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阿里后尘 腾讯市值1小时蒸发2554亿

 3月12日，腾讯股价尾盘大跳水，1小时暴跌约2254亿（人民币，下同）。有消息说，腾讯控股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共金融监管对象，步阿里巴巴后尘。

市场传闻腾讯将成为下一个中共监管对象，市值蒸发2700亿元。

据券商中国消息，从北京时间12日下午三点之后开始，腾讯控股突然杀跌，日内最大跌幅接近5%，收盘大跌4.41%。从跳水之前的568元算起，腾讯尾盘1小时蒸发约2254亿人民币。

对于腾讯股价突然下跌的原因，消息表示一个是中共市场监管总局突然出手，对互联网领域十起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其中包括腾讯控股收购猿辅导股权案、百度控股收购小鱼集团股权案以及上海东方报业与北京量子跃动科技设立合营企业案，并对涉及的12家企业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

另外，有消息说腾讯控股可能成为继阿里巴巴之后的下一个金融监管的对象。彭博社12日的消息显示，象征性罚款可能仅仅只是个开始。有知情人士称，腾讯可能是下一个金融监管目标。

知情人士说，蚂蚁集团受到监管打击之后，腾讯就被中共最高监管机构视为下一个目标。与蚂蚁集团一样，腾讯可能会被要求成立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将其银行、保险和支付服务包括进来。这两家公司将为其它金融科技公司在遵守更严格监管方面做示范。

数据显示，腾讯的金融科技业务在2019年的收入约为840亿元，占总收入的22％，使其成为仅次于在线娱乐的最大收入推动力。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微信支付占据了中国行动支付市场近40%的份额，仅次于支付宝。

面对中共的强势监管，腾讯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配和当局的监管：“我们将继续适应监管环境的变化，我们认为这对行业有利，并将寻求确保完全合规。”

在中共强力打压之下，蚂蚁集团将成立一家金融控股公司，将所有业务，包括区块链及食品外卖等领域的技术产品纳入控股公司，接受中共监管机构的严厉监管并满足相应的资本要求，而蚂蚁集团将由“金融科技公司”转为“金融控股公司”。CNN刊文表示，此举显示即使中共不会杀死蚂蚁集团，将来蚂蚁集团也会成为一家无聊的银行（Boring Bank）。

哪些国家提供免费医疗 记者调查全球70多个国家医疗制度

 

　　最近，有专家称“全世界只有20多个国家没有实行免费医疗”，引起社会关注。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求证”栏目约请人民日报驻外记者进行调查了解，并采访了世界银行和国内的有关专家。
　　疑问一：多少国家实行完全免费医疗？
　　【调查】 70多个被调查国家，只有极少数国家全民免费医疗
　　本报驻外记者对全球70多个国家的医疗制度进行调查发现，只有古巴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免费医疗，即患者看病无需花任何费用。通常人们提到的免费医疗国家，如加拿大、英国、西班牙、俄罗斯、南非等国，全体国民确实无需缴纳医疗保险费就可获得基本免费治疗，但实际上看病时仍需支付一定的费用，如药费、挂号费等。

　　根据《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在全世界193个国家的卫生费用支出中，个人卫生支出为零的国家一个也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国家个人看病是不花钱的。人们平日认为免费医疗的国家，如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2007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分别为18.3%、18.7%、54.5%、73.8%。中国的个人占比在2001年时为60%，到2011年下降到35.5%。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国恩说，极少有提供完全免费、无边界无上限医疗服务的国家。在英国和加拿大，保险目录外的医疗服务同样要自己掏钱。这些国家的免费医疗是指基本的医疗服务，政府掏了大头，每个参保的人以税收形式也掏了一部分钱。

　　世界银行从事公共卫生研究的专家张硕表示，根据世行对世界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和东亚国家的统计，看病仍是要花钱的。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个人卫生支出约占卫生总费用的20%—30%，主要用于购买高端的医疗服务。
　　疑问二：大多数国家怎样看病？
　　【调查】 大多实行医疗保险制度，以不同方式缴纳医保费用，并承担部分看病费用
　　很多国家实行医疗保险制度，或者医保制度与免费医疗相结合。具体到不同的国家，个人购买（加入）医疗保险的费用高低不一，看病过程中的花费，如挂号费、检查费、药费、住院费等的免费比例也存在较大差异。国务院医改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从世界范围看，目前有130多个国家通过建立医保制度解决居民看病就医问题，大多数发达国家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医保体系；我国已初步实现全民基本医保，“十二五”时期转向提升医保的服务质量。

