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伯特不属于中国 西藏自古不属于中国

图伯特不属于中国 西藏自古不属于中国 陈破空 来源：开放杂志
 达赖喇嘛放弃争取西藏独立的路线，由来已久。他面对现实，承认目前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然而，中非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前一条，是强贴标籤；后一条，是强人所难.“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白皮书语，未加论述），这个结论，究竟能否成立？需要从头盘点历史。

 松赞至元明，西藏主权高於中国
 西藏与中国的複杂历史关系，概括而言，分四阶段： 第一阶段，西元七世纪，西藏国王松赞干布时期，西藏空前强大，尼泊尔国王和中国（唐朝）皇帝分别献公主与松赞干布为妃（西元六四一年），以和亲政策遏制西藏扩张。如果以这种姻亲关系，来认定西藏从那时起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是否也可以说，从那时起，中国就是西藏的一部分？况且，彼时，在西藏王宫里，尼泊尔尺尊公主的地位高于中国文成公主，那么，西藏，尼泊尔，中国，究竟谁是谁的一部分实际情况是：那时，三国都是独立主权国家，各自为政。西藏国王赤松德赞年代，进一步对外扩张，一度占领中国首都长安（西元七六三年），为了换取西藏撤军，中国被迫向西藏纳贡。后来，两国立碑为界（西元七八三年），约定“彼此不为寇、不举兵、不相侵。” 如果以历史上中国与西藏曾有联姻关系，来证明“西藏自古

中国有过姻亲关系的西域或北地国家，“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在欧洲历史上，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国，都曾互嫁公主与对方王子（其中，有的公主甚至登上他国王后之位），能否说，其中某国“自古以来”就是另一国的一部分？ 第二阶段，西元十一世纪，蒙古灭亡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亚

欧国家时，也进兵西藏，因蒙古汗王忽必烈虔信佛教，拜西藏法王八思巴为上师喇嘛（帝师），尊佛教为国教，藏蒙形成供施关系，即西藏法王为蒙古汗王的精神导师，蒙古汗王则为西藏法王及其疆域的保护者（编按：供施关系属佛学词语，指僧俗之间互为施主，俗家以财物供养寺僧，「福田」，僧侣则施教义予俗民的一种作法缘关系）。 显而易见，那时，在蒙古帝国版图上，西藏地位高於中国，

西藏尚有自主权，中国则已沦亡。如果硬要说蒙古帝国（元朝）是中国人的一个朝代，那么，从那时起，东起朝鲜半岛，西达多瑙河，北至北冰洋（包括俄罗斯），南达太平洋和波斯湾（包括众多东南亚，中亚和中东国家），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否应该去收回这些“自古就属于中国”的广大欧亚地区？ 西元十四世纪，中国人推翻蒙古统治，恢复中国（建立明朝

）。蒙古国退缩漠北后，蒙古与西藏供施关系依旧。而中国与西藏之间，既无互属关系，也无供施关系。至于明王朝曾对西藏各派高师赠以封号，就如今日某国政府或议会对其他国家领导人授勋一样，属于友好往来或笼络外交。实际情况是，那时，中、藏、蒙都是独立主权国家，各自为政。 达赖喇嘛的尊号，来自於蒙古汗王的赠予。一五七八年，蒙

古俺答汗首赠此尊号于西藏最大教派──格鲁派大师索南嘉措。那时，蒙古与中国无关，中国已经进入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
藏满之间是供施关系非隶属关系 第三阶段，西元十七世纪，满清崛起，应满清皇帝请求，西

藏从五世达赖喇嘛开始，与满清皇帝结成供施关系（一六三九年），那时，中国（明朝）尚未沦亡。藏满供施关系的形类似藏蒙供施关系，但藏满关系弱于藏蒙关系。满清驻藏大臣地位，等同于其他国家住西藏使节。满清皇帝和西藏达赖喇嘛互赠尊号。一六四四年起，满清灭亡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藏满供施关系依旧. 十八世纪，西藏为抵抗外寇（廊尔喀，即尼泊尔）或平息内

