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8大”与苏共构架之比较（上）——苏共顶层设计导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怎样避免

 

华夏：中共“18大”与苏共构架之比较（上）——苏共顶层设计导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怎样避免

作者: 华夏

不管是从法源还是从一个国家的政治规则来追溯，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根源。它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63年至今能够执掌国家政权，完全延续了苏共苏维埃党制设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等等全部来自于苏共苏维埃的组织构架。这种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政治制度面临着各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危机和挑战，迟早会被觉醒的人民淘汰。

华夏（北京）
【世纪新论】
“为了党国的利益”——这是前60年“中华民国”（至今超过100多年）一致的方向，特别是蒋介石时期“党国利益”到达淋漓尽致的最顶端。“党国的利益”，非常简单：先党后国；党占大多数，国占比率小于党；党，是党员的天下，与国民无关；当领导一切，不用任何国民举手、支持。中共“18大”，与前60年的蒋介石时期“中华民国”一样，开始彰显“党国的利益”，这也是中共全面“以党代政”最兴盛时期，但中共可以取代国家政府吗？全球除了朝鲜、古巴等不到2%的国家外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是以党代政的国家。中共“18大”，是全球化时期的一次党代会，但中共在这种大环境下怎样释怀“中国结”？中国结，结了5000年；中共结，结了90多年。中国共产党，从前28年在地下，到这63年依然没有中共党务系统的所有开支和财务公布。中共靠苏共苏维埃“暴力革命”起家，中共组织构架至今一直没有摆脱苏共苏维埃那种格式和布局，更没有任何办法在国家“合法化”，从而能从地下走向阳光灿烂，中共党务系统的财务和党费依然长期处于地下，没有任何阳光可以照耀。
O、【纲领提要】
人类的任何设计都是生死攸关重要。一如汽车总体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车毁人亡；一如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殃及成千上万的人们；一如天上飞的飞机设计有重要问题，那么肯定会机毁人亡；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倘若一个国家从高层、到中层、再到底层设计构建有根源问题，那么国家就会灭亡。苏联，就是从党派、到国家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没有任何人民（公民）、举手的支撑、支持而遭遇举世空前之败，所以成了历史刹那的往事。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总体设计，师从苏共苏维埃，苏联已亡去20多年，中共依然能按苏共的总体设计来运行下去？
苏共组织结构设计有两个致命要害：（一）、苏共没有绝大多数人民（公民）的“举手”、选票和站队的广泛支持，苏共中央是被悬在空中的最高统治者，因此而一夜之间就天翻地覆。同样：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有谁、有绝大多数人民投过他们一票？（二）、是苏共没有人类大自然生态环境的竞争机制建树，一如当年奥巴马与希拉里那样总统选举竞争，有庞大选民（人民、公民）的举手、站队浩浩荡荡的支持，苏共却没有任何人民（选民）的支持，长此以往苏共中央就没有了任何活力，就几个人决定国家的所有，又没经过人民（选民）举手的授权，用进废退，又没有优胜劣汰、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生态环境，人类何以继续存在下去……今天中共8200万党员（将12.7亿人排除在外，中国到2011年末总人口13.5亿，中共党员约占中国总人口的6.8%）、以及所召开“18大”党代会的形式结构也完全来源于苏共苏维埃，以及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组织构架等都完全来源于苏共苏维埃——是一种完全架空、空中楼阁是组织构架。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1）、由8200万党员（将12.7亿人排除在外）选出各省市区、中央单位、军队等出席全国委员会的2270人代表；（2）、2270人再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再由3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也是上个世纪初期中共苏维埃创立的组织结构。这种所谓的“选举”，至少有六个层次的代表，却没有任何人民（公民）站队的任何选择与举手，没有任何“举手”者的任何合法意愿了。中共若想走下去，就必须推倒苏共那种组织构架设计断层、空洞来彻底重建与人民（公民）无关的这种源头残缺，否则也只能象苏共苏维埃那样历史的亡去，暴力执政、“枪杆子里出政权”只能维持一时，难以象大自然那样生生不息！但要象大自然那样新陈代谢、根扎于绝大多数人民之中、优胜劣汰、去旧更新，才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游戏规则……