　　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姚岚介绍，目前，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有四种类型。第一种：国家（政府）医保模式，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国家等。医保作为社会福利向全民提供，通过高税收方式筹资。个人看病不全免费，但免费程度比较高。第二种：社会保险模式，如德国、日本等。由雇主和雇员双方缴费，政府适当补贴，全社会共同分担风险，相对比较灵活。第三种：私人医疗保险模式，也称为商业保险模式，私人保险占了60%。以美国为代表，主体是纯商业保险模式，看病费用高，但是老年人、退伍军人等拥有国家特殊保障政策。第四种：混合型。

　　本报驻外记者的调查显示，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实行强制医疗保险或者复合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费由单位替员工缴纳，个人不需缴保费，在公立医院看病时基本医疗免费，特殊病种的手术费、医药费需个人承担。中国、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国实行医疗保险制度，个人支付部分保费，看病时自付部分费用。南非采取免费医疗和医保相结合的方式，低收入者可免费在公立医院就医，如到医疗条件好的私立医院看病则需自己购买医疗保险。

　　而在撒哈拉以南的很多非洲国家，医疗卫生水平很低。一些提出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或因医药工业基础薄弱、药品奇缺无法真正实现免费，或者只是针对疟疾等严重流行性疾病实行免费医疗救助等。
　　（本报记者李红梅、蒋安全、施晓慧、李文云、张杰、管克江、丁小希、李学江、刘仲华、姜波、裴广江、苑基荣、李中海、张建波、谢亚宏、谭武军、丁大伟、刘慧、李增伟、王磊、刘军国、陈晓航报道）

中共抗议英国大使，却不告诉中国民众：她究竟说了什么？59岁的台湾女孩发嗲

大陆股市真是不给中共面子 两天内蒸发近4万亿

 中共两会期间，中国股市见证了世界上最惨烈的暴跌，并催生出“韭零后” 。A股两天内蒸发近4万亿元人民币财富，5000万90后年轻股民损失惨重，他们自嘲成为真正的“韭零后”。

3月9日，A股开市即出现恐慌情绪，三大指数低开后愈跌愈深，接连痛失重要关口的上证综指更一度跌穿3400点，狂泻最多2.72%，低见3,328点，创近3个月盘中新低。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为了避免在中共两会期间股市继续下跌，当局下令“国家队”入场护盘，股市出现短暂反弹，沪指由一度下跌2%拉回至平盘附近。但好景不长，9日午后，大陆股市重新下跌。

截至9日收盘，沪指已经连续下跌4个交易日，从3503点跌至3359点，接连跌破3500和3400点两大关口。从4日以来，沪指累计下跌6.1%。期间，贵州茅台遭到抛售，继8日大跌4.86%之后，9日又收低1.17%，自2月18日高点起算已经下跌超过26%。

这一波遭受损失的主要是90后新股民，他们自嘲成为真正的“韭零后”。自由亚洲电台说，8日至9日两日，A股合计蒸发近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财富，1.8亿股民人均损失超过2万，5000万90后年轻股民损失惨重。

马云旗下淘宝网前年曾用大数据分析过“韭零后”的生活模式，发现他们大多为“空巢青年”，意思是指他们在异地生活工作、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在城市中游走。

网易数据显示，超过三成的“空巢青年”月薪不足5000元，15000以上月薪的仅仅占比10%。没有住房、单身、迷茫成为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更有82%的人表示对未来有过忧虑。

有分析说，“空巢青年”本来还指望炒股炒基金改变命运，如今他们又沦为“大鳄点心”。

彭博称，曾几何时，中国股市一度涨势冠绝全球，但在最近几日，一下子就见证了世界上最惨烈的溃败，自2月黄历辛丑新年开局截至3月9日，沪深两市总市值累计蒸发8.22万亿元人民币。

报导说，A股基准沪深300指数只用了短短14个交易日，就从13年高位回落了14%，逆转幅度之大令投资者震惊。投资者想知道的是，鉴于沪深300指数步入两年来的首次熊市只有几日之遥，中共政府是否会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平复市场情绪？

