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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2日 星期六

共產黨還在作惡,中國人反抗至今!

 

共產黨還在作惡,中國人反抗至今!

美籍華人余英時(1930-2021)過世後,我才有幸拜讀他的回憶錄。共產黨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後,余先生得以在1950年追隨父母南下香港,先求學于錢穆後就讀美國哈佛。1978年他隨美國科學院派的「漢代研究考察團」訪問大陸一個月後,便因反共拒絕再回中國。「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對說此話的余英時而言,中國人是文化概念,美籍華人則是在共產黨篡奪政權後才出現的族群。

我正好晚余先生一輩。先父(1929-2008)被紅色宣傳騙入共軍,淪為共產黨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的炮灰,從山西打倒藏區,後負傷轉業留在西康,屬於共產黨的「南下幹部」。23歲前我不關心國家大事,23歲時北京發生六四屠殺,在德國留學的我才發現共產黨言行不一,居然用暴力血腥鎮壓舍己愛國,要求共產黨反腐敗的和平民眾。我很慶幸能用德語研究國際共運史,獲知共產黨是國際性的恐怖組織,也因此成為因反共流亡海外的幾千萬中國人之一。

可惜新當選的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給中共現任黨魁習近平的回信卻透露他似乎不知共產黨是最大的反華勢力,正是共產黨造成中華民國分裂!臺獨的第一個政治綱領就由被奉為「臺獨之母」的謝雪紅等聽命於斯大林的臺灣共產黨人1928年在上海制定。從列寧1914年發表《論民族自決權》起,各國共產黨都為了篡奪政權,打出「民主自由」或「民族獨立」等美麗幌子,但沒一個共產黨上台後兌現承諾,全都是禍國殃民的極權暴政。中共的兄弟黨在百姓抗爭中退出歷史舞台之際,只有中共不惜動用坦克血腥屠殺為國為民和平請願的莘莘學子。

2004年我入籍德國後,關注天下中國事,希望有助讀者識破共產勢力與時俱進的漂亮口號。既然連帶領中國人反抗共產黨近百年的國民黨都落入中共的宣傳陷阱,特以中共的宣傳品《白毛女》為例講解共產黨如何顛倒黑白,危害至今。

「白毛女」與彭麗媛

2014年習近平出席北京文藝座談會並發表講話,開始新一輪「整風」。一年後由彭麗媛擔任藝術指導的新版歌劇《白毛女》先在延安上演,然後全國巡演。中共發表習近平一年前的講話後,我特意比較他與毛澤東及其《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異同,確認習近平用「民族主義」取代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全文請看: https://xu-pei.blogspot.com/2021/04/blog-post_7.html

2016年3月,中共宣傳部、文化部、教育部、國家新聞廣電總局、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聯名發出紅頭文件,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宣傳部、文化廳、教育廳、新聞出版廣電局、解放軍各大單位、中央軍委各部門,以及省級電影發行公司和各電影院線公司,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觀看3D舞台藝術電影《白毛女》」。就是說,中共耗費民脂民膏動用一切部門推廣《白毛女》,原因何在?難道是因為習近平的第二任妻子彭麗媛曾扮演白毛女?

顛倒黑白的紅色樣本

共產國際從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起就派共諜在中華民國成立文藝團體,創辦文藝刊物,誘導中國人尤其是青少年投身共運,其中包括老來醒悟的王若望(1918-2001)。而魯迅則從38歲起就淪為共產「黨外的布爾什維克」(毛澤東語),抹黑敬天重德與人為善的中國文化包括漢字與中國人,為共產黨摧毀傳統文化而吶喊。

1936年魯迅死後被共諜偽裝成「民族魂」,目的是貫徹中共的瓦窯堡會議決議,就是打出「救國」與「抗日」的旗幟,誤導愛國民眾,迫使國民政府停止剿共。陰謀得逞後,中共在延安成立魯迅藝術學院,把愛好文藝的青少年培訓成聽共產黨指揮的文藝兵。1942年,毛澤東發動「整風」並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明確表示:共產黨「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文藝是一支軍隊」,魯迅則「相當於總司令」。經歷殘酷的「整風」運動後,以賀敬之(1924*)為代表的魯藝人失去自我與人性,淪為被共產黨操控的工具。正常人寫作是為了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但魯藝人寫作是為了完成共產黨交給的宣傳任務。

1945年,為了向中共的七大獻禮,賀敬之等魯藝人以「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為主題,集體用民樂民歌誣衊當地鄉紳黃世仁,鼓吹階級鬥爭,破除傳統信仰,編出紅色歌劇《白毛女》。該劇于七大前一天在延安首演。正是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中共的指導思想,而《白毛女》則成為共產黨盜用古今中外的樂曲填寫新詞,用文藝搞宣傳,鼓吹仇恨的紅色樣板,為共產黨欺騙了無數觀眾包括我與演員比如彭麗媛。

魯藝人用《白毛女》為中共在大陸顛覆民選的中華民國政府打響了宣傳戰,為共軍在大陸顛覆中華民國做出巨大貢獻。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傳記《魯藝人—紅色藝術家們》則透露無數「魯藝人」在「新社會」的各種共產運動中「蒙冤受屈,慘遭迫害」。有的逐漸覺悟比如黃世仁的首位扮演者陳強(1918-2012);有的則繼續用美妙的歌聲為中共掩蓋罪惡比如白毛女的扮演者郭蘭英,雖然她自己說在「文革」中「九死一生」,被打得腰部重傷,差點癱瘓。

《白毛女》是魯藝人奉命集體編造而成,中共在成立至今的100年製造的人間悲劇才層出不窮,上演至今,但真實的聲音都被中共封殺。共產黨在1949年前用《白毛女》虛構悲劇,以偏概全,抹黑民國,為其恐怖主義行徑製造合法性;在1949年後中共則用《白毛女》掩蓋其犯下的罪惡。

與白毛女融為一體

2018年彭麗媛(1962*)在中共音樂家協會機關刊物《人民音樂》上發表《我和喜兒》。該文印證我在2015年對她的評介,已經被中共體制化,失去追求自由探求真相的本能:為自由而歌-鄧麗君與彭麗媛的區別 https://xu-pei.blogspot.com/2020/06/blog-post_7.html

彭麗媛以1985年出演白毛女為榮。那年是蔣中正領導的抗日戰爭勝利40週年,中共為了混淆視聽,也搞慶祝,但沒有戰績與功勞可擺便拿《白毛女》首演40週年來自欺欺人。

彭麗媛在文中透露曾在父親老家過年,知道「農村生活不易」而且還有具體描述:「每年三十,我和堂哥、堂姐、堂弟們一起吃團圓餃子。因為家境窮,孩子多,大伯家總是用黑麵粉摻和白麵粉包餃子,餡兒是胡蘿蔔稍加幾粒羊肉沫。我不喜歡羊肉和胡蘿蔔味,餃子皮又厚又硬,難以下咽。所以,我常含著跑出來偷偷吐到樹底下,用腳扒拉上土,再餓也不吃」。可惜彭麗媛不思考在「新社會」的農民為何窮困至今?同樣生長在山東農村的盲人陳光誠,只因幫助被中共強迫墮胎的農村婦女維權就遭受慘無人道的迫害。2012年,陳光誠被迫流亡美國,他也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全人類的敵人」!

