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的“革命”与赵紫阳的“改良”

周文王的“革命”与赵紫阳的“改良”

赵常青

本人提醒执政党应集体学习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充分意识到这份“遗嘱”是赵紫阳拯救执政党的最后努力，也是执政党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意识到“议会民主制”的先进性、科学性和优越性，掌握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动权，确立“议会民主制”的改革目标，并充分考虑赵紫阳有关“过渡时期”的改革意见和建议。

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在赵紫阳式的“改良”道路真走不通的情况下，民间反对派是否会拿起周文王的“革命”武器甚至重张“替天行道”的大旗则只有“天”知道了，也许会，也许不会，但至少也有50%的可能性吧。在“50%”的可能性面前，中南海的衮衮诸公能睡得踏实吗？因此，我希望各位党国领袖在夜半醒来的时候思考这样一个也许很荒唐的问题：

在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十二年，由他所指导的周武“革命”取得了成功，商朝灭亡；那么在赵紫阳去世后的第十二年——也就是2017年，在我们共同的祖国又会发生什么呢？

u      “西伯拘而演周易”

u       赵紫阳的“政治遗嘱”

u      “改良”还是“革命”？

 “西伯拘而演周易”

我们先来看一个“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故事。

话说商王朝的最后一任“国家主席”商纣王不仅非常好色，而且非常残暴。他不仅发明了炮烙之刑惩罚犯人，而且喜欢乱杀无辜，对于他所看中的女孩子，稍有不从，便会处死甚至连尸骨也荡然无存。有一次，这个“国家主席”又看上了九侯的女儿便征召入宫，不料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性“不喜淫”，惹得这个老家伙一怒之下不仅将女孩杀了，而且将女孩的尸体做成肉酱送还给了她的父亲。有一个叫“鄂侯”的大臣就此事说了纣王几句，商纣王干脆也将这个进谏的大臣处死并将他的肉也做成了肉酱！

这事传到被封为“西伯”的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耳里，姬昌碍于当时的国家恐怖政策，只轻轻地发了一声叹息来表达自己心中对“国家主席”反人道主义行径的强烈不满，不料西伯之叹被佞臣崇侯虎告发。结果纣王大怒，便将年龄已届82岁的姬昌老头赶进一个叫“羑里”的地方监禁起来——羑里监狱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国家监狱也因此而闻名至今！

姬昌入狱后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潜心于历史哲学的研究。通过对“古典文献”伏羲八卦的深入研究而结晶出一部新的伟大历史文献，那就是作为中华文化总源头的《周易》。

姬昌在《周易》里总结了上古时期人们关于阴阳变化发展的一些具有规律性的高深学问，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尤其是通过对既往历史的考察，姬昌充分的肯定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权——他在《周易﹒革》卦中响亮地提出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的著名论断。指出商汤灭夏、汤武革命有着“顺天应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身为“国家囚徒”的“西北王”姬昌其不便明挑的玄机不在论古，而在谈今。既然当今圣上如此荒淫残暴，听不进臣下的批评和建议，不愿走改革从良的道路，那么剩下的命运就只能是等待人民的革命了。

好在是姬昌入狱七年后——到89岁时，他的亲友们通过向纣王行贿财货美女而将姬昌救了出来。姬昌走出国家监狱后，便开始进行狱中思考的“革命”大业。考虑到自己已是九十余岁的老翁了，便把“革命”理想寄托在儿子姬发（即后来的周武王）身上。他不仅对儿子大力进行革命政治学的教育，指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且还为儿子聘请了一位大国师——姜太公。虎父无犬子，姬发不负乃父遗志，经过艰苦准备，终于在姬昌死后的第十二年（B.C1105年）与商纣王在牧野展开战略大决战，结果，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家元首战败自杀，商朝灭亡，周室得控天下，令后世大儒孔夫子礼拜有加的周王朝开始了自己的“礼治”时代。

我之所以在本文开头首先提及“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故事，是因为我认为“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悲喜剧与赵公紫阳先生的晚年遭遇在许多方面有得一比。

首先，被商纣王封为“西伯”的姬昌是一位很能干的“封疆大吏”，他把关中大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为周王朝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赵紫阳也是由于在治理四川时因敢于改革、政绩突出而跃升为国家总理职务的。