长期以来，中共政府一直在干预股市，以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在重大事件前后更是如此。而3月11日结束的中共“两会”便是这样的事件。因此，今年中共“两会”期间，中国股市出现的动荡极显得不寻常。

有评论人士调侃，大陆股市真是不给中共面子。对于大陆股市跌跌不休的原因，有证券机构的分析观点称，A股自身内因调整和均衡是市场下跌的主要原因，黄历新年后货币回笼和美债收益率上行是次因，或者催化剂因素。

前海开源杨德龙接受陆媒采访时表示，A股市场在年后走势疲弱，沉重打击了很多投资者的信心，特别是之前走势较强的白马股大幅调整，也对整个市场的情绪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编辑：李泉

中国的绅士

 

西方文化中的贵族等级
皇帝／女皇／国王兼皇帝／女王兼女皇／凯撒／沙皇
至高王／大王
王／女王
奥地利大公／沙皇太子
大亲王／长公主／大公爵／女大公
选帝侯／王爵／女王爵／储君／血统亲王／外藩亲王／伊比利王太子／法国王太子／波兰王太子／瑞典王太子
公爵／女公爵／德国公爵／斯拉夫王公／亲王伯爵
神圣罗马帝国诸侯／波雅尔
侯爵／女侯爵／藩侯／领地伯爵／边境领主／行宫伯爵
伯爵／女伯爵／英国伯爵／德国伯爵／城主／法国城主／城伯
子爵／女子爵／主教代理官
男爵／女男爵／弗雷尔／倡导者／上议院贵族／亚瑟尔／伦德曼
从男爵／女从男爵／苏格兰男爵／苏格兰女男爵／帝国骑士／德国骑士
罗马骑士／骑士／低地国骑士／勋爵／女勋爵／女爵士／自由骑士／庄园主
绅士／士绅／莱尔德／埃德勒／琼克希尔／容克／扬格／侍女
家臣
查 论 编

18世纪韩国乡绅

绅士指一种社会阶级。

目录

• 1中国的绅士
• 2英国的绅士
• 3参考书目
• 4参见
• 5注释

中国的绅士[编辑]

绅士，系指在地方上有钱、有文化、有声望、有社会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1]，主要由科举已考取，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有文化的地主、赋闲或解职退休归乡的前任官吏、宗族耆老等一批在乡里有影响力的人物所构成。绅士可能为官（成为士大夫），也可能是候补或退休的官员。

绅士亦称士绅或仕绅，“绅”为古代官员束在腰间的大带子^[2]，因此仕宦又称缙绅，亦作搢绅^[3]，也用来代称曾做过官的绅士。在古代，由于人民普遍未受教育，因此有文化的绅士在地方上可说是珍贵的知识与信息来源，深受民众尊敬与信赖。而地方官吏多来自外地，不熟悉当地民风民情，往往也倚赖绅士在地方上的声望居中协调，方能有效治理。绅士是平民，而在平民之上；非官员，却不亚于官员，他们与官员同为地方事务的要角，常并称官绅^[4]。另外，绅士有机会与商人来往，本身经商的亦不少，常并称绅商。

绅士阶级是儒教的坚定守护者，他们对于维护社会风气和秩序具有极大的作用。绅士更是政府和乡民之间的中间人，绅士们一面协助官员治理地方，一面替乡民向官方争取权益；但也有许多“劣绅”利用此一特殊地位从中牟利、鱼肉乡民。在维护地方利益上，绅士也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如杨乃武案时诸多浙江绅士联名向朝廷申冤，在北京的浙江籍官员也极为重视，积极协助。在乡里中，绅士往往得以优先承包官府的造桥、修路、水利等公共工程。除商绅以外，绅士以地主为多，很多地主绅士在向佃农收取地租的同时也从事发放高利贷业务。历代王朝通过绅士阶级对广大乡村进行间接治理，却也产生了统治危机。在许多地方，绅士对乡民而言，比地方官员和遥远的皇帝更具威信。官府尚须仰赖绅士代理方能顺利征税，这就有了中饱私囊的空间；而官府为了达到朝廷按人口要求的征税数字，也放任土豪劣绅横征暴敛。一旦朝廷的政策伤害了绅士的利益，便会遭到乡里的集体抵制，难以推行。绅士的实际政治地位有如土皇帝，结果导致政不下乡里、税不下庶民，中央政府的统治无法深入县以下，难以真正有效地管理、调度人力、物力等资源，国家承受内忧外患的能力也受到影响。

