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8日 星期六

有一本書叫《蠟燭政變》


柏林圍牆倒塌已滿廿週年。誰也想不到,柏林圍牆一倒,歐洲從此告別冷戰的分裂,東歐共產國家就像是骨牌效應般的一一瓦解,連最大的蘇聯也是一樣。

為何東德會在一夜之間瓦解?且沒有發生任何的戰爭呢?這件奇妙的事,其實與聖經運動有極大的關係。

從聖經被翻譯成全世界二千多種語言以來,真理以爆炸性的速度被閱讀及傳講,人心被改變、被更新。雖然東歐共產國家實施獨裁,對基督教信仰雖有壓制,但民間仍保有一定的信仰活力,這也就是為何東歐共產世界會有此瓦解的契機,反倒同一年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卻無法激起漣漪推翻共產黨。

柏林圍牆倒塌是發生在1165年所建造的尼古拉教堂(Nikolaikirche),這教堂是當時東德最大、設計最典雅、裝飾最華麗,歷史最為古老的教堂。這教堂聚集人民以點燭和禱告,以「非暴力戰爭」方式推倒柏林圍牆,促成1989年「東德瓦解」。

有一本書叫《蠟燭政變》就是在描述當時所發生的事。事情是這樣的,在東德共產世界裡,一切都受到控制,人雖然可以到教會禮拜,但是卻不能有其他的聚會。有一個年輕牧師很喜愛查考聖經,於是他私下邀請二個好友一起來查經。

過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有一天他們查到以賽亞書9:2,看到聖經上寫著「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平常看到這節經文也沒有特別的感動,但這次他們的心靈就受到極大的感動。在分享之中,他們看到自己和東德的百姓就像活在黑暗中,但是上帝卻透過這段經文告訴他們就連「住在死蔭之地的人也有光照耀他們」。

受到這句話的激勵,這幾位萊比錫的基督徒,有感「人為之惡」所建立起的圍牆必須拆除,因而發起燭光禱告會來祈求上帝的幫助。他們決定要將這個信息傳給住在東柏林的人民。於是在祈禱過後,他們決定要用一個月的時間,每天出去發三支蠟燭,並告訴百姓:「你是否覺得活在黑暗中?上帝說:『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住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們』。這支蠟燭給你,有一天它要照亮我們。請你每天也出去發三支蠟燭,告訴他們同樣的話」。

發蠟燭確時很容易引起共鳴,因為歐洲人很愛蠟燭,晚上吃飯不喜歡點燈,而喜歡點蠟燭,若是你到高級的歐式餐廳吃飯,桌上一定有蠟燭,甚至所喝的茶也有小蠟燭在保溫。起初大家收到蠟燭都很害怕,但是接到蠟燭之後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於是大家就到處去發蠟燭。這三個年輕人利用教堂左手邊的禱告室,開始燭光祈禱會祈求上帝的憐憫與帶領,不久之後,參與禱告的人數逐漸增加。短短一個月不到,祈禱會的人數遽增,從百、千、萬,最後高達到五十萬人。禱告之後,參與的人總是手持蠟燭,以和平方式唱著聖詩遊行,期盼將兩地人民隔絕的圍牆拆除。當時的東德領導人何內克(Frich Honecker)在無法忍受人民用禱告力量掀起「蠟燭政變」的情況下,還對參加禱告會後,手持蠟燭上街遊行的群眾下格殺令。

奇妙的是,這些受命執行格殺任務者,並沒有制止禱告會,也未對群眾開槍,反而被在尼古拉教堂迫切禱告,準備殉道的群眾所感動,也讓原本要成為何內克政權劊子手的秘密警察體會到禱告的力量及和平的可貴。就這樣,因人為之惡所豎立起的柏林圍牆,透過基督徒的禱告,手持蠟燭,在非暴力抗拒的蠟燭政變下,被人民徹底的推倒。

