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冷战后的世界的认识是深刻而现实的，就算美苏超级大国间的敌对可能已经结束，国家之间依然会按照各自利益进行竞争、合作、妥协和斗争。为求生存，任何国家首先要考虑的是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绝对控制。
两股强大的力量在冷战之后的时代出现，这就是已经形成并日益强化的经济竞争和新的政治均衡——世界将不会为任何单一个国家所控制。尽管美国目前依旧被看作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在巨大的国债、惊人的预算赤字和严重的国内问题面前，其实力已大打折扣。它不再是西方盟国对抗不复存在的苏联的唯一领袖，而是众多参与竞争的国家中的一员。虽然其称霸野心不容忽视，但已经是一个略微衰落的超级强国。
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它在国际事务中往往采取低姿态，拒绝接替苏联担当共产主义的核心，也不想与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对抗。相反，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并设法加强政治控制。尽管在美、中、俄三角关系中，中国失掉一些战略优势，但从地域政治的角度看，它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具有核能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联合国的否决权，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增强，而且所有这一切都在有效控制之下。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局面下，外国的投资和国际贸易越来越看好这块地方，而中国也正从这些方面得到的好处，以为其现代化计划筹集资金。因此，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其意义绝不仅仅是一般的贸易利益，简直就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摇钱树。冷战后的时代为中国的发展并且最终变得富裕与强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富裕与强大是这个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梦想。这一历史良机绝对不能轻易错过。
布殊在中国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希望美国对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及尽快融入全球市场的政策持肯定态度，并把它的政治稳定看成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1991年7月，布殊总统宣布了他对中国『积极接触磋商』政策。这是因为美国并不想孤立中国；相反，它希望加强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接触。布殊相信通过这些接触，在促使中国改善其人权记录、释放政治犯、参加国际军备控制、防止核扩散和军火交易、遵守国际贸易惯例、尊重知识产权、禁止服刑劳工产品出口、开放中国国内市场等一系列问题上，温和有礼的敦促是有可能奏效的。
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布殊的方式，因为中国急于结束天安门镇压事件后国际社会对自己的孤立。邓小平知道需要做生意和高技术，因此采取了不与美国对抗而是进行有选择的合作，例如在柬埔寨和海湾战争事务上。中国方面还认为必要的时刻释放一些政治犯，可以显示与外国的压力无关。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逐年增加，1991年为120亿美元，1992年为183亿美元，1993年为227亿美元。在1991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业已超过400亿美元，这一切都表明最惠国待遇是多么重要。为了国家的复兴，北京会竭尽全力。
实际上最惠国待遇并不是甚么特殊的优惠。在美国约160个贸易伙伴中，包括利比亚、叙利亚直到最近期的伊拉克，都享有最惠国待遇。但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国家，一直没有得到这一待遇，直到1979-1980年，卡特总统实现了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并签署了一系列外交和贸易协议，双方才相互给予了最惠国待遇。1974年通过的杰克逊——范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要求总统每年向国会作证：任何一个共产国家只有允许自由移民才能得到最惠国待遇。由于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人都被认定为中国人，中国的移民额度总是用得光光的。总统在为中国作证方面不存在任何困难。但由于天安门镇压、人权践踏、军火贸易和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许多人提出要重新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资格予以审核。
