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金山
李大钊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政党生活经历了从中国社会党到中国共产党的过程。长期以来，史学界很少将两个阶段联系起来考察。因此，造成不能全面认识李大钊建党思想发展和建党实践的演变过程。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次综合研究，考察李大钊是怎样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
一、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加入社会党，担任天津支部总干事，进行共产社会主义昌明之地的探索与实践
冀东地区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北伐革命的主要地区。太平军战士为了躲避追捕，不得不隐姓埋名藏匿民间。冀东地区有了传播洪秀全、杨秀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土壤。李大钊进入小学，就受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熏陶。他从老师那里知道了洪秀全、杨秀清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主张，开始思考为什么穷人没饭吃没衣穿？表示“长大了一定学习洪秀全，推翻满清皇帝”。在永平府中学堂，他“热烈地搜寻宣传新思想的书刊，贪婪地读着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几乎爱不释手”，又接受了维新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维新社会主义使他等不及毕业，就考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求得挽救民族振兴国群之良策”，在参加维新派的清愿活动中，受到民生社会主义者白亚雨的教育，曾“慷慨思投笔，艰难未去师”。这时，李大钊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界限还分辨不清。
1912年冬，李大钊到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访友。中国社会党陈翼龙向李大钊介绍了《中国社会党宣言》和《中国社会党规章》以及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世界语学习、新剧团和法律书报社的实践。李大钊十分欣赏中国社会党的主张和实践，他与陈翼龙畅谈终夜，意见极恰，遂表达“愿与社会党人一起开展有益于改善平民思想和生活状况的活动的愿望”。陈翼龙遂介绍李大钊加入社会党，并相约组织天津支部。李大钊回到天津以后，立即按南陈北李之约，联络郭须静、华林等人，筹备天津社会党。他们发行了《新世潮》小册子进行广泛宣传。
1913年1月26日，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召开成立大会，遭到警方横加阻拦，极力阻止。李大钊遂返京与陈翼龙商量对策，并上书要求政府不要干涉。同时，托教育部吴稚晖向内务部赵秉钧说明：中国社会党“绝不妨害政府存立，只是鼓吹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谋生产制度之改革，促共和政治之进行”。同时，在天津散发传单，使各界了解社会党的主张，号召原有社会党籍的天津党员换领新证，参加成立大会发表演说。2月2日，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正式成立，并选举李大钊为总干事，郭须静等人为干事。天津社会党冒着“直隶总督和巡警道仍不承认，强迫取消社会党名义，拿办执事人员”的危险，在李大钊的带领下从事共产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国社会党走的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道路，但却是在用社会主义学说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为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一步。李大钊在中国社会党的旗帜下，欲把天津改造成社会共产主义昌明之地。4月～6月，李大钊相继发表了《大哀篇》、《暗杀与群德》、《隐忧篇》、《裁都督横议》、《论民权之旁落》等文章，揭露北洋军政府统治下的诸多政党高喊“固为尔民造幸福”，却不顾“吾民之失所”的所为，指出：所谓民政者，非吾民自主之政；所谓民权者，非吾民之安享之幸福；“革命之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在数十专制都督的统治下，宋教仁被杀，群德沦丧，暴政盛行，戕害忠良，江河日下。边患、兵扰、财困、食艰、业蔽、才难等社会问题没有整治之策。
李大钊探索着建设社会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论述了裁都督的必要性。他认为：在军法时代，都督一职为打破专制建立秩序发挥了一定作用；在约法时代，各地都督暴戾恣睢，飞扬跋扈，为国家痛患；在宪法时代，裁撤都督一日不可缓也。他建议：中央收回军政实权，任命省尹，打破省界，设立军区，整顿警政。“望仁人君子，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国民之教育。十年之后，其效可观。民力自厚，权自归焉，不劳尔辈先觉君子，拔剑击柱，为吾民争民权于今日”。李大钊钟情社会党主张，探讨着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8月，李大钊从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来到北京，在陈翼龙的直接领导下，继续社会党的事业。期间，陈翼龙将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党改为万国社会党，成为第二国际的政党。李大钊相继发表了《论官僚主义》、《一院制与两院制》、《政客之趣味》、《是非篇》、《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法律颁布程序与元首》、《文豪》、《欧洲各国选举制考》、《自然律与衡平律》等文章，丰富着社会共产主义理论。他希望通过这些工作，使社会共产主义昌明。
正当李大钊为理想奋斗的时候，传来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月革命失败的消息。陈翼龙被杀，孙中山逃亡，国民党、社会党相继被取缔。李大钊、郭须静不得不避难乐亭祥云岛。社会党员曹百善回忆说：“陈翼龙惨死后，万国社会党中国总部和天津支部被封，我也走了。李大钊先生也避到乐亭县的祥云岛”。对于这段生活，李大钊的《我的自传》是这样说的：“当逗留于北京时，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何谓出世思想？那就是“招募贫家子女入学”，“完全免费受读”；“谋生产制度之改革，促共和政治之进行”；教师无偿讲课，学生一起学习，排练新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万国社会党宣传的社会共产主义给李大钊留下了美好印象。李大钊怎么也忘不掉这段生活，他要继续这种实践。