1989年11月9日當晚聚集人數最多,約有五十萬人。他們照慣例在尼古拉教堂及東柏林市政廳前聚集,但是這次他們徒步走向柏林圍牆。共產當局接獲消息之後,隨即派出軍隊在圍牆邊等候。人群一到之後,坦克和機槍已經瞄準群眾,以防萬一。有些基督徒姊妹看到這些軍人並不害怕,反而將蠟燭放在砲孔上,遞給軍人,也將蠟燭放滿了圍牆。西德方面的人看到東德那邊很亮以為發生大火,後來走近才發現東德的人點蠟燭唱聖詩,於是西德的人也自動聚集一起唱聖詩。

說也奇怪,柏林圍牆沒有人去推它居然自己倒了,而不久東德的總理自動解散共產黨。後來1990年開始歐洲共黨國家一個一個倒了。這故事你可以從德國福音教會在1992年所出版的《蠟燭政變》看到。

總之,我們看到聖經運動所帶來的震撼,他不僅改變及更新一個人的生命,聖經也改變世界的歷史,在黑暗腐敗中使人看見光明。

蠟燭政變

位於萊比錫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St. Nikolaikirche)建於1165年。這座教堂在20多年前發生了一段民主革命的故事,也改變了往後德國的歷史。 自1982年9月20日起尼古拉教堂在克里斯蒂安.富勒(Christian Fuehrer)牧師的主持下,於每周一下午五點舉辦和平禱告會(Friedensgebete),反對冷戰帶來的貧窮、軍備競賽等現象。這段期間,尼古拉教堂被東德國安視為「挑釁者和顛覆力量聚集的地方」。1989年10月9日,教堂湧進大批民眾參加和平祈禱,成為渴望和平變革民眾的聚集地。禱告結束後,每人手持象徵和平的蠟燭,參加未經批准的和平示威遊行,萊比錫市民也自動加入,人數超過7萬人,東德軍隊七千名駐紮萊比錫,參加遊行的人數卻是武裝軍警的10倍。「他們對一切都有所準備,唯一不知道如何對付蠟燭和祈禱。」遊行最後以和平收場,民眾以非暴力戰爭的方式促使東德瓦解,手持的蠟燭不僅戰勝了軍警的坦克,也戰勝了內心的恐懼與壓力。

此後東歐其他共產國家恐懼的心牆也如同柏林圍牆般骨牌式的被徹底推倒。 為了紀念這場關鍵性的示威遊行,1999年萊比錫市政府在尼古拉教堂前廣場的地上設置紀念牌,牌上印著事件的時間和大大小小的腳印,指向當年遊行隊伍行走的方向。 這次革命沒有領袖。領袖就是尼古拉教堂和市中心。只有一個領袖:星期一,下午5時,聖尼古拉斯教堂。—卡巴萊藝術家貝恩德-盧茨蘭格, 「蠟燭的政變」這本書即在描述這段歷史。這個事件氛圍感覺離我好像很遙遠,與我們的生活好像有差距,很難想像這段歷史就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這個地方,走在尼古拉教堂前的街道上,回顧這段歷史有著一份感動,思索著…… 回顧這段歷史會發現:東德人人民自覺當時政治與冷戰因素帶給生活與社會不良影響,才有蠟燭政變;反觀過去的台灣人呢?當台灣人民的權利與自由受到威脅時,是否有勇氣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利與自由呢?當時東德人的平示威遊行,軍警保持理智,才可以和平落幕;回顧日前台灣的陳雲林事件,台灣警察又如何對待台灣人民呢?

蠟燭政變

人類史上有許多為國家禱告,而改變人的心靈、改變國家命運的故事。約公元前五百年,波斯帝國的亞哈隨魯王,聽信佞臣的建議,計畫殺滅境內猶太人全族,而王后以斯帖正是猶太族人,她得知佞臣奸計,呼籲族人專心祈禱三天,而後她再冒生命危險,進宮向國王求情,果然揭穿佞臣奸計,國王收回滅絕猶太人詔命,拯救猶太人全族免於滅族的命運。 

一八六三年美國林肯總統,於南北戰爭正激烈時,宣告當年的四月三十日為國家禁食禱告日,呼籲全民遵從聖經真理,懷抱謙卑的心,至誠禱告祈求再現國家和平繁榮之景,果真反敗為勝結束戰爭。 

一九四○年五月,德軍以空軍、坦克及步兵的「閃電戰」,急襲法英聯軍,在敦克爾克困住聯軍三十餘萬。在絕望中,聯軍要求有一天的全國禱告日,為進退兩難而無助的英、法軍隊祈禱。

