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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30日 星期一

供销社的“大爷”

 纪元作者: 郑愚山

1965年,卢沟桥供销合作社装卸化肥

父亲是一个地方供销社的主任,人称“郑大爷”。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供销社是取得基本民生物资的唯一渠道。基层供销社主任就是一个独霸一方的小国王,而我就是这个小王国中的“小王子”。当前供销社的死灰复燃,引发了我一串串对过往的回忆和反思。

供销社在中国大陆又高调卷土重来了。

“供销社”这个久违的名字对我却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三个字。我从9岁开始直到大学毕业,就一直在供销社的环境中长大,我见证了中国供销社时代的“春秋鼎盛”,也目睹了它最后的凋萎没落。

在“计划经济”主导的中国,供销社系统曾一度主宰了地方经济的命脉,每片区域的供销社就像一个地方的小王国。一个基层供销社一般也就几十号人,但是王国虽小,却是整个社会的时代样板。而我就是这无数个小王国中的“小王子”。

我的父亲是共产党建政后最早的一批商业干部,被文革中断了升迁之路后就下到基层当了一个地方供销社的主任。在靠近老家的村庄,由于我父亲在家族中辈分高,庄户人都称呼他“郑大爷”,结果周围人也就跟着习惯叫他“大爷”。

可惜,“大爷”已经过世几年了,不然我倒很想问问他这个老供销,对新时代的供销社“复辟”有何感想。毕竟大爷在那个小王国中也曾是个一言九鼎呼风唤雨的存在。

供销社王朝的序幕

我所记得的王朝序幕还要拉回到“伟大领袖”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年纪尚小,只记得家家户户人人都要戴黑袖章,胸前别朵小白花为老毛吊孝。本以为“太阳”陨落了,天会塌下来,不曾想随后不久就锣鼓喧天庆贺包括老毛遗孀的“四人帮”的倒台,国内各项政策也开始陆续松绑,整个社会反而因为老毛的死而罕见地展露出生机。各地的商业流通也逐渐活跃起来,供销社的地位日渐显著。

我父亲“郑大爷”读过私塾,能写会说,1949年以后被共产党政府拔擢为干部,20刚出头就做了县商业局的人事股长,很快就又被调到区一级锻炼准备进一步升迁,不曾想文革开始后提拔他的区委书记被打倒,他也受到牵连被贬到一个乡的党委里做宣传委员。

我们家有六个孩子,我是老六,上边是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几个姐姐因为文革都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七十年代末,姐姐们都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但都是农村户口,又没有正式工作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父亲为此很伤脑筋,并做出了一个很大的决定。懂商的父亲靠着敏感的商业嗅觉看到了供销社的前景。他借助以前在商业局留下的人脉调回商业系统,并拿到了在老家地区供销社当主任的职缺。

供销社主任就是一个独霸一方的小诸侯,我父亲走马上任之后就把几个姐姐安排做了供销社的临时营业员,解决了她们燃眉之急的工作问题。我们家也就此搬入了供销社的家属大院。随后几年,也真的像我父亲预测的那样,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生产的进一步放宽搞活,供销社很快就进入了炙手可热的鼎盛时代。

众人攀附的大爷时代

记得我们家搬入供销社以后,每到吃饭时总是很热闹,七姑八舅的,每天都有亲友熟人到我们家拜访。连以前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的人都会冒出来认亲戚,拉关系。一进门就大爷长大爷短地唠个不停。来访的人总会带点土特产之类礼物,推又推不掉,就只能留人吃饭,客人也就顺梯留下等主任回家吃饭时谈事。所以我们家每顿饭都做的是大锅饭,以防有不速之客突然到访。

按理说都是凭钱买货,为什么还要来认“大爷”找主任呢?