（A）、法源
中共“18大”召开，最多是中共8200万党员的所谓代表，与中国12.7亿公民没有任何干系，也没有任何关联。中国除中共党员8200万党员之外，中国12.7亿公民也没有任何权力对“18大”说是或不是、也没有任何权力参与中共所有的事。按照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话说：中共8200万党员，按一家三口、最少还有两个亲属关系计算，那么共产党利益链至少辐射4亿多人口。从“1大”到今天的“18大”，中共今天所根源代表的不过就是8200万党员的根源利益，与中华民国前60年的“党国利益”一脉相承，而今中国12.7亿非中共党员，不仅没有任何权力对“18大”说是或否，也没有权力对中共2270人代表表示是或否，更没有任何可能对300多名中央委员表示可否。中共从“1大”到“18大”，一直延续了九十多年的这种“非法”——从源头到所谓的“合法化”，中共都没有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举手”、站队、许可的任何游戏规则、支持的国家法律程序。国家与党派，毕竟是不同的血脉、山水和天与地的差别。
▲  1949年10月1日建国至今的中国共产党，走了100年“新中国”——“蒋介石时代”完全一致的“党国”之路，只有在60多年以后“蒋经国时代”才开始真正“合法化”。同样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也是“暴力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也同样是非“合法化”，但随着“革命成功”，他们将国家权力缴还给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全体公民来“举手”，那么国家就取得了当然的法律地位。但中国自从共产党“暴力革命”成功后，就一直“占山为王”延续到现在，中国公民从来没有对共产党表示过“举手”是与否、也没有权力对共产党“举手”——这也是90多年共产党“合法化”的根源所在。没有全体国民超过51%以上公民“举手”成立的国家与政府，这个国家怎么合法化？又合什么法？国家“法源”来自于何方？！
▲▲   ⑴、中国有13.5亿总人口（截至2011年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中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中国“最高权力”就必须友囿中国13.5亿人口中超过12.7亿人口、而不是8200万中共党员（占全国总人口近7%）就说话算数，中国8200万党员比12.7亿公民哪个合法？合什么法？⑵、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副主席，要“领导中国人民”，当然要取得中国51%以上中国公民的支持、国家主席要经过公民51%以上“举手”通过才能够是。按中国《宪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一如中国5000年的皇帝那样就“预先”定制，在没有召开“党代会”“人大”之前，就“预先”被安排好，这显然不是任何“法治国家”“民主国家”的结果，而是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李世民、朱元璋等等“占山为王”的必然结果；⑶、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中央到各级党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等要“合法化”，就要在《中国宪法》中标注当然的设立、运行等“法律”游戏规则，让中国超过51%以上的公民都能参与、举手和监督、运行，倘若《中国宪法》没有标注这些中共机构的“游戏规则”，那么这些机构就没有“合法”的权力来执政，就不能存在于中国国家的实际运行之中。
▲▲▲  如果说1921年7月中共诞生、先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会议、后改在浙江省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中共“1大”12人代表大会，是一个名副其实地下、非法的组织的话，那么事隔90多年后的中共“18大”，同样秉承了完全一致、依然是一个非法的政党：㈠、没有中国国家的任何法律规则许可共产党，而是这个国家顺从了这个党的党章规则；（二）、一直没有任何人民“举手”和站队的支持，就是8200万党员比12.7亿人民（公民），就算是全部党员支持，也只占13.5亿中国人的近7%的支持率；（三）、当年的“1大”，没有“合法登记注册”，而今的中共及“18大”在国际、在国内都没有任何注册、合法化，与原中共“1大”完全是衣钵秉承、本色不改，暴力杀戮；（四）、当今全球所有“法治国家”的合法政党，一如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与民进党、以及全球各国的“合法”政党等等，都要站在阳光下供本国人民——公民来“举手”、站队、通过才能“合法”执政，而中共却不用任何人“举手”与否，就象海盗那样强行、暴力来垄断执政；从中共中央到各级省、市、县、乡、村的中共党组织的文件，都一如1921年“地下党”文件规则完全一样，不允许任何公民在阳光下公开、公正的供所有公民来阅读；中共各级党组织都不用“合法”登记、注册“合法化”，就堂而皇之的至上而下的层层独裁执政、派出党组织；特别是今天的中共8200万党员，在12.2亿非中共党员、公民之下，合什么法？合谁的法？合那个国家、国际的法则？这也是中共与全球所有政党的根源的不同、非法之处；（五）、“暴力革命”，是当今300年来取得政权的最重要形式之一，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等都是这样取得成功的，但这种革命成功之后，要把国家的权力交还人民政权——人民“举手”合法组成国家的立法机构、国家最高领导人，但中国共产党却80多年来重来不用人民“举手”通过，就当然成这个国家的独霸一切领导。
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举行时间、地点（资料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1.07 上海→南湖）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2.07 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3.06 广州)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5.01 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7.04 武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28.06 苏联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45.04 延安杨家岭)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56.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69.04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73.08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77.08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82.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87.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92.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1997.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 2002.11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 2007.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012.11 北京）
从一个国家的法源来追溯，近200年发生了历史的变化：到2011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7053.69万人，也就是：这12.2亿公民与8200万共产党之比（这里不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公民的法定人数，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公民，当然就有“举手权”）。那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公民之比，谁合法、合什么法、从哪里合法——在这已经是清清楚楚。这种国家法源还在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李世民、朱元璋等等“占山为王”者，也不符合当代国家文明、“法治国家”的整体、法源的“合法性”。那么同样，未来中国能永远就这样“占山为王”地“合法”统治中国吗？
一个国家的“法源”，也和人类大自然树有根、水有源一样，人类有赖于生存生态环境那样源远流长、永不枯竭。
到2012年7月末，中共“18大”代表2270人（见新华社8月14日电，题为《18届中央委员将差额选举》一文），是由中国8200万中共党员选举出来的，这种代表与原苏共模式完全一样，而与中国12.2亿公民没有任何干系，是空中的楼阁，中国12.2亿公民也没有任何权力对中共2270人代表说是、或否，这中共“18大”怎么能解决中国国家、13.5亿人民的未来方向？
与全球所有“法治国家”“合法化”国家根源不同的是：一个党与另一个政党，要通过全体国民的“举手”、站队来“选举”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组成最高领导集团，而中国共产党是不用、也没有任何程序来让中国全体国民来“举手”的。一如海峡对岸的100年“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与民进党等，236年的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等等所有的“法治国家”，就必须经过全体人民的选票才能上台执政，中国共产党就“占山为王”、一直我行我素占据这权力“山头”，且占据着中国国家的一切资源，不经这个国家人民的授权，就是靠的“暴力夺取”“暴力维权”“暴力执政”——一如国家军队，成立共产党的军队。一个国家的军队归政党，就显示了这个国家法源的长期短缺、党
中国共产党真要“合”13.5亿中国公民之“法”的话，那么（1）、就要发展为至少4、5亿（其中约3亿人口为未成年，没有“公民权力”的投票权）以上的中国共产党员才行，才能够真正“合法”，因为中国最起码要占10亿“合法公民”中51%以上的“举手”通过；（2）、还要有一个同等与共产党让人家选择的政党，否则你独家的共产党，举手、不“举手”，都是你自己，这是什么“合法”的政党？因为一个执政党最少要获得本国国民51%的投票支持率才能符合这个国家占半数以上的“公民”人口“举手”通过才行，否则中共执政党就永远与埃及、利比亚非法党政等一样为“占山为王”的国度。
最近，“18大”前，有一本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见2012年11月6日Cctv 19.30播出“焦点访谈”），所谓中共“治理国家”，无非就是中共80多年一贯起家、得以延续的“地下”——暴力执政，至今不改“枪杆子里出政权”，却没有任何12.2亿公民举手、公民“支持率”、公民权力的任何表达、是与否可以数据，也没有任何12.2亿公民支撑的数据、理论与实践可言。
（B）、苏共苏维埃构架
不管是从法源还是从一个国家的政治规则来追溯，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根源。它从1949年10月1日建国、63年至今能够执掌国家政权，完全延续了苏共苏维埃党制设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等等全部来自于苏共苏维埃的组织构架。这种以党治国、以党代政的政治制度面临着各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危机和挑战，迟早会被觉醒的人民淘汰。
苏共苏维埃组织构架，来源于19世纪初、20世纪末，其所谓的代表形式至少有7级以上构架：（1）、中央委员的三级构架：来自全国各个共和国、边疆区、自治市、州的“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选出主席团、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即“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再选出最高层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全国委员”，由各个共和国以及属下三级行政构架选出。
（1）100多年的基本构架
中共“18大”（“人大”也是如此组织构架）也是这样：（1）、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会委员（通常200多名）、候补中央委员（通常1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选出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共政治局常委（7人、9人不等），分管人大、政协、国务院、军委、意识形态领域。（2）“全国委员”，由省、直辖市、自治区选出（简称省市区）；中共各省、市、区委，由中共各地市委员选出；中共市委委员由县、区选举产生；中共县、区委员，由最镇、街道选出；中共各级镇、街道委员，由最基层的中共村级党员选出。但中共各党的书记，象重庆市委书记一样，由它的上级党组织逐级派遣任命。这种组织构架源自于19世纪初期的苏共苏维埃（及其原东欧国家也是这种形式）——至少7个层面的代表，而当今世界的“法治国家”近200年一如美国一是直接“选举人”“普选人”两个渠道，公民直接选举；新成立的埃及、伊拉克、阿富汗、俄罗斯的等都实行直接公民投票。
从上个世纪初的中共“1大”到今的“18大”，中共自始至终、从来也没有在一个法律程序、法律框架、在这个国家、全体国民中实施“合法化”过，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利比亚、埃及等等国家都可以实现国家“合法化”，而唯独中国不可以？
苏联共产党（俄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缩写КПСС，英语：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是苏联时期唯一自认为的合法执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之一。其前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布尔什维克1918年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苏共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视历史年代不同，每1-5年召开一次，但1939-1952年没有召开除外。由党代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斯大林时期政治局选出的总书记成为党内最高职位。下设书记处，1952年“总书记”称号被改为“第一书记”，“政治局”改称“主席团”，直到1966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改回旧名。
理论上党内最高权力机关是党代会，党绝对在国家之上，但是实际上所有行政权力都由党总书记掌握。下层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党委，партком)。党委的领导是选举产生的“党委书记”(секретарь парткома)。企业、事业机构、集体农庄也拥有自己的党委。高层党委有相应的简称：区级的区党委(райком)，州级的州党委(обком，旧称省党委(губком))，市级的市党委(горком)等等下延。
党的最低一层组织单位叫做“党的基层单位”(первич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又称党支部，或者“党小组”(партийная ячейка)。任何党员超过三人以上的单位中都要成立党小组。党小组的领导机关叫做“基层委员会”(党局，партийное бюро, партбюро)，基层委员会由选举产生的基层党委书记领导(党局书记，секретарь партбюро)。
苏共历届领导人分别为：列宁、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被叶利钦下令停止活动，并没收全部党产。在这以前，它一直是苏联的执政党。苏联解体之后，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及独立后的前加盟国共产党所继承。
苏共创办人，佛拉基米尔•列宁
建立：1912年1月1日
解散：1991年8月29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于1922年至1991年；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代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在其境内拥有“绝对主权”。1991年8月，苏联发生“8•19”事件。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12月8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决定，将国家正式名称改为“俄罗斯联邦”（简称俄罗斯）。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1992年4月16日，俄罗斯第6次人代会决定将国名改为“俄罗斯”，从而恢复了历史上的名称；17日，最后决定使用两个同等地位的正式国名“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1993年12月12日，经过全民投票通过了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国家名称为“俄罗斯联邦”，与“俄罗斯”意义一致。
新俄罗斯联邦，与前苏联最大不同在于：总统制，总统选举根源于每一个选民（人民）举手、站队，每人一票来决定、由全体公民授权于总统，从而国家有了最广泛、全体人民“举手”当然的合法权力。
(2)、苏共党员
党员的身份到头来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特权，广大普通党员中的一小部分变成苏联社会中的一个精英或者特权阶层，享受广大苏联公民无法享受的特殊待遇，诸如可以在货品充足的商店内购物，购买外国商品，住房上的特别照顾，享用郊外避暑别墅或者度假地，能够出国旅游，送子女到名校上学，让子女获得优良工作机会(包括入党本身)等。不加入共产党而要进入苏联统治与管理精英阶层实际根本不可能。但是党员身份也有其风险，特别是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便是针对该党。党员身份是不公开的。要入党必须通过各种委员会批准，个人历史也会被仔细调查。在苏联建立之后出生的几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入党成为个人一般都要度过的几个人生阶段之一。儿童会加入少先队，随后在14岁时退出进入共青团(Комсомол)，最后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表现出拥护服从党纪党章，或者有合适的后台，就能成为共产党本身的党员。不过党员也有尽义务的责任。共青团员与苏共党员不但要交纳团费党费，还要完成制定的任务与“社会工作”(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работа)。
（3）、苏共历次代表大会（资料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九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华夏：中共“18大”与苏共构架之比较（上）——苏共顶层设计导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怎样避免