 結果,希特勒竟命令停止向敦克爾克前進三天,而平日狂風大作的英吉利海峽竟平靜無波,讓聯軍有撤退的機會,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敦克爾克大撤退。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曉爆發韓戰,南韓危在旦夕,李承晚總統聚集了所有難民中的傳道人,請求說「現在南韓已無法抵抗北韓共軍,麥克阿瑟將軍答應派B29轟炸機群相援。但是,如果雨下不停、厚雲不散,轟炸機將無法進行任務。目前是韓國存亡的時刻,我想唯有上帝能幫助。禱告吧!懇求上帝止住雨水拯救國家。」經眾傳道人同心迫切禁食禱告十天,天空竟出奇的蔚藍,滿佈B29轟炸機,幾天之內共軍被炸得落花流水,麥克阿瑟將軍登陸仁川,南韓轉敗為勝。 

一九八三年,菲律賓處於多難之秋,暴君當政。八月二十一日被逐的和平人士艾奎諾返鄉,出機門九秒鐘後,仆倒在血泊之中。葬禮之日,兩百萬人上街哀悼,有的在大雨中哭泣相送,但絕大多數的人,沈默得幾近恐怖。消極忍受腐敗政府的人,已忍無可忍,他們的眼睛睜開了,群起加入反抗的隊伍。 

一九八六年二月,菲律賓舉行總統大選。當時,辛海梅主教認為唯一能夠挽回國運的,就是人民必須禱告悔改,離開惡道歸向神的真理。於是,他提出COR。C是con-version,代表悔改、蒙神赦免、生命改變;O是obedience,代表順服、將新生命獻上、行為有新樣式;R是reparation,代表補償、真正的悔改、賠償虧欠、改邪歸正。三個字母合起來正是「心」的意思。 

一時,菲律賓從權貴到貧農,人人將自己的苦情帶到神的聖壇前傾訴,用選票推翻馬可仕政權。投票日,他們組織團體到處監視,以保選舉的公正;開票時,他們以手臂捍衛歹徒搶劫的投票箱,當官方偽造票數時,管數票的電腦人員離職抗議。 

一星期後,國會宣布馬可仕當選,民憤更激增到沸騰,柯拉蓉.艾奎諾號召全國進行不合作抵抗,請求全國同心禱告一天。辛主教也呼籲同心禱告,直至神拯救菲律賓為止。不久,一百多萬群眾齊集大公園,人人熱淚盈眶、慷慨激昂。次日,馬可仕逃離菲律賓。 

一九八七年,有人祈禱讓東柏林有自由之光,就開始分蠟燭給相同願望的人。到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有三十萬東柏林人民拿蠟燭走上街頭,這就是震撼世界的「蠟燭政變」。柏林圍牆倒塌了,不是用大砲、坦克或飛彈的力量推倒的,而是用禱告的蠟燭融化掉的。 

台灣值此外有中共強硬虎視、內有紛亂政局,當人們在迎媽祖遶境祈求風調雨順,當眾人紛紛期待達賴喇嘛灌頂加持時,不妨舉起您的雙手為國、為民禱告。不是因為這樣做會有多大功德,而是因為上帝有豐盛的慈愛和憐憫,聽禱告賜給我們國泰民安。


國家祈禱早餐會的由來 

國家祈禱早餐會的由來,近可源自美國艾森豪總統,遠可溯至幾千年前。 艾森豪當選美國總統後,在總統辦公室和同僚成立團契,每日早晨先跪在神面前禱告支取智慧的力量,才能站在人面前有辦事的能力。以後,各首長也成立部會團契,透過禱告分享經驗,漸漸擴大成每年舉辦一次的祈禱早餐會。 

去年,高俊明牧師、蔡明憲立委、鄭正春弟兄等多人受邀組團,參加韓國總統早餐祈禱會後,感於值此國家多事之秋,基督徒應有責任站出來,為國家、為各階層執政者禱告。 

回國後就成立委員會,推動台灣的總統祈禱早餐會,由鄭正春擔任召集人,邀高俊明牧師擔任顧問,以「為人民、政府、總統、國家及世界和平禱告,求上主使我們的國家能實實在在,落實在上主所賜的公義、和平、慈愛,成為一個信、望、愛的國家」為宗旨,於去年五月召開國家祈禱早餐會籌備會,會中並公推高俊明牧師為總召集人。 

