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國家，唯一的擁有完善的教育體系的國家，唯一的擁有貧寒子弟能出將入相的傳統的國家，是識字率最高、文盲率最低的國家。直到鴉片戰爭爆發時，依然如此。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之一是：這個世界上，只有中國的第一聖人不是「和尚」，而是「至聖先師」—-孔子。
一、舉世無雙的重教文化
何為「世家」？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史通·世家第五》曰：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
所謂世家，就是「開國承家，世代相續」、世襲爵位諸侯。
唐代張守節《史記》之「孔子世家」「正義」曰：
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孔子並非天子、諸侯國君，當然無爵位可傳，但是，到司馬遷時，孔子的六藝之學，已經連綿不絕傳承十餘世，從天子到百姓，天下讀書人皆以孔子為宗，以孔子為至聖之人，所以，司馬遷以「世家」來記述孔子。
孔子一生並不得志，但其身後尊榮備至。這，除了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更主要來自於他教學上的巨大成功。《史記·儒林列傳》說：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孔門弟子有的位至卿相，有的專心於開門受徒。言偃回到江南，子夏前往陝西，更多的弟子在中原大地傳道授業解惑。王侯將相、山野草民，無不以他們為師。即便天下紛亂之時，齊魯大地讀書之風依舊興盛。就這樣，儒學就伴隨孔門弟子傳遍了中華大地。
《史記·儒林列傳》曰：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
當劉邦率領大軍圍攻魯地之時，這裡的老師正在給學生們上課，書聲琅琅，琴聲悠揚。即便是天下紛亂、戰事不斷的秦漢之交，中華大地的教育活動並未終止。
普天之下，沒有比中華更重視教育的民族，唯有中華的第一聖人是一位老師，而且他千年一貫的諡號便是「至聖先師」。
到過孔子故裡曲阜的人都知道，中國皇帝到了這裡，也得下轎步行，拜祭孔林。作為天子，拜天、拜地、拜父母，都是正常的，他為什麼拜孔子呢？理由很簡單：孔子是至聖先師，學生拜千古第一的老師，天經地義。
二、義務教育定型於漢代
漢武帝之所以偉大，在於他系統地恢復了中華崇文尚武的傳統。
漢武帝的武功，人所共知。
漢武帝也重文。遺憾的是，他在繼承中華禮樂治國傳統上的功績，後人知之甚少。
為了節省文字，姑引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
（漢）武帝時始為博士、學官置弟子員。……及武帝既興學校，則令郡國縣官謹察可者，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則郡縣皆有以應詔，而博士、弟子始為國家選舉之公法也。
（漢）平帝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漢武帝之前，雖然朝廷設有博士，但是，並沒有規範管理，學生既無入學規則，也無員額限制，博士教書和學生讀書，皆為自願。對學有所成者，朝廷也沒有成套的人才舉薦選拔制度。直到漢武帝以儒學為正統，漢朝才開始大興學校，並下令全國各郡縣官員選拔本地優秀學生，隨同匯報年度工作的官員一同到京城，到太學深造。從此，博士、弟子才開始納入國家人才選拔制度中來。
到漢平帝元始三年（西元3年），全國的教學體系已經全面形成，在全國各級行政機構皆設置教育官員。郡（王國）的學校稱為「學」， 縣（侯國）的學校稱為「校」，郡縣學校置經師一人。鄉的學校稱為「庠」， 聚（城鎮性的居民聚居點）的學校稱為「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
歷經春秋戰國數百年戰亂之後，在江山一統的中華大地上，由中央政府主持的公立學校實施的義務教育，再次普及到了廣大鄉村。
漢朝的基礎教育，比18世紀的歐洲還要領先。這話，一點也不誇張！須知，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英法兩國的軍人，基本是文盲。
