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一部革命性的作品不是歌颂胜利和征服的作品，而是揭露革命最痛苦的冲突的作品”。
——阿尔贝·加缪，《抒情与评论散文》
最近，抵抗已成为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应对当代困境的核心。然而，许多叙述往往归因于一种理想化的英雄主义观点。在这种观点中，抵抗代表着针对不公正的明确行动，源于个人的自觉选择和对这一事业坚定不移的道德承诺。一些自由派学者，尤其是坎迪斯·德尔马斯和杰森·布伦南，认为民主社会的公民有道德义务抵制国家认可的不公正行为。这种抵抗要么通过“有原则的——文明的或不文明的——不服从”，要么通过“防御行动”发生（Delmas 2018：5；Brennan 2019：15））。然而，尽管他们承认普遍存在的不公正现象会损害我们的认知和道德能力，但他们对我们抵抗的政治义务的阐述却没有对与系统性压迫作斗争时出现的道德困境、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持续的审视（Delmas 2018：198-222；布伦南 2019：28-59、210-14）。
一些后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肯定了群众抵抗的潜力，以颠覆帝国的全球性、无所不在的生命政治秩序并建立“绝对民主”（Hardt and Negri 2004：90-91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将这种抵抗的承诺置于善与恶的道德二元体系中，而起义则以这种方式进行。受苦而善良的大众将英勇地战胜邪恶的压迫势力，带来自由的境界。仍然没有考虑到的是针对现有权力结构和等级制度的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偶然性、复杂的共谋性和不可预测性（Anker 2012：142-47；Kirkpatrick 2019：139-41）。因此，尽管有各种见解，最近的理论对抵抗活动中不可避免的模糊性提供了一个不完整的图景，冒着抹黑不那么英勇的抵抗实践的风险，并削弱了我们对反对派政治可能性的想象力（Mihai 2020：2 ）。
本期特刊通过探究抵抗的灰色地带——抵抗活动人士面临的道德上模棱两可的处境和悲惨的选择——来解决这一差距。其目标是挑战英雄抵抗的主导观念，审视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与丑陋的妥协、善良的承诺与懦弱的沉默、无条件的团结与卑鄙的背叛之间的阴暗领域。从英雄的角度来看，抵抗的阴暗可能会导致挥之不去的幻灭幽灵。它可能会加深人们对集体行动和解放性社会转型可能性的怀疑。相比之下，在阿尔贝·加缪看来，对本期特刊的贡献包含了痛苦，这是任何真正的“革命”作品的特征（Camus 1970：208））。他们认为，增强我们对抵抗内部灰色地带的理解是在我们缺乏传统道德确定性的不确定政治世界中重振反对派政治和斗争的重要资源。
一些当代作品已经触及了抵抗的模糊性，但没有仔细或详细地探讨它。社会和政治理论家对日常、普通或变相的抵抗形式提出了新颖的理解，并阐明了退出政治生活的政治、抵抗潜力（Vinthagen and Johansson 2013；Bayat 2000；Kirkpatrick 2017，2011 ）。批判理论家将更美好未来的愿景建立在仔细审视过去的失败、损失和失败的基础上，作为重新思考当代批判形式的有利来源（Winters 2016；Thaler 2019；McIvor 2016））。最后，政治记忆领域的学者揭露了从暴力过去转型的社会中英雄抵抗的霸权神话所带来的令人不安的政治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普遍镇压情况下政治机构的矛盾心理（Leebaw 2019；Mihai 2019a；Mrovlje 2017，2020）。
这期特刊是对这一新兴学术团体的及时反驳，因为它直接针对英雄机构，揭示了对这一事业拥有坚定不移的良性承诺的统一抵抗主体的幻想。我们认为，为了超越原则性的反抗和自满地接受现状之间的二元对立，我们需要做出可能令人不舒服和令人不安的转变——也就是说，深入抵抗的灰色地带。这种转变可能不受欢迎，因为抵抗的英雄神话往往构成社区集体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情感锚定的记忆计划在几代人之间复制（Mihai 2019a：52））。在这方面，对抵抗的模糊性的探究需要愿意接受那些令人不安的事情，扰乱我们对自己是谁的认识，并使我们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Beausoleil 2017：295 ）。
自从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在集中营的背景下有力地阐述了这一概念以来，学者们利用灰色地带话语来揭示系统性不公正中共谋的复杂性，从而回避了善与恶之间明确的二元关系（Levi 2015：2405-570 ） ; Leebaw 2011 ; Mihai 2019b）。将抵抗置于灰色地带就消除了主权机构的假设，即个人自由行动且不受世界压力束缚的观念。考虑到灰色地带表明，“正确”的抵抗路线并不能得到保证。它不能通过一套普遍的道德标准来保证，无论个人的特定背景如何，也不能通过历史的必然或不可避免的进步来保证。抵抗者并不是英雄主义（通常是男性）的缩影，他们始终站在道德善良的一边，绝对致力于事业，无私地承担着艰辛、风险和自我牺牲的生活。在灰色地带，抵抗带来了困难的道德困境，无法简单地回答，也给预先给定的解决方案带来麻烦。抵抗者是多元化的参与者，他们受到各种利益和忠诚的影响，并受到许多超出他们完全控制的情境因素的影响，包括性别、种族和阶级不平等的等级制度。事实上，他们面临的道德困境可能源于他们嵌入在相同的条件下他们寻求反抗的压迫。那些在相互重叠、相互构成的压迫网络中行动的人可能会面临痛苦的同谋、相互冲突的效忠和道德上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处境构成了抵抗行动不可避免的前景，并暴露了在普遍压迫的条件下代理、承诺和团结的复杂性。