中国对美贸易并不是一直享受顺差。从1972年至1982年，每年的对美贸易几乎都是逆差，总计加起来达到81.96亿美元。在1983到1985年间，双方的贸易或多或少处于平衡状态。此后，顺差便开始迅速倒向中国。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单位：美元)
1983年 7,100万
1984年 6,100万
1985年 600万
1986年 16.65亿
1987年 27.96亿
1988年 34.90亿
1989年 62.35亿
1990年 104.31亿
1991年 126.91亿
1992年 183.09亿
1993年 227.7亿
这一迅速增大的贸易赤字让许多人警觉起来，尤其是那些国会议员。一些人提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以减少逆差，也就是将中国商品的平均进口税率从8％提高到40％；还有一些人提出在每年讨论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时要附加一些条款。经常被提到的条款是：中国人权记录的改善、取消服刑劳工产品的出口、减少出售军火和对巴基思坦、伊朗和阿尔及利亚的核援助、停止在西藏的镇压、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在计算机软件和医药方面)。曾几何时，例行的延长审议变成了美国一年一度的激烈政治交锋，政府赞成无条件地批准，而国会坚持有条件地延长。
加州女议员佩萝西(Nancy Pelosi)是最积极主张用贸易手段迫使中国让步的人。她得到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George J．Mitchell)、参议员霍尔姆斯(Jesse A．Helms)和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格法尔德(Richard A．Gephardt)的支持。关于北京的领导人，佩萝西说：『他们可能不喜欢资本主义，也可能不喜欢人权，但他们喜欢钱。』 由她发起，众议院在1991年11月以409票对21票通过了一项议案：如果中国想得到1992年的最惠国待遇，就需要释放所有在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约一千人，停止向叙利亚和伊朗出售远程导弹，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国内和西藏的宗教自由方面表现出『进步』，并『保证』不出售核技术，以及停止向美国出口服刑劳工产品。
1992年2月，参议院以59票比39票通过了有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法案，但不足以推翻总统即将对此提出的否决，因为没有达到必须的三分之二多数。因此布殊可以重复他过去三年的一贯做法，无条件地继续给予中国1992年的最惠国待遇。
中国的抗辩 为获得无条件延长其最惠国待遇，中国从上到下积极活动。从北京的高层到驻华盛顿大使朱启祯，再到中国延聘的向美国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的公关和法律事务所。他们所围绕的是四个精心策划的题目：(1)中美的地缘政治关系要比其它东西都更重要；（2)必须承认中国的人权概念，这一概念的重点在于，满足自己人民的物质需求，比放开西方式的公民自由重要得多；(3)如果中国失去最惠国待遇，德国或日本有可能取代美国在中国的位置；(4)美国统计的贸易赤字是基于『原产地国家』得出的，这样计算并不公平，因为它将中国出口香港后转口美国的商品算到了中国身上。而美国产品通过第三国进入中国便没有统计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1981至1990年间，中国对美出口占到其总出口额的8％，而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提高到占总进口的10-13％，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是在不断增加的。
中国对『原产地国家』统计法的抗辩切中要害。因为自1987年以来，许多香港和台湾的制造商将生产厂房迁往工资和原材料价格低廉的中国大陆。这些工厂的制成品通过香港出口到美国后，实际上被划在中国出口的名下。这就是为甚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急速扩大，而同时对香港和台湾的贸易逆差却在缩小。实际上美国对所有这三地——大中华区——的贸易逆差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每一年都在220亿至290亿美元之间。
(单位：亿美元)
中国 香港 台湾 大中华区(所有三地)1987 -27 -65 -190 -282
1988 -34 -51 -141 -226
1989 -62 -34 -130 -226
1990 -104 -28 -112 -244
1991 -127 -11 -98 -226
1992 -183 -7 -94 -284
