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6日 星期六

收购西方学校 中共悄悄启动文化洗脑战

 大纪元

最近,英国媒体报导说,中国大陆企业在海外开始大量收购学校。

这些企业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国家,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甚至在南美、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在悄悄收购学校。

英国《每日邮报》在2月21日发表的长篇调查文章中表示,单单是英国,过去数年间,中国公司已经买了17所学校,报导警告说,这次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新冠病毒)大瘟疫对英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很多私立学校陷入财政困境,可能会成为下一波的收购目标。

文章揭示,在这17所学校中,有9所的新的拥有者,其创始人或老板与中共最高层有关联,而且这些中国“民营企业”里,多家都被发现设有中共的“党支部”。

其中,在英国收购了三间私立学校和一个教育机构的博实乐教育(Bright Scholar)公司,其母公司碧桂园的创始人杨国强,今年1月8日在该集团年度工作会议上就公开强调,“爱党爱国家是碧桂园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任总裁兼党委书记莫斌也公开表示,要把“骨干培育成党员、把党员培育成骨干、把党员骨干培育成企业高管”。

博实乐收购的英国教育集团(CATS Colleges Holdings Limited),旗下有包括美国波士顿、英国剑桥等在内的五个校区,并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还拥有10所国际语言学校。

中国企业收购学校,都会强调是要“抢占利润丰厚的美欧私立学校市场”,但中国媒体对此的相关报导,也把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学校和教育机构,描述为中共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比如在自己网站的介绍上,到海外收购学校的中国企业,明确表示收购行动是响应“一带一路”计划;而中共中央2019年发布的15年教育计划中,明确鼓励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

“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听起来,怎么像是美国左派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啊!

实际上,中国企业收购美国的学校,早就开始了。

彭博社2018年报导说,中国企业当时已经购买了波士顿的海湾州立学院(Bay State College)、纽约的道林学院(Dowling College)、新罕布希尔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学院(Daniel Webster College)和贾斯特学院(Chester College)。

海湾州立学院是在2017年11月,被北京安博教育集团(Ambow Education Group)收购的;而倒闭了的贾斯特学院,则是在2015年被嘉汇教育集团(Jiahui Education)收购;之后,嘉汇将其改为布希学院(Busche Academy),成为主要招收中国学生的寄宿学校。

另外,美国前总统川普(特朗普)曾经受训毕业的纽约军事学院(New York Military Academy),在2015年10月,以1,600万美元的价格拍卖出售给了中国公司搜房网SouFun Holdings Ltd,通过非营利机构“自然保护研究中心”,买下了这所1889年创立的学校。

更多中国企业收购美国学校的行动还包括:

▪位于犹他州盐湖城的国际学校(Americ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Utah,AISU),在2016年11月被中国的51Talk无忧英语战略性投资收购;

▪马萨诸塞州的圣保罗学院(St. Paul's College),在2017年12月被新华教育投资公司(Xinhua Education Investment Corporation)收购;

▪纽约国际学院(IANY)被山东科文投资控股集团收购。此事被披露,是因为中间存在一些财务纠纷,所以才不得不对簿公堂,因为出资买下这所学校的SCE公司,是科文控制的在开曼群岛注册的飞行宇宙(Flying Universe)公司在特拉华州所设立的;

▪在整个加州运营的斯特拉特福学校系统(Stratford School system),2017年12月被中国私募股权公司春华资本集团(Primavera Capital)以5亿美元收购;

▪佛罗里达一所私立预备学院(Florida Preparatory Academy),在2017年12月卖给了一家中国教育公司新鸥鹏集团(Newopen Group);

▪马萨诸塞州的康门威尔斯学校(Springfield Commonwealth Academy),2019年7月29日与中科致知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了收购签约仪式。

而在所有中国公司对美国学校的收购中,引发争议最大的,要数北京凯文教育科技公司(Beijing Kaiwen Education Technology)在2018年以4,000万美元(共计5,600万美元)收购新泽西的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Westminster Choir College)。

这所颇负盛名的音乐学院,成立于1920年代,专门培养歌手、音乐老师、钢琴家、指挥和其他音乐专业人士。经常与费城交响乐团(Philadelphia Orchestra)和纽约爱乐乐团(New York Philharmonic)一起演出,学生也会与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和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等著名歌唱家一起演唱。