從漢朝開始，中國形成了偉大的傳統：百姓重視教育，讀書人以孔子為榜樣，以教書育人為榮，故而民間辦學之風長盛不衰。許多大學者終身以教書育人為己任，許多官員卸職退休後，全身心於傳道授業解惑。
在《後漢書·儒林列傳》隨手挑幾個：
楊政字子行……教授數百人。
濟陰曹曾，字伯山……門徒三千人。
牟長，字君高……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
與此同時，政府還大辦高等教育。漢朝的人口約6000萬，而其最高學府太學的學生，一度多達3萬餘人。
全民重視教育，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得到有效傳承，不曾中斷。
三、唐代的義務教育制度
武德七年（624年），天下初定，唐高祖便下達《置學官備釋奠禮詔》，要求各地向朝廷舉薦人才，同時下令：
州、縣及鄉、裡，並令置學。
朝廷要求：全國城鄉普遍辦學，州設州學，縣設縣學，鄉、裡皆設學校。唐代以每500戶人家為一個鄉，每100戶人家為一個裡。
每100戶人家的地方，就有一所政府舉辦的學校，其普及程度可想而知。
歷經隋末戰亂之後，政府主辦的公立學校，普及到全國鄉村。
子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自漢朝以來，國家義務教育政策的落實情況，就被作為考核的地方官員政績的主要內容之一。
本來就是孔門弟子的歷朝歷代皇帝，都會高度關心教育問題，下達相應的詔書。《唐會要》卷35：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敕：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宏長儒教，誘進學徒，化民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各裡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
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下旨：全國每一個裡辦一所學校，由政府選拔博學鴻儒擔任老師。
唐玄宗不止是說說，《遣使分巡天下詔》：
其天下道學，固已有置者，並鄉學等，此並切於生人，比來興置，蓋為教導，各宜敦勸，使有成益。
唐玄宗下令，欽差大臣巡視全國各地，必須檢查地方的辦學情況，並且作為重點之一。
唐代義務教育的普及，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在監獄裡，也設有學校！
著名的上官婉兒，一出生就隨家人進了監獄，在監獄中長大。她就是在監獄學校裡接受教育的。
在唐代，一旦男性家長犯了類似於「危害國家安全」的重罪，就會被籍沒全家，全家老少都會被送到司農寺的農場安家落戶，進行勞動改造。如果女子心靈手巧，則會被安排到內侍省的掖庭局，做些縫縫補補、織布繡花的活兒。如果孩子小，必須跟著母親，那麼，她就會隨著母親來到掖庭局。因為少兒太多，朝廷便在掖庭局創辦了學校，《唐六典》：
宮教博士二人，從九品下。……博士掌教習宮人書、算、眾藝。
學校有兩名博士，負責教宮人學習識字、書法、數學和其它各種文化知識。
史料證明，這裡的師資力量也不錯，《唐故內侍省內仆局令費府君墓誌銘》：
祖怡，雋州□藜縣令……父朗，皇朝本州博士……（君）弱冠初登鄉塾，……於是晨趨蕙路，夕拜椒閭……始授君□□庭宮教博士……遂游志典墳……有滯斯通，亞善談謔，尤工草隸……
費智海出生於書香門第，祖父是縣令，父親是州學博士，他自己也博學多才，不進書讀得好，而且書法也很不錯。後來，他自願做宦官。一當上宦官，馬上被安排在掖庭局擔任宮教博士。因為幹得不錯，被提拔為內侍省內仆局令。
上官婉兒就是這裡的博士們的弟子。上官婉兒的博學多才，足以證明學習條件不差。
四、唐代的義務教育質量
大唐義務教育的普及，絕非虛言。
在唐人詩文筆記、碑刻墓誌之中，關於村學、鄉校的記載，可謂不勝枚舉。
在長安城裡，《太平廣記》卷五十二：
有滎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小與鄰舍閭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
名家子弟鄭又玄，與貧寒的鄰居子弟，同在一個學堂讀書。
在廣陵城裡，《太平廣記》卷七十四：
張定者，廣陵人也，童幼入學。天寒月曉，起早，街中無人。
大清早，月亮還高掛天空，幼童張定背著書包上學了。
