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祭日 过世二十多年 胡耀邦依然是敏感词

 4月15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过世24周年纪念日。近日，虽然有不少网民在网络上自发悼念胡耀邦，少数大陆媒体上也有纪念胡耀邦的表示，但是中共官方的喉舌媒体却冷对这个祭日，没有一个像样的纪念活动。这位公开倡导过“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的政治人物，过世二十多年，其名字一直被中共列为“敏感词”，在中国大陆被网络搜索遮罩或限制，至今依然无法进入中国主流媒体的报导之中。日前，有香港媒体发文纪念胡耀邦，并对胡耀邦父子对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影响表示关注。

大陆民众纪念胡耀邦 港媒关注胡氏父子对习近平的影响

在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过世24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网民纷纷在微博、网络论坛上留言“深切缅怀”，并贴出胡耀邦的照片，在网络上点蜡烛表示悼念，或敬献鲜花表达敬意。为了规避网络对敏感词的遮罩，不少网民以“为值得我们尊敬的人点上一只蜡烛”来表达对胡耀邦的哀思。

网友【木耳】4月15日发微博，回忆了胡耀邦88年8月写的痛批官场腐败现象的《饮酒歌》，其诗曰：“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还有不少网民表示，胡耀邦的离世是中国民主文明进程中的一大损失。

而此前，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已提前于4月6日，前往位于共青团市的耀邦陵对他过世的父亲进行悼念。

日前，香港《苹果日报》撰文纪念胡耀邦逝世24周年。文章表示，管当年在邓小平首肯下，官方曾在追悼会上给予胡耀邦极高评价、但至今胡耀邦仍是官方的一大禁忌。但随着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新书《改革放言录》的热卖，胡耀邦父子对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影响越来越受关注。

文章表示，习近平主政之前曾会晤胡德平，被海外舆论视为发出坚持改革的讯号。习近平主政后提出转变作风的〝约法八章〞也让人看到胡耀邦主政的风格。而目前担任政协常委的胡德平在中国政坛的声望、地位也是不可小觑的。而胡德平近期出版的《改革放言录》，不只是他近年对中国政治、法治、经济等的思考和谈话，也是他向习近平进言的一种方式。

但文章对习近平的反贪能否制度化，官场作风的转变能维系多久，习近平对胡耀邦父子的政治观的认受度有多高等问题，仍然表示持观望态度。文章并认为虽然当前公众舆论对习李主政寄予了厚望，是“赞多于弹”，但如果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时，习李在政改方面仍无所作为，反而在打压网路、媒体方面故态复萌，那么“他们与舆论的蜜月期也将告终”。

胡耀邦成为敏感词的前因

作为中共首脑中难得的一位开明的领导人，胡耀邦在中国大陆民间备受拥戴与敬重。他一生所宣导的发扬民主、科学、改革受到不少当时大学生的认同，他生前甚至公开声言：“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

胡耀邦主政不久，即推动为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平反冤案，并与习仲勋共同尝试推动大陆的所谓“改革开放”的进程。但胡耀邦的政治主张却触犯了中共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被中共权贵集团的大佬们视为异类。1986年身为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遭到薄一波、王震、彭真等中共元老带头挑起的政治围攻，而当时习仲勋是唯一一个曾挺身而出为胡辩护的人。

胡耀邦最终在1989年4月15日抑郁而终，中共官方宣布他死于心肌梗塞。在他逝世后有大量民众自发前往天安门献花。北京城中出现大大小小的“大字报”，公众在悼念胡耀邦的同时，借此表达对中共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死成为了“八九民运” 的导火线。在持续几个月的游行抗议中，大学生们打出了悼念胡耀邦的横幅及画像。这场争取自由民主的请愿行动在6月4日凌晨结束，当局动用了坦克和枪支对广场上抗议的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

这场由胡耀邦的死触发的政治事件，使中共当局至今都无法面对，官方宣传机构肆意歪曲历史事实，并且年年打压相关的悼念活动，使得胡耀邦过世二十四年后的今天，其名字仍然是网路搜索中的“敏感词”。http://www.ntdtv.com/xtr/gb/2013/04/15/a880601.html

北大教授：九成教授有贪腐

张林声明(二)

维权网 

授权“维权网”发 我总共四次入狱,第一次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1989年,判刑2年;第四次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05年,判刑5年;第2次和第3次都是臭名昭著/即将废除的劳动教养,每次三年,共计6年. 众所周知,劳动教养是根本不需要罪证的任意说法,是一种行政处罚方式,是得不到公众认可的.我第一次被劳动教养的罪名十分荒诞,说我先后与多名女青年谈恋爱,是流氓行为,因此惩处.第二次劳动教养的罪名更荒诞,说我是非法入境.我是中国公民,1998年，在美国居留一年后返回祖国,遭到深圳罗湖海关的非法阻挡,我不得不租了香港渔民的一条船返回家乡。而在我被劳动教养之后，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有人大肆宣扬我是因为嫖娼而被劳教三年的。那时候几乎没有人因为嫖娼而被劳动教养，而我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就被抓，也没有什么时间。还有，我的劳动教养复查决定书复印件可以在我的twitter里面找到，里面根本没有嫖娼二字。

北大教授：九成教授有 贪腐

shenqiqi 

 YouTubea facebook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日前在一电视节目中披露：中国高校九成的教授有不合法收入。而中国不断爆出的学术界腐败丑闻，也令民众哗然。学者指出，中共一党独裁造成的腐败，现在蔓延到了各个角落。陈平原教授，在10号的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分析中国大陆大学优良学术传统丧失殆尽的原因，陈平原披露：中国高校教授底薪低、奖励高，奖励全靠争取官方的课题专案经费。这造成了高校老师“年初忙计划(就是争课题专案)，年终找发票(就是以非正常管道的发票，将争来的课题专案经费转化为自己的消费与奖金)。”陈平原说，如果有关方面严查，至少90%教授有问题。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在国际社会正常国家也有这种现象，但是非常非常罕见。像我在美国学术界教书已有10多年了，最多偶尔听过一次、两次，全美国范围内，就是非常罕见。”“山东大... 更多 

邓聿文：如何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

与西方的利益集团不同，中国的利益集团具有(1)发展的不平衡性，(2)形态的模糊性和过渡性，(3)获利的非正常性和行为的表面合法性，(4)利益的排他性，(5)权力的至上性，及(6)缺乏法理的正当性等特点。我们可以简单地把中国的利益集团界定为对公共权力和资源享有支配权的部分人或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或者利益联盟。

中国的七类利益集团

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这就是《国家的兴衰》所阐述的内容。

从中国来看，利益集团自改革以来尤其是近十多年来一直在发展壮大，既得利益者的身影处处可见，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例如，水电系统，这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圈过去，建电站大坝，每个项目都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金。计生系统，这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按照目前的人口发展规律，中国早就应该对实行了几十年的计生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可计生政策就是废除不了，原因不外乎在过去几十年中，计生系统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员，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权的。证券系统，也是一个既得利益深厚的集团。证监会的发审制度是三高(高发行价格、高市盈率和高超募额)、内幕交易等乱象的根源，但也就是改变不了，原因在于中国股市上有强大的利益集团，政府、交易所、监管机构、中介机构各方利益介入太深，涉及市场的方方面面。房地产系统，在房地产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是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通过高房价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GDP政绩、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寻租腐败机会。其次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房地产贷款等手段，从高房价中获得了高额利润。最后才是房地产开发商，它们通过与政府公权的结合，从高房价中获得了超额利润。

从学理上看，在中国，划分利益集团的标准至少应该涉及与权力的结合程度、占有资源的程度、代言人、规模与影响力、诉求及隔阂与差异等因素。因此，笔者提出判断既得利益者的三个标准。一是他们攫取了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并且将继续从改革开放中攫取更多收益;二是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会损害其利益，因而他们对限权的政治改革持消极态度;三是他们也有很大的能量阻扰改革的进行，或者将改革从有形化为无形，或者将改革带来的危机和不利转嫁出去。假如一个集团如果同时符合这三条标准，可以称之既得利益者。以此衡量，大致可把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划分为七大类：第一类：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第二类：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第三类：国有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国企及其高管;第四类：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即俗称的“洋买办”;第五类是房地产开发商;第六类：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包括民营房产商、煤老板等实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第七类：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上述七类利益集团还可进一步把他们归类，分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一、二、三类，其组成人员是政府官员和国企高官;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四类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洋买办”、民营金融资本家;实业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五类一部分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知识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七类，其组成人员是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基本囊括了中国的既得利益者，是中国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那么，利益集团是如何形成的?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有些既得利益集团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变种;有些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过渡体制中产生的;有些私人部门，包括部分外企，也是一种既得利益集团;有些投机主体则利用不健全的过渡体制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

利益集团形成后，其最基本的维护利益的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的力量，借助制度安排，来影响或左右政府决策，从而达到所追求的目标。但和一般的以权谋私不同，既得利益集团谋取利益和好处，虽然形式隐秘，却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其理由是上得了台面的。因此，即使事后被察觉其意图，然因是合法的制度安排，无论是具体制定政策的官员还是背后的主张者，都可以不承担责任，没有政治风险。这是既得利益集团同贪污受贿的最大不同。

以央企和地方政府为例，央企拥有的各方面特权对民众生产的经济价值进行有利于自身的收入再分配，它是通过三种作用方式实现的：一是免费或低成本使用国有资源，如土地、矿产等;二是利用行政权力阻碍非国有经济的竞争，形成事实的垄断，制定垄断产品价格，获取垄断租金;三是以行政权力保证低成本的融资，如国有银行体制和对利率的管制保证央企能以低成本获取银行贷款，央企的资本市场特权能够保证其低成本的直接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则以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为契机，利用其相当程度的地方经济发展自主权和国有土地制度，通过土地财政模式获取收益。它的具体作用方式又有两种：一是掌控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供应，收取高额土地出让金和各类型房地产开发税收，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刺激地方经济发展，获得政治升迁，获取政治收益;二是在政府掌控的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中，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有利于其自身的收入再分配活动。这就是既得利益者的作用机理。

分利联盟

从利益集团的本质看，奥尔森认为，各种社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机会，无例外地都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增加总的产出，因此，利益集体的分利活动不但降低了社会的经济效率和人均收入，而且降低了经济增长率，还给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正鉴于此，奥尔森在阐述“分利联盟”的影响时，指出其危害有三：一是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二是加剧政治分歧;三是造成“制度僵化”。具体到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和改革造成的危害如下：

一是既得利益者使有利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改革举措出不了台或延宕出台，或者使已经实施的改革措施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工具。无论哪种情况，结果都会导致严重社会不公。这在收入分配改革、公车改革、高速公路的收费改革等方面，表露无遗。

二是既得利益者侵蚀公共权力，阻断国家与人民的联系，严重侵蚀执政党的执政基础。伴随国家形式出现的公权力，本是维护社会公平及社会和谐有效运转的保证。但现在既得利益集团以特殊的权力身份，合法的政治决策参与，以巨大的政策影响力来达到和实现将公权力私有化之目的，侵蚀了每一个公民的权益。既得利益者还渗透执政党内，借助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将党从全民利益出发制定的改革发展决策实际导向有利于其自身，使民众享受不到改革和发展的收益，党实际只代表某个或某几个阶层的利益，从而孤立党、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联系，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处于对立状态，从根本上有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三是既得利益者还损害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既得利益集团在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及经济治理方面，也损害了经济体制的效率。比如，既得利益集团在机构改革、国企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价格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要素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上对改革措施的扭曲，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中国目前的发展只靠透支未来、透支资源、透支人口红利来维持增长，严重陷入依赖投资与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从而变得不可持续。

四是既得利益者把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将弱势群体排斥在国家的政策和公共参与之外，使得人数庞大的后者只能被动接受加之于自身的不利影响，日益对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一种依附型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实际是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回归，有违历史的进步。

如何治理

既如此，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治理，成为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治理不等于消除，要想完全消除利益集团对政策、立法及政治过程的影响乃至利益集体本身，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控制。控制的方法就是美国政治学家麦迪逊所说的“遏制与平衡”，即一靠政府的遏制，二靠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法国启蒙学者卢梭也曾指出，控制利益集团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增加利益集团的数量来控制利益集团的野心。