NPR(美国公共广播电台)2018年报导,学院教职员工发动几宗诉讼,试图阻止这所学院对中国公司的出售,律师说,北京凯文教育科技公司的母公司八大处控股集团,实际上是受中共全面掌控的国有企业。所以他们认为,“美国大学将被一家由中国政府拥有和控制的公司接管,中共不承认任何程度的学术自由,”“学术自由现在将受到北京政府官员的控制。”

但大部分情况下,英美各国都不反对来自中国的收购,说穿了,是不反对来自中国的钱。

英国哈雷公学前校长、独立学校议会(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主席巴纳比‧莱农(Barnaby Lenon),就认为卖学校给中国人是“很令人鼓舞的发展”,他说,“他们现在有钱,而我们没有。我们应该为他们有意投资英国学校,感到高兴。”

一些协助中国推动海外教育行动的美国专家认为,中国教育企业在美国办学,主要针对那些梦想着把孩子送进美国顶尖大学的中国父母,对他们来说孩子送到美国读顶尖大学非常重要,所以在上大学之前的寄宿学校,在中国市场非常具有竞争力。

中国人重品牌,尤其在意就读大学的牌子,美、英的顶尖大学,如哈佛、耶鲁、麻省理工(MIT)等,都令中国留学生趋之若鹜。

最近几年,中国留学生开始呈现低龄化趋势,不少中国学生从中学甚至小学,就已在英美就读。对于这些小留学生,中国父母既希望他们能有一个英语环境,又希望在生活上容易适应。这让不少中国投资者嗅到了商机,开始悄悄注资甚至收购英美的学校。

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购买品牌学校后,大多利用来强化其在中国的国际学校的品牌,这样就一举两得。

不过,在这些中国公司中,也有些属于“战略投资”,甚至有两家表示是与中共党魁习近平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全球扩展计划相合。

英国《每日邮报》的文章发现,一些被收购的英国学校,正在使用教育工具来传授给孩子们为中国(中共)“洗白”的看法。文章还把收购与孔子学院相提并论,担心中共当局借此进行文化渗透。

文章还以中国公司雅力(Ray Education Group)为例,指该公司在网站上说,响应“一带一路”号召,启动其全球校园(Global Campus)计划。

不只是雅力,另外一家被称为“中国民办教育巨头”的枫叶教育公司(China Maple Leaf Educational Systems Limited),也在2017年推出了《枫叶教育沿“一带一路”办学可行性研究报告》,并收购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高端国际学校,计划把合作办学扩展到整个东南亚。

中共中央在2019年2月23日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中,也强调了“促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特色发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海外国际学校”。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制定”,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说实话,这些中国教育机构或者是中国企业有关“一带一路”的官方阐述,对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政治先行,而且泛政治化的气氛越来越重。学校到海外办学,到海外收购学校,没有政府在外汇方面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由头”,就是有一个可以拿出来说服官方的理由,“一带一路”当然是一个好理由了。

当然,这种事情一定是双向的。

英国一些政界人士,比如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和前独立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都对中国向国际上扩展其教育的计划感到担心,怀疑中共不但要扩大其影响力,而且还有“文化层面的宣传和灌输”。

会不会有文化灌输和宣传?我们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一定会有,只是时间长短,中共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什么时候开始。这是一场战争,双方从军事打到经贸、科技,现在已经进入到文化和教育领域,关系的可能是人类的未来,是走自由开放的道路,还是专制的道路。

阎锡山对宁汉两个政府持截然相反的态度

阎锡山“武汉商人的资本,以及丰裕之人的产业,都一概被没收,已经完全实行共产”,“汉口方面将孔子塑像抬上游街,横加侮辱,显然是毁灭中国文化。我即不与汉口往来,只与南京合作。”

阎锡山对蒋介石南京政府极表赞同,而对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则极为鄙夷,他认为,“武汉不倒,南京必失败,时期愈延长,愈危险,武汉倒后,中国之军阀,必不足以为国民党之敌手也,应排除一切,专对武汉。”


阎锡山所以对宁汉两个政府持这样截然相反的态度,这从他对武汉政府派来的代表孔庚于6月17日抵达太原后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说明其原因,阎锡山对孔庚说:


“南京是国民党的政府,蒋总司令是总理的信徒,是革命的。武汉是共产党的政府。山西人已害怕,已决定约蒋总司令动员北伐,拒受汉口政府之命令”。


“武汉有一个鲍罗廷,是第三国际派来的,武汉政府完全为他所把持,一切事情非得他的许可,不能有所作为。武汉商人的资本,以及丰裕之人的产业,都一概被没收,已经完全实行共产。”“汉口方面将孔子塑像抬上游街,横加侮辱,显然是毁灭中国文化。我即不与汉口往来,只与南京合作。”