这得要从供销社的性质说起。供销社虽然看起来就是一个卖东西的商场,但它却不仅仅是一个商场,而是政府施行“统购统销”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很多关系到基本民生的重要物资和商品都要通过供销系统来统一供应和销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供销社几乎是取得这些物资的唯一渠道。

那时候的商品好像不存在贵不贵的问题,一般人家想买几乎都能买得起,但是存在一个能不能买得到的问题。很多现在看起来很普通很便宜的商品在那个时候你却是想买都买不到。所以供销社才成了“大爷”。

在我的印象中,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很多东西都是要凭票供应的。什么东西都可能紧缺,包括白糖、烟酒、化肥都要靠主任批条子才能多买。记得我还曾经被人鼓动,模仿我父亲的笔迹帮人批了一张买化肥的条子。

不像现在结婚要车子、房子、票子,那时候结婚的三大件还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而这些三大件都要从供销社获得,像当时上海产的名牌产品每次供销社进货都有限额,所以每次到货的时候都是众目睽睽,必须得到主任的当面首肯才能买到手。我哥的同学考上大学靠我哥哥说项买到了一支南京钟山牌手表,让他的亲亲友友们惊羡不已。

那些年,供销社不光在销售上有特权,在收购上也有特权,每年一度的棉花棉籽收购都是供销社创收的独家生意。每个供销社都有一个专属的收购站负责收购业务。

我父亲管辖的这个供销社由于进货渠道多元,名优品牌丰富,把相邻供销社区域的顾客都吸引过来购货,在供销系统内连创营销佳绩。“郑大爷”的名号在四乡八邻都叫得很响。父亲每次领我们回老家祭祖的时候,一路上,“大爷”“大爷”的打招呼声都不绝于耳。

这样的大爷时代一直走到八十年代末。

大爷迟暮 王朝崩裂

供销社兴旺了大概十年左右,那时我的三个姐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我和两个哥哥也都考上了大学,而我的父亲也走过了他的壮年,往六十岁上走了。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个体等私营经济已大幅开放,物资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匮乏,供销社已经不是商品资源流通的唯一渠道了。大大小小的私营店铺已遍布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虽然供销社在乡镇地区还保持了一定的影响力,但一枝独秀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这个时候的结婚三大件已经进化到了冰箱、彩电、洗衣机,但这些已不是供销社特有的紧俏物资了,也无需主任开条子了。

我父亲年老了,他先后提拔了两个预备接班的副主任都在他退居二线后背叛了他。以前跟得很紧的那些下属,包括他亲手招进来员工,哪怕还有一些沾亲带故,满口喊“大爷”的人都随风跟了年轻的主任,对我父亲和两个留在供销社的姐姐落井下石。

而在我们家里,我们三个读大学的男孩也和我父亲产生了一些理念上的冲突。我父亲是老共产党员,还当过很多年党的宣传委员。1989年初,我们回家过中国年,发现我父亲居然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上了对联。向来不敢和父亲顶嘴的三兄弟第一次和家庭权威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我父亲觉得家庭经济状况转好是党的政策好,我们能上大学也是因为邓小平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得感谢党,感谢邓小平。而我们则争辩说,不是党养活了我们,而是我们养活了党,不是党恩赐我们权利,而只是党归还了我们应有的权利。

争辩并没有输赢结果,但是我父亲最后还是部分妥协了,看着我们把对联换掉也没有阻拦。随后不久就发生震惊中外的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中共开枪镇压学生的血腥事件。一个以前对我父亲鞍前马后贴得最紧的供销社司机居然在我们家门口大喊:“大学生尾巴翘上天,统统都该枪毙”。幸好,我们三兄弟最终都平安回家,让父母宽慰了不少。大哥六四当天就在广场上,他身边就有人中枪倒下,他还带回一堆死伤学生的现场照片。

即使是一个小小的供销社主任,一旦放下权力,也是人走茶凉。大爷的供销社小王朝也和大爷一样走向了落寞。此后的供销社因为效益越来越差也渐渐四分五裂,失去了往日大爷当政时期生机勃勃的景象。

大爷复出 难挽颓势

到了九十年代,一波“一切向钱看”的商业化浪潮进一步席卷了全国。失去了计划经济政策支持的供销社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优势全无。不少供销社网点已徘徊在生死线上。