城镇化运动的主要障碍（所以“城镇化”是共匪中央拍拍屁股想出的歪招）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日前联合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项长期艰巨但力所 能及的任务。当前，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面临以下多种障碍：
一是成本障碍。据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全国平均约为13万元，人均个 人支出成本约为1.8万元/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工还需要支付平均约为30万元/户的购房成本。对政府而言，较高的集中公共投入，加上后续的持续性 投入，降低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推进市民化的积极性。就个人而言，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很难承受年均支出成本之外的购房成本。
二是制度障碍。近年来， 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的政策，但由于制度变革涉及较高的成本和利益再分配问题，农民工进城就业并享受市民待遇的政策支持 体系至今仍没有建立。
三是能力障碍。农业转移人口通常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技能相对不足，由此限制了他们所能从事的职业和工种，工资收 入较低，难以负担较高的城镇定居、生活和发展成本，也很难满足部分城市积分入户的条件。
四是文化障碍。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城乡隔离状态，城乡之间已经越来越 具有两个时代或两个文明的含义。文化与行为方式的不同、经济生活差距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的偏见等，造成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与归属感缺乏，导致农 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原居民两大群体间存在隔阂、疏离，甚至是摩擦和冲突。
五是社会排斥。城乡二元制度使部分城市居民形成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心理优越感，部分城 镇居民在思想和行为上排斥外来人口的融入，而个别外来人口违法犯罪、不遵守社会公德的行为，又加重了对外来人口的社会排斥。
六是承载力约束。由于资源配置 的行政化倾向，加上公共服务、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的悬殊差异，农业转移人口高度集中在大中城市。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出现了交通拥堵、 房价高企、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城市病”；而小城市和小城镇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公共服务落后，人气不足，发展相对不足。人口的集聚与城市的承载力之间的 矛盾日益凸显。

【张东园】揭秘与中共有关的那些人和事（一）

 

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

1943年，中共长江局情报负责人潘汉年、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来到南京，希望与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商谈联手夹击重庆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事宜，结果遭汪精卫拒绝，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由于共产国际决定大幅提升工人在中共领导中的重要性，在苏联的安排下，大批工人暴动分子偷渡到莫斯科成为中共六大代表，“酒糟鼻、一口金牙、九个手指”的向忠发，凭藉其工人身份，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对此，周恩来称中共六大是“暴徒一大堆”。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向忠发因此被捕，随后叛变，两天后即被枪决。1972年周恩来说：“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在上海住着一套好房子，还搞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妓女，每天吃喝玩乐。杨秀贞被捕后，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捕后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并做了叛徒，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临时支部

“临时支部”是个监狱。在这里，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湿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的，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延安整风

脸皮

1959年贵州饥荒，农民剜梧桐树皮充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周林在视察见到被剜去皮的梧桐树时说：“剜树皮就是剜我周林的脸皮，这是阶级敌人的破坏。”当得知遵义已开始动用国库粮救灾时，周下令将已经下发的粮食归还国库，说：“今后谁动我的仓就砍谁的爪子。”随后全省开展“反瞒产运动”，以捆绑吊打的方式收刮农民的余粮，仅湄潭一县就活活打死1,324人。至1960年，贵州全省饿死一百余万。对此，周林回忆录是这样记述的：贵州兴办农村公共食堂，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应紧张，出现非正常死人情况……得知湄潭饿死人后，赶到现场救灾，结果发现当地公家粮仓有粮食，农民们饿死也没去开仓要一粒米，我们的群众太善良、太老实了！

互不侵犯

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的《苏日中立条约》，随后斯大林命令中共联系日军及汪伪政府，商谈相互协作事宜。1943年中共长江局情报部长潘汉年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就日军与新四军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达成初步共识。随后，中共高层与日军高层建立了定期的联系，共产国际驻延安特派员弗拉基米诺夫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泽东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与新四军总部之间。”

江青的辩护

1980年特别法庭指控江青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对此江青进行了辩护：“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党中央授予我一定的领导权，这怎么能说是非法的呢？这样说，你们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置于何地？你们究竟还承认不承认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批示？我所干的这一切，邓小平、华国锋，包括你们现在在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异口同声地拥护过，参加过，你们又怎样解释你们当年的行为呢？照你们说来，文革十年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本事，怎么会坐到这被告席上呢？”

 