唐末、五代，传统的门阀、士族消亡；宋代以后随着科举的成熟，出现了新的绅士阶级，他们在中国社会上扮演重要角色。明清时绅士大多必须得到功名，即便是最低阶的生员^[5]，绅士在地方上也受到一定的尊重，并享有一些权利。例如免除徭役、遇公事可禀见知县、见知县时免跪拜、知县不得随意对其用刑，可能还有生活津贴等。这类乡里绅士被泛称为乡绅或绅衿。也因为绅士的产生主要来自于科举功名，科举的功名无法世袭，因此绅士阶级可说是不太具有世袭性，未像欧洲的贵族或者宋代以前的门阀世族那样成为一种论出身血统的种姓。少数的情况是，除科举外，绅士亦可以透过恩荫、捐纳、武功等以延续传承，并发挥其影响力。一个人一旦取得科举功名，即会被纳入绅士阶级中。清代小说《儒林外史》描写范进中举以后，当地绅士张静斋前来攀亲，欲将范进纳入绅士阶级，并致赠不少礼物。晚明时期由于朝廷力量衰弱，绅士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逐步取得了对广大农村的控制权，清代前期通过残酷的文字狱使绅士一度受到压制。不过晚清各地民乱纷起，绅士在乡办团练以自保，权势更钜。

绅士阶级对辛亥革命起了颇大的推动作用。清廷出卖川汉铁路的企图激发了入股川汉路工程的四川绅士们的保路运动，此后湖南省等地的绅士宣称湖南要独立，停止向北京缴税。清末乡村的稳定完全依赖绅士维持，政府无法对乡村进行有效的管理，对清廷失望的绅士们任由革命刊物流传，加速了清朝的覆灭。当革命爆发时，商绅纷纷劝告清廷的督抚大员宣布脱离清朝独立，倒向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绅士被视为剥削阶级，受到非常大的打击。绅士的土地在土地改革中被没收，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彻底消灭绅士阶级，乡村的儒家信仰亦受到前所未有的动摇，使得中国乡村的面貌为之一变。不过，新的政治制度也改变了中国千年来的地方政治格局，国家政权的统治从此得以更加深入基层。

英国的绅士[编辑]

参见：骑士和骑士精神

19世纪绅士

在中世纪英国，“gentry”（绅士阶级）是一个社会阶层，社会地位仅次于贵族。此阶层的男性成人当时称为“gentleman”（绅士）。也由于中国传统的绅士，与英国传统的绅士在社会及文化上有其类似的重要地位，因此近代此一概念传入时便以此把绅士作为“gentry”的翻译。英国社会传统上的阶级分析把贵族和拥有土地的绅士阶级统称为“上层阶级”（Upper Class），以对应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产阶级组成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和无产阶级组成的“下层阶级”（Lower Class）。

英语“gentleman”最初是指来自优越家庭的男士。后发展为对心地善良，举止优雅的男士的称呼。此亦用来指称中文的“绅士”。现今此定义已取而代之为大众文化中对“绅士”一名称的形象。现在同中文的“先生”作为名词而非称呼解时之意（即“女士们、先生们”中的“先生”，而非“王先生、李先生”中的“先生”）。

参考书目[编辑]

•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硏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参见[编辑]

• 太平绅士
• 士绅化

注释[编辑]

1. ^ 《福惠全书·卷九·编审部·总论》：“优以待绅士，而严以驭里胥。”
2. ^ 说文解字：“绅，大带也。”论语·乡党：“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何晏·集解：“绅，大带也。”
3. ^ 《庄子·天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晋书·卷二十五·舆服志》：“所谓搢绅之士者，搢笏而垂绅带也。”
4. ^ 《福惠全书·卷八·杂课部·学租》：“所谓学租，及先贤祠堂书院等地，皆官绅捐俸赀所购。”
5. ^ 即俗称的秀才，又称相公。举人被称为孝廉、老爷

中國士紳和貴族階層的消亡

 

