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不久前，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欢口镇一个生了八个孩子的妇女被自媒体意外曝光；在视频中她的脖子上拴着一条铁链，一个人在一个没有门的破房间里站着，脚上也没有鞋，土炕上有一碗馊了的饭，当时的气温在摄氏零度左右。一时间这个女人的遭遇引发了国人的巨大同情和愤怒，而丰县政府的公报显然是为了推脱责任而将此事淡化。最后公安部和江苏省公安厅被迫出面调查，这才确认此女原名小花梅，当年是被人贩子从云南拐卖来的。
最初看到这件事的报道，人们首先感到震惊，悲哀接踵而至，随后愤怒从心中升起，严惩人贩子成了国人的共识。随后，人们又看到了对贩卖人口相关法律的报道，结果最高只能判三年徒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贩卖一直受保护的鹦鹉则会被判处五年徒刑，因此鹦鹉比人更受中国政府的保护。此外，对那些人贩子的客户则更是宽松，甚至承认这种婚姻合法。转眼间，一个表面上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罪恶之花在这片土地上正顽强地生根发芽而茁壮成长。
今年的两会将在3月5日召开，届时预计将会修改相关的法律，人贩子至少也应该被判处无期徒刑，拐卖未成年的少年儿童应该被判死刑。俗话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在美国涉及未成年人色情影像的交易是重罪，FBI甚至会采用“钓鱼执法”的方式来寻找嫌疑犯。因此，除了严惩人贩子以外，对其客户也要严惩不贷。在美国当儿童丢失的时候，警方会对附近地区的所有人的手机发出Amber Alert，从而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寻找失踪的儿童。中国也应该借助此次小花梅事件建立起“花梅警报”系统，除了民众的参与以外，还应该利用人工智能系统来从遍布各地的监控录像中寻找线索。
在丰县欢口镇当地很多人都了解这个“八孩母亲”的身世，但是大家却都对其视而不见或者觉得司空见惯，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打击人贩子的关键在于周围人士的揭发和检举。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古人的智慧：在战国时期身兼六国宰相的苏秦在齐国遇刺而奄奄一息，当齐王问他如何抓捕凶手的时候，他说死后将我五马分尸，并且悬赏奖励刺客。结果刺客果然前来领奖，当然是自投罗网。中国可以给每个人贩子悬赏十万元来奖励检举的人；如果有多人检举，第一位获得奖金的一半，第二位获得四分之一，第三位获得八分之一，以此类推，最后两名检举人获得同样的奖金。即使抓捕了一万个人贩子，这些奖金也不过十亿元，与冬奥会的支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对人贩子影响力最大的当然还是其亲属；因此，不仅人贩子要被严惩，分享其收益的直系亲属也要受到惩罚。人们有时会对俄罗斯如何开疆展土的过程感兴趣，特别是如何让生活在欧洲地区的居民迁徙到西伯利亚那样的苦寒之地。其实方法很简单，把罪犯流放到边疆，让他们在那里繁衍生息。中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做法，在边疆地区建立起一些封闭的社区，把人贩子的家属迁到那里去定居。这种做法还可以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发现和抓捕人贩子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努力，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也需要有所收益。如果把人贩子全家迁走，一切财产被政府没收，那么就可以起到缓解地方财政赤字的作用。
中共的组织渗透到了全社会，这样的一个“全能”组织也必然要对任何社会问题负全责。因此，在小花梅被拐卖到丰县欢口镇以后，当地的历届党政官员都需要被问责和处罚。此外，据说小花梅曾经遭到过当地人的性侵，她的一些孩子的生父就是这些性侵者。因此，可以对全镇的男性采集基因，然后与这些孩子的基因进行比对，发现匹配者按强奸犯依法惩处。据说，中国政府已经建立起了相当规模的Y-基因库；即使孩子的生父不在镇上生活，也可以通过这个基因库来找到性侵者。
除了政府的因素以外，小花梅事件也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缺陷。试想一下，如果小花梅是本镇或本县的人，她会受到如此不堪的待遇吗？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自于那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在人际关系中远近亲疏是有天壤之别的。因此，尽管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已经很高，但是“熟人社会”的文化底蕴并未褪去，这也许就是中国与西方社会最大的差别。此外，中国是一个宗教缺失的国家，因此对陌生人没有“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如果说得极端一些，在中国人心里陌生人几乎就不是人，因此丰县欢口镇的居民才能对小花梅的遭遇熟视无睹。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内，腐败变成了人之常情，罪恶也显得无足轻重；只要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利益未受侵害，陌生人的遭遇就是另一个世界的问题。其实，这种想法是相当愚昧的；如果人们都不为陌生人的不公平遭遇而呐喊和援助，那么类似的遭遇迟早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2022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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