为取得和解，北京表示愿意与外国的代表讨论人权问题。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谢夫特(Richard Schifter)应邀访问了中国；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James R．Lilley)获准到西藏参观；前总统卡特出访中国时，中国人有礼貌地倾听他要求宽容所有政治异见人士的谈话。1991年5月，副国务卿吉米特(Robert Kimmit)访华，公开讨论了人权、防止核技术和导弹扩散、双边贸易及有关中东和柬埔寨的问题。
1991年11月，国务卿贝克(James A．Baker III)到北京，再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作为响应，中国向美国提供了他们所关心的八百名中国政治犯的情况，但却拒绝释放他们中的某些人，也没有同意国际红十字会到狱中看望他们的要求。不过中国确实答应给那些没有未决罪案的异见人士发放出国签证，并同意在贝克访问后的某个时刻允许他们中的一些人出国。
关于军火贸易和防止核扩散问题，北京没有作出明确承诺，只是保证『遵从』1987年的『导弹技术管制条例』，以换取华府放宽向中国出售高速计算机和导弹零部件的限制。同时他们也表示年底前会签署《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基于这些保证，1991年12月华府放宽了向中国出售大型计算机和导弹零部件的限制，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北京真的会遵守导弹条约或核不扩散条约。事实上，美国的情报部门并未停止监测中国向巴基斯坦和叙利亚运送M-9和M-11型弹道导弹，以及向阿尔及利亚运送核武器这类事情。更有甚者，在1992年9月布殊政府同意向台湾出售150架F-16型战机后，美国通过外交途径获悉，中国的态度激变。中国认为美国的行为是背离列根政府于1982年草拟的议定书。在这项议定中，美国保证会逐步减少对台军售。作为报复，北京恢复向巴基斯坦出口导弹零部件。因此，军火贸易仍然是华府与北京摩擦的根源，它对中国实在是利益巨大，无法放弃。
中国在美的留学生、学者和异见人士，对于使用经济压力促使北京改善人权的做法一般持赞成态度，但他们不愿看到由此而使得中美贸易、中国企业、改革者们，包括与出口贸易关联的工人们受到损害。他们担心，取消最惠国地位正中那些反对改革开放的顽固保守派的下怀。
克林顿的决定 曾于1975-1976年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大使级)的布殊总统，自认是中国问题专家；无奈他多次无条件地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却遭到了许多人批评，还给骂成『无耻』。在1992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Bill Clinton)攻击他『纵容』中国领导人，忽视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克林顿当众谴责『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并提出要用贸易手段迫使中国在人权侵犯、军火交易、不正当贸易、宗教迫害、西藏镇压等方面有所收敛。中国领导层紧张了，决定不能陷入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国玩具占了美国该项进口的30％、鞋占40％、纺织品和服装占26％。如果因为人权和知识产权问题使得这一大好局面遭受破坏，实在可惜。
中国外交部的一份保密文件警告说，贸易上的任何倒退对中国的伤害要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南方和沿海地区的出口型企业，尤其是那些由港资和台资企业专门生产出口美国的产品，将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对中国的直接后果将会是：(1)在沿海地区造成一百万人失业——那里，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有可能酿成社会和经济混乱；(2)无法从世界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和借款；(3)外国投资者和贸易商的信心大受打击。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这种倒退是中国承受不起的；中美关系的恶化都可能严重冲击改革开放的根本政策。该报告建议，中国应公开抗议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但私下里将政治犯作为『人质』，从美国那里换取到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份文件这样写着，『政治上退一步，经济上进两步』——这可算是一个双赢计割。
对此，邓不仅赞同，并就经济考虑第一、其它都要让路的实用主义方针讲了话，因为政府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展经济。确实，经济增长就是最好的政治，『人质交易』遂成为可接受的方案。 一系列指导方针被制定出来，对于那些表现较好、刑期较短、未曾对其施用过暴力的政治犯，可给予优先考虑。但这不是减刑，也不是承认错捕，更不是迫于国外直接的政治压力而释放他们，这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让他们就医治病。