然而，要靠政府力量和增加利益集团的数量来遏制和平衡既得利益集团的膨胀，就必须要求政府的决策、立法和施政过程公开和透明，发育和壮大不同的社会群体及其力量，这就要解除对社会组织一些不必要的管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允许独立工会、农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发展，或者将现有的政府色彩浓厚的利益集团社会化，成为它所联系和反映的行业和部门群体的组织。政府并且还要出台一套法律和制度来规制利益集团的发展，使他们竞争利益的行为公开和合法化。做到这一点，社会就必须民主化。

因为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开放和透明。民主的社会对公民没有秘密(这里的秘密不是指外交意义上的秘密)，政府乃至一切公共权力的运作是透明的，其规则是明确的，政府权力向每个公民开放，也即每个公民都有进入权力体系里的机会，而且这种概率是非常大的。在一系列规则的制约和社会监督下，虽然不能保证每个利益集团的力量一样大，获取的利益一样多——因为总有些利益集团基于行业特点或某种因素在某个行业或领域要比其他利益集团的力量大;但某个利益集团要想取得超出其他集团更大的利益，尤其是不当利益，很困难，即使一时通过某种手段可以取得，也不至于走得太远，造成利益的偏差或失衡——因为在民主国家，制度本身有一种自我纠偏的力量。所以，民主体制会带来不同利益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是社会不同利益的大体均衡，利益集团大致发育正常。

因此，要有效遏制既得利益的泛滥，迫使既得利益者站在社会的整体和长远角度考虑自身利益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政治，向社会开放权力，使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和运作公开和透明化，将权力置于广大民众的监督之下。当前而言，则应该做好以下几项改革：

一是从制度上切断政府官员和商业活动的联系。为此，要界定好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哪些是企业的权利，哪些是政府可以干预或调节的，以减少政府对市场对社会不必要的干预;加快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弱化政府对投资的主导和配置资源的权力;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得参与任何商业活动，任职期间不能获取额外的经济利益，并严格限制官员子女配偶从事商业活动。

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破除国企垄断。现在国企已经演变成为国家代理人的企业，和社会、公众无关。国企内部变相私有化已非常严重，隐性福利大大超越所有其他企业，而其垄断地位又意味着可以免于许多市场风险。即便国企发生亏损，最后政府还会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所以，政府必须建立各种制度机制，让社会监督国企，包括为国企划定市场边界，不能进入非垄断领域;改革国企的治理结构，国企高管可以获得高薪，但必须实行市场化招聘，且永远不能回去担任政府官员;改造目前的国资委，强化对国企的监管。

三是建立公众参与的决策机制。政府的运作过程必须公开化和透明化，在政策法规、工作制度、监管工作、人事管理、财务开支、决策信息方面要做到公开透明，给民众更多的知情权。同时，允许公民及其他社会团体参与政府决策过程;拓宽政务信息公开渠道，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实现政府公开化办公;建立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议机制。

四是加强法治建设。上述制度建设，都必须从法律上规定下来，任何个人、企业和政府都必须受法治的规制，法治建设还包括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具体策略

除此外，针对利益集团本身，还可实行如下一些策略：

策略之一，是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决策包括改革措施的出台进行公开辩论，在辩论中明辨是非，以此遏制目前少数人参与决策、主张权力和利益的事情。过去的改革不主张争论，现在应该变过来，这是因为，人们的权益意识已经大大提高，而且也学会了在争论中维护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微博、论坛等新媒体的出现，为人们的辩论和主张权利以及对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支持和便利。公共利益只有在辩论中才能达成最大共识，从而使过去谋于密室，少数人决策的公共政策很难出台，既得利益者也难从中谋利，因为它想得到更大利益，就必须在辩论中说服其他利益集团和广大人民，只有它获得的利益更多，社会才能进步，其他群体才能得利，显然，这是很难办到的。

另一方面，在公开辩论中也易形成明确的规则和规则意识。如果有了规则，各利益集团都按规则来博弈，事情就变得相对简单。这其实是利益表达、博弈、调控的制度化、程序化。当前，我们在这方面有所进步，各种听证会和意见征集等开始运用于公共决策中，缺陷是还不普及，听证或或意见征集的结果还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议题本身还掌握在政府和相关机构手中。这都是今后要加以改进的。

策略之二，是对某些影响较大的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规范，重建商业游戏规则，迫使其从经济寻租、政治寻租，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高质量服务、良好信誉等，谋求利润最大化。目前一些影响较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以地区、部门为依托，以行业利益为纽带，借助公权力、行政性垄断手段等，来获取特殊的经济性利益。对于这些已经形成的、客观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承认其历史形成的既得利益的同时，必须限制其特权，将其由“贵族”降为“平民”，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并规范其垄断行为，重新建立商业游戏规则，同时把市场准入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面向所有经济主体开放，尽可能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地位。

策略之三，是对各既得利益集团分而治之。既得利益也并非铁板一块，它们之间也存在竞争和冲突，甚至比既得利益与普通公众的冲突更严重，因此，在治理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应善于利用它们的矛盾和冲突，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最不好的办法就是使它们感觉到“危险”从而串谋在一起。当前要有效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先将那些民愤大而缺乏民意“正当性”的既得利益边缘化，这样，打破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就相对容易。

策略之四，是要在现行的既得利益之外，培养出新的利益来，同时对既得利益者逐步改革，改变他们追逐利益的方式。等到新的利益培养出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效果就好很多。新利益一方面对既得利益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能消化改革既得利益所产生的成本。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既得利益的治理涉及改革的总体规划，所以，要重视对改革的整体设计，制定全方位改革的具体规划。就像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一样，制定各个层次的改革规划，通过规划明确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主要路径、具体措施和行动步骤，并将这些规划落到实处。

（本文参考了丁学良、卢周来的部分观点，谨表感谢）

来源：中国经营报

台湾解严：并非蒋经国恩赐而是抗争的结果（4）

5月16日，台湾“省议会”14名党外“议员”，以国民党用表决方式强行通过“台湾省政府委员会委员超额预算”，“不符合省议会法规”为由，集体退会，抗议国民党控制“省议会”，不尊重“议员”权利；并发表辞职声明，提出改革国民党在台的“政治运作”。该声明毫不隐讳地说，他们希望通过辞职这一“坚决行动”，能唤起全台湾民众的觉醒，“造成政治改革的契机及民主法治的早日实现”。

　　上述事件是继5月7日数十名无党籍人士为抗议当局大量查禁党外杂志而举行请愿活动之后的又一震惊台湾政坛的事件，是对国民党统治的一次示威与公开挑战。事件发生之后，6名党外“立委”共同发表声明，支持14名党外“议员”辞职，并两次集体退席，以示对当局抗议。为迎接年底大选，使党外力量在选举中重新集结，10月中旬，组织了党外中央后援会，进行统一提名推荐，以对抗国民党强硬的提名策略与情治单位的各种监视、干扰和破坏活动。

　　恩威并施

　　国民党高层面对党外势力的不断进攻，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一种主张坚决镇压，一种意见恩威并施。蒋经国当时心情复杂，出于种种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必须在国际舆论中维持其多年苦心塑造的民主橱窗形象。同时，蒋经国又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心态，极力限制党外运动的生存空间，并企图对党外势力创办政治杂志、利用“议会”质询、参与选举三种主要动作形式实施进一步打击。

　　其一是加强对党外杂志的查禁、扣压，并对党外核心人物予以迫害。据港台报载：仅1985年1-4月，党外杂志被查禁71次之多，查禁率高达90%。6月份，国民党新闻机构又勒令《民众日报》停刊一周，理由是“严重为‘敌人’张目”。

　　其二是对党外人士利用“议会”讲坛斗争形式采取新策略，或是打疲劳战术，或是进行种种起哄。对党外“议员”多次提出的质询，或不予解答，或顾左右而言他。对党外人士提出的议案或是议而不决，或是强行否决。在5月16日“省议会”党外“议员”集体辞职事件中，国民党当局先是惊慌失措，继而采取“降低冲突”和分化瓦解的策略，转移民众的视线。另一方面则借以玩弄利诱威胁的阴谋诡计，对党外“议员”进行分化、离间及各个击破的伎俩，以瓦解党外“议员”的集体行动。台湾《亚洲人》1986年第19期。

　　其三是全力以赴阻止党外人士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获胜。由于国民党各级主管在选举中假公济私，党外势力在11月6日台湾地方省、市“议员”、县市长选举时举行抗议活动，并同警方发生冲突。国民党当局为制止事态扩大，出动宪警镇压，并逮捕了黄志诚、郑万居等11人，国民党的行径再度遭到党外势力的抗议。

　　随着党内外斗争的激化，党外势力进一步朝着争取组织化与合法化的方向发展，掀起了一个反“戒严”、反迫害的斗争浪潮。在这一浪潮的冲击下，国民党被迫从对外的镇压政策逐步转变为容忍、让步政策。

　　许信良闯关

　　党外势力争取组织化与合法化的斗争是从1986年初开始的。是年春，党外公证会决定成立地方分会。台湾当局欲以“不合法”为由，扬言予以取缔。党外公证会于4月18日晚召开理事会，讨论对国民党当局既定立场的态度。理事长尤清声称：公证会筹设分会是党外组党的准备步骤，一旦国民党动手取缔，将可能促使加快组党的步伐。1986年4月19日《自立晚报》

　　5月1日，党外人士许信良、谢聪敏、林水泉等人在美国纽约组建了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许信良任临时主席。该委员会发表声明称：组党的目的有二，其一是为了“争取人民组党的权力”。该党正式成立后将于1986年底台湾举行大选之前，由许信良带队迁党回台，“突破党禁”。许信良声称：“我们三人回台湾，虽不一定会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结果，但前途未能预卜，然而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就是有人甘冒‘入地狱’的危险。人们必须要带头，我们三人有信心。”新华社1986年5月2日纽约电。其二是加强民主运动。该组织成立时有113人，其中包括江南遗孀崔容芝、陈文成遗孀陈素贞、施明德妻子艾琳达等，该组织也包括“台独”分子。台湾当局对许信良等的行动极端重视，警方也密切注意他们的行踪。许信良等人后来为迁党回台，演出了闯关一幕。

　　与台湾民主建党委员会成立同时，中国国民党同志行动委员会也在美宣告成立。该会总联络人陈抗生说：设立此会是因为一些党员对国民党现有组织没有信心。希望利用海外较好的条件，将失散在各地的国民党党员及留学生组织起来，激励国民党，并在整个中国的架构下，加速民主步伐。他还认为该行动会或许和大陆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基本方向上并无差异，但后者了解大陆的情况，而行动会对台湾的情况较清楚，两者不致重叠。陈抗生还宣布，该行动会的宗旨是：

　　(1)承认中国领土上现有两个政权的存在；

　　(2)反对台湾独立；

　　(3)追求中国统一的目标。

　　陈还要求台湾当局充实或改革现有“中央民意机构”；试行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严禁选举舞弊等。1986年5月7日《美洲华侨报》。

　　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经国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被迫作出让步，答应允许党外公政会成立地方公会，但提出须以改名和登记作为前提条件。与此同时，在中介人的斡旋下，国民党当局开始与党外人士进行“政治沟通”。当党内外关系再度紧张时，台大教授胡佛、杨国枢、李鸿禧等人企图通过“政治沟通”手段化解党内外对峙情绪。此一主张被“总统府顾问”、前“监察委员”陶百川得知，他深知此时党内外沟通有助于彼此理解与政治和谐。陶百川借蒋经国召见之机，面陈“政治沟通”的必要性及意义。蒋经国对陶百川的建议深表赞同。1986年5月7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就党内外关系作指示说：中央政策委员会应本着诚心诚意，与社会各方面人士进行意见沟通，以促进政治和谐与民众福祉。针对党外争民主情况，蒋经国强调，“厉行‘民主宪政’的决心绝不改变，但任何足以破坏团结和谐、危害‘国家’安全以及影响全民利益的行为，不仅是‘法律’之所不许，根本与全体民众的愿望相违背”。《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10页。