这也是阎锡山何以不接受武汉政府于3月11日任他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一职的原因。而在此期间,由于奉军在津浦一线作战失利后,准备向南京政府妥协,其中奉方只提出两个条件,即“一、废除共党。二、与俄脱离关系,如宁方能行二条件,津浦战事立即停止。”


在阎锡山看来,既然南京政府是坚决的,蒋介石是“革命”的,而奉方又把废除共党作为了与宁方合作的条件,那么,与蒋介石合作既可遂其志,又不会招致奉方的报复,于是,他不久便通令全省易帜,并毅然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与蒋介石携手合作。


从阎锡山这种选择上,可以清楚,他的易帜和后来讨奉北伐的目的之一,是想要通过经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消灭、扑灭共产党工农群众运动,以及北洋军阀等地方势力。“4・12”清党后,阎锡山曾多次向蒋介石提议“联奉讨共”,并劝促奉方与南京政府合作,“组织讨共大同盟”。


中共在山西的第一个组织——太原支部,是高君宇受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委派,于1924年5月成立的。由张叔平、傅懋恭、纪廷梓组成支部干事会,张叔平任书记。阎锡山对于党派活动虽然一直限制较严,“4・12”清党后,阎锡山也在山西“清党”。


在“清党”中,阎锡山提出了“清其法”重于“清其人”的做法。他说:“惟自本党容共以来,共产党之革命方法,公然侵入本党者不少。喊叫的口号,实施的行为,多陷于共产化。划分阶级,挑拨争斗,诚认为招兵良法。本党党员不知不觉中,亦仿效之。此实本党之大危险。亦民族残杀之弊端。今日清党,实为本党之紧要工作。”


对于马克思“按需分配”的理论,阎锡山也大加否定。他认为“就事实言,劳动者对其所生之产,无享有权,只能享受,劳动与享有分离,‘分配既不公道’,即‘不合乎人情’。生产的劳动为痛苦的,若成为强迫之被动的劳动,人必怠于劳动,则不‘适于生产’,其弊一”;“人之智,愚、巧、拙各不相同,乃使其获得同等的享受,不足以激励劳动创造,其弊二”;“亲人之父母,不若亲己父母,爱人之儿女,不若爱己之儿女,终老长幼之责,不能付之直系亲属,而付之政治,有老困于终,幼困于长之虑,其弊三”。

因此,阎锡山认为“按需分配”不合乎“公道”,不合乎“人情”。您正在拷貝看中國知識產權。未經看中國授權轉發、改編看中國内容被視爲嚴重侵權行爲。對盜竊看中國知識產權者,我們保留采取法律行動追究責任的權利。

阿南德2021最新預言——凡接種者難逃懲罰2021人類更慘 信不信由你


2021年1月23日,一個叫阿南德的臉書粉絲專頁發布了一個最新的阿南德預言視頻。 我也是仔細的看了阿南德的最新預言後,直接翻譯了他的視頻內容,分享給大家。同時,帶給大家一些相關的其他解讀。 #信不信由你

2021年3月5日 星期五

突破网络封锁

 突破网络审查突破网络封锁,俗称翻墙[1][2]科学上网[3][注 1]。突破网络审查的软件通常被称作翻墙软件,俗称梯子

背景[编辑]

因少数国家出于维护执政党的统治地位考虑,实行了高强度的网络审查,同时大多数国家都有一定的网络规范与监控系统存在,许多人为了确保信息安全与个人隐私,利用了原本设计用来金融交易或是公司、团体保密通信等的各种加密传输手段。这类破网技术的出现出于反对政府进行网络审查封锁,透过这种方式以抵制政府的监控、屏蔽等。互联网的分布式设计从体系上使得任何一个政府或组织完全控制互联网极其困难。与网络审查的技术发展相对应,很多简单有效的绕过审查、突破封锁的技术、方法和软件被希望绕开审查的人们发明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伊朗等设计了多样化的屏蔽手段应用于信息化社会,以明确实行网络审查制度的中国大陆[4]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其在网络建设的“防火长城”限制或阻止境内居民或外籍商务人士访问境外可搜索敏感消息的浏览器及其相关服务(例如GoogleGmail)、当局无法管控的的新闻网站(例如BBC中文网)和社交网站(例如FacebookTwitter)、维基百科等百科网站、色情网站(例如草榴社区)等。