二、牢记社会党责任，东渡日本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到达日本以后，没有忘记社会党，没有忘记社会党员的责任，更没有忘记社会主义。他读了许多书，“更多的接触到了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读了日本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一些著作”。日本社会党人幸德秋水的理论给了中国社会党天津领导人李大钊很大影响。李大钊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党员，在交流中边学边析中国国情，相继发表《风俗》、《物价与货币购买力》、《政治对抗之养成》、《警告全国父老书》、《中华国际法论译叙》、《国民之薪胆》、《欧洲战事谈》、《厌世心与自觉心》等一系列文章，开始把中国与欧洲联系起来。他研究了达尔文进化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分析了尼采、信根、霍列士诸多人物。北洋军政府公布《新约法》以后，李大钊发表《国情》指出：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制定的《新约法》脱离中国实际，“古德诺氏之论国情也，必宗于美”；“有贺氏之论国情，必比于日”；“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李大钊号召国人“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练其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举国一致，众志成城”，保卫“锦绣之河山”。他认为：“前途正自辽远。光明辑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李大钊团结留学生，组织学会掩盖政党活动，支持云南护国军，回国联络反袁，研究社会主义，编辑杂志撰写文章，呼唤再造中华。他想通过《晨钟》，传播社会主义，撞自由之钟，实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暗潮黑幕”使其对维新社会主义依附军阀有了认识，也看到了民生社会主义的弱点。
1917年3月，李大钊的《俄国大革命之影响》认为：“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李大钊对康梁的维新社会主义、孙朱的民生社会主义和龙虎的无政府主义及第二国际的认识有了本质突破，他开始剖析各国社会党。1917年4月24日～5月5日，李大钊发表了《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论述了第二国际及其所属社会党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立场，认为：俄国二月革命“泰半为社会党运动之效果。当俄京骚动之际，其各大都会，赤旗飘扬，一挥而蔽罗马那夫朝之日月，而社会民主工党之帜到处与国民以绝明之痕印”,“为社会民主工党建纪功碑于人人之脑中。革政之业既成，大权一操之由工党及下级士卒团组织之委员会”；而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党“助其政府从事战斗，大背其素所秉持之宗旨”，“失其国际的性质，四分五裂”。李大钊以一名中国社会党员的身份看到了第二国际内部的变化、社会党的分裂与堕落，认识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着新的方向。李大钊的目光定位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其所进行的事业上，用自己领会的社会主义考察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朝着新方向前进。他将欧洲各国社会党出尔反尔的政治立场及叛变嘴脸告诉中国思想界，并“预言欧洲将要发生的更为重大的革命变革”。李大钊从一个新角度探索社会主义，关注世界革命变革，这为他理解十月革命的真正意义奠定出基础。
三、研究十月革命，支持第三国际成立，领导北方五四运动，公开宣布马克思主义观
十月革命爆发以后，李大钊密切地关注着这场革命，尽可能的搜集资料进行研究，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应该“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潮流”。李大钊把十月革命的性质清楚地告诉人们，帮助中国人民认识第二国际及其社会党，初步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信仰。
接着，李大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进一步告诉人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十月革命是列宁的功业，是列卜涅西的功业，是马克思的功业，我们应该为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明显地抛弃了第二国际的主张，表现出倾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态度。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是李大钊由第二国际转向第三国际的起点。李大钊广泛接触俄罗斯来华人士，为大学讲述《现代政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社会党法》、《社会主义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组织工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北大教职员会、俄国灾荒赈济会、新知书社等团体；他还借助同乡在哈尔滨建立了联系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学校，并与哈尔滨地下党有了接触，这为他了解布尔什维主义提供了条件。
1918年下半年，他接触了由海参崴来天津的鲍立温；1919年1月24日，俄共发出召开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邀请函。3月，李大钊接待了从哈尔滨来天津的俄共党员布尔特曼；表示支持国际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召开。李大钊说：“现代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中欧的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3月2日，国际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说：“它无论如何不能再是第二国际的那种样子了”。中国旅俄华工联合会刘绍周、旅俄华工联合会莫斯科分会张永奎参加了大会，表达了中国革命者希望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愿望。
“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在北方找过吴佩孚，在南方找了孙中山”。共产国际在《新共产党宣言》中说：“现在我们国际共产党就是要推翻以前的秩序，实行新社会党的新秩序。我们谨盼各国男女，同会于现在以得遇第一次胜利的共产党旗下”。李大钊在哈尔滨、天津、昌黎、北京等地建立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渠道。北洋军阀对共产国际的动向秘密关注着，在一份文件中说：“俄过激党在天津设立机关”，破获了在哈尔滨宣传社会主义的华工地下组织。李大钊秘密参加着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活动。
