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灵顿宣言》（英语：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是于2020年10月4日在马萨诸塞州大巴灵顿的美国经济研究所撰写并签署的提案。[1][2]它提出了针对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COVID-19）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宣言最初由哈佛大学的医学教授Martin Kulldorff、牛津大学的流行病学家Sunetra Gupta和斯坦福大学的流行病学家Jay Bhattacharya共同署名撰写，三人都曾经对COVID-19疫情的严重程度和封城防疫手法提出质疑。
根据该政策，社会只需要针对性隔离个别一旦染疫后有高致命风险的群体即是老人及免疫力出现缺陷者，以确保他们不被感染，其余低风险者则可以恢复正常社交活动并舍弃所有防疫措施，透过自然染疫让身体建立起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的免疫力，从而为整个社区建立起群体免疫，让高风险人士都能从中获得保护免受感染。宣言认为现行的防疫措施如封城和强制佩戴口罩等已经为人民心理、民生和经济带来严重损害，让社会运作重回正轨的前提下建立群体免疫才是富有同情心的方案。[3][4]
批评[编辑]
反对大巴灵顿宣言的传染病学家和政府防疫官员从科学和伦理角度提出反驳放任主义对策的论点。美国防疫专家安东尼·科茨认同需要对高危族群重点隔离保护，但批评故意让余下所有人染疫的方案是荒谬的。[5]
针对性隔离高风险群体在现实上并不可行，因为他们还是无可避免会与非隔离对象者接触，例如长者护理。如果疫情在低风险群体之间横行，那么高风险群体从低风险群体被传染到病毒的机会也会随之提升。
COVID-19疫情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糖尿病患者、肥胖症患者、贫穷阶层、受歧视族裔、有犯案记录等）带来的影响不比长者低，他们因为生活工作环境和饮食质量欠佳，导致一旦染疫后比上流群体更容易出现严重症状或丧生，随之而来的就是高额的医疗费和失去收入而三餐不继甚至流离失所。
就算是隔离了高风险群体后依旧无法改变染疫者将会大量霸占医院床位的处境，放任政策意图扩大感染人数的举动只会令医院不胜负荷的问题变本加厉，另外也不能忽视染疫后带来的后遗症，特别是对受感染内脏的永久伤害。
不论是采取自然染疫或透过接种疫苗，要达到有效的群体免疫就要求具有免疫力的人数起码占总人口的六成，2020年巴西玛瑙斯市的COVID-19染疫人口比率处于44至66%之间，然而其死亡数字是往年同期的4倍。
科学家截止2020年末还未能确定循自然染疫所产生针对SARS-CoV-2的免疫力能维持多久，如果这个免疫力维持时间太短或有较高二次感染风险，那么采取放任政策的成效就会倍受打击。哈佛大学的传染病学家模拟了几个免疫力维持长度所带来的疫情扩散结果：假如自然免疫力能维持超过数年以上，那么COVID-19疫情也得以在几年后自然消散；若果自然免疫力无法维持超过一年，那么疫情就会重复每年大规模爆发，直至有效的疫苗面世为止。
除非是主动检测病毒，康复者并不一定是已经产生了对病毒的免疫力，有些人也许受感染后没有任何症状，但他们依然可能是带病原并能散播病毒给身边的人。[6]
参考文献
专家：不需要对所有人进行隔离
早在2020年10月，一些医疗或公共卫生科学家，以及医疗从业者已经签署了《大巴灵顿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签署人包括：哈佛大学医学教授、生物统计学家、流行病学家马丁‧库尔多夫（Martin Kulldorff）博士，他擅长检测和监测传染病爆发和疫苗安全评估；牛津大学教授苏尼特拉‧古普塔（Sunetra Gupta）博士，她也是一位流行病学家，擅长免疫学、疫苗开发和传染病数学模型；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博士，他是医生、流行病学家、卫生经济学家和公共卫生政策专家，专注于传染病和弱势群体问题。
这些专家认为，不需要对所有人进行隔离。宣言呼吁，公共卫生官员应致力于保护最脆弱的人群，同时允许那些不脆弱的人群“恢复正常生活”。
“平衡风险和获得群体免疫收益的最具同情心的方法是，允许那些死亡风险最小的人正常生活，通过自然感染建立对病毒的免疫力，同时更好地保护那些风险最高的人。”《大巴灵顿宣言》指出。
宣言的签署人认为，与其封锁一切直到有疫苗可用，不如将重点放在降低死亡率和社会危害上，直到达到群体免疫为止。
所谓群体免疫是指，让整个人群对某种疾病免疫。随着大部分人对该疾病免疫力的增强，包括年老体弱者在内的所有人，感染风险都会下降。这可借助疫苗来实现，但不一定要依赖疫苗。
这一倡导让一直宣扬“清零政策”的中共不满。中共喉舌新华社随后发表国际时评，批评“群体免疫论”不科学也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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