彭麗媛自我陶醉在紅色演藝生涯中,然而《白毛女》首演70週年後中共推出新版《白毛女》時,被共產黨污名化與被根除的地主作為一個階層在中國已不復存在,倒是在共產黨的「新社會」被性侵的女子越來越多,而且還出現權色交易,「日後提拔」。但願被共產黨員強姦的「女知青」與「嫖宿」的幼女能以白毛女為榜樣,牢記「我要報仇」,讓性侵者比如中共喉舌朱軍不得安寧。

彭麗媛靠唱紅歌演紅劇在中共體制內攀升為正軍級。2018年9月起,她在中共央視《新聞聯播》的報導中開始享受副國級領導人的待遇。
也就是說,彭麗媛現在的地位已可與毛澤東的最後一位妻子江青相比。江青被捕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也算副國家級領導人。

與此同時,中共以各種藉口整肅文藝界與名星。六四屠殺後有助中共混淆視聽的文藝作品包括瓊瑤作品比如電視劇《還珠格格》也遭封殺。在這種情況下,還相信共產黨,只能是自我麻醉,自取滅亡!

2018年7月13日 星期五

如何发动一场有效的革命——著名革命运动研究专家吉恩•夏普博士专题

自由中国 公民抵抗

这个世界变了,那些没有枪的正在取得胜利!(指战胜有枪的独裁者)
发动一场成功的革命,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一,统一的标志(Logo、旗帜等),可以参考此链接中的标志,这个来源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标志,德国宪法第一至第十九条规定的就是人的基本权利,又称基本自由,所以追求人权就是追求我们人类的自由、尊严;
二,统一的颜色。也建议用上面链接中的蓝色,它也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标志的原始色;
三,英语标语。能够立即有效地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与声援,如果只有中文标语及口号,国际上不知道中国人在抗议什么,要求什么,因此也难以产生反响及带来呼应;
四,公民不服从。这是根本,反抗的方式就是不服从政府的欺压,不接受它的命令;
五、非暴力原则(保证抗争的持久性,只要不放弃就永远没有失败,而如果是暴力,被剿灭就完全失败了)。
美国越战英雄,上校鲍勃•赫尔维在大学进修军事理论学期间,看见吉恩•夏普关于非暴力武装反抗的广告,心想反正正好没什么事,就打算去看看那些“耳朵、鼻子打着孔的,恶心的家伙”,但到现场后发现都是些很正常的人,一个矮小的人开始演讲。听了一会儿之后,他就想,这正是我想要的。
赫尔维上校在越战期间就开始反省,因为越战的确非常残酷,很多人死亡,不仅越南人,而且美国人。后来上校成为缅甸反政府武装的顾问,他邀请吉恩•夏普博士历尽危险、辛苦到了反政府武装基地讲解他的非暴力武装反抗。一个反政府武装指挥官在窗外听了一个半小时。演讲结束后,他奔向夏普博士,激动地说:“这些理论之前到哪儿去了呢?我们杀来杀去的杀了20年才听到这么有用的理论!”
吉恩·夏普在视频中说:有人惊呼:“那些没武器的人正在取得胜利!”。夏普反驳说:非暴力反抗也是武装反抗,因为武器不仅仅只是当权者定义的范围,思想、理论、组织等也是武器,而且是比枪炮更有效的武器。
吉恩·夏普博士是当代最重要的非暴力运动理论家,在西方享有“非暴力抵抗教父”之称­。本片讲述了吉恩·夏普博倡导的非暴力抗争和公民不服从近些年在全世界民主转型­中的实践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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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11日 星期三

假如曼德拉在中国

欧阳梅

曼德拉5日驾鹤西游了,纽约联合国总部6日为其降半旗志哀。在当天上午召开的第68届联合国大会全会开始前,与会代表起立默哀一分钟,随后联大主席阿什和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埃利亚松分别致词缅怀曼德拉。
追忆曼德拉这位黑色肌肤的特殊人物,必然想到因为敌对斗争,他被判终生监禁。可入狱服刑27载时,其竟然咸鱼翻身,演绎光辉岁月,这在中国大陆人的眼里绝对是个奇迹,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曼德拉的出狱,不单靠其善于反思自我,和在〝风雨中抱紧自由〞的努力,关键是离不开南非最后一个白人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所起到的主要作用。

作为一个白人,德克勒克是一个种族隔离制度的忠实保卫者。他能够废除南非几十年的种族政策,无条件释放曼德拉,一方面是迫于国际社会之压;另一方面则是其顺应善流,主持公道,理性妥协。应该说,德克勒克的历史功绩永垂竹帛。

面对南非的现实状况,德克勒克以大局为重,选择放弃白人统治权,并在1994年大选中坦然接受了自己的落败。以副总统之身,辅佐曼德拉进行国家改型时期的建设,使曼德拉身上的美丽色彩充分显出。

1997年9月9日,德克勒克放弃了继续竞选总统的机会,解甲归田。

耐人寻味的事情很多,再择一二。曼德拉在狱中的27年,从未挨过打,狱警还成了他的朋友;凭着苦读勤学民主国家的法律,服刑期间,曼德拉获得了伦敦大学学士学位。这对于生活在中共专制体制下的人看来,宛如天方夜谭。值得注意的是,该事反映出,在德克勒克乃至其前几任白人总统治下的南非,尽管有种族隔离制度,但监狱里的黑皮肤犯人不被虐待,实在是超乎想像。可是在我的祖国,迄今之状况依旧与上述情形截然相反,令人深恶痛绝。

2002年6月27日,中共特务在越南边城芒街实施〝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绑架了著名海外民运创始人王炳章博士,并于2003年2月,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炳章在广东韶关监狱遭尽磨难始终保持英雄气概:〝粉身碎骨,不改志向;山崩地裂,不动初衷!〞

据希望之声报导,2013年12月8日,被称为〝中国曼德拉〞的知名民主人士秦永敏,在武汉艳阳天酒楼举办婚礼时,遭中共当局严密监控、骚扰,一些赴宴贺喜的来宾竟被员警抓捕。秦永敏曾因行使言论、出版、结社等基本人权,被当局拘禁39次,坐牢22年。眼下,他的大喜日子成了恐怖日。

明慧网消息,原辽宁省大连水产学院美术讲师,法轮功学员冯刚,2009年8月14日,被大连市看守所迫害死,终年47岁。从7月4日被抓,到8月14日的突然离世的四十二天里,冯刚老师经历了被强迫灌食、食道被插破、化脓、上背铐、住院抢救、员警拒绝医生手术、短暂出院、神秘失踪、突然死亡、尸体被解剖等一系列的变故。冯刚生前经历了怎样的迫害?至今仍然是个〝迷〞。

假如曼德拉生活在中国,其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同样会被中共关进牢房酷刑折磨。因曼德拉体格健壮,没准会被盯上,以种族关心为名,时常带到医院〝检查检查〞好为哪个中共高官器官配型。这并非玩笑,而是大陆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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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13日 星期六

台湾解严:并非蒋经国恩赐而是抗争的结果(4)


