酷刑。2006年被秘密拘捕,2009年在陕西家中被警察带走后至今下落不明。[4]
政府声称2009年他已失踪,但至2010年又重新出现。中国外长指他涉嫌颠覆国家而在监狱服刑。[5] [6]
郭泉教授2008年颠覆国家政权罪10年2009年被判刑,等待上诉。
何德普作家2002年在网络上煽动颠覆[7]8年2003年被判刑,2011年1月24日刑满释放。
胡佳活动家2007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3.5年遭非法逮捕和监禁,并在08年被判刑。2011年6月26日凌晨,在Twitter自称已出狱回家。
黄琦网站站长,反人口贩卖活动者2000年首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5年2003年被判刑。被指控违反中国法律第103、105、55、56条。2005年释放。
2008年非法持有国家机密3年2009年正式被宣判,写关于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文章,2011年6月9日出狱。9月被确诊为严重肾炎。
姜力钧
en:Jiang Lijun
作家2002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4年2003年被判刑。涉嫌在网络上写持不同政见的文章和出版。还被判“剥夺政治权利”1年。
蒋彦永医生2004年2004年被拘留和释放。第一个揭露中国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疫情实情的人。向当局写信要求正名六四事件
李海1994年9年在1995年被判刑。 2004年释放。
李智
en:Li Zhi (dissident)
公务员2003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8年2003年被判刑。雅虎帮助中国政府对他不利。
刘荻学生2002年1年2003年被释放。2002年被非法拘留秦城监狱1年。
刘晓波中文系讲师2008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11年2009年被判刑,预计到2020年释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吕嘉民作家1989年1991年释放。
师涛记者、作家、诗人2004年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给海外网站10年2005年被判刑。雅虎帮助中国政府对他不利。[8][9]
谭作人作家2008年3年2009年被判刑。
2010年颠覆国家政权5年2010年被判刑。
王丹历史教授1989年反革命宣传煽动罪4年1991年被判刑,1993年获释。
1995年阴谋颠覆政府罪11年1996年判刑,1998年中国政府以保外就医名义将他流放到美国,目前在台湾
王小宁工程师2002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10年2003年被判刑,雅虎帮助中国政府对他不利。2012年释放。[10]
王炳章医生2002年间谍,恐怖主义无期徒刑2003年被判刑。
王有才1989年[来源请求]
1999年颠覆国家政权罪11年2004年被中国政府流亡至美国,目前在美国。
魏京生电工1979年反革命罪15年1993年以“医疗原因”而释放。
1994年14年1997年被直接流放至美国。目前在美国。
袁红冰法学家、作家1994年被拘留,并于1994年被迫离开中国。在2004年于澳大利亚寻求政治避难。
曾金燕博主2006年涉嫌危害国家安全2006年8月-2007年3月与丈夫胡佳一同被软禁[11]
赵常青历史教师1989年八九年天安门运动大约半年释放。
1998年工人权利活动3年
2002年企图颠覆国家政权5年2003年被判刑。[12]
程建萍
en:Cheng Jianping
网络维权2010年扰乱社会秩序1年Twitter上讽刺劳教制度。[13]

中国政府的黑名单 [编辑]

中国政府有许多黑名单,其中一些资料在1995年1月8日的南华早报刊出[14]。此列表参考该报道,有一些找不到汉字原名。

进入中国将被捕 [编辑]