供销社系统的上层领导有几年都是靠卖主任职位来捞钱的。只要你逢年过节给大领导勤送钱勤进贡就让你把别人替下来当主任。可是想当主任的人也是为了捞钱,本来就效益不好,你再捞一把,那这供销社更难以维持了。供销社倒了,那领导的财源也就没了。结果,我父亲在退二线清闲了一段时间后,又被请出来当主任。大爷复出了。

这就说到我父亲是如何退二线的。大爷自恃资格老,名气大,业绩好从来不给领导上贡,领导还得经常把他当先进捧着他。但是领导眼看着一块肥肉却长期吃不到嘴最后也恼了,就以年龄为原因,让他只当书记退二线,罢了他主任的职。现在肥肉变成了骨头没油水了,又把他当成能人请出来救急。

到这个时候,周围的人已经更习惯喊他“老头子”而不是当年的喊“大爷”了,对他是多了一丝钦佩,少了一份敬畏。但他的复出只是让他的供销社免于倒闭,还能养活一帮员工。要想凭他个人的能力恢复供销社的荣景几乎是天方夜谭了。即使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光凭他在共产党体制内养成的那套营销路数已经落伍了。

到了1995年,他到了正式的退休年龄也就心灰意冷地退休了。巧合的是,供销社的时代也随着父亲的退休悄然落幕了。据说,后来那个供销社被分成几块承包了出去,变成几个个体户。要是现在再去看的话,可能破旧得就像个古董。

大爷的结语

大爷已经走了。在最后一次和他过年通电话的时候,几乎从不认错的父亲破荒地跟我们说:“我错了,你们是对的。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多了,现在说后悔的话已经没有意义了。”也许父亲还记着以前和我们争辩的事。他可能还在为文革中遭受的打压不平,为共产党向他引以为傲的孩子们开枪感到震惊,对党官们贪得无厌的嘴脸感到厌恶,对自己的下属争权夺利恩将仇报感到寒心。也有可能他在为自己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供销系统的惨淡结局感到不值。

供销社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已经作古了,它是物资匮乏、经济困顿时期的宠儿,是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一山不容二虎的对头。供销社的死灰复燃引发了我一串串对过往的回忆和反思。我想,即使大爷现在还在世,他也不会对供销社的回归感到欣喜,毕竟,谁都不愿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过去。

2023-01-11

2022年11月13日 星期日

重复的阴谋 中共“反党集团”内幕

 

在170多年的国际共运史上,中共打掉的“反党集团”是最多的。但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自己又承认,那些“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打错了。(《百年真相》提供)

中共盛产所谓“反党集团”,在170多年的国际共运史上,它打掉的“反党集团”最多。但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自己又承认,那些“反党集团”绝大多数都打错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今天,我就跟大家谈一谈中共打“反党集团”透出的历史真相。

中共史上第一个“反党集团”

1942年,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时,将王实味、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打成“五人反党集团”。

潘方、宗铮是一对夫妻;陈传钢、王汝琪也是一对夫妻;王实味是延安著名的翻译家,翻译了上百万字的马列宣传品。

据戴晴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讲,潘、陈两对夫妻在延安时期与王实味的关系并不很深,最多也只不过是在一块聚一聚。至于谈话,压根儿就没有专门涉及政治问题,偶尔有情感偏激的时候,本属人之常情。

但是,这五个人在延安整风时,因为讲了几句真话,被中共硬生生地打成“反党集团”。

1982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对潘方、宗铮、陈传钢、王汝琪四人的平反决定。这个决定表明:以王实味为首的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根本不存在。

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个“反党集团”

1954年至1955年,中共最高层打了一个“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最初叫“高、饶反党联盟”,后来改成“高、饶反党集团”。

文革结束后,不少专家学者对这个所谓“反党联盟”进行研究。比如,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所著的《重考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等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炎黄春秋》发表的《知情人谈饶漱石事件》等。

