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丰：埃及乱象与中国民主化

作者: 郭永丰

埃及各政治派系所主张的“民主”徒具其表，民主外衣下流淌的血脉，支撑的骨节，跳动的心脏，依然是教派的、传统的，是基于拳头和声音的，拳头硬“人头”软则挥拳头，拳头软“人头”多则数人头，使得民主徒具形式和躯壳，最后演变成军人专政。正如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政治学教授索尔斯所指出的，军队在埃及代表的更多的不是世俗主义而是威权主义，那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彭涛博士也指出，“一个不受国家控制且掌有生杀大权的军队，绝不是一扇通向自由未来的大门，而只能是一个民主秩序的践踏者。靠这样一个专断军队起家的‘民主’，其命运注定是可悲的。”优质的民主政体的建立，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和公民文化的良好形塑。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一、埃及乱象的根由，“民主”没有血肉、没有内涵、缺少适宜的土壤，而徒具形式和躯壳。 国际时事评论家陶短房在《多维网》发文“埃及喋血，民主的错？”指出，一些朋友将埃及乱局的责任归咎于“民主的水土不服”，在他们看来，后穆巴拉克时代的乱局，尤其是自“7.3”事变到“8.14”清场的一路血腥，已充分证明了民主理念在埃及的水土不服：兄弟会通过民选上台，上台后却强化总统特权、排斥异己，强推伊斯兰化，表明民主的“因”未必能产生民主的“果”；反对派不能通过“数人头”实现政党轮替，最终不得不将亲手轰到幕后的军方再请出来，让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砍人头”诉诸实现，表明民主在埃及无法解决政治异见共存这一当代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生活形态；至于民选在政府被推翻，以及埃及各地方政府的“军管化”（“清场”前一天埃及通过行政任免，让有军警背景的省长占到全部27省中的25个，其中不乏有争议的人物），更表明民主之于埃及，是何等的苍白与隔膜。 他进一步指出，尽管埃及世俗派民主政党、如老资格的华夫脱党历史悠久，但世俗民主之风在埃及始终无法遍及埃及城乡各角落，社会各阶层，更难以成为跨教派、跨族裔的共识，军方长达大半个世纪的专制，和各派伊斯兰原教旨势力对民间社会的渗透，让武力、拳头和声音，成为确保政治诉求合法化的关键，而民主逻辑则受到各派的共同忽视。 “阿拉伯之春”浪潮掀起前后，埃及社会谈论民主的风气突然大兴，随之而来的“尼罗河革命”和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更让民主大讨论成为埃及朝野的一时之风气，国际社会更兴致勃勃，迫不及待地向刚进入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植入”自己所青睐的民主模型。 然而和表面上的热闹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不论本土的、外来的“民主模式”，都只不过是徒具躯壳、而无内涵和血肉的“民主模型”，强势政治、宗教派系高谈民主，是因为其发达的网络、声势浩大的支持者团队，足以让他们在每一次“民主游戏”中获得完胜，“民主”成为他们实现自己诉求代价最小的途径；而新、老世俗“民主派”却先是在长达一年多的过渡期内反宪法公投、反普选，继而“恭请”军方推翻了不合口味的“民主政府”。说到底，埃及各政治派系所主张的“民主”徒具其表，民主外衣下流淌的血脉，支撑的骨节，跳动的心脏，依然是教派的、传统的，是基于拳头和声音的，拳头硬“人头”软则挥拳头，拳头软“人头”多则数人头，使得民主徒具形式和躯壳，最后演变成军人专政。正如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政治学教授索尔斯所指出的，军队在埃及代表的更多的不是世俗主义而是威权主义，那才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彭涛博士也指出，“一个不受国家控制且掌有生杀大权的军队，绝不是一扇通向自由未来的大门，而只能是一个民主秩序的践踏者。靠这样一个专断军队起家的‘民主’，其命运注定是可悲的。”优质的民主政体的建立，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充分发育和公民文化的良好形塑。 靠普选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内阁，执政一年间不断推出与民主理念背道而驰的政纲，而早早宣称相信民主理念、原则的世俗民主派，却或如过渡政府总理贝布拉维般转而乞灵于更能确保自己政治地位的武力，或似刚刚宣布辞职的“主管外事公关副总统”巴拉迪般，两年来在各对立政治势力般变魔术般改换门庭和色彩，只为在“选票政治”出线无望下，靠政治投机和“自炫鬻”，登上政坛的高位。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欧美寄托厚望的世俗民主派是最忌讳谈论民主、尤其谈论普选和公投的，他们热衷的是类似“训政”的政治过渡，且自命为最适合的过渡政府担纲者（尽管“7.3”后过渡政府的表现证明他们并不胜任），而欧美始终心存疑窦的原教旨派别穆斯林兄弟会，以及比穆斯林兄弟会更原教旨的萨拉菲光明党，却不论“7.3”或“8.14”后，都始终表现出对民主的“坚定信仰”。