5月16日,台湾“省议会”14名党外“议员”,以国民党用表决方式强行通过“台湾省政府委员会委员超额预算”,“不符合省议会法规”为由,集体退会,抗议国民党控制“省议会”,不尊重“议员”权利;并发表辞职声明,提出改革国民党在台的“政治运作”。该声明毫不隐讳地说,他们希望通过辞职这一“坚决行动”,能唤起全台湾民众的觉醒,“造成政治改革的契机及民主法治的早日实现”。
  上述事件是继5月7日数十名无党籍人士为抗议当局大量查禁党外杂志而举行请愿活动之后的又一震惊台湾政坛的事件,是对国民党统治的一次示威与公开挑战。事件发生之后,6名党外“立委”共同发表声明,支持14名党外“议员”辞职,并两次集体退席,以示对当局抗议。为迎接年底大选,使党外力量在选举中重新集结,10月中旬,组织了党外中央后援会,进行统一提名推荐,以对抗国民党强硬的提名策略与情治单位的各种监视、干扰和破坏活动。
  恩威并施
  国民党高层面对党外势力的不断进攻,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一种主张坚决镇压,一种意见恩威并施。蒋经国当时心情复杂,出于种种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必须在国际舆论中维持其多年苦心塑造的民主橱窗形象。同时,蒋经国又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态,极力限制党外运动的生存空间,并企图对党外势力创办政治杂志、利用“议会”质询、参与选举三种主要动作形式实施进一步打击。
  其一是加强对党外杂志的查禁、扣压,并对党外核心人物予以迫害。据港台报载:仅1985年1-4月,党外杂志被查禁71次之多,查禁率高达90%。6月份,国民党新闻机构又勒令《民众日报》停刊一周,理由是“严重为‘敌人’张目”。
  其二是对党外人士利用“议会”讲坛斗争形式采取新策略,或是打疲劳战术,或是进行种种起哄。对党外“议员”多次提出的质询,或不予解答,或顾左右而言他。对党外人士提出的议案或是议而不决,或是强行否决。在5月16日“省议会”党外“议员”集体辞职事件中,国民党当局先是惊慌失措,继而采取“降低冲突”和分化瓦解的策略,转移民众的视线。另一方面则借以玩弄利诱威胁的阴谋诡计,对党外“议员”进行分化、离间及各个击破的伎俩,以瓦解党外“议员”的集体行动。台湾《亚洲人》1986年第19期。
  其三是全力以赴阻止党外人士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获胜。由于国民党各级主管在选举中假公济私,党外势力在11月6日台湾地方省、市“议员”、县市长选举时举行抗议活动,并同警方发生冲突。国民党当局为制止事态扩大,出动宪警镇压,并逮捕了黄志诚、郑万居等11人,国民党的行径再度遭到党外势力的抗议。
  随着党内外斗争的激化,党外势力进一步朝着争取组织化与合法化的方向发展,掀起了一个反“戒严”、反迫害的斗争浪潮。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国民党被迫从对外的镇压政策逐步转变为容忍、让步政策。
  许信良闯关
  党外势力争取组织化与合法化的斗争是从1986年初开始的。是年春,党外公证会决定成立地方分会。台湾当局欲以“不合法”为由,扬言予以取缔。党外公证会于4月18日晚召开理事会,讨论对国民党当局既定立场的态度。理事长尤清声称:公证会筹设分会是党外组党的准备步骤,一旦国民党动手取缔,将可能促使加快组党的步伐。1986年4月19日《自立晚报》
  5月1日,党外人士许信良、谢聪敏、林水泉等人在美国纽约组建了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许信良任临时主席。该委员会发表声明称:组党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了“争取人民组党的权力”。该党正式成立后将于1986年底台湾举行大选之前,由许信良带队迁党回台,“突破党禁”。许信良声称:“我们三人回台湾,虽不一定会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结果,但前途未能预卜,然而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就是有人甘冒‘入地狱’的危险。人们必须要带头,我们三人有信心。”新华社1986年5月2日纽约电。其二是加强民主运动。该组织成立时有113人,其中包括江南遗孀崔容芝、陈文成遗孀陈素贞、施明德妻子艾琳达等,该组织也包括“台独”分子。台湾当局对许信良等的行动极端重视,警方也密切注意他们的行踪。许信良等人后来为迁党回台,演出了闯关一幕。
  与台湾民主建党委员会成立同时,中国国民党同志行动委员会也在美宣告成立。该会总联络人陈抗生说:设立此会是因为一些党员对国民党现有组织没有信心。希望利用海外较好的条件,将失散在各地的国民党党员及留学生组织起来,激励国民党,并在整个中国的架构下,加速民主步伐。他还认为该行动会或许和大陆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基本方向上并无差异,但后者了解大陆的情况,而行动会对台湾的情况较清楚,两者不致重叠。陈抗生还宣布,该行动会的宗旨是:
  (1)承认中国领土上现有两个政权的存在;
  (2)反对台湾独立;
  (3)追求中国统一的目标。
  陈还要求台湾当局充实或改革现有“中央民意机构”;试行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严禁选举舞弊等。1986年5月7日《美洲华侨报》。
  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经国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被迫作出让步,答应允许党外公政会成立地方公会,但提出须以改名和登记作为前提条件。与此同时,在中介人的斡旋下,国民党当局开始与党外人士进行“政治沟通”。当党内外关系再度紧张时,台大教授胡佛、杨国枢、李鸿禧等人企图通过“政治沟通”手段化解党内外对峙情绪。此一主张被“总统府顾问”、前“监察委员”陶百川得知,他深知此时党内外沟通有助于彼此理解与政治和谐。陶百川借蒋经国召见之机,面陈“政治沟通”的必要性及意义。蒋经国对陶百川的建议深表赞同。1986年5月7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就党内外关系作指示说:中央政策委员会应本着诚心诚意,与社会各方面人士进行意见沟通,以促进政治和谐与民众福祉。针对党外争民主情况,蒋经国强调,“厉行‘民主宪政’的决心绝不改变,但任何足以破坏团结和谐、危害‘国家’安全以及影响全民利益的行为,不仅是‘法律’之所不许,根本与全体民众的愿望相违背”。《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10页。
  蒋经国上述讲话表明国民党当局对党外势力的镇压政策已转变为沟通政策。此后陶百川的主张也获蒋经国批准,陶邀约胡佛等3人面商沟通事宜,决定于5月10日当面沟通。当党外代表邀请函发出之后,部分党外激进派人士不赞成沟通。党外公政会台北分会人士突然宣布正式成立台北分会。此种做法引起台湾情治机构不满。虽有党外公政会台北分会的节外生枝,但到5月10日,除党外黄天福外,原先预定主客均按时到会参加第一次党内外沟通。国民党方面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政策委员会三位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和黄光平。据中介人李鸿禧回顾第一次沟通会议时说:经过你来我往的争论辩难,到最后,与会人士对共同关切的问题达成三项结论:
  (1)参加人士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具有共识,至于如何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仍有待于继续磋商;
  (2)参加人士对公政会与其分会的成立都表示同意,至于对登记及名称问题,仍有不同意见,有待于进一步磋商;
  (3)参加人士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要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
  对于此次沟通会议,港报曾评论说:
  “国民党与在野党人士的去年相互对立,彼此猜忌不信,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为党外公政会及其地方分会的扩充成立,党内外急剧冲突已达沸点,朝野民间正为一场巨型风暴是否即将发生而惶惶不安时,通过这次沟通会谈,双方竟然能仍同桌共席地检讨政治环境,异中寻同地理出若干共识,不惟使一场政治冲突缓和下来,而且启开彼此互信之门”,这实是“政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契机”。香港《百姓》半月刊1986年7月1日。
  第一次沟通会议之后,“乍现的和谐曙光”很快又被层层乌云遮蔽。一方面党外阵营完全不理会公政会与地方分会的登记名称仍有待磋商的决定,而是援引国民党同意公正及地方分会成立,在南北各地纷纷筹组成立。5月19日,《自由时代》系列刊物负责人郑南榕发动了“五一九绿色行动”。公政会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党外人士指挥请愿队伍到“总统府”前广场请愿,要求台湾当局立刻“解除戒严”,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在此情形之下,公政会负责人又传出不拟出席5月24日的党内外的沟通会议,而改派层次低的人员出席。此消息使蒋经国及中介人士感到:党外人士反复无常,不易相处。
  另一方面,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原就不懂多元社会中民主的妥协之重要意义。他们看到党外人士与国民党代表平起平坐,沟通意见,协调办法,就坐立不安愤怒难熬。有些保守学者批判国民党中央的沟通政策为丑剧,坚持国民党要对“敌人”革命,否则就等于向“敌人”无条件投降。甚至有自称“中国国民党忠贞爱国党员自救行动促进会”者,散发《为五一零沟通丑剧告全党同志书》的传单,不仅指斥陶百川、胡佛、杨国枢、李鸿禧,而且盼蒋介石显灵,赋予蒋经国以智慧、勇气、魄力与决心,不要再姑息党外,以免死无葬身之地。与此同时,情治机关查封了党外人士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杂志,并以“诽谤罪”严判党外《蓬莱岛》案,郑南榕被逮捕。
  国民党当局在一面沟通之时,一面实行镇压之策,引起了台湾舆论界的强烈批评。党外人士在各地纷纷举行坐监惜别会、告别演讲会,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被判刑的党外人士林正杰说:最近他和党外一连串的人以不同罪名被判下狱的主要原因,是台湾“司法”欠缺独立和公正;同时,也因他在党外“首都公正会”中全力促成组党时间表等,触犯了国民党的最大禁忌。国民党当局一面喊沟通,一面又大肆抓人,是担心党外运动继续发展下去,变得无法控制。香港《镜报》1986年11月。党外人士开展的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民众的参加。同时,这些活动也加速了组党的进程。

