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內外众多学者联署 寻求公民宪政共识：宪政才能防暴政 第一批联署公民名单（123人）

海內外众多学者联署 寻求公民宪政共识：宪政才能防暴政

　　我们作为公民，尽管有自由民主宪政、社会主义宪政和儒家宪政等分歧，但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都希望建构适合文明生活的宪政秩序。有人说宪政就是反社会主义，还说中国只需要宪法不需要宪政，但众所周知，当年没有宪政的宪法甚至没能为被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提供保护。只有宪政，才能防止历史上的暴政重演。为此我们特声明如下共识：

　　一、人的尊严不容侵犯

　　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内在价值与尊严，建立国家的目的是更好地尊重与保护之。

　　每个人都有权利生活在健康与清洁的自然环境下，以正当手段追求自由与幸福。

　　每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与安全都应当受到尊重与保障，任何人或机构都无权剥夺。

　　每个孩子都有权利接受平等与免费的义务教育，在健康的生活环境和自由的教育环境下获得人格的全面发展。

　　每个人都应当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争取教育和工作机会，任何人都不得因户籍、性别、种族、阶级、党派、信仰、财富、家庭背景等与个人能力不相关的因素而遭歧视。

　　每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关心公共事务并参与选举。一个正常的国家应当由理性形成的公民意见引领公权力，而不是由公权力主导民意；应当由公民来训导公权力，而不是由公权力来训导公民；应当由公民监督公权力而不是公权力监控公民。

　　我们珍视自己的权利与尊严，也同样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不为蝇头小利做不义之事,更不为自私利益行害人之恶。尊重他人是自我尊重的题中之义。真正的公民社会就是公民之间达成共识、相互尊重的共同体，宪法就是体现这一公民共识的社会契约，宪政秩序就是这一共同体内在的和最高的秩序。

　　二、宪政是每个人干净的水和空气

　　在一个没有宪政秩序、拒绝依宪执政的国家，我们的一切权利和尊严都没有保障。如果公民的选举权得不到保障，人民因为选举无意义而不参与选举，选举就徒托空言，那么民意代表就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发挥立法和监督政府的作用。公权力不受民意监督，就不能代表公共利益，就必然为少数人所绑架，并以损害公共利益的方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在这样的国家，我们会发现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的奢侈。公权力拥有不受制约的合法或不合法伤害权，普通百姓的个人命运则取决于公权力反复无常的偏好；一个人仅仅在微博上转发一则批评言论，就可能被劳教甚至判刑。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安全只是侥幸，活着只是幸存，哪有“尊严”可言？ 

　　在这样的国家，我们也根本无力保卫自己的合法财产与收入。我们的土地或住宅随时面临强行征收或拆迁，为的是“土地财政“和官员“政绩”甚至腐败，而受害者毫无法律救济之途，不得不辗转于了无尽头的上访之路。公权力可以不经我们的同意，任意搜刮我们的腰包。我们的政府成了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而提供的却几乎是世界上最少和最差的公共服务。我们作为纳税人支付的庞大公共税费，却常被用于任意侵犯公民自由的“维稳”以及五花八门的政府及官员个人挥霍，而非嗷嗷待哺的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义务教育、医疗保险、贫困救助等公共福利。

　　在这样的国家，我们的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机会不均等和充满歧视的丛林社会，公权力行使过程中的虚伪、欺诈和暴力及由此造成的种种社会不公成了人生的基本示范，从小培养自私、犬儒、暴戾、投机钻营的极端性格。

　　在这样的国家，不对国民负责的经济发展模式片面追求GDP数字和出口贸易，无异于另一场规模更大的砸锅卖铁的“大跃进”，在剥削国民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耗竭了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造成不可遏制和永难修复的环境伤害，直接威胁每个人尤其威胁子孙后代的基本生存……

　　总之，这是一个因没有制约而失去均衡、进而持续走向倾覆的社会，而一切危机的总根源就是宪政秩序缺失导致的公权力失范。反宪政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纵容失范的公权力遭到更加无法无天的滥用，并对国民基本利益进行更大规模的野蛮剥夺，最后连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和水都出现了危机。由此足以证明，反宪政就是反人类，就是对我们民族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最大损害。

　　三、拥护宪政，实施宪法

　　不可思议的是，恰在善良公民为救治社会弊病而孜孜以求宪政之时，反宪政的浊浪突然排空而起。在少数偏狭文人的喧嚣中，执政党乃至整个国家都被定位为现代宪政文明的对立面，理性温和的宪政主张则被构陷为“反党” 、“反社会主义” 。这些言论有违基本常识和逻辑。

　　在此，有必要申明我们的公民立场。作为公民，我们对国家利益有独立而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不是别的，正是宪政框架之下的公民合法权益，也就是无条件地全面落实和保护公民权利。惟有宪政才是治理中国病的对症之药，惟有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宪政，始能让每个人过上自由、安全而有尊严的生活，进而纾解民怨、提振民气，并恢复国家之元气。

　　我们理解，中国的现行宪法确有诸多不足，但是我们认可这部宪法具体条文所昭示的宪法至上和尊重人权的基本精神，并敦请执政党与政府尊重宪法精神，真诚履行自己的宪法义务，自觉接受宪政秩序的约束。执行宪法是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底线。宪政大业固然需要持久的努力，而宪政转型的大方向不容否定，制定宪政进程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亦刻不容缓。

　　我们认为，宪法规定的如下权利与原则尤其重要，并将身体力行推动其实施。

　　四、推进选举民主

　　参选立法机关的民意代表和行政机关的领导人，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更是公民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是否主动关心政治并参与选举，是鉴别一个人是公民还是臣民的主要标准。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多的公民参与选举的自由空间，直接决定了选举的真实性；而选举是否真实，则决定了国家的根本性质以及政府和人民的基本关系。每一个公民都应以负责任的态度投票，公民参与选举的权利不应受到任何非法限制或干预。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任何享有被选举权的公民都可以作为候选人，候选人的资格与活动自由不应受到任何非法限制或干预。

　　财政与政务信息公开是宪政秩序的重要构成。公民有权依据信息公开的相关法律或法规，要求政府公布详细的财政预算和开支情况，并要求官员公布其个人和家庭财产状况。

　　五、践行言论自由

　　言论、新闻、集会、结社自由是公民尊严的题中之义，也是制约公权力、实现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只要保证言论自由、信息充分，公民就能走向道德与心智成熟，并有能力用独立思考对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作出理性判断。在网络时代，言论的主动权掌握在个人手中，身为公民没有理由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公民既有权利通过正当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有义务尊重别人的表达自由。公民的言论自由——尤其是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不得受到政府的剥夺或限制。

　　新闻与出版自由是社会理性的基础，不得受公权力的压制。一旦公权力控制了新闻出版，必然挪用舆论公器为自己服务，对国民进行系统的信息欺诈和精神控制，进而扭曲他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助长封闭保守、妄自尊大、逃避现实和激进民族主义等非理性心态，并使整个国家陷于癫狂之中。这方面，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多血腥惨痛的代价。要让中国社会回归正常，必须打破新闻垄断、取消舆论管制。

　　六、尊重信仰自由

　　道德修养与宗教信仰不仅是人性的内在需求，也是文明得以建立与维系的基础。对宗教的偏见与排斥是社会道德低落的重要原因，宗教与道德只有在信仰自由的土壤里才可能健康发展。

　　政府有义务维护公认的游戏规则和程序正义，而无权干预公民的精神生活。政治与宗教必须分离，政教不分只能让政治与宗教同时走向堕落。在不同信仰面前，国家必须保持平等中立的世俗立场。除非宗教活动明显违反国家法律，国家不得干涉宗教活动自由。

　　七、实现司法独立

　　独立的司法是社会理性的寄托和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也是政府合法性与公信力的基本保障。司法必须独立于立法和行政、特别是摆脱一切政治团体的控制，成为纯粹说理和依法断案的场所。法官的人格独立应受到制度保障，一切影响司法公正的权力干预和腐败行为都必须受到严格禁止。

　　八、走向官民共治

　　“公民”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开放范畴。公民不仅包括正当行使政治权利的平民，也包括正当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员。事实上，官员本应以身作则，做普通公民的表率。但是一个在权力不受宪法约束的体制下，掌握实权的官员面临巨大诱惑，很容易堕落为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侵吞人民利益的罪犯，沦为中国社会最没有伦理底线和尊严感的职业。