　　蒋经国上述讲话表明国民党当局对党外势力的镇压政策已转变为沟通政策。此后陶百川的主张也获蒋经国批准，陶邀约胡佛等3人面商沟通事宜，决定于5月10日当面沟通。当党外代表邀请函发出之后，部分党外激进派人士不赞成沟通。党外公政会台北分会人士突然宣布正式成立台北分会。此种做法引起台湾情治机构不满。虽有党外公政会台北分会的节外生枝，但到5月10日，除党外黄天福外，原先预定主客均按时到会参加第一次党内外沟通。国民党方面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政策委员会三位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和黄光平。据中介人李鸿禧回顾第一次沟通会议时说：经过你来我往的争论辩难，到最后，与会人士对共同关切的问题达成三项结论：

　　(1)参加人士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具有共识，至于如何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仍有待于继续磋商；

　　(2)参加人士对公政会与其分会的成立都表示同意，至于对登记及名称问题，仍有不同意见，有待于进一步磋商；

　　(3)参加人士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要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

　　对于此次沟通会议，港报曾评论说：

　　“国民党与在野党人士的去年相互对立，彼此猜忌不信，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为党外公政会及其地方分会的扩充成立，党内外急剧冲突已达沸点，朝野民间正为一场巨型风暴是否即将发生而惶惶不安时，通过这次沟通会谈，双方竟然能仍同桌共席地检讨政治环境，异中寻同地理出若干共识，不惟使一场政治冲突缓和下来，而且启开彼此互信之门”，这实是“政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契机”。香港《百姓》半月刊1986年7月1日。

　　第一次沟通会议之后，“乍现的和谐曙光”很快又被层层乌云遮蔽。一方面党外阵营完全不理会公政会与地方分会的登记名称仍有待磋商的决定，而是援引国民党同意公正及地方分会成立，在南北各地纷纷筹组成立。5月19日，《自由时代》系列刊物负责人郑南榕发动了“五一九绿色行动”。公政会也参与了此次行动。党外人士指挥请愿队伍到“总统府”前广场请愿，要求台湾当局立刻“解除戒严”，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在此情形之下，公政会负责人又传出不拟出席5月24日的党内外的沟通会议，而改派层次低的人员出席。此消息使蒋经国及中介人士感到：党外人士反复无常，不易相处。

　　另一方面，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原就不懂多元社会中民主的妥协之重要意义。他们看到党外人士与国民党代表平起平坐，沟通意见，协调办法，就坐立不安愤怒难熬。有些保守学者批判国民党中央的沟通政策为丑剧，坚持国民党要对“敌人”革命，否则就等于向“敌人”无条件投降。甚至有自称“中国国民党忠贞爱国党员自救行动促进会”者，散发《为五一零沟通丑剧告全党同志书》的传单，不仅指斥陶百川、胡佛、杨国枢、李鸿禧，而且盼蒋介石显灵，赋予蒋经国以智慧、勇气、魄力与决心，不要再姑息党外，以免死无葬身之地。与此同时，情治机关查封了党外人士康宁祥主办的《八十年代》杂志，并以“诽谤罪”严判党外《蓬莱岛》案，郑南榕被逮捕。

　　国民党当局在一面沟通之时，一面实行镇压之策，引起了台湾舆论界的强烈批评。党外人士在各地纷纷举行坐监惜别会、告别演讲会，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被判刑的党外人士林正杰说：最近他和党外一连串的人以不同罪名被判下狱的主要原因，是台湾“司法”欠缺独立和公正；同时，也因他在党外“首都公正会”中全力促成组党时间表等，触犯了国民党的最大禁忌。国民党当局一面喊沟通，一面又大肆抓人，是担心党外运动继续发展下去，变得无法控制。香港《镜报》1986年11月。党外人士开展的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民众的参加。同时，这些活动也加速了组党的进程。

台湾解严：并非蒋经国恩赐而是抗争的结果（3）

    颁布“戒严令”的目的：一是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二是为镇压岛内的一切反对势力，以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在军、警、宪、特铁桶式“戒严”体制的统治之下，台湾人民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统统被禁止与取缔。

　　自陈诚颁布“戒严令”之日起至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地区“戒严”，“戒严”时间长达38年之久，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是仅有的一例，也为陈诚所始料不及。随着整个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岛内民主力量迅速发展，台湾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满意台湾当局的军事独裁统治，要求废除“戒严令”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大趋势下，党外势力便将“解除戒严令”与开放“党禁”作为反对国民党的主要目标。

　　党外势力

　　在《美丽岛》事件后，党外势力同国民党抗争的最主要战场就是选举，只有通过选举，党外势力才能“合法”地从国民党的政权机构中争得部分职位，以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当时，党外势力候选人提出“延续党外香火”“追随前辈脚步”等政治诉求以争取选民支持。《美丽岛》事件的受刑人家属直接参加竞选，更具有向当局挑战的味道。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张俊宏的妻子许荣淑、黄信介的胞弟黄天福等都出来参加因台美“断交”而中止的1979年“中央增额民意代表”选举。

　　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周清玉身穿黑旗袍，披着写有“姚嘉文太太”的彩带，以《走那没有走完的路》为题，向观众诉说她的政治追求：

　　“一年以来，清玉和家人遭受极深重的困厄。在嘉文不死的信念与朋友的鼓舞之下，清玉又重新燃起了生之希望和奋斗的勇气。清玉愿以平和的心情、安详的态度，继续走那嘉文没有走完的路，希望下一代能有机会享受自由民主的果实。”

　　“清玉和党外人士别无所求，我们只要求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深知世界上的丑陋不可能自动改变，党外民主运动就是在为这个必须付出牺牲的改变而奉献，希望全体民众与我们一起走那没有走完的路。”陈红民：《台湾政坛风云》第143-14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4月版。

　　由于周清玉、许荣淑将自己的政见用最易打动公众社会感情的方式表述出来，加之社会公众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不满及对《美丽岛》案受刑人的同情，党外势力在这次选举中大获成功。康宁祥、许荣淑、黄天福、黄煌雄等当选为“立法委员”；周清玉、王兆钏、林应专当选为“国大代表”。后尤清又当选为“监察委员”。在这次选举中，党外势力维持着20%的选票，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翌年底，地方公职选举中，党外势力成绩也不错，党外势力开始走出高雄事件的阴影，意味着党外运动的重建。

　　高雄事件后，党外势力无疑是奉康宁祥为其领袖的。

　　康宁祥是党外一位非常有影响的人士。他1938年出生于台北市一个小业主家庭，30岁时才从台湾中兴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普通加油站工人。由于他全身投入政治运动，他在1972年当选为“立法委员”，1975年连任此职。1977年他又领导党外竞选市长与“省议员”活动，并将党外青年代表许信良、林义雄、张俊宏等推到岛内民主运动的大潮中。康宁祥主办的《台湾政论》是继雷震《自由中国》之后最具震撼力的党外杂志。高雄事件发生当天，他曾从台北南下高雄声援，到现场后见气氛紧张，估计要出事，为避免冲突遂先期离“《美丽岛》事件”中，该杂志发行人、“立法委员”黄信介在警方逮捕行动中被“请”上车。开。高雄事件后，康作为党外仅存的元老，为组织军法大审的辩护律师团出了大力。

　　随着党外势力的复苏，投入党外运动的人愈来愈多，成分愈来愈复杂，内部的意见愈来愈不一致，随之使党外势力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派系横生。对于党外运动中的派别曾有各种各样的分法。1980年，联邦德国籍政治学者杜勉曾将台湾政治体系中反对派分为五派：

　　(1)行动派：以《美丽岛》杂志社人员为代表，但在高雄事件后解体。

　　(2)孤星派：以《美丽岛》杂志核心分子家属为主。

　　(3)民族社会主义派：他们是意识形态取向最浓的反国民党势力。

　　(4)地方派系：他们的群众势力多以地缘为依归。

　　(5)自由派：以康宁祥为核心，主张体制内改革和领导结构的台湾化。东方一：《台湾在野政治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载《台港澳情况》1987年第23期。

　　台湾风云论坛社出版的《透视党外势力》一书中，艾思明也把党外势力分为五派：

　　(1)承继传统势力的主流派：

　　(2)群众运动取向的行动派；

　　(3)以“黑派”为代表的地方派系；

　　(4)基督长老教会和宗教势力；

　　(5)民族社会主义。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邱垂亮，1983年曾以“拥康”、“倒康”为主线，将台湾党外势力分为四派：

　　(1)党外主流康派，或称“体制内改革派”、“温和自由民主派”，包括费希平、张德铭、黄煌雄等人。

　　(2)继承《美丽岛》政治运动的“台独”派，或称“行动派”、“革命派”。以许荣淑和林世煜、周清玉、尤清等人为主。

　　(3)以李敖的绝对反国民党、绝对反抗、绝不妥协的绝对主义者，和以林正杰的改革体制主义为主的党外势力。

　　(4)以陈映真、王拓、苏庆黎等人为主，以《夏潮》为阵地的“社会主义一派”。东方一：《台湾在野政治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载《台港澳情况》1987年第23期。

　　党外派系分歧公开化是于1982年5-6月党外“立委”集体放弃杯葛预算审查和康宁祥等4人访美开始的。

　　1982年5月，“立法院”审议“警总”的预算，党外“立委”要求“警总”司令到会接受质询，遭到拒绝。党外“立委”出于气愤决定杯葛预算的审议。因质询当日出席会议的党外“立委”仅7人，根本不足以杯葛、康宁祥等经紧急磋商，决定提出三个条件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放弃杯葛。此事本属正常，康宁祥处理并未错，但较激进的林世煜闻讯后，在其主编的杂志《深耕》上批评康宁祥向国民党妥协、放水，是“喝国民党的圆仔汤”。李敖对康也进行讽刺与责骂，要康对国民党的政策多放火，少放水。这就是所谓“批康运动”的缘起。

　　同年6月，康宁祥多方联络，由“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发出邀请，康宁祥、尤清、张德铭、黄煌雄4人赴美访问。康认为这是党外势力首次以团体方式踏上国际舞台，其意义非比寻常。此间，批康运动逐渐升级，康为党外杂志群起围攻，连美国之行都遭批判；批康与党外阵营内部的争论持续3年之久。康宁祥后来回忆说：“高雄事件发生以来，老康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在党外杂志产生一些反应”，“老康‘出国’时，党外杂志连他英语不好都要大做文章”，说他“英文那么破，‘出国’干什么”？三年半来的批康就是在这种混淆不清、纠缠复杂的“老康情结”下，愈结愈深。陈红民：《台湾政坛风云》第151页。

　　1983年底，台湾将举行“增额立委”选举，因观念上的分歧与争论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分裂。1983年3-4月，党外人士谢长廷酝酿组建“党外人士竞选后援会”，该会9月18日正式成立。因在候选人上存在着分歧，激进的党外人士于9月份成立了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观念上的分歧与组织上的分裂使党外势力遭到重创，在“增额立委”选举中，虽然江鹏坚、尤清、张俊宏等人得以当选，但康宁祥、张德铭与黄煌雄均告落选。党外势力在困境中艰难跋涉着。

　　1984年9月，由党外人士组成的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跃上台湾政治舞台。该会具有政党雏形结构，费希平任理事长。公政会成立之后，国民党当局震动很大。1984年11月21日，党籍“立委”蔡友士质询“内政部长”吴伯雄，询问公政会成立的“法律”依据。吴伯雄答称：公政会等类似组织为“非法组织”，应自行解散，停止活动，否则将责成有关机关“依法”取缔。

　　党外人士闻此讯息后，即刻在吴讲话当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对策。会后党外人士发表声明称：

　　(1)“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系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法律”，与后来颁行的“宪法”在人民集会结社自由权上有所不符，其“法定”效力尚有可议。

　　(2)目前的其他政党，也都未“依法”登记在案。

　　(3)“执政党”应保持宽大胸襟，勿使政治对立升高。

　　针对党外声明，“内政部”宣称：政党并不属于一般社团，并不适用一般社团据以成立的“法令”。党外“立委”立即反唇相讥，他们进一步提出两份书面质询，矛头直指“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是否“合宪”。在一场唇枪舌剑之后，党内外矛盾已达极点。

　　1985年，党外势力以陈水扁旋风为其先导，展开了同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作为后来民进党核心骨干的陈水扁，这里不能不作扼要介绍。