乱，依藏满供施关系，请求满清皇帝支援，满清军队因而先后三次进入西藏，完成使命后即撤出。 满清乾隆年间，曾有关於西藏的“善后章程”，即满清皇帝

对其上师达赖喇嘛的改良建议，其中有一条：建议对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等西藏转世活佛的继任，以金瓶抽签来认定。但认定职责，仍属西藏政府和西藏各大喇嘛，西藏当局参考了满清皇帝的建议，但实际做法却是：有时用金瓶抽签，有时不用，比如，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世达赖喇嘛以金瓶抽签方式认定，但第九，第十三，第十四达赖喇嘛则没有以金瓶抽籤方式认定。 近代史上，满清、尼泊尔和英国都试图介入西藏内政，或入

侵，或以保护国姿态出现，分别带给西藏一定程度影响，与西藏形成特殊关系，但始终没有在实质上改变西藏的独立主权地位。 一九○八年，满清首次起念，谋夺取达赖喇嘛政权，派兵入

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立即宣布终结藏满供施关系，并流亡印度。一九一一年，中国人推翻满清统治，恢复中国（建立中华民国）。一九一二年，西藏人打败其境内的满清军队，迫使清军投降并将清军全部赶走。流亡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旋即归国，重申西藏是独立主权国家。 类比蒙古情形，如果要把满清帝国（清朝）当作是中国人的

一个朝代，那么，朝鲜，越南，甚至泰国，缅甸，老挝，琉球等（当时均为满清藩属国，与满清关系，远比西藏更近），“自古以来”就都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以康熙年间清俄“尼布楚条约”（一六八九年）为准，其后一百多年间，俄国侵吞清朝领土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以中国名义，都必须索还。
蒙满势力伸入西藏不关主权 如果把清朝当作是中国人的一个朝代，那么，毛泽东在苏联

的压力下，承认蒙古独立（从满清到中华民国，蒙古都是满清或中国的一部分），就必然被定性为汉奸行为;同理，江泽民与俄罗斯签约，划定中俄边界，正式追认俄国历史上的侵吞，更必然被定性为卖国行为。毕竟，对待历史问题，不可能持双重标准。 如果以历史上蒙古和满清势力先后伸入西藏，来证明“西藏

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何况蒙古，满清未必等同于中国），那么，尼泊尔势力曾经伸入西藏（十八，十九世纪），能否说“西藏自古就是尼泊尔的一部分”？英国势力曾经伸入西藏（十九世纪）能否说“西藏自古就是英国的一部分“？或者，蒙古，俄国，日本等国势力先后伸入中国，能否说“中国自古就是蒙古的一部分”，“中国自古就是俄国的一部分”， “中国自古就是日本的一部分”？ 话说中国人倒满复国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曾向西藏和尼

泊尔两国政府致函，邀请它们加入中华民国，但遭到西藏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一致婉拒。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周边战争中，西藏均保持中立。 传言中华民国代表吴忠信曾於一九四○年“主持十四世达赖

喇嘛登基典礼“，实际情况是：吴忠信与英印，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代表地位一样，都仅仅是受邀出席典礼仪式而已。早在上一年，即一九三九年，西藏摄政王和西藏国民大会就已经确认达赖喇嘛的转世。
中共发兵西藏多国指为侵略 第四阶段，一九五○年，中共兵发西藏，这在独立自主的西

藏看来，自然属于“侵略”，当时，除共产党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如印度，尼泊尔，英国，菲律宾，泰国，尼加拉瓜，爱尔兰，萨尔瓦多，美国等，都在不同场合（包括在联合国）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入侵西藏”。 中共本身对西藏的立场，前后不一，出尔反尔。一九三一年

，中共在江西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一九三四，中共军队路经西藏境内，从藏人那里获得供给并借宿。对此，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对外国唯一的欠债”既然那时毛泽东承。认西藏是外国，那么，他就必须承认，十几年后，中共军队“进军西藏”，实为“侵略西藏”。对待历史，不可能有双重标准；对待现实，也不可能有双重标准。 在大军压境之下，中共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十七

