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兰整个的变革过程中，民主和民族互动互益，民主促进了民族自立，民族成就了民主体制。波兰之能和平地完成变革，民族主义有重要的作用。波兰变革直接体现的是政治，但深层隐含民族的因素。因此波兰的政治变革有民族性，我将之称为政治民族变革。此和苏联的变革有巨大差异。波兰是一民族为主的国家，有自由之传统,，而压迫者是专制帝国，因此他们追求民主即追求民族自立,追求民族自立亦追求民主,二者互益，顺理成章。匈牙利、捷克同样。即是蒋经国后的台湾也与此类似。但另一些情况则大相径庭，比如南斯拉夫，上个世纪的中国，民族和民主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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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革即社会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其首先是对现秩序的废置，因此制度变革必将伴随危机和混乱，甚至引发流血、暴乱和崩溃。体制变革甚危险，这对任何社会都一样。因此和平变革需要诸条件。变革是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但根于权力和利益，因此权益的各方需要有共同的目的，并能够妥协达成一致；变革会在一定的时间和程度上丧失秩序，因此社会需要有的稳定力量，比如宗教、文化、团体组织、国家权力等等，其在秩序"休克"之间能够维持社会平定；再新体制需合乎社会情况条件和人民的素质，人民基本可适应。
由于有苏联压迫和民族自立的大目的，因此波兰变革中双方达至了妥协。比如89年圆桌谈判，统一工人党同意团结工会参加议院竞选，并恢复上议院，作为回报团结工会则同意在下院为对方保持38%的席位，并设立总统一职，内定给雅鲁泽尔斯基。89年前教皇三次回访波兰，79年一次接见了波兰三分之一的民众，他是波兰实际的精神领袖，在困难的时候他凝聚了波兰的精神，坚定了民族的自信，他不仅给波兰带来自由的希望，也包括和平非暴力精神。瓦文萨后来说：“如果没有他，我们的进程会慢得多，会流很多的血。”保罗二世任大主教期间的同事沃兹亚科维斯基教授说：保罗二世当年最感兴趣的并不是与极权政府对抗，而是教民精神的成长。波兰变革初期情况非常困难，90年生产总值下降11.6%，物价上涨585.8%，通货膨胀2000%（91年我的工资是150万兹罗提），商品极度匮乏，日用品需要票证，处处排队，此期间教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呼吁人们平静忍耐，保持信心，稳定了人们的精神。最令人感动的是波兰人民，为了波兰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忍耐克制，能够团结。因此那时波兰困难，但平静而秩序，如果没有教会和人民的民族意识，社会很可能陷入混乱。我在波兰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中国社会和人民难以承受这样的危机。波兰有自由精神的传统，有私人经济的传统，其有斯拉夫法兰西之称，因此变革后波兰人能很快适应，也就是说自由体制基本适合波兰的社会情况、经济文化传统和人民的素质。社会迅速恢复，91年物价上涨回跌到70.3%，92年生产总值平均增加1.5%，93年增加4%。但同样的改革在俄罗斯则不成功，专家评论“俄罗斯在1992年初用“休克疗法”启动经济转轨后，非但没有‘一步跨越深渊’，迎来领袖们许诺的、经历短暂痛苦之后将会很快到来的经济回升和社会稳定，反而经历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长达8年的经济衰退”（“俄罗斯经济转轨进程的理论探析--以制度变迁为视角”徐坡岭）。这是因为俄国没有个体自由（个人管理自己）和私人经济的传统和基础，一方面是国有经济停顿，另一方面人民欠缺私有经济活动的能力，于是财富为极少数人的控制（96年10月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六大金融集团控制了50%的俄罗斯经济和绝大部分传媒），生产无法恢复，健全的自由经济秩序难能建立，这是俄国的根本问题。俄国有回到专制社会的可能。
波兰成功变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西方经济的有力援助。91年波兰外债高达300亿美元，国家几乎丧失偿还能力。91年国际金融界取消了波兰50%的债务，90-92年西方给波兰提供了253亿美元贷款，近乎西方提供给东欧全部基金的一半。西方的经济援助是波兰很快渡过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是俄国却没有如此幸运，92-97年西方提供给俄国的贷款总共是495.8亿美元,而俄国大约需要3000亿才能渡过难关。帮助波兰进入自由世界，从而瓦解华约和苏联，这是西方长久以来战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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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社会远比结束旧体制困难得多。结束旧体制只需要政治手段，甚至革命就可以解决，但是新社会实则是政治、经济、法律、社会之秩序的综合建立。其需要社会成员的共同认同协调方能完成。因此社会建设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问题，其亦需要社会成员有共同的精神意识。没有精神意识的认同，无法组织社会。比如没有新教精神美国制度的建立即不可能。波兰变革后面临许多问题，有些情况甚至比以前更糟糕，比如腐败、失业、犯罪、新贫困等等，而且建设新秩序需要长久的时间，没有精神的支持，社会很难走向积极的建设。因此变革后，教会、政府、知识分子都很重视波兰精神的建设。传统波兰精神包括天主教信仰，自由主义传统，爱国主义。民族、国家是现实存在，尤其是由于波兰的历史，爱国主义不能没有，但亦不能夸张，否则会导向极端的民族主义。对之波兰把握得很得当，爱国主义精神促进了社会和解，增进了民族自信，却没有导致封闭和对外的敌意。