若身处中国大陆需要访问这些被屏蔽的网站,则需要避开当地政府的网络监管,相对于防火长城一词,这种避开网络监管的行为在中国又被昵称为翻墙、扶墙、科学上网、魔法上网、爱国上网、自由上网等。

从理论上说,审查部门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切断所有代理服务器和VPN连接。但因为大量的国内外银行金融交易和企业在跨国通讯时,都必须使用安全和经济的VPN来传输加密数据,出于经济的考量,进行网络审查的国家还不可能完全切断所有的代理连接和VPN连接,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是撇除经贸或军事方面的问题,全私人网络也会有加密需求。

一般来说,投入在屏蔽技术的费用也十分昂贵,单单一人所开发的翻墙工具就需要数个大型研究团队投入多年进行破解,因此政府投入资金和人力用于网络屏蔽时,反而会引起黑客兴趣,让网络突破屏蔽工艺技术大幅成长,这也就解释为何多数网络管制的国家都有屏蔽不完全现象,毕竟效益是十分低的,大量的税金被花费在阻挡信息的自由传递上。

但是,对于一些流行的免费VPN服务,由于用户人数与流量众多,常会暴露出了公共网络服务的特质,加上部分可能会提供敏感内容的VPN服务已经触犯法律,因此这些过于明显的网络端口会一起遭到来自政府的屏蔽[5]

相关工具[编辑]

是指通过网络代理(比如VPN技术)突破某些国家政府对于的网络屏蔽。常见的翻墙软件分为两种,一种是服务提供商打包好直接给用户使用的VPN工具,市面上以VPN命名的软件都属于这一类,另外一种是服务商只提供可供连接的服务器,需要用户自行下载软件配置的工具,较著名的此类工具有 Shadowsocks , ShadowsocksR , V2Ray 等。

相关事件[编辑]

相关规定[编辑]

  • 随着1996年1月份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全国骨干网建成,2月1日国务院第195号令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为首次对接入国际互联网颁布正式管制规例。时邮电部紧接着颁布《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6月份,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也宣布成立[6]
  • 2017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规定未经电信主管部门(各一级行政区通信管理局)批准,不得自行创建或租用VPN等其他信道开展跨境经营活动。这也意味着中国大陆的企业和个人如需要创建VPN服务器提供翻墙等服务,必须获取各一级行政区通信管理局的批准[7][8]。然而,中国大陆的一些网民通过翻墙访问Facebook发表反“台独”等言论,也受到官媒的赞扬,使得人们认为,因宣扬共产党等理由翻墙,才是被默许甚至有时被鼓励的行为。不过依然有外界指出,新规出台后,可能会提高翻墙上网的难度[8]
  • 2017年3月27日,重庆市政府公众信息网发布了修订后的《重庆市公安机关网络安全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根据该规定,擅自创建、使用非法定信道进行国际联网行为者,责令停止联网、警告并处以罚款。对此《重庆晨报》报道称,这一规定宣告了“翻墙”成为非法行为[9][10]。不过,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在4月份的报道称,至目前为止,在重庆使用VPN“翻墙”浏览境外网站的用户并未受到任何影响。该报援引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的说法称,规定所称的“擅自使用非法定信道”,不但包括个人“翻墙”行为,还包括网络攻击、非法跨境财务流动等活动。
  • 沈逸认为,以重庆人口规模而言,要家家户户追查个人翻墙行为并不合实际和情理。《联合早报》后来称,该撰写“重庆翻墙违法”这一报道的记者因发出的消息“与实际官方条文不符、具误导性”而被扣发薪金,相应文章在《重庆晨报》官网也被撤下[11]

  • 2017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提出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创建和租用专线(含虚拟专用网VPN)等其他信道开展跨境经营活动[12][13][14]工信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主要是对那些无证经营的、不符合规范的进行清理[15] 。据法轮功旗下的新唐人电视台报道,2017年下架事件后,中国大陆仍有众多VPN营运,似乎不受影响。

