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文革中文化精英沉冤录》 文化大革命

 侯保林 

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当时负责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

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射秽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谓“四个存在”理论，即“射秽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射秽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進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许多地方与大跃進的内容相似，其中所含的“社会大治”的设想，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要追求的目标之一，16日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党内走资派篡权”的阴谋论在党内最高层已经到达一个顶点，已经达到严重妄想的程度。该通知指出“混進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射秽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五人小组上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批准，《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不过对于他们犯下的错误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公开。
5月18日，在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林彪还开始倡导个人崇拜，称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

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当年开始，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由于原来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

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甚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進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称为“三旧”。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当时毛泽东明面上已经退居二线，在此之前已经长期不在北京，由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6日的《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对“有问题”下属机构進行接管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進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和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屎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屎、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屎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其中指出，不论高小或初中都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发表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地言论，一起印发大会。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射秽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射秽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射秽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5月底出现的红卫兵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進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進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便進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進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進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师、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5500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334万元美金、价值330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240万民国银元，以及3.7亿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八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

针对出现了许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内容是：“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進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
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结果是刘邓被打倒下台，毛泽东重掌大权，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确立为接班人。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此间林彪坠机。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邓再度被四人帮批斗，华国锋在毛泽东生前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死后，他逮捕失去毛保护的四人帮，使得文革得以结束，华国锋成为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摘自维基百科

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多少人？
文革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革领导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革后期也完全恢复。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0,000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万，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被毁。
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一书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诡异的是，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并没有被中共中央文献收录，但却出现在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叶剑英选集》里。公开出版的讲话里，叶剑英讲道：“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一条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 ──中央文革，……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進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公开出版的讲话里，没有出现“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等具体数字。
大陆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進行！”“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各种研究数字与中共官方数字均表明文革中至少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而中共元老叶剑英曾在内部会议中透露，文革整了1亿人，死了2千万人；邓小平曾向外国记者承认，“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摘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