如此看来，释放政治犯并不是对国际人权标准的接受，而是精打细算的政治赌博，至多可以看成是中国承认人权问题是国际上关心的一个正当问题。 结果一连串知名的政治犯在适当的紧急时刻获得释放，以便赢得美国的善意对待。包遵信，55岁，哲学家，1989年民主示威活动中的领袖，被判刑五年，提前于1992年11月初释放，准许他出国就医；王丹，1989年示威的学生领袖，被判入狱四年，1993年2月提前四个半月释放；徐文立，49岁，八十年代初著名的民主斗士，被判十五年，服刑十二年后于1993年5月被释放。还有其它一些人获允许出国。最后，为全力赢得2000年奥运会北京的主办权，中国政府在1993年9月中旬释放了最知名的政治犯魏京生，十五年刑期提前了一年半。
为表达缩小贸易不平衡差距的真诚愿望，中国向美国派出了采购团进行大规模采购。1993年上半年，他们与波音公司签定了价值八亿美元的合同，购买21架喷气客机，并附带在今后几年购买或租用不少于215架的价值90亿美元的协议。中国向通用汽车、福特和佳士那每一家都订购了4,600辆汽车，价值达1.6亿美元。从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华盛顿州的多家公司购买了价值两亿美元的石油钻井和勘探设备。从休斯宇航公司(Hughes Aerospace)购买了八亿美元的卫星。此外还有其它一些采购，如：粮食、磷肥、电气机械、电话和科研设备等。美国商人估计，中国这次采购可为美国创造十五万个工作岗位，而未来的中国市场简直无法估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希望今后几年每年为中国安装750万部电话，这个数字是它目前每年1,500万部的一半。该公司副总裁托比亚斯(Randall L．Tobias)说：『我们正在洽谈在中国的业务。这项业务，如果不说超过我们在美国的业务量的话，也绝不比它小。』他希望用发展电话通讯的方式让中国开放，软化它的高压手段。
克林顿当选为总统后，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温和起来。他认同布殊在减少中国违反人权和贸易规则方面的成绩，而不承认自己曾有过任何孤立中国的企图。就在他仔细考虑今后的最佳方案时，他受到了来自298家大公司和37个贸易团体的强大压力——这些机构都与对华贸易相关联。其中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总商会。1993年5月12日，他们联合致函给总统，要求不要将人权或任何其它条件附加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否则美国将失去中国市场。这些公司强调：他们已经进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正当交易、改革开放和民主进程的推进。
来自国外的请求也证明了上述立场。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虽然为香港未来的民主制度正在和中国拉锯，但他仍敦促克林顿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因为这么做可能就像握住一个平和而有效的武器，对改变中国发生影响，同时保住香港十五万个就业职位。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白宫时，则请求美国帮助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因为大量汉族人正在移居西藏。
克林顿竭力要找出一个一揽子的方案解决，包括贸易逆差，军火交易、人权、服刑劳工和藏人受迫害等一系列问题。他知道如果提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国会可能会通过一项令中国人很难接受的关于中国的法案。1993年5月2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行政命令；但他明确指出，1994年年中对它的再次延长将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在人权记录方面，包括释放政治犯或说明他们情况等等，要有『全面的、重大的进步』。至于1994年7月3日以后是否继续延长，将由国务卿克里斯托佛根据中国在下列领域的表现，提交报告：
1．释放政治犯或说明政治犯的情况。
2．保证所有犯人受到人道的对待，并允许国际人权组织如红十字会视察监狱。
3．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
4．允许国际广播和电视节目进入中国。
5．禁止服刑劳工产品出口美国。
6．停止对美国企业的歧视。
7．遵守国际上有关限制导弹技术和核材料转移的条约。
中国指责美国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并说这违反了中美建交的基本原则。北京坚持人权是内政问题，不允许外国干涉。在1993年11月西雅图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断然拒绝了与克林顿总统就人权和军火交易问题举行公开对话的建议。相反他作了一个15分钟的『白话自说』，谈到不得干涉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重要性。普遍流行于中国官员中的感觉是：美国自己的人权记录远非完美，其立场从而是虚伪的。财政部长刘仲藜不无嘲讽地说：『美国持有三重标准，对自己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对有些国家的人权问题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们睁大双眼、紧盯着不放。 对中国人这种起来勇敢面对美国、反对将西方价值强加于中国的做法，大多数亚洲国家表示赞同，还有一些国家暗地里为中国喝彩。