　　我们以公民与同胞的名义，奉劝所有掌握或自认为有机会接近国家权力的人，现在是认真对待自我尊严的时候了。人永远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机会，任何人都没有必要把自己变成窃取国库的盗贼或他们的从犯。如果一味敌视宪政秩序，放纵自我沦陷，等到权力滥用给我们民族带来无可挽回的灭顶之灾，那么天怒人怨，暴力的掠夺必将迎来暴力的反叛和历史的无情审判。回归宪政，回归公民的行列，回归有尊严的生活，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一定会拥抱你们。

　　以上是我们作为公民的共识和信念。我们不针对任何部门，而是面向每一个公民。我们对任何公民都没有敌意，只有一个出发点——为了所有人的尊严。基于善意，基于公义与爱，我们平和而谦卑。我们知道，通往宪政的道路充满了艰险和曲折，但我们不会动摇，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义无反顾。我们深信，自主的公民是一切健康的社群、组织和国家的基础。与其在权力的奴役下苟活一世，不如力争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就在这份文本即将收尾之际，厦门公交爆炸案不期而至。这是悲剧，更是警告。我们正在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危机赛跑。我们别无退路，惟有一往无前。我们坚信，宪政中国一定会到来，宪政的阳光一定会照临和救赎这里的每个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也无论是怀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儒家和道家等世俗信仰还是信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其它宗教信仰的中国人。

　　第一批联署公民名单（123人）：

　　冯崇义，悉尼，历史学博士，悉尼科技大学，学者

　　苏小玲，北京，作家、媒体人

　　阿　森，墨尔本，自由撰稿人

　　安兴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蔡　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蔡淑芳，香港，公民

　　蔡詠梅，香港，杂志编辑

　　曹思源，北京，宪政学者

　　陈桂棣，北京，作家

　　陈奎德，华盛顿，哲学博士，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

　　陈树庆，杭州，公民

　　陈行之，北京，作家、学者

　　陈子明，北京，《北京观察》，学者

　　陳忠和，阿姆斯特丹，公民同城圈推广团队负责人

　　成斌麟，奧斯陆，《变局策》作者，社会学研究学者

　　程静平，悉尼，政府公务员

　　程巢父，上海，胡适、陈寅恪研究学者

　　储成仿，北京，法学博士，政论作者

　　春　桃，北京，作家

　　杜　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者

　　段　跃，北京，自由编辑

　　朵 渔，天津，诗人，独立学者

　　傅国涌，浙江，独立历史学者

　　高长云，北京，自由职业者

　　巩　磊，山东，独立作家

　　巩胜利，北京，独立学者

　　郭永丰，甘肃陇南，自由撰稿人

　　郭于华，北京，清华大学，教授

　　郝　建，北京，学者 

　　何　频，纽约，明镜集团，学者

　　何清涟，普林斯顿，经济学者

　　胡　平，纽约，学者

　　胡石根，北京，独立学者

　　黄馨莹，北京，影视公司文案

　　黄秀辉，广州，民间学者

　　江南梅，浙江，《现代金报》，媒体人

　　江天勇，北京，律师

　　孔令平，重庆，独立学者

　　李国蓓，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公明，广州，政治学博士，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李 南，北京，编辑，诗人

　　李天明，加拿大，人权义工

　　李伟东，北京，独立政治评论员、学者

　　李银河，北京，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一平，温哥华，《变局策》作者，法学研究学者

　　黎雄兵，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梁　丽，黑龙江，个体经营者

　　林明理，温州，中学教师

　　刘建军，北京，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健清，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刘明江, 山东，教师

　　刘晓原，北京，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泽华，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吕德安，北京，诗人、画家

　　马小鹏，成都，律师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经济学者

　　牟传珩，青岛，独立时政评论人

　　慕容雪村，成都，作家

　　浦志强，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秦　晖，北京，清华大学，教授

　　秋　风，北京，学者

　　任协华，江苏，作家，诗人

　　荣 剑，北京，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兼职研究员，学者

　　沙叶新，上海，作家

　　沈　彤，纽约，政治哲学学者

　　孙大午，保定，企业家

　　唐继无，上海，出版人

　　唐荆陵，广州，法律工作者

　　田奇庄，邯郸，独立撰稿人

　　王　策，马德里，政治学博士，学者

　　王　康，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学者

　　王 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韦　石，纽约，《博讯》创办人，媒体人

　　魏　克，北京，诗人，作家，职业漫画家　

　　吴苦禅，浙江台州，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

　　吴祚来，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

　　武宜三，香港，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总编辑、《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词典》主编

　　五岳散人（姚博），北京，独立时政评论者、专栏作家

　　齐家贞，墨尔本，自由撰稿人、作家

　　笑 蜀，广州，《炎黄春秋》杂志编委，媒体人

　　夏业良，北京，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

　　肖国珍，北京，律师

　　肖雪慧，成都，学者

　　徐友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徐　灿，北京，长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许　晖，大理，自由作家

　　许志永，北京，法学博士，公民

　　晏　英，太原，公共管理学博士，山西大学，学者

　　鄢烈山，广州，《南方周末》，媒体人

　　杨恒均，广州，政治学博士，独立学者、作家

　　杨　光，湖北，独立学者

　　杨建国，北京，公民

　　杨建利，华盛顿，政治学博士，公民

　　杨继绳，北京，新华社，学者

　　杨子立，北京，NGO工作者

　　野　渡，广州，作家

　　野　火，佛山，自由撰稿人

　　叶匡政，北京，诗人

　　易秋野，郑州，国企工人

　　俞梅荪，北京，独立学者

　　于向真，北京，中国儿童报主任编辑

　　袁　刚，北京，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

　　展 江，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张博树，纽约，哲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兼职教授，宪政学者

　　张成觉，香港，学者

　　张　伦，法国，学者

　　张　鸣，北京，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　朴，英国，作家

　　张铭山，山东，作家

　　张千帆，北京，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张拓木，湖北，互联网工作者

　　张小刚，悉尼，自由撰稿人

　　张星水，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幼南，扬州，媒体人

　　章龙飞，北京，媒体人，独立学者

　　赵　俭，扬州，教育工作者

　　赵士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钟锦江，悉尼，电工程学博士，独立学者

　　周力军, 河北，作家，编剧

　　邹幸彤，香港，NGO工作者

　　朱大可，上海，政治学博士，同济大学，教授

　　朱欣欣，石家庄，自由撰稿人

　　朱学勤，上海，上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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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署邮箱：

　　[email]gongshilianshu@gmail.com[/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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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成立全国民主联盟

未来民主革命的重要步骤：形成全国民主联盟

    李一平成斌麟 

尽快成立全国民主联盟，取得在全国反对阵营总部的领导权。从战略角度看，地方主导权是基础，全国联盟是制高点，两者缺一不可。让我们借箸为筹，列举建立全国民主联盟的作用：
   
   第一，可以壮大民主派声势。声势越大，号召力越强，越容易天下归心。
   第二，可以协调不同地方势力的运作，全盘筹划，做到效率最大化。
   第三，可以以先进带动后进，让实力强的地方支援实力弱的地方，进一步扩展民主派的地方实力。
   第四，可以让人民看到取代中共的政治力量的出现，打破中共不可取代的神话。
   第五，可以先声夺人，在全国范围内取得革命的主导权，把极端毛左派，体制内的投机派和其他可能出现的反民主势力边缘化，减少将来建立民主制度架构的阻力。
   第六，可以造成与中共两军对垒的势态，准备最后的政治决战：赢得军队的支持。
   第七，可以帮助赢得军心。让军队看到可以支持的全国性政治力量，让他们认识到抛弃中共不会导致天下大乱，也不会损害军队的利益和权威。
   
   全国民主联盟的政治定位
   
   全国民主联盟是个什么性质的团体呢？这要受制于将来革命爆发后各地方的民主派以何种形式组合，也要看将来在与中共对垒，与毛左和其他势力竞争中的具体情况，现在很难准确预测。但是可能性不外乎三种：
   
   1，政党。如果革命爆发之后，全国民主派在地方上进行动员和组织之后，迅速进行横向联络，就有可能形成全国性的政党。 
   但是由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政党一定不会是金字塔结构的自上而下运作权力的政党，而是以各地地方实力为权力来源的，多重心的，网状结构的政党。金字塔结构的政党一般要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从开始就有一个核心，然后由核心向外扩散。中国未来根本不存在这类政党产生的条件。
   