那么，通过深入研究抵抗的灰色地带，本期特刊提供了对抵抗的洞察，抵抗是一种对世俗的压迫性结构领域做出反应的经验性的、情境性的和模糊的过程。它的具体重点在于质疑抵抗实践与系统性暴力的现有条件串通一气的动力，以及抵制这些动力的可能性。鉴于这一焦点，它还特别感兴趣的是，叙事（历史的或虚构的）的具体化的、特定于背景的理解特征如何能够揭示抵抗的现实和模糊性。
该特刊汇集了社会和政治理论、转型正义、记忆研究和艺术的观点，探讨了广泛背景下抵抗的灰色地带。其中包括反对极权主义、独裁主义和殖民政权的有组织的武装斗争，以及日常的、零碎的、被动的和“限制”的各种反抗或不遵守系统性不公正模式的行为。虽然每篇文章都揭示了抵抗英雄神话的局限性，但它是从一系列有利的角度来揭示的。讨论的主题包括极端不平等条件下革命暴力的道德困境、抵抗运动中背叛的复杂性、颠覆行动中的妥协和共谋，以及邪恶时代道德善良的矛盾心理。更远，这些文章通过小说、广播节目和受害者证词等广泛的来源材料阐明了这些经历的困境。最后，为了阐明和阐明他们的理论发现，贡献者引用了来自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理区域的一系列抵抗灰色地带的实际例子。这些例子包括二战期间的法国抵抗运动、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战争。撰稿人借鉴了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理区域的一系列抵抗灰色地带的实际例子。这些例子包括二战期间的法国抵抗运动、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战争。撰稿人借鉴了不同历史时期和地理区域的一系列抵抗灰色地带的实际例子。这些例子包括二战期间的法国抵抗运动、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战争。
塔尔·科雷姆通过汉娜·阿伦特和弗朗茨·法农之间关于暴力与解放之间关系的相互丰富的对话，探讨了暴力在解放斗争中的矛盾作用。政治自由。与两位思想家的传统解释相反，本文挑战了合理的抵抗和可疑的抵抗之间的二元区别，前者只允许短期的、工具性的使用暴力，后者的暴力本质上被认为是被压迫者创造性的、有机的生命力。 。相反，它讨论了暴力作为政治可能性条件的构成作用，强调了不可能将革命的血腥时刻与作为公共自由空间的政治共同体的构成分开。
反过来，马萨·姆罗夫列通过探究棘手的背叛问题，挑战了抵抗者的英雄主义和绝对承诺的霸权男性主义神话。具体来说，她有兴趣揭露和质疑抵抗运动中背叛的性别表现。作为理论框架，本文借鉴了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女性气质的男性主义神话的批判，并结合了当代女权主义关于战争和暴力辩论中女性主体性的压迫性建构的学术研究。它追溯了男性抵抗的霸权愿景如何倾向于将女性抵抗经历的模糊性纳入两个简化的女性神话——自我牺牲的母亲和诱人的蛇蝎美人——同时掩盖了由于女性的脆弱性而导致的背叛的复杂性。本文以两部具有代表性的法国抵抗运动小说——约瑟夫·凯塞尔的《影子军团》和罗杰·维兰的《玩火》为例，阐释了这一理论探索的政治意义。姆罗夫列认为，通过解构女性抵抗者的归化表征，我们可以挖掘英雄抵抗的霸权愿景的压迫性含义，并挑战解放后使性别不平等等级制度永久化的阴险过程。
吉斯利·沃格勒将焦点从有组织的集体武装斗争转移到日常的、通常是无形的、试探性的抵抗系统性镇压的行为。特别是，他质疑颠覆的灰色地带是一种内部抵抗的做法统治关系。沃格勒借鉴了无线电广播中颠覆性行为的例子，创造性地结合了弗朗茨·法农关于无线电抵抗潜力的有影响力的著作，通过对颠覆性政治的日常、多方面特征的洞察来丰富了它。他的论文探讨了现实中的颠覆，挑战英雄代理的站不住脚的神话，并揭示共谋和背叛构成的动态方式，在这种方式下，颠覆行为可以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尽管不纯粹的）抵抗形式。为了说明颠覆的模糊性，沃格勒转向了南非班图广播电台的案例研究，强调了广播中颠覆种族隔离政权主导意识形态的变相抵抗做法。
布朗温·利鲍（Bronwyn Leebaw）在本期特刊的结尾处反思了讲述抵抗灰色地带故事的双刃剑特征。利鲍以汉娜·阿伦特和斯维特兰娜·布罗兹这两位黑暗时代故事讲述者的典范为基础，捍卫了恢复抵抗记忆作为政治机构和责任典范的价值。然而，她也警告了榜样的潜在有害力量，表明它们可能如何让那些不符合我们模范抵抗理想的人保持沉默。例如，阿伦特对诉诸善心持怀疑态度，声称它们不适合挑战系统性的暴行。她通过公共行动认定“好”榜样，然而，也有可能掩盖滥用的结构性逻辑，这种逻辑往往建立在武断地将某些问题污蔑为“纯粹”私人的基础之上。相比之下，布罗兹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幸存者中收集政治暴力故事的努力拒绝自然化抵抗的“好”和“坏”范例之间的二元关系。相反，她阐明了私人善行、救援和关怀行为的政治含义，从而揭示了代理被忽视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利用关怀关系来强迫人们共谋。
致谢
衷心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细心阅读和精彩评论。还要特别感谢Theoria的编辑们对本期特刊的见解。我们非常感谢贡献者提供的丰富、引人注目且发人深省的文章。几位撰稿人在“抵抗的灰色地带和当代政治理论”小组上展示了他们的工作，该小组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 2019 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年会上举行。Maša Mrovlje 组织了小组讨论，Jennet Kirkpatrick 担任讨论者。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者提出的令人鼓舞的问题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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