克林顿政府内，对如何更好地促进美国在华利益歧议纷呈。财政部和商业部遭到美国公司的请愿炮轰，要求关注在兴旺的中国市场上扩大贸易和投资机会的必要性。在承认人权问题重要性的同时，财政部长本特森(Lloyd Bentsen)和商业部长布朗(Ronald Brown)指出，商业投资、贸易、导弹出售、军事合作、地区安全也是制定国家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三位，到2015年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中国所计划的5,750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将使美国的公司得到数目庞大的订购合同，外加美国工人难以数计的就业机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鲁宾(Robert E．Rubin)和总统经济政策副助理吉特(W．Bowman Cutter)更进一步认为，每年都威胁取消最惠国待遇的这一做法已经过时，只会起到反作用。用取消最惠国的做法惩罚中国，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同中国的一样巨大。
相反，如果采用更加温和及微妙的方式——通过贸易和投资的不断接触——却可以使中国逐渐演变：开放的程度越来越大，对西方的商业惯例和思想也越来越不予排拒，自由化程度逐步提升，最终实现民主。它会使中国的改革者受益，也能减少保守派的戒心。看看中国那些激增的卫星天线、传真机、手提电话、彩色电视、股票市场、外国报纸、银行和金融服务就可以感到，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已经走了多远。确实，商品的出口决不比思想的出口次要，因为经济的进步肯定会导致政治的自由。 因此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建立在经济实用主义、贸易、实业投资、国家安全考虑，以及人权与贸易分离的基础上。
对于这番议论中的逻辑，克林顿并非不知道，只是他受制于自己下达的严格行政命令。为了重新获得外交上的主动权，他制定了一项『加强磋商』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一个接一个的高官将被派往北京，敦促中国人改善他们的人权、贸易和武器销售方面的记录，同时设法开创更好的双边整体关系。1994年1月第一个踏上征途的，是农业部长艾思比(Mike Espy)和财政部长本特森，两个人都受到了热情款待。接着在3月，轮到国务卿克里斯托佛。事后证明这次出访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克里斯托佛曾经公开对中国侵犯人权提出批评，这次带着敦促中国改善人权记录，以便克林顿有理由延长其最惠国待遇的讯息去出访。在他到访中国的前一周，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塔克(John Shattuck)先走一步，为这次访问作准备。令中国官员们感到错愕不解的是，2月27日，他跑去见头号异见人士魏京生，会面时间长达90分钟。魏呼吁克林顿保持对中国政府经济施压，督促释放政治犯。同一时间，另外七名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也向江主席呼吁结束镇压，释放所有政治犯。政府对此的响应是将魏和十余名呼吁民主的领袖人物再度抓起来。这是摆下阵势，给即将来访的国务卿好看。
在正式会谈中，总理李鹏明白告诉克里斯托佛，中国永远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也永远不会接受美国的人权观念。李警告说，如果克林顿取消最惠国待遇，美国在华的商业利益将会受损。外交部长钱其琛也指责沙塔克会见『假释犯人』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他驳斥了美国关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227亿美元的说法。他指出，对美出口的很大一部分涉及到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企业，也包括中美合资企业。如果华府取消最惠国待遇，中国可以重新向亚洲市场出口，损失不会超过10％，这样做将不会对中国9％的年增长率造成多大影响。由于主要是自给自足，没有最惠国待遇对中国来说也可以过得过去，就像1972年尼克逊访华前那样。
美国的企业界站在中国政府一边。在北京的二百名美国企业界领袖，责怪克里斯托佛有关贸易与人权挂钩的『误导』政策，令美国企业在与日本和欧洲各国企业竞争时处于劣势。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执行经理瓦利克(William Warrick)警告说，取消最惠国待遇有可能将美国的企业逐出巨大的中国市场。克里斯托佛耐心地为自己辩解，说美国并不想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只是要坚持对世界人权宣言的承诺。然而实际上，人权问题涉及到的正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