台湾解严:并非蒋经国恩赐而是抗争的结果(3)


    颁布“戒严令”的目的:一是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二是为镇压岛内的一切反对势力,以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在军、警、宪、特铁桶式“戒严”体制的统治之下,台湾人民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统统被禁止与取缔。
  自陈诚颁布“戒严令”之日起至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地区“戒严”,“戒严”时间长达38年之久,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是仅有的一例,也为陈诚所始料不及。随着整个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岛内民主力量迅速发展,台湾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满意台湾当局的军事独裁统治,要求废除“戒严令”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大趋势下,党外势力便将“解除戒严令”与开放“党禁”作为反对国民党的主要目标。
  党外势力
  在《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势力同国民党抗争的最主要战场就是选举,只有通过选举,党外势力才能“合法”地从国民党的政权机构中争得部分职位,以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当时,党外势力候选人提出“延续党外香火”“追随前辈脚步”等政治诉求以争取选民支持。《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家属直接参加竞选,更具有向当局挑战的味道。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张俊宏的妻子许荣淑、黄信介的胞弟黄天福等都出来参加因台美“断交”而中止的1979年“中央增额民意代表”选举。
  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周清玉身穿黑旗袍,披着写有“姚嘉文太太”的彩带,以《走那没有走完的路》为题,向观众诉说她的政治追求:
  “一年以来,清玉和家人遭受极深重的困厄。在嘉文不死的信念与朋友的鼓舞之下,清玉又重新燃起了生之希望和奋斗的勇气。清玉愿以平和的心情、安详的态度,继续走那嘉文没有走完的路,希望下一代能有机会享受自由民主的果实。”
  “清玉和党外人士别无所求,我们只要求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深知世界上的丑陋不可能自动改变,党外民主运动就是在为这个必须付出牺牲的改变而奉献,希望全体民众与我们一起走那没有走完的路。”陈红民:《台湾政坛风云》第143-14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版。
  由于周清玉、许荣淑将自己的政见用最易打动公众社会感情的方式表述出来,加之社会公众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不满及对《美丽岛》案受刑人的同情,党外势力在这次选举中大获成功。康宁祥、许荣淑、黄天福、黄煌雄等当选为“立法委员”;周清玉、王兆钏、林应专当选为“国大代表”。后尤清又当选为“监察委员”。在这次选举中,党外势力维持着20%的选票,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翌年底,地方公职选举中,党外势力成绩也不错,党外势力开始走出高雄事件的阴影,意味着党外运动的重建。
  高雄事件后,党外势力无疑是奉康宁祥为其领袖的。
  康宁祥是党外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人士。他1938年出生于台北市一个小业主家庭,30岁时才从台湾中兴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普通加油站工人。由于他全身投入政治运动,他在1972年当选为“立法委员”,1975年连任此职。1977年他又领导党外竞选市长与“省议员”活动,并将党外青年代表许信良、林义雄、张俊宏等推到岛内民主运动的大潮中。康宁祥主办的《台湾政论》是继雷震《自由中国》之后最具震撼力的党外杂志。高雄事件发生当天,他曾从台北南下高雄声援,到现场后见气氛紧张,估计要出事,为避免冲突遂先期离“《美丽岛》事件”中,该杂志发行人、“立法委员”黄信介在警方逮捕行动中被“请”上车。开。高雄事件后,康作为党外仅存的元老,为组织军法大审的辩护律师团出了大力。
  随着党外势力的复苏,投入党外运动的人愈来愈多,成分愈来愈复杂,内部的意见愈来愈不一致,随之使党外势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派系横生。对于党外运动中的派别曾有各种各样的分法。1980年,联邦德国籍政治学者杜勉曾将台湾政治体系中反对派分为五派:
  (1)行动派:以《美丽岛》杂志社人员为代表,但在高雄事件后解体。
  (2)孤星派:以《美丽岛》杂志核心分子家属为主。
  (3)民族社会主义派:他们是意识形态取向最浓的反国民党势力。
  (4)地方派系:他们的群众势力多以地缘为依归。
  (5)自由派:以康宁祥为核心,主张体制内改革和领导结构的台湾化。东方一:《台湾在野政治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载《台港澳情况》1987年第23期。