1919年3月，他成立了马尔格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表了《过激派引线》、《新旧思潮之激战》、《唐山煤场的工人生活》、《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解放后的人人》、《五一节杂感》等文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李大钊积极参加运动，引导方向。他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动员“改造强盗世界，不承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还帮助《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完成着向第三国际的转变。
1919年夏，在布尔特曼的介绍下，荷荷诺夫金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并商讨了建党问题。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公开宣布与第二国际决裂。他说：“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行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都吃了这个观念的亏。
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他在认识第二国际及其社会党的基础上，开始分析第三国际产生的原因，指出；“要晓得国际共产党的缘起，不可不知第二国际工人协会堕落的历史。他们本来也是标榜社会革命，可是往后就变为改良主义了。他们采用议会主义，专心谋劳动者生活改善的问题，竟合资本家妥协起来了，所以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的假面目，就是在这一回欧洲大战的时候揭破的”，“他们这种堕落，没有丝毫价值可言，哪能配代表各国的社会党呢？所以国际共产党就产生出来了”。李大钊对共产国际的认识非常深刻，同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员处的关系非常好。
四、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五一纪念活动，在北方从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实践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标志着李大钊既开始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认识了三大原理，又做到了研究主义同研究问题相结合。他认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无产阶级对外应该坚持阶级斗争，对内应该坚持互助。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即主义与问题的统一，他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既批评假社会主义又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足，他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既重视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建设又重视统一战线队伍建设，从一开始就重视马克思主义者的三大作风即优良传统的培育。李大钊在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上进行着探索，曾试图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联合社会党，改造信仰社会主义的社团，一起从事马克思主义运动。他在《阶级竞争与互助》、《赤色的世界》、《真正的解放》、《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中，告诫人们“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互助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劳农共和国、共产党政府、赤旗赤军将带动世界发展趋势；告诫人们“自己解放自己”，“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李大钊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人民团结起来，建立共产党，走解放道路；用赤旗赤军，创建劳农政府。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和邓中夏等人开始酝酿建党问题。1月下旬，李大钊与陈独秀到天津演讲期间，与共产国际驻天津通讯社的成员讨论了建党问题。“荷荷诺夫金赞扬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绩，希望李大钊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后，李大钊组织知识分子进行社会调查，培养无产阶级感情。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离京的路上相约建党。陈独秀去上海后，李大钊到天津旧俄租界向荷荷诺夫金陈述了与陈独秀及天津革命者讨论建党问题的情况。“这次会见被敌人发现，第二天，天津一家报纸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大钊同志急忙通知几个与会的人注意防备。”荷荷诺夫金也赶回伊尔库斯克，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情况。2月15日，《改造》开辟社会主义专栏，社会主义同盟建立。3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成。维经斯基到京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大钊同志完全赞同他的意见。4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亢慕义斋建立。李大钊提出：建立强固的精密的组织，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贫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5月1日，李大钊发表《五一运动史》，系统地介绍五一劳动节的来历及各国工人阶级在这一天斗争的情况。他说：“五一运动应当是真正的劳工阶级的运动”，“应当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京、津、唐举行了纪念五一活动，喊出了“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北大学生周刊》出版了《劳动纪念号》、学生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京津社团，使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和天津觉悟社实现了主义的联合与改造。此时，为了保持共产国际的纯洁性，世界各国的社会党左翼都开始承认加入国际的条件，驱逐右翼整顿组织。李大钊也用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革命者认清社会党的落后性，他指出：“一九一八年中，德国人的革命自称社会党。