  • 严家其(生于1942年)。被推翻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助手。1989年6月逃离中国。在纽约(1995年)[14]。现在在佛罗里达州。
  • 陈一咨(生于1940年)。原北京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研究院原局长。1989年6月后逃离。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5年)[14]。现在已退休在洛杉矶。
  • 万润南(生于1946年)。前北京四通电脑公司行政总裁。1989年6月后逃离。在法国(1995年)[14]。现在在北加州。
  • 苏晓康(生于1949年)。是有争议的电视剧《河殇》总撰搞人。1989年6月后逃离。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5年)[14]
  • 柴玲(生于1966年)。八九学运领导人之一,于1990年4月经香港离开中国大陆,十个月后抵达法国巴黎。随后与封从德离婚,到美国求学,后与美国人罗伯特·马金(Robert Maginn)结婚。曾入读哈佛大学商学院,与丈夫共同创办一家电脑公司Jenzabar, Inc,任总裁。2009年6月初,柴玲宣布捐款百万美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
  • 梁擎墩(生于1969年)。六四事件学生领袖。1989年6月后逃离。 在旧金山(1995年)[14]。已经改名为jay Liang, 目前在美国金融业监管局就职调查不正当的安全交易。
  • 封从德(生于1967年)。六四事件学生领袖。1989年6月后逃离。在法国(1995年)[14]。现在在旧金山湾区。
  • 王超华(生于1952年)。六四事件学生领袖。1989年6月后逃离。就读于洛杉矶(1995年)[14]。现在在台湾。
  • 张志清(生于1964年)。前学生领袖,依然在北京的头号通缉名单。 自1989年6月下落不明(1995年)[14]
  • 张伯笠(生于1959年)。八九学运学生领袖,六四后逃到黑龙江省中苏边境,1989年圣诞夜逃亡苏联,向苏联政府请求过境在欧美,被苏联政府拒绝并秘密遣返中国。后在黑龙江的荒原躲藏,期间妻离子散。两年后(1991年)通过秘密渠道逃亡香港,并向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获准流亡美国。2000年成为牧师,开拓并牧养中国海外学人背景的大华府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和新加坡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现宣教事业。
  • 李禄(生于1966年)。六四事件学生领袖。 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和风险资本家。他在2010年巴菲特访问中国期间作为随行人员重新进入深圳的一部分[14]
  • Yue Wu(生于1946年)。原山西一个厂厂长。参与组织工人参加1989年的运动。在法国(1995年)[14]
  • Zhang Gang(生于1949年)。中国公共关系研究所经济结构改革原副主任。1989年6月后逃离。 在纽约(1995年)[14]。现在居住在澳门。
  • 远志明(生于1955年)。作家。1989年6月后逃离。 在密西西比州(1995年)[14]。现在在旧金山湾区做牧师。
  • 王润生(生于1955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1989年6月后逃离。 在法国(1995年)[14]
  • Chen Xuanliang (生于1947年)。原中国哲学学院政治老师。1989年6月后逃离。 在法国(1995年)[14]
  • 郑义(生于1949年)。1989年6月后躲藏了三年。逃逸于1992年。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5年)[14]
  • 吕京花(生于1962年)。以前是个商人,在1989年参与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在纽约(1995年)。 1993年6月试图返回北京,但被拒绝入境并遣送回美国(1995年)[14]
  • Robert Wu(生于1986年)。莫纳什大学法律系学生,澳大利亚墨尔本人,要求中国领导人给中国公民更多人权,Wu在2008年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评持不同政见者黑名单, 根据中国法律课判处12年徒刑。

被拒绝再次进入中国 [编辑]

  • 王炳章(生于1947年)。 在加拿大学习医学,1982年王炳章创办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1983年创建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担任第一、二届主席。2002年6月,在中国和越南的边境附近被捕。2003年2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的罪名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他目前正在韶关北江监狱服刑。
  • 徐文立 (生于1943年)。 中国民主墙运动的参与和组织者,主编《四五论坛》,是中国民主党领袖之一。两次被中国政府逮捕入狱,共被判28年,实际服刑16年。199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2002年12月24日流亡至美国,获美国布朗大学荣誉博士。现于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 。
  • 胡平(生于1947年)。北京民主墻运动活动家。1979年成了中华民主联盟主席。 又到了美国于1986年。在纽约(1995年)[14]
  • 徐邦泰(生于1949年)。上海原学生。 1984年到美国学习新闻学。民主中国联盟主席。居于旧金山(1995年)[14]
  • 韩联潮(生于1951年)。中国外交部前主任。截至1995年为国会助理,居于华盛顿[14]
  • 曹长青(生于1953年)。深圳青年报前副主编,于1987年发表文章呼吁邓小平退休,其后失去工作。 居于纽约(1995年)[14]
  • 刘永川(生于1959年)。1986年到美国,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全美中国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创会人、会长。现居住在洛杉矶,是一知名研究方法专家,且为精神资本的著名思想家。
  • 刘宾雁(1925年-2005年)。作家和人民日报记者。独立中文笔会第一任会长。1988年春,刘宾雁在美国讲学,后被拒绝进入中国[14]
  • 韩东方(生于1963年)。前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领袖。1989年镇压后被囚禁了2年。去了美国,在1992年接受治疗。回到中国,但在1993年8月被驱逐到香港。于1994年创建中国劳工通讯[14]。现在居住在香港。
  • 唐柏桥(生于1967年)。 前湖南大学生自主联合会领导人。 1989年镇压后被囚禁了2年。他逃到香港于1992年,居住在纽约市,他一直活跃在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他曾试图返回中国好几次,但政府将不会给予他签证[14]
  • 熊焱(生于1964年)。前学生领袖。在1992年离开中国前曾在北京被抓捕入狱两年。 加入美国军队。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 仍然活跃于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2005年)。与2009年成功地进入香港。
  • 吾尔开希 (生于1968年)。六四事件前学生领袖,1989年6月后逃到法国。然后,他就读于哈佛大学,目前居住在台湾(截至2009年)。2009年6月(经澳门)和2010年6月(经东京)他曾经被拒绝入境中国。
  • 赵品潞(生于1956年)。于1989年参与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后1995年逃至纽约。国际华人职工会主席[14]
  • 程凯(生于1946年)。海南日报前主编。1989年离开中国。 于1995年在香港开展业务,并已多次前往中国。 列入黑名单的时间是1993年8月21日[14]
  • 冯正虎 (生于1954年)。 经济学家和学者,家在上海。在2009年被拒绝进入中国8次,后在日本成田国际机场抗议3个月[15]。2010年2月12日,他成功地回到中国[16]