张东园：揭秘与中共有关的那些人和事（九） 4/15/13

张东园：揭秘与中共有关的那些人和事（八） 4/14/13

张东园：揭秘与中共有关的那些人和事（七） 4/12/13

张东园：揭秘与中共有关的那些人和事（六） 4/10/13

张东园：揭秘与中共有关的那些人和事（五） 4/9/13

【张东园】揭秘与中共有关的那些人和事（四） 4/8/13

张东园：揭秘与中共有关的那些人和事（三） 4/7/13

张东园：揭秘与中共有关的那些人和事（二）

丁弘致钟沛璋：我党的历史观出了三个问题

丁弘致钟沛璋：我党的历史观出了三个问题

明鏡雜誌 (明鏡歷史網) 

沛璋老： 你老高龄，身体欠佳，我帮不上忙，不能再给你添麻烦。谢韬老师生前谈到应把党史搞清楚，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我把近些年写的有关文章，想集中起来出一本书，题为《闲话党史》，说说自己的观点而已。当然是应该说真话，没有想到，说真话很难，而且是越来越难了。本来预计“十八大”之后，情况总会好一些，现在看起来并非如此，起码出现了三个问题： 一、“十八大”前夕就谈到：“党史姓党”，认为党史怎么写，应该服从党的利益。公开这样提出问题，形成史学工作的新阶段。过去虽然也说过一些谎话，掩盖一些事实。例如“大跃进”，全国报纸齐动员，宣传亩产几万斤，我们可以说形成了一个“谎言大国”。但是还没有说可以说谎话，应该说谎话。现在说应该“根据需要”写历史，这就为说谎提供了理论根据，这样可以说我们变成“谎言强国”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创造出《党史二卷》（写1949-1976的毛泽东时代），这本书可以说是“谎言大全”。撰稿团队20人，历时10多年，三次未能通过，撰稿人也很痛苦，成为史书中罕有的丑恶现象。 二、“十八大”后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就否定了历史的事实，否定了党历尽艰辛所经历的拨乱反正的过程。当时说：“我们又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当时说：“文革后期，我国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不再是最高指示，社会从阶级斗... 更多 »

古镜：中共亡华阴谋大揭秘

在神州这片土地上，中华民族已经生息繁衍了五千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创造了多次的盛世与辉煌，也经历过几度的混乱与黑暗。但是无论是内部的矛盾纷争，还是外部的强敌入侵，最终都没能灭亡中华，一个个政权倒下了，但中华民族却坚韧的站立在这片土地上，呼吸吐纳天地间的元气，成为人类文明风景线中唯一一个不朽的传奇。中华文明之所以如此长寿，是因为她是神传文化造就的的文明，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与包容力，既能弥合内部的纷争，又能同化来犯的强敌。

如此说来，中华民族似可以永远高枕无忧了，还有什么能使他灭亡呢？事实却并非如此。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所谓的中华民族早已是面目全非。曾经善良的中华民族、重道德的中华民族、信神佛的中华民族、睿智的中华民族、充满礼乐丰韵的中华民族、重礼义廉耻的中华民族、平和优雅的中华民族已消失在历史之中，代之而起的是信魔拜鬼的、好勇斗狠的、造假制毒的、道德沦丧的、唯利是图的、善恶不分的马列魔族，或曰中共党民蚁族。虽然这些人也自称是中华民族，但他们不知中华的文化，不拜中华的圣贤、不信中华的神佛、不行中华的礼乐、不懂中华的语言文字，他们只是一群黄种人而已。

在大陆，中华民族从文化上或灵魂上，已经被灭族了；从肉体上也将要被灭族，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真相。看一看台湾人，真正中华民族的传人，就会知道他们与大陆人有多么的不同；看一看今日大陆的环境污染与社会乱象，就会知道这个社会已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谁呢？不用我说，许多人都会知道，当然就是至今仍盘踞在中国大陆的中共邪党。它们为什么不会被中华神传文化同化呢？它们又是用什么方法让一个承传五千年之久的文明断绝香火的呢？

在笔者看来，中共政权之所以不能被中华文化所同化，在于其不是一个正常的人间政治势力，而是一股靠魔鬼理念纠集起来的反人类文明的邪恶势力。对于人间的正常政权与征服者来说，他们只是为了取得天下的统治权，追求人间的权力、财富与荣耀，他们的这些诉求与中华文化并没有冲突，而且中华的文化还会有利于他们安定社会与人心，使天下获得长治久安。中华文化在更高一层次上的理念更能让那些当权者们心悦诚服、真心皈依，因为你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中华的神传文化就会有打动你的地方。

但共产党却不是这样，它的核心理念不是什么统一天下、安邦定国，而是为了摧毁一切现有人类的文明成果与秩序，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一个红彤彤的共产新世界。这是它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毫不讳言的、赤裸裸的向全世界宣告的；它们自称共产主义是幽灵，幽灵者，邪灵也、魔鬼也。说白了共产党就是魔鬼在人间的代言者，中共就是魔界势力在人间的集中体现。人人都知道，在宇宙中神与魔是对立的，而中共这样的魔鬼势力当然与中华的神传文化水火不溶，怎么可能被同化呢？所以从本质的属性上来说，中共就是中华民族的天敌，二者是无法共存的。

换句话说，世界上所有的政权都可以溶入中华民族中，唯有中共不行，因为它是反人类的魔鬼政权。虽然那些党官们也喜欢财富、权力、荣耀，但它们只是为中共魔教的打工者，而且是卖身给中共的。它们无法改变中共，只会被中共改造成反人类的魔教信徒。中共给它们权力、财富、“荣耀”是为了让它们给中共卖命的、为中共害人的，它们加入中共的经历就是一个人性慢慢被掏空的过程。

如此说来，在中华文化的土壤里，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共产党这种邪恶的东西，更没有共产党这种邪恶势力的生存空间。在儒家道德观主宰的传统中国社会里，共产主义这种邪说是无法蛊惑人的。既然如此，中共是如何混进中国，夺取政权的呢？又如何把中国摧残成今天这样一种濒临崩溃的绝境中呢？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让当年的苏俄用战争的手段来灭亡中国，恐怕最后灭亡的就是苏俄自己，而且在国际上也行不通。为此邪恶势力们制定一个周密的亡华计划。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是中共经常说的一句话，这一点也是邪恶势力灭亡中华的总方针。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明刀明枪的喊杀不行，只有打入其内部、分化瓦解，再相机夺权；一旦掌握了政权，一切就好办了。简述就是：欲灭中华，必先灭其文；欲灭其文，必先灭其士；欲灭其士，必先柄其政；欲篡其政，必先乱其国；欲乱其国，必先乱其人心。九十多年来，共产殖民势力就是这样从入侵到篡权、祸国、亡华，一步一步走来，把一个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的神州故地变成了一片不毛之地，把一个精神丰厚的文化民族变成了全世界眼中的异类群体，并在相互毒害中走向崩溃。它们一百多年的亡华之路基本上可以分为入侵、篡政、破坏、毁灭四个步骤。

一、入侵

投石问路

要想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空投一个与儒家文化理念完全不相溶的政治势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邪恶势力选择了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危机四伏的时候搞了一次太平天国革命。这个革命与后来的共产革命几乎是一模一样，都是要建立人间天国，都是借用西方的宗教名义，都是反中国文化。这次运动虽然没有撼动儒家的正统文化力量，却导致了洋务派的兴起，从此西学开始大规模入侵，不知不觉中在消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磁场。