一九一九年，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开会后，此两主义更明。而名共产党称曰左翼，社会党称曰右翼。前者今已布全世界，后者则稍形散漫。以颜色代之，前者为赤色，后者为淡红色。前者代表劳动阶级，后者代表资产阶级或半资产阶级。社会党主张创造的改良，共产党则主张创作的革命”。李大钊坚持着列宁把社会民主工党改为共产党的路线，着手组织共产党，从名称上与第二国际决裂。南陈北李讨论中国党的名称时，李大钊明确表态叫共产党，以此表明与社会党彻底决裂，加入第三国际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决心。李大钊说：“我们总希望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现在象江亢虎这样的人既不感兴趣，那么只有我们这些后起者勇往直前的干下去”；“决不能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李大钊拒绝了共产华员局代表江亢虎的主张，并撰写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文章，宣传列宁的建党路线，密切着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加紧在北方建党。
五、建立北京共产党小组，组织工人运动，培育统一战线，与第三国际建立的联系更加紧密
李大钊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了大量工作。1920年9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建立。11月，创办《劳动音》周刊，举行十月革命纪念活动。12月，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当共产国际筹备远东书记处的时候，立即派出了张太雷，前往伊尔库茨克参加筹备中国科工作，使北京共产党小组纳入了第三国际。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学。
3月15日，李大钊领导北京八校教职员同盟罢课索薪；同时，集合信仰社会主义的同志参加社会主义研究会活动，编译社会主义丛书，帮助人民认识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从事共产党建设理论研究工作。李大钊向北方各地派出了许多党、团员，一方面帮助各地建立基层组织，推动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发展共产主义运动。张太雷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后，积极协助安排掩护中国青年赴俄学习，维护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主导地位；李大钊还派何孟雄出席少共国际大会，紧密与青年共产国际的联系。北京共产党小组通过开展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改造了许多社会团体，培育了统一战线。一大批适合工人阅读的刊物相继出刊，北京的《劳动音》、长辛店的《工人周刊》、山东的《济南劳动》、天津的《劳报》、唐山的《科学的唐山》等刊物介绍工人生活，宣传马克思主义工运理论；刊登工人来稿，诉说工人要求，揭露资本家罪恶。
一大批适合工人学习的场所相继建成，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劳动补习学校、工人补习班、工人图书馆等，在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与此同时，李大钊还在思想建设上作了大量工作，组织了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主义的研究，解决了“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中国没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阶级基础”，“发扬资本与劳动互助精神，少作宣传社会主义”等问题。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社团基本完成了主义的改造。在组织全国统一政党的过程中，李大钊、陈独秀通过张太雷、俞秀松抵制了中国社会党企图加入共产国际的阴谋，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
1921年6月，张太雷、俞秀松给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写信，指出：“江亢虎只是一个十足的政客，并不代表任何一个中国政党，中国青年对他既不尊重也不信任，给他代表资格，肯定会妨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便于他在中国从事卑鄙的勾当”。李大钊、陈独秀领导各地支部“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邀请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尼尔克斯基参加一大，清楚地表明与第二国际及社会党决裂的态度。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联合第三国际”，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李大钊在其中作了许多工作。共产国际没有承认江亢虎及中国社会党的第三国际资格，保持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李大钊在建党和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新青年》为党的机关刊物和《共产党》为独立机关刊物上做出了历史贡献。他提出了党的名称叫共产党，摆脱了第二国际的束缚，坚持了与第三国际的联合，宣布了马克思主义观，从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开拓了党的三大作风。李大钊从中国社会党转到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按中国共产党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实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注释：1 《李大钊传》6页
《党史博采》2004年11期
《李大钊传》15页
《李大钊选集》4-－7页
《李大钊文集》上476页
《列宁传》243页
《******************选集》下303页
《******************选集》660页
《李大钊研究》4辑80页
《李大钊文集》下37－38页
《周易回忆录》372页
《一大前后》2-148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
作者简介：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原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路北区志》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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