  台湾风云论坛社出版的《透视党外势力》一书中,艾思明也把党外势力分为五派:
  (1)承继传统势力的主流派:
  (2)群众运动取向的行动派;
  (3)以“黑派”为代表的地方派系;
  (4)基督长老教会和宗教势力;
  (5)民族社会主义。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1983年曾以“拥康”、“倒康”为主线,将台湾党外势力分为四派:
  (1)党外主流康派,或称“体制内改革派”、“温和自由民主派”,包括费希平、张德铭、黄煌雄等人。
  (2)继承《美丽岛》政治运动的“台独”派,或称“行动派”、“革命派”。以许荣淑和林世煜、周清玉、尤清等人为主。
  (3)以李敖的绝对反国民党、绝对反抗、绝不妥协的绝对主义者,和以林正杰的改革体制主义为主的党外势力。
  (4)以陈映真、王拓、苏庆黎等人为主,以《夏潮》为阵地的“社会主义一派”。东方一:《台湾在野政治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载《台港澳情况》1987年第23期。
  党外派系分歧公开化是于1982年5-6月党外“立委”集体放弃杯葛预算审查和康宁祥等4人访美开始的。
  1982年5月,“立法院”审议“警总”的预算,党外“立委”要求“警总”司令到会接受质询,遭到拒绝。党外“立委”出于气愤决定杯葛预算的审议。因质询当日出席会议的党外“立委”仅7人,根本不足以杯葛、康宁祥等经紧急磋商,决定提出三个条件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放弃杯葛。此事本属正常,康宁祥处理并未错,但较激进的林世煜闻讯后,在其主编的杂志《深耕》上批评康宁祥向国民党妥协、放水,是“喝国民党的圆仔汤”。李敖对康也进行讽刺与责骂,要康对国民党的政策多放火,少放水。这就是所谓“批康运动”的缘起。
  同年6月,康宁祥多方联络,由“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发出邀请,康宁祥、尤清、张德铭、黄煌雄4人赴美访问。康认为这是党外势力首次以团体方式踏上国际舞台,其意义非比寻常。此间,批康运动逐渐升级,康为党外杂志群起围攻,连美国之行都遭批判;批康与党外阵营内部的争论持续3年之久。康宁祥后来回忆说:“高雄事件发生以来,老康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在党外杂志产生一些反应”,“老康‘出国’时,党外杂志连他英语不好都要大做文章”,说他“英文那么破,‘出国’干什么”?三年半来的批康就是在这种混淆不清、纠缠复杂的“老康情结”下,愈结愈深。陈红民:《台湾政坛风云》第151页。
  1983年底,台湾将举行“增额立委”选举,因观念上的分歧与争论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分裂。1983年3-4月,党外人士谢长廷酝酿组建“党外人士竞选后援会”,该会9月18日正式成立。因在候选人上存在着分歧,激进的党外人士于9月份成立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观念上的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使党外势力遭到重创,在“增额立委”选举中,虽然江鹏坚、尤清、张俊宏等人得以当选,但康宁祥、张德铭与黄煌雄均告落选。党外势力在困境中艰难跋涉着。
  1984年9月,由党外人士组成的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跃上台湾政治舞台。该会具有政党雏形结构,费希平任理事长。公政会成立之后,国民党当局震动很大。1984年11月21日,党籍“立委”蔡友士质询“内政部长”吴伯雄,询问公政会成立的“法律”依据。吴伯雄答称:公政会等类似组织为“非法组织”,应自行解散,停止活动,否则将责成有关机关“依法”取缔。
  党外人士闻此讯息后,即刻在吴讲话当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对策。会后党外人士发表声明称:
  (1)“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系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法律”,与后来颁行的“宪法”在人民集会结社自由权上有所不符,其“法定”效力尚有可议。
  (2)目前的其他政党,也都未“依法”登记在案。
  (3)“执政党”应保持宽大胸襟,勿使政治对立升高。
  针对党外声明,“内政部”宣称:政党并不属于一般社团,并不适用一般社团据以成立的“法令”。党外“立委”立即反唇相讥,他们进一步提出两份书面质询,矛头直指“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是否“合宪”。在一场唇枪舌剑之后,党内外矛盾已达极点。
  1985年,党外势力以陈水扁旋风为其先导,展开了同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作为后来民进党核心骨干的陈水扁,这里不能不作扼要介绍。
  陈水扁,1951年2月18日出生于台南官田乡一个佃农之家。因家庭贫困打着赤脚读完小学。1969年,陈考入台湾大学工商管理系,因他酷爱法律,后休学准备重考。1970年他又考入台大法律系。1974年大学毕业至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他始终未与党外反对运动有直接接触。1980年,台湾当局对《美丽岛》事件主角进行军法审判,党外势力组织律师辩护团。当时,台北“市议员”张德铭律师找到陈水扁,要求他为党外势力的龙头老大黄信介辩护。从此,陈也走上了反对派道路。同年年底,陈因替黄辩护关系,也积极在幕后为黄信介之弟黄天福与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助选“立法委员”。1981年,陈水扁与康水木、谢长廷、林正杰打着“民主制衡进步”的旗号参加台北市议员竞选,陈以高票当选。1984年暑假,陈受邀赴美参加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年会。9月返台后紧锣密鼓谈论组党之事,并成立了组党促进会。国民党当局对此刻意打击。10月间,《蓬莱岛》杂志“以翻译代替著作”7字官司爆发,陈以挂名社长身份受牵连。1985年1月12日,法院以“诽谤”罪判处陈水扁有期徒刑一年,外加200万元赔偿金。陈愤而辞去“市议员”之职,并宣布拒绝上诉,以示严重抗议。同年9月赴台南竞选县长,以高票落选,11月18日偕妻子吴淑珍赴台南谢票时,因车祸妻子成残疾。1986年4-5月间,陈探头测风,出任“五一九绿色行动本部”发言人,随即被法院传讯,5月30日判决确定,刑期由1年改为8个月。被判刑后,陈水扁扬言要进行人权进军,顷刻,岛内舆论沸沸扬扬,席卷整个台岛的“陈水扁旋风”是党外在舆论上先声夺人的第一仗。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以“取缔非法组织”为名,要求党外公政会易名。
  面对台湾当局这种公开胁迫,党外势力在克服内部歧见之后,向当局表示绝不退让、妥协的立场。4月,《美丽岛》案服刑人施明德为抗议当局压制民主,镇压异己,在狱中宣布绝食,党外人士在岛内掀起抗议浪潮。5月7日,党外人士数十人,在台北市高举标语牌,举行了抗议“警总”及有关情治单位肆意查扣杂志的请愿示威。这是党外人士30多年来在台北市内第一次抗议当局的联合行动。接着,党外势力又在自己杂志上公开披露了“警总”镇压党外杂志的秘密文件,痛斥当局炮制“中兴专案”及“春风专案”的卑劣行径。

2013年4月6日 星期六

凡尔赛妇女大游行的后果


后果

剩余的国民制宪议会成员跟随国王在随后的两个星期内到了他们在巴黎的新总部。他们很快就居于离杜伊勒里宫近几步之遥的前骑术学校,骑术厅(Salle du Manége)。[17]然而,有五十六名保皇派代表不愿和他们一起,因为他们坚信在首都的群众将会把他们置于危险之中。[51]就这样,十月事件有效的把议会中倾向倾向君主制的代表的权利予以剥离。[52]他们中的大部分代表从此离开了政治舞台,许多人,如穆尼耶,都离开了法国。[52]
相反,罗伯斯庇尔为游行富有激情的辩护很大的提升了他的公众形象。这个事件使他在“粗人”中获得了持久的英雄形象,他的穷人的保护人的形象使他广受赞誉。他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事实独裁者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他在占领议会的时候的行为。[32]
拉法耶特尽管在起初曾经宣布他对皇家的忠诚,也发现他把自己放到离国王太近的位置上了。随着大革命的发展,他被激进的领导追捕以致流亡。马亚尔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巴黎成为了永恒的本土英雄。他后来还参与了其他事件,但是在1794年他被病魔击倒了,辞世时仅三十一岁。[53]对巴黎妇女来说,游行成为令人崇拜的革命经典。人们热烈庆祝“国家的母亲”返回,此后她们的成功都被后面几年的巴黎政府所称颂。[54]
巴黎市长让·西尔万·巴伊(Jean Sylvain Bailly)为国王路易十六返回巴黎举行了恭敬的官方欢迎仪式。一些人直到革命结束都在吹捧国王的归来是大革命的重大转折点。一些乐观的观察人士如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宣称法国将会拥有重新恢复生机的公民和受爱戴的君主立宪制,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52]其他人则持审慎态度,如记者让-保罗·马拉(Jean-Paul Marat)写道:
国王返回巴黎与高尚的巴黎人民再次在一起成了欢乐的源泉。他的出现会很快会促成一些工作来改善境况,穷人不再会被饿死。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确保王室留在我们中间直到宪法被各方所批准,这种欢乐将会如梦一样转瞬即逝。《人民之友》分享了亲爱的公民的欢乐,但会保持时时的警惕。
将近耗时整整两年,法国第一部宪法于1791年9月3日签署,它的诞生是由于其他轰动的事件而引发。游行后,国王路易十六试图以他受限的权力参与工作,但几乎未获支持。他和其他的皇室成员事实上成了杜伊勒里宫里的囚犯。绝望中,他于1791年6月试图逃往维也纳。在与皇家卫兵一起出逃后,国王再次被公民和国民卫队抓住并拖回了巴黎。国王被迫屈尊接受了宪法,宪法剥夺了国王的王权,比以往公布的内容更甚。国王的命运最终跌宕止于1793年的断头台上。[55]
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二世(1747年–1793年)