中国的策略 中国的敌对态度令美国人迷惑不解，但从中国自己的政治看却是顺理成章。在一段时期，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当时他已经89岁)，北京的政治人物争相表明对共产主义体系的忠诚，对美国的强硬立场则成为今后争夺继承权斗争中的资本。这一政治气候注定了克里斯托佛访问的结果，更要命的是他的到访时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召开。
任何对中国人权立场的分析，都先要对共产主义体制的本质有所了解。列宁主义的独裁建立在秘密警察、军队和『党领导一切』的高压手段之上。思想控制和劳动改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人权在这里完全没有位置。即便在今天较为开放的中国，政府依旧把政治异见和民主启蒙看成是反革命威胁。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共享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词汇。知识分子的不安分被看成是政治动乱和社会动荡的前奏——它会搅乱经济增长，使现存秩序难以为继。不管是真的还是出于想象，如果共产主义体制在中国已危若累卵，最惠国待遇问题便成为次要的了。
在中国当局看来，沙塔克跑去见魏京生，无疑是与罪犯串通，是给反政府运动打气，提高了魏京生的国际声望，为异见人士壮胆。从魏京生传达给朋友们的资讯里看到，他们认为克里斯托佛访问期间，可能会有『重大事情』发生。政府本能地担心魏在想办法见这位官员，而异见人士们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动一次大示威。官方的第一个反击是拘捕主要异见人士，或者把他们迁移到北京之外，禁止所有的知识分子与外国使节会面。他们的做法是根据邓小平惯常使用的命令：在打击抗议活动上绝不能有半点迟疑，也不能顾及国际上的反应。
另一样令政府寝食难安不敢稍有懈怠的，是一浪高于一浪的社会和经济紧张，这方面包括有人数达一亿的『流动』富余劳动力；高达26％的城市通货膨胀，使得蔬菜价格上涨54％、粮食上涨40％、肉类上涨30％；以及农民的不满，他们把粮食卖给政府时，只收到『白条』而拿不到钱。工人们的不满和毫无缓解趋势的下岗，使得中国仅在1993年一年，就爆发了6,000次罢工和200次骚乱。实际上，政府对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的恐惧不亚于对异见人士。为了保持『社会稳定』，甚么极端的手段都使得出来。
在这种担心和缺乏安全感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干涉便被看成是制造混乱，是一项更大的搞垮中国阴谋的先击排炮。本来，党以发动『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对抗外国影响；如今美国自己找上门干涉起中国内政来了，党对它的报复是把克里斯托佛当成是克林顿的替身来加以羞辱。
其次，由于数百家美国企业竞相获取在中国投资的机会，眼睛盯住高达5,75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此外，由于中国每年9％的进口增长率，北京确信美国不会甘冒被逐出这一巨大市场的风险。它算定最终美国的经济利益会战胜人权问题上的考虑，使得克林顿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地位。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最惠国待遇取消对美国的伤害要大于对中国。
第三，北京知道联合国需要中国的合作，以便对北朝鲜进行制裁，因为北朝鲜不允许联合国对其核设施进行视察。这使北京更加确信，美国会以延长最惠国待遇作为酬谢。此外，没有一个欧洲或亚洲国家将贸易与人权挂钩，美国为甚么非得这样做？日本首相细川护熙1994年3月访问北京时说过，西方的人权观念不应不分场合地套用到所有国家身上。
最后，克林顿陷入了两难之境，即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交锋的同时，希望与中国改善经济和军事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样重要的矛盾是应该充分利用的。中国于是采用『分而治之』的战术，曲意劝诱美国企业，让他们状告自己的政府。中国人还在小心培植与美国财政部、商业部良好关系的同时，对国务院持强硬态度，总是用经济利益来对抗人权。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他们不怎么担心，并且断定克林顿不敢取消，因为克林顿不能承受惹恼美国企业界的后果，他需要这些人在未来选举中的支持。中国人很懂美国政治，所以成功地让华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中。
美国政策的逆转 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5月签署行政命令时，曾受到普遍称赞，说这一出色举动表现了政治家的风范。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将难办的对华决策向后推迟了一年，让自己在行动上多少有一些转圈的余地。当中国人看穿了他的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之后，克林顿便面临着痛苦的抉择：一是取消最惠国待遇，一是让贸易与人权脱钩。他知道前者对两国都将造成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而后者则会严重损害他的个人声誉。同时他的批评者——人权组织也在其中——坚持认为，只要美国坚守自己的原则，便没有商量的余地，中国是会屈服的，因为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来完成现代化，弥补总额达128亿美元的贸易赤字。
