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秋生翻译）“我们看到政府声称，在没有父母同意的情况下，进入教室给儿童接种疫苗是没问题的。”马龙博士说。
在本次上下两集节目的里，我们再次采访了罗伯特‧马龙（Robert Malone）博士，他是mRNA疫苗技术的先驱，今天许多COVID-19疫苗都采用了这种技术。我们谈到了他的职业生涯，并进一步研究了被称为“群体重塑”（mass formation）的奇妙的心理学现象。
据马蒂亚斯‧德斯梅特博士，“群体重塑”或理解为社会改造，类似于中共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群体重塑”的怀旧版。陷入“群体重塑”的人们认为疫苗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在第一部分，罗伯特‧马龙博士谈到COVID教条、媒体的恐惧宣传和对社会的“群体重塑式”催眠。
马龙博士说：“群体（重塑）”围绕着这样的理念形成，即疫苗神奇地能够解除他们的这个问题。
我们还挖掘了COVID疫苗在对抗Omicron方面的情况，“群体免疫”一词是如何被严重误解的，以及强制为儿童接种疫苗的危险性。
马龙博士表示：“以我的背景和经历，如果我不被允许谈论我的担忧——无论他们是对是错——谁又能发声呢？”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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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罗伯特‧马龙博士，欢迎你再次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马龙博士：谢谢你！杨，我很荣幸，我一直期待着这次采访，期待以后还有更多。
杨杰凯：你刚刚和乔·罗根（Joe Rogan）做了一期播客，据我所知，这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播客，这是我所看到的一些指标所显示的。这很奇怪，因为我觉得，让其达到那个水平的播放的不全是因你的专业，对吧？而是因（其讨论）的“群体重塑”（mass formation，又译“聚合效应”）的（心理学）概念。
我想谈一谈这个问题。在我们讨论该话题之前，让我们讲讲你正受到各种身份的人的攻击的事情。所以我想请你多谈一谈你的背景、你的工作是什么，以确保大家都非常清楚我正在采访的人是何许人也。
启动两个“旧药新用”临床试验
马龙博士：好的，我先来公布一些好消息：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由国防威胁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赞助的两个临床试验，由莱多斯（Leidos）公司作为赞助商。用药物专业术语来说，（这两项实验的内容）就是采用大剂量的法莫替丁（famotidine）和塞来昔布（Celecoxib）来治疗新冠疾病。
这项技术是有关重新利用药物（即旧药新用）方面的研究结果，它可以追溯到1月4日我从CAA驻武汉官员那里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旧药新用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发现可重新利用药物，并将它们应用于临床，围绕这些药物要开发高度创新的临床试验和试验设计。
那麽，这两项试验现在刚刚启动，我相信今天我们将迎来第一批病人。昨天我们团队就此开了一个长时间的电话会议。这些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试验。他们有一个全新的以患者为中心的效果研究工具，用来获取数据，这样患者就不是在对预先定义的症状清单做出回应。该软件的设计目的是让患者来推动对症状的记录和特征化，然后在他们的病程中进行跟踪。
所以，其对人们患COVID疾病将体验到什么没有预先定义的偏见。它采用Fluidda系统，这是一种尖端技术，基本上是基于核磁共振的肺量测量，这是通过高分辨率的磁共振成像，来跟踪药物干预对疾病和肺部血流的影响，以及肺部、动脉侧、静脉侧的氧合情况。
试验内容包括在治疗结束和出院时接种流感疫苗，从而我们能够追踪治疗效果以及疾病对免疫反应的影响。它包括由埃默里大学完成的一整套全息图谱，其范围不限于这些药物试验。