之所以出现“民主派不相信民主、非民主派大谈民主”的怪相，不过因为前者自知自己无法在民主游戏中获胜，而后者惟有民主游戏才能让自己获胜罢了。说到底，他们相信的仍是力量，而非真正的民主，因为哪怕他们通过“民主游戏”上台，也绝非想真的去拥抱民主，去宽容，去容忍异议，去接受政治轮替。 一言以蔽之，这种没有血肉、没有内涵、缺少土壤，而徒具形式和躯壳的“民主”，不过一枚未充填药物的空胶囊，如何能医病，更如何能包治百病？可这难道是民主的错么？ 自“7.3”后，美国和欧盟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回避兄弟会“支持民选政府和总统复职”这一看似很民主的诉求，另一方面始终高弹“尽快组织一人一票选举是解决埃及危机唯一出路”的高调。然而倘仍旧只把“民主空胶囊”当特效药塞给埃及这个“病人”，后果将会如何？民主派固然不敢“遵医嘱”，兄弟会又真的敢么？穆尔西去年不是“一人一票”上去了？他如今又在哪里？ 二、中国民主化的乱象导因主要有： 1、执政当局不做丝毫为民主化的让步和妥协，继续以天价维稳模式对民主维权人士进行高压控制，尤其对于凡是少许露头的志士一律采取纯粹黑社会的暴力抓捕的恐怖手段，所给理由全部都是明显违法的所谓“非法集会”或“煽颠”，这将必然导致民间激进势力，本来就是潜水的，将更有理由和市场迅速坐大，一旦有机会时便会倾糟而出，确实把整个社会搞乱。因为，任何暴力行动，都正如山洪的爆发，一旦打开一个缺口，绝对都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的。 2、由于当局的高压控制，让很多本来主张温和理性推动的人彻底绝望，不由自主地迅速走向激进，或与激进派完全结合，并在暗中迅速发展队伍。即便不结合，温和派也会充分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而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为自己也准备上这么一手。一旦时机来临，这种仅仅依靠枪杆子的比拼与厮杀一定就会派上用场。 3、一旦中共政权完全失控，由于各个极端不成熟的民主政党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紧迫要求，迫使政党之间竞争时，任何政党都会或多或少地采取一些巧取豪夺，钻法律空子，而忽悠欺骗愚弄民众的自私自利的行为方式，仅仅只是为了一党之私而拼命，一个难服一个，相互很难达成妥协或让步，这样肯定就是最无序的竞争。（任何政党之间的竞争，如果都是相互阳光攻讦，比拼法律，坚守法律标准和程序正义的底线，能服输且相互妥协让步，这才是民主社会的常态。）但如果全部都明争暗斗，不尊重法律，不在阳光下搞阳光比拼，就学习埃及，凡是弱势的一方，动不动就搬来军方干预镇压，甚至与军方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这样肯定就不会有真民主。 寒竹撰文《为何民主死于埃及》指出，民主选举只是从程序上解决了政府权力的来源问题，但民主体制本身并无法解决社会各阶层、各政治或宗教团体之间力量的根本冲突。在埃及这个充满富人与穷人、宗教与世俗的激烈冲突社会，民众并无基本共识，通过选举建立的政府只是一个纸糊的木偶，随时都可能被激烈的社会冲突所摧毁。认为民主体制万能的人往往忽略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游戏规则只能是在社会的分裂和根本性冲突（通常是革命和武装冲突的形式）基本解决了之后才能真正运转。 针对以上论说，笔者认为，当前的中国，在中共一党治理下，应该说已经彻底解决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政治或宗教团体之间力量的根本冲突以及社会的分裂。在当下中国不存在如埃及一样的充满富人与穷人、宗教与世俗的激烈冲突，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就是官权是否首先带头严谨守法，然后带动全民共同守法，真正实现整个社会完全依法守序的问题，这应是全民共识。所以，当务之急中国急需要宪政民主政体来补充完善之。 有友人指出，民主化在中国要比在伊斯兰容易些，伊斯兰文化和各派伊斯兰原教旨势力在这个地区太久太深，完全照搬确实有点难。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阻力主要表现为左派、大型国有企业中的工人贵族群体、激进的部分军人和无基本政治素养的最下层青年，但这些人文化上是相通的。不会出现“更难以成为跨教派、跨族裔的共识”问题。 总之，在世界民主化大潮的强烈冲击下，无论埃及民主如何混乱，多么反复无常，都阻止不了中国民主化这一浩大洪流所主导的浩荡大趋势。因为眼下的中国，可以说没有民主就绝不可能有法治，而彻底铲除腐败，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没有民主法治的社会，绝不可能让所有官权首先严谨守法，切实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而带动全民共同守法。这便致使泱泱人口的大中华的土地上，无时无刻不由官权故意人为制造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而使冤民人数急剧膨胀，冤案丛生，且个个冤案触目惊心，令人发指，以至整个中国到了哀魂遍野的地步。很明显，今日的中共政府，无论中央到地方，已经公然耍流氓了。