其次，姬昌因为对商纣王的严重反人道行径表示了自己的非议（一声叹息而已），就被赶进羑里监狱关押。而赵紫阳呢，就比姬昌要做得好得多了——面对数千在广场绝食抗议的学生，他以执政党总书记的身份首先力劝同学们恢复进食，希望同学们能够“看到国家实现四化的那一天”，同时在保守派们决定调集军队进城戒严时，赵紫阳从人道主义出发，采取了坚决的抵制政策，不仅拒绝主持决定戒严的万人大会，而且根本拒绝出席会议，其结果，恼羞成怒的“纣王”们不仅罢黜了赵紫阳的所有职务，而且从1989年5月下旬开始，长期将他软禁在北京市富强胡同六号“监所”。

第三，周文王入狱时已是82岁高龄，但商纣王只将他关押了七年时间便释放了；赵紫阳入“狱”时也已71岁高龄。尽管中共强权集团换了好几代，却都一如既往的将赵紫阳软禁在富强胡同六号“监所”——从1989年一口气关押了十六年，直到2005年他去世时，也未能恢复他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一点上，赵紫阳又比周文王要悲惨多了。

最重要的是两位老人被关进监狱后都没有垮掉。周文王在监狱里为后世子孙贡献了一部《周易》，强调了“穷则思变”的人心法则，指出了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合理性，并在出狱后将自己的“革命”思想授受给儿子周武王，促使周武王率兵对不愿改革、听不进臣民批评建议的商纣王行使了庄严的革命权，并最终开辟了一个新的、相对进步的周王朝。那么同为国家囚徒的赵紫阳又在著名的“富强胡同六号监所”里作了些什么样的思考呢？这便是我在本文中要探究的第二个大问题——

赵紫阳的“政治遗嘱”

1989年5月下旬，七十一岁的赵紫阳因反对戒严被最高当局非法软禁，直到2005年2月去世。在长达16年的软禁岁月里，赵公没有放弃关于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在一些老部下的建议下，赵公就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作了一些讲话录音，录音经过杜导正等人的文字整理于2009年5月在香港公开出版，书的名字叫《改革历程》（在国外也有将书名说成是《国家囚徒》的）。

我有幸在前不久读到了这本书，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分别涉及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反自由化、十三大、治理整顿、89六四等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对我本人吸引力最大的乃是全书的第六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在这一章节里，作者首先反思了邓小平的政改思路，多次指出邓小平的所谓政体改革并非民主改革，而不过是做些行政改革，赵紫阳说：“他（邓）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的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赵公充分肯定胡耀邦的政治思想，认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标”。而本章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乃是我称之为赵紫阳“政治遗嘱”的第四小节，即作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坦率的说，我在读到这本书以前对赵紫阳的定位只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2005年2月我在狱内得到赵紫阳逝世的消息时所写的缅怀文字也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我从来没有认为赵紫阳是像胡耀邦那样认可民主制度的，赵所做的十三大报告虽然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被确定为“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赵在1989年抗拒戒严的有限行为并不能证明赵是在追求民主，而只能证明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正如周文王看到商纣王煲人肉羹时所发出的人道主义叹息并不能证明周文王具有民主思想一样，赵在89年的作为还不能说成是他对民主的追求，只能说赵在89年与刽子手们的决裂闪耀的是人性的光芒、人道的光辉！

但从赵紫阳的“政治遗嘱”里我明显的读出了他在漫长幽禁岁月中通过思考所发生的重大思想升华和转变。那就是通过富强胡同六号“监所”的多年软禁使得赵公完全抛弃了原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包袱，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政治哲学的共产党员成功的转变成一个信奉普世价值的民主人士——凤凰在烈火中实现了涅槃、重生和永生！

那么，赵紫阳的“政治遗嘱”究竟是什么内容呢？

简单的说就一句话：必须在中国建立起“议会民主制”，而在这之前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过渡。

赵紫阳在89年下台以前跟许多保守的共产党领袖一样，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也正因此，他说：“我当时所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1987年，不是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但经过“六四”及其以后黑暗岁月的洗礼，赵公终于意识到“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本来面目让他识破了，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赵紫阳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认为诸如君主制、法西斯独裁、军人政权都已被历史淘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他还说：“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由此可见，赵紫阳已完全由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了，他不仅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中认识到了议会民主制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而且也认识到了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系列问题——包括权力市场化、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等均是由于缺少这种议会民主制造成的，正因为“西方议会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赵紫阳才会斩钉截铁的宣布“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便是赵紫阳“政治遗嘱”的最核心内容——首先确立议会民主制的改革目标。