这将深刻地改变我们对这种疾病的理解，并真正将全新的创新方法引入到临床研究前沿。该方法以患者为基础，而不是基于制药赞助商的预先假设。它的优势在于，它使用的是重新利用的药物——法莫替丁和塞来昔布。你的观众知道它们商品名称分别是Pepcid和Celebrex（西乐葆）。一种是非处方药，另一种是处方药，但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而且被人们所熟知。
“群体重塑”可理解为社会改造或文革怀旧版
杨杰凯：哇！我是说，它们现在在那里都可以找到，对吧？我的意思是，你对谷歌搜索和“群体重塑”的概念有过一些评论，我知道这个讨论的现代发起人有很好的理由要求删除“精神沉迷状态”（psychosis）这个术语，理由很充分，因此我这里只用“群体重塑”这个词。那么，你是否担心未来可能会有某种审查？
马龙博士：那麽，你说的是上个周末的跨年夜“罗根秀”，在节目中我谈到了“群体重塑”，这个话题我已经在很多其它的播客上说过了，包括在一些媒体等等上面，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我只是学了马蒂亚斯‧德斯梅特（Mattias Desmet）的说法，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从比利时根特大学（的临床心理学教授、同时拥有统计学硕士学位的）马蒂亚斯‧德斯梅特博士。我所知道的“群体重塑”都是从他那里学到的。
注：根据马蒂亚斯‧德斯梅特博士，“群体重塑”（mass formation），或理解为社会改造，类似于中共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是“群体重塑”的怀旧版。
我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谈论它，似乎与人们联系在了一起，它在周末成为了谷歌上最热门的搜索词之一。有趣的是，关注我的Getter账户的人开始追踪谷歌，比较DuckDuckGo搜索结果和谷歌搜索结果，并对差异做了截图。
他们能够证明谷歌在周末如何主动地实时操纵搜索结果，以减少当人们搜索“群体重塑”时弹出的链接数量，因为我起初位于谷歌信息堆栈的顶部。
后来，谷歌让用户搜索不到“群体重塑”，手工介入，改变了排名结果。从而攻击者发布的晦涩的视频（可以先搜到），这些视频把我当作该理论和逻辑的发起人，可我不是。他们还攻击我个人，攻击我说过的话，却不知道其实是马蒂亚斯‧德斯梅特提出了全部理论，而我只是背诵我从他那里学到的内容。
谷歌把之前只有10个点击量的（攻击我的）YouTube视频放在搜索堆栈的顶部，作为对人们的搜索的最频繁的回答，然后把我推到堆栈的最下面，让你无法找到它，除非你在DuckDuckGo上搜索。
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实际上实时验证了马蒂亚斯‧德斯梅特的理论。昨天我和马蒂亚斯在同一个播客上，我们笑着说，在过去的一周，我们已经获取了足够的数据来验证他的“群体重塑”理论，足以让他和他的研究生在接下来的20年里继续研究下去。我的意思是，目睹这一切真的开眼界。这表明大型科技公司缺乏自我意识，他们要么自己也被卷入了“群体重塑”中，要幺正在有意操纵“群体重塑”。
【旁白】：当我们联系谷歌时，谷歌的一位发言人对马龙博士对搜索结果的描述提出了异议，称这些结果是“自动生成的”。
公共政策与实际情况不符 为什么会这样？
杨杰凯：正如你所说，你已经能够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来解释这个理论。所以，我想，能否请你非常简单地解释一下它是什么？
马龙博士：啊，谢谢你提问，昨天我有幸和彼得·麦卡洛（Peter McCullough，美国心脏病专家）在汤米·卡里根（Tommy Carrigan）的播客中进行了互动。汤米让我背诵我对“群体重塑”的理解，然后得到马蒂亚斯的实时反馈和指导，确认了我说对的地方，纠正我说错的地方。那麽，希望这次我能说对。
“群体重塑”实际上并非马蒂亚斯‧德斯梅特首先提出。这是几十年前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课题。有很多这方面的书。这个课题的来龙去脉引发了马蒂亚斯‧德斯梅特的关注。他确实做出了贡献。情况是这样的：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学者，因为他不仅在心理学领域有博士学位和学术职务，而且有一个统计学硕士学位。
所以，他讲述了他的发现的由来。他当时正在看来自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预测，顺便说一下，疾控中心（CDC）以此为依据断言的美国当前人口中奥密克戎的发病率，似乎是被高估了。