  • 推测是因为近年来中国政府宣布互联网出海,让国内的电商、自媒体到全世界宣传,比如说让中国大陆的网红youtube做宣传与赚钱,国内企业到脸谱推特 开拓用户社区等。同时还指出说中国大陆政府许可的VPN使得近年来中国在海外发展成果丰硕,并获取许多重要信息与素材。但这些类型的VPN不能保护客户隐私,使用这些类型的VPN涉及政治的,抓到了恐会被记录在案[16]
  • 2020年1月,中央网信办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人获取、传播前款被依法阻断的信息而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其他帮助”[17]

相关案例[编辑]

备注[编辑]

  1. ^ 亦或魔法上网、富强上网、超能力上网等变体。

参考文献[编辑]

  1. ^ 只剩下门缝的VPN何去何从. 新华网. 北京商报. 2017-02-07[2018-12-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2-16).
  2. ^ 翻墙,突破各类限制的尝试. 南都周刊. 2009-07-03 [2010-0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6-01).
  3. ^ 貝銳蒲公英X5一分鐘異地組網. 新浪新闻中心. 2019-12-07.
  4. ^ 34个国家网络自由不同程度下降,中国连续两年倒数第一,端传媒,2016年11月16日。
  5. ^ The Connection Has Been Reset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中文译文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08-03-25.)
  6. ^ 1996年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国互联网博物馆
  7. ^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7-01-22 [2017-0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2-01).
  8. 跳转至:8.0 8.1 內地工信部禁自行建立或租用VPN 上網「翻墻」將被嚴控. 香港01. 2017-01-23 [2017-01-23].
  9. ^ 重庆晨报. 《重庆市公安机关网络安全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发布 擅自“翻墙”上境外网站 责令停止联网并警告重庆晨报. 2017-03-28[2017-03-28].
  10. ^ 重庆:擅自“翻墙”上境外网站 责令停止联网并警告财经网. 2017-03-28 [2017-03-28].
  11. ^ 林展霆. 重庆用户仍可用VPN翻墙未受罚. 联合早报. 2017-04-16[2017-04-16].
  12.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NYT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13.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LAT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14. ^ 工信部:清理规范网络接入服务市场 查处无证经营等行为-新华网.[2017-08-01].
  15. ^ 苹果:收到要求,在中国大陸移除了不符合规范的VPN应用. tech.sina.com.cn. [2017-08-01].
  16. ^ 【微視頻】大陸翻牆落入中共虛假VPN陷阱. NTD. 2020-09-23.
  17. ^ 关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www.cac.gov.cn.[2021-01-10].

外部链接[编辑]

新闻报道[编辑]

翻墙工具[编辑]

其它[编辑]

参见

张戎自传《野天鹅》售出一千三百余万册

 根据著名旅英华裔作家张戎的自传体小说“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又称“野天鹅(Wild Swans)”一书改编的同名舞台剧现正在剑桥市American Repertory Theater上演。17日晚,受主办方A.R.T邀请,部分波士顿中西方媒体记者观摩了《野天鹅》剧。该剧将在波士顿连续演出一个月(2月11日-3月11日),之后再转往伦敦继续做世界巡演。

此剧主要描述张戎一家从1948年到文革结束的30年里遭逢的种种动荡经历。原作获得了NCR书奖,以及英国年度书籍奖。迄今已翻译成36种语言,售出一千三百余万册,

该剧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内容,即通过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故事浓缩和再现了一段特殊的中国历史,更是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把这种历史过程的宏大回放在小小的舞台上。

从中国1948年到1978年文革结束前的历史,将整个剧情分为六个阶段,十二个场景。让人惊叹的是舞台场景的切换在非常自然的情景过度中完成,没有一点突兀的感觉。无论是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南方的集市,还是文革结束后城市建设的喧嚣,中途没有一次谢幕,可谓一气呵成。该剧的某些场景还应用了舞台动态声像背景,在扩展空间的同时,视觉上强化了主人公所处的一个象征性的时代。

演员的表演全部讲英文。尽管对中国观众来说,通过外国语言来再现纯中国背景下的故事及人物不是最佳的选择,但考虑到现场占绝大多数的西方观众,也就释怀了。好在英语对白仍对人物个性及内心世界的刻画总体忠于原著,这从现场观众的反映中便可看出。当舞台上反映政治运动中人们互相检举揭发、亲人之间背叛、落井下石时,观众席中发出惊愕的唏嘘声。当剧中反映人们在政治学习中自我批评,向“党”表决心,或大跃进中浮夸风泛滥、虚报谎报成绩时,观众席中不断传出哄笑声。当演到文革中主人公家庭被抄家,父母被批斗,满台被毛的头像、红旗和政治口号淹没时,全场没有人再笑了。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压抑和悲哀。