　　陈水扁，1951年2月18日出生于台南官田乡一个佃农之家。因家庭贫困打着赤脚读完小学。1969年，陈考入台湾大学工商管理系，因他酷爱法律，后休学准备重考。1970年他又考入台大法律系。1974年大学毕业至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他始终未与党外反对运动有直接接触。1980年，台湾当局对《美丽岛》事件主角进行军法审判，党外势力组织律师辩护团。当时，台北“市议员”张德铭律师找到陈水扁，要求他为党外势力的龙头老大黄信介辩护。从此，陈也走上了反对派道路。同年年底，陈因替黄辩护关系，也积极在幕后为黄信介之弟黄天福与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助选“立法委员”。1981年，陈水扁与康水木、谢长廷、林正杰打着“民主制衡进步”的旗号参加台北市议员竞选，陈以高票当选。1984年暑假，陈受邀赴美参加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年会。9月返台后紧锣密鼓谈论组党之事，并成立了组党促进会。国民党当局对此刻意打击。10月间，《蓬莱岛》杂志“以翻译代替著作”7字官司爆发，陈以挂名社长身份受牵连。1985年1月12日，法院以“诽谤”罪判处陈水扁有期徒刑一年，外加200万元赔偿金。陈愤而辞去“市议员”之职，并宣布拒绝上诉，以示严重抗议。同年9月赴台南竞选县长，以高票落选，11月18日偕妻子吴淑珍赴台南谢票时，因车祸妻子成残疾。1986年4-5月间，陈探头测风，出任“五一九绿色行动本部”发言人，随即被法院传讯，5月30日判决确定，刑期由1年改为8个月。被判刑后，陈水扁扬言要进行人权进军，顷刻，岛内舆论沸沸扬扬，席卷整个台岛的“陈水扁旋风”是党外在舆论上先声夺人的第一仗。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以“取缔非法组织”为名，要求党外公政会易名。

　　面对台湾当局这种公开胁迫，党外势力在克服内部歧见之后，向当局表示绝不退让、妥协的立场。4月，《美丽岛》案服刑人施明德为抗议当局压制民主，镇压异己，在狱中宣布绝食，党外人士在岛内掀起抗议浪潮。5月7日，党外人士数十人，在台北市高举标语牌，举行了抗议“警总”及有关情治单位肆意查扣杂志的请愿示威。这是党外人士30多年来在台北市内第一次抗议当局的联合行动。接着，党外势力又在自己杂志上公开披露了“警总”镇压党外杂志的秘密文件，痛斥当局炮制“中兴专案”及“春风专案”的卑劣行径。

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二）

第七单元　民主运动的发展

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二）

党外选举组织化的开始

由于1980年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中，美丽岛的受难者家属的高票当选以及辩护律师尤清的进入监察院，鼓舞了更多的受难者家属及辩护律师参予选举，投入党外阵营。1981年11月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党外为了向选民展示群体的形象，逐渐酝酿以1980年当选的党外中央民意代表为主体，集体向选民推荐党外的候选人。集体推荐这个构想，在1981年9月9日党外人士前往屏东参加苏贞昌执业律师10周年庆祝茶会后，初步定案，决定以党外立法委员为主干，提出一分类似政党提名的推荐名单。

这次的地方选举，党外人士提出一个共同主题─「制衡」的观念，「民主要制衡，制衡靠党外」、「党外、制衡、进步」等标语，成为党外候选人的共同的口号。在这次选举中，出现绿色系列，书写「党外」字样的绿色旗帜，竞选传单也有多人共同采用绿色，自此以后绿色逐渐成为党外运动的色彩，今天民进党自称「绿色」，其来有自。

选举的结果，党外又有相当的成绩，在县长方面，屏东县丘连辉、彰化县黄石城、宜兰县陈定南当选；省议员方面11人；台北市议员8人当选。在当选的党外人士中，较受瞩目的是担任美丽岛被告辩护律师的苏贞昌、陈水扁、谢长廷皆高票当选。这次党外竞选的过程和成果，又为党外民主运动注入新血，而推荐制度也为这个无名的政团，增加了一点凝结作用。党外在此次选举中的组织化行动、具体的领导核心、统一的政治符号，已具备政党的雏形。

党外运动走出台湾

党外在经过1981年省市公职人员选举的推荐制度，而获相当成果之后，当时党外领袖康宁祥，开始与党外立委黄煌雄、张德铭等人讨论到，党外除了在国内参予选举扩大民意基础之外，也应该拓展外交力量。尤其是在考量台湾日益艰难的外交处境，攸关台湾主权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成为国内各界关切的焦点，而国民党当局又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因此康宁祥等人遂有主动出击的意念。1982年6月29日，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尤清等4人，透过「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的邀请，做了一次为期40天访日、美之行。

在面对美国朝野人士时，他们强烈表达以下三点台湾人权的意见：1.美国与中共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能违背台湾1,800万人民的意愿和决定，攸关台湾未来的前途，必须给予这个岛上全体住民自由选择的机会。2.目前中共领导阶层年事已高，5到10年内权力结构必然会更新，希望美国不要用律师接案时想急切解决问题的心态，来处理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那是不切实际的。3.西太平洋地区维持安定的枢纽，在于确保台湾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而促进台湾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加速内部的民主化，未来5年到10年内，将是台湾发展民主政治的最好的时机，除了党外本身的努力以外，希望美国各界能够严正注视此一发展。

「四人行」除了在美国与朝野人士接触之外，并与旅美台湾同乡广泛的会商，四人访美行程，更为旅美台湾同乡带来热潮。康宁祥等人在离开美国前向全美24个同乡会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以人权与安全并重的基本原则，让这些旅美台湾同乡团体达成协议，共同要求美国继续提供台湾防卫性武器。

康宁祥等4人在美国对于人权的主张，虽然使国民党当局难堪，但是他们确保台湾安全的主张，帮助华府了解形势，定下军售台湾的决心，却又使国民党暗中叫喜。以此观之，四人行显示党外在外交上，能够发挥有别于执政党当局的角色功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篇题为＜里根政府接触到台湾反对派人士＞的评论中提到：「保守派政府的代表们，首次与台籍政治领袖之间，有了一次高阶层的接触，而过去一向只有支持人权的自由派阵营，才支持这些台籍人士……那些希望继续与台湾保持关系的美国保守派人士，已经开始扩大他们对台湾人民的定义，在他们的心目中，台湾人民将包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人，以及国民党的支持者。」

批康浪潮与党外内斗

尽管康宁祥等人开拓出新的路线，但是某些诉求显然也于国民党有利，因此部分党外人士，特别是年轻的新生代，怀疑他们访美是为国民党做说客，因而掀起批康的浪潮。另外，党外在最近几次的选举中，都能获得一定的席次，派系之争、权力之争也就在所不免。

1982年5月，党外立委为了审查警备总部预算，指定要警备总司令到席接受质询，但警总以军令、政令系统不同，拒绝前来。这个举动引起张德铭的不满，而发动党外人士杯葛警总预算，但当日党外立委没有到齐，而国民党早已严阵以待，出动足够人员以便表决。党外立委眼见杯葛难以奏效，于是与国民党条件交换而停止杯葛行动，一周内国内各方均称这次是党外的胜利。

但是事隔两周后，由许荣淑发行、林世煜主编的《深耕》杂志，却公开指责康宁祥「放水」、「喝国民党的圆仔汤」，接着《深耕》推出「放弃杯葛，党外还有什么」的专题，李敖发表＜放火的，不要变成放水的＞；丘义仁＜批评党外，刻不容缓＞，掀起日后党外杂志长期批康的序幕，而党外路线之争也现出端倪。

接着，《八十年代》与《深耕》等党外杂志展开一连串的论战，综观党外内部的争执，从文字表面上大致可以归纳出三种观念：1.杯葛与妥协；2.改革体制与体制改革；3.群众路线与议会路线之争，而攻击的一方，往往将这三组观念予以二元对立的画分。然而，了解党外内部结构及其人际关系的人，都可以知道这些批判性文字的出现，不单纯只是路线之争与观念互异所致，其中还有「权力之争」、「派系之争」及人际间的恩怨和个人心理上的问题。

此一批康运动长达三年，其中最具带头作用，所下工夫最深的，要算是作家李敖，这位自称兼具「善霸」与「恶霸」性质的作家，对于康宁祥的言行，更常提出尖酸的讽刺与责骂。虽然李敖声称「志在搅局」，但是他提出「战斗是检验党外的唯一标准」的口号，对于性好激进的部分党外青年，颇具鼓舞作用。不过在批康文字中，并非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立场、心态、观念、理想与动机。政治学者彭怀恩言简意赅指出：由于渐进派领袖康宁祥采取的问政方式，引起激进派的疑虑；再加上权力分配的龌龊，于是造成批康风潮。

党外的分裂

1983年12月增额立委选举，为了未雨绸缪，4月16日，由21位党外中央民意代表、省市议员、党外杂志代表，共同通过「七十二年党外人士竞选后援会草案」。所谓后援会，原本是脱胎于1981年的地方选举的「推荐」制度而来，党外鉴于该次选举推荐制度的成功，乃思更进一步加强组织。不过1983年的后援会，原本是要使党外更加组织化，但是在筹备过程中，却反而成为党外阵营分裂的触媒。过去的「巡回助选团」及「推荐制度」都是由党外领导人物发动，运作的模式上是「由上而下」。相反的，后援会是希望透过民主形式推举出候选人，这是「由下而上」的政治动员，对党外既有的权力结构，不啻是革命性的改变，冲突也就由此而起。

后援会在筹组时，部分新生代提议在后援会章程中规定，候选人要先经后援会内部初选通过才能参选，康宁祥则主张后援会应保障现任公职者的竞选资格，显然康宁祥担心好不容易才发展出来主流势力，会在权力重组的过程中，遭到新生代的排挤。康的这项主张立刻遭到新生代的强力反对，尽管后来这个保障现任公职人员的条文，作了妥协性的修改后被接受，但是党外新生代已自行成立「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简称编联会），编联会的成立，说明了党外新生代和党外公职人员之间，再也不能维持表面的和谐。

1983年的立委选举，由于许多地区党外人士参选意愿强烈，形成互不相让之局，党外后援会显然也不能完全发挥组织运作的功能，而必须迁就现实的条件。因此，原本以「提名」为主的党外选举后援会，结果却出现许多开放竞选及征召参选的情形。

在选举时，党外中央后援会提出了包括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全体的住民共同决定；彻底施行宪法，废除临时条款，解除戒严，恢复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基本权利；全面补选中央民意代表，重组国会等10项共同政见。「住民自决」的观念，是党外诉求的一个重要主题，党外候选人推出了一个口号「民主、自决、救台弯」。

这次选举，引起民众最热烈反应的，要属林义雄之妻方素敏从美国回来参选，每一场政见会都是人山人海，林宅血案再一次的震撼人心。党外新生代吴乃仁、丘义仁、林世煜等人，为了对抗康宁祥的主流派，全力支持「美丽岛系」的人士参选。选举结果，美丽岛系的方素敏、许荣淑，大审辩护律师江鹏坚、张俊雄当选，然而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均告落选，海内外朝野为之震动。

党外刊物

康宁祥的落选因素错综复杂，但其中党外新生代杂志的批康至为关键，杂志对党外舆论的影响有不容忽视的力量。因此，党外杂志如雨后春笋的出现，大致上有康宁祥的《八十年代》─《亚洲人》─《暖流》的「八十年代系列」；周清玉的《关怀》；许荣淑的《深耕》、《生根》、《台湾年代》﹔苏秋镇的《代议士》﹔黄天福的《钟鼓楼》、《蓬莱岛》﹔林正杰的《前进》；尤清的《博观》﹔黄煌雄的《开创》。此外，无力参与选举或对「公职挂帅」路线不满的人，或认为办杂志有利（名）可图的人，纷纷自办刊物，如邓维桢的《政治家》、《民主人》﹔郑南榕叶菊兰夫的「自由时代系列」周刊（包括《自由时代》、《先锋时代》、《民主时代》、《开拓》、《发展》、《民主天地》）﹔丘义仁、吴乃仁、刘守成等党外新生代的《新潮流》等。