   网状结构的政党是一些小团队先在很多不同地方独立发展，最后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政党。它的中央机构不是一个强力的领导核心，而是一个协调机构，一个各种地方实力合作的平台，它具有比金子塔状政党更加民主的倾向，但是也操作起来更加需要政治技巧，更加需要建立各种党内势力都能认可的程序和规则。否则就容易各自为政，散漫无序。
   
   2，政党联盟。
   在革命爆发之后，如果各地的民主派不能很快进行横向联系，结成全国性的政党，那么可以预见，很多地方性的政党会出现，当然他们不会自称为地方性的政党，都会以全国性政党自居，尽管他们的影响力只是地区性的，人员结构也是地区性的。这些政党的出现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意识到由本地发展到全国不是那么容易的是，而且在中共政权还没有倒台，革命还正在进行时，大家都回感觉到中共的压力。 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所以各地的小政党会比较容易互相联络，最后形成一个或几个全国性的政党联盟。
   
   3，临时革命政权
   
   这种模式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都出现过。当革命者和现政权持续对峙，就有可能出现这种两个政府情况。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在中国重现。因为在革命时期，民众的主要关注焦点是革命，所以从公关角度来讲，应当以全国革命委员会之类的形式出现比较容易被接受，而且不需要承担太多普通政府职能。
   
   如何形成全国性政治联盟
   
   全国政治联盟的代表的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由地方推举，因为当今中国还没有出现众望所归的民间领袖，即使是在革命爆发之后一段时间，都是由很多崛起于中下阶层的藉藉无名却有勇气和政治才能的人在各地主导的。将来会有很多地方性领袖出现，但是不会再有孙中山了。希望有才能有志向的民间人士意识到这一点，无论志向多么高远，一定要在地方上积累实力，从身边开始组建团队，让团队在革命中取得地方上的主导权，那时才有资格登上全国政治的舞台。
   
   最具有合法性的产生地方代表的方式是选举，但是在革命正在进行时，这种方式显然不现实。这时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由领导革命的团体来推举，或者可以说，是小圈子选举。推举出来的人，既是本地革命势力在全国舞台的代表，又是全国革命领导团体的成员。 所以各地的革命者都应当会推举最有才能和威望的人作为他们的代表参与全国政治联盟。
   
   将来革命一定是以城市为中心，因为中共政府机构在城市，革命民众驱逐或瘫痪地方政府之后，就取得了临时的但是实际的地区性政治权力。这样的地方就可以派代表参与全国政治联盟。
   
   每个由革命者控制的县推举一个代表，每个大中城市的区推举一个代表，每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组成一个代表团，全国政治联盟就形成了。当这些代表走到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各种功能机构，协调各地革命势力的行动，让全国革命民众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共对决，与中共争夺对军队的影响力。
   
   但是在革命时期，一切机构都很难正规化，因此在形式上不能对全国政治联盟过分苛求完美，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机构，可能很难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全国联盟一定要具备实质性的功能，那就是成为各地民主革命势力联络和协调行动的中心。届时，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实现这些功能。
（2013/04/10 发表）

中国人应从埃及革命中学到什么？

何清涟 发表 于 二月 2, 2011
   目前对埃及革命高度关注的国度与人群，除了众多利益相关者——如同气连枝的非洲、中东国家、以及美英等国之外，最关注的大概就是中国了。
   来自中国的关注有两类：一类是来自中共政府的关注，估计目前中国各种研究非洲、中东的官方机构（外交部下属研究机构、国际关系学院、总参情报部、社 科院等）正在日以继夜地梳理资料，归类整理研究，从不同的管道与专题为中央政治局准备各种相关资料。其中主要的资料包括各种反对组织的活动情况、它们如何 利用政治空隙发展壮大，此次活动的组织过程。以中共积数十年作为政治反对派的地下工作经验与执政者这
   双重经历的老练，自然不会去相信埃及反对力量穆斯林兄 弟会向世界声称的那样，这是埃及人民对穆巴拉克的腐败专制不满的自发反抗。因为群众只是一盘散沙，得有强有力的组织者将其捏沙成团。因此，中共在第一时间 想起的就是屏蔽信息，不让中国人从埃及革命场景中引起联想并从中学到任何经验。

   另一类就是来自民间的关注。目前是互联网时代，官方虽然屏蔽信息，但只要愿意翻墙，人们还是可以看到各种信息。从推特上的情绪及反应可以看出，国人 对革命的宏大场面情有独钟，这当然是多年对本国专制政府不满的一种发泄，所有的赞美全都不吝惜地奉上。至于对埃及革命的各方势力的背景，包括穆斯林兄弟会 为何会在这关键时刻调整自己的“市场”定位的背后原因，以及巴拉迪这位在埃及并无政治组织根基的诺奖和平得主为什么会在此刻被推举为名义上的领袖，以及美 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埃及变局只愿意支持改革与和平过渡而不想要革命的原因，大多数中国网民并不关心。

    此时此刻，革命狂欢是最重要的，革命后的建设不是大 众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位叫那小兵的在其博文“开罗不相信眼泪” （http://lunannanlu.blog.sohu.com/166702057.html）中对中东局势做了叙述：“对中东历史有点了解的人不 会忘记当年霍梅尼上台的情形，先是民主学生反对巴列维国王的贪腐政府，但他们的影响仅限于德黑兰部分地区，真正把握局势的人却是伊斯兰兄弟会，他们才有能 力调动广大工农商学兵各阶层将动乱蔓延到全国，并在巴列维逃亡之后迅速推霍梅尼上台，组成了伊朗式的伊斯兰民主政府。”他的相关见解很理智，值得一看。

   中国人对中东的了解实在有限，在此刻要他们去关注埃及革命之后如何重建也是不可能的。但我想，中国人盼望革命的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至少也得向中共 学习如何从埃及革命中学习经验。因为搞乱旧世界很容易，重建新世界却非常困难。中国的未来既不能依靠“非暴力合作派”等待“党内改革派”出现并与之合作， 也不能依靠即兴而来的广场政治参与者的狂欢，只能依靠一些具有战略眼光且有政治韬略的政治组织者，未雨绸缪。从埃及此刻正在发生的抗议活动来看，埃及人在 突尼斯革命后喊出的“现在该轮到埃及了”并非即兴之作，而是筹备多年。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才有明确的社会目标，没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极有 可能变成暴民运动。

   埃及革命至少有几点可供中国人参考：
   一是政治运动的组织工作。这次埃及革命显然是有组织准备的，合法的非法的都有。穆斯林兄弟会的背景我在前一篇博文里介绍过，自从1928年创立以来 活动到今天，其间虽然数次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其却能在突尼斯革命后乘势而起，其组织经验与能量自有其强项。比如它多年涵育的经济实力，领导者的战略眼光 与灵活（知道自己出面会引起世俗化反对派的警惕，推了世俗化色彩浓厚的巴拉迪出来，重新为自己进行“市场”定位）。BBC一篇分析也指出兄弟会是埃及唯一 能够组织起如此大规模活动的组织。中国民间没有这种研究能力，但西方世界的研究与中国官方的研究都可以借鉴。只是对中国官方研究要反向思维，凡被官方批判 的，就是民间可以借鉴的。目前异议活动中当道的文学老中青的激情，比如援引各种思想家的警句和甘地的名言，其用武之地是广场政治与群众动员，不能取代事前 周密的准备工作。

   二是组织工作必不可少的技术工具。这次埃及反对势力无论是事前还是革命过程中，对互联网技术及其它可替代技术的利用都做得非常漂亮。中国这类人才当然有，只是必须让他们成为异议运动的技术提供者。
   三是社会重建的要点。中国是个地域广袤的多民族国家，各地的政治精英对本地、本民族的政治、经济需求比所谓中央政府更了解，他们应该多思考一下地方自治的政治方案以及经济自足的可能性。
   中共如果不考虑民意并求变革，只想在维持既得利益格局下求稳，任何形式的革命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中国人只羡慕埃及革命过程中的广场狂欢，也只喜欢背诵警句的文学革命家或者改良者，不喜欢踏踏实实做默默无闻的政治组织工作，就算是真等来了革 命的广场狂欢，也无法引导群众脱离暴民运动，更谈不上革命后的重建。机遇从来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从现在起国人当中的有心者应该从各方面做些准备。
   谨以此文作为2011春节礼物献给我的中国同胞。
（2013/04/20 发表）

