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文集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政治趋向的判断。前瞻地看，中共政权是一定会完结的，因为这个体制本身运行不下去了，且不说民间的反对运动。由极权到后极权，其间有个可变延续的空间，但是20年，这个空间已经用尽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已经趋于饱和。
我们在历史中，常常觉得变化很慢，甚至是停滞的，这是因为我们是以个体的时间来感受的，其实这20年，中国社会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历史的时间上是迅速的。比如，八九运动时期还要打出拥护“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的旗号，但是《零八宪章》已经公开提出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制。这个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是六四恐怖之下的20年。当然，这不是政权的变化，而是社会本身的变化。官权趋弱，民权增长，这是大势。如果，再过20年，中国会怎么样呢？中国的极权可能拖不到这个时候。可能他们还有10年的时间。如果民间给他们的压力更大，他们结束的时间就会更快。就中共政权的结束而言，我们应该是乐观的。
但是其如何结束，这却很是悲观的。因为，中共本身不愿意进行体制改革，并且严厉打压民间反对派，实际上这是遏制社会的健康力量的生长。在毛时代，中国社会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由于中共拒绝变革，由于社会的无组织状态，由于社会的健康力量得不到充分生长，中共很可能是以社会崩溃的方式完结。并且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得不到正当的化解，民间积蓄了足够仇恨。因此，中国社会一旦发生崩溃，乃是大灾难，是非常血腥的。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能够平定各地乱局的将是地方军队。因为，中国社会处于无组织状态，除了军队，没有其他的力量可以制止混乱，而后所建立的政权自然也将是专制的。这是极权统治所带来的另一番恶果。这也是非常悲观的。
2
根据以上状况，中国的民间反对派就有更多的责任，当务之急就是组织起来。自民主墻后，30余年的时间，中国的自由民主精神的启蒙已经完成了。我们看到《零八宪章》的民主思想已经很完整了，而且获得了社会广泛的认同，虽然在当局的打压下，大多数人还不敢签名。如果说《零八宪章》还有什么欠缺，那么就是其后没有政治力量，也没有跟进的社会运动。中国的民主已经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落实：组织和行动。
可以说，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的关口，就是组织起来。在政治层面上，反对派形不成组织，就凝聚不了力量，造不成政治行为，构不成压力，不能对抗中共的独裁专制。既不能迫其改革，也不能迫其下台，结束极权体制。在社会层面上，公民组织起来，才能改变社会的沙粒化，这就是社会的自组化。由此，在社会发生崩溃时，人民可以自救，避免发生以上所提及的灾难。我们所说的组织起来，不仅是政治层面的政党，更重要的是组织社会，比如教会、工会、农会，各种NGO团体、民间文化团体等等。
波兰的变革，乃至变革后的一段时间内是非常艰难的。波兰能够和平有序地完成变革，而没有使国家走向混乱，主要取决于民间有良好的组织，即团结工会与教会，应该说后者更重要。因此，民众组织起来不是导向动乱，而是避免社会走向崩溃和盲目暴乱。而中共害怕失去政权，禁止公民建立组织，将所有可能的民间组织消灭于萌芽状态。实际上，他们是在制造、准备着中国未来的动乱和灾难。
组织起来不是搞武装斗争，也不是搞恐怖主义，而是要进行非暴力主义的斗争。因此，我们需要在组织起来的前面加上一条，坚持非暴力原则。我们期望中国能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中国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比如民间与当局互动的改革。非暴力主义不排斥革命，波兰、匈牙利、捷克、东德的变革就是非暴力革命，其可以使国家和平地转入民主制度。但是暴力与非暴力则是一条原则的界限，反对派不能倡导暴力，这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个体现。特别是，中国具有深厚的暴力传统——包括共产党的暴力革命，而中国社会又积蓄了充分的仇恨，因此我们也就更需要坚持非暴力原则。
中国被破坏得太彻底了，中共极权控制也太严酷了，而历史留给中国的时间也太暂短。在中国走到崩溃之前，我们是不是还有时间和机会组织社会。很可能所有正面的努力都会失败，中国将不可逆转地走向最坏的结果。但作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只能是知不可为而为之。