文化先导

洋务运动的最终成果就是共和革命的兴起，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民国确立，中国成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政治上的西化运动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传统的价值观在一些海归派的眼里越来越淡，由此也促生了一批文化上的叛逆，在他们的合谋下，在民国的自由保护下，一场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爆发了。而马列邪说正是藉着这股西风进入了中国，并在白话文的及时助力下，在知识阶层中到处传播。

乘虚而入

世间万事相生相克，民国带给了人们空前的自由，也给了邪说泛滥的机会。儒学主导地位的丧失使得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第一次陷入了思想与人心的大混乱中，各种学说、主义林立，人们正邪难辨。再加上民国组党自由、结社自由，这给刚刚夺权的苏俄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其阴谋策划下，中共邪党应劫而生了，目的就是对中国进行共产殖民；邪恶势力终于在堂堂神州打入了一颗邪灵的钉子。
附体发展

中共这种邪恶的东西，靠其自身是无法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生存的，它的邪说多是在一些知识阶层中传播，在民间几乎没有什么市场。但它却有一种邪恶的附体生存术，善于附着在其它的社会组织上吸取其能量以发展自身。而在大革命中屡次受挫的国民党，因为孙中山的饥不择食，渴望俄援而成了中共的附体对像。中共由此而获得了发展良机，藉着国民党的组织系统迅速壮大，并对国民党进行了分化瓦解。

二、颠覆

国中建国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何况与魔鬼打交道，孙中山的一念之差几乎葬送了国民党。就在中共将要夺取国民党的控制权时，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洞若观火，看出了中共的邪恶并及时出手强行清党，剔除了中共对国民党的附体。这时的中共彻底撕下了自己的画皮，开始在各地展开了暴动与颠覆活动（赤化中国），赤裸裸的在中国境内建成了许多片完全隶属于苏俄的国中之国（苏区），这是中共与历史上的农民政权或军阀割据政权的根本区别。它完全是一个不认祖宗、背叛中华的共产殖民政权，它们的会议厅里挂着的是几个外国人渣的画像。

离间攻心

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清楚的知道，中共才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在基本平定各地军阀之后，就开始对中共控制的国中之国——中央苏区进行了数次的围剿。终于在第五次围剿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共匪首一路逃窜如丧家之狗，在陕北暂时获得了喘息之机。这时的中共在看看将亡时又祭出了它的另一邪术，离间国民党、攻心张学良，于是西安政变爆发，由此中共逃过了灭顶之灾，并又一次取得了在中国的合法存在。

引狼入室

中共在与国民党周旋的同时，也一边与日本人暗中勾结，积极怂恿日本关东军进攻中国，以牵制国民党对它们的围剿并煽动全国舆论反对“内战”。在西安政变之后，为了打开发展的困境，它们一是改变了宣传欺骗策略，对社会各层都投其所好，许下无数空头支票；二是引狼入室，策划了卢沟桥事变，挑起了日本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借此削弱国民政府的对中国的控制，从而乘机发展大肆扩张地盘。

渗透挖心

在全国民众忙于抗日救亡之时，中共开始了它们对国民政府的全面渗透与挖心战略。其间谍几乎打入了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也打入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间谍渗透。与此同时，中共利用其报纸在国统区展开了挖心与统战的邪术，极尽欺骗之能事，美丽的谎言蛊惑了无数人心，就连一些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国学大师们也未能幸免，对中共产生了幻觉，纷纷为中共站台。

坐收渔利

当日本鬼子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时，中共的脚步也随之跟进，在大半个中国的民间权力真空状态下，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这次它们对广大农民改变了宣传口径，不再谈什么主义之类，而是耕者有其田等等现实的利益，以吸引他们充当夺权的炮灰。同时与日本鬼子互相配合，打击国军，坐收中日战争的渔利。

全面翻盘

通过日本十四年的侵华战争，中共靠着其狡诈、邪恶与阴谋，获得了空前的壮大。当日本投降之时，中共羽翼已丰，再加上其苏俄主子的撑腰，毫不迟疑的发动了夺权战争。中共的夺权战争不仅是在战场上，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宣传等许多方面同时展开。它们的统战挖心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对民间的煽动与高层的欺骗上尤其成功。而国民党对中共的种种邪恶手段缺少有效的应对，所以在短短的四年里速败，在看似占优的局面下被中共翻盘，丢失了大陆。

颠覆神州

中共政权全面占领中国大陆，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亡国。五千年来，神州大地第一次被一种邪教政权所占据，第一次沦为一个敌对国家的附属国，第一次沦为西方邪恶势力的殖民地，用中共现在的党话讲就是民国政府被西方反华势力颠覆了、被境外敌对势力推翻了。象征着黑夜与血腥的五星红旗覆盖了神州大地，中华民族的巨劫降临。

三、破坏

夺取政权后，中共就开始了对中华民族的逐步灭亡计划。其主要步骤是前三十年摧毁一切社会传统，后三十年是全面毒害中国。中共实施的这项灭绝计划，需要有三个方面的保障：一是暴力保障，以大量屠杀维持一个恐怖环境，让民众彻底训化；二是舆论保障，控制一切舆论工具，封锁一切事实真相，把中共的一切邪恶计划都用一套全新的话语来进行包装，让民众主动认同；三是国际保障，花钱收买大量的国际政要与无赖国家，让他们对中共的罪恶保持沉默或支持。这样它们的计划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全面附体

中共篡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摧毁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与文化形态，建立起中共特有的党附体式的共产魔教帝国。从中央到村镇，从厂矿到学校全面附体中国，到处都是它的党组织，一切都围绕着中共的邪恶政治运转。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共产奴隶集中营，所有民众都在党的监视与控制之下，这样保证它们的邪教触须能伸到每一个家庭，控制每一个人的所思所想。

反客为主

中共本来就是一个由西方混进中国的魔教组织，但它们在篡政之后，马上就进行反西方的洗脑宣传，自己却摇身一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代表了。这一招相当有效，使得无数民众不辨就里，对其产生了认同，真的以为中共代表了中国，以为毛泽东是真龙天子，以为它会带领中国走向富强。至今依然有很多大陆人对这一招很受用，从来就没想过，中共就是西方来的邪恶组织，还跟它喊什么反对全盘西化。

关闭国门

接着中共就是关闭国门，把中国变成了一座黑暗的大监狱，一座人类社会中的罪恶的孤岛。如此一可以防止它们的罪恶被外界及时发现，二是可以肆无忌惮的对民众进行肉体屠杀与洗脑灌输，把民众地狱般的苦难说成是天堂般的待遇，把它们的杀人说成是正义的行动。三是让民众永远不知道外界的真相，历史的真相。在这座大监狱里，中共可以随意的吞噬生命、残害生灵，随意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消灭精英

现在中共就可以挥舞屠刀、大开杀戒了。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就是有一群精英人士，他们是一个民族的在各个方面的支撑。中共的屠杀就是从精英开始，杀光了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人也就可以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上了。当然中共的欺骗性在于，它总是能编出一大堆的理由来为它们的屠杀提供遮掩，比如镇反、三反、反右、大跃进之类。举凡中国在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科技等等方面的精英几乎被它们屠杀殆尽，剩下来的大多是灵魂已经死亡的精阴。