[编辑]奥尔良派阴谋论

当妇女游行进行的时候,就有怀疑的眼光注视着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二世,看他会对游行做出何种反应。路易·菲利普二世是国王路易十六的堂叔,积极支持君主立宪制,而且他自认有资格在这样的制度下当国王也是公开的秘密。尽管大量关于他在与十月游行有关的行动的断言未被证明,但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视他为一位游行的重要煽动者。[51][56]公爵现在以代表的身份在议会中出现,同时代的人描述他在围困的时候面带热情的笑容与反对者走在一起;许多人甚至还高呼诸如“这是我们的国王!奥尔良国王万岁!”之类的话向他致意。[57]许多学者确信奥尔良公爵花钱雇人在暗中煽动集市上的不满情绪,利用妇女要求面包的游行迫使国王返回巴黎。[58]还有人提议他以某种方式与当时议会中最有权势的米拉波协调利用游行推进制宪时间表。[59]还有一些人竟然断言群众是由奥尔良派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安托万·巴纳夫(Antoine Barnave)、皮埃尔·肖代洛·德拉克洛(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及艾吉永公爵阿尔芒(Armand, duc d'Aiguillon)所引导,他们穿妇女的衣服乔装打扮混在“粗人”里。[60]然而最重要的历史记录都将公爵有关描述为辅助性的,机会主义行为既不能发起十月事件也不能阻止它。f对公爵是否同谋也做了调查,但是未获证实。但是层层疑云依然使得国王以一个外交使命的理由将其支出法国。[51]他于第二年夏天返回法国,恢复了他在议会中的地位,同时与米拉波一起被免除了在游行中的任何不当行为的罪责。随着大革命朝恐怖统治方向发展,公爵的皇家血统及贪婪成在激进领导人心中被视为有罪,最后他于1793年11月被处死。[61]

[编辑]遗存的影响

凡尔赛妇女大游行是法国大革命中的标志性事件,其影响可与攻占巴士底狱等量齐观。[49][62][63]对于后继者,游行树立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典型,是群众运动力量的象征。议会席位的占领为未来创造了一个模板,预示着暴民政治将会频繁的影响随后的巴黎政府。[23]但是粗暴的、决定性的入侵王宫本身意义非常重大,攻袭消除了君主制不可战胜的光环。这标志这国王抵抗改革浪潮的结束,他再也没有公开做出阻止革命的努力。[64]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凡尔赛妇女大游行是“对皇权的巨大打击,从此再未恢复”。[23]

[编辑]注释

  • ^  Journée(字面意思为日,天)常用于指法国大革命中任何的群众性起义:这样凡尔赛妇女大游行在法语里通常称“十月事件”。英语历史学家更喜欢用描述性的称呼,多数采用(见see Doyle, Schama, Hibbert, Wright, Dawson, et al)一些带有“妇女游行”的其他的名字来凸显行动中集市妇女的先锋作用。
  • ^  即巴黎市政厅,位于格列夫广场(今市政厅广场)。
  • ^  托马斯·卡莱尔反复称他为“狡猾的马亚尔”或“机智的马亚尔”。
  • ^  Poissard (复数为poissardes),字面意思为卖鱼妇女,是当时称工人阶级妇女的词,这里译为粗人。由法语poix(松脂、沥青)派生而来, 有时候和她们高度风格化的市民俚语同义。[27]
  • ^  米奥芒德留下来等死但却活了下来,成了保皇党的英雄。西蒙·沙玛的索引中给出了他的全名是François Aimé Miomandre de Sainte-Marie,卡莱尔给出的第二个士兵的全名是Tardivet du Repaire。
  • ^  一些作家,如Hibbert和Webster,将游行的巨大影响归于公爵;多数权威的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认为他的作用没这么重要。Lefebvre和Soboul则形容奥尔良派的行动仅仅是一些普通的政治伎俩,若不是糟糕的经济环境激发了民众,这些行为几乎都是没作用的。Schama和Doyle则描述公爵与形势毫不相干。

[编辑]参考

法国大革命:凡尔赛妇女大游行 终结国王独立权威


一副描绘1789年10月5日凡尔赛妇女大游行的插画
凡尔赛妇女大游行(法语:journées révolutionnaires des 5 et 6 octobre 1789,直译为1789年10月5日及6日革命日),有时候又称十月游行、 十月事件凡尔赛游行,是法国大革命最早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1789年10月5日游行巴黎集贸市场的妇女中开始,她们已经不堪忍受高企的物价及面包的短缺。她们的集会很快演变成寻求自由主义政治改革及法国君主立宪制的革命活动。市场妇女与她们的各种同盟人数增长到数以千计,在革命鼓吹者的鼓励下,她们洗劫了城市军械库,并向位于凡尔赛的皇宫游行。群众包围了王宫,通过一系列戏剧性的暴力对抗,她们成功的将要求推到国王路易十六面前。第二天,她们迫使国王、国家的家庭及国民制宪议会同她们一起返回巴黎。
这个事件有力的终结了国王的独立权威。游行标志着一种新的力量均衡形成,法国贵族享有特权的传统遭到破坏,被称为第三等级的普通国民则受惠于此。凡尔赛游行是法国大革命各种事件中汇聚人数最多的,证明了这是革命的决定性时刻。

目录

  [隐藏

[编辑]背景

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以革命法令形式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使革命达到最高潮
当十月事件a爆发时,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十年,即1789年–1799年,才刚刚拉开序幕。革命的暴力能量还未被充分认识到。不到三个月前,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武装叛乱的浪漫观点迷惑了公众的想象力。受此影响的新兴力量,普通的法国市民——特别是那些居于首都巴黎的民众——激发了参与政治及政府的新的愿望。他们当中最贫困的人几乎仅关心食物问题:多数工人花费近半收入用于面包。攻占巴士底狱后,巴黎物价通胀及严峻的供应短缺成为常态,并在本地集贸市场上引发各种暴力事件。[1]
国王的宫廷和国民制宪议会的代表都舒舒服服的住在凡尔赛的皇家宫殿里,在那里他们对法国政治系统发号施令。在攻占巴士底狱几周后,改革派代表设法通过了扫除困难的法令,包括革命性的八月法令(正式废除了多数的贵族及教士特权)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2]现在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制定一部永久的宪法,君主主义者和所有程度的保守派迄今也无法抵抗改革派的冲击,但是到了九月,他们的立场开始发生改变,尽管是很轻微的。在立宪谈判中,他们能确保国王的立法否决权。许多改革者对此感到骇然,而谈判在争论中显得波折重重。[3]
宁静的凡尔赛,象征着皇室的权力,对改革者来说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他们的大本营在巴黎。这个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在西北方向不到21千米(13英里),步行可达。改革派代表发现四百或者更多的保皇派正在努力将议会转移到遥远的图尔的王宫中,那是一个比凡尔赛更不友善的地方。[4]更糟糕的是,许多人害怕国王倚仗日益增多的皇家军队可能会解散议会,或者至少否认八月法令。而国王也确实考虑过这么做,在9月18日他发布了一个正式的声明他仅认可法令的一部分,代表被激怒了。[5]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国王在10月4日声称他对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持保留意见。[5]