1

士绅崛起于贵族消亡之际

所谓士绅，往往泛指地方士人、居乡官宦及其亲谊，需要澄清的是：士与绅是两个有重叠但不同的群体。绅在明清时期又叫“缙绅”、“衿绅”，徐茂明在《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中指出：“清代缙绅（或称乡绅）不仅专指退居乡里的官员，而且还包括本籍的现任官员……甚且，清代文献中的乡绅范围还扩大到尚未出仕而家居候选者。”“作为居乡官宦的特指，缙绅与普通士子（包括获得最低功名如生员者，古人称作“衿”）分属两个不同群体，其特权、地位、声望、影响等均有较大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士绅与贵族也是要区分的概念。孙立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贵族与士绅力量的消长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士绅与贵族的区别突出表现在他们与国家机构的关系上。贵族不完全隶属于皇权，具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而士绅对国家有很强的依赖性，这是因为贵族身份的获得是依靠血缘关系的分封，而士绅的社会地位则来自拥有土地、科举功名、官职等。周秦之变后，“贵族的力量呈一种不断下降最后甚至基本消亡的趋势，而士绅则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并最终取代贵族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构成力量的过程”。中国贵族的余晖是关陇贵族，但随着科举制的建立和发展、北宋“士大夫与天子共治”传统的建立，具有较大程度的独立性的贵族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依附于皇权的士人群体，后来人常说的士绅、乡绅就肇始于这一时期，并在明清时期得到延续。

2

明代士绅：遭受重创后慢慢发展

明清权力博弈史的一条支线，就是士绅与中央的关系。这其中，江南士绅作为明清时期影响最广的士绅群体，它的演变能反映出士绅这个社会阶层的发展以及历代统治者对士绅的态度。（需要指出是：江南是一个含混不一的概念，它的地理范围的内涵可分为四个方面：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沈学民《江南考说》、周振鹤《释江南》和徐茂明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对此有详细辨析，本文采用徐茂明的界定，将太湖平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府一州视作明清“江南”的地域范围）

元末大乱局里，张士诚割据江南，轻徭薄赋，宽大为政，这使得江南士绅虽生逢乱世，却大体得以保全。然而到了明代开国时期，江南士绅遭逢厄运，这件事在《明实录》中被淡化，但它深刻影响了士绅对明代中央政权的态度——屈服中有恐惧，依附中有游离。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淮西游丐，对士绅情感淡漠，在统一南方的过程中，他看到江南士绅或是怀念元朝、或是协助张士诚抵抗明军，心中愤怒难消，所以在攻占江南后，朱元璋一改张士诚对江南士绅的宽大政策，严厉打击士绅，夺其土地，迁其住所，并且在江南地区增收苛捐杂税，以至于正德年间的学者王鏊感慨：“盖洪武间以来，罪者谪戍，艺者作役，富者迁实京师，殆去十之四五。”据太仓人陆容（1436-1494年）回忆，明中叶的一位老僧在和他交谈时叹息道：“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士大夫多矣！”

明代初年对江南士绅的打击，在诸多官修史书、时人笔记中都能看到。在朱元璋的多次打击之下，苏、松一带“富民豪族，铲削殆尽”，吴中地主“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高启、杨基、徐贲、张羽等江南名士都未能逃脱厄运，这和张士诚时期乃至前元时期的宽大政策相比，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士绅眼见于此，恐惧新生政权的同时，也纷纷归隐乡野。一时间江南士绅“恐为州县所知，反督耕于田亩”，他们修建园林，效仿陶潜，甘于淡泊，清修诗文，这一时期，江南士风最淳厚，在百姓间的口碑也最高。

明成祖后，随着统治者策略的调整、官僚政治对士绅的依赖以及商业的发展，江南士绅变得驳杂，他们参与政治的欲望也更高。诸如高榖、商辂、杨一清、张璁、顾鼎臣、徐阶、李春芳等内阁高官都出自江浙一带的士绅家庭，尤其是嘉靖朝，江南士绅的代表闪耀于朝野之间，无形中也推动了江南士绅的发展。

明代在后世史家眼里是皇权提升的时期，也是中央对地方管控力加强的历史阶段，但即便如此，仅仅依靠朝廷的力量也无法细致入微地管理乡土中的所有事物，而在地方掌握文化权力，财力、资历与人脉都十分深厚的士绅就发挥了一个代理管理者的作用，地方官和当地有威望的士绅达成默契，士绅支持地方官的工作，在兴修水利、经办学校、赈济灾民、维护舆论等事情上出功出力，官府则在这个过程中默许士绅经营自己的文化权力，甚至与士绅结成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