条协定“，但几年后，中共即自毁协议，动摇西藏自治地位，导致西藏人民起义，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随即宣布：《十七条协议》无效，西藏重回原有独立自主地位。 中共佔有西藏，使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为既成事实。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不再追求西藏独立一九七九年，邓小平会见达赖喇嘛特使，承诺：西藏问题，“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这使达赖喇嘛感到，西藏有重获高度自治的可能，更坚定其和平对话的决心。 面对“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既成事实，各

国先后改变立场，予以默认或承认。同情藏人命运，关注西藏宗教保护和人权保障，呼吁中共与达赖喇嘛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如今的这些立场，并不意味着各国“支持西藏独立“。 既然历史是如此复杂，连中国历史学家的见解都莫衷一是，

何不搁置争端，求同存异？“搁置历史争端”，“面对现实“，”面向未来“，”一切向前看“，这些辞汇，原本是中共的口头禅，何不用在西藏问题上？ 自二○○二年起，达赖喇嘛立场之温和，达到世人难以想像

的程度：以中国宪法为准，落实西藏的真正自治按理说，至此，中藏之争，大可以尘埃落定。既然内外都无“藏独”问题（内无主张，外无支持），只要中藏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精神，牵动世界的西藏问题，就迎刃而解。中南海竟钻历史牛角尖，把一个完全可解的西藏问题变得无解。 北京自恃强权，至今拒绝与达赖喇嘛展开任何实质性对话，

仅玩弄拖延战术，有意堵塞中藏和平协商之路，图谋在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完全扭曲西藏宗教文化习俗，让藏人完全汉化，藏区完全赤化古人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中共逆天之志，能否得逞？人们可拭目以待。此文于2009年07月20日做了修改

人权观察 | “他们说我们应该感恩” ——中国藏族地区的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

Posted: 01 Jul 2013 12:04 PM PDT

《"他们说我们应该感恩"：中国藏族地区的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报告的封面图。一面宣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看板，摄于四川省石渠县（2011 茨仁唯色）。

中国：停止强迫藏人改造房屋、迁移安置！

未经咨询侵犯人权、破坏文化

2013年0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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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走过一排新建房屋，摄于西藏自治区曲水（Chushur）县江村，2006年1月。
  (c) 2006 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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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间传统藏式民居，摄于西藏自治区堆龙（Toelung）县。墙上用红漆写的「拆」字，表示这间房屋已预定将被拆除。
  (c) 2007 私人提供

OUR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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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我们应该感恩"
  中国藏族地区的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
  2013年06月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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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停止强迫藏人改造房屋、迁移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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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停止强迫藏人改造房屋、迁移安置
  
  

这一系列大规模迁移和房屋改造政策重塑西藏农村人口的范围和速度，在后毛泽东时代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政策对藏人生活方式带来激烈改变，但藏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却没有发言权，而且──在既有的高度压迫体制下──事后也无法提出质疑。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纽约，2013年6月27日）－人权观察今天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的一项政策造成数百万藏人成为大规模改建房屋和迁移安置的对象，他们的生活方式遭到激烈改变，但卻沒有参与决定的权利。

自2006年以来，依据藏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西藏自治区超过两百万藏人被迫参与"住房改造"──由政府下令翻修或重建房屋，西藏高原东部的数十万游牧民则被迁移或安置到这些"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份115页的报告〈"他们说我们应该感恩"：中国藏族地区的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记录了各种形态的人权侵害，包括未经事前咨询和缺乏合理补偿，而这两项都是国际法上合法迁移的必要条件。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政府提供的新房质量不佳、对于恣意裁量没有救济管道、难以复原居民生计、以及忽视中国法律明文保障的藏区自主权利。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这一系列大规模迁移和房屋改造政策重塑西藏农村人口的范围和速度，在后毛泽东时代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政策对藏人生活方式带来激烈改变，但藏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却没有发言权，而且──在既有的高度压迫体制下──事后也无法提出质疑。

西藏自治区当局已宣布进一步的计划，将在2014年底前继续改造或迁移超过90万居民的住房。在西藏高原东部的青海省，当局自2000年代初期以来，已重新安置30万游牧民，并已宣布要在2013年底前将另外11万3千名游牧民迁入固定住房。

