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瑷珲条约》善后之争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后，奕山即向咸丰帝奏报了签约经过。起初，因奕山避重就轻的描述，咸丰帝对此并未深究。然而，随着情势的发展，咸丰帝发现俄方的意图远非如之前所想，军事威胁居然越过黑龙江将军辖地，沿着吉林深入内地，故咸丰帝对当初奕山之举愈发不满，斥责其“轻允边陲国土，以致俄夷肆意占据”。此后，中俄政府之间便围绕《瑷珲条约》的善后事宜展开了一系列博弈。

条约批准之争

　　针对《瑷珲条约》的批准问题，中俄双方共进行了三轮谈判，中方代表为清廷军机大臣肃顺，俄方代表为其驻华公使伊格纳切夫。

　　第一轮谈判中，肃顺表示，《瑷珲条约》完全无效，因为奕山“既无全权证书，又无正式关防，无权将国土让与外国”，皇帝对奕山的恣意妄为已非常不满。伊格纳切夫辩称，中国皇帝对其臣属是否满意与他毫不相干，但俄国政府决不能容忍中国否认《瑷珲条约》的合法性。伊格纳切夫还大谈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河东岸于中国无宜，若给予俄国，方可保证中国东部安全。肃顺则强调两国东段边界应以《尼布楚条约》为准，中国东部安全中国自有办法，无劳俄国过虑。第二轮谈判中，伊格纳切夫仍然纠缠不放，肃顺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关于两国东段边界，肃顺指出：“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山南尽属中国，山北尽属俄国，至于乌苏里河至海地方，并不与俄国连属，更谈不上立界通商。”伊格纳切夫则重复其关于兴安岭分两岔，“北岔不能为界，因其向北不向东。兴安岭南岔为界，与中国有亏”的无稽之谈，要求清政府批准《瑷珲条约》。争执激烈之时，肃顺“乃将手中条约文本掷于桌上，厉声斥之为一纸空文，毫无意义”，伊格纳切夫“顿时起立，正告肃顺完全失礼，愤而先行退出会议”。第三轮谈判中，伊格纳切夫照会清廷军机处，称“中国愿图太平，只有一法，务思交良友于本国”。肃顺随后亲至俄罗斯馆，再次声明《瑷珲条约》系奕山“擅行允许”，未获皇帝授权，因而无效。伊格纳切夫则坚称，“无论大清国准与不准，俄罗斯帝国都将条约所让之地视为己有，永不复还”。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伊格纳切夫发出最后通牒，称清廷若不批准《瑷珲条约》，他将离京南下，与英法采取一致步调，并限三日内答复。第二天，军机处回复，称中国边界军民已经递呈，中国土地“万不能让与他人”。伊格纳切夫随即离京，谈判遂告破裂。

条约修订之争

　　咸丰帝认为，“此时若将前约完全废弃，俄夷必不肯从，然任其蔓延，又必成大祸”。在他看来，此事从前系奕山一人办理，今俄夷既侵至吉林地界，自应由吉林、黑龙江两将军会同查办，另立条约，以息争端。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清廷革去奕山黑龙江将军之职，而以特普钦暂署黑龙江将军，命其待穆拉维约夫到达黑龙江后与之“会商履勘”。咸丰帝要求特普钦告诉对方：“中国与俄国地界，自康熙年间议定，本已明晰。上年穆拉维约夫以防堵英夷为名，欲将黑龙江左岸让与伊国，彼时奕山未得授权，率行签约换字，实属糊涂，现已将奕山革职惩办”，“朕念中国与该国和好多年，不值因此致启衅端，是以将黑龙江左岸空旷地方，及该夷已经占据之阔吞屯、奇咭等处，允其借住，且不得再来人口，亦不得再行添盖房屋”。在给特普钦的修约意见中，咸丰帝一再强调是可以把江左空旷之地“借给”俄国，而非让与，可见其对此前轻失国土之不甘。针对乌苏里河以东至滨海由中俄“共管”一案，咸丰帝更是明令特普钦和吉林将军景淳向俄方申明，“此处系属吉林地方，既非奕山所辖，亦非俄国连界，断难允准涉足，速将人船收回，无可再议”。

　　然而，穆拉维约夫已然知晓黑龙江将军约见他，是让他放弃对东岸非定居地和共管地区的领土声索，于是想方设法拖延时间，拒绝接见清朝代表，准备以实际占领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谈。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获悉穆拉维约夫将于本月下旬视察海兰泡，特普钦遂于二十日先至瑷珲，准备与之会面，而俄国人则声称“穆督已由尼布楚启程，不日即可抵达瑷珲”。可是，进一步打听却发现，“该酋已绕越江城，由左岸径赴海兰泡”。及派副都统爱绅泰亲往海兰泡时，俄国人又谎称穆拉维约夫没有来此。几天后，当爱绅泰终于在海兰泡街面截住穆拉维约夫的车驾时，“穆酋竟视而不见，径直驱车离去”。

条约落实之争

　　《瑷珲条约》签订后，俄国方面不等清政府正式批准，即开始强行勘界，同时加紧移民，“于黑龙江城对岸盖房，并欲抢取粮石”。瑷珲副都统爱绅泰与穆拉维约夫争辩，但“该酋以递送公文为词，仍欲接盖房间”。事实上，俄国人“历年在黑龙江左岸已占据五十余屯，即黑河口以下直至东海，亦盖房多处”。特普钦在接任黑龙江将军之后，一改奕山保守退让的方针，积极“联络各处旗民人等团练，以壮声势”，同时遵照咸丰帝“如能挽回几分，庶左岸得有几分免其骚扰”的指示，着手“于当前俄夷盘踞之处，划清界限，立定四至，以免左岸空旷地方被其全行占去”。

　　咸丰九年(1859年)十二月，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等报告朝廷：“俄夷乘隙烧毁乌鲁苏牧丹卡房，该卡房虽在许借俄夷界址之内，而设立自康熙年间，且系要隘处所，岂容外夷占据？此次该夷因船只行驶不便，催令迁移，又未允许，乃转谓此卡为占其左岸居住之地，突令密奇达将卡房烧毁”。经特普钦派佐领鄂尔精阿前往海兰泡查讯，俄国通事石沙木勒幅直认不讳，说是“穆拉维约夫嗔怒，故令烧毁，如欲重修，可移在右岸”。但是，特普钦派人在“黑龙江城(瑷珲)备齐木料，由冰道拉运至原处，照旧修盖，业已一律工竣”。咸丰帝则对特普钦此举大加肯定，并命其要派官兵“常川驻守”。

　　《瑷珲条约》不仅承认了中俄以货易货贸易的合法地位，而且还免征商税，这对俄国来说当然是巨大的利好。不过，清政府也自有应对的办法。鉴于条约内“如往来船只，须在卡伦报明，不准私往各屯，易换物件”的规定，特普钦、景淳据此派官专司通商事宜，厉行稽查弹压，严格限制贸易规模，禁止民间私下交易。同时，还把以货易货与以货易米作了区分，要求“换给米粮一事，必须严禁”，以期通过断绝粮食供给来达到逼退俄国人的目的。

　　综上可见，在《瑷珲条约》签订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清政府试图在法律上不予批准、外交上争取修订、行动上抵制落实来尽可能地挽回失去的权益，但这些努力，终究随着1860年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而化为乌有，无论是黑龙江以北还是乌苏里江以东地区，都尽为俄国攘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