民主进步党的雏型

1984年初，党外的民意代表有感于党外要进一步迈向组织化，有必要成立一个常设机构，执政当局立即表示不准，但是党外仍继续讨论组织章程。5月21日，正式成立「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简称公政会），推举党外立委费希平为理事长，市议员林正杰为秘书长，林文郎为财务长。该会虽然成立，但国民党一再表示要取缔这个未依法登记的团体，费希平等人认为登记并无不可，但一向自称「台湾第一勇」的陈水扁及部分新生代，认为登记无异向国民党妥协。在国民党的恫吓及党外内部的争执中，公政会于9月起，正式在台北青岛东路公开挂牌。

12月6日，公政会理事长费希平主动给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一封信，表明与之沟通的意愿。这封信由报刊公布后，立刻引起党外内部的争议，其中陈水扁、丘义仁等党外新生代及作家李敖的反对声音最为强烈。陈水扁甚至有「鸡给黄鼠狼拜年」的比喻，来嘲讽费希平；「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会长丘义仁认为给蒋彦士的信是很糟糕的事；李敖也发表「不怕他拆‧怕你拆」，对此事冷嘲热讽。备受责难的费希平遂宣布退出公政会，由尤清接手理事长，谢长廷担任秘书长，王兆钏担任财务长。

国民党当局原声称要取缔公政会，但是在公政会致函蒋彦士之后，行动缓和下来。接着「江南案」发生，国际舆论对国民党不谅解，公政会的压力因此大为减轻，公政会在未受国民党当局承认，也未受到取缔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下去，成为民主进步党组党的先声。

柒、局势的变化

党外运动能够蓬勃的发展，除了党外人士的奋进外，而尚能得以免受「美丽岛式」的镇压，其中一个原因，是岛内发生了震动国际的事件，各国（特别是美国）对台湾的民主发展关注有加，另外岛内人心的向背，都使得国民党对于反对运动，不得不有所节制。1980年2月28日的林宅血案，国民党备受国际间的指责，然而类似的白色恐怖事件，并未因此终了。

陈文成案

1981年7月3日，美籍华裔学者陈文成被发现陈尸于台大研究生图书馆大楼前。陈文成原本在美国教书，暑假返国探亲，因他在美国与台独人士有所联系，出事前两天曾被警总约谈。案发后警总表示陈在约谈结束后，即自由离去，可能是心理压力过大而跳楼自尽。陈文成的遗体，后脑部挫伤、十三根肋骨断裂、腰部脊椎骨折断三节、骨盘裂伤、胸腔、腹腔大量内出血，另外尚有几起明显外伤。因此，海外各界认为陈文成不是被警总拷打致死，就是被灭口。由于陈具有美国籍，所以引起极大的风波，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向国府抗议，要求加以调查，然此案后来亦无结果成为悬案。

林宅血案、陈文成案真相虽未大白，但是与情治单位似乎脱离不了关系。蒋经国的班底中素有「文李焕、武王升」之称，党外势力抬头后，国民党内部对于处理反对势力的看法上，也出现了鹰派与鸽派的歧异，鸽派认为镇压反对势力的成本过高；鹰派则认为纵容反对势力将付出严重的代价。1977年选举过后，李焕失势，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势力高涨，经过1978年12月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升进入中央常务委员会，并以中美断交，为因应北京方面新的政治情势为由，在政权高层内成立「复国小组」（后改为刘少康办公室），自任召集人，王升势力的高涨。虽然蒋经国仍有开放的倾向，但当时对外再度面临危机；对内又有党外的挑战，党内的菁英们容易倾向鹰派的想法，加上蒋经国此时正为病魔所缠，所以才有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陈文成案。

病中的蒋经国对于属下的动作并非视而不见，1983年，他的病情奇迹式的好转，开始调整一些被他认为忠诚度有问题的人，5月，蒋经国下令解散刘少康办公室，王升调任国防部联训部主任的闲缺，9月外放巴拉圭大使。蒋卧病期间，王以刘少康召集人的身分坐享大权，该办公室俨然第二中央党部，招致党内部分人士的反弹；同时也对蒋经国的威权有所冒犯。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仍在于鹰派的处理方式及特务机关的妄动，导致镇压反对运动无效，且招来美国国会的批判，徒增国民政府的负担，才造成此波的人事调动，同时也是蒋经国对美国的一个交代。王升的失势，代表着国民党内部主张压制反对运动的鹰派观点，很难再起作用，而接着而来的「江南案」更加速此一趋势。

江南案

对国民政府及蒋经国伤害最大的莫过于「江南命案」。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的作者刘宜良（江南为其笔名）在美国的自宅车库遭暗杀，联邦调查局查出凶手为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及董桂森。据报载竹联帮与蒋孝武交往频繁，陈启礼经由情报局长汪希苓介绍加入情报局，化名郑泰成，编号730063。受情报局指使，陈启礼一行分别于1984年8、9月间潜入美国，刺杀所谓的「叛徒」刘宜良。陈启礼与吴敦逃回国后，被政府以「一清项目」的名义逮捕，董桂森逃亡海外（后在巴西被捕并引渡美国入监），美方要求引渡陈、吴二人未果，于是向新闻界透露已掌握一卷陈启礼为防万一所录制的录音带，证实有国民政府的情治人员介入其中。

蒋经国闻讯大怒，1985年1月10日，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并于1月13日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涉案。3月1日陈启礼的密友绰号白狼的张安乐，与一位替陈启礼保管录音带的「背影」（匿名），在洛杉矶台湾人社团举行的「江南命案座谈会」，宣布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国民政府虽判处陈启礼、吴敦、汪希苓无期徒刑，胡仪敏、陈虎门徒刑两年六个月，但却无法摆脱蒋孝武涉案的阴影，不得不外放蒋孝武驻新加坡商务副代表。此外，蒋经国并进一步宣布从未考虑蒋家的人继任元首一职，「经国的家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

情治系统的整顿

屡次闯祸的情治系统，不能不加整顿，1985年7月1日，蒋经国下令「国防部情报局」与「参谋本部特种军情室」合并，另组「军事情报局」，由参谋总长负责指挥，该局局长由原八军团司令卢亦光接任。此后在情治首长出缺时，皆以军事将领接任，而不用情治系统出身的人员，蒋经国曾向人表示，江南案反应出情治单位问题严重，亟待改革。

就在蒋经国整顿情治系统之际，警总忽于1985年9月17日以「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的罪名，逮捕高雄国际商专董事长李亚苹，由于李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美国务院要求立刻放人。对于在极力弥补江南案所造成伤害的蒋经国，这件事又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于是断然下令释放李亚苹，此后情治单位遂不敢任意逮捕党外及异议人士，亦不敢过度嚣张。

民进党组党时机的降临
在蒋经国极力的压抑下，1980年代中期以后，情治单位大为收敛，党外人士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党外运动亦更加活跃，因是有民主进步党的成立。另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当时党外气候已成，党外人士在各项选举中，皆有一定的选票支持，单靠镇压无法奏效。同时国民平均所得（GNP）也在4,000美元，人民期望获得权力的心态日浓，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持党外活动。

外国方面，1985年8月17日，美国总统里根签署「1986-87年度外务授权法案」时，要求国民党实施民主化﹔1986年2月菲律宾总统大选，反对运动领袖艾奎诺的妻子柯拉蓉（Corazon C.Aquino）获胜，原总统马可仕（F.E.Marcos）流亡海外，对国民党而言无异一大警讯﹔而党外势力与美国朝野关系越形密切，也让国民党不得不有所顾忌，这些都是蒋经国必须严肃以对的问题。

捌、民主进步党的成立

美丽岛事件后，党外运动固然蓬勃发展，但也山头林立各怀异志，步调并不整齐，特别是牵涉到权力，更显得零乱。但是主客观的形势，并不容许他们就此各自为政，在混乱中，仍有整合的必要，也因此新的政党—民主进步党因应而生。

既斗争又联合的党外势力

1985年11月，县市长及省市议员的选举，党外新生代的「编联会」及公职人员组成的「公政会」，必须思考如何来面对选举。这两个组织不和由来已久，除了路线互异、权力之争，公政会鉴于康宁祥的被斗垮，对这些年轻人不敢掉以轻心；编联会也因现实政治实力的考量，如果没有公政会的支持亦难生存，因此有共组「党外后援会」之议。

在经过踊跃的登记及协调的波折后，1985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在中泰宾馆召开候选人推荐大会。第二天各大报均报导后援会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且多放弃国民党文工会所规定的「无党人士」的称呼，而据实的称其为「党外后援会」。这种改变显示了党外经过数年的运作发展，已建立无可否认的社会基础，也说明了客观环境已不能阻止这个政团朝向更组织化迈进。

这次的选举，党外提出20项共同政见之外，又以「新党新气象，自决救台湾」为口号，显示出此时反对运动以「组织新党」及「住民自决」为重要的诉求。选举结果，省议员方面，后援会推荐18名当中，有11人当选；台北市议员，后援会推荐11名全数当选；高雄市议员6名当选3人。在县市长方面，虽然只有余陈月瑛当选高雄县长，不过，尤清在台北县、许荣淑在台中市及陈水扁在台南县，都激起选民聆听政见的热潮。

「地方党部」的设立

1985年11月地方选举的结果，党外及无党籍人士获得平均30%的选票，台北市更高达四成，党外受到这种战果鼓舞，又意识到1986年将有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因而希望能扩展党外组织，以更严密的组织来抗衡国民党，于是有设立类似于地方党部的「公政会分会」之议。1985年12月26日，公政会通过分会设置办法，分会的设立无异是表明党外的组织，将要进入全岛性的大结合，又可以看成是成立新政党的前奏，因此，国民党公开表示不宜设置公政会分会。

1986年2月间，各地党外人士纷纷筹组公政会分会，国民党则发动大批人力进行劝阻，分会筹组工作乃暂时停顿。4月9日，蒋经国指示12位中常委组成的「革新小组」（见第六单元），着手研议重大的政治议题，其中包括政党问题。4月12日，康宁祥忽然正式向公政会提出设立分会的申请，立刻引起各地党外人士的跟进。对于党外积极推展公政会分会行动，国民党于4月下旬表示，党外有分离主义的意识，因此不宜组织化，如果筹组分会，则连总会一并取缔，但国民党同意让党外设「联合服务处」。

国民党与党外的沟通

国民党虽对公政会有某种程度的让步，然而4月28日，11位党外市议员，径行在台北市议会宣布成立公政会分会，并且发表一分声明驳斥国民党所说的「分离意识」。这分声明对国民党产生何种影响不得而知，但5月7日，蒋经国表示将以诚心诚意的态度，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沟通，以促进政治和谐与民众福祉。5月10日，国策顾问陶百川及学者胡佛、杨国枢、李鸿禧出面邀请国民党与党外人士进行沟通。

其实，学者担任党内外居中协调的工作，早在公政会成立（1984年5月）之初，国民党准备强行取缔时，台大教授胡佛、杨国枢、李鸿禧、张忠栋，即已劝告政府若再有类似美丽岛冲突的发生，不仅党外将蒙受摧残，国民党也将受到极大的伤害，经过他们的沟通协调，局面才缓和下来。1985年底选举时，陶百川回国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借着面见蒋经国之机，直言朝野沟通的必要，获得蒋氏首肯，从此党内外沟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

1986年5月10日的沟通餐会，国民党由中央政策委员会三个副秘书长梁肃戎、萧天赞、黄光平代表，党外代表为尤清、谢长廷、康宁祥、黄天福（未出席）、费希平、张俊雄、江鹏坚、游锡 等八人。会中双方大致达成三项结论：
1.参加人士对于中华民国宪法的实施都具有共识，至于如何积极推动民主宪政，仍有待继续磋商。
2.参加人士对公政会与其分会的成立都表示同意，至于对「登记」及「名称」问题，仍有不同意见，有待进一步磋商。
3.参加人士一致同意，在磋商期间，要共同为政治和谐而努力。

