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1.25
2001年的海报呼吁逮捕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海报将米洛舍维奇置于铁窗后，并写着“何时？”二字。
作者：佐兰·契里亚科维奇
佐兰·契里亚科维奇（Zoran Cirjakovic）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媒介与传播院（Facul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讲授新闻学。在南斯拉夫向民主转型期间和之后，他曾为《新闻周刊》杂志（Newsweek）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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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国家的政治现实不尽相同。在塞尔维亚，一位亲眼目睹了推翻米洛舍维奇独裁统治的“塞尔维亚之秋”（“Serbian Autumn”）的学者认为，民主胜利所依靠的主要不是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公民社会机构，而是冷酷无情的政治。
对塞尔维亚领导人来说，秋季往往危机四伏。面对巴尔干的严冬和受着个人生活及经济问题困扰的塞尔维亚人，通常会在此时寻求变化。在1987年9月末，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将他多年的引路人伊万·斯坦博利奇（Ivan Stambolic）赶下台，改变了巴尔干的历史进程。在长达10年的统治中米洛舍维奇意识到，秋天会令人沮丧，而春天会燃起希望，因此他将选举安排在深冬举行，以期严酷天气有助于抵消反对派的怒气。最终，他还是落选了，但并不是因为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或独立工会——它们的作用非常有限，而是因为米洛舍维奇遇到的对手是一个由老练的政治人物和基层学生运动结成的不可思议的联盟。
当米洛舍维奇提出在2000年9月24日——秋天，而不是冬天——举行大选时，人们大为惊讶。但选举结果对米洛舍维奇不利。他企图操纵选举结果——强迫塞尔维亚选举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宣布进行第二轮选举，而不是在第一轮选举后宣布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stunica）获胜。他的这种企图在整个塞尔维亚，甚至在被视为米洛舍维奇大本营的地方，引发了一系列群众示威和罢工活动。大多数大城市的主要街道被封阻，接连数天没有人清理垃圾，反对派的支持者每天组织示威游行。这场动乱使国家大部分地区瘫痪，最终导致后来常被称作的“10月5日倒台”（“October 5 Overthrow”），也被简称为“革命”。这些事件带来的两点可借鉴之处是：第一，即使是既不自由也不公正的选举，也会对独裁者有危险。第二，“正规”的公民社会组织并不一定是推翻独裁统治的最佳催化剂。
在9月选举中击败米洛舍维奇的科什图尼察，是在给人们带来了所渴望的变革的奇怪阵营中的一个本不太可能承担关键角色的人物。像米洛舍维奇一样，科什图尼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争取的对象是那些痛恨米洛舍维奇的失败的塞尔维亚选民。科什图尼察没有采用西方的价值观和理念。而作为一个说话温和、不见锋芒的竞选者，他未引起米洛舍维奇凶恶的宣传机器的多少注意。
米洛舍维奇的矛头所对准的，是政府最强劲的对手佐兰•金吉奇（Zoran Djindjic）。金吉奇原是科什图尼察的对手，后来成为不情愿的合作伙伴。由于国家媒体如此成功地把金吉奇妖魔化，他毫无可能当选。金吉奇既非冷酷无情，也非不负责任。他有勇气，善长政治实用主义，务实得可能有些过分，愿意为达到目的而走捷径。在塞尔维亚前途未卜的那些秋日，这些特点让他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对这场革命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Otpor（“抵抗”之意——译注）基层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在一夜之间成为米洛舍维奇的对立派。Otpor 得益于美国退役陆军上校罗伯特·海尔韦伊（Robert Helvey）提供的咨询和设在华盛顿的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慷慨资助。Otpor不是一个典型的非政府组织，而是一个发展很快的学生运动；它的高度分散的集体领导方式使它比受西方资助的典型的塞尔维亚非政府组织更有效力。另一个同样重要且令人无限惊讶——资助也更少——的力量，来自贝尔格莱德以南扎拉雷瓦茨（Lazarevac）小镇的矿工。这些曾一度忠于政府的矿工的罢工行动，成为米洛舍维奇政府无论篡改选举结果与否都将败选的第一个迹象。
10月5日那天，随着高呼口号的示威群众清晨在贝尔格莱德聚集，我认识到米洛舍维奇已经“完结”。我看到，一群群足球迷加入了南斯拉夫议会大广场上的人群。将近10年来，米洛舍维奇曾将这些“足球流氓”的破坏力和狂热巧妙地纳入准军事组织中。现在，他们终于调转头来。其中的最狂热者冲垮了警察防线，扭转了短暂的导致议会大厦和国家电视台起火的暴力局面。
米洛舍维奇的非公民社会式的统治以非公民社会的形式告终，至少在塞尔维亚，这清楚证明了公民社会的失败和通过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建设民主的局限性。许多公民越来越对这些组织产生怀疑——它们对改革的支持通常软弱无力或效果适得其反。时至今天，塞尔维亚的许多非政府组织仍只是由单人领导，这位领导所更为关心的是获得和维持西方赞助，而不是处理复杂和往往难以对付的政治现实问题——在这样一个国家，进步有时要靠令人不快的政治上的讨价还价。如果不是有“非公民社会式”的妥协和不漂亮的联盟，我们可能仍在等待着“塞尔维亚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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