今年,台灣在新世紀的第一年,終於與世界各國的國家祈禱早餐會「接軌」了,將在四月七日舉行第一次國家祈禱早餐會,邀請上百位外賓共襄盛舉。 
(作者◎李雀美)(90.04.07)

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悼念中国“六四事件”死难者


  5月25日晚间,德国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举办了一场和平祷告仪式,以此纪念20年前在北京C���� s���"中的死难者,并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绝不允许历史重演。尼古拉大教堂不仅是莱比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也象征着前东德民主运动的成功。
  位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自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每周一的傍晚5点举行一次和平祷告会。这一活动后来成了尼古拉大教堂的传统,和平祷告会在全德国以及全世界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本周一(5月25日),尼古拉大教堂依照传统再次举行和平祷告会。这一次的主题是悼念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的所有死难者,为死者及其家人祷告和祈福。
  祷告会的组织方之一是德国绿党。该党莱比锡地区党团的政治家罗施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举办这样一次祷告会的背:"我们莱比锡绿党党团几年来,每一年都会参与组织一次在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祷告会。今年六四事件的纪念日马上就要到来,所以在尼古拉大教堂的建议下,我们在几个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事件中,选择了纪念六四事件死难者。因为这一事件的政治规模和政治影响力对莱比锡来说也是有很直接的影响的。"
  1989年9月底,就在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周一和平祷告会规模迅速扩大,越来越多�'T V�77参加祷告,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据资料记载,到89年10月2日,参加周一和平祷告的人数超过了1万,远远超出负责维持治安的原东德警察的预料。游行人群高喊口号:"我们就是人民!"莱比锡这一独特的和平示威方式,经过当年西德媒体的报道,迅速在全德以及国际上获得支持。原东德领导人也因中国血腥镇压"六四"之后国际上舆论的压力,采取了"不流血"的方式应对民主运动。因此,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祷告至今被认作对原东德民主运动取得胜利和德国重新实现统一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今年5月25日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祷告会上,主持祷告的神父为所有89年"六四事件"的死难者祷告,为其家人祈福。据组织者之一、绿党成员罗施介绍说,前来参加祷告会的上百人在一起念唱了一首翻译成德文的中国歌曲,题目是"自由之花"。罗施向在场民众介绍了1989年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在北京发生的那起屠杀,并且摘读了几段两周前由数十名中国基督徒联名发表的《历史性六四20周年宣告》。罗施说,举行这一次纪念"六四"死难者的和平祷告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在最后的祷告词中为所有中国人祈祷,我们想说,公民追��'T V�77��仍然很重要,我们希望在中国人们可以公开探讨六四。而且莱比锡应该庆幸,在89六四事件发生后4个月,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获得民主运动的胜利。虽然天安门六四和莱比锡大游行采取的都是和平手段,但是中国政府是做出了镇压人民的决定。而当时的东德政府做出了相反的决定。"
  今年是1989年"六四事件"20周年。"六四"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个被禁的话题。20年前那场运动中究竟有多少人成了中国政府血腥镇压的牺牲者,至今还是个谜。
  作者:谢菲
  责编:石涛

推倒柏林心墙的故事


柏林墙不仅是一堵墙,它也是冷战世界的一个标帜。冰冷的柏林墙在气势汹汹地竖立了二十八年之后竟然倒了。


二十年来,一个问题始终在无数人的脑中徘徊:“那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到底谁是这场世界政治版图巨大变革背后的推手?”

