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降温
中苏交恶
就在同一时期，陷入意识形态相互挞伐的中苏关系公开破裂。苏共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上都反对中共的政策，中共则对苏联与“帝国主义”缓和关系而不满，最终苏共撤走专家、毁弃援华合约，使中国进退两难。毛泽东为保住颜面，以顶住“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压力”为借口，勒令全国人民束紧裤腰带，提前还债，争气炼钢等为号召，挽回颓势，以争取做和苏联一争高低。只是此时国力已衰弱不堪，出现的只有更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65]。
运动刹车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中国经济调整问题，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86]。1961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九中全会中，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大跃进运动终告结束。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省市地县三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在1月18日召集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真点名毛泽东也有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87]然而周恩来发言要大家承担自己的责任，他说：“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陈伯达很快也发言，向彭真发难：“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88]
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月27日在大会上作了3个小时的口头报告。在该会上，刘承认了大跃进的结果：“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了，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于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是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月3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带头做检讨，承担中央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人的应当是我。”[87]
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负责大跃进政策的具体部署。邓小平作为总书记，是书记处的负责人，曾被毛泽东称为大跃进的“副帅”，他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认为应该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大会还下发了中央书记处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写的检讨，但是会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央书记处的检讨不深刻[87][89]。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说：“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计划上的估产高、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他说自己犯下两个严重错误，一个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另一个是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将权力下放过多过散[90]。
国家主席刘少奇整理口头报告批评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91]。
大跃进相关洪灾
河南“75·8”水库溃坝
大跃进期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水库的粗制滥造。1975年8月，台风尼娜为河南等地带来暴雨，最终引致河南“75·8”水库溃坝，驻马店地区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以及数十座中小型水库同时垮坝溃决，约30个县市、1700多万亩农田被淹，1000多万人口受灾，约24万人非正常死亡，倒塌房屋500余万间（一说680万间），冲走耕畜30.23万头、猪72万头，京广线被冲毁102公里。2005年该事件被美国《探索频道》评为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第一名[92][93]。
前任水利电力部长钱正英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受灾面积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水灾，是水利工作最惨痛的教训。”[94]
2012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南考察黄河防汛工作时强调，1975年8月，河南南部淮河流域受台风影响造成特大暴雨洪灾，导致板桥、石漫滩等水库垮坝，造成重大损失，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沉痛教训。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及此事[95][96]。
安康特大洪灾
1983年7月31日，陕西省安康市发生特大洪灾，导致安康几乎全城被毁，共造成870人死亡、89600人受灾，经济损失4亿余元人民币[97]。此次洪灾的成因除汉江流域连日大暴雨等自然因素以外，修建于大跃进时期的丹江口水库使得安康下游的河槽不断淤积抬高，最终导致了江流不畅乃至下游倒灌[16]。
1969年长江洪水
此次洪灾中，安徽省桐城市邻近的汪洋水库溃坝造成至少上百人死亡。该水库兴建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库容并不大，修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洪与灌溉，虽然水库的坝高达到20多米，但并没有兴建相应的蓄放水闸门，水库放水主要通过开敞式溢洪道，属于低标准水库[98]。
此外，湖北省黄石市的富水水库（兴建于1958年）溢洪道一号闸失事，造成20人死亡、54人受伤，造成2.3万公顷农田受灾事，上万间房屋倒塌[99]。
评价
-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认为，“1958年是年老的毛泽东把军事精神注入政治的第一次努力的一年。”“他把5亿农民赶进了2.4万个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之中。他不仅想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倍，而且试图改造人们的灵魂。他要让中国人民相信，革命并不是像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是来自上面的一种压力形式，而是人们发自道德选择的绚丽花朵。”“‘大跃进’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思想，但它不是清晰、一致同意和具体详细的发展计划。”“‘大跃进’的整个思想讽刺意味十足，它是一位知识分子试图改造外部世界的典型的事例，这股改造世界的动力只是他一时头脑发热产生的幻想。”[100]
- 荷兰学者，中国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胁迫、恐吓、系统性暴力构筑了大跃进的基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有预谋的大屠杀。”[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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