埃及革命的啟示

作者： 許 行



更新於︰2011-03-09

● 觸發阿拉伯國家革命的諸多社會危機，更嚴重地存在於當今中國。經濟發展、軍隊鎮壓、一黨專政都不是中國「穩定」的保證。人民沒有自由，一場突如其來的革命風暴早晚會來臨。

 ● 埃及軍隊保持中立，開羅少女向坦克士兵獻花。（本刊資料）

　　一場意想不到的革命浪潮，在非洲與中東的阿拉伯世界掀起，於短短一個月內推倒了兩個獨裁政權：統治突尼斯二十三年的本．阿里政權和統治埃及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政權。革命火焰像森林大火一樣向周邊蔓延，波及也門、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約旦、巴林甚至伊朗，使伊朗和中國這兩個極端專制的國家領導人深感惶恐。

　　當今世界在變天中。人民爭取自由、人權和民主的風暴，正向世界上殘存的專制國度吹襲，埃及的今天，就是伊朗和中國的明天，歷史的腳步正在加速向前，令尚處於專政底下的人民充滿期望！

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幾個特點

　　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有幾個共同特點。

　　第一，革命的社會根源雖已聚積了幾十年，但群眾的蜂起都是突發性的；而且主要是以人數眾多的示威形式表示抗議，顯示人民團結力量的堅強意志，逼使獨裁者屈膝和下台。這是典型的非暴力和平革命，既不同於毛澤東的武裝鬥爭，也不同於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發端時的平民暴動，而與蘇東波革命相似，使獨裁政權在人民力量巨大壓力底下自我結束，達成社會和平演變。

　　第二，革命並沒有一個長期有組織的政黨或政治團體領導，那些發動示威的首倡者都是年青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在革命前並非著名人物，沒有具備眾望所歸、一呼百應的威望和政治號召力，他們只是憑藉著對社會「體溫」的敏感，點燃起社會原已積累和潛伏的火焰，將人民的訴求聚焦在幾個要點上，化成簡明的口號，去體現人民的心聲，因此，這種革命是具有很多自發性成分。

　　第三，現代電子通訊技術的高度發達，給群眾的聚集提供了非凡的便利，人們無須依靠當地現存傳媒，憑著臉書和推特等網絡以及手機，便可以在千百萬人之間隨時傳遞信息，打破官方的封鎖，所以這種現代式的革命，被稱為網絡化革命或電子化革命。

　　第四，因為同是阿拉伯世界，或者同有伊斯蘭教傳統，而且又都處在強人專政統治之下，所以革命便具有「近親感染」的連鎖效應，從突尼斯開始，很快蔓延到埃及以及許多其他阿拉伯國家，甚至波及波斯語系的伊朗。

　　突尼斯革命的導火線，是由一位失業大學生做無牌小販受到警察粗暴對待，憤而自焚引起，由此觸發了群眾抗議高物價高失業的示威。運動從突尼斯中部開始，逐漸波及其他城市，最後蔓延到首都，逼使總統本．阿里於一月十四日下台，逃亡到沙特阿拉伯。在差不多一個月的抗爭中，看不到有正式反對派政黨參與其事。過去有名的反對黨如「突尼斯人權聯盟」，它的精神領袖流亡在法國，「恩哈雅突尼斯伊斯蘭黨」領袖則流亡在英國，他們因為流亡多年在國內已無根底。另有三個合法反對黨只具有花瓶性質，更不會參與運動。參與並推進運動的，就新聞報導中所見，除了突尼斯唯一的工會「勞動者總聯盟」在首都宣佈支持群眾之外，只隱隱提到有知識青年在運動中活動，見不到有組織的名目出現。《巴黎動態》在一篇報導中說：「茉莉花革命是沒有政黨、沒有領袖、沒有組織、沒有預謀的革命。」這樣的革命能在短短的時間裡推倒執政二十三年的獨裁者，除了說明人民的威力之外，也暴露出獨裁者徒有其表不堪一擊。因為沒有新興的反對黨，以致新成立的臨時內閣，主要還是原本執政的「憲政民主聯盟」，不過加了三個花瓶黨而已。新內閣宣佈在六十天內舉行大選，在如此短促的時間裡很難產生真正代表民意的新政黨。未來局面如何尚待觀察。

埃及新生代知識份子策動革命

　　埃及這次反穆巴拉克的革命，許多人都以為是伊斯蘭原教旨份子「穆斯林兄弟會」幕後搞的，但出乎意料之外，策動者竟是一批年輕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

　　美聯社報導，推動這場革命的是一個名叫「四月六日青年運動」，它於零八年四月六日大罷工之後成立，其領導層都是一批年輕專業人士，包括律師、會計師、網站設計員。該組織的「傳媒和網站辦公室」主管阿迪爾對美聯社記者說，他們組織了週二的百萬人大遊行，要給全國各地的組織領導人打電話，給大街上的成員打電話，指揮他們行動。週二上午辦公室裡廿多名律師、會計師和網站設計員忙得不亦樂乎，同時回應四個手機的不乏其人。

　　華爾街日報在一篇《埃及抗議活動幕後策劃者揭秘》文章裡也提到這次策劃者「革命青年運動」的領導核心，其中有四十一歲的建築師卡梅，他是「巴拉迪組織」成員，該組織主要領導人阿里巴也是這次運動的策劃者，而阿里巴母親則是一九七七年麵包暴動的組織者。他們十幾個核心份子就是在阿里巴母親侷促的居室裡設計遊行最初的集合點，怎樣聲東擊西，讓警方捉迷藏，分散其注意力，使其疲於奔命。

　　青年運動組織中一位廣為人知的核心份子名叫高寧，他出身於開羅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開羅大學計算機工程系畢業，取得開羅的美利堅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現任谷歌（Google）中東和北非地區市場部主管，今年才三十歲。他在運動中被官方逮捕，「失蹤」了十二天，由於谷歌公司公開發表尋人聲明而名揚開羅。二月七日他獲釋後立即接受電台訪問。他透露他們這批核心人士大都是高薪的，有房子和汽車，其中有些還非常富有，但沒有一個人有政治野心。

　　當然像這麼有百萬人參加的強大革命運動，並不會只是由「四月六日青年運動」領導和參與，埃及另外一些有組織的反對派政團，如合法的自由派「華夫托黨」、主張埃及需要改變的「基法亞運動」以及「穆斯林兄弟會」等都有參與其事，尤其是埃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艾巴拉迪，他特地從流亡地奧地利趕來參加，都對革命運動起到帶頭作用。但穆斯林兄弟會卻多次表明他們不是運動的發起者，而是運動的參與者。

埃及腐敗與中國比：小巫見大巫

　　現在穆巴拉克下台了，埃及的政治架構露出原形。埃及表面上雖然有憲法，有總統、總理和內閣，實際上是軍人政治，拿槍桿子的仍然擁有最高權力。所以穆巴拉克下台後，不是由副總統暫代執政，而是交由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掌權。好在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在革命運動中一直保持克制，不允許他手下的武裝部隊鎮壓群眾，屠殺群眾，而是保護群眾，因此還算得到人民信任。迄今為止，他的表現也都中規中矩，他宣佈目前接管政權只是暫時的，過渡性的，保證在十天內草擬憲法修正案，兩個月內舉行公投，然後舉行大選產生新議會和新內閣。

　　今後埃及政局如何，大選之後會見分曉。我們關心中國問題的人，應著重分析埃及事變對中國將會產生甚麼影響。

　　可以肯定地說，造成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諸多社會問題，如高失業、高物價、貪污腐敗等，中國的情形遠比它們惡劣十倍或百倍。穆巴拉克下台後瑞士政府立即宣佈凍結他和他的家屬在瑞士的資產，由此揭露出穆巴拉克及其家屬在海外資產約二十億至七百億美元，數目相當驚人。現在埃及當局又向美、英、法提出凍結其他多位埃及高官資產，金額尚不清楚。但絕對可以說，拿埃及高官海外資產同中國相比，乃是小巫見大巫。中國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逃亡海外的高官近兩萬名，帶走黑錢八千億人民幣；目前央企在海外流失的資金四萬億元，其中不少進入私人腰包；中國部級以上高官子女百分之七十四點五擁有美國綠卡和公民身份，孫輩高達百分之九十一以上，他們都成了高官海外資產的擁有者。

