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针对“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下简称：“徐八子”）事件中共发出第四次通报。董某民被以“非法拘禁罪”拘捕。专家分析，中共为压制舆论，抛出董某个案，掩盖和切割了中共体制下拐卖妇女的大规模、长期、系统的犯罪。
徐州第四次通报 抛出个案
2月10日，徐州市官方对于“徐八子”案第四次发布通报称，经对杨某侠（此姓名为董某民所取）、光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与普某玛（小花梅母亲，已去世）生前遗物进行DNA检验比对，结果为普某玛与杨某侠、光某英符合母女关系，并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另外，通报还提到，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妞、时某忠涉嫌拐卖妇女罪，此三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正值北京举办冬奥会之际，“徐八子”事件爆出引发海内外舆论海啸。大纪元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官方在强大的民间舆论压力下，把董某民抛出来，成为拐卖妇女的个案，这样处理是一个“交代”，但是也相当于掩盖、隐藏、切割了整个中共在拐卖妇女这种长期系统性、大规模犯罪问题上的责任，也相当切割了这些罪恶。
“南方街头运动”推动者之一杨崇告诉大纪元，“徐八子”事件目前是舆情最汹涌的，前所未见，而且90%以上是谴责（这一事件）。
他认为，中共把这事给压下去了，也只是在做秀——表面功夫。中共非常擅长这种手段，因为它觉得要盖不住了，然后又当做所谓“正能量”来宣传，翻转一下，但真实的根源却被掩盖了。
唐靖远认为，中共拚命压制舆论，一个是中共惯常打击负面事件，要“维稳”负面消息；另外一个，现在正逢奥运会，更是中共最迫切给自己挣面子的时候，压制这一事件毫无疑问是非常急迫的。
拐卖根源：中共恶政造成的贫穷和计划生育
来自江西九江的杨崇说，拐卖妇女在中国太普遍了。这个事件只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他说，在老家时，有人就曾问过他，要不要买个老婆回来？他的一个发小甚至动员他参与从云南拐卖妇女，被他拒绝。
他说，在九江这样的地级市都这样，可想而知，这种现象多普遍。
唐靖远认为，拐卖婚姻的根源，第一个是因为贫穷，到现在中国的许多农村贫穷靠买媳妇、拐卖人口才能来完成婚姻大事，其实跟中共体制密切相关。
他说，过去在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是因为搞计划经济，把全国经济搞得几乎要崩溃了，才会导致整个农村地区是普遍的赤贫。到了邓小平后时期搞改革开放，但是真正富起来的都是既得利益者或城市的中产阶层，真正在农村的底层大量人口，依然是长期处在极度贫困状态之中，也就是说最底层的大众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得到一个实质性改善。
他说：“跟中共实行40多年的计划生育密切相关，长期的计划生育导致男女性别的严重失调，官方自己公布的数字，男女人口的差距在3,000万以上，因为没有可以成家立业的客观条件，致使人们使用这种非法手段拐来，说到根本，其实是中共的恶政造成长期犯罪的根源。”
中共历史上的官方拐骗妇女
唐靖远说，中共早期就曾经大规模地拐骗拐卖过妇女，大规模地把妇女像牲口一样分配给干部或者军队的官兵等。
据史料记载，1950年代发生的历史事件——妇女进疆。自1949年9月在甘肃征召女兵开始，通过招收女兵、迎接女性家属、招募职工等方式，在1950年代大量吸收女性到新疆用以解决军队男性婚姻问题。在1950年与1952年，曾有七千多名湖南年轻女性入疆参军，称八千湘女上天山。在女兵婚姻问题上，部队领导普通存在使用各种强迫手段进行包办婚姻的问题。
唐靖远认为，“八千湘女上天山”等历史记录，这个性质其实就是政府行为的大规模拐卖妇女，通过欺骗女性去“建设新中国”，“待遇好”等花言巧语，将其骗上火车后，全部分配给新疆建设兵团的军官和士兵，一级一级的，先挑年轻漂亮的，剩下的就分配给普通的士兵，完全就是一种官方性质的拐骗妇女。
“中共正因为自己有这种历史，所以对拐卖行为，中共长期是睁只眼闭只眼，一种半默许的状态。其实说到根子上，是制度问题，是中共的一种集体行恶或者集体不作为。”
中共集体不作为、行恶
杨崇说，除了贫穷外，其实主要还是执法不严。一方面中共毁掉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面对拐卖妇女的现象都习以为常了，甚至阻止对受害妇女的营救；另一方面，公安觉得这个管起来难度大，无利可图。
唐靖远也认为，中共的基层政府，村委会、乡镇党支部书记等官员长期不作为，不采取措施来制止，当然村民们不认为是犯罪，其实本质上可以说都是在中共的，它是一种邪恶制度默许下的罪恶。
他说，“如果中共用当前一刀切的‘清零’防疫政策的执行力度去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几十年下来早就治住了，其实就是不作为。”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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