这三项结论的达成，受到各界的称许，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大契机。

沟通的障碍

然而，在沟通餐会的同一天，朝野却同时出现了两个颇具政治意味的动作。以颜锦福、陈水扁为首的党外激进人士，不理会沟通的进行，就在餐会当天正式宣布成立党外公政会台北分会。从该分会成立大会的草率及仓促，可以推知显然是针对沟通之举而来。同一天，警备总司令部下令停刊康宁祥所经营的《八十年代》杂志一年，显示国民党内部的保守右派势力的不满。这两个动作，被认为是国内不满沟通的两个极端对立势力，蓄意破坏沟通的环境与气氛。从国民党内部极右保守立场的反应来看，他们坚持国民党要对「敌人」革命；而党外内部的激进人士，也以激烈言行来抵制沟通，对参加沟通的党外人士，加以口诛笔伐，认为跟国民党没有什么好沟通，例如，陈水扁则是直诋「沟通」为「钩通」。

另外，5月19日，激进的新生代郑南榕等人，主动发起一项抗议长期戒严体制的示威行动—「五一九绿色行动」，他们集合了约200位党外人士，手持标语、身披绿色彩带，集结在龙山寺，准备街头游行示威到总统府请愿，要求解除戒严。治安单位则派出千余名警察，组成数道人墙，不准党外人士出来游行，双方僵持了12个小时。

沟通餐会固然为党外争取了一些政治权益，但是沟通本身，同时也成为党外内部权力斗争的一种触媒；党外公政会酝酿成立分会，原本是为了加强党外整体的组织化，但是随着设立分会之争，却同样的成为党外内部斗争的另一个触媒。激进派人士为了争取党外的主流地位，以「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自我标榜，而将参加沟通说成是向国民党当局妥协、靠拢、甚至是出卖群众。这些激进人士采取激进的群众路线，如五一九绿色行动，表面上虽然是针对国民党而发，但是却也隐含着党外内部权力斗争的意味。

当一些激进的人士以激进的言行来争取群众，再配合一些手握杂志的新生代也以激进的言行，作为检验党外形象唯一标准时，其它的党外人士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遇有激进活动时，即使自己觉得不妥，也不得不参加。在党外这种气氛相互激荡下，对于正在进行的沟通，显然有负面影响。果然，5月24日的第二次沟通餐会，事实上没有任何进展。

本来预定6月7日进行第三次的沟通，但是此刻党外内部的气氛，显然已不便于沟通的继续进行。尤其是到了5月底，由于亲国民党的学者冯沪祥控告《蓬莱岛》杂志毁谤的官司判决确定（蓬莱岛杂志指东海大学哲学系主任冯沪祥以翻译为著作），发行人黄天福、社长陈水扁、总编辑李逸洋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这个判决，更加引起激进派人士的不满，认为国民党运用司法权来打击党外人士，乃进而更加杯葛沟通，排斥继续与国民党协商。以颜锦福等人为首公政会台北分会，更借机为黄天福、陈水扁、李逸洋在全省各地举办了7场「坐监惜别会」。

在坐监惜别会举办时，每一次的群众的聚会，动辄成千上万，激进派在群众大会上，痛斥沟通之举，对中介学者加以冷嘲热讽。气氛发展至此，沟通显然已无法继续，公政会原来参加或赞成沟通的人士，为了参予年底的选举，此时也不敢再轻言沟通。

坐监惜别会不仅使沟通中断，同时也使党外的斗争更加明朗化，台北分会的人士，经常在群众演讲时，暗指康宁祥的首都分会（5月17日成立）妥协、放水，又故意冷落前来参加的康宁祥、尤清等人，党外的派系斗争，公然在群众面前上演。党外激烈的内斗，对于新政党（民进党）的筹组，当然有不良的影响，而此时许信良在美国宣布将要组党，促成民主进步党的提前诞生。

正式组党的契机

1986年5月1日，党外正大举准备设立公政会分会之际，流亡海外的前桃园县长许信良，在纽约的联合国广场大酒店，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并预定8月正式建党，年底迁党回台湾。此一组党行动，对于台湾党内党外的政局，投下了一个变量。对国民党而言，以岛内的党外运动与海外的组党运动相较，当然宁愿取前者而舍后者，1986年下半年，国民党对党外采较宽容的态度或与此事有关。而岛内的党外人士，当然不愿在组党的动作上，落予海外之后。5月17日，康宁祥、林正杰等正式成立的公政会首都分会，其下即设有「组党行宪委员会」，并以1987年成立新党为目标。

7月初，党外公政会秘密组成「组党行动规画小组」，成员包括尤清、谢长廷等九人，开始具体规画组党事宜。8月9日首都分会在金华国中举办组党说明会，公开向民众征求新政党的党名；8月15日党外人士在中山国小举行行宪与组党说明会； 8月30日新生代的《新潮流》系也在吉林国小举办组党说明会，党外人士开始向群众进行宣传组党，各路人马热烈参与，但彼此步调分歧，群众则人潮汹涌，异常热烈。

街头运动的兴起

就在组党呼声响彻云霄之际，因为林正杰的毁谤官司，台湾的街头运动，正逐渐风起云涌的出现。由于台北市议员林正杰在议会中批评国民党籍议员胡益寿特权超贷一亿多元，9月3日，法院无视于议员的言论免责权，以毁谤罪判处林正杰1年6个月徒刑，林正杰当庭表示不上诉，同时展开一连串的街头运动，成为「街头小霸王」。

第二天开始，林正杰以「向市民告别」的理由，在各地街头演说、沿街游行，甚至南下中坜、高雄活动，参与的民众数万人，造成极大的震撼。那种大规模的游行，连续10几天，为30多年的戒严体制下所罕见，也突破以往的政治禁忌。林正杰的群众演讲及大规模游行，在险象环生中安然渡过，党外的士气因此受到鼓舞，台湾的街头群众运动也越演越烈。

组党的目标，显然随着街头运动所带来的亢奋而更为突显，当然，也可能因党外内部互相较劲而更彰显。组党筹备工作，与1986年底中央民代选举前的后援会推荐大会，可说是同步进行。9月19日，参加沟通的七位党外代表康宁祥、尤清、费希平等人，邀请全台党外代表讨论沟通事宜，会中决议由尤清、谢长廷、江鹏坚、丘义仁、李胜雄组成小组，进一步研议党名、党纲及党章。

民主进步党的诞生

1986年9月28日，全国党外后援会在台北圆山饭店召开，会中首先变更议程，把组党议案列入第一项提案，康宁祥提议由大会议决通过，展开会员联署为组党的发起人，并由大会订出时间召开成立大会。下午2:45，利用选举后援会开会的空档，召开新党发起人会议，由费希平主持，首先讨论是否先组织新政党成立的筹备委员会，并且决定党名。

下午5:00，再继续举行发起人会议，会中打算参加年底立委选举的朱高正，突然提出干脆就即日宣布成立新政党，今天推荐的人全部是新党提名的候选人。朱高正的提议，立刻获得在场张贵木、张德铭、谢长廷等人的认同，他们均表示行动要快以免夜长梦多，尤清也建议立即宣布组党，反正政党的政治主张、党章、党纲已经和各分会讨论过。会场气氛顿时热烈，终于在全场一致起立鼓掌之下，战后40年来，台湾第一个在野的政党─民主进步党，就在这种情况下意外的诞生。

国民党的反应

民进党的成立，对国民党带来冲击当然不小，不过在迅速研拟对策之后，决定采取宽容应对之策，不会有立即的箝制行动。9月30日，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副秘书长梁肃戎发表三点声明，内容大致为：1.蒋经国主席，为了达成社会和谐、贯彻民主宪政，诚心诚意与无党籍人士进行沟通，谋求共识，基本政策迄无改变。2.无党籍人士任何违法及激烈的行动，作为破坏手段，必将导致社会秩序等动荡不宁，有碍民主宪政建设，绝勿轻意尝试，不能对政府维护法治的决心有所误解。3.关于无党籍人士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一事，中介沟通人士建议应一本和谐安定主旨，尽量进行沟通，以促进民主宪政，如无党籍人士组党只停留在筹备阶段，当将四位中介人士的建议，转达有关单位。

10月15日蒋经国表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执政党将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先是，10月7日蒋在接见华盛顿邮报董事长葛兰姆女士时表示，政府将尽速取消戒严，但任何新党都必须遵守宪法，支持反共基本国策，并与台独运动画清界线。

对于蒋经国的谈话，民进党亦于10月11日发表声明加以响应，民进党在声明中表示，唯有宪法能严格遵守，唯有民主宪政能真正落实，台湾始可证明确有别于大陆中共，台湾才有资格和能力谈反共，因此，民进党决一本党外传统，为促使回归宪法作最大之努力与奋斗。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会一致通过两项政治革新方案，一为戒严令即将解决；二为修改「非常时期人民的团体组织法」，两者明示执政党当局对于新党采取开放宽容的态度。

民主进步党正式成立

1986年11月10日，民主进步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章、党纲，并选举主席及重要的干部，由年底不参加选举的江鹏坚当选第一任主席，新党至此完成形式与实质的建党工作。原先许信良等人，在纽约成立的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立刻易名为「民主进步党海外支部」。

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民进党提出了16项共同的政见，其中包括解除戒严、各党公平竞争轮替执政、中央民代全面改选、总统直接民选、省市长直接民选、实行精兵政策，裁减陆军加强海空军、发展独立自主的外交、修订刑事法规、办理全民健保等诉求。选举结果，民进党在立委赢得12个席次，国大代表方面，取得10个席次，而且民进党当选的22人中，有10人是最高票当选。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一直为国民党垄断的职业团体，也被民进党突破，民进党提名的两位电信局员工参加工人团体选举，王聪松挤掉国民党提名的全国总工会理事长陈锡淇当选立委；徐英美挤掉台湾省总工会理事长彭光政当选国代，民进党提名的吴哲朗也在商业团体当选国代。

这次的选举，可说是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在立法院中，民进党的席次加不必改选的费希平共13席，又有朱高正等强力抗争型的立委加入，再加上国民党籍增额立委时而与之呼应，国会的生态产生重大的变化。民进党出现，代表着台湾的政治已到了不得不变的阶段，然而另一个更大的变量，在民进党成立的第三年出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为总统，开始强力推行民主化、本土化，让台湾走入另一个新领域。

david3549tw

02-21-2011, 04:41 PM

第七单元　民主运动的发展

街头运动的兴起

就在组党呼声响彻云霄之际，因为林正杰的毁谤官司，台湾的街头运动，正逐渐风起云涌的出现。由于台北市议员林正杰在议会中批评国民党籍议员胡益寿特权超贷一亿多元，9月3日，法院无视于议员的言论免责权，以毁谤罪判处林正杰1年6个月徒刑，林正杰当庭表示不上诉，同时展开一连串的街头运动，成为「街头小霸王」。

第二天开始，林正杰以「向市民告别」的理由，在各地街头演说、沿街游行，甚至南下中坜、高雄活动，参与的民众数万人，造成极大的震撼。那种大规模的游行，连续10几天，为30多年的戒严体制下所罕见，也突破以往的政治禁忌。林正杰的群众演讲及大规模游行，在险象环生中安然渡过，党外的士气因此受到鼓舞，台湾的街头群众运动也越演越烈。


25年前台灣的街頭運動。。。。

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一）

第七单元　民主运动的发展

壹、《自由中国》杂志
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本土的社会领导阶层对于政治意态阑珊，复经过的耕者有其田，地主阶层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逐渐褪色，加上1950年代初期，许多的匪谍案、叛乱案，使知识分子对政治望而生畏，故此时期没有所谓的反对运动。直到1960年代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才再掀高潮，而这波民主的呼声，则是由《自由中国》杂志与台湾的地方选举，两股力量结合而成的。

自由中国创刊

1948年12月至1949年4月间，雷震、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在上海商议，对于时局的变化，应如何来尽国民一分子之力量以图挽救，结果，主张办个刊物宣传自由与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政治，《自由中国》的名称系胡适建议仿效当年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而命名。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创刊，发起人为雷震、胡适、杭立武等人，早先是用来供官兵阅读的刊物，1951年6月第4卷11期，言论开始转向批评国民党的贪污问题、党纪问题，致使雷震遭到开除党籍。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1岁生日，《自由中国》出版祝寿专刊，海内外知识分子雷震、胡适、陶百川等分向蒋介石提出建言，要求确立内阁制、军队国家化等诉求，引起蒋的不快，而此后《自由中国》的言论也益形激烈。

雷震，字儆寰，浙江长兴人，光绪23（1897）年生，1916年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由戴季陶和张继介绍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法治局编审、中央大学教授等职。1931年自学界转入政界，先后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国民政府迁台后，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监事及《自由中国》半月刊杂志发行人。从雷震的经历上来看，他是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员，也有人称雷是恨铁不成钢的国民党员。

