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台湾“省议会”14名党外“议员”，以国民党用表决方式强行通过“台湾省政府委员会委员超额预算”，“不符合省议会法规”为由，集体退会，抗议国民党控制“省议会”，不尊重“议员”权利；并发表辞职声明，提出改革国民党在台的“政治运作”。该声明毫不隐讳地说，他们希望通过辞职这一“坚决行动”，能唤起全台湾民众的觉醒，“造成政治改革的契机及民主法治的早日实现”。
上述事件是继5月7日数十名无党籍人士为抗议当局大量查禁党外杂志而举行请愿活动之后的又一震惊台湾政坛的事件，是对国民党统治的一次示威与公开挑战。事件发生之后，6名党外“立委”共同发表声明，支持14名党外“议员”辞职，并两次集体退席，以示对当局抗议。为迎接年底大选，使党外力量在选举中重新集结，10月中旬，组织了党外中央后援会，进行统一提名推荐，以对抗国民党强硬的提名策略与情治单位的各种监视、干扰和破坏活动。
恩威并施
国民党高层面对党外势力的不断进攻，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一种主张坚决镇压，一种意见恩威并施。蒋经国当时心情复杂，出于种种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必须在国际舆论中维持其多年苦心塑造的民主橱窗形象。同时，蒋经国又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态，极力限制党外运动的生存空间，并企图对党外势力创办政治杂志、利用“议会”质询、参与选举三种主要动作形式实施进一步打击。
其一是加强对党外杂志的查禁、扣压，并对党外核心人物予以迫害。据港台报载：仅1985年1-4月，党外杂志被查禁71次之多，查禁率高达90%。6月份，国民党新闻机构又勒令《民众日报》停刊一周，理由是“严重为‘敌人’张目”。
其二是对党外人士利用“议会”讲坛斗争形式采取新策略，或是打疲劳战术，或是进行种种起哄。对党外“议员”多次提出的质询，或不予解答，或顾左右而言他。对党外人士提出的议案或是议而不决，或是强行否决。在5月16日“省议会”党外“议员”集体辞职事件中，国民党当局先是惊慌失措，继而采取“降低冲突”和分化瓦解的策略，转移民众的视线。另一方面则借以玩弄利诱威胁的阴谋诡计，对党外“议员”进行分化、离间及各个击破的伎俩，以瓦解党外“议员”的集体行动。台湾《亚洲人》1986年第19期。
其三是全力以赴阻止党外人士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获胜。由于国民党各级主管在选举中假公济私，党外势力在11月6日台湾地方省、市“议员”、县市长选举时举行抗议活动，并同警方发生冲突。国民党当局为制止事态扩大，出动宪警镇压，并逮捕了黄志诚、郑万居等11人，国民党的行径再度遭到党外势力的抗议。
随着党内外斗争的激化，党外势力进一步朝着争取组织化与合法化的方向发展，掀起了一个反“戒严”、反迫害的斗争浪潮。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国民党被迫从对外的镇压政策逐步转变为容忍、让步政策。
许信良闯关
党外势力争取组织化与合法化的斗争是从1986年初开始的。是年春，党外公证会决定成立地方分会。台湾当局欲以“不合法”为由，扬言予以取缔。党外公证会于4月18日晚召开理事会，讨论对国民党当局既定立场的态度。理事长尤清声称：公证会筹设分会是党外组党的准备步骤，一旦国民党动手取缔，将可能促使加快组党的步伐。1986年4月19日《自立晚报》
5月1日，党外人士许信良、谢聪敏、林水泉等人在美国纽约组建了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许信良任临时主席。该委员会发表声明称：组党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了“争取人民组党的权力”。该党正式成立后将于1986年底台湾举行大选之前，由许信良带队迁党回台，“突破党禁”。许信良声称：“我们三人回台湾，虽不一定会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结果，但前途未能预卜，然而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就是有人甘冒‘入地狱’的危险。人们必须要带头，我们三人有信心。”新华社1986年5月2日纽约电。其二是加强民主运动。该组织成立时有113人，其中包括江南遗孀崔容芝、陈文成遗孀陈素贞、施明德妻子艾琳达等，该组织也包括“台独”分子。台湾当局对许信良等的行动极端重视，警方也密切注意他们的行踪。许信良等人后来为迁党回台，演出了闯关一幕。
与台湾民主建党委员会成立同时，中国国民党同志行动委员会也在美宣告成立。该会总联络人陈抗生说：设立此会是因为一些党员对国民党现有组织没有信心。希望利用海外较好的条件，将失散在各地的国民党党员及留学生组织起来，激励国民党，并在整个中国的架构下，加速民主步伐。他还认为该行动会或许和大陆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基本方向上并无差异，但后者了解大陆的情况，而行动会对台湾的情况较清楚，两者不致重叠。陈抗生还宣布，该行动会的宗旨是：
(1)承认中国领土上现有两个政权的存在；
(2)反对台湾独立；
(3)追求中国统一的目标。
陈还要求台湾当局充实或改革现有“中央民意机构”；试行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严禁选举舞弊等。1986年5月7日《美洲华侨报》。