中国政府宣称，所有的迁移或住房改造作业完全是自愿性的，并且做到尊重"西藏农牧民的意愿"。当局强烈否认过程中曾发生任何强迫迁移，并且为了表现其文化敏感度，强调所有新建房屋从设计到外观都符合"民族风格"。中国政府还声称，所有被迁入新居的人都非常满意，并且感恩政府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虽然有些藏人真心欢迎这些住房政策带来的好处，但许多藏人担心他们将没有能力长久维持生计。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只能服从政策，无力表示反对或加以影响。

藏人一开始就担心，"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可能伴随政府的干预深入基层社区，现在这种担忧已经成为现实。2011年，政府宣布将实施一项新计划，在西藏自治区5,400多个村中一一派驻党政干部工作队。依据相关政策，这些新成立的工作队将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负责建起一套政治监控系统，明目张胆地侵犯藏人的公民、文化、政治和宗教等基本权利。自2009年开始，已有119位藏人自焚抗议中国政策，政府却报以更为严厉的压制手段。

不分来自农村或牧区的藏人，在2005年到2012年之间接受人权观察访谈时都表示，大批被迁移或改造住房的人们都不是出于自愿的，政府也从未征询他们意见或提供替代选择。他们说，许多人因为被迫迁居、变卖牲口或拆除重建住房而面临财务困难。他们认 为新的安置房有时比他们原来住的房子更差，而地方官员为引诱他们迁居而给出的承诺很多都没有兑现。

报告中详细引述的官方政策文件说明，与官方说词相反，藏人家户必须负担重建或新建住房的大部分成本──最高达到75%。中央政府的一项研究指出，"政府每补助一元人民币，住户必须自付4.5元。"为遵守政府命令翻修或重建住房对家庭财务的影响，充分解释了为何接受人权观察访谈的藏人们无不忧心忡忡，担心未来没有能力维持生计，和保存他们独特的文化认同。

"中国政府宣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为藏人带来经济利益，"理查森说。"即使某些藏人可能真的从中获益，但绝大多数却无异于被迫放弃贫穷但安稳的生活，走进充满不确定的货币经济，其中他们常常是最弱势的行动者。"

中国政府借著拒不允许在藏区进行任何独立的事实调研，刻意掩盖其政策的全面影响。通往西藏高原──尤其是西藏自治区──的道路，在人权调查的黄金时刻遭到封锁，自2008年3月抗议活动招致镇压以来，新闻记者、外交人员、学者专家、甚至外国游客至今仍几乎不得其门而入。但根据卫星影像开放资源的分析，仍可发现某些西藏社区地貌的重大改变。有些案例的卫星影像显示传统村庄整个被夷平，旁边则出现了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蓝图建起的排列整齐、一模一样的房屋。

虽然藏区住房改造与迁移安置政策的主要理由是经济性的，但中国政府同时表明，这些政策是附属于更大的政治目标，例如打击藏人中间的民族"分裂主义"情绪，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强化对藏区农牧人口的政治控制。

即使带有非自愿性和效益不均等问题，中央政府却将在藏区实行的住房改造和迁移安置政策当作迁移其他少数民族社群的成功样板。2011年6月，中央政府指示各省级单位，包括四川、青海和甘肃，以及各自治区，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必须在2014年底前持续完成数十万游牧民的重新安置计划。

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一切关于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的项目，并应允许对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影响进行独立的评估，包括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特别报告员早已提出的要求，让他们进入藏区视察。

人权观察说，要缓和藏区的政治紧张，中国政府必须正视长期累积的民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赋予藏人的实质决策权力，包括在经济和文化事务方面，以符合国际法的相关标准。

"所谓藏人在中国统治下享有充分自治的说法，在大规模住房改造和迁移安置政策排除藏人意见的事实之前，已经不攻自破，"理查森说。"继续凭着全面压制的环境，强行实施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只会造成紧张情势火上加油，使藏人与中国国家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

证言摘录
为保密受访者身分，以下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农村的百姓对于要放弃自己的房子，被安置到其他地方，感到十分苦恼。他们除了种田别无所长，以后再也没有多少牲畜和土地了。下一代如何还能像藏人一样生存下去呢？
－丹增嘉措，西藏自治区江达（Gyamda）县村民，2012年7月