奇怪的是，在克林顿政府中没有一个人真的想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国会中想这样做的人也没有几个。紧迫的问题是，怎样找到一个能保住面子的方法，挽救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显然，华府需要中国的合作。这看起来很有希望，因为李鹏总理宣布说中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1994年4月23日和5月14日，北京释放了两名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的领袖——35岁的王军涛和41岁的陈子明——让他们保外就医。中国与瑞士红十字会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该会到预先选定的监狱视察。1994年4月，二百人的中国采购团与美国企业签定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合同。最后在5月18日，北京同意接待美国的技术小组，共同讨论停止对『美国之音』的干扰问题。
在中国的人权状况只取得有限进步的情况下，克林顿本来可以或全部、或部分、或有选择地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国会的态度倾向于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切尔(Geofge J．Mitchell)和众议员佩萝西提出了『针对性制裁』方案。按照这一方案，中国国有企业和军工企业的产品进口美国时将会被取消关税优惠，而对私营企业仍维持优惠。然而，这一复杂程序执行起来将是一场噩梦，况且北京明确反对任何附带条件的新的最惠国待遇。
5月24日克里斯托佛向总统报告说，中国已经满足了两项必须的要求：停止了服刑劳工产品的出口，并且允许了某些异见人士和他们的亲属移民国外。然而，在其它五个方面，中国并没有做出『整体性的可观的进步』：信守国际人权协议；释放或说明政治犯的情况；允许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监狱；停止干扰国际向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传统。
在决定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上，克林顿饱受折磨。5月26日，他以一种辩解式的、几乎是痛苦的声调宣布，虽然中国在『继续严重地侵犯人权』，但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让他在附加象征性条款的情况下重新给予中国最惠国地位。这个附带条款就是禁止进口中国生产的枪械和弹药——估计每年达2亿美元，而中国进口货的总值是310亿美元。在这个声明中，克林顿正式表达了要将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的想法。总统说：『这种挂钩在过去那些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认为，从前几个月我们努力与中国的接触看，这项政策的作用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到了采取新方式实现我们长远目标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关系放到一个更大的和更具建设性的格局中。』这种令人震惊的政策转变等于默认了克林顿发布了错误的行政命令，而『布殊是对的』。更有甚者，它向全世界传达了这样的讯息：对美国也可以公开藐视而不怕受惩罚。克林顿的信誉受到巨大打击。参议员米切尔和女众议员佩萝西威胁要通过立法来推翻总统的决定，并对中国实行更多的制裁。但许多国会议员和外交政策专家都认为，总统的决定也许在政治上会有些麻烦，但是站得住脚。除非国会两院都反对，否则他的决定不会被推翻。
促使克林顿这样做的背后原因，是他对美中整体关系、美国企业在华利益和美中贸易带来的就业机会等一系列问题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他感到还有一些原因使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那就是在地缘政治上需要中国的合作来处理北朝鲜的事情；还有中国改革运动的未来。他确信变革的趋势会使中国不得不接纳一种平稳的、最终改变成一个更自由更开放社会的道路。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总统的行动反映了新时代的精神，在这个时代中经济利益支配着外交政策的决定，最重要的是利润而不是原则。这种转变标志着天安门事件主导外交时代的结束，一个提升国际商业交往、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时代开始了。
中国自然对克林顿的决定持欢迎态度，并且预测与美国的关系将会改善。大多数亚洲和欧洲国家都松了一口气，围绕着最惠国待遇一年一度的争斗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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