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民主化道路对中国的启迪（二）

何清涟 发表 于 四月 6, 2013

中缅两国目前的状态说明，一个民族的主体想要什么，最后得到的就会是什么，而且不可能只收获花朵不收获荆棘。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缅甸的民主化道路，一开头设定的目标就不同。缅甸的反对派要求的是结束独裁专制，实现民主化，20余年间这个方向性目标一直未曾改变；而由中国政府推动并得到人民积极响应的经济体制改革，于中共是种危机推进型改革，其目的是通过改革摆脱危机并为其专制统治注入新的生机，于人民是要改善生活。最后中共达到了目的，并兑现了邓小平承诺的一半：少数人先富起来，大部分人成为“待富者”。

“苏联教训”使中共加强构筑专制铁篱

“8888民主运动”之后，危机意识驱使缅甸军政府做了一些渐进的政治改良。次年中国发生的“八九民主运动”，当然也让中国政府看到了危机，但与缅甸军政府对危机的反应完全不同，中共政府是加强修补专制铁篱：

一是逐步强化党的控制。在赵紫阳时期已经实施的政企分开，一律退回到“党领导一切”。到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的外企、私企纷纷建立了党支部，各级人大一把手由当地党政一把手兼任。二是加强对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的控制，中国成为对互联网监控技术最有“贡献”的国家。三是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尤其是严控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以避免再次出现以学生为主体的1989年民主运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点，即对西方民主的批判。这一批判在80年代邓小平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遭到强烈抵制后，曾经暂时消停。到了胡温时期，中共官方理论界先是称，“中国已经建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继而于2005年反对西方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的阴谋；再到2011年3月吴邦国公开宣示“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最后演变成习近平坚决“不走西方邪路”的“三个自信”，以及对“文革”、“大跃进”、“反右”的肯定（“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

应该说，中共政治上日趋保守反动，源自其道路选择。它最初的改革动力就是为了挽救党的统治。既然经济改革使中共摆脱了毛式“文革”带来的统治合法性危机，那么，任何政治改革只会对中共的三个垄断（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舆论）构成挑战，只能对中共坚持一党专制的核心利益产生威胁。因此，胡温十年期间，既是政府腐败日益严重，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再度动摇的时期，也是中共政治上日趋保守的时期。在江朱时期建立的维稳体制得到充分完善，秘密警察、线人制度成为中共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苏共“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更是成为中共时时念叨的经文。

如果说，缅甸军政府自“8888民主运动”之后，应对危机的措施是逐步为缅甸实行民主化建构制度条件，如多党制、制订宪法、释放昂山素季等政治犯，最后得以“脱军装”的形式安全退出政坛，中共做的事情几乎完全相反，除了死守一党专制之外，不给民间社会留下任何空间。

“中国热”帮助中共摆脱国际孤立困境

迫使缅甸军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社会的制裁孤立。但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中，不仅成功地重返国际社会，还成了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大国。这一切得益于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与国际社会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美国立刻宣布对华实施经济与军事制裁。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提出，以公开投票方式，实施全球制裁中国。投票结果是213票赞同，23票弃权，2票反对。其中两张反对票中就有巴基斯坦一票。巴基斯坦官方专家称：“我们以昂贵代价换来了与中国的永久友谊，……那是一笔我们之间巨大深厚友谊的财富积累”。讲求实际的日本，当时虽然追随西方七国对北京实施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双方高层往来，但到1990年7月11日，就宣布恢复对中国的政府贷款；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訪問北京，改善了当时中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局面。
　　
邓小平不愧为富有统治经验的党魁，在1992年春天的“南巡”之后，再次将“改革开放”定为中国的发展大计。从此以后，跨国公司相继登陆中国，并自觉承担了为中国游说本国政府的责任。比如，美国众多跨国公司先是为中国游说“最惠国待遇”；当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之后，则视中国需要，随时游说美国政府，希望实施各种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

总之，中国用订单外交稳住了欧盟，用援助与投资（资源外交）拉拢了非洲及一些拉美国家，用开放市场吸引了全球500家跨国公司中的大部分。这种与各国密切的经贸关系，决定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中国政府获得的这种极为宽松的国际环境，无论是前苏联还是缅甸都无法相比。我在“对外开放30年：中国外资神话的幻灭”一文里，对此有过详细分析：“不是外资改变了中国的制度环境，而是外商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与中国政府官员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中国企业界的‘政商结合’。不是外国‘反华势力’对中国成功地实行了‘和平演变’，而是美国、欧盟等国学会了在谋求共同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共处’”。

国际文化帮闲为中国政府“贡献”了一项“瑰宝”。美国高盛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明的“北京共识”（2004年），成为中国新左派等文化帮闲鼓吹“中国模式”的理论先导，北京一度还梦想向外推出“中国模式”，用“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在一些外国人预测中国将于2025年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中国正在“和平崛起”之时，中共当然以为“红色江山”可以永固，要求其实行断送自身“核心利益”的政治改革，自然无从谈起。

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难成气候

1989年的六四运动未能为后来的中国反对运动留下思想遗产、组织及领导人这三种资源。本世纪初开始的维权活动，起点与主诉是维护经济权利，方式是“脱敏化操作”（即不碰政治、六四、法轮功等一切敏感问题），这种以避险为手段的维权方式，最后结果是既未能避险，也限制了活动的高度。其间原因，当然首先与中共的残酷打压有关，更深层次的内部因素则只能留待参与者们自己思考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期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现象，即以部分“异议者”为主体的合作派、和解派。这些人成员重叠，分兵突进，某一时期的主诉是“与党内改革派合作”，合作对象是数次口头上表达要政治改革并向往普世价值的温家宝总理；另一时期则以“政治和解”为主诉，并称是学习波兰经验。其实，在波兰、捷克与匈牙利这几个民主化最成功的国家都实行了“除垢法”，并对共产党统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要求社会成员为当年的合作行为忏悔。对这些中欧国家的社会清理过程，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却把它解释成“和解”过程，其提出之时正值中共维稳经费超过军费、专制高墙垒得越来越结实，民间反抗遭到的镇压越来越残酷之际，反抗者莫说无法集结，就连呻吟（提出控诉）的资格都没有。这些人在这时提出“和解”，并展示子虚乌有的“暴力革命”图景，吓唬全社会而非统治者，无非是要反抗者引颈就戳，这些反常识的知识“异议”者的出现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主流甚至“精神领袖”，是将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