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经国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被迫作出让步，答应允许党外公政会成立地方公会，但提出须以改名和登记作为前提条件。与此同时，在中介人的斡旋下，国民党当局开始与党外人士进行“政治沟通”。当党内外关系再度紧张时，台大教授胡佛、杨国枢、李鸿禧等人企图通过“政治沟通”手段化解党内外对峙情绪。此一主张被“总统府顾问”、前“监察委员”陶百川得知，他深知此时党内外沟通有助于彼此理解与政治和谐。陶百川借蒋经国召见之机，面陈“政治沟通”的必要性及意义。蒋经国对陶百川的建议深表赞同。1986年5月7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就党内外关系作指示说：中央政策委员会应本着诚心诚意，与社会各方面人士进行意见沟通，以促进政治和谐与民众福祉。针对党外争民主情况，蒋经国强调，“厉行‘民主宪政’的决心绝不改变，但任何足以破坏团结和谐、危害‘国家’安全以及影响全民利益的行为，不仅是‘法律’之所不许，根本与全体民众的愿望相违背”。《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10页。
蒋经国上述讲话表明国民党当局对党外势力的镇压政策已转变为沟通政策。此后陶百川的主张也获蒋经国批准，陶邀约胡佛等3人面商沟通事宜，决定于5月10日当面沟通。当党外代表邀请函发出之后，部分党外激进派人士不赞成沟通。党外公政会台北分会人士突然宣布正式成立台北分会。此种做法引起台湾情治机构不满。虽有党外公政会台北分会的节外生枝，但到5月10日，除党外黄天福外，原先预定主客均按时到会参加第一次党内外沟通。国民党方面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政策委员会三位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和黄光平。据中介人李鸿禧回顾第一次沟通会议时说：经过你来我往的争论辩难，到最后，与会人士对共同关切的问题达成三项结论：
(1)参加人士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具有共识，至于如何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仍有待于继续磋商；
(2)参加人士对公政会与其分会的成立都表示同意，至于对登记及名称问题，仍有不同意见，有待于进一步磋商；
(3)参加人士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要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
对于此次沟通会议，港报曾评论说：
“国民党与在野党人士的去年相互对立，彼此猜忌不信，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为党外公政会及其地方分会的扩充成立，党内外急剧冲突已达沸点，朝野民间正为一场巨型风暴是否即将发生而惶惶不安时，通过这次沟通会谈，双方竟然能仍同桌共席地检讨政治环境，异中寻同地理出若干共识，不惟使一场政治冲突缓和下来，而且启开彼此互信之门”，这实是“政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契机”。香港《百姓》半月刊1986年7月1日。
第一次沟通会议之后，“乍现的和谐曙光”很快又被层层乌云遮蔽。一方面党外阵营完全不理会公政会与地方分会的登记名称仍有待磋商的决定，而是援引国民党同意公正及地方分会成立，在南北各地纷纷筹组成立。5月19日，《自由时代》系列刊物负责人郑南榕发动了“五一九绿色行动”。公政会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党外人士指挥请愿队伍到“总统府”前广场请愿，要求台湾当局立刻“解除戒严”，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在此情形之下，公政会负责人又传出不拟出席5月24日的党内外的沟通会议，而改派层次低的人员出席。此消息使蒋经国及中介人士感到：党外人士反复无常，不易相处。
另一方面，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原就不懂多元社会中民主的妥协之重要意义。他们看到党外人士与国民党代表平起平坐，沟通意见，协调办法，就坐立不安愤怒难熬。有些保守学者批判国民党中央的沟通政策为丑剧，坚持国民党要对“敌人”革命，否则就等于向“敌人”无条件投降。甚至有自称“中国国民党忠贞爱国党员自救行动促进会”者，散发《为五一零沟通丑剧告全党同志书》的传单，不仅指斥陶百川、胡佛、杨国枢、李鸿禧，而且盼蒋介石显灵，赋予蒋经国以智慧、勇气、魄力与决心，不要再姑息党外，以免死无葬身之地。与此同时，情治机关查封了党外人士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杂志，并以“诽谤罪”严判党外《蓬莱岛》案，郑南榕被逮捕。
国民党当局在一面沟通之时，一面实行镇压之策，引起了台湾舆论界的强烈批评。党外人士在各地纷纷举行坐监惜别会、告别演讲会，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被判刑的党外人士林正杰说：最近他和党外一连串的人以不同罪名被判下狱的主要原因，是台湾“司法”欠缺独立和公正；同时，也因他在党外“首都公正会”中全力促成组党时间表等，触犯了国民党的最大禁忌。国民党当局一面喊沟通，一面又大肆抓人，是担心党外运动继续发展下去，变得无法控制。香港《镜报》1986年11月。党外人士开展的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民众的参加。同时，这些活动也加速了组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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