（本文为作者在“援救刘晓波，推进《零八宪章》公民维权运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0/08/18 发表）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政治趋向的判断。前瞻地看，中共政权是一定会完结的，因为这个体制本身运行不下去了，且不说民间的反对运动。由极权到后极权，其间有个可变延续的空间，但是20年，这个空间已经用尽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已经趋于饱和。
我们在历史中，常常觉得变化很慢，甚至是停滞的，这是因为我们是以个体的时间来感受的，其实这20年，中国社会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历史的时间上是迅速的。比如，八九运动时期还要打出拥护“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的旗号，但是《零八宪章》已经公开提出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制。这个变化是巨大的，而这是六四恐怖之下的20年。当然，这不是政权的变化，而是社会本身的变化。官权趋弱，民权增长，这是大势。如果，再过20年，中国会怎么样呢？中国的极权可能拖不到这个时候。可能他们还有10年的时间。如果民间给他们的压力更大，他们结束的时间就会更快。就中共政权的结束而言，我们应该是乐观的。
但是其如何结束，这却很是悲观的。因为，中共本身不愿意进行体制改革，并且严厉打压民间反对派，实际上这是遏制社会的健康力量的生长。在毛时代，中国社会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由于中共拒绝变革，由于社会的无组织状态，由于社会的健康力量得不到充分生长，中共很可能是以社会崩溃的方式完结。并且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得不到正当的化解，民间积蓄了足够仇恨。因此，中国社会一旦发生崩溃，乃是大灾难，是非常血腥的。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能够平定各地乱局的将是地方军队。因为，中国社会处于无组织状态，除了军队，没有其他的力量可以制止混乱，而后所建立的政权自然也将是专制的。这是极权统治所带来的另一番恶果。这也是非常悲观的。
根据以上状况，中国的民间反对派就有更多的责任，当务之急就是组织起来。自民主墻后，30余年的时间，中国的自由民主精神的启蒙已经完成了。我们看到《零八宪章》的民主思想已经很完整了，而且获得了社会广泛的认同，虽然在当局的打压下，大多数人还不敢签名。如果说《零八宪章》还有什么欠缺，那么就是其后没有政治力量，也没有跟进的社会运动。中国的民主已经不是思想的问题，而是落实：组织和行动。
可以说，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的关口，就是组织起来。在政治层面上，反对派形不成组织，就凝聚不了力量，造不成政治行为，构不成压力，不能对抗中共的独裁专制。既不能迫其改革，也不能迫其下台，结束极权体制。在社会层面上，公民组织起来，才能改变社会的沙粒化，这就是社会的自组化。由此，在社会发生崩溃时，人民可以自救，避免发生以上所提及的灾难。我们所说的组织起来，不仅是政治层面的政党，更重要的是组织社会，比如教会、工会、农会，各种NGO团体、民间文化团体等等。
波兰的变革，乃至变革后的一段时间内是非常艰难的。波兰能够和平有序地完成变革，而没有使国家走向混乱，主要取决于民间有良好的组织，即团结工会与教会，应该说后者更重要。因此，民众组织起来不是导向动乱，而是避免社会走向崩溃和盲目暴乱。而中共害怕失去政权，禁止公民建立组织，将所有可能的民间组织消灭于萌芽状态。实际上，他们是在制造、准备着中国未来的动乱和灾难。
组织起来不是搞武装斗争，也不是搞恐怖主义，而是要进行非暴力主义的斗争。因此，我们需要在组织起来的前面加上一条，坚持非暴力原则。我们期望中国能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中国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比如民间与当局互动的改革。非暴力主义不排斥革命，波兰、匈牙利、捷克、东德的变革就是非暴力革命，其可以使国家和平地转入民主制度。但是暴力与非暴力则是一条原则的界限，反对派不能倡导暴力，这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个体现。特别是，中国具有深厚的暴力传统——包括共产党的暴力革命，而中国社会又积蓄了充分的仇恨，因此我们也就更需要坚持非暴力原则。
中国被破坏得太彻底了，中共极权控制也太严酷了，而历史留给中国的时间也太暂短。在中国走到崩溃之前，我们是不是还有时间和机会组织社会。很可能所有正面的努力都会失败，中国将不可逆转地走向最坏的结果。但作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只能是知不可为而为之。
（本文为作者在“援救刘晓波，推进《零八宪章》公民维权运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0/08/18 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