[编辑]早期计划

尽管革命后产生了神话论,但游行不是一个自发的活动。[6]大量要求在凡尔赛大规模游行的事情已经产生;一个在巴黎皇家宫殿间广受欢迎的演说家,圣于吕日侯爵(marquis de Saint-Huruge),就要求在8月举行游行以清除那些保护国王否决权并蓄意阻挠的代表。[7]尽管他的努力被阻止了,革命分子还是继续保持着去凡尔赛游行迫使国王接受议会法律的想法。[7][8]皇宫里的演说家提到游行将会有规律的贯穿下个月[9],这使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二世产生持久的疑心。[10]在凡尔赛游行的想法广为流传,甚至在1789年9月5日的《法国信使》(Mercure de France)上都有篇幅讨论。[6]一种恐慌感在空气中弥漫,[11]许多贵族和外国人逃离了这令人难以忍受的气氛。[12]

[编辑]皇家招待宴会

1789年晚些时候,国王的战争大臣圣牧伯爵弗朗索瓦-埃马纽埃尔·吉尼亚尔(François-Emmanuel Guignard, comte de Saint-Priest)指示精英皇家佛兰德斯军团开进凡尔赛。这些佛兰德士兵是想用来扩充王宫中业已存在的瑞士近卫队的力量。瑞士近卫队负责保护皇室及政府成员的个人安全。[13]10月1日,凡尔赛的军官为新来的军队举行了一场欢迎招待会。皇家成员也参加招待会,夜色渐深的时候,士兵的举酒祝辞频频宣誓效忠国王。[12]
奢华的招待宴会无疑是对那些忍受着严重短缺的人的蔑视,但是据《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及其他煽动性的报章报道招待会完全是饕餮狂欢。最糟糕的是,所有报纸都不无蔑视详细报道了三色帽章被视为亵渎;醉酒的军官说已经对这个国家的象征留下印记并声称他们只效忠白色帽章的波旁王朝。这些关于皇家招待宴会绘声绘色的流言蜚语激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慨。[13]

[编辑]游行开始

游行妇女在行进在去凡尔赛的路上受到围观者的欢呼(1842年插画)
10月5日清晨,一名年轻的妇女在一群对长期短缺和高价面包感到愤恨的妇女边上敲响了游行鼓声。她们的起点在巴黎东区的市场,称为圣安托万近郊(Faubourg Saint-Antoine),愤怒的妇女们强迫附近一个教堂敲钟。[14]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起来,形成一股焦躁不安的能量,游行开始了。附近市场上更多的妇女加入了进来,许多人手持菜刀或者其他临时的武器,教堂钟塔的警报响彻数个区。[5]在鼓吹者的驱动下,人群到巴黎市政厅(Hôtel de Ville)b聚集,他们仅要面包,不要武器。[5]随着更多的妇女及男人到达,市政厅外的群众达到六千到七千人,[15]也有可能有一万人。[10]
其中有一人就是无畏的斯坦尼斯劳斯·马亚尔(Stanislaus Maillard),[16]他在攻占巴士底狱中表现突出。[17]他急切的拿起自己的鼓并发出极具感染力的呼声“到凡尔赛去!”(à Versailles!)[18]。马亚尔在市场妇女中是知名人物,[16]人们的欢呼使他非正式的取得了领导地位。尽管不是一个温和的人,c马亚尔还是以人格力量抑止了游行群众最坏的本能;他营救了市政厅的供给官,他曾跳上灯柱试图保护储备物资。[16]市政厅的储备品及武器被大量涌入的群众洗劫,但马亚尔阻止了人民将它整个烧毁。恰在此时狂暴的民众注意转向了凡尔赛,他们重新回到街上。马亚尔代表妇女团队的领导,对行进队伍下达了一个宽松有秩序的命令,引导群众在雨中走出城市。[12][19]
当他们离开后,成千的国民卫队(la Garde nationale)士兵被召集到巴黎市政厅广场[20]他们在巴黎的总司令拉法耶特侯爵沮丧的发现,他的士兵大多数赞同游行,并在鼓动者的影响下不断加入其中。虽然拉法耶特侯爵是法国最伟大的军事家,但他也无法阻止他的军队涣散,他们开始威胁要开小差。巴黎市政府告诉拉法耶特引导他们的行动,而不是成为无政府的暴民;他们还指示他要求国王自如的返回巴黎以满足群众。拉法耶特派一名骑师加急驶往凡尔赛报信,说估计他的士兵可能会哗变。他也清楚的知道许多士兵公开说如果他不领导他们游行或者阻止他们就会杀死他。[21]下午四点,一万五千人的士兵和数千晚到的市民前往凡尔赛。拉法耶特不情愿的领导着纵队,希望能保护国王和公共秩序。[22][23]

[编辑]游行目标

市场妇女的饥饿及绝望是这场游行最初的动力,[24]但是搜索面包不久就发展出更多的目标。市政厅已经对愤怒的市民开放了它那丰富的仓库,但是人们仍不满足:他们不是只要一顿饭而是要求保证面包能再次丰富及廉价。饥荒对第三等级的下层人民来说是真正永久挥之不去的恐惧,还有人说贵族阴谋饿死他们,这则传言广为流传,人们都此深信不疑。[5]
同时,在游行者中达成了一般共识,即他们要惩罚胆敢冒犯的佛兰德斯军团及皇家瑞士近卫队。[15]在引起游行的那场声名狼藉的招待宴会被归结为政治因素之前,两者作为外国雇佣兵就已被广泛嫌恶。[24][25]藏于群众的筹划者开散布消息说国王将会把他的皇家侍卫全部解散,并全体替换为爱国的国民卫队。一连串的争论在拉法耶特的士兵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共鸣。[16]
这两个广泛的目标与第三个目标的结合很大程度上是革命者的想法,即国王和宫廷及议会必须移往巴黎与人民居住在一起。只有当外国士兵被驱逐,食品得到确实的保障,法国才算是被一位“与自己人在一起”的人所领导。该计划呼吁各个层面的群众予以支持,即使那些天真支持君主制的人们(多数是妇女)也感到这个带“好爸爸”回家的想法是个令人欣慰的好计划。对革命者来说,保留他们最近的立法及创造的宪法是至关重要的,由巴黎的改革者将国王锁定会提供最佳的环境来保障革命的成功。[26]