　　最近維基解密披露中國高官在瑞士銀行約有五千個帳戶，三分之二是中央官員，還有一百五十個名字尚未確認，據估計大多數中央委員人人有份；維基解密更指名周永康在加拿大有兩千萬美元關係戶。至於高幹在國內的財富，零九年的資料顯示，超過億元資產的富豪中，百分之九十一是高幹子弟；其實許多高幹子弟的資產，現在己不是以億計，而是以十億、百億計。中共近來不斷吹噓中國高鐵發展世界領先，可是鐵道部長劉志軍大貪污案揭露，鐵道系統從海外採購設備吃回扣，在國內工程貪污受賄和倒買倒賣火車票，總數高達六百億人民幣，其中與劉志軍家族有關的有一百二十億，廿八位鐵道部高官中十九位有海外帳戶，其中十二位是瑞士銀行帳戶。由此足以說明，中國每一部門的經濟發展，都同時包含著比發展速度更高的貪污和腐敗。

　　中國物價問題也比埃及嚴重，最近多家金融機構估計，光是一月份物價上漲百分之五點五，食品上漲達百分之十以上，樓價屢壓不下，使得溫家寶憂心忡忡，擔心出亂子。更遑論中國還有埃及所沒有的拆遷問題、圈地問題、上訪問題、戶籍問題、下崗問題、勞教問題、水災旱災問題等等。

駁斥中國經濟好社會安定論

　　突尼斯因一名失業青年自焚觸發革命，而中國拆遷戶的自焚不計其數。就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而論，中國早該爆發革命，只是中共的統治手法比突尼斯和埃及都厲害。中共早已知道訊息自由和言論自由容易引發革命，所以長期來控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不惜巨金封鎖網絡，剝奪人民的知情權、發言權、結社權、遊行權；對維權人士、異議人士不是投入牢獄，便是逐個監控，僱用黑道毆打，藉此消滅一切不穩勢力於萌芽狀態。在這種嚴密控制之下，民間未能組成有規模的抗爭，但火頭到處存在，一年幾萬次的群體事件都是火頭，只是火頭未曾燎原而已。

　　有些企圖替中共安撫人心的辯護士說，中國和非洲不同，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中產階級滿意現狀，這是社會穩定的因素。論經濟發展，正如何清漣所說，突尼斯經濟的發展，在非洲也是被譽為「突尼斯奇跡」，在《世界經濟競爭力論壇年報》中被列為非洲第一，國民人均收入比中國高，全國百分之八十家庭擁有自購住宅，社會保障覆蓋率達百分之九十點四，九年免費教育。固然失業和物價成為革命導火線，但更重要還是人民對獨裁政治的不滿，它是一次民眾權利意識的覺醒。

　　中國經濟發展走的是權貴資本主義道路，富者愈富，國富民窮。不少權貴富豪己擠入世界富豪行列，使中國成為名牌奢侈品銷量世界第一，上千萬元一輛的豪華轎車如賓利（Bentley）等銷量佔世界市場百分之五，但城鄉處於生活掙扎的赤貧人口，依聯合國標準計算為一億五千萬，依中國自己標準計算為一億。貧富差距基尼係數超過零點四的國際警戒線，高達零點五，是世界少有的嚴重和惡化國家。

　　並不是所有中國中產階級都滿足於現狀，社會貪瀆風氣之盛，連大學教師晉陞教授都要花巨額行賄，子孫進入幼維園和中小學名校都要捐贈巨額贊助費，諸如此類腐敗現象，對不少中產者來說，比生活是否改善更令人沮喪。正是由於社會過分腐敗和不公，己促使許多有良知的法學家、律師、教授、學者、作家、藝術家、異議人士投身目前維權運動，呼籲政治改革，連總理溫家寶都會說，不實行政治改革，死路一條。

　　由於因襲觀念，許多人認為革命必須先有一個堅強領導，像孫中山有同盟會，毛澤東有共產黨，先建黨後革命。突尼斯和埃及的例子恰恰打破這種觀念。現代反獨裁顏色革命可以是沒有領導和領袖的，它是由大批群眾走上街頭，進行和平示威，只要人多勢眾，便有可能逼使獨裁者退讓。中國未來的顏色革命比突尼斯和埃及有利，因為已有一批維權人士擔當「四月六日青年運動」的角色。

解放軍下次不一定敢鎮壓人民

　　這些辯護士另一個論點是，中國軍隊與埃及不同。中國軍隊是由黨領導的，必須服從黨，聽黨的話，埃及軍隊可以不聽穆巴拉克指揮。這點也有部分道理，它說明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的區別。不過事實上中共鎮壓群眾運動，主要不是靠軍隊，而是靠一百多萬武警和一百多萬警察。警察是鎮壓小規模動亂的，較大規模的群眾蜂起便靠武警鎮壓，除非局勢到了無法收拾，最後才動用軍隊。

　　依我觀察，經過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如果再來一次類似事件，解放軍不一定敢於再度屠殺人民。第一，人到底是有人性的，解放軍也是人。六四事件中軍隊屠殺人民的行為，對解放軍官兵並非毫無影響，不留痕跡，無論是將官和士兵，他們總有一些人的良心感到自咎，覺得這是一樁違反人民軍隊為人民的崇高原則，是罪大惡極的恥辱，再犯時便不能不有所躊躇。第二，六四時有鄧小平的權威和專斷，今後誰也沒有這個條件。第三，即使是六四那時，尚有趙紫陽和不少老軍頭如張愛萍等反對軍隊鎮壓，更有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臨陣稱病抗命，二十八軍軍長何燕然和政委張明春以及三十軍一一六師師長許峰都等消極怠工，誰能保證未來的鎮壓，解放軍將領都會盲目聽命。

　　或許武警與解放軍不同，武警的建立及其培訓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動亂，驅散群眾，但有幾十萬人起來，像埃及解放廣場那樣，他們敢不敢鎮壓，能不能鎮壓，都有問題。六四之後，中國大規模的群體事件是二○○四年的四川萬州四萬人暴動和漢源十萬人圍困省委書記，但兩次事件都發生在邊遠地區，不在大都市，易受武警控制。如果同樣規模的事件發生在大都市，後續人數勢必增多，場面巨大，武警能否控制得了，是一個相當大的問號。

　　不過中國軍隊性質不同，不會出現突尼斯和埃及那樣近乎軍事政變式的逼走總統，由另一軍事強人取而代之。它有可能出現臨場抗命，這就等於站在人民一邊。

中共一黨專政已走入衰敗期

　　中國與埃及之不同不在於經濟發展和軍隊性質，而在於前者是一黨專政，後者是軍人專政。軍人專政靠的是軍隊，而軍隊則與人民日常社會生活相隔離，只有當統帥號令鎮壓群眾時，才作為一種外力介入社會。而一黨專政尤其是共產黨的專政，其特點是：中共有黨員七千七百九十九萬，團員七千五百四十四萬，合共一億五千多萬，等於每九個中國人中有一個中共黨團份子，他們佈滿全國無所不在。過去中共未取得政權時，所有黨團員個個都是民主鬥士；取得政權後，上層成為人民的統治者，中下層成了統治人民的工具。建國前期三十年，他們由意識形態來維繫，搞個人崇拜，效忠領袖，後三十年靠權位和金錢利益來維繫。黨員不是忠於黨，而是忠於權錢，權是錢的來源，錢也可以換權，權越高錢越多。如此統治結構，不僅非洲軍事強人無法比擬，連中西歷史上所有皇權都無法比擬。

　　不過任何專政都有興盛期和衰敗期，否則蘇聯也不會於晝夜之間解體。中國一黨專政已踏上衰敗期是無疑的。首先是黨在人民中的權威完全消失，人民對它已完全失去信心。其次黨內既已沒有領袖權威，也不再有政治強人。再其次黨己變成金權政治的載體，貪污、賣官鬻爵、不擇手追逐利益、生活腐化，都已深入骨髓，上至中央下至市縣鄉鎮，不僅無法糾正，反而日趨惡化和糜爛。俗語說物必先腐然後蟲生，這句話可以改為「黨必先腐然後崩潰」。這樣的黨尚能維持統治，靠的是巨額的維穩費用和箝制工具以及不擇手段的打壓，而經濟發展、龐大外匯儲備和財政大量增收，是支持維穩經費的重要來源。隨同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不公不義，是造成社會矛盾的主要根源。現階段社會矛盾已達到火山爆發邊緣，所以非洲和中東的顏色革命浪潮，成為中國當政者最憂心的新的形勢。