如中共中央对于审判薄熙来一案的公然耍流氓，对于民主维权人士的全国大抓捕行动。以及各地政府的拆迁杀人，官权奸淫幼女、奸杀民女等等无计其实的事实。 三、中国民主化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很明显，根据当前态势，中共当局的维稳模式，只能作为短期效应，绝不可能成为继续专制统治中国的长久之计。尤其当中共长期以来统治的法宝，谎言被全面彻底的揭穿之后，暴力维稳模式又越来越不得人心时，中共必须只有顺应民意，还人民诸多应有的权利，比如选举与被选举权，言论、结社、集会、出版、信仰等自由权。前些年，中共十七大后曾提出，还人民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等。笔者认为，首先还人民监督权，这应是交还其它一切权利的根本保证。如果人民没有实力、能力和资格独自强力高效地监督一个政府及其官员必须依法行政，严谨守法，那么，谈其它任何权利都是空洞无物的。这正如中共历届政府所倡导的选举与被选举权，他们经常弄虚作假，搞伪民主选举，你又能把其怎么样？所以，按照中国国情，一步到位立刻实行多党竞争执政的宪政民主政体绝不可能，那么就学习台湾，先开放报禁和党禁，让人民在实践组党中训练十年或八年才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眼下态势，在中国大陆一下开放两禁似乎也绝不可能，那么，首先还人民独立自主的监督权，允许民间依法有序筹备实实在在属于中国最民主成熟的团队力量和监政的平台，从监督地方政府及其官权严谨守法开始，让这股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走向成熟和完善，这才是最为宝贵的。习李政府似乎也根本不情愿。因为当局此时最怕组织，无论这种组织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多么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是最具现实性的积极意义的，却一律都是被彻底禁绝的。比如对于许志永所发起的公盟组织的全面打压与遏制，这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对中国公民监政会的申请始终不予批准，实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除以上之外，中国又如何真正能够迈上良性健康发展的民主轨道呢？那就只有等中共政党内部的分裂与瓦解。但在此次审判薄熙来一案可以看出，中共为了防止内部分裂，对于任何凡是关注薄熙来一案的人，尤其稍微有点影响力和名气的人都给予了特别多的关照。比如为了薄熙来一案，深圳国保就专门找笔者三次，而且每次我都极爽快地答应完全配合他们了，但他们还是很不放心地来找我，一再重复着原来的要求。据他们说，他们为此事仅在深圳地区已抓了七位薄粉。由此可知，不是薄熙来可以通过此次审判能够得到什么益处，而是这种明显以黑打黑的审判模式，是绝对有可能激化本身完全黑帮化运作的中共内部的极大不满与分裂，如果薄粉人数足够多，反抗又非常激烈，势必导致中共内部自然而然地分裂与瓦解，一定在所难免。 作为自由民主派人士，当发现绝大多数同仁坚决反对关注薄熙来一案时，只有笔者一人的站出来，这不但产生不了丝毫效果，还会将笔者白白送入牢房，肯定是得不偿失的，虽然笔者早就宣布，中国民主转型一旦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确实需要笔者牺牲生命时，笔者一定在所不辞。但在眼下，只能偃旗息鼓了。 岌岌可危的独裁专制政权，被胡温政府看守了有十年，如今，在各类矛盾冲突越发激化的今天，又要由习李看守十年，这难度委实太大了。但根据眼下迹象，习李政府似乎还很卖力地看守着，似乎还高枕无忧，绝不可能做丝毫的改进。固然，这样下去的结果只能是，当中国民间各种反对派力量迅速缔结到一定成熟程度时，自然就会对当局共同发力，一定会致使中共政权立刻失控，并彻底倒台。其结果，正如陶短房的《埃及喋血，民主的错？》所指出的，这种没有血肉、没有内涵、没有土壤，而徒具形式和躯壳的“民主”，不过一枚未充填药物的空胶囊，绝不可能在中国的土壤里真正生根发芽，且茁壮成长起来的。届时，军人干政的大灾难同样也会重复落在中国人民头上。毕竟，中共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大道理乃是家喻户晓的。那么，这种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再次实践效应，在中国重复上演一定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可知，真正导致中国民主化后，出现埃及的恶果，中共当局才是罪魁祸首！因为他们目前的处境，正如一友人总结的：后退一步是罪人，原地踏步是庸人，前进一步是巨人！可是，习李竟然远不如慈禧太后明哲，微薄“吴伟bj”指出：《学习时报》文章《慈禧太后为什么想立宪》：慈禧从顽固守旧到主张立宪这段心路历程值得反思。她不是改革家，更不是民主斗士，她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统治集团的私利。然而，就是从私利出发，她最终想明白了放弃权力从长远来看对统治集团实是一件好事，从而决定推动立宪，但历史已等不及了，终于爆发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和内战。 2013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