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北京大学
董怀允：数学系讲师。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自杀身亡。
卢锡锟：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１９６８年６月２４日，喝下敌敌畏自杀身亡。
林芳：化学系器材室职员（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卢锡锟的妻子）。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９日，自杀身亡。
崔雄昆：教务长。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晚，从“清理阶级队伍”的集中地（当时全校教师、干部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２８楼出走，在北京大学红湖游泳池自杀身亡。
陈永和：数学系教师。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１日，作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在学校被关押时，跳楼自杀身亡。
陈同庆：生物系教授，1968年8月28日，服毒。
汤家汉：东方语言系教师。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声称要通过汤家汉“炸开东语系黑堡垒”。汤家汉自杀身亡。
蒙复地：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教师。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中自杀身亡。
张景昭：女，数学系老师。１９６８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关押在学校的时候，一天夜里死在厕所里。同事说她是“一个非常脱离政治的人”。
郭湘贤：北京大学校医院副院长，中共党员，1968年11月16日用刀片割断动脉后又自缢。当时47岁。
何挹堂：北京大学生物系助教，中共党员，1968年12月6日跳楼自杀。时年32岁。
李大成：北京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助教。他1958年在北大生物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8年有一次开会时，李大成在一张报纸上随意写了“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后有人发现在这些字旁边，报纸上还有“打倒”二字。于是他便成了“现行反革命”，遭批斗，10月23日从生物楼上跳楼自杀。死时32岁。
李其琛：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教员，1968年12月8日跳楼自杀。时年34岁。
李 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年轻时因家庭贫困曾填表申请救济金。文革中那个救济单位被指控为“特务组织”，他虽然没有领到过救济金，却也被指控为“特务”。1968年4月21日被殴打重伤后，死于北大办公楼斜屋顶下的小间里，死亡鉴定说是自缢。时年40岁。他的妻子始终不服，因为关他的房间屋顶低得人直不起腰，他不可能上吊自杀。
刘有文：北京大学无线电系助教，中共党员，1968年12月17日卧轨自杀。时年32岁。
廖 莹：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1968年10月21日自刎而死。时年42岁。
汤家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讲师。文革“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当时的运动领导者声称要通过汤家翰(一作汤家汉)“炸开东语系黑堡垒”。1968年11月23日自缢身亡。时年38岁。
徐月如：女，北京大学西语系办公室主任。“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审查”，1968年12月10日上吊自杀。当年39岁。
许世华：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图书馆系讲师，中共党员。1968年8月投河自杀。当年48岁。
朱耆泉：北京大学俄语系助教，被揭发有反对林彪的言论，遭批斗，“清理阶级队伍”中于1968年9月15日在关押地跳楼自杀。时年32岁。
沈乃章：1914年生，曾留学法国，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挂牌、批斗、抄家，受尽侮辱后于1966年10月9日自杀。他儿子被遣送到山西插队，在其他同学相继离开农村后，感到十分绝望，1972年也自杀身亡。
吴伟能：男，1953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因病未毕业，当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文革中他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但是到了1968年年底，他也成了文革的打击对象。因为参加两派斗争，他被办了“学习班”－－当时整人的一种形式。他在1959年的“反动言论”被揭发出来。他的父亲，1958年冬天在江苏北部的一今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里，因为没饭吃而饿死。为此，吴伟能对别人说了“幸福公社不幸福”的话。这些话被揭发出来。1968年11月4日晚上，吴伟能悄悄离开了“学习班”，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他死后的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开了他的批判会，他被扣上“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
黄宗奇：哲学系。他是五八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来是党员，中共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八年党龄，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持出身好，与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的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射秽主义道路。”他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据说在雒廷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清华大学
黄报青：1929年生，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副教授，系党支部委员，民用建筑教研室副主任。文革开始时不同意中央给原高教部长、清华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为此遭殴打、侮辱和批斗，但他誓死坚持，曾自杀未遂，后精神恍惚，最后于1968年1月18日跳楼身亡。
刘澍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物理教师，中共党员，附中团委副书记。1966 年 8 月 26 日晚上，在该校红卫兵组织的“斗争会”上，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和侮辱，当晚从清华大学内的高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当年26岁。
路学铭：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1969年2月8日清理阶级队伍中跳楼自杀。时年41岁。
李文才：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副主任、总支副书记，1969年1月9日清理阶级队伍中在家中上吊而死。时年46岁。
杨景福：1932年生，清华大学基础部外语教研室教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于11月6日跳楼自杀。
杨哲明：1933年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讲师，工程制图教研组支部书记，1971年2月9日在精密仪器系楼馆上吊身亡。
张义春：1921年生，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讲师，1968年6月在宿舍自缢身亡。
徐毓英：女，1932年生，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讲师，中共党员，文革中1968年10月9日离校出走，死于武汉长江(地点不详)。
殷贡璋、王慧琛夫妇：基础课讲师。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６日，一起在北京香山上吊自杀身亡。
李玉珍：图书馆职员。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３日，跳楼自杀身亡。
王大树：电机系助教。１９６９年５月４日，服毒自杀身亡。
程国英：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研组副主任、讲师，1968年11月12日在清华园荷花池南边土坡上自缢身亡。
邹致圻：（1911年1968年12月10日），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中遭迫害，于12月10日跳楼自杀。
复旦大学
毛青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讲授原子物理学。1996年文革开始后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判斗争。毛青献不堪侮辱，在学校跳楼身亡。时年50岁左右。