有人说,东德共产党政权的崩溃是东德经济崩溃、国家负债累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有人说,那是因为东德百姓人心向往自由,阻挡不住的逃亡潮加上西德媒体的助力,冲破了戒备森严的柏林墙。有人说,这些观点都对,只是东德的经济并不是在一天之中崩溃的,柏林墙的建立也从未能阻止过西德电台、电视台的电波进入三分之二以上的东德家庭的客厅;东德民众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就大量试图逃亡,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大部分东德人,包括西方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已经在无奈中认可了柏林墙还将存在很久很久的现实,一位当年的逃亡者说“八十年的东德像一潭死水”。一潭貌似死水的社会怎么会突然冒出了如此强烈的生的欲望?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怎么会突然像假冒伪劣的豆腐渣工程一样分崩离析了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东德民众首先在心中推倒了那堵由恐惧砌成的“心墙”,才能推倒真实世界中由砖头和金属砌成的柏林墙。

对此,在二十年前的那场推倒心墙的和平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牧师富勒尔说:“如果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奇迹,那这就是奇迹!”

 

柏林墙在莱比锡 开始倒塌

文 ◎ 周蕾
二十年前,象征禁锢的柏林墙,倒在莱比锡人的祈祷和蜡烛底下。而有“变革时代的英雄”之称的克里斯蒂安.富勒尔正是整个事件的推手。回顾这一切,富勒尔笑笑地说:“如果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奇迹,那这就是奇迹!”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围墙倒塌,两德重归统一。(AFP)
里斯蒂安.富勒尔(Christian Fuehrer)刚出现在莱比锡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前的广场上,就被守在教堂前等候的一群记者包围了起来。日本电视台的摄像机、法国、义大利和德国电台的话筒像一小片黑压压的树林纷纷对准了富勒尔。“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您认为德国的统一大业已经顺利完成吗?”“东德佬和西德佬之间的鸿沟弥合了吗?”“二十年后,重新站在这个广场上,您是什么心情?”问题像潮水般涌来。

富勒尔恐怕是德国出镜率最高、最有名的牧师,其实这位老者已经在去年正式退休。二零零八年三月,年满六十五岁的富勒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不再担任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除了富勒尔之外,不得不召开一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宣布退休并向公众告别的地区牧师,在德国恐怕没有第二个。退休还不意味着富勒尔可以退出公众的视线,这个被视为二十年前那场东德和平革命的主要推手之一的传奇牧师依然还是世界各国媒体追踪的对象。

媒体上一旦提到富勒尔的名字,后面总会加上一个别称作为后缀,最常见的是:“一九八九年和平革命运动的偶像”、“和平革命中的优秀牧羊人”或者“变革时代的英雄”。富勒尔(Fuehrer)这个名字在德文中的意思是“领袖”。其实,除了这个名字之外,富勒尔和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有着天壤之别。他既不高大也不威严,实际上正好相反:这是一个小个子牧师,有着一双温和而透澈的眼睛,不做弥撒时,成天穿着一身牛仔装,脖子上围着一条蓝围巾、手里提着一个贴满彩色贴片的黑公文箱,看上去更像一个在工地上班的老工程师,脸上时不时露出像孩子般的笑容,这使他显得甚至有些脆弱,只有一头像钢丝一样竖立着,剪成在德国人中非常不常见的小平头的银发,透出这位老者倔强的性格。

信仰和希望能战胜恐惧

一九四三年,二战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富勒尔出生在莱比锡一个牧师家庭。大学神学专业毕业后,富勒尔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牧师。一九八零年,二十七岁的富勒尔进入了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从此之后,他的名字和这个教堂的名字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直到这两个名字都成为了德国现代传奇的代名词。

一九八二年,东西方冷战进入了激烈军备竞赛的年代。位于冷战前线的东德人和西德人一样惶惶不安。“德国已经经历过了两次世界大战,莫非我们还要再经历一次吗?”带着这样的问题,一群年轻人来到了尼古拉大教堂,在他们的要求下,尼古拉教堂的牧师们决定为这些年轻人举办一场定期的活动来祈祷和平。从一九八二年起,富勒尔牧师担任了每周一下午五点举办的这场“和平祈祷”的主持人。接下来的两年,东西方军备竞赛越演越烈,和平,像天堂的梦一样遥不可及。随着时间的流逝,参加“和平祈祷”的人越来越少。富勒尔记得“最少的一次只有六个人。那天,一个妇女对我说:‘牧师先生,您可千万不要取消和平祈祷,如果连祈祷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就彻底失去了希望。’”