[编辑]围困王宫

1789年凡尔赛地图
游行群众从巴黎行进到凡尔赛用了大约六个小时。在他们随手拿来的临时武器中,他们从巴黎市政厅拖来了几门大炮。[5]他们热闹的、充满活力的招募了更多的跟随者(或受到感染而加入),在秋雨中如一股洪流涌出了巴黎。在他们模糊不清但激进的“粗人”俚语中,d他们满腔热情的谈论着要带国王回家。[27]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他们口中则变成了“贱货”和“婊子”这类的词语;许多人毫不避讳的说要让她死。[28]

[编辑]议会的占领

当群众最后达到凡尔赛的时候遇到了另一群从周边地区汇聚而来的人们。[29]议会成员向群众致意并邀请马亚尔进入会议厅,马亚尔严辞谴责了佛兰德斯军团并诉说了人民需要面包。当他讲话的时候,不安的巴黎市民涌入了议会,并挤满了长椅。饥饿、疲乏及从雨中带来的满身泥污证明了群众的围困只是要求食物。未设防的代表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游行人群。游行人群将大多数演讲者都喝倒彩赶了下去并要求听广受欢迎的改革派代表米拉波(Mirabeau)的演说。[30]大演说家拒绝在煽动群众中演讲,但无碍他与市场妇女不拘礼节的亲密交流,他坐了一阵,甚至有人坐在他的膝盖上。[31]一些其他的议会代表也热烈欢迎游行者,包括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那时他的政治主张还相对比较模糊。罗伯斯庇尔对妇女和她们所处的困境表示了强烈的支持与同情,而他的表态也获得了好感;他的游说极大帮助软化了群众对议会的敌意。[32]

[编辑]与国王谈判的代表

没有太多的选择,议会主席让-约瑟夫·穆尼耶陪伴市场妇女代表团前往觐见国王。[33][34] 六名妇女被游行群众选出,护送进入国王的房间,她们向国王诉说群众遭到的困苦。国王富有同情的做了答复,用他的个人魅力给妇女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名妇女甚至昏倒在他脚下。[31]在简短但愉快的会见后,国王安排从皇家仓库中支付食物,并做了更多的承诺。[35]一些群众感到他们的目标已经圆满达成。[34]大雨再次在凡尔赛倾注,马亚尔和一小群市场妇女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了巴黎。[36]
然而多数群众并未感到慰藉。他们纷杂的站满了宫殿地面,并传言说妇女代表团被欺骗了——王后肯定会迫使国王不信守承诺。[37]深感被危险包围的国王路易十六与他的顾问探讨当前的形势。在傍晚六点钟,国王做出了一个迟来的举动以平抑持续上涨的暴乱的趋势:他宣布无条件接受八月法令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34]
在傍晚的晚些时候,拉法耶特的士兵的火炬亮光接近了巴黎的街道。拉法耶特立即离开他的军队并觐见国王,忠诚的宣布“我将誓死保卫国王陛下”[38]外面,拉法耶特的士兵和游行者互相打听,一起度过了不安的夜晚。许多群众抨击拉法耶特是个叛徒,抱怨他阻止离开巴黎并拖慢游行。[39]当晨曦升起的时候,士兵与妇女们结成同盟,群众的精力又恢复了,他们继续粗暴的喧闹着。[40]
国王在凡尔赛宫的寝室

[编辑]攻击王宫

早晨大约六点的时候,一些抗议者发现了一个王宫的小门没有护卫把守。他们从那里进入王宫,并快速的搜索王后的寝室。皇家士兵立即在王宫里关闭大门,隔离走廊及那些被侵入的区域,在大理石庭院(Cour de marbre),向入侵的群众开枪,杀死了一名年轻人。[37]其余的人被激怒了,如潮水般的涌入。[41]
有两名特别勇敢的卫兵,米奥芒德(Miomandre)和塔尔迪瓦(Tardivet),分别单独试图压制群众但是失败了。[41]e群众狂怒的爆发有如野蛮人一般将塔尔迪瓦的头扭了下来并挂在长矛上。[42]在破坏声及尖叫声中,王后赤脚与侍女仓皇逃往国王的寝室,她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门锁上,将喧闹声隔离在外。[42]她们与死神擦肩而过,差点没有及时从门口逃脱。[41][42]
混乱持续中其他卫兵也被攻击,有更多的卫兵被打死并把他们的头挂在矛上。[43]最后,狂暴的攻击有所减弱,使得拉法耶特的士兵和皇家侍卫可以沟通。这些部队有过合作的历史并且有军人互相尊重的理念。是拉法耶特使这种场面达成,他此前刚刚筋疲力竭的抓住几个小时休息。两队士兵在他富有魅力的调停下和解了,皇室得救了,脆弱的和平在王宫里得以建立。[43][44]
拉法耶特侯爵(1757年–1834年)

[编辑]拉法耶特的调停

尽管斗殴已经停止,两队军人清理干净了王宫,但是外面群众仍然到处都是。对皇室有救命之恩的拉法耶特劝说国王应该对民众发布讲话。当这两人走到阳台上时,有人意外的喊道:“国王万岁!”(Vive le Roi!)[45]稍有安心的国王简短的传达了他返回巴黎的意愿,并说这是“出于对我的高尚和忠诚的子民的爱”。民众欢呼,拉法耶特把一个三色帽章别到离国王最近的侍卫的帽子上更加激起了民众的喝彩。[46]
拉法耶特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在阳台上
国王离开后,狂喜的群众也要求王后也像国王那样接见,并大声要求王后出现。拉法耶特引领王后到同一个阳台上,同时由她的小儿子和女儿陪伴。对孩子恶言相向的人被带走了,这似乎就要上演一场弑君惨剧了。然而,当王后站在那里,毫无设防并平静的将双手交叉于胸前,群众——一些甚至刚才用步枪对准她的方向的人——都被她的勇气所感染。瞅准这个形势可能不太继续恶化的机会,拉法耶特恭敬的跪下并对王后行吻手礼,在这个引人注目的时刻以他超凡的判断力将群众的狂怒巧妙的排解掉了。示威者以缄默回以敬意,随后许多人欢呼了起来:“王后万岁!”(Vive la Reine!),王后随即离开。[46]
游行令人惊异向好的方向转变化令形势化险为夷。但是许多观察到阳台情形的人认为那只不过是没有得到长时间共鸣的闹剧。[17][23]然而王室的出现还是让他们感到高兴,群众坚持要求国王应该同他们一起返回巴黎。[17]

[编辑]返回巴黎

1789年10月6日下午一点左右,大队人群陪着国王及补足的一百名代表返回首都。这次由国民卫队开道护送。[17]目前群众数量已经增长到超过六万人,回程花了大概九个小时。[47]游行队伍看起来很欢乐,士兵将大块面包挂在他们的刺刀上,一些市场妇女高兴的骑在缴获的大炮上。[35]然而就算群众风趣的歌唱着他们的“好爸爸”,他们内心的暴力性也不能因此被误读;欢庆的枪声从皇家马车上飞过,一些游行者甚至还拿着挂着凡尔赛遇害士兵的头的长矛。[48]游行是一副战胜了旧制度的场面,现在所有人都明白国王只能完全为人民效劳了。[49]
杜伊勒里宫,位于城市深处,塞纳河畔,对皇室来说是一处黑暗和不舒适的住处[50]
没人知道对国王来说这是否发自内心。在抵达自路易十四时代起就被荒废的杜伊勒里宫后,人们要求国王下令时,他异常缺乏自信的回答,“每个人都去自己愿意去的地方吧!”然后他愠怒及辛酸的要求从图书馆借来一本废黜查理一世的历史书来看。[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