樊英：女，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住复旦大学第九宿舍。1968年遭迫害，自杀身亡。当时64岁。
刘德中：复旦大学外文系教师，教英语专业课程，还精通德语、俄语，翻译出版过德文作品，很有才华，教学效果好。他从小在国外长大，父亲曾任外交官，母亲是德国人。文革开始他和妻子都遭到严重冲击，受到殴打侮辱、被剃“阴阳头”。1966年10月8日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自杀，死前穿得整整齐齐，桌子放着圣经。当时他大约四十多岁。
郭仁杰：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服毒自杀。
南开大学
卞鉴年：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系主任，文革中被“斗争”和“审查”，关進“牛棚”，受尽种种侮辱和折磨，最后投湖自尽。时年43岁。
戴立生，1898年生，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无脊椎动物教研室主任。中国动物学会第九、第十届理事。文革中，他年老体弱，多次被揪斗殴打，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悲愤交加中于1968年12月6日自杀，终年70岁。
孙凤池：1929年生，南开大学数学系讲师。195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71年4月25日自缢身亡。
孙兆禄：1919年生，南开大学经济系讲师。 1946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1951年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69年1月24日跳楼自杀。
吴恕求：1925年生，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1948 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1955年至1957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文革初1966年7月9日服毒自杀。
西安交通大学
陆谷宇：1926年生，浙江杭州人，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企教研室讲师。运动中被指称“有反动言论”，遭批斗，1968年12月2日上吊自杀。
骆风峤：1916年生，四川资中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原陕西工业大学动力系教授)，文革时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因追查1942年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于1966年12月13日跳楼自杀。
钱宪伦：1909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51年12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化学教研室讲师。他解放前在民航公司任职，以后起义回国，文革中遭审查批斗，1968年4月3日开煤气自杀身亡。他的妻子袁云文，1919年生，岳母张淑修，1884年生，均为云南石屏人，当时与钱宪伦一起开煤气自杀。
沈家本：1921年2月生，江苏苏州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金工教研室副主任、讲师。解放前曾在国民党空军任职，文革中遭追查，诬称他“混入革命队伍，窝藏变天账，在日记本上书写反标”等。1969年1月19日离校逃跑，1969年1月21日在陕西蓝田县投井自杀。
陶 钟：女，1928年12月生，上海人， 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解放前即为中共地下党员，文革中怀疑其有变节行为，遭追查批斗，1968年5月19日开煤气自杀。
王鉴淑：女，1926年2月生，江苏太仓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民盟盟员。由于1945年曾参加过“三青团”(一般成员)，1948年参加过太仓同学会，遭到追查迫害，1968年9月21日跳楼自杀。
汪国梁：1928年生，安徽休宁人。1956年1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350教研室讲师，高教11级。文革中指控他为“三青团员”，并追查他的“反动罪行”，1968年12月4日上吊自杀。
黄钟秀：1922年3月生，上海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画教研室副主任、讲师。因被怀疑有历史问题遭追查，1968年8月3日上吊自杀。妻子张英玲，1921年10月生，安徽合肥人，1949年参加工作，校保健室护士长，在黄钟秀自杀后情绪极坏，1968年9月15日跳楼自杀。
杨文：1920年生，山东文登人，1941年参加革命。原任西安交通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行政13级。文革中当上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1970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遭关押“审查。 3 月 29 日在西安东郊苗圃上吊自杀。
姚培宏：1932年生，上海人，1953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绝缘教研室讲师，高教六级，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有过一些政治性议论，被指为“现行反革命”，遭批斗。1970年5月17日跳楼自杀。
李希泰：1916年生，山西省灵丘人，西安交通大学电工教研室副教授。早年曾经留学美国，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强加种种罪名关押“审查”，甚至诬称他“书写反动标语”。李希泰不堪忍受，于1970年7月12日上吊自杀身亡。
陈子晴：西安交通大学应力教研室副教授。文革中被批斗和关押，罪名是“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陈子晴于1970年7月4日上吊自杀身亡。
陕西师范大学
康昭月：女，陕西师范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遭批斗、逼供而自杀身亡。
高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66 年遭到“批斗”后自杀身死。
孙荣先：陕西师范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年被批斗逼供而自杀。
祝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1966年遭到“批斗”后自杀身亡。
黄国璋：1896年生，湖南湘乡人。地理学家、教育家。早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1928年学成归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1936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北联大训导长兼地理系主任。1944年底，与许德珩等发起组建九三学社。抗战胜利后，复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校调整后任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主任。文革中受迫害，1966年9月6日与妻子范雪茵双双上吊自杀。
北京航空学院
李国瑞：北京航空学院机械原理教研组教师，他的妻子是该校医院的保健医生。1968年7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追逼交代所谓的“历史问题” (指中学时集体加入“三青团”的事情)，历尽折磨后，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以及他的母亲，五口人一起在家中服毒自杀。两个儿子死亡时分别为 10岁和8 岁。
李铿：女，北京航空学院外语教研组教员，1968年被“审查”，从该校主楼四层上跳楼自杀身亡。时间是在 1968年6、7月间。
杨文衡：北京航空学院数学教研组教师。在 1968 年5月因私下议论江青、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连续批斗逼供三十多个小时。随后他在北京西山撞在疾驶的军用卡车上自杀身亡，死时不到40岁。
北京外国语学院
吴纪仁：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因拒绝承认自己有罪，且“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张辅仁、张福臻：1966年8月19日晚分别被红卫兵打死。
北京师范大学
何万福：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8月13日身带遗书投龙潭湖身亡。
胡明：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教授。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撤去系主任职务。文革中又遭到“批斗”。1966年9月5日，从北师大主楼北边的宿舍楼上跳楼自杀。当年50多岁。
马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著名的心理学教授，文革中被指控为“特务”。他和妻子从北京师范大学的主楼高层跳下，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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