过去三年，27万户游牧民已迁入新居，没有一个人曾经抱怨房屋质量。
－官营报纸《青海日报》，2012年4月14日

这个活动是中央政府的命令。没人能反对。
－洛桑南嘉，西藏自治区昌都（Chamdo）地区的村民，2007年1月

我们搬进安置点以后，什么东西都要用买的，但我们根本没有收入。在这里没钱就没法生活。政府〔每月〕发给我们五百元，连交水电费都不够。你还得花钱买粮食啊。
－卓玛措姆，青海省玉树（Yushu）州的安置游牧民，2009年10月

有些新房子的选址是不科学的。〔比如说〕有些安置点建在泥岩床、土石流区域、洪水多发地带或松软的地基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2009年12月

安置前，牧民在吃、穿、住等基本需求方面大致是自给自足的。可是安置后，他们必须从市场购买这些必需品，开支显然要增加。他们现在只能依赖政府补助度日，困难数不清。
－一份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结论，2010年

至少6成游牧民"离开自己土地"以后找不到工作。
－玉树（Yushu）州三江源办公室主任明岳，2010

【转自：人权观察】

钓鱼岛：芝麻，还是西瓜？

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之争，几乎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给人的印象是：钓鱼岛对中日两国的国家兴盛民族复兴，至关重要，得钓鱼岛者生，失钓鱼岛者死。换言之，对国家层面的意义而言，钓鱼岛是西瓜，不是芝麻。

然而，这只是一种印象——或者，不如直接说，是一种假象。就日本而言，决定其国家兴盛的不是小小的钓鱼岛，而是它在海外庞大的经济实力，这才是日本之所以是日本的根本所在，这才是日本的"西瓜"！

长期以来，我们有个误点，那就是认为日本已陷入经济衰退期——所谓"日本经济衰退20年"。其实，这如果不是我们国人的自我安慰的话，就是日本自制的一个烟雾弹。事实上，这二十年来，日本的海外资产，已经超越本土1.5倍，日本在海外已经另造了一个日本——海外日本。不妨来看一些数据：2005年，日本人均GDP逼近4万美元，高居世界前列。日本海外净资产年增长神速，"海外日本"悄然打造成功……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2010年年底，日本政府、企业、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海外资产总额为563.526万亿日元（约合6.88万亿美元），日本持有的海外净资产为251.495万亿日元（约合3.07万亿美元）。

2010年日本的海外净资产是1986年（1804亿美元）的17倍，是1991年（3831亿美元）的8倍，是2000年（1.109万亿美元）的2.8倍。现今，日本掌握了大量海外矿山，同时又是"城市矿山大国"，金银等贵金属拥有量世界第一；日本被称为"国民酷值"（文化产业）第一的国家；2009年4月，英国《经济学家》公布日本创新力全球排名一；201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了各国人均寿命排行榜，日本名列第一。日本持有海外净资产已连续19年称冠全球。2009年日本的GDP为5.07万亿美元，日本的海外净资产相当于GDP的58%！2010年，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出口金额达到13万亿日元，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  

所以，我们评价日本经济实力，不能只看其其国内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应该看其国民生产总值（即国内生产总值加该国国外生产总值）——GNP。中国在GDP上超越了日本固然可喜，但在GNP上依然落后于日本。对此，日本问题专家唐淳风有这样的说明："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能光看GDP，海外企业的收益和海外资产的收益也是重要指标。就像一户农民，你不能光看他田里种粮的收获，还得看他儿子在外打工、经商、办企业的收入。不能光看他乡下的土砖房，还得看他在城里买的小洋房、门面房和工厂厂房。"

事实上，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的对外投资也在这个时期急剧扩大。到了1996年，日本企业的境外投资、在境外法人的当地产值规模甚至超过了日本的出口总额。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日本企业的出发点是规避贸易壁垒，降低生产成本。日本在二战后经历了十年的黄金时期之后，工资成本和地价持续上升，企业的成本压力随之一路上升。当时日本秉持贸易立国的发展战略，随着出口不断增加，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样通过在国外投资建厂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进而规避贸易保护。这一时期日本对北美制造业的投资显著增加，主要目的是为避开日本与北美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此外，由于日本国内资源匮乏，确保资源的稳定供应成为保障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因而为获取资源而进行的海外投资持续增长。   