激烈的言论

1957年，《自由中国》推出一系列定名为＜今日的问题＞的文章，评论台湾政治、军事、经济。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开宗明义的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他进一步的指出官方借着所谓的「非常时期」、「国家利益」、「基本国策」等大帽子，来推行党即政府，政府即国家的观念，一个国家只可以有一个党就是独裁的集权统治。

殷海光，本名福生，湖北黄冈人，1934年赴北平在哲学家金岳霖等人指导下研究逻辑学，后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哲学部。1944年参加青年军，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党中宣部编辑，1946任《中央日报》主笔。来台后，被台大校长傅斯年聘为哲学系讲师，1954赴美进修，翌年返国仍在台大任教，1957年聘为教授。

＜今日的问题＞之二，反攻大陆的问题，殷海光在分析人口、资源后指出，在相当的时期内，不可能反攻大陆，如果心存马上打回大陆，只会阻碍台湾的进步，亦即明白的说出反攻无望论。事实上，蒋介石早在1954年9月，已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本人坦率且完全的认识着：1.以现有的兵力不可能反攻大陆，2.为了维持士气非宣传进攻大陆不可。」蒋介石对内不改反攻大陆的口号，为的是继续遂行集权统治。

其它的主题包括「我们的军事」、「我们的财政」、「美援运用问题」、「小地盘大机构」、「我们的中央政制」、「我们的地方政制」，诉求裁减军备、革新财政、杜决贪污、解除金融贸易限制、缩减中央机构、回归宪法、停止党化教育、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任等，几乎是对国民政府做全盘的批判。

1959年初，雷震听闻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会议将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认定「增加临时条款内容并不等于修宪」后，遂于同年1月出版的《自由中国》第21卷第1期刊载＜欣幸中的疑虑＞，明确表示反对蒋介石连任；6月16日又发表了＜蒋总统不会作错决定吧！＞再度阐明上述的看法。当国大一届三次会议即将开会之际，《自由中国》更是连篇累牍的发表反对蒋介石再度连任的文章，如傅正的＜护宪乎？毁宪乎？＞、曹宣德的＜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杨金虎的＜岂容御用大法官滥用解释权＞、雷震的＜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几句话＞和左舜生的＜我们对毁宪策动者的警告＞等文。对于雷震等人的反对之声，蒋介石置若罔闻，如期举行第一届国大第三次会议，并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60年3月，蒋介石与陈诚分别当选正副总统。

结合本土菁英

《自由中国》原是由大陆来台的菁英分子所组成，他们的主张自然引起台湾本土菁英分子的认同，也因此双方透过地方的选举结合起来。1957年4月，台湾举行第3届县市长及省议员选举，台湾出现了所谓「党外候选人联谊会」，4月21日选举结果，台北郭国基、台南吴三连、高雄李源栈、云林李万居、宜兰郭雨新、嘉义许世贤当选省议员。5月18日，李万居召集全省无党籍人士检讨选举，雷震应邀出席此一会议并发表演说，此后《自由中国》开始探讨地方自治及地方选举问题。而此次选举期间适逢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返台，公开主张应由知识分子、教育界及青年出来组织一个新的政党，组党运动开始萌芽。

贰、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

组党的先声

先是，二次大战结束不久，雷震与蒋廷黼即构想组织一个新的政党，以监督和制衡民主宪政。1949年12月，蒋廷黼在美国宣布组织「中国自由党」，然此时国民政府甫迁台，蒋介石的军队及特务密布，组党工作在岛内亦难有所作为。1950年3月3日，蒋廷黼致函雷震：「先办运动，暂不组党……现在你们既然只能运动，弟何敢独异？」1952年，蒋介石向胡适表示：「请告诉蒋廷黼不要另外组党，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此语让胡适怀疑蒋廷黼本来就是国民党人，甚至是特务，遂失去共同组党之意愿。

1954年胡适回国参加第二届国民大会时，曾建议蒋介石将国民党分成两个对立的大党，以建立两党政治的基础，蒋对此一建议有所疑虑。胡适又建议将民社党及青年党结合成一个较有力的在野党，民社党的蒋云田颇为心动，但青年党的左舜生则兴趣缺缺，此事遂不了了之。

组党的准备

1960年的地方选举，组党的工作进入酝酿期。选举过后，无党籍及民主、青年两党人士于5月18日召开选举检讨会，强烈批评选举的舞弊。会中郭国基主张解散民、青两党，另组新党，与会人士起初并未打算讨论组党的问题，受郭演说的刺激，于是群起讨论组党计画，接着在各地以「选举改进座谈会」为名，做为组党之准备，而国民党的刊物，亦针对此一行动群起而攻。

由于国民党压制动作不断，1960年9月1日，选举改进座谈会发表紧急声明，强调组织新的政党是基于爱国心切，决不容警备总部干扰。同一天出刊的《自由中国》，殷海光以＜大江东流挡不住＞为题发表社论，强调自由、人权、民主是潮流所趋，非少数人可以遏阻。

自由中国案

1960年9月4日，《自由中国》杂志社会计刘子英涉嫌匪谍案被捕，新党秘书长雷震、总编辑傅正被警总以叛乱罪逮捕，《自由中国》亦遭停刊。国民政府逮捕雷震时，同时将中国民主党的所有文件抄走，因为案情风声鹤唳，造成许多筹备委员裹足不前，无心再进行组党工作，10月7日，高玉树代表筹委会宣布该党成立日期暂缓，俟胡适回国后再议，然胡适亦无意再接再厉，新党组党工作亦告停止。1961年的第五届县市议员选举，李万居、郭雨新、高玉树、许世贤、郭国基等11人组成助选团，在全省各地为参予新党组党的人士助选，以取得三分之一的席次为目标，选举结果，参予中国民主党的人士约占20%的席次，但此后组党的工作归于沉寂。

「自由中国」案，对于国民政府的形象造成了重大的伤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说：「它（自由中国案）削弱了我们（美国）反共的目标，而且损害了美国在整个亚洲的声望。它使我们丧失对台湾支持之正当的意识上的重要性。」华盛顿邮报批评：「与中国大陆上的野蛮镇压政策来相对比，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之作为，似乎常可以差不多算是自由主义的模范，任何那样的印象，已经被《自由中国》杂志社发行人雷震因叛乱而被判处十年的徒刑所严重戳破了……使得外面的世界对于台北与北京之间的区别弄的模糊不清，显示他们在这一方面享有着一副共同的极权的样子。」

参、校园民主运动

沉寂的年代

《自由中国》停刊后，1960年代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只有《文星》杂志（1957年11月创刊）发出一丝改革的声音，但影响有限，仅是在民主运动声势不振的时代中，给青年带来一点冲击。另外，就是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本土政治人物，如郭国基、李万居、郭雨新、许世贤等人，经由地方选举的管道，在议会中从事批判，但也是零星的行动。

《文星》最初以「文学的、艺术的、生活的」标榜，1961年11月李敖等人加入后，重心转至思想的论战，后半期对台湾的民主、自由思想具有重大的影响。但后来该杂志的作者李敖、柏杨也被捕下狱，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被迫停止授课，本已微弱的反对声音更无从听见。直到1970年代，台湾社会开始变化，国际外交的挫败，包括退出联合国、中日断交、钓渔台事件等，内政方面有中产阶级的兴起及官僚人事壅塞，为台湾的政治带来了变动的契机。

《大学杂志》的改革之声

1969年3月，国民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全面革新」的方针，6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此一全面革新的工作，便由蒋经国负责推动。革新势必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反弹，限龄退休也会遭到老一辈的阻挠，因此必须借重舆论的力量（特别是知识分子），来扫除革新的障碍。1970年10月，国民党秘书长张宝树在「青年人国是座谈会」提议出版《中国青年》，与会人士恐该刊物国民党色彩太浓而遭排斥，于是决定集体加入《大学杂志》来推动革新。12月，蒋经国在救国团演讲中，也鼓励青年人多发表意见。

《大学杂志》是1968年由台大毕业生邓维桢所创办，原是介绍文化思想的学术性刊物，国民党决定介入后，1970年下半年，大学杂志开始进行改组，次年1月，丘宏达出任名誉社长、陈少廷任社长、杨国枢任编辑委员会召集人，社务委员包括李钟桂、关中、孙震、张俊宏、许信良、陈鼓应等57人，开始大幅度的提升对现实政治的关切。

1970年8月，日本将钓鱼台列屿纳入领土范围，受到钓鱼台事件及海外知识青年保钓运动的影响，1971年4月，《大学杂志》发表＜我们对钓鱼台问题的看法＞，抗议美国宣布将钓鱼台并琉球移交日本，揭开国内保钓运动的序幕。4月15日，台大、政大的学生走上街头，6月17日，美日签订琉球移转协议，上万的学生展开大游行，此一学生运动并未受到政府的干预，甚且是默许学生做一些事情。

保钓运动落幕后，学生运动却悄然展开，《大学杂志》于1971年10月提出＜国是诤言＞，由杨国枢、张俊宏、许信良、陈鼓应、孙震等十五人联署，深入探讨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监察等问题。年底，台大举办「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等座谈会，邀请《大学杂志》主要成员参加，会中陈鼓应主张学生应自由议论政治。12月26日，336位大专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认识与主张＞，主张改选中央民意代表；12月27日，留美学生在华府举行反共爱国会议，成立「反共爱国联盟」。

1972年元旦，《大学杂志》提出＜国是九论＞，讨论包括保障基本人权，人事与制度、生存外交（1971年10月25日退出联合国）、经济发展、农业与农民、社会福利、教育革新、地方自治、青年与政治等问题。同一期，又刊出了陈鼓应的＜开放学生运动＞。学生运动的兴起，政府当局逐渐感觉控制不易，1972年4月9日，《中央日报》连续刊载「孤影」的＜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对学生运动痛加批驳，此文的出现，政府的压制已经隐约可见。

＜国是九论＞提出后的五个月，1972年6月，蒋经国正式出任行政院长，内阁开始本土化、年轻化，并提出十项行政革新，更于6月29日公布选举增额中央民意代表。此时《大学杂志》也开始探讨选举问题，但并没有如《自由中国》一般，与本土的政治人物结合，对社会大众影响较为有限，不过它对于校园的影响确不可小观。

鸟尽弓藏的台大哲学系事件

蒋经国原是借重青年的力量，来对抗守旧的势力，但是出任行政院长后，全权在握的蒋经国，此时已不再需要借助知识分子对付政坛老人。＜国是九论＞当然引起当权派的反击，1972年12月4日，台大论坛社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陈鼓应主张设置言论广场，并驳斥＜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哲学系学生冯沪祥暗指陈为匪宣传，学生钱永祥起而声援陈鼓应，台大训导处因此取消陈鼓应导师资格；钱永祥以污辱同学遭记大过。1973年2月，台大教师陈鼓应、王晓波，学生钱永祥被警总约谈，指其组织读书会阅读中共文件及毛泽东的作品，因查无实据而释放。

1974年，孙智燊空降台大哲学系主任，奉命整顿系务，将前系主任成中英打为共党同路人，并召开「哲学系紧急座谈会」，宣称整个哲学系、文学院乃至整个台大已被赤化。俟后教师陈鼓应、王晓波、赵天仪等14人被解聘，即所谓「台大哲学系事件」，从此校园政治运动亦告陈寂。

在政治压力下，《大学杂志》的成员开始分裂，留洋的一派另组《人与社会》杂志，而另一派则走入国民党内部，如李钟桂、施启扬、关中等。另外，在美国以「反共爱国联盟」而活跃的人士，如马英九、魏镛、郁慕明、赵少康回国后成为蒋经国「专业化」及「年轻化」的受惠者。校园民主运动虽属昙花一现，不过另一种反对运动—党外运动正方兴未艾。