巴西的社會爆發使中間偏左立場的政府聯盟變得脆弱

週五, 2013-06-21 12:49 — silentblue_1874

原文標題：L’explosion sociale au Brésil fragilise la coalition gouvernementale de centre gauche
文章來源：法國《世界報》http://america-latina.blog.lemonde.fr/2013/06/19/lexplosion-sociale-au-bresil-fragilise-la-coalition-gouvernementale-de-centre-gauche/
翻譯：sabrina yeung

巴西的社會爆發使中間偏左立場的政府聯盟變得脆弱

還有15個月便到2014年十月的總統選舉，巴西的社會爆發使中間偏左立場的政府聯盟變得脆弱。這個聯盟自2003年開始掌權，由前任總統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成立的工黨(左派立場)帶領。

所有政治領袖，包括大部分親總統的領袖和反對派，都被示威群眾突然而快速的擴張而感到驚訝──從聖保羅市擴張到十多個城市。女總統Dilma Rousseff(工黨)直到6月18日(星期二)才對事件有所反應，可謂反應遲緩，然而她的反應仍是機敏的，與她的體育部長Aldo Rebelo(2014年世界盃負責部長)截然不同。

後者是一個令人失望的例子：他屬於巴西共產黨(PCdoB)，這個黨重新組合了以前的毛派，同時支持北韓，他之所以為人熟知，是他想透過刪去所有源自外國的詞匯，從而淨化葡萄牙文。

不合時宜地鎮壓示威這個政治責任，同時落在被選舉選出來的大多數派(據地是巴西利亞)和反對派(巴西社會民主黨，簡稱PSDB，據地為聖保羅市)身上。然而，這個群眾抗爭對工黨來說，可謂一個沉痛的驚訝，因為工黨一向相信自己已壟斷了社會運動的政治形象。

對左派失望

一個年輕的博客主人列出她對工黨左派失望的原因：
一、貪污，對一個由道德論述而建立起來的黨派來說，這是一個任務。「工黨沒有自省其身，也沒有整體的反思，只是批評媒體和高等法院。」
二、人權：國會放任一名恐同(同性戀)牧師；國會面對鎮壓示威者時的第一反應也同樣糟糕。博主還增加了一樣，就是巴西外交部的曖昧態度。
三、土地改革：為了農業生意的特權而損害無地者的利益。
四、犧牲性小眾(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的權利，讓步予福音派的祭台：「權力令工黨變得可怕！」
五、印弟安人，雖然屬於極少數族裔，但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
我們可以很容易便加長這張名單所列出的事情，但它同時可以歸納為：工黨轉變成改革主義，但它沒有真正實踐到符合工黨這個名字的那些改革。甚至是一些在軍人獨裁時代，工會人員(如前總統Lula)腦袋中所構想出來，希望可以提出訴求的那些改革都沒有實踐，如廢除工會稅(每個月支薪時會自動扣除)，和模仿墨索里尼《勞動憲章》的勞動合法改革(巴西的熱圖利奧‧巴爾加斯(Getulio Vargas)和阿根廷的胡安‧庇隆(Juan Peron)都參考了這個勞動憲章）。。

政治分裂和分化

2003年，社會保障的微型改革引發工黨極左派分裂，受這件事影響，總統Lula放棄了所有重大改革，既沒有財務改革，也沒有教育和政治改革。

巴西有28個政黨，幾乎全都是無脊椎而結構簡單的動物，只為了拿國家的薪酬。這些政黨組織一半屬於政府，另一半屬於反對派。兩個陣營組成了機會主義的聯盟，圍繞兩個改革派的政黨：工黨和巴西社會民主黨之間，無法和解的事只有他們共同分享同一個選舉地盤：聖保羅市。2010年的總統選舉中，作為政壇新人的總統候選人Marina Silva拿到了2000000票，創造了一個驚喜，她曾批評過這種政治分化，令政治陣營一早被鎖定了。

反對派也沒有另外的構思，而它的主要候選人，巴西社會民主黨的Aécio Neves，Minas Gerais州的州長，一個拖後腿的人，他說：如果不給一間喪失信心的公司一塊肉，很難叫它在里約熱內盧的晚上仍勤勤懇懇地工作。

在社會爆發不久之前，聖保羅市的市長，Fernando Haddad(工黨)，和聖保羅州的州長Geraldo Alckmin(巴西社會民主黨)，為了申請主辦2020年在巴西的經濟首都聖保羅市舉辦世博會而於巴黎共同聯手。他們希望延續2014年世界盃、2016年奧運的氣勢，這兩件事情被認為加速了巴西的基本建設，而這正是這個國家最缺乏的東西。某程度來說，這是巴西利亞模式，建基於房屋、公共建設，加上工業的發展模式。巴西波多里奧碼頭仍然是政治貪污的核心。

異見候選人

社會危機和經濟發展上的瓶頸將會加劇政府聯盟，和總統陣營內部與聯邦州郡裡的異見候選人之間的內部張力。兩個人名脫穎而出：

Eduardo Campos，Pernambouc州的州長，Miguel Arraes的外孫，東北部的重要人物，巴西社會主義黨的領軍人物，政府代表。

他的弱處在於他在南方知名度不足。然而，他的勢力根植於東北部，而東北部是巴西前總統Lula和現任總統Dilma Rousseff的重要票倉，所以他是一股足以令巴西利亞感到受威脅的強風。

Marina Silva在全國的知名度更高。她在2010年的南方選舉中成功取得突破，但她缺乏有系統的組織。她是巴西前總統Lula時代的環境部長，被視為當權的政府聯盟的異見份子。

這兩名候選人較一名突然出現，希望接著取得街頭示威的控制權的極左派代表，更有機會問鼎總統之位。無論如何，他們的支持度或者可以逼使現任總統Dilma Rousseff在總統大選時，必須進行第二輪選舉，

總統巨大的受歡迎程度，是否可以令她成功抵抗群眾不滿的爆發呢？她是否有能力重新控制事情呢？直到現時為止，在巴西國家內部的層面或在國際層面上，她都顯示出自己是一名管理人員，多於像一名政客或外交官。新興的中產階級，不滿平庸的公共服務，他們會否轉向另外的候選人呢？無論如何，群眾示威使到選舉遊戲更加開放，暫時不可能作任何預測。

• 專欄文章

中共国家机关干部最爱读的十本书

最近翻看中央机关网站，发现著名的紫光阁网发布了一个有意思的评选，简单说就是中央国家机关搞了一个活动，评选出了“最受中央国家机关干部欢迎的10本书”。

紫光阁是“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网站，后者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中国所有国家部委的“总党委”，总之级别很高。

描述这么多，就是想突出这个评选的权威性，但重点不在这，重点是这十本书是什么书。

首先是党史类的图书，官员们对执政党的历史看起来颇有兴趣。比如排第一位的是金一南写的《苦难辉煌》，作者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这是一本描述中共早期历史的“纪实文学”，特点是“用散文的笔触描述历史”，据说销售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册。

另外还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这本最权威的官方党史著作，关于大跃进，关于文革，都有一些不同以往的论述。这其实也符合了部委官员近几年的一贯兴 趣——此前的2010年，中组部开始进行部委司局级干部的“选学”计划，当时中央党校最受司长们欢迎的热门专题班是“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与人物”，分别是对 延安整风、大跃进、“文革”的解析，以及对陈独秀历史功过、胡耀邦与拨乱反正、离休后的邓小平的评判。

嗯，有点意思吧？

这个“最受欢迎”的书单中，还有沈志华所写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沈是著名的中苏关系历史实证研究者，提出很多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发现，但此前并非体制内观点，如今他的书为中央机关官员推崇，却也证明了人们对历史真相的普遍渴求。

第二类图书是经济类的，其中有林毅夫的《中国经济专题》。林作为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曾经的全国人大代表，正在成为中国官员们最爱提及的经济学家之一。同 林毅夫一样受推崇的还有吴晓波，他描述文革后中国企业发展史的《激荡三十年》，排名比林毅夫还高。实你可以把《激荡三十年》看做是描述中国改革内在商业逻辑的书，显然官员们对此也很有兴趣。

这本书之下，还有弗里德曼的名著《世界是平的》，这本描述全球化的书已经蜚声政坛。更早的时候，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当时还是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曾经向自己的下属公开推荐过，它也因此广为人知。