波兰共产党不是严酷的权力，社会没有留下过深的仇恨。但波兰毕竟曾是集权社会，有过不少迫害和镇压，也流过血，因此变革后如何对待共产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进行清算，民族将进入新的敌对和仇恨，社会国家也将有新的动荡和危险。因此，米奇尼克提出一个波兰的思想，“我们仅仅拥有一个波兰，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起”。米奇尼克同意作家托马斯•曼的观点“希特勒的支持者并不是另外一些德国人；不，他们正是我们生长于其中、我们所爱的人们”。居于此精神，波兰没有选择报复，而走上宽容与和解。“我们不想继续创造只是政治论战的新的历史神话。我们将建设一个民主的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波兰没有取缔共产党，而且克瓦西涅夫斯基由竞选担任了总统，但波兰的民主和独立却更加巩固。当然宽容与和解不意谓遗忘，一个民族应该永远保持真实而清晰的经验记忆，否则悲剧将会重复，但是经验和记忆属于思想和历史的范畴，而不是进行政治的清算或报复。
勇敢、自尊，这是人们一向对波兰人的赞誉；但是波兰人性格的另一端也存在有自卑和脆弱，由于长久的被奴役他们缺少自信和意志。在西欧波兰人被歧视，西欧人把他们归于东部，落后、贫穷、没有尊严。波兰人到西方普遍有自卑感，而住在西欧的波兰人也大多从事低等工作。区域、国家、种族、文化、语言是人存在的类属，人并不能由此解脱，其是人存在的属性之一。由此波兰的变革绝非仅仅是政治的改变，其对民族心理、精神有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其是波兰命运的转折。米奇尼克说：“我们重新找到了我们的语言、找到了我们的记忆。 我们终于用我们自己的声音说话了。我们重新获得了正常身份。我们重返历史。我们回到了欧洲。”如果说长久以来波兰民族的记忆、语言、身份、处境一直都是被否定被压抑的，那末由89年他们转向了肯定。而人的全部存在就是追求肯定。99年米奇尼克在“十年後的反思”中说：“我认为，在九十年代的波兰所发生的变化，是三百年来波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变化。波兰由一个专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民主的国家，由一个附庸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主权的国家，由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法治的国家，由短缺经济进入了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波兰保持了政治稳定，改善了它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并且终於加入了北约，这意味着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波兰获得了更大的安全。”“苏联的解体改变了中欧的地缘政治版图。看看波兰吧，在1989年的时候，波兰有三个邻居: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如今，这三个国家都不复存在。”“波兰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稳定的和安全的国家，它正在蓬勃发展。三百年来，波兰一直处於内忧外患的困境，仅仅十年，我们就取得了如此成就，应该说这还是很不错的。”米奇尼克对波兰的骄傲意由言表，他代表了许多波兰人。对于一个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奴役和压迫的民族国家，他们的喜悦和骄傲很能理解。
民族、国家是现实之存在，一方面它具有文明的意义，是长久时间中某种语言、记忆、经验、文化、精神、传统、价值、生存方式的积累和延续；一方面各民族、国家之间又有利益和身份的激烈的竞争和对抗，其是人类敌意、仇恨、战争的根源。发扬前者，避免后者，这是健康建设性的民族主义。变革后波兰人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得当而成功，其避免了波兰可能发生的社会敌对和仇恨，带来了社会和解，肯定了波兰的信仰、精神、文化、语言，恢复了民族的身份、信心和尊严。波兰不是没有偏狭的民族主义，过去有，现在亦有，只是其不被鼓励，“地方性、狭隘的民族主义、仇外心理”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但是其是被批评的对象，不能听任其蔓延；而肯定波兰精神也不意谓“民粹主义”，而被是在肯定的基础上有剔除和新的吸收。肯定爱国主义，但又避免走向极端，这是很难把握的。波兰的天主教信仰和自由主义传统平衡了爱国主义可能带来的民族偏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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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克微支曾说：“波兰是夹在德、俄两个野蛮国家家的一个文明的楔子。”德、俄曾是历史上两个最强大的具有侵犯性的国家。波兰的不幸来于其不幸的地理位置。夹在德、俄之间，波兰不可能有别的命运。冷战，东西两大阵营的划分--专制与民主，使世界错综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而苏联一旦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多元复杂的冲突又都浮现出来。铁托的强硬专制压制了南斯拉夫各民族间的冲突，而铁托死后，民族冲突变本加厉更为血腥。柏林墙拆除，东西德统一是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是德国的统一马上带来欧洲各国的紧张。柏林墙倒塌之后，法国国防部长舍韦内芒说：“重新统一后的德国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这对法国将是一个极大的危胁。”撒切尔夫人“反对匆忙统一”，主张要建立一种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力量与统一的德国相抗衡。戈尔巴乔夫强调：德国统一不应打破欧洲均势。德国统一必须考虑到四大国和其它邻国的利益和要求。最紧张的是波兰，因为战后德国曾有十万平方公里划给波兰。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强调，保证国家边界是波兰生死存亡的大事。总理马佐维耶茨斯基多次要求两德议会同波兰草签有关确保现有边界的协议，并作出法律保证。在国与国之间，主权、领土、实际利益远远重要于政治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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