从其路径而言，1980年代之前，日本对亚洲和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为主，旨在实施本国边际产业转移；之后，演变成以获取市场和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目的的市场导向型投资。1980年代，日本对北美和欧洲进行的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投资，则以获取当地市场准入为主要目的。制造业的对外投资，避免了本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日元升值的压力，也造就了日本制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期间，不能不提及日本海外扩张的最大动力——日元升值：1985年9月，OECD七国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广场饭店签订"广场协议"，决定美元对世界其它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以此逼迫日元升值。在随后的10年里，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将近3倍。

日本企业于是开始大量购买美国企业或在美国开设工厂。日本的经济结构也因此发生重大变化，由商品输出开始转向资本输出。"广场协议"签定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迅速飙升：从1986年的220亿美元迅速上升到顶峰时期1989年的675亿美元。在1986年到1991年的5年时间里，日本海外投资总额达到4000亿美元。这一时期，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到了1998年，日本的海外净资产余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成为令人羡慕的"世界首富"。另外一项统计显示，在1985年到1990年间，日本企业超过500亿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购案有21起——18起是针对美国公司，3起针对英国公司。在这21起大型并购中，日本企业收购了8家美国或英国的制造工厂、2家制药企业、2个矿山、3家银行保险机构、3个影视企业以及3个不动产。3起著名的不动产收购案是：1988年，日本不动产公司斥资2880亿日元收购英国洲际饭店；1987年，青木建设用1900亿日元收购美国威斯汀饭店；1988年，三菱地所以1200亿日元收购并控股美国洛克菲勒中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确保资源供应方面而做的对外投资。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早在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的产业结构转移到重工业和化工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工业大国，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进口国。目前，日本对于海外资源的依赖度超过90%。为了确保能源、资源的长期稳定供应，日本开始采取"融资进口"与"开发进口"的战略。所谓"融资进口"，就是通过向对方提供开发资金贷款来确保资源进口；所谓"开发进口"，即投入资金、技术和人才来从事资源的勘探和开发。

可以说是包括资源的勘探、开发、精炼、加工和运输等内容在内的"垂直型交易"。日本进行海外资源并购多依靠三菱商社、伊藤忠商社、丸红商社、三井物产商社等这些商业色彩浓厚的多种经济成分的组织。这些商社以资本借贷的融资形式与资源国签订长期供应协定，确保资源供应的稳定性和价格方面的优先权。参股但是不参与资源国的资源开发和生产，在享受资源增长红利的同时，避免陷入当地就业和土地纠纷，尽量回避劳资双方矛盾，并且可以规避政治的影响。

在占有海外金融市场方面，日本也有大手笔。受金融危机冲击，欧美银行不振，这为日本金融机构并购提供了良机。主权财富基金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亦是华尔街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但相对于被动投资的主权财富基金，日本企业的并购更加主动，也更加具有战略性。而相对于90年代，这一时期的日本金融企业更加成熟。2008年7月份，日本最大产物保险商东京海上宣布，约以47亿美元收购美国保险集团费城统一控股公司。8月份，三菱UFJ则全面收购了美国加州第一银行(UNBC)。真正的大戏在9月底开演。 9月22日，野村出资2.25亿美元，力压竞争对手英国的巴克莱银行，并购雷曼兄弟公司的亚太、欧洲和中东法人。同一天，三菱UFJ宣布收购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    