诸多研究结果显示:高岗、饶漱石都不存在反党问题,两人也不存在联盟问题。

2015年10月25日,《文汇报》北京新闻中心执行主编彭凯雷在微博发布消息,说当天,“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北京)座谈会”在万寿庄宾馆综合楼举行。高岗之子高燕生等出席并发言。

彭凯雷写道:“我的祖父追随刘志丹、高岗、谢子长、习仲勋闹革命……今天我受邀出席纪念会,看到高岗同志纪录片不胜感慨。‘高岗同志’首次正名。”

被打倒60年后,高岗再次被称为“同志”,事情不简单,肯定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这说明,中共又认他是“自己人”了,并以这种方式,间接承认当年的“高、饶反党集团”子虚乌有。

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全国性的“反党集团”

1955年,中共打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又称“胡风反党集团”。

事情的起因,是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和翻译家胡风,在1954年7月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请人转交给毛泽东,谈了他对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等人文艺思想的不同看法。

从历史资料看,周扬当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反对周扬,不就等于反对毛泽东吗?所以,毛看了报告后,肯定非常反感,要拿胡风开刀。1955年5月至6月,毛给《人民日报》写按语,里面给胡风和所谓的“胡风分子”,扣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政治帽子。紧接着,对胡风的各种批判接踵而来。

据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全国共清查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

但是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胡风彻底平反。也就是说,中共自己承认,所谓“胡风反党集团”根本不存在。

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

在1959年7月至8月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中共打了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成员包括:中共元帅、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央军委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又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以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

1962年9月24日,中共打了一个以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

习仲勋是习近平的父亲,被打倒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称,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他们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共就打了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被打倒前,彭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罗瑞卿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陆定一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杨尚昆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6月,1980年5月、10月分别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

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中打倒的级别最高的两名官员是: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同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时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

刘、邓虽然没有被称为刘、邓“反党集团”,却被称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实际上就是“反党集团”。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1977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本不存在。

国家机关和文艺界的“反党集团”

中共建政后,中央国家机关也打了许多“反党集团”,如水利电力部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中央军委打了萧克、李达“反党集团”等。

文革结束后,这些“反党集团”都被平反了。从1955起,一直到十年文革,文艺界都是被中共整肃的重灾区。比如,制造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流沙河等右派“反党集团”,江丰“反党集团”,“小白楼反党集团”,“文联右派反党集团”,“潜伏在音乐、美术界的反党集团”,“春雷”反党集团等。

文革结束后,这些“反党集团”也都被平反了。

地方上的“反党集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反党集团”也很多。比如,在上海,有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在浙江,有以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安徽,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广西,有以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反党集团”;在甘肃,有以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山东,有以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为首的“反党集团”等。

文革结束后,这些“反党集团”全部平反。

我们刚才说到的各式各样的“反党集团”,都是中共自己承认打错了的。

还有两个“反党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至今没有平反。

但是,据《炎黄春秋》副主编刘家驹介绍,他曾应中共解放军出版社《星火燎原》编辑部之约,撰写《林彪传》。为此,他深入采访了近百人,获取大量可信的史实,最后证明:林彪“反党集团”根本不存在。

林彪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且是写进中共九大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反党?

至于江青“反党集团”,更是奇怪。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是毛发动文革最得力的助手,是毛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最铁杆的实施者。江青为什么要反党?

结语

中共一再宣传自己“伟光正”,但从打“反党集团”的历史来看,它几十年如一日,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

中共还有一条政治纪律,就是“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仅其组织成员被要求这样做,普通百姓也被迫这样做。

所以中共中央每打一个“反党集团”,全党、全军、全国都必须跟着喊打。而这类无中生有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包括中共各级成员,带来一场接一场的浩劫大难。

为什么中共要从中央到地方,重复这样的错误呢?