徐茂明在论述士绅时，着重提到“文化权力”这个词，这是借鉴了葛兆光和美国学者杜赞奇的说法（前者在《中国思想史》第2卷中分析宋代士大夫群体时提到了文化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区别，后者在代表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而在徐茂明的使用中，文化权力被归纳为两层含义：“一是文化本身具有的规范性；二是士绅通过对文化资源的垄断而获得对社会事务的解释支配权。”而士绅维护自己的地方文化权力有三条路径：

第一：首先从源头上将其独占的文字本身神圣化，在民间倡导起“惜字”习俗；

第二：是为民众提供各种社会保障；

第三：是立足于儒家文化大传统的根基，对民众文化的小传统不断加以引导、清理等。

不过，由于士绅圈占田地，在地方话语权日重，中央与地方士绅的矛盾也暗流涌动。隆庆年间海瑞打击徐阶一族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体现。徐阶官拜内阁首辅，在松江拥有至少二十四万亩田地，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缙绅，控制着一方舆论，但他借“投献”为名，与亲友兼并土地，占田无数，使数万农民成流民或家奴。海瑞担任应天知府后，遣散徐府成千名家奴，并扬言严惩徐阶的儿子徐潘、徐琨，逼迫徐府退田。惹得徐阶密信朝廷亲信。海瑞此举，实是肩负了朝廷的意志，但海瑞不到一年就离开应天，侧面也说明了动摇士绅利益的难度之大。

明中后期士绅发挥作用的另一点体现，是地方书院议政的风气流行。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一批在野士人圈子，议论朝廷之事，要求朝廷的决策“以公论之‘是非’为是非”。“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史》卷231《顾宪成传》）从东林党到崇祯年间的复社，以及明代后期浙党﹑齐党﹑楚党等政治派系的崛起，士绅已然是明代政治中的重要一极，他们既是社会批判力量，也是和阉党较量的政治势力，依附于皇权，又对君主专治有所反思。不过，明代士绅缺乏军权，对君主和官僚系统的依附性很大，所以他们虽然能制造舆论、影响朝廷决策，但在实际力量上不能和两晋乃至唐朝的地方贵族相提并论。士绅阶层的这一软肋，也为后来清军入关、削弱士绅提供了便利。

东林书院

3

清军入关，士绅特权被削弱

清中前期对江南士绅的打击比明代更强势，它从根子里削弱江南士绅的特权，消磨江南士绅在社会中的地位，从顺治朝的屡兴大案，到康熙朝的恩威并施，再到雍正朝的雷霆打击，丁酉科场案、通海案、哭庙案、奏销案等大案让士绅惶恐度日，取消缙绅免税、不用服役的特权（“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绅衿里民，一体当差”）动摇士绅的特权，大兴文字狱的做法更是让士绅彻底畏缩于皇权之下，连明中后期有限的社会批判功能都消解了。

士绅的起伏是和士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休戚相关的，但清初是一个士人颜面扫地的时期，统治者轻慢士、侮辱士，把汉人群体里的士当作奴仆来看待，他们为了统治需要，仍然会在特定时期使用怀柔之术，笼络士人，但那是实用政治的需求，一旦皇帝认为士的团结动摇君主权威，就会毫不留情地摧抑它。所以徐茂明在《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中总结道：“清廷除以暴力手段严厉摧抑江南士绅外，还从制度上削减其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权，这种釜底抽薪的举措从根本上遏制了士绅阶层自明中期以来不断发展的趋势。”面对这种困局，士绅只能妥协度日，因为它依附于帝制社会的属性（且仍然算是整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让它不敢与专制皇权彻底决裂。

讽刺的是，清军入关后，统治者严酷打击士绅，但在清廷危难之际，恰恰是士绅组织起地方力量，抵抗住了太平天国的攻势。如熊志勇、孔飞力等学者所说，十九世纪中期，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组织战后地方重建，不得不对士绅委以重任，而士绅在这个过程中向军事领域渗透，“士绅武化”、“地方军事化”成为潮流，清政府自然清楚它会大大削减自己的地方控制力，但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当士绅与军队结合，他们在政治上的话语权更重，对待专制皇权有了更多斡旋空间。晚清的“东南互保”、民初地方军阀的横行，都能从中找到源头。