日本以弹丸小国能如此走向在海外占领海外，原因当然很多。我们不妨罗列一二：首先，是企业的经济去政府化。不管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在评价日本企业的投资时都高度认同一点，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是私人企业的投资，是商业性的投资。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形象是在全球争夺资源。在投资策略上，日本企业往往不投资行业最大企业，而是投资其竞争对手甚至中小型企业。投资时并不追求控股，往往只占5%~10%的股份。其次，是注重改善形象。日本公司注重利用智库和新闻媒介来塑造公司形象。它们试图通过与智库、记者和前政府官员等三方合作的方式塑造当地政府对日本投资的主流意见。日本企业向研究机构提供引导性的研究支持，在教育方面提供长期的公益性支持等。也因此，日本公司努力将自己整合到所投资的当地社会。日本公司成功缓解那种认为它们投资只是为了给从日本出口产品开辟销售渠道的担忧。

在世界各地，许多日本公司都在为地方的社区建设贡献力量。从小联盟棒球队到儿童癌症研究中心，日本公司向各类地方机构捐助了成百上千万美元。再次，是抱团合作。日本企业能够主动、有序地融入海外市场。日本企业的协调性强，相互抱团，互相搭台。日本企业甚至可以联合起来，买下资产后再悄悄分配。回顾一下日本和韩国近30年经济外向型发展的进程可以看到，日本、韩国在国内竞争非常激烈，但他们在海外市场就携手合作。不像中国，互相杀价，杀得最后出口利润变得如同鸡肋，影响企业发展。为此，他们非常注重市场研究。日本企业对市场进行细致的分析。日本学者服部更是进一步提醒日本企业要注意被投资方的落后方面，以获取更大利益，尽可能规避风险。事实证明，日本企业所做的文化、政策研究，以及对本土人力资源的利用取得了丰厚收益，也避免了企业进军国外可能陷入的盲人摸象式的尴尬。最后，是金融支持。日本的金融机构，企业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优势大大超过中国。  

明乎此，我们就不难判断钓鱼岛在日本经济谱系中，不过是"芝麻"而已——只要日本本土经济稳定，海外这个"西瓜"如旧，日本世界经济大国强国的地位就不会动摇。中国呢？即使有了钓鱼岛这个"西瓜"，又能保障自己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强国么？

韩国转型对中国的启示

Posted: 29 Jun 2013 06:26 PM PDT

6月27-30日，韩国总统朴槿惠率强大代表团访问中国。朴槿惠表示，韩中两国历史和文化相通。建交以来，双边关系突飞猛进。当前，两国关系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韩国正致力于开启"国民幸福时代"，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韩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分享梦想，共同发展，携手促进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繁荣。随着"中国梦"的概念风靡世界，韩国也凑了把热闹，但是，韩国梦早在转型时期就已经启动了。我们不妨来看看，韩国如何从转型中崛起，从而跻身发达国家的？

韩国，位于东北亚，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人口5051.5万（2011年）。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未来11国中唯一一个发达国家，并且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成功地推行了政治转型，结束了长达32年的军人统治，创造了韩国民主化的奇迹。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到了东亚。此时韩国的民主化运动也日趋高涨,以金泳三和金大中为代表的民主化势力与以全斗焕和卢泰愚为代表的权威统治势力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最终迫使权威统治者做出让步。而"六·二九"民主化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韩国政治开始了由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

美国学者亨廷顿断言：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政府和民众都意识到，民主化已经成为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必要门票，而这就为韩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提供了强烈的诱因。

二战以后，在美国的扶植下，李承晚成立了韩国，史称第一共和国。"一共"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但是美式的民主移植到韩国却遇到困难。李承晚为了谋求连任甚至还两次修宪，最终结果是变为了极权政治。1960年"4·19"学生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独裁政权。继任的第二共和国张勉政府进行了很大力度的民主化改革，然而政局却更加混乱和无序，一方面执政党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吸纳政治参与的能力又非常低下。张勉政府的改革目的是使政权获得程序合法性，但是由于对社会秩序、大众福利等公共物品供应绩效很差，政府反而失去了社会的支持，导致极权政治卷土重来。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政变，接管政权。在朴正熙任总统的第三、第四共和国（"维新体制"）时代，国家是以军人专政和个人独裁结合的极权政治，但权威体制并没有阻碍经济起飞，反倒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秩序。朴正熙时代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建设为享誉世界的"汉江奇迹"开辟了道路。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后，主张民主化的各派势力又活跃起来，一时出现了所谓的"汉城民主之春"。然而当年12月12日军方强硬派迅即扼杀了短暂的民主复兴进程。1981年2月全斗焕将军在操纵修改宪法之后登上总统宝座，标志着韩国进入独裁专制的第五共和国时代，又被称为"新维新体制"。韩国社会并没有屈服于极权统治，抗议、示威、罢工运动风起云涌。政府以"非常戒严令"对付1980年5月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制造了伤亡千余人的"光州惨案"。1987年6月的"改宪运动"使斗争达到高潮。极权政府一方面对镇压力不从心，认识到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对失去政权又心有不甘。为了在民主化改革中争得主动，在修宪后的大选中保住执政地位，卢泰愚发表了作出改革承诺的"六·二九"宣言。