“和平祈祷”坚持下来了

一九八六年,一批申请了“长期出境许可”的人来到尼古拉教堂寻求帮助。 
当时,东德有几十万人申请永久出境。在东德当局的眼中,这个举动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彻底背叛。申请出境者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让他们更加痛苦的是受到不准备离开东德的老百姓的、排挤,甚至辱骂。“走,或是不走”成了压在无数人心里的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富勒尔牧师为他们在教堂举办了对话活动。他没想到的是,这批和东德共产党“离心离德”的人的到来使得“和平祈祷”日益兴旺。与之同时,尼古拉教堂更加成了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的眼中钉。

尼古拉教堂被东德国安视为“挑衅者和颠覆力量聚集的地方”。富勒尔被看作“刺儿头”里的顶级人物。在后来解密的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中,富勒尔找到了有关自己的纪录:对富勒尔的监视最早始于一九七三年,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九年,东德国安对富勒尔进行过两次密集型的监视。富勒尔钢丝似的头发引发了秘密警察的联想,他们把针对富勒尔的行动命名为“刺猬行动”。在八十年代,东德国安在富勒尔身边安插的特工人数不少于二十八人。

富勒尔不愿意被别人当作英雄:“我那时成天提心吊胆,但是好在我的信仰和希望总是比恐惧还要更大一些。”每当提到那段紧张的日子,这个有着四个孩子的父亲总是说信仰和对家人的爱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以至于在东德警察守在大教堂前抓捕参加“和平祈祷”的民众的时候,这个平时总是很谦和的牧师敢打开窗口,愤怒地拍着窗台,冲着在下面抓人的警察喊:“你别以为不会受到惩罚,我们会记住你的长相!”

“这就是奇迹!”

一九八九年,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祈祷”成为渴望和平变革的民众的聚集地。十月九日,六千人聚集在莱比锡市中心的几个教堂里同时参加“和平祈祷”,七万人参加了祈祷后的未经申请批准的和平示威游行。根据史料记载,当天东德军队严阵以待,有七千名全副武装的军人驻扎在莱比锡,随时准备大打出手,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参加游行的人数是武装军人的十倍。“他们对一切都有所准备,唯一就是不知道如何对付蜡烛和祈祷。”

蜡烛战胜了坦克,直到今天,富勒尔牧师谈到这一幕,还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如果有什么可以被称为奇迹,那这就是奇迹!”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这一天,七万名东德民众用双手捧着蜡烛不仅战胜了坦克,更重要的是战胜了自我内心的恐惧。不仅在东德,整个东欧共产国家内,恐惧的心墙在那一年被彻底推倒。

柏林墙倒了,每周一次的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和平祈祷”还在继续。在《新纪元》记者采访结束时,富勒尔牧师突然想起了什么,回过头来对记者说:“您知道吗?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法轮功信仰群体遭到很严酷的镇压,我曾经在和平祈祷会上为他们祈祷。”

为了纪念当年那场决定性的和平示威游行,莱比锡市政府于一九九九年在尼古拉大教堂前广场的地上安放了一块纪念铜牌,铜牌上印着大大小小的脚印,指向当年游行队伍行走的方向。

“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的战争和不公正,”富勒尔牧师把脚踩到铜牌上的一个脚印上,笑着做出前进的姿势说:“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走下去”。◇

“我们今天还要继续走下去”,克里斯蒂安.富勒尔牧师把脚踏在八九和平革命纪念铜牌上。(摄影/王金卓)
 
 

众志成城 推倒“中国柏林墙”


1989年11月9日,整个柏林墙开放了。那一时刻,德国人奔走相告涌向柏林墙。两边的居民你拉我拽,攀上高墙,拥抱、欢呼、哭泣,眼泪和欢笑交织在一起。20年来这一历史经典片段年年回放,令全世界见证了德国人的痛苦,也分享了他们的欢乐。
作者﹕玉清心
9月在美国曼哈顿艺术俱乐部,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抗议中共在中国大陆筑起的网络信息围墙,很多著名民主人士筹办了“墙倒众人推”美术展。(摄影:王建明