演出结束后,记者采访了一些西方观众。家住布鲁克林的Mia Lonik和夫婿及朋友三人同观演出。她表示已经读过“鸿”书,非常喜欢,所以慕名来看。她觉得舞台的背景效果,特别是动态声像背景组图非常震撼。舞台剧进一步强化了她在书中所感受的。但毕竟是一种浅表的、简要的再现,要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她建议还是要读原创小说。她特别提到,当故事讲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疯狂的群众运动,极少数保持了理智和良知的人们不得不被迫屈服于这种野蛮和愚昧、满台的红旗和毛像淹没了个体的精神,她有一种要哭的冲动。

她的夫婿Ed Needell认为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舞台效果和编剧。那种强烈的舞台气氛渲染和对人物的刻画,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的压抑、痛苦,以及对人性的摧毁。“这是人性的耻辱”,他拥有一家鞋业公司,经常往返大陆和北美。他说,中国的现行政治制度在许多地方还是老样子。他的许多中国朋友都很幸运来到美国。很不幸他当天所看到的,以及现在在中国所发生的,都是真实和令人沮丧的。

Mary Campbell是位英语教师,对世界史非常感兴趣。她说《野天鹅》剧和反映前东德政治气候的剧目《面包与玩偶》有得一比。她坦言,看完这出剧,令她感到沮丧。“你知道,我们的国家同样面临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的问题。但我从这个剧中看到人们从最初对一个基本愿望的追求(贫富平均),却导致了人性的大灾难,这一切演变成一个巨大的悲剧和苦难。这一切都是反人性的,太可怕了。我对此感到彷徨。”

《剑桥地方报》报导指出﹐《野天鹅》剧组主要制作人员中不少都在共产制度下生活过。比如录影背景设计师王工新(音译)生于1960年的中国,从小父亲被劳改,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舞台总策划Miriam Buether出生在东德,对共产主义年代有很多相似的感受和经历。

查询《野天鹅》演出详情,可上网americanrepertorytheater.org。◇

《反右、文革中文化精英沉冤录》 已知文革中各大学、院校难觅简历的教授与教师被打死和自杀的时间(一)