根据情况处理 [编辑]

  • 方励之(1936年-2012年)。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六四事件后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一年。抵达美国后在亚利桑那大学成为物理学教授,已逝。[17]
  • 李淑娴(生于1935年)。 方励之的妻子和北京大学前物理系教授。(1995年)[14]
  • 于大海(生于1961年)。1982年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物理。 北京之春杂志行事编辑。在新泽西州(1995年)[14]。现在做教授。
  • 伍凡(生于1938年)。 前安徽大学的教师。 在旧金山(1995年)。的中国民主党联盟董事会主席[14]。现在在洛杉矶当作家。
  • 倪吁仙(生于1945年)。民主墙活动家。自由民主党秘书长。试图在1992年返回中国,但被拒绝入境。在纽约(1995年)[14]
  • Yao Yueqian(生于1938年)。 住在东京(1995年)[14]
  • Tang Guangzhong(生于1949年)。在美国做教师(1995年)[14]
  • 郭罗基(生于1932年),北京大学教授,因为在1979年批评将魏京生定罪,抗议关闭民主墙,随后送往南京大学教授[18]。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1995年)。
  • 吴弘达(生于1937年)。在1985年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斯坦福大学。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和一个美国公民。2008年11月,吴在华盛顿特区开了劳改博物馆 ,称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用以直接解决中国的人权的博物馆[19]
  • 沈彤(生于1968年)。前学生领袖,89年6月后到美国。 1992年8月回到中国在北京被捕并驱逐到美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成立软件公司VFinity。中国民主基金主席。
  • 王若望(1918年-2001年)。作家和上海人权活动家,1989年6月后被关押了一年。于1992年移居美国。为中国民主运动秘书长兼统筹委员会和召集人[14]
  • 钟双羽(生于1982年)。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学生。组织2010年撑粤运动。在澳大利亚
  • Feng Suying(也称为“羊子” )(生于1938年)。 工程师和人权活动家。在纽约(1995年)[14]
  • 刘青?(生于1948年)。1979年民主墙运动后被关押了近11年。在1992年7月抵达美国。中国人权纽约主席(1995年)[14]
  • 薛伟(生于1943年)。于1980年到美国,是一个北京之春业务经理(1995年)[14]
  • 陈军(生于1958年)。 前北京民主活动家。1989年4月被驱逐出境[14]
  • 杨建利(生于1950年或1963年)。于1982年作为学生去了美国。在哈佛大学,争取中国民主联盟副主席(1995年)和创办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14]
  • 赵海青(生于1956年)。1982年到美国,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全美学自联前主席。 工作在华盛顿,中国事务部国民议会主席(1995年)[14]。现在是一个商人在华盛顿。
  • 朱佳明(生于1950年)。经济学家。国际政策研究所中兴投资公司原副主任。在麻省理工学院成为访问学者(1995年)[14]。现在在香港从事商业活动。
  • 许家屯(生于1916年)。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9年镇压后到美国避难。在洛杉矶(1995年)[14]

其他 [编辑]

  • 高行健(生于1940年),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焦国标(生于1963年),曾任北京大学副教授,著书讨伐中宣部
  • 李泽厚(生于1930年),哲学家和思想史学者。
  • 余杰(生于1973年),持不同政见的作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