随着湘军、徽军等地方军的崛起，地方大员在各省形成了近似于军阀的力量，明面尊奉清廷，实则护卫的是地方士绅的利益。他们拥兵自重，清廷依赖他们，又忌惮他们。最能见得清廷威信扫地的事是“东南互保”。八国联军侵华时，慈禧毅然向八国宣战，正当举国上下惶惶不安之际，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大臣却不听中央号令，宣称东南互保，即便宣战诏令下到地方，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也借口：“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东南各省与中央政令背道而驰，赤裸裸地说明了满清地方控制力的衰弱。

还有一个细节可见清末士绅权力的高涨。1910年9月，清廷设立了模仿议会的咨政院，议员二百名，钦选、民选各一半，但在地方，咨议局成为士绅的垄断之物。学者张朋园曾统计了十五省咨议局议员的资料，发现“他们89.13%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不过，清末士绅的权力高涨只是表面，它某种程度上是借助了朝廷的政治混乱及对地方控制力下滑的便利，而士绅的特权、社会地位早已不能与明代相提并论，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又在后来经历土地改革的洗礼，士绅阶层在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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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消亡背后的政治逻辑

重审士绅，既不必神话它，也无需妖魔化。从正面价值来看，士绅不仅如杨念群所说的，充当了地方暴力的减震器，而且它能在中央政治混乱，或者皇权盘剥百姓的时期，承担一个缓冲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士绅肩负着维持地方秩序、经济、文化的角色，诸如乡村防卫、民事仲裁、赈灾济贫、兴修水利、创办书院、散步舆论等，都离不开士绅的影子。但另一方面，士绅本身的特权性质决定了，它和普通民众还是保持了一定距离，当它的利益和平民冲突时，它也可能成为损害平民的角色。与此同时，当士绅内部的道德准绳降低，士绅的人员构成混杂，它久而久之会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权力，掩盖其内部亲谊圈占土地、偷逃赋税、转嫁负担给下层等行为。

然而，士绅的瓦解根本上不是因为它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网络的覆盖，政府已经不需要士绅作为地方治理的代理人，而士绅的存在反而会让政府警惕，因为它容易削弱政府在地方的控制力。

另一方面，明清士绅之所以有着比平民更尊贵的社会地位，在地方拥有仅次于官府的政治、文化权力，是因为它在一个识字率很低的时代（据统计，清末民初的成年人识字率也只有10%左右）垄断了文化的话语权，是皇家和士绅统治了那个时候的精英文化，从书写上就将其本身神圣化、优越化，使得士绅在社会上占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地方治理中承担了很大的教化、舆论引导的功能。但在今天，社会的文化已经不由任意阶层垄断，民众的识字率、话语权也远远高于明清时期，这从互联网的言说浪潮里就可见一般，知识群体仍然被人尊敬，但它已经不具备垄断的能力，甚至在草根政治流行、反智成为另一种风潮的当下，知识群体有时反而是被污名化的对象。因此，失去往昔的尊贵地位和相应文化权力，要重建士绅是一纸空谈。

从更本质的属性来说，当科举制瓦解，士这个群体陨落于历史长河时，士绅就注定很难复兴了。科举是士绅维护其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渠道，士绅家庭依靠科举给朝廷输送人才、结成网络，反过来通过这些庙堂之上的代表巩固它们在地方的位置，但科举废除，这个输送渠道就断了，今日的高考尽管也是人才选拔渠道，但它不是直接导入官僚机构的考试，所以从对官僚和国家政治的直接影响上，它的权重远不如科举大，这也是为什么明清时期的读书人为了科举能熬到白头，但如今的年轻人即便高考发挥欠佳，他也不是无路可走。

科举殿试

更进一步说，即便在当下重新套上士绅这层皮，最后受惠的可能也不是知识群体，而是地方的既得利益者，那些真正掌握资本和权力的人。他们需要士绅为自己镀上一层文化身份的金。尤其是在法制和第三方监督不健全的省份，诸如士绅等身份很容易变质，因为界定士绅本就十分“主观”，而今日今日真正在地方乡村中握有话语权、资本的人也绝少是知识分子，而是宗族长者、高官亲谊、黑社会头目、企业家这样的角色，他们很少有士的精神，但他们有资本调动舆论、输送资金，经营自己的社会形象，在这些地区提倡士绅，最后不会复活士的精神，只是了却了地方既得利益者的一桩心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