与此同时，赵紫阳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也提出了在实行议会民主制以前是需要创造一定条件的，不能仓促贸然的一下子建立。尤其是为了避免社会国家在转型时期的过于动荡而导致过多的改革成本的付出，赵紫阳认为需要一个稳定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里，人民应该继续支持共产党执政，继续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是，执政党必须改变自己的“执政方式”，必须在社会政治领域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从而为建立良好的议会民主制创造必须的条件。具体说来，在这个过渡期里，执政党应该解决以下问题：

增加党和国家决策工作的透明度，使人民享有知情权；

培育社会团体，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更多更好的容纳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

保障公民权利，尤其是通过有效立法来保障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六大公民政治权利，向法治化前进；

改革选举制度，扩大民主选举范围，执政党在向人大推荐领导人选的时候应多推荐几位，由人大代表从中选择，并且这种差额选举应从基层推广至中央一级；

党内民主关要过，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甚至不同派别在党内的合法存在；

改善多党合作制度，使民主党派真正起到既能参政、又能监督的作用。允许民主党派在人大开会期间，可以以党派、党组的形式活动；

逐步开放舆论、逐步开放报禁；

逐步开放党禁；

军队国家化；

实现司法独立。

这些都是执政党在过渡期必须大力解决的问题。

最后赵紫阳提醒共产党执政集团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议会民主制已是一种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无可阻挡，顺之者昌。“我们自觉这样搞，对党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反之，那就对党没有好处，对社会没有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延，“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以上便是赵紫阳在《改革历程》这本书中所要表达的最核心内容，由于这些内容直到他逝世之前都没有公开过，因此，赵紫阳在漫长幽禁岁月里所结晶出来的上述真理性思考便是他对中国共产主义执政集团的嘱托和期望，是他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后嘱托和期望！

“改良”还是“革命”？

从前文的表述中，我们知道周文王和赵紫阳作为自己所处时代的国家囚徒在黑暗漫长的囚禁岁月都没有放弃对自己所处国家和社会的命运思考，而且都为自己国家的未来变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所不同的是周文王果断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尽管他在狱内大作《周易》里没有明确号召自己的人民起来完成对商纣政权的革命性颠覆，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响亮论断则为商纣政权的执政危机提供了历史哲学方面的精辟论证，周文王也在自己的这种“革命”理论中为自己出狱后的“革命”事业寻找到了充分的合法性依据。

而赵紫阳则选择了继续“改良”的道路，通过赵紫阳的“政治遗嘱”，我们虽然发现他在“囚徒”岁月顺利的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哥白尼式革命”——顺利的从一个信奉马列的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信奉普世价值的民主主义者，但从内心里他对于他曾长期供职的中国共产党还是非常关心的，尽管这个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强加给他的是种种虐待和迫害，但他并没有呼吁人民“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而是反复提醒执政当局民主化已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潮流，赶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赶紧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前进，并提出了十余条在过渡时期具有很大操作性价值的改革意见和建议。

周文王出狱后领导自己的同志们积极的执行了自己的“革命”事业，虽然文王出狱后不到七年时间就死了，但他的革命理想被包括姜太公和自己儿子在内的同志们所继承，到公元前1105年，也就是在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十二年，周武王在著名的牧野之战中取得了对纣王的决定性胜利，纣王战败自杀，商纣政权被成功颠覆，周武王掌控了“北京”，这使得周文王在监狱里所谋划的“革命”大业终于得到了理想的实现！

那么，赵紫阳在“狱中”所谋划的民主“改良”事业能否得到很好的执行呢？赵紫阳的改革理想能否实现呢？“议会民主制”的政治蓝图能否在中国成为美丽的现实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则是需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色政治力量来共同回答的。