系统洗脑

在屠杀精英的同时，中共也开始了最为邪恶的洗脑计划，对中国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思想屠杀。要想消灭中华民族，必须先让中国人变的愚昧、无知、无耻、无良，然后就比较容易操纵他们相互残杀、自我毁灭或是等待被屠杀。这就是中共洗脑的目的，在中共的党话里叫做思想改造，对于那些无法改造的人就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这些洗脑是从历史、经济、人文、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等等各个方面全方位进行的，中共把这些方面的知识全部用它们编造的一套党话来作颠倒性的灌输，把丑的说成美的、邪的说成好的，从幼儿园直至最高学府。

灭绝文化

在中共看来，仅有洗脑是不够的，只要中国的那些文化典籍还存在，有传统的道德观念在，人们就会有参照的对象，从而会识破它们的诡计，所以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展开灭绝式的破坏。一是篡改汉字，让普罗大众无法看古书；二是普及简化字，逼全民都学它的马列妖书；三是出版海量的由中共文妖们编造的歪曲传统文化的书籍，批判那些家喻户晓的关于仁义道德方面的古典名著，就连工具书都悉数篡改。四是毁灭文物、古籍。五是教育洗脑化、媒体喉舌化、出版党有化。

变异宗教

对神佛的信仰是宗教的前提，也是人们心目中最后一个精神支柱，也是最终衡量善恶的标准。只要传统的三教存在，中共就无法如意的操纵民众。中共的应对就是首先大肆宣传无神论、唯物主义、进化论等邪说，抽去了人们信教的根本前提；然后再派一些党棍们打入宗教内部搞乱宗教；从肉体上消灭那些坚定的僧侣；道观庙宇旅游观光化、教义哲学化；最后把五大宗教全部变成了中共的邪教支部，从精神上完全消灭了传统三大正教。

在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里，经过以上的一系列破坏，基本上中共的魔教帝国已经建成了。中国人被屠杀了八千万，精英几乎被杀光；传统文化在社会层面已经被灭绝；传统信仰被共产迷信、红色崇拜所代替；亿万民众已非炎黄子孙，而是马列教民，中共的党文化毒液已溶入大部份人的思维之中；他们是中共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双重奴隶，干的好的就会成为高级奴才，加入中共的邪教组织中去。

四、毁灭

至此，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已被灭族，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他们只知道马列主义，不知道祖先的智慧。中国历史上的圣贤在很多人的眼里甚至都是邪恶的，人们不再相信什么天理，中共灌输的歪理成了他们的价值标准。这时中共也就着手准备从肉体上毁灭他们了，当然面对十几亿人要是公开的屠杀他们，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共的手段就是温水煮青蛙，以发展经济的名义逐步毁灭中国的生态环境，搞坏他们的社会环境，消灭他们的道德意识，让这个民族在慢慢变异中走向灭亡。为此它们用无数的花言巧语编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套，让中国人往里钻。

计划生育

从古至今，断子绝孙是对一个人最为严厉的惩罚或诅咒，世界上更没有哪个民族会放弃自己繁衍的权利，那等于是民族自杀。而中共靠一套欺骗手段居然让无数的大陆愚民们相信了它们的计划生育邪说，并主动配合。而其后果就是上亿民众断子绝孙，数亿胎儿被中共鸩杀，三十年下来，大陆人口结构呈崩溃性的倒金字塔形，一旦大限一过就会人口迅速锐减，带来整个社会的灾难，而且这种人口灾难是短时期内无法扭转的。中共以民族未来发展的名义屠杀民族的未来，其罪之巨、其计之毒，万古仅有。

破坏环境

环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本，只要摧毁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这个民族自然就会崩溃消亡。历史上不乏有许多民族就是因为环境的崩溃而绝灭的，中共于此深有会意。它们摧毁中国大陆的自然环境主要用了三种手段，一是以经济指标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或曰GTP崇拜，以怂恿官员们最大限度的破坏环境；二是宣扬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邪教理念，从心理上解除了对环境恶化的担忧。三是利用媒体、专家死命的忽悠，以麻醉民众的视听。

于是乎神州的自然生态已是在劫难逃了。无数的化工企业、造纸厂、能源企业日以继夜的、成千吨的向各大水系倾倒剧毒污染物，向空气排放毒气，几十年不断；化肥、农药、各种有机污染物被广泛的撒在全国的土壤中，上万的水坝截断了中国的河流，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大型毁灭生态计划纷纷上马；大量的野生动植物消失，大量原始森林被砍光，草原被破坏；还有许多的电子垃圾污染、城市垃圾污染……。今天环视神州，中共基本上达到了它们的目的，中国的自然生态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沦丧道德

人心若没有道德的约束，社会必将会大乱不止，成为一个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魔鬼乐园。中共沦丧民众道德的手段就是从思想上灌输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宣扬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的魔鬼价值；从政策上惩善扬恶，让善行寸步难行，让恶行一路绿灯。思想上的系统灌输让人们失去了正理的约束，不知道或不相信作恶的可怕后果；政策上的鼓动，更是让人们从恶如流，行善艰难。

人不信神，自然就不信善恶有报、因果轮回之事，作恶就会没有底线；人们崇尚唯物论，必将人化为物，天理灭而人欲炽；人们相信进化论，则争斗无休，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了生存常态；人们崇尚金钱至上，必然就容易被邪恶收买。这样的社会肯定是邪恶横行、正义缺失、人心冷漠、情伪万丈的人间地狱，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一切的去作恶，社会也会在人们的相互毒害中走向崩溃。

腐蚀社会

人类社会虽然是一个善恶同在的场所，但是善却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正常运作与发展还是以善来维系的，其主要体现就是法律与道德。法律是外在的强制力，道德是内在的约束力，他们从两个方面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是在中共的控制下，法律已然成为空文或害人的恶法，而当人们的道德观念悉数被中共摧毁时，社会就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溃。这正是中共灭亡中华的又一惊天阴谋，现在的中国大陆，整个社会是恶吏暴于上、文妖逞其舌、奸商诈于下、愚民助其流；本是治理社会的政府成了犯罪集团，教化人心的文人成了蛊惑人心的妖孽，通利天下的商人成了造假制毒的贯犯、受害最深的民众许多成了麻木跟风的愚民。

维持社会的大部份公众职能部门成了破坏社会的犯罪部门，教育是用来制造脑残的，文联是用来网罗文痞的，医院是用来谋财害命的，公安是用来绑架敲诈的，法院是用来糊弄民众的，监狱是用来关押良善的，媒体是用来粉饰太平的，城管是用来不让人谋生的，军警是用来屠民抢尸的，林业部是用来砍伐森林的，农业部是用来搞残农业的，计生委是用来屠杀胎儿的，质检部门是用来扶植假冒伪劣产品的，药检局是用来推广假药的，扫黄打非就是普及色情乱伦的，官方网站就是教唆民众堕落犯罪的……如此一来，大陆社会已是全面的毒食泛滥、诚信危机、经济畸形、政治腐烂、伪劣横行、淫风盛行，人化为兽！这样的社会等于是在无限的积累矛盾，直至崩溃。即使如此，中共还在整天高喊什么科学发展观，不把人忽悠到地狱它们是不会罢休的。