 侯保林 


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北京大学
董怀允:数学系讲师。1966年7月28日,自杀身亡。
卢锡锟: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1968年6月24日,喝下敌敌畏自杀身亡。
林芳:化学系器材室职员(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的妻子)。1968年7月19日,自杀身亡。
崔雄昆:教务长。1968年10月16日晚,从“清理阶级队伍”的集中地(当时全校教师、干部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28楼出走,在北京大学红湖游泳池自杀身亡。
陈永和:数学系教师。1968年11月11日,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在学校被关押时,跳楼自杀身亡。
陈同庆:生物系教授,1968年8月28日,服毒。
汤家汉:东方语言系教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声称要通过汤家汉“炸开东语系黑堡垒”。汤家汉自杀身亡。
蒙复地: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教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自杀身亡。
张景昭:女,数学系老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关押在学校的时候,一天夜里死在厕所里。同事说她是“一个非常脱离政治的人”。
郭湘贤:北京大学校医院副院长,中共党员,1968年11月16日用刀片割断动脉后又自缢。当时47岁。
何挹堂:北京大学生物系助教,中共党员,1968年12月6日跳楼自杀。时年32岁。
李大成:北京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助教。他1958年在北大生物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8年有一次开会时,李大成在一张报纸上随意写了“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后有人发现在这些字旁边,报纸上还有“打倒”二字。于是他便成了“现行反革命”,遭批斗,10月23日从生物楼上跳楼自杀。死时32岁。
李其琛: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教员,1968年12月8日跳楼自杀。时年34岁。
李 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年轻时因家庭贫困曾填表申请救济金。文革中那个救济单位被指控为“特务组织”,他虽然没有领到过救济金,却也被指控为“特务”。1968年4月21日被殴打重伤后,死于北大办公楼斜屋顶下的小间里,死亡鉴定说是自缢。时年40岁。他的妻子始终不服,因为关他的房间屋顶低得人直不起腰,他不可能上吊自杀。
刘有文: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助教,中共党员,1968年12月17日卧轨自杀。时年32岁。
廖 莹: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1968年10月21日自刎而死。时年42岁。
汤家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讲师。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声称要通过汤家翰(一作汤家汉)“炸开东语系黑堡垒”。1968年11月23日自缢身亡。时年38岁。
徐月如:女,北京大学西语系办公室主任。“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审查”,1968年12月10日上吊自杀。当年39岁。
许世华: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图书馆系讲师,中共党员。1968年8月投河自杀。当年48岁。
朱耆泉:北京大学俄语系助教,被揭发有反对林彪的言论,遭批斗,“清理阶级队伍”中于1968年9月15日在关押地跳楼自杀。时年32岁。
沈乃章:1914年生,曾留学法国,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挂牌、批斗、抄家,受尽侮辱后于1966年10月9日自杀。他儿子被遣送到山西插队,在其他同学相继离开农村后,感到十分绝望,1972年也自杀身亡。
吴伟能:男,1953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因病未毕业,当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但是到了1968年年底,他也成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因为参加两派斗争,他被办了“学习班”--当时整人的一种形式。他在1959年的“反动言论”被揭发出来。他的父亲,1958年冬天在江苏北部的一今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里,因为没饭吃而饿死。为此,吴伟能对别人说了“幸福公社不幸福”的话。这些话被揭发出来。1968年11月4日晚上,吴伟能悄悄离开了“学习班”,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
黄宗奇:哲学系。他是五八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来是党员,中共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八年党龄,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持出身好,与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的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射秽主义道路。”他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据说在雒廷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清华大学
黄报青:1929年生,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副教授,系党支部委员,民用建筑教研室副主任。文革开始时不同意中央给原高教部长、清华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为此遭殴打、侮辱和批斗,但他誓死坚持,曾自杀未遂,后精神恍惚,最后于1968年1月18日跳楼身亡。
刘澍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中共党员,附中团委副书记。1966 年 8 月 26 日晚上,在该校红卫兵组织的“斗争会”上,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当晚从清华大学内的高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当年26岁。
路学铭: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1969年2月8日清理阶级队伍中跳楼自杀。时年41岁。
李文才: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副主任、总支副书记,1969年1月9日清理阶级队伍中在家中上吊而死。时年46岁。
杨景福:1932年生,清华大学基础部外语教研室教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于11月6日跳楼自杀。
杨哲明:1933年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讲师,工程制图教研组支部书记,1971年2月9日在精密仪器系楼馆上吊身亡。
张义春:1921年生,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1968年6月在宿舍自缢身亡。
徐毓英:女,1932年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讲师,中共党员,文革中1968年10月9日离校出走,死于武汉长江(地点不详)。
殷贡璋、王慧琛夫妇:基础课讲师。1968年11月6日,一起在北京香山上吊自杀身亡。
李玉珍:图书馆职员。1969年4月23日,跳楼自杀身亡。
王大树:电机系助教。1969年5月4日,服毒自杀身亡。
程国英: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讲师,1968年11月12日在清华园荷花池南边土坡上自缢身亡。
邹致圻:(1911年1968年12月10日),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遭迫害,于12月10日跳楼自杀。

复旦大学
毛青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讲授原子物理学。1996年文革开始后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判斗争。毛青献不堪侮辱,在学校跳楼身亡。时年50岁左右。
樊英:女,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住复旦大学第九宿舍。1968年遭迫害,自杀身亡。当时64岁。
刘德中:复旦大学外文系教师,教英语专业课程,还精通德语、俄语,翻译出版过德文作品,很有才华,教学效果好。他从小在国外长大,父亲曾任外交官,母亲是德国人。文革开始他和妻子都遭到严重冲击,受到殴打侮辱、被剃“阴阳头”。1966年10月8日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自杀,死前穿得整整齐齐,桌子放着圣经。当时他大约四十多岁。
郭仁杰: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服毒自杀。

南开大学
卞鉴年: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文革中被“斗争”和“审查”,关進“牛棚”,受尽种种侮辱和折磨,最后投湖自尽。时年43岁。
戴立生,1898年生,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无脊椎动物教研室主任。中国动物学会第九、第十届理事。文革中,他年老体弱,多次被揪斗殴打,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悲愤交加中于1968年12月6日自杀,终年70岁。
孙凤池:1929年生,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195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71年4月25日自缢身亡。
孙兆禄:1919年生,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 1946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1951年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69年1月24日跳楼自杀。
吴恕求:1925年生,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1948 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1955年至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文革初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杀。