就中国民间现存的各种比较活跃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来说，绝大部分是认同“议会民主制”这一总体目标的，如自由主义学者、家庭教会人士、法轮功、民间维权人士、NGO组织以及于2008年年底横空出世的“宪章派”都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尽管这些力量受到当局不同程度的打压，但都在以自己所能认可的方式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加油”。尤其是“零八宪章”团队作为议会民主制的最健康力量受到当局的高度戒备，其代表人物刘晓波甚至被当局重判11年徒刑。但当局的打压不仅未能达到其所觊觎的战略目标，相反，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集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从而动员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前进。而家庭教会力量及民间维权力量作为与“草根阶层”结合最紧密的“步兵”队伍，虽然还没有比较引人瞩目的“将军”行动，但却几乎天天都在做着“攻卒”的训练，大战不见，小战不断，四面出击，到处开花。在未来，如果宪章领袖与家庭教会的领袖们能够从民主战略的高度统合起各色民间维权力量，使之从“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完成思想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则“议会民主制”的目标一定会是为期不远的中国风景！

但从“毛左派”的角度讲，他们是坚决抵制和抗拒“议会民主制”这一目标的，他们虽然也对当下的现实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满，甚至对执政集团也投之以辛辣的批判，但遗憾的是他们将方向搞错了。“毛左派”分子似乎都同时具有“虐待狂”和“受虐狂”的病患嫌疑，他们大都想在中国大地搞“毛泽东主义”复辟，甚至希冀再度动员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派力量不可小觑，它是需要其他各色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警惕的最具危险性的力量。

当然，从赵紫阳的政治理想角度讲，他的“政治遗嘱”显然主要是说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集团听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各色政治力量中的最为强大的力量，其领袖集团是否认可和接受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则直接关系到“议会民主制”的命运，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究竟是遵循周文王的“革命”路径还是赵紫阳的“改良”路径！

在本世纪初，我曾对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领导集团抱有很大的期望，我认为“第四代”领导集团既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包袱（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等他们都不是始作俑者），又应该是最具世界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领导集体。尤其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的2006年底到2007年下半年，中国社会表现出种种的民主转型迹象，如电视片《大国崛起》的制播，民主话题与普世价值的热烈议论，甚至连一向偏左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都转载了《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让全世界都叫好不已的重量级文章。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的2月和3月也分别以论文和答记者问的形式肯定了自由、法制、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的普适性问题。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集团如果沿着这样的思想路径前进的话，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现在已开始了实质性的进程。

遗憾的是，在核心决策层里温家宝的声音是如此的孤独和虚弱，以至于在2008年的奥运会闭幕不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为代表的“左”派人士便开始公开批判普世价值，到2008年12月18号，中共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又公开表示中国“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将走向民主的道路定性为“邪路”，这是让世人感到非常震惊的事情，以此逻辑推论，所有采用议会民主制的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北美、西欧、北欧及日、韩等）都是走上“邪路”了，呵呵，呵呵，真“晕”呀！随后中共中央的其他几个巨头如吴邦国、贾庆林等人分别公开表示“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到2009年，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出现了全面的大倒退，不仅经济领域“国进民退”的调子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大，而且在人权领域全面收网，人权个案此起彼伏。不仅对刘晓波、许志永、赵达功等人先后动用专政手段，甚至出现了维权律师高智晟被“失踪”的“雷人”事件；在文化领域，以所谓“扫黄打非”的名义大力压缩“自由传播”的边界，逼迫“谷歌中国”准备“出走”中国，在学术重镇中国社科院甚至出现了法学所的范亚峰、哲学所的张博树先后“被下岗”的事情，还有三十多个律师则被“清理”出律师队伍。

奥运结束以来中国最高执政集团的这种集体“变脸”行为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拒绝在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拒绝在政治体制上向“议会民主制”方向前进。执政当局不认为“议会民主制”是一种世界潮流，继续认为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东西只是西方人的专利，强调中国要走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连越南也不如的顽固保守心态无疑会让已逝世五周年的赵紫阳非常失望，他在“政治遗嘱”里所指出的让执政党和国家都付出最小代价的“改良”路径显然被决策集团所否决。而“第四代”领导集团的常规“做王”时间只有两年多了，在此情况下，指望中央政治局的寡头们在余下的两年时间里来个180°大转弯，高扬起“议会民主制”的改革大旗还有可能吗？

怎么办？

难倒和平改良的民主化道路真的在中国共产党那里行不通？难到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共产党正在等待中国人民的又一次推翻专制制度的“解放战争”？显然，执政党领袖集团是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的，是不希望自己从当年的“革命党”沦为新一轮人民革命的对象的。也因此，自六四以来的20余年时间里，“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执政集团喊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维稳”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主管的第一使命！