"六·二九"宣言是韩国政治变迁的分水岭，标志着韩国政治开始了由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此后尽管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危机，但是民主政治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1993年金泳三通过和卢泰愚总统的执政联盟合作而在竞选中获胜，他上台后即采取措施进一步消除权威政治的影响。1998年2月，金大中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通过选举获胜而上台执政的在野党领袖；2003年2月，民主党领导人卢武铉就任总统；2008年2月，大国家党领导人李明博就任总统。在"六·二九"宣言发布之后已经实现了五次政权的和平交替。

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实际是在朴正熙执政的1963年至1979年期间。朴正熙因此也成为创造"汉江奇迹"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朴正熙执政期间，按照韩国国情开展了新乡村运动和韩国五年计划，使得韩国的农业和工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朴正熙掌权期间还提出了"对待工人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做工厂的工作要像做自己的事一样"的口号， 成为当时韩国人的精神力量，使得韩国工人以当时美国工人十分之一的成本创造出美国工人2.5倍生产率。

1970年代，在继续坚持出口导向的基础上，政府开始实施重化工业发展战略。为了尽量缩短时间，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尽快建立起资本密集型的中间产品部门，政府决定改变1960年代的"一致性"分配原则，转而挑选一些大企业作为依靠对象，并为其提供极为优惠的资金支持。

不久以后，在经济落后阶段为韩国的现代化立下汗马功劳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集权专制体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成为韩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为此，韩国政府于80年代初颁布了法律、法规，开始走上"市场主导型经济"的道路。90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大大削弱，市场的主导地位日渐增强。

韩国的经济快速发展：GNI到1991年增至5253美元，90年代后半期以后，达1万美元以上，2006年达到17690美元，在短短40多年里增加了200多倍，由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先进，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在1995年已居世界第11位。

从李承晚政权的专制政体、朴正熙政权的政府主导型改革、"维新体制"到金泳三的"文官政府"再到金大中的民主政府，大韩民国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民主梦想的践行经过了漫漫长夜，在广大民众的奋力争取、政治精英的奔走呼号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下，民主政治的实现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韩国现代政治的发展历程在雄厚的现代经济基础上成为宪政民主不断推进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一般来说，向稳定的民主政体转型大体有两种方式：激进式和渐进式。俄罗斯是激进式转型的典型代表，这种方式的缺陷是需要付出极大的短期成本；韩国的转型则被视为渐进式转型的代表，如通过逐步减少政府干预以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通过民主化改革放弃原来的极权式政治体制等。依靠渐进方式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则需要承受较长时期的痛苦的震荡。

20世纪60年代前的韩国非常贫穷落后，1962年人均国民收人GNI仅87美元，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行列，2006年达到17690美元，由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先进，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型的东方国家，其经济现代化的成功，被国际学术界誉为"韩国模式"。这一模式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韩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转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由上述各方面形成的总的文明形态)历经了重大的变革，也为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从一般的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的阶段是社会经济发展极为关键的转型期。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发展都面临选择权衡问题，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巴西、阿根廷等国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丧失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则采取了较为合理的政策，保证了社会政治稳定，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2007年人均GDP为2568美元，已经进入了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关键时期。考察韩国在经济转型时期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风险，研究韩国政府应对挑战的对策得失，对于中国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古语亦有云："他山之石，可以为错。" 

资料参考：

曹思源《韩国转型的脚印》

谢晓光《韩国政治转型与中产阶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