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威尔的策略和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从东欧的变化看大陆知识分子（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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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论坛》的对话守则如下：
   1．对话目的是为寻求真理，而不是为了竞争；
   2．不要作人身攻击；
   3．保持主题；
   4．辩论时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许自己讲话的区别：
   7．对话要有纪录；
   8．尽量理解对方。
   事实上，在大陆八九民运中，学生之克制而富有理性的行为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的确可以说，只有哈威尔这样的真正的持不同政见者才是负责任、讲策略、有良知，因为他们不是为了个人或组织的权力或利益而战的。
五、令人忧虑的职业“政治家”
   哈威尔从来不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而一直是反对者；他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从来没有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那种令人厌恶的忠于党的作风。他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文学家。在共产党的暴政下，虽然他一直遭受迫害，前后共住过六年监狱，作品被禁止发表上演，但是，他从没有屈服。布拉格学生罢课委员会总部的一个成员说：“如果问什么是毫无畏惧，这个人为我们作了榜样。”
   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和哈威尔等东欧的独立知识分子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不同绝不能用客观环境不同来为自己开脱，相反只能归结于思想深度和道德品质。这种情况甚至在八九民运失败之后仍然没有得到深刻的反省。
   在海外进行的争取人权民主的运动中，在大陆知识分子中又产生了许多特殊的现象，令人感到忧虑与深思。很多人虽然流亡到海外，但是仍然不能深入西方社会，认真学习、了解西方社会和近代思想，进行反省，他们仍然保持着已经被异化的那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他们只有到海外华人社会中寻求生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思想至今有着很强的保守性、封闭性，但这却形成了这些所谓大陆“知识精英”继续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空间，并进而产生了一大批海外“职业革命家”、“政治家”。
   上述现象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华人报刊中关于如何看待所谓党内改革派的争论，很多人仍然坚持为共产党内这一派别辩护。而那些被媒体奉为“独立”知识分子的人，如刘宾雁和严家其，身上仍然充满共产党意识形态气味，仍然在媒体上对过去他们在共产党内的所作所为津津乐道。但是如果我们进行的是人权运动，而不只是为某个人或组织谋取权力，那么，上述问题几乎根本不会存在，因为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根本不是人权主义者，根本不能代表近代精神。也许他们的确可以作为被团结的对象，但是永远不应该成为主流，如果共产党改革派在人权运动中成了主流，甚至主导力量，那么人权运动的性质就变了。
   上述现象的另一个表现是，海外大部分民运组织在这批“职业革命家”、“政治家”的参与下完全落入旧的政治游戏框架。一方面以胜负、权力等功利为目标的组织只能依靠政治事件来刺激、保持自己，由于没有远见与理想，没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这些组织在一天天消亡下去。另一方面“职业政治家”们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也将越演越烈，甚至最后走向被招安之路。
   “职业政治家”永远是令人忧虑的，因为他们除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外别无所求。当民主事业变成谋取个人地位的职业之时，可悲的事情就必然发生。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理想主义、近代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必须在争取人权民主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同时也是我们的社会是否进入近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在近代史上，人权从来不是靠一小批政治家或组织讲究成败的运作带给我们的。
   哈威尔的策略和政治哲学不是虚幻的政治理想，不是知识分子的梦话，它已在捷克、波兰、匈牙利变成了现实。哈威尔理想的胜利是近代人文主义精神的胜利。今天，那些认识不到哈威尔思想的重要性的人，以后必将后悔不已；那拒绝哈威尔思想的人，必将被历史抛弃；那相信哈威尔的政治哲学的人，将会继续反省自己，因为除去同独裁者的斗争外，正如哈威尔在九○年元旦文告中所说：
   “最糟糕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败坏的环境里。我们患了严重的道德败坏症，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心口不一。我们也学会了对什么事情都不相信，对什么人都不关心，只知道自己。爱情、友谊、关怀、谦虚和原宥这些观念早已失去了它们的深度与广度。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特异性质，象是过了时的风尚，在这电脑与太空火箭的时代，简直显得可笑。只有极少数的人敢说，当权者不得滥用权力；或者说，特别农场出产的有限的保健食品首先应该供给学校、学生宿舍和医院。
   ……
   当我们提到道德败坏的环境时。我并不是只指那些吃健康食品，从不往窗外望的特权人物，我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于极权统治制度，接受它作为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并允许这事实一直运作下去，我们不只是它的受害者，我们也是它的创造者。
   如果我们把过去四十年来的悲伤情况看成是某位远亲送给我们的一件东西，那是非常不明智的。我们必须要求自己对这个情况负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是可以改变这个情况的。我们不能把过错全部推到以前统治过我们的人身上。不仅因为这是不正确的，而且这么做会使我们低估自己应负的责任，以致我们不能主动地做出任何自由的、合理的和迅速的抉择。
   ……
   ……在历史的新道路上，我们能否把作为公民的、国家的、政治的自信心重新唤醒，就全靠我们自己了。”
   一九九○年七月，西德，累根斯堡
   （本文发表于《中国论坛》，台北，第361期，1990年10月）
   参考资料：
   1.G.Konr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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