西安交通大学
陆谷宇:1926年生,浙江杭州人,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企教研室讲师。运动中被指称“有反动言论”,遭批斗,1968年12月2日上吊自杀。
骆风峤:1916年生,四川资中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原陕西工业大学动力系教授),文革时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因追查1942年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于1966年12月13日跳楼自杀。
钱宪伦:1909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51年12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化学教研室讲师。他解放前在民航公司任职,以后起义回国,文革中遭审查批斗,1968年4月3日开煤气自杀身亡。他的妻子袁云文,1919年生,岳母张淑修,1884年生,均为云南石屏人,当时与钱宪伦一起开煤气自杀。
沈家本:1921年2月生,江苏苏州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金工教研室副主任、讲师。解放前曾在国民党空军任职,文革中遭追查,诬称他“混入革命队伍,窝藏变天账,在日记本上书写反标”等。1969年1月19日离校逃跑,1969年1月21日在陕西蓝田县投井自杀。
陶 钟:女,1928年12月生,上海人, 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解放前即为中共地下党员,文革中怀疑其有变节行为,遭追查批斗,1968年5月19日开煤气自杀。
王鉴淑:女,1926年2月生,江苏太仓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民盟盟员。由于1945年曾参加过“三青团”(一般成员),1948年参加过太仓同学会,遭到追查迫害,1968年9月21日跳楼自杀。
汪国梁:1928年生,安徽休宁人。1956年1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350教研室讲师,高教11级。文革中指控他为“三青团员”,并追查他的“反动罪行”,1968年12月4日上吊自杀。
黄钟秀:1922年3月生,上海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画教研室副主任、讲师。因被怀疑有历史问题遭追查,1968年8月3日上吊自杀。妻子张英玲,1921年10月生,安徽合肥人,1949年参加工作,校保健室护士长,在黄钟秀自杀后情绪极坏,1968年9月15日跳楼自杀。
杨文:1920年生,山东文登人,1941年参加革命。原任西安交通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行政13级。文革中当上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遭关押“审查。 3 月 29 日在西安东郊苗圃上吊自杀。
姚培宏:1932年生,上海人,1953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绝缘教研室讲师,高教六级,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有过一些政治性议论,被指为“现行反革命”,遭批斗。1970年5月17日跳楼自杀。
李希泰:1916年生,山西省灵丘人,西安交通大学电工教研室副教授。早年曾经留学美国,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强加种种罪名关押“审查”,甚至诬称他“书写反动标语”。李希泰不堪忍受,于1970年7月12日上吊自杀身亡。
陈子晴:西安交通大学应力教研室副教授。文革中被批斗和关押,罪名是“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陈子晴于1970年7月4日上吊自杀身亡。

陕西师范大学
康昭月:女,陕西师范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遭批斗、逼供而自杀身亡。
高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6 年遭到“批斗”后自杀身死。
孙荣先:陕西师范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年被批斗逼供而自杀。
祝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1966年遭到“批斗”后自杀身亡。
黄国璋:1896年生,湖南湘乡人。地理学家、教育家。早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1928年学成归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1936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北联大训导长兼地理系主任。1944年底,与许德珩等发起组建九三学社。抗战胜利后,复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校调整后任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文革中受迫害,1966年9月6日与妻子范雪茵双双上吊自杀。

北京航空学院
李国瑞:北京航空学院机械原理教研组教师,他的妻子是该校医院的保健医生。1968年7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追逼交代所谓的“历史问题” (指中学时集体加入“三青团”的事情),历尽折磨后,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以及他的母亲,五口人一起在家中服毒自杀。两个儿子死亡时分别为 10岁和8 岁。
李铿:女,北京航空学院外语教研组教员,1968年被“审查”,从该校主楼四层上跳楼自杀身亡。时间是在 1968年6、7月间。
杨文衡:北京航空学院数学教研组教师。在 1968 年5月因私下议论江青、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连续批斗逼供三十多个小时。随后他在北京西山撞在疾驶的军用卡车上自杀身亡,死时不到40岁。

北京外国语学院
吴纪仁: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因拒绝承认自己有罪,且“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张辅仁、张福臻:1966年8月19日晚分别被红卫兵打死。

北京师范大学
何万福: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8月13日身带遗书投龙潭湖身亡。
胡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撤去系主任职务。文革中又遭到“批斗”。1966年9月5日,从北师大主楼北边的宿舍楼上跳楼自杀。当年50多岁。
马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著名的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他和妻子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主楼高层跳下,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