冰冷的柏林墙,在一夜之间把柏林城市切割成两半时,也把无数家庭拆散得骨肉分离;170公里长的柏林墙,斩断了1700万东德人对西德自由民主的向往和归属的渴望。那时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像柏林这样,共产专制和自由世界两大阵营如此面对面激烈冲突的地方。倒塌后的柏林墙,现在除保留有一小段墙体作为纪念和历史见证外,遗址上只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红线成为历史标志。
柏林墙的倒塌像多米诺骨牌,由此引发了东欧巨变,使那里的共产专制制度结束。然而20年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似乎没能在世界范围内一直推到底,中途被什么绊住了,后面留下了中国、北韩、古巴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倒下,在继续奉行共产专制。
当年东德修建柏林墙时的工程代号是“中国长城第二”,表示它的围墙固若金汤,像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坚不可摧,然而伫立了28年后它轰然倒塌。被不少人忽略的是,在万里长城的故乡中国大陆,有另一堵网络信息围墙悄然筑起,即中共官方进行网络审查的“长城防火墙”GFW(Great FireWall的缩写),一座横亘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无形的网上高墙,中国的网络柏林墙。
从建立互联网的第一天起,中共就开始了日益严密的网络审查和封锁。都说中国有三亿网民是世界之最,但在世界互联网上却听不见中国民众的声音。这座信息柏林墙已把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拦截在了自由世界的主流信息社会之外,把中国人民的心锁在了它的黑匣子里,使人民沦为它的精神囚徒。
资讯时代的互联网,是中共的一大死穴,中共誓死保权就得“封网”。未经中共过滤的国际自由社会的信息在中国传播开来,把历史、现实的真相告诉中国人,中共赖以生存的谎言不攻自破。了解了真相的民众必然会唾弃它,脱离它,那时不用人劝,人们会自己选择退党,远离邪恶。
有人称2009年为中国网民觉醒年,网路上不利于中共的舆论一边倒,令当局胆战心惊。在中国网民巨大觉醒的背后,反网络封锁的破网高手们功不可没。这些无私的志愿者,和一个庞大的极权政府在网络上斗智斗勇。破网软件不断升级,让中共的封网大军一直在屁股后面追赶。几年来推出的动态网自由门、极景无界等高效破网软件,卓有成效地帮助中国大陆网民一次又一次成功翻过了“防火墙”。“破网高手”是“中国网络柏林墙”的克星,是正在推倒这堵墙的重量级推手。
近日,德国前总理科尔、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以“柏林墙之父”的殊荣聚首柏林,畅谈自由的胜利。三位政治家当然是当年推倒柏林墙的推手。
1963年柏林墙建起不久,肯尼迪总统做了历史性的访问,在柏林演讲,“我是柏林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
1987里根总统在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围墙前发出了那声铭刻在人们心中的呼唤:“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吧!”两年后柏林墙的倒塌与这位对共产主义发出强硬信息的西方政治领袖不无关系。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美国刚刚发表的演说中,感谢肯尼迪、里根、老布什等几位美国总统在冷战期间与西德站在一起,共同抵抗共产主义。20年后默克尔总理的再次真诚感谢,表明了这位女政治家抵抗共产主义的坚定立场,她的谢意也反映了民意:人民没有忘记那些在抵抗共产专制中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个人和国家。
而对这堵圈禁了13亿中国人思想的网络柏林墙,一些政治家怎么不作声了呢?也许他们以为自己需要中共政权配合的具体项目比破除中共网络封锁更为重要,于是在人权、自由这些普世价值上向中共做了妥协。在突破中共网络封锁上装聋作哑、不作为的态度是一些政府首脑采取的绥靖主义政策。从历史的教训来看,这是短视的权宜之计。
9月在美国曼哈顿艺术俱乐部,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抗议中共在中国大陆筑起的网络信息围墙,很多著名民主人士筹办了“墙倒众人推”美术展,“我们希望筹集一笔钱去拆除这堵墙。”
当年成千上万的德国人为翻越柏林墙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他们都是普通的小人物,但他们都是推倒柏林墙的推手。 今天在大陆翻越防火墙的人同样要被治罪,前不久在网上发表异议的郭泉教授被非法判10年重刑。但是中国网民翻墙者越来越多。“推 ,推,推,推翻这法西斯的网控!” “中国柏林墙每日一推!”“翻墙是战术,推墙是战略!”
“自由如风”,不可阻挡。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言论自由,更是封堵不住。中国网上柏林墙的命运和20年前德国柏林墙的结局不会有什么两样,没有悬念,迟早也是被推倒,而且不会太久。中国网上柏林墙的倒塌,会引起新一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跟随第一个倒塌的将是中共王朝的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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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辉:“开墙者”沙博夫斯基赢得了敬意