排在最后的两本书看起来主旨和情绪都差不多，一本是《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作者张维为毕业于复旦，现在是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这本书被称：“丰富了‘中国模式’的深刻涵义，更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

最后一本书，是中央党校教授写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看名字大家就能看出其中心命题，它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这一个政党执政超过60年，依然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

当然，这个书单里还有《曾国藩》和《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两本书，不过这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前者的为人为官之道和后者的领袖思想根源，也是几十年来中国人热衷研究的对象。

有点奇怪的是，这个书单中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周易》这类书的影子，在之前提到的部委官员“选学”中，“周易智慧”这门课几乎是最热的，当时的授课老师说：“正统的《周易》是用来做最高决策的。”

分析完这个书单，关于读书，还想说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段子：多年前我去中部某市采访，看到一位副局长正在读一本经济类书籍，问起来对方说是市委书记推荐 的。我好奇地翻了翻，里面夹了一张纸，记了市委书记荐书时说的读书体会，然后发现这位副局长在几处市委书记提过的地方都折了书角，然后注明：此段可与之交流体会。

看到这我才明白，人家不单单是读书，而是读人啊。

除了官员们公开的品位之外，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被抓的贪官们私下都读什么书。

这事当然很难探究，只能依据零星的媒体报道。不过按照中国媒体的惯例，一个贪官被查之后，往往就只剩下“丑恶嘴脸”，所以他们读的书，自然也趣味低下。

其中原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喜欢包养情妇，所以读的书是《肉蒲团》和《素女心经》；而辽宁省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好赌，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还随身带着 《赌术精选》和《赌术实战108招》；另一个喜欢另类书籍的，是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一次听某位“相学大师”说，他命中显示可当上国务院副总 理，他爱看的是《相术大全》。

事后证明，此大师不灵。

马昌博：《壹读iRead》杂志执行主编。奔走在庙堂和江湖之间，探寻政治妙趣。

新闻来源: 华声在线
http://www.6park.com/news/messages/31622.html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列表

被拘留及监禁的人 [编辑]

很多中国政治活动份子因亲民主活动或维权活动而被流放、监禁、拘留。

其中包括：

姓名	职业	拘囚日期	被拘禁的原因	徒刑	注释
蔡陆军	商人、作家	2003年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3年	2006年被释放，2007年在台湾寻求政治庇护。
廖亦武	作家、音乐家	1990年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诗作《大屠杀》	4年	在2011年被以国家安全为由下达“旅行禁令”。
鲍彤	政府官员	1989年	泄露国家机密和反革命宣传	7年	1992年被判刑。服刑：1989年－1996年。截至2009年仍在被监控之下。
唐柏桥	社会活动家	1989年	散布反革命宣传，煽动反革命活动；通敌、叛国罪。	3年	在国际压力下于1991年被释放，1992年再遭追捕逃至香港，后前去美国。
赵连海	食品安全工作者、活动家	2009年	寻衅滋事罪	2.5年	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受害者家长。2010年被判刑。[1][2]
包遵信	历史学家	1989年	反革命宣传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5年	1991年被判刑，1992年释放，2007年去世。
艾未未	艺术家、社会活动家	2011年	涉嫌经济犯罪		2011年4月3日开始被拘留80天，6月22日释放。[3]
高智晟	律师	2006年	扰乱社会秩序	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非法拘留和被施酷刑。2006年被秘密拘捕，2009年在陕西家中被警察带走后至今下落不明。[4] 政府声称2009年他已失踪，但至2010年又重新出现。中国外长指他涉嫌颠覆国家而在监狱服刑。[5] [6]
郭泉	教授	2008年	颠覆国家政权罪	10年	2009年被判刑，等待上诉。
何德普	作家	2002年	在网络上煽动颠覆[7]	8年	2003年被判刑，2011年1月24日刑满释放。
胡佳	活动家	2007年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3.5年	遭非法逮捕和监禁，并在08年被判刑。2011年6月26日凌晨，在Twitter自称已出狱回家。
黄琦	网站站长，反人口贩卖活动者	2000年	首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5年	2003年被判刑。被指控违反中国法律第103、105、55、56条。2005年释放。
		2008年	非法持有国家机密	3年	2009年正式被宣判，写关于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文章，2011年6月9日出狱。9月被确诊为严重肾炎。
姜力钧 （en:Jiang Lijun）	作家	2002年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4年	2003年被判刑。涉嫌在网络上写持不同政见的文章和出版。还被判“剥夺政治权利”1年。
蒋彦永	医生	2004年			2004年被拘留和释放。第一个揭露中国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疫情实情的人。向当局写信要求正名六四事件。
李海		1994年		9年	在1995年被判刑。 2004年释放。
李智 （en:Li Zhi (dissident)）	公务员	2003年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8年	2003年被判刑。雅虎帮助中国政府对他不利。
刘荻	学生	2002年		1年	2003年被释放。2002年被非法拘留秦城监狱1年。
刘晓波	中文系讲师	2008年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11年	2009年被判刑，预计到2020年释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吕嘉民	作家	1989年			1991年释放。
师涛	记者、作家、诗人	2004年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给海外网站	10年	2005年被判刑。雅虎帮助中国政府对他不利。[8][9]
谭作人	作家	2008年		3年	2009年被判刑。
		2010年	颠覆国家政权	5年	2010年被判刑。
王丹	历史教授	1989年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4年	1991年被判刑，1993年获释。
		1995年	阴谋颠覆政府罪	11年	1996年判刑，1998年中国政府以保外就医名义将他流放到美国，目前在台湾。
王小宁	工程师	2002年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10年	2003年被判刑，雅虎帮助中国政府对他不利。2012年释放。[10]
王炳章	医生	2002年	间谍，恐怖主义	无期徒刑	2003年被判刑。
王有才		1989年			[来源请求]
		1999年	颠覆国家政权罪	11年	2004年被中国政府流亡至美国，目前在美国。
魏京生	电工	1979年	反革命罪	15年	1993年以“医疗原因”而释放。
		1994年		14年	1997年被直接流放至美国。目前在美国。
袁红冰	法学家、作家	1994年			被拘留，并于1994年被迫离开中国。在2004年于澳大利亚寻求政治避难。
曾金燕	博主	2006年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		2006年8月-2007年3月与丈夫胡佳一同被软禁[11]。
赵常青	历史教师	1989年	八九年天安门运动		大约半年释放。
		1998年	工人权利活动	3年
		2002年	企图颠覆国家政权	5年	2003年被判刑。[12]
程建萍 （en:Cheng Jianping）	网络维权	2010年	扰乱社会秩序	1年	在Twitter上讽刺劳教制度。[13]

中国政府的黑名单 [编辑]

中国政府有许多黑名单，其中一些资料在1995年1月8日的南华早报刊出^[14]。此列表参考该报道，有一些找不到汉字原名。

进入中国将被捕 [编辑]