帝国理工学院一直在这么做，他们是一个建模商店，他们曾一次又一次地高估了与这种病毒相关的风险，但是他们仍在这么做。在早期，他们对不同国家将产生的死亡人数等等做过灾难性的预测。
作为一个统计学家，马蒂亚斯开始研究这些数据，对他的国家和欧洲各国的实际发病数据和死亡率进行比较，因为这些数据是可用的。你节目的观众可以查看Worldometer或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网站等，自己就可以找到。
所以，作为一名统计学家，他开始这样做，并将其与预测进行比较，而这些预测则是已经实施的封锁等非常严厉措施的基础。回想一下，《大巴灵顿宣言》团队曾说过，封锁是适得其反的，不应该这样做。封锁策略导致的死亡人数会比不封锁多，对吧？
马蒂亚斯查看了这些数据，比较了差异，他很清楚地看到，公共政策与实际情况不符，这让他产生了很多认知失调，“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在当时已经有很多阴谋论在流传。几个月后，他才有了顿悟，有了头脑风暴，明白了他看到的是正在形成的“群体重塑”，这是他教过的东西。
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这向他证明他也受到了“群体重塑”的影响，因为他之前没能在自己的大脑里建立起这种关联。
“群体重塑”的条件：人们被切断联系
那么，马蒂亚斯提出的“群体重塑”的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孤立感。人们被切断了联系。他引用了很多研究中的数据，我建议你们的观众回去搜索一下马蒂亚斯‧德斯梅特在YouTube上的视频，你们会找到他引用的参考资料。
他引用了可靠的数据，大约6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没有朋友，这很严重。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已经严重地相互脱离。其中一个关键条件，就是彼此脱钩，与传统社会机构脱钩，包括教会、扶轮社团体等诸如此类的团体、运动赛事、运动队。我们已经脱钩、孤立了。甚至在病毒出现之前，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飘忽不定的焦虑感。这是关键特征之一，那是一种愤怒、攻击、飘忽不定、无方向性、愤怒和侵犯的感觉。
杨杰凯：澄清一下，飘忽不定（free-floating）——为了让大家明白——的意思是，只是你不确定为什么，对吧？
马龙博士：对，马蒂亚斯举了一个例子：在典型焦虑中，我们对引起焦虑的事物有一个心理意象，它实际上适应性非常强。如果我们脑海中有一只老虎，我们会感到焦虑，因为老虎可能会吃掉我们。如果你住在西部，那就是美洲狮。
我是说，美洲狮在西部吃人，发生过。或者一头熊，对吧？如果我们对威胁有这样的心理意象，那么焦虑就不是自由浮动的。它是针对特定事物的，是具有适应性的。你不会想把自己置于被美洲狮或熊吃掉的位置，这一点是清楚的。
那麽，就是脱钩，使你有了焦虑，使你与你的社会结构脱节。作为一个个体，你是一个孤岛。你有这种焦虑，你对有这种焦虑感到愤怒。你有一种感觉，事情不对劲，但你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条件在大规模爆发之前都存在，马蒂亚斯引用了多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从历史上看，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的人的出现率是极低的。我们的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病态的，全世界，整个西方工业社会都是如此。
然后一个事件发生了，诱因可以是一个事件，任何事件。它可能是一个大众领袖的崛起，支持仇恨一个民族、一个敌人或其它目标。它也可以是一个大规模经济破坏性断事件，这基本上是在二战前德国停战后发生的。俄国革命，是另一个重大的破坏性事件。从历史上看，已经有过很多很多了。
事实上，飞机撞击双子塔（的911事件）就可以说是在美国引发了“群体重塑”。从历史上看，苏格拉底喝毒酒遇害，可能是社会“群体重塑”的结果。事实上还有一个例子，《圣经》中记载的耶稣基督遇难，也是“群体重塑”及“群体重塑”后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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