强迫、引诱民众加入党团队

这是中共的最后一招绝杀。中共很清楚它们在干什么，它们对中华民族犯下的大罪，也知道它们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上天是不会放过其罪行的。为此它们搞出了这一招绝杀棋，从幼儿园开始就把人强行拉入其少先队组织，然后到中学时是共青团，一个也不想放过，让人从内心认同它。如此几乎全体的民众都被拉入到它的组织系统里，让亿万民众对其发卖身毒誓，为其奉献终生，让全民来为其罪恶买单。现在不是有很多人经常会问：为什么天灭中共还不到来吗，就是因为中共绑架了大多数的中国人，慈悲的上天在苦心的等待更多的人脱离其组织。

通过计划生育、破坏环境、沦丧道德、腐蚀社会、入党入团入队，这一系列的政策设计，中共为大陆同胞设下了一道又一道的鬼门关，可以说中国人从出生到寿终时时都在中共的算计之中，时时面临着生死大劫。他们能免于被计生干部做掉，被毒食慢慢毒死、被污染渐渐熏死、被洪水淹死、被地震震死、被党官逼死、被恶警黑掉、被医院病死、被房子累死等等一道道绝杀简直就是奇迹，还有那些色情、淫乱的诱惑让你防不胜防，即使如此，还有一个入党入团入队的毒誓等着你，让你根本就无从知晓你已被拉上了中共的贼船，等待上天的惩罚。

至此中共终于完成了它们灭亡中华的百年大计，中华民族也真的在它们的邪恶计划下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中共真的做到了不用刀、不用枪、不流血，就屠杀了数亿中国人，并把这个有着十几亿人口、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带向深渊。杀人于无形无声，灭国于不知不觉，亡华于兴华声中，这就是中共魔教的惊天阴谋。正是：

中华国灭六十载，灭族亡种在今朝。
环境崩溃已开始，亿万民众哪里逃？
绿地消失沙尘暴，洪水干旱胜枪刀。
毒水毒土毒空气，还有假药黑医疗。
毒食杀人不流血，计生夺命邪难描。
道德沦丧人心乱，人人为敌良知抛。
淫风肆虐华夏地，乱伦乱性人化妖。
更有暴政为祸烈，党官如狼国似牢。
眼前大乱不长久，中共定遭天火烧。
唯有信神归正道，躲过赤劫方逍遥。

古镜：谁是中国的敌对势力？

在中共党话的语境里，“敌对势力”好像是杀伤力很大的一个名词，这些年已被其炒成了一句极具蛊惑力的魔咒；许多愤青们一听到这个魔咒，就会显得群情激愤、热血沸腾，随着中共的魔棒上窜下跳。谁要是被扣上“敌对势力”的黑帽子，几乎成了全中国民众的共同敌人。而在大部份民众的印象里，“敌对势力”总是与西方、美国联系在一起。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他们的无数苦难与西方国家并无多少关系，大陆人生不起、死不起、学不起、病不起，这一切没有哪一样是这些“敌对势力”造成的，那么谁才是中国真正的敌对势力？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应搞清楚谁是国家的主体，然后才能找出国家的敌对势力。我想一个国家的主体当然是其广大的民众，民众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土地、文化、政治、经济则是这个国家的命脉，也是广大民众基本利益之所系。没有了土地，民众则无处安身；没有了文化，则失去了民族之魂；没有了政治与经济的自主权，民众只会沦为任人宰割的奴隶。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党或政府的中国。所以谁要一心以中国的民众为敌，对文化、土地、政治、经济等方面蓄意侵占、破坏，谁才是中国真正的敌对势力。

那么近六十多年来，除了一直霸占着大量中国土地的苏俄之外，能符合上述条件的只有中共及其控制的政府。它彻底的颠覆了我们的大中华民国，把五千年的神州古国变成了马列邪说的殖民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共产赤祸。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政府与民众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民众供养政府、政府管理协调公众事务；而中共政府却是一个肆意摧残民众的黑帮犯罪集团，榨取一切社会财富供其挥霍是它们的行政原则，所以它才是中国的敌对势力。它就像混入羊群里披着羊皮的狼一样，擅长伪装与欺骗，不但蒙住了无数人的眼睛，更是搞乱了许多国人的心智，把我们的国家搞成了一个妖孽横行、黄毒泛滥的十恶毒国。

中共自从其霸占中国以来，在和平年代竟然屠杀了八千万的大陆同胞，让十几亿的民众一直生活在红色恐怖中。这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黑暗一页，日本人侵略中国，十四年里造成了两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而毛泽东三年的大跃进就活活饿死四千万人，还有上亿的民众饿得死去活来。只要是理智健全的人，都不会认为这仅仅是政策失误导致的，若不是刻意为之，如何能造成如此惨烈的旷古饥荒？中国在它们的手里，成了一座集体屠宰场、集中营、黑社会。中共若不是敌对势力，谁还能称为中国的敌对势力？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也有在自己的国家自由迁徙的权利。而中共来了之后，我们却在一夜之间成了没有一寸土地的共产奴隶，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除了被中共赠送一部份给了匪帮之外，全成了党的私有财产。就连祖上传下来的宅基地，也都成为中共的了，它们会随时让你滚蛋。在自己的国度里，我们却成了外乡人，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却都是中共的。历史上中国也曾经被敌对势力占领，但却从来没有像中共这样凶残的，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一座监狱。中共不仅霸占了中国的土地，还千方百计的污染它、破坏它，把曾经的大好河山整成了万里不毛之地。

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维系所在，文化的灭绝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消失，世界上黑眼睛黑头发的不止是中国人。而中共已成功的将中华文化从大陆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剥离出去，把大部份人改造成了只有低级智商与情商的马列劣族。中华君子之国变成中共暴民之国。说伟人，许多人会想到毛泽东；说好人，民众多会想到雷锋；说好官，人们提到的是焦裕禄。有几人还知道中华民族那些光耀千古的圣贤志士？以及他们的美德、正气与仁爱？我们被剥夺了自己的文化而不知，很多人还把邪恶的党文化当成了中国的固有文化，大脑被洗成一堆废料。

历史上，中国一直是政治文明相当发达的一个国家，有着一整套的礼乐政治架构与完备的政治制度，政权也是对全社会开放的。而中共却在中国强行植入了一种邪恶的共产专制制度，这套制度的核心是唯恶是举、为善必惩，以拳头大小决定尊卑。每一个能进入这个政权的人还必须发卖身毒誓，一切为党服务才可准入。如何最大程度的榨取民众血汗，搞残这个国家，是其行政的主要目的。这种以邪术祸国的政治根本上不能称为政治，它只能叫乱政、反政治或魔治；没有了基本的政治权利，中国人即使是喝毒水、吃毒食、用假货也是无可奈何，任凭中共愚弄、鞭笞、残害。

中共曾口口声声说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的剥削民众、如何的贪婪，其实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中共更贪婪的组织了。资本家是通过资本的运作来创造财富，而中共却是用政府、军队去抢掠财富，把民众变成一无所有的共产奴隶。中国人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经济发展权了。在所谓的改革开放后，他们干最苦的活，拿最少的工资，却负担最重的赋税。即使是有的人通过努力获得一些财产，中共随时可以找个藉口把其搞得倾家荡产。