• 严家其（生于1942年）。被推翻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助手。1989年6月逃离中国。在纽约（1995年）^[14]。现在在佛罗里达州。
• 陈一咨（生于1940年）。原北京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研究院原局长。1989年6月后逃离。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5年）^[14]。现在已退休在洛杉矶。
• 万润南（生于1946年）。前北京四通电脑公司行政总裁。1989年6月后逃离。在法国（1995年）^[14]。现在在北加州。
• 苏晓康（生于1949年）。是有争议的电视剧《河殇》总撰搞人。1989年6月后逃离。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5年）^[14]。
• 柴玲（生于1966年）。八九学运领导人之一，于1990年4月经香港离开中国大陆，十个月后抵达法国巴黎。随后与封从德离婚，到美国求学，后与美国人罗伯特·马金（Robert Maginn）结婚。曾入读哈佛大学商学院，与丈夫共同创办一家电脑公司Jenzabar, Inc，任总裁。2009年6月初，柴玲宣布捐款百万美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
• 梁擎墩（生于1969年）。六四事件学生领袖。1989年6月后逃离。 在旧金山（1995年）^[14]。已经改名为jay Liang， 目前在美国金融业监管局就职调查不正当的安全交易。
• 封从德（生于1967年）。六四事件学生领袖。1989年6月后逃离。在法国（1995年）^[14]。现在在旧金山湾区。
• 王超华（生于1952年）。六四事件学生领袖。1989年6月后逃离。就读于洛杉矶（1995年）^[14]。现在在台湾。
• 张志清（生于1964年）。前学生领袖，依然在北京的头号通缉名单。 自1989年6月下落不明（1995年）^[14]。
• 张伯笠（生于1959年）。八九学运学生领袖，六四后逃到黑龙江省中苏边境，1989年圣诞夜逃亡苏联，向苏联政府请求过境在欧美，被苏联政府拒绝并秘密遣返中国。后在黑龙江的荒原躲藏，期间妻离子散。两年后（1991年）通过秘密渠道逃亡香港，并向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获准流亡美国。2000年成为牧师，开拓并牧养中国海外学人背景的大华府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和新加坡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现宣教事业。
• 李禄（生于1966年）。六四事件学生领袖。 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和风险资本家。他在2010年巴菲特访问中国期间作为随行人员重新进入深圳的一部分^[14]。
• Yue Wu（生于1946年）。原山西一个厂厂长。参与组织工人参加1989年的运动。在法国（1995年）^[14]。
• Zhang Gang（生于1949年）。中国公共关系研究所经济结构改革原副主任。1989年6月后逃离。 在纽约（1995年）^[14]。现在居住在澳门。
• 远志明（生于1955年）。作家。1989年6月后逃离。 在密西西比州（1995年）^[14]。现在在旧金山湾区做牧师。
• 王润生（生于1955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1989年6月后逃离。 在法国（1995年）^[14]。
• Chen Xuanliang （生于1947年）。原中国哲学学院政治老师。1989年6月后逃离。 在法国（1995年）^[14]。
• 郑义（生于1949年）。1989年6月后躲藏了三年。逃逸于1992年。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95年）^[14]。
• 吕京花（生于1962年）。以前是个商人，在1989年参与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在纽约（1995年）。 1993年6月试图返回北京，但被拒绝入境并遣送回美国（1995年）^[14]。
• Robert Wu（生于1986年）。莫纳什大学法律系学生，澳大利亚墨尔本人，要求中国领导人给中国公民更多人权，Wu在2008年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评持不同政见者黑名单， 根据中国法律课判处12年徒刑。

被拒绝再次进入中国 [编辑]

• 王炳章（生于1947年）。 在加拿大学习医学，1982年王炳章创办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1983年创建海外第一个民运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担任第一、二届主席。2002年6月，在中国和越南的边境附近被捕。2003年2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和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的罪名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他目前正在韶关北江监狱服刑。
• 徐文立 （生于1943年）。 中国民主墙运动的参与和组织者，主编《四五论坛》，是中国民主党领袖之一。两次被中国政府逮捕入狱，共被判28年，实际服刑16年。199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2002年12月24日流亡至美国，获美国布朗大学荣誉博士。现于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 。
• 胡平（生于1947年）。北京民主墻运动活动家。1979年成了中华民主联盟主席。 又到了美国于1986年。在纽约（1995年）^[14]。
• 徐邦泰（生于1949年）。上海原学生。 1984年到美国学习新闻学。民主中国联盟主席。居于旧金山（1995年）^[14]。
• 韩联潮（生于1951年）。中国外交部前主任。截至1995年为国会助理，居于华盛顿^[14]。
• 曹长青（生于1953年）。深圳青年报前副主编，于1987年发表文章呼吁邓小平退休，其后失去工作。 居于纽约（1995年）^[14]。
• 刘永川（生于1959年）。1986年到美国，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全美中国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创会人、会长。现居住在洛杉矶，是一知名研究方法专家，且为精神资本的著名思想家。
• 刘宾雁（1925年－2005年）。作家和人民日报记者。独立中文笔会第一任会长。1988年春，刘宾雁在美国讲学，后被拒绝进入中国^[14]。
• 韩东方（生于1963年）。前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领袖。1989年镇压后被囚禁了2年。去了美国，在1992年接受治疗。回到中国，但在1993年8月被驱逐到香港。于1994年创建中国劳工通讯^[14]。现在居住在香港。
• 唐柏桥（生于1967年）。 前湖南大学生自主联合会领导人。 1989年镇压后被囚禁了2年。他逃到香港于1992年，居住在纽约市，他一直活跃在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他曾试图返回中国好几次，但政府将不会给予他签证^[14]。
• 熊焱（生于1964年）。前学生领袖。在1992年离开中国前曾在北京被抓捕入狱两年。 加入美国军队。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 仍然活跃于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2005年）。与2009年成功地进入香港。
• 吾尔开希 （生于1968年）。六四事件前学生领袖，1989年6月后逃到法国。然后，他就读于哈佛大学，目前居住在台湾（截至2009年）。2009年6月（经澳门）和2010年6月（经东京）他曾经被拒绝入境中国。
• 赵品潞（生于1956年）。于1989年参与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后1995年逃至纽约。国际华人职工会主席^[14]。
• 程凯（生于1946年）。海南日报前主编。1989年离开中国。 于1995年在香港开展业务，并已多次前往中国。 列入黑名单的时间是1993年8月21日^[14]。
• 冯正虎 （生于1954年）。 经济学家和学者，家在上海。在2009年被拒绝进入中国8次，后在日本成田国际机场抗议3个月^[15]。2010年2月12日，他成功地回到中国^[16]。

根据情况处理 [编辑]

• 方励之（1936年-2012年）。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六四事件后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一年。抵达美国后在亚利桑那大学成为物理学教授，已逝。^[17]。
• 李淑娴（生于1935年）。 方励之的妻子和北京大学前物理系教授。（1995年）^[14]。
• 于大海（生于1961年）。1982年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物理。 北京之春杂志行事编辑。在新泽西州（1995年）^[14]。现在做教授。
• 伍凡（生于1938年）。 前安徽大学的教师。 在旧金山（1995年）。的中国民主党联盟董事会主席^[14]。现在在洛杉矶当作家。
• 倪吁仙（生于1945年）。民主墙活动家。自由民主党秘书长。试图在1992年返回中国，但被拒绝入境。在纽约（1995年）^[14]。
• Yao Yueqian（生于1938年）。 住在东京（1995年）^[14]。
• Tang Guangzhong（生于1949年）。在美国做教师（1995年）^[14]。
• 郭罗基（生于1932年），北京大学教授，因为在1979年批评将魏京生定罪，抗议关闭民主墙，随后送往南京大学教授^[18]。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1995年）。
• 吴弘达（生于1937年）。在1985年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斯坦福大学。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和一个美国公民。2008年11月，吴在华盛顿特区开了劳改博物馆 ，称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用以直接解决中国的人权的博物馆^[19]。
• 沈彤（生于1968年）。前学生领袖，89年6月后到美国。 1992年8月回到中国在北京被捕并驱逐到美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成立软件公司VFinity。中国民主基金主席。
• 王若望（1918年－2001年）。作家和上海人权活动家，1989年6月后被关押了一年。于1992年移居美国。为中国民主运动秘书长兼统筹委员会和召集人^[14]。
• 钟双羽（生于1982年）。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学生。组织2010年撑粤运动。在澳大利亚
• Feng Suying（也称为“羊子” ）（生于1938年）。 工程师和人权活动家。在纽约（1995年）^[14]。
• 刘青？（生于1948年）。1979年民主墙运动后被关押了近11年。在1992年7月抵达美国。中国人权纽约主席（1995年）^[14]。
• 薛伟（生于1943年）。于1980年到美国，是一个北京之春业务经理（1995年）^[14]。
• 陈军（生于1958年）。 前北京民主活动家。1989年4月被驱逐出境^[14]。
• 杨建利（生于1950年或1963年）。于1982年作为学生去了美国。在哈佛大学，争取中国民主联盟副主席（1995年）和创办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14]。
• 赵海青（生于1956年）。1982年到美国，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全美学自联前主席。 工作在华盛顿，中国事务部国民议会主席（1995年）^[14]。现在是一个商人在华盛顿。
• 朱佳明（生于1950年）。经济学家。国际政策研究所中兴投资公司原副主任。在麻省理工学院成为访问学者（1995年）^[14]。现在在香港从事商业活动。
• 许家屯（生于1916年）。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89年镇压后到美国避难。在洛杉矶（1995年）^[14]。

其他 [编辑]

• 高行健（生于1940年），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焦国标（生于1963年），曾任北京大学副教授，著书讨伐中宣部。
• 李泽厚（生于1930年），哲学家和思想史学者。
• 余杰（生于1973年），持不同政见的作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