二十年前的11月9日,上帝之手轻轻拨动了一下决定历史方向的转盘,柏林墙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倒塌了。而东德政府政治局常委沙博夫斯基就在这不经意间,承担了上帝赋予的职责。
那一天,沙博夫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中央决议:“……允许个人出境,不必说明任何理由……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批准出境……可以通过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所有边境检查站出境。”一位意大利记者随即问道何时执行决议,沙博夫斯基思虑了片刻,给出了“立即执行”的回答。不过,事实上,当时德共中央的决议是让电台清晨4点播放该规定,4点之前通知所有的边警。而这一切细节并没有人通知沙博夫斯基。记者们把沙博夫斯基说的“立即执行”理解为立即开放边防检查站的信号,纷纷打电话抢发这个消息。
结果,记者招待会之后没多久,成百上千的人涌到了柏林墙,要求通过边防检查站,而此时的边警还什么都不知道。在群众的压力下,一些边警自行决定打开了边境。柏林墙就这样在东柏林居民平和而快乐的气氛下,彻底打开了。沙博夫斯基因此被称为“开墙者”。
沙博夫斯基,1929年1月4日出生于北德一个工人家庭。二战时沙博夫斯基和其他被撤离的孩子一起被送进了儿童营地。战争后期,纳粹把儿童营地改编为军训营地,希望把少年儿童训练为纳粹的最后一批抵抗力量。幸运的是,在他还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被送上战场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45年结束了。16岁的沙博夫斯基回到了柏林就读中学。两年后,刚毕业的他得到了在东柏林一家工会报社实习的机会。在报社,沙博夫斯基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其后,沙博夫斯基以他的文笔正式进入工会《论坛报》编辑部,同年加入了东德共产党,并成为坚定的党员。24岁那年便当上了《论坛报》副总编。1977年坐上了《新德意志报》总编的宝座,掌管着东德共产党的喉舌。1981年,沙博夫斯基成为东德中央委员会成员。1984年,成为政治局委员,负责宣传,后兼任东德首都东柏林的党委第一书记。
谁也没想到的是,曾经是坚定的共产党员的沙博夫斯基却由于一个阴差阳错的历史性事件和柏林墙的倒塌永久地联系在了一起。对此,沙博夫斯基则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工具,“我不过是历史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采用的一个工具,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由别人来做,只能是由高层的人来做。”
柏林墙倒塌后,沙博夫斯基被开除出党。1990年,他出版了《倒台》一书,记录了东德共产倒台的过程。1994年,这个一生中写了无数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把他对共产党的反思写进了新书《告别乌托邦》。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马克思主义宣称是一个改变世界的药方。这永远也不可能是科学的。我们不可能预见世界将如何发展。它和科学没有关系。”
1997年,德国起诉东德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指责他们对东德军警杀害翻越柏林墙者负有责任。沙博夫斯基被判3年监禁。最初,他并不认为他应该为此负责,因为他并没有直接参与过相关的决定;但是后来在法庭上,当他见到被杀的年轻人的父母时,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责。“不管怎么说,我是共产党领导人,是政治局成员。不管这个决定是什么时候做的,我得对此负责。所以,我只能向受害者道歉。” “不知道他们能否接受我的道歉。他们如果不接受,我也能理解。”
1999年12月沙博夫斯基入狱,很多市民在观察了他在受审期间的表现,看了他经过反思写下的言论后,向柏林市长提出了要求提前释放他的特赦申请。2000年10月2日,在经过10个月的监禁后沙博夫斯基卸下了良心的包袱,获得了自由。
如今的沙博夫斯基与太太生活在西柏林一个不大的公寓里,过着平凡的日子。东德的那段历史对他来说已是一道已跨过的阴影,正如他已经跨越了自己一样。他最终赢得的是良心的解脱和周围人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