《九评共产党》一书揭示了其中的原因: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斗”是中共的九大基因之一。为了维持这个“斗”字,它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没有仇恨也要制造仇恨,甚至不惜大开杀戒。目的呢?是为了让人们在暴政中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借残酷镇压得以维系。

好了,今天就先说到这,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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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28日 星期五

大跃进”降温

 大跃进”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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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交恶编辑

就在同一时期,陷入意识形态相互挞伐的中苏关系公开破裂。苏共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上都反对中共的政策,中共则对苏联与“帝国主义”缓和关系而不满,最终苏共撤走专家、毁弃援华合约,使中国进退两难。毛泽东为保住颜面,以顶住“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压力”为借口,勒令全国人民束紧裤腰带,提前还债,争气炼钢等为号召,挽回颓势,以争取做和苏联一争高低。只是此时国力已衰弱不堪,出现的只有更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65]。

运动刹车编辑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中国经济调整问题,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86]。1961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九中全会中,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大跃进运动终告结束。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省市地县三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点名毛泽东也有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87]然而周恩来发言要大家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说:“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陈伯达很快也发言,向彭真发难:“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88]

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月27日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口头报告。在该会上,刘承认了大跃进的结果:“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了,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是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月3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带头做检讨,承担中央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人的应当是我。”[87]

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负责大跃进政策的具体部署。邓小平作为总书记,是书记处的负责人,曾被毛泽东称为大跃进的“副帅”,他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认为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大会还下发了中央书记处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写的检讨,但是会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深刻[87][89]。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他说自己犯下两个严重错误,一个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另一个是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将权力下放过多过散[90]。

国家主席刘少奇整理口头报告批评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91]。

大跃进相关洪灾编辑

河南“75·8”水库溃坝编辑

大跃进期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水库的粗制滥造。1975年8月,台风尼娜为河南等地带来暴雨,最终引致河南“75·8”水库溃坝,驻马店地区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以及数十座中小型水库同时垮坝溃决,约30个县市、1700多万亩农田被淹,1000多万人口受灾,约24万人非正常死亡,倒塌房屋500余万间(一说680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2005年该事件被美国《探索频道》评为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第一名[92][93]。

前任水利电力部长钱正英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受灾面积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水灾,是水利工作最惨痛的教训。”[94]

2012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南考察黄河防汛工作时强调,1975年8月,河南南部淮河流域受台风影响造成特大暴雨洪灾,导致板桥、石漫滩等水库垮坝,造成重大损失,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沉痛教训。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及此事[95][96]。

安康特大洪灾编辑

1983年7月31日,陕西省安康市发生特大洪灾,导致安康几乎全城被毁,共造成870人死亡、89600人受灾,经济损失4亿余元人民币[97]。此次洪灾的成因除汉江流域连日大暴雨等自然因素以外,修建于大跃进时期的丹江口水库使得安康下游的河槽不断淤积抬高,最终导致了江流不畅乃至下游倒灌[16]。

1969年长江洪水编辑

此次洪灾中,安徽省桐城市邻近的汪洋水库溃坝造成至少上百人死亡。该水库兴建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库容并不大,修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洪与灌溉,虽然水库的坝高达到20多米,但并没有兴建相应的蓄放水闸门,水库放水主要通过开敞式溢洪道,属于低标准水库[98]。

此外,湖北省黄石市的富水水库(兴建于1958年)溢洪道一号闸失事,造成20人死亡、54人受伤,造成2.3万公顷农田受灾事,上万间房屋倒塌[99]。

评价编辑

  •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认为,“1958年是年老的毛泽东把军事精神注入政治的第一次努力的一年。”“他把5亿农民赶进了2.4万个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之中。他不仅想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倍,而且试图改造人们的灵魂。他要让中国人民相信,革命并不是像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是来自上面的一种压力形式,而是人们发自道德选择的绚丽花朵。”“‘大跃进’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思想,但它不是清晰、一致同意和具体详细的发展计划。”“‘大跃进’的整个思想讽刺意味十足,它是一位知识分子试图改造外部世界的典型的事例,这股改造世界的动力只是他一时头脑发热产生的幻想。”[100]
  • 荷兰学者,中国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胁迫、恐吓、系统性暴力构筑了大跃进的基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有预谋的大屠杀。”[101]

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