＜附录＞钓鱼台问题

钓鱼台正式的名称是钓鱼台列屿（日本称之为尖阁群岛），为宜兰县所辖，其中最大的岛屿就是钓鱼台，面积4.5平方公里，另有赤尾屿、黄尾屿、冲北岩、冲南岩、飞濑、北小岛、南小岛等8个小岛组成，位于东经123度27分35秒至41分45秒；北纬25度58分25秒至41分45秒，离基隆102海浬，距琉球200海浬，而与琉球隔一琉球海槽。钓鱼台可能蕴藏石油，也是台湾北部渔民的渔场，盛产鸟粪可供作肥料，海芙蓉可治风湿，均未开发。岛上有淡水，可供两百人饮用，为渔民避风浪之地，并有渔民简陋的设备。钓鱼台不属于琉球的历史证据有：1.明永乐元年（1403）的《顺风相送》航海图：「福建往琉球……取钓鱼屿。」这是有关钓鱼台最早的记载，根据国际间原始发现原则，此钓鱼台属于中国法律上之依据。2.1543年陈侃《使琉球略》：「五月十日，南风甚速，舟行如非，……过钓鱼屿，过赤尾屿，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琉球的《中山世鉴》亦载有陈侃所述之事，可见钓鱼台不属于琉球。3.1556年，郑舜功从广东到日本，返国后着《日本一鉴》：日人称台湾为大惠或小东，钓鱼台小东小屿也，依据此一记载，则日本人早已认定钓鱼台是台湾的一部分。4.1562年，郭汝霖使日提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琉球地方山也。1970年日清谈判琉球问题，并未提及钓鱼台或尖阁群岛，可见日本根本认为它不属于琉球。直到钓鱼台问题发生，日本才宣称1884年日人古贺辰四郎发现此岛，但1970年，古贺辰四郎之子古贺善次说，其父到该岛时，早有人去过了。故古贺发现尖阁群岛的说法，其实有如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没有将早已生活在美洲大陆的印地安人列入考虑。马关条约日本取得台湾，钓鱼台亦纳入日本的版图，但1922年6月，日本出版的《冲绳治要览》；1939年出版的《大日本府县别地图并地名大鉴》，均未将尖阁群岛纳入琉球。1941年，台北州与冲绳县发生尖阁群岛主权之争，1944年东京法院判决该地属台北州。二次大战后，琉球为美国托管，美国将琉球归还日本后，日本即宣称对钓鱼台拥有主权。

肆、党外运动

反对运动的勃兴

经过1960年代的沉寂后，1969年，黄信介当选立法委员（终身职）、康宁祥当选台北市议员，可以说是「党外」运动的再出发。1972年，蒋经国组阁，决定开放更大的政治空间，是年年底的中央民代及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康宁祥、许世贤、黄顺兴当选立法委员，黄天福、张春男当选国大代表，党外运动逐渐展开。1973年，台北市议员选举，王昆和、张俊宏、康义雄、陈怡荣组成「党外四人联合阵线」参选，虽皆高票落选，但也造成台北市民众聆听政见的热潮。此后，随着每四年一次的地方选举及三年一次的中央民代选举，党外活动转趋热烈。

1975年8月，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为了迎接年底的立委选举，创办《台湾政论》做为反对派的宣传刊物，却在选前遭到查禁。但康宁祥、许世贤、黄顺兴依然再度当选，说明了党外有固定的票源，不易全面打压。「党外」本是对非国民党的泛称，黄信介、康宁祥崛起后，成为异议分子的代名词，并且在1977年的选举中发展出全岛的大串联，此次选举以党外名义参选者众多，且大有斩获，可谓空前未有的佳绩。（见第六单元）

中坜事件

1977年的选举，最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中坜事件」。战后台湾的选举，并未制定选举法，而只是根据不时互相矛盾的行政命令运作，在相关法规不完备的情形下，无孔不入的特务机构，很容易介入选举，操纵选举的过程与结果，买票、作票之事时有所闻。七○年代，因党外人士及其支持者，开始对不公的开票作业进行「监票」与抗议，而选举的热度益形升高。

11月19日，位于中坜国小的中坜市213投开票所主任（中坜国小校长）范姜新林假意帮忙两个老人投票，而将两张投给许信良的选票损毁，被民众发觉并举发，该主任在警察保护下躲入警察局，接着民众万余人包围中坜警局，警方开枪打死中央大学学生江文国及青年张治平，群众遂火烧警局。是时当局虽曾下令军队出动，到附近街道待命，但并未下令镇压。其后因许信良当选县长，事态未扩大。中坜事件使部分党外运动者发觉群众的力量而思加以利用，如黄信介；部分则感到群众运动潜藏的危险性不能轻忽，如康宁祥，于是党外的中心─康黄联线开始分歧，但也经由此次选举，使党外俨然形成「政团」。

余登发案与许信良去职

1978年中央民代选举，党外基于前一年选举的结果，更是积极的准备，但因台美断交，蒋经国宣布选举暂停。党外的「议会路线」因此受阻，开始转向街头，但康黄联线已然松散，党外人士转求高雄的党外大老余登发领导。原来党外人士千余人预备在1979年2月1日，齐集高雄县桥头乡为余登发举办生日晚会，做为党外的大串连。不料1月21日，余登发、余瑞言父子涉及吴泰安匪谍案被捕，翌日，党外人士在桥头乡、凤山市一带「散步」抗议，并组织「关心余登发父子被捕委员会」（旋改为台湾人权委员会），桃园县长许信良因未请假参与活动，省主席林洋港将许信良送交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议处。4月，余登发判处徒刑8年；余瑞言3年，另一方面，监察院通过弹劾许信良，林洋港遂予以大过处分，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裁定许信良停职两年。5月26日，党外人士又为许举行生日会声援，此后群众路线更加激烈，因此而有「美丽岛事件」。

伍、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杂志

正当余案、许案，党外人士奔走街头时，1979年8月，《八十年代》创刊，康宁祥担任社长兼发行人，此刊物大致上是走温和的反对路线。两个月后《美丽岛》创刊，黄信介任发行人，许信良为社长，代表激烈的群众路线。《美丽岛》的出现引发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制，9月8日《美丽岛》杂志在中泰宾馆的成立酒会，遭到所谓「反共义士」为主的《疾风》杂志派攻击，甚至丢掷干电池，《美丽岛》全省各地服务处也经常遭到不明人士的骚扰，虽报警处理亦不了了之。

12月10日，党外人士齐集高雄纪念世界人权日，终于引发了「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12月9日，《美丽岛》高雄服务社的工作人员姚建国、丘胜雄为世界人权日纪念会进行宣传时，遭鼓山分局的员警逮捕并殴打成重伤，引起党外人士的不满，此一「鼓山事件」即为高雄事件的前奏。

警民大冲突

12月10日，是国民党四中全会开幕之日，又是春元七号冬防演习的首日，故人权日纪念会的申请并未获核准，党外人士原定的集合地点─大统百货公司前的扶轮公园，早经军警封锁，党外人士临时决定改在新兴区的大圆环集合。当天下午，黄信介与南区警备司令常持琇达成协议，演讲照常举行，原定的会后火把游行则不准。但演讲进行时，人群中有人点起火把并逐渐扩大，治安单位认为党外人士失信，开始缩小警戒区，展开镇暴队型，群众人心惶惶，终于酿成警民大冲突，由于军警奉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致百余人受伤，民众方面则无法统计。

12月12日，黄信介、张俊宏、姚嘉文举行记者会，说明军警先镇群众后暴，治安单位则坚称先暴后镇。12月13日治安单位开始抓人，张俊宏、姚嘉文、陈菊、吕秀莲等人被捕，施明德在逃，14日立法院同意逮捕黄信介。其后警备总部又陆续逮捕相关人员数十人，施明德经过月余的藏匿后，在次年1月8日被捕，协助其逃亡的高俊明、林文珍、张温鹰也受牵连被捕。

美丽岛大审

由于治安单位借机大事逮捕党外人士，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受难者家属与一些未被逮捕的党外人士，分别派代表会见来台访问的美国众议院代表团成员和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丁大卫，争取他们的支持。康宁祥则于1980年1月20日在立法院提出一分＜为我们的民主前途请命＞的书面质询，要求政府应正确而深入的了解高雄事件背后复杂的背景，并不得借机整肃异己。美国《新闻周刊》以＜台湾：接连不断打击反对派＞的文章，指责台湾当局进行最大的政治镇压；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和史丹佛大学50名教授写信给蒋经国，抗议国民党对持不同意见者的大规模逮捕。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林洋港、宋楚瑜等人也纷纷发表讲话，指责人们「污蔑政府利用高雄暴力事件来扩大逮捕范围」，要求台湾同胞「不要为野心分子或不当言论所淆惑」。新闻局长宋楚瑜还大骂《新闻周刊》及一些外国记者，说他们报导台湾镇压反对派是「片面的谎言」、「黄色新闻」。对于康宁祥的质询，宋楚瑜则指示《中央日报》以读者来信的方式，予以攻击。

美丽岛事件发生之初，台湾的媒体多以暴徒来形容党外人士，对其形象自然产生伤害，然3月18日起为期9天的军法大审，却使民间对其同情不减反增。由于此案备受国际的瞩目，国际各大媒体都派人来台采访，当局为表示开明，对于大审的新闻采访并未有太大的限制。又由于审讯的关键不是摆在「军警冲突」，而把重点提升到「叛乱」、「主张台独」的政治层次上，因此每一个被告在答辩时，都对台湾的前途提出他们的主张，并流露出对台湾前途的心情，对台湾人关心政治的提升，起了相当的作用。

4月18日，警总军事法庭判决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14年徒刑；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宏宣、吕秀莲、陈菊各12年。值得到注意的是，美丽岛大审期间，康宁祥与党外律师张德铭，为美丽岛的被告奔走张罗辩护律师，组成一个辩护律师团，这群学有专精的辩护律师，由于承办这次案件，于是纷纷投身政治，成为美丽岛事件后党外运动的要角，如江鹏坚、尤清、张俊雄、苏贞昌、谢长廷、陈水扁等。

林宅血案

美丽岛事件之后，情治单位在台湾全岛张开天罗地网，大肆搜捕党外人士，剑拔弩张，气势高张到极点。就在此关键时刻，1980年2月28日，林义雄在台北信义路三段的住宅，忽遭歹徒闯入，以利刃刺杀林家60岁的母亲林游阿妹（12刀）、6岁双胞胎女儿林亮均、林亭均（各6刀）致死，林之长女林奂均（9岁）则重伤几死。警方先是宣称凶手刀法纯熟，应是职业杀手所为；接着又指称美国人家博（Jacob）涉嫌重大，并研判本案动机「较可能的是有计画、有幕后集团操纵的挑拨性、扰乱性以及阴谋暴力行为。」然而凶手到底是谁至今未知，成为悬案。

林宅当时被情治单位严密监视中，居然发生如此的白昼杀人事件，对象又是毫无抵抗能力老弱妇孺，未免骇人听闻。社会各界对此事虽不敢口诛笔伐，但暗地里普遍认为，此举是国民党在恐吓台湾人不得从事反对运动，亦有人称之为第二次二二八事件。另外，林宅血案对国民政府的形象伤害颇大，有意参选美国总统的爱德华甘乃迪参议员指出，台湾民主力量已遭遇挫折，美国政府应运用其影响力，阻止台湾当局继续采取高压政策。

陆、美丽岛事件后的党外运动

美丽岛的另一种审判

美丽岛事件后，台湾的政治充满肃杀之气，然反对运动并未因此平息，1980年底恢复（原1978年底举行因中美断交而中止）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张俊宏之妻许荣淑、黄信介之弟黄天福等，以受难者家属的身分参选，要求民众再给受难者一次审判，等于对民众进行一次美丽岛大审的民意测验。这次选举，党外的整体运作显然因为受美丽岛事件打击，而没有充分发挥，即使1979年组成的「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候选人联谊会」，也显的松散乏力。在候选人当中，周清玉、许荣淑，成为选战中的焦点。

虽然在选举前，当局曾表示不要候选人在竞选中谈高雄事件，但是选战一开始，几乎大部分的党外候选人都以高雄事件作为竞选的主题，高喊「延续党外香火」、「追随前辈的脚印」。选举结果，受难者家属及与美丽岛事件相关的候选人，均以最高票当选，台湾人民给了美丽岛事件另一种审判。此次选举党外人士在76席国大代表中获得12席，70席立法委员中获得13席，1981年，美丽岛辩护律师尤清，也在党外省议员的支持下，当选监察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