试想一下，一个国家的主体民众没有土地所有权、社会知情权、文化自主权、政治参与权、经济财产权、媒体话语权，连他们的生命也没有保障，这不是奴隶是什么？中共把中国变成共产奴隶庄园、剥夺了主体民众的基本人权，让他们在恐惧中生活，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敌对势力吗？比起当年的日本鬼子，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取得了更加邪恶的战果，造成当今中国几乎是从精神到物质、从社会到自然环境全方位的腐败变异。只不过这个西来的敌对势力已经渗透到神州的血脉骨髓、中枢神经中去，渗透到民众的思想意识里，使许多人无法发现它，甚至把它当成自己了。

而中共的政治运作也无时无刻不把中国民众作为敌人来对待，防民之术层出不穷。花费巨资封锁信息、监控全民，毁田、扒房，制造了数不清的冤案。近年来，其维稳的费用已超过了军费。世界上有这样的政府吗？所谓的维稳不过是对民众开战的一个说辞而已。其实这场对中国民众的战争自49年以来就开始了，从没有停息过；连法轮功这样一个以真、善、忍为人生准则的修炼团体也不放过，倾一国之财力、物力，进行了至今已有十三年的残酷迫害。可怜的大陆愤民们还跟着中共喊什么西方敌对势力，自己被人家榨干了血汗、压弯了脊梁，甚至连生育权都被剥夺、器官被活摘、孩子被贩卖，还帮着数钱。

不过中共并没有说错，西方确实是它的敌对势力，而且亡共之心一直没死。中共是西来幽灵，是西方撒旦魔鬼的再次变身，是被西方世界正义力量扫地出门的政治邪教，只是因缘际会，在中国篡夺了政权，获得了喘气的机会。所以它才近乎歇斯底里的叫嚣：“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疯狂的煽动对西方的仇恨。只可惜近年来，西方的一些政客们已被它们收买，任由它们继续祸乱中国、威胁世界和平。

从根本上讲，中共不仅是西方自由世界的敌对势力，也不仅是中国的敌对势力，它是地地道道的全人类的敌对势力，它是想“解放”全人类的。它的存在是人类堕落的一个标志，对于人类而言，更是一个耻辱。政客们因它而背叛了道义，奸商们在它的诱惑下也出卖了良知，而无数的中国人则被其活摘了良心、搞残了大脑、混乱了认知。这个邪恶的敌对势力不仅仅是要抢我们的财产、毁我们的土地、灭我们的文化，它还在成批的诱拐我们的灵魂，卖给无间地狱里的马克思，永做黑暗世界的一粒尘灰。

易大旗：雄主降世，天朝不再“挨骂”

王朔之妙评：“没选票，没土地，没政治权利的一群人，聚在一起高谈民主的坏处。我仿佛看到，一群太监在说性生活多伤身体，幸亏咱们阉了。”前朝太监从肉体到精神都不能勃起，但本朝太监的器官却时刻充血和勃起，什么普世价值，什么宪政，都是西方霸权忽悠中国人的五毒散。太监没有性体验，对民主法治也无认知，人民选举、权力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政党轮替，都属于宪政内涵。故而《党建》那篇革命大批判檄文《认清“宪政”的本质》，就给宪政验明正身，指宪政无论从理论概念，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而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这就是典型的太监话语和阉人的性想象。


日前国内故人来美，聚会时说起目下反宪政风声正紧，友人告知：战斗正没有穷期，率先上阵打响这轮前哨战的是《红旗文稿》，紧接着《环球时报》、《解放军报》、《求是》、《党建》纷纷亮剑，但还未臻达高潮，因为仅就这一波前哨战就备下了共17篇造势檄文，现已刊出的连一半都未到。

然而，就打头阵的这批反宪政雄文，已极为雷人。《解放军报》总编辑孙临平的署名文章《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称：“共产党人要始终同心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笃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如此骇人的造句，《环球时报》还更要更上层楼，撰文道：“近期出现了关于宪政及相关问题的思想论争。论争的一方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前提预设：一定要到西方去寻找智慧，尤其要到英法美等国家去寻找真理”，“这种看法的普遍性与它的真实性之间，有很大距离。着眼于历史，一个总体性的格局是：东方启示西方。人类最高智慧总是源于东方。”

从“宇宙真理”到“人类最高智慧”，如此给力，不由教人联想起文革“两报一刊”革命风雷之磅礴气势，以及林彪关于毛语录《再版前言》的“顶峰说”。笔者倒从中悟出当朝新政和江胡两朝不同之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奎元之概括，毛时代解决了挨打问题；邓时代解决了挨饿问题；现在要解决挨骂问题。但江胡都抹不去天朝之骂名，可见这事还任重道远。但习朝开元未久就力劈华山，找到了解杀还杀、解骂还骂之独门招法，就是抢占“人类最高智慧”和“宇宙真理”，取缔一切西方话语的存活空间。何止宪政被扫地出门，何止天朝夺得免骂牌，挨骂的更要轮到别家了。

 于是又念及王朔之妙评：“没选票，没土地，没政治权利的一群人，聚在一起高谈民主的坏处。我仿佛看到，一群太监在说性生活多伤身体，幸亏咱们阉了。”前朝太监从肉体到精神都不能勃起，但本朝太监的器官却时刻充血和勃起，什么普世价值，什么宪政，都是西方霸权忽悠中国人的五毒散。太监没有性体验，对民主法治也无认知，人民选举、权力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政党轮替，都属于宪政内涵。故而《党建》那篇革命大批判檄文《认清“宪政”的本质》，就给宪政验明正身，指宪政无论从理论概念，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而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这就是典型的太监话语和阉人的性想象。欲知太监没有性生活，何来的性想象？其实是有的，太监给皇上和嫔妃侍寝，就是直观性教育，但在太监性想象是扭曲变形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男女行房的表情和呻吟，足见其痛楚之深。

只不过，哪怕中共里面也有许多仁人志士对宪政有著真诚憧憬和追求，抗战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一度反省苏维埃时期的路线，提出保证人民各项民主权利，彭德怀根据这一精神在太行山根据地召开军政干部大会，提出要抓民主教育。此讯传到延安，毛泽东却异常警觉，他立刻致信彭德怀，对他提出多条批评。简言之，彭认為民主宪政是必由之路，保障人权是“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和向上发展的愿望”（彭原话），而毛则认為那些都是阶段性的权宜之计；彭认為言论出版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保障，毛认為是宣传和发动群眾的手段；彭讲平等和博爱，毛称不能对阶级敌人博爱和讲平等……如此等等。

须知彭德怀的宪政理念尽管还粗略，却符合普世标準，后来胡耀邦和晚年赵紫阳继承的就是这一思想脉络，而邓小平及其后江、胡秉持的正是毛的原教旨。当下习朝反宪政的叫嚣，实际上来自毛泽东思想——亦即“宇宙真理”。有了如此顶峰的终极真理，便只有天朝鄙视和斥骂别家的份，哪还有人敢亵渎“人类最高智慧”？据说还要靠这种东方智慧去“启示”西方呢，壮哉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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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June 24,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