但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是，“维稳”工作越来越难做。据福建省公安厅统计，2009年上半年，福建全省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462起——以此比例推算，31个大陆省市在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大概在20000多起。在这些事件中不仅类似于厦门反污染、重庆的哥罢工那样的和平抗议事件屡有发生，而且因征地、因拆迁、因税改、因企改、甚至因为个体公民遭遇不公或偶发死亡事件便会引发起大规模的暴力抗议活动，如2008年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陇南事件、杨佳事件，2009年的石首事件、南康事件、通钢事件等等均属此列。这些事件一旦发生，便会出现局部性的街头革命症状，地方政府机关如公安局、派出所、政府大楼便会首当其冲。堵交通、烧砸警车、乃至冲击政府大楼的事情屡见不鲜。甚至在群情汹汹之下，会发生通钢总经理被殴致死事件。

在这些群体性事件中，除了因直接利益相关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吉林通钢事件、江西南康事件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是由大量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而成，如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等。为什么会发生大量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些事件？2010年度《社会蓝皮书》的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认为是“由于基层财政的薄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所以一旦突发事件产生以后，就造成了所谓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

其实，这种分析也只是看到了比较肤浅的表层原因。其深层原因正在于中国共产党所引领的改革是经济单行的“跛腿鸭”式改革所造成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无动于衷造成的，是由于中国社会民主、法治的缺位造成的。正如赵紫阳在“政治遗嘱”中所分析的那样“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在改革缺乏民主、在人民不能当家作主、在人民对于各级执政者缺乏刚性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所谓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沦为权贵集团瓜分国家财富、侵吞人民财产的“高端盛宴”，这不仅是近年来所谓人民“仇官”、“仇富”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好多人将今天的中国社会定性为“权贵资本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种最坏的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执政当局仍然执迷不悟，仍然刻意阻挠中国政治体制上的民主化改革，仍然将“议会民主制”视为西方专利而抗拒门外，那么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各级权贵集团对人民的掠夺问题就会象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作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官民”矛盾会越积越深，其最终结果恐怕不仅仅是发生像现在这样的群体性事件问题，而极有可能是一场新的倾覆整个专制大厦的“汤武革命”——只不过包括“左派”民粹主义者在内的各色政治力量都在等待一个天赐的事件和时机而已，比如说，在“北京”发生某件足以广泛刺激人民神经的“意外”事件……

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恐吓，执政党必须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执政危机性问题，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因为土地问题把农民得罪了，因为企改问题把工人得罪了，因为拆迁问题把城市居民得罪了，因为自由问题把知识分子得罪了——总之因为扭曲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而将广大人民得罪了，而且这种得罪行为还在日益扩张和深化，长此以往，其将党乎？其将国乎？一旦“陈胜、吴广”站起来，恐怕执政党连“向隅而泣”的机会都没有——千万别忘了三千年中国历史，人民“革命”总是具有广泛的烧杀传统的。

很自然，这种“革命”对于整个社会财富和社会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扫荡性，执政党和各级权贵集团的利益自然会首当其冲，为了防止新的“革命悲剧”的发生，本人提醒执政党应集体学习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充分意识到这份“遗嘱”是赵紫阳拯救执政党的最后努力，也是执政党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意识到“议会民主制”的先进性、科学性和优越性，掌握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动权，确立“议会民主制”的改革目标，并充分考虑赵紫阳有关“过渡时期”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改革成为执政党主导下的“光荣革命”（英国式革命），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千年发展和繁荣开辟出全新的康庄大道！

当然，执政党决策集团可以继续固执己见，可以继续将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尘封于富强胡同六号“监所”，可以继续维护权贵集团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可以继续拖延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可以继续无视和蔑视广大人民的正义诉求，但是——

但是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在赵紫阳式的“改良”道路真走不通的情况下，民间反对派是否会拿起周文王的“革命”武器甚至重张“替天行道”的大旗则只有“天”知道了，也许会，也许不会，但至少也有50%的可能性吧。在“50%”的可能性面前，中南海的衮衮诸公能睡得踏实吗？因此，我希望各位党国领袖在夜半醒来的时候思考这样一个也许很荒唐的问题：

在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十二年，由他所指导的周武“革命”取得了成功，商朝灭亡；那么在赵紫阳去世后的第十二年——也就是2017年，在我们共同的祖国又会发生什么呢？

天佑民主！天佑中华！

Amn !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