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奇罗娃：俄国八零后——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人很多

纳塔利亚·克鲁奇罗娃：俄国八零后——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人很多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容忍政治现状的俄国青年现在不再容忍了？

　　就在选举前不久，他们维修了我们院子里的幼儿园的屋顶。但并不是出于关心孩子的缘故，不是，真正的原因很简单：该幼儿园临时作为投票站。统治者的逻辑同样很简单：如果人们在投票时，水从屋顶上漏下来，选民可能感到恼火，会把选票投进错误的票箱。这等于是说选民没有注意到过去几年里水一直滴在孩子们的头上（屋顶总是在选举前才开始修理）或者人们从来没有把屋顶漏雨和脑满肠肥的政客联系起来。好像人们只是每隔四年才用一下脑子，即只有在前来投票箱投票的时候才行动。

　　这几乎就是杜马特征的总结：厚颜无耻、完全相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极端蔑视民众。所以，人们很自然地询问：什么样的民众会容忍这样的政府？在我看来，“容忍”这个词用在这里完全不合适，因为容忍意味着承认情景的耻辱一面，但我们已经变得习惯于这种情景，已经视而不见，就好像厚颜无耻的政府是俄罗斯人民生活中的永久性特征，就好像俄国短暂的夏天或春天和秋天潮湿的道路，就像大都市的居民很少注意到他们呼吸的空气是有毒的。

　　政治自由在俄国从来就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甚至具有批评精神的人也不习惯于把社会作为整体来思考，许多人真的没有注意到幼儿园漏雨的屋顶和杜马选举的关系。政治是一回事，生活是另外一回事。俄国社会，尤其是我们八零后一代，是极端去政治化的，这多多少少给予政府无限的自由。我们不关心政府正好中了政府的意。

　　当然有一些人，有很多人肯定发现了这种联系，但即使他们也没有卷入政治活动。原因如下：第一，俄国的整个政治制度---从村级苏维埃到联邦委员会都是建立在谎言、盗窃、追求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即使一个诚实的人在参与政治后最终也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这个游戏，否则他就会被不那么正直的同事给“吃掉”。这就是为什么诚实的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用其他的方式参与公民社会。难怪志愿者活动最近一些年成为普遍现象。

　　第二，长期以来，俄国既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个人自由。在整个20世纪，专制国家企图控制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已经不同了。国家不再介入个人生活，不再介入家庭或人们的内心活动。而且，许多国民对国家也没有多少要求。民众的生活不受打扰，他们不再因为阅读禁书被杀，他们可以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听什么音乐就听什么音乐，想到国外旅游就到国外旅游，甚至可以思考国家应该如何改变，这都没有问题。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互不干涉协议：你不打扰我们，我们也不打扰你，用摆脱政治来换取过自己想过的那种生活的权利。长期以来，这似乎让双方都感到满意。

　　当然，对那些敢于违反该协议的人，那些管闲事或破坏现状的人，国家从来就没有心慈手软而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打击民权积极分子、谋杀调查性记者、残酷镇压抗议行动等，所有这些就像社交网络或者公共场所的安全检查一样都是时代的症状。换句话说，在俄国，维权不仅困难而且危险。你不能指责任何人不愿意拿生命冒险。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英雄或者战士。

　　而且，在俄国没有具有任何政治力量的反对派，没有一个反对派政客是我愿意真正投票给他的，没有一个政党是如果我加入进去而不会感到尴尬的。令人悲哀的是，多数反对派都是骗子、疯子或者不切实际的狂热分子。

　　这里有一个发生在一个城市的典型故事，公众中有人抗议地下停车场的建设。抗议活动非常激烈，有抗议书甚至还有绝食罢工。最后，州长宣布他准备会见民众，聆听民众的呼声。第一个抗议者是当地的历史学家，他站起来说“从前这里从来没有地下马厩，现在为什么要建设地下停车场。”接着第二个抗议者是图书管理员。她站起来说“地下停车场有个糟糕的氛围，是负能量。”州长是该地区属于民主党派的唯一领袖，礼貌地让两位发言之后询问是否还有其他人补充。没有，一个也没有。地下停车场的建设当然继续进行。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当然也是令人感到非常悲哀的原因。俄国的大部分人对政府感到满意，因为政府官员恰好就是这多数人中的同样家伙，不更好也不更坏，当官的和民众一个德性（换句话说，政府的毛病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政客捞钱，普通民众也捞钱，只不过规模更小些。总统的行为非常可恨，普通民众也是如此，只不过不在电视上而在自己家里。那么，今年12月10号俄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真的发生了变化还是一场幻觉？这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千百万人到底一下子从哪里冒出来的？反对派最近搞的一些抗议活动最多能动员一百多个人参加而已。

　　那个周六，我的所有朋友都来到了沼泽广场（Bolotnaya Square）。甚至那些我从来也想不到会对政治有任何兴趣的人，我从来也想不到他们会参加抗议活动。突然之间，在他们身上发生了神奇的事，突然之间他们觉得不能不参加活动了。但如果有人问你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唯一的答案或许是模糊的“我们已经受够了”或者“要让他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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