在今山西黎城縣農村，《唐故處士王君之碣》：
君諱慶，字褒，上黨黎城人也。……七歲能自致於鄉校，乃心專經，篤意儒業……遂就詩禮。……會徐王到，……留之幕府，悉子弟從其受業。
墓主王慶，祖祖輩輩是農民，但祖祖輩輩都是有文化的。他七歲進入鄉校讀書。若干年後，他具備參加朝廷進士科考試的水平了，恰好徐王這裡（并州）任職，發現他太有才了，就把他請到王府擔任老師，教授自己的子弟讀書，並協助他處理政務。
在今江西的偏遠鄉村，《太平廣記》卷四十四：
元和中，（田先生）隱於饒州鄱亭村，作小學以教村童十數人。
在今天江西上饒、景德鎮一帶有個鄱亭村，田先生擔任村學的老師，教授村裡的十幾個孩子。
在今成都市北郊新都縣的偏遠鄉村，《法苑珠林》卷十八：
唐益州西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跡，人欲其書終不肯出。
距離縣城四十里的王李村，有一位書法極棒的荀老師在村學教書。
在著名詩人盧仝眼裡，村學老師的水平還是不錯的。盧仝的孩子，也是在村學裡念書。他作《寄男抱孫》教育孩子道：
殷十七又報，汝文頗新有。
……
莫學村學生，粗氣強叫吼。
……
殷十七老儒，是汝父師友。
盧仝說，兒子啊，老師殷十七告訴我，你又有進步，我很高興；村學裡有的孩子不學好，你不要學他們；你的老師是老儒，也是我的師友，你要聽老師的話，好好念書啊。
事實確實如此。許多著名人物，在沒有通過科舉考試之前，就任職於鄉裡之學，一邊教書謀生，一邊讀書備考。
白居易便自稱「臣本鄉校豎儒」，他早年當過鄉校的老師。
又如《朝野僉載》說：
唐國子監助教張簡，河南緱氏人也，曾為鄉學講《文選》。
大唐最高學府國子監的主講老師之一的「助教」張簡，當年就在鄉學教書。
事實證明，鄉村小學的教學質量是可靠的。
宰相竇易直，就是從村學裡走出來的。《因話錄》卷六：
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受業村學。
竇易直童年時，因家裡窮，到村學讀書。後來明經及第，官至宰相。
宰相苗晉卿，也是從這裡走出來的。據《舊唐書·苗晉卿傳》，苗晉卿後來進士及第。古代交通落後，回趟家鄉不容易。在擔任魏郡太守期間，他借入京匯報工作的機會，順道回到老家，花錢請鄉親們吃飯，又從工資中拿出三萬錢，捐給鄉學做基金，資助孩子們讀書。這就是古人的「衣錦還鄉」。
宰相權德輿，同樣是從鄉村學校走出來的，他在《送右龍武鄭錄事東遊序》自述道：
予弱歲時從師於黨塾，鄭生已用經術上第……
「黨塾」即村學。權德輿的啟蒙教育就是在村學完成的。
那麼，唐朝的孩子什麼年齡上學？啟蒙教材又是什麼樣的？
唐玄宗曾要求編撰啟蒙教材《初學記》，《大唐新語》：
玄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並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詔以《初學記》為名。賜修撰學士束帛有差，其書行於代。
唐玄宗發現，孩子們在過了識字的啟蒙階段，便開始學習寫作文，需要掌握大量的資料和文章體裁，但是目前的如《御覽》一些書，厚厚的一大堆，很不好。於是玄宗給宰相張說布置了一項任務，要他組織編撰一部適宜於孩子們學習的教材。張說與徐堅、韋述等大學者一起，合編了一本書，玄宗很滿意，給取名為《初學記》。很快，這本書在全國通行。
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說：
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
李白說，自己從小在江漢地區長大，五歲開始學識字（從認識背誦天干地支開始），十歲便閱讀諸子百家著作。自炎黃以來歷史文化，都有所涉獵。勤奮讀書，練習創作，至今已經三十年了。
如《大唐故文林郎崔君墓誌銘並序》：
君七歲誦《孝經》、《論語》，十二通《毛詩》、《尚書》，……十六師冀州蘇諶，講《左氏春秋》……
如《唐故安定梁君墓誌銘並序》：
小學大成，至於《孝經》、《論語》，通卷背文；顏氏字類之書，問之便寫。
又如，《唐故國子生李夫子銘並序》：
九歲通《周易》，十歲明《禮》，十三精《史》、《漢》，十五能屬文，十七補國子生。
由此，我們可以大致勾勒出初等教育的教材：
1、五六歲的時候，以天干地支之類，初學識字；
2、七八歲的時候，開始學習《孝經》、《論語》等著作，同時以顏真卿《韻海鏡源》等字典、書法類著作為教材，進行小學和書法訓練；
3、到十四五歲，初步完成儒家基礎經典的學習；達到通曉做人做事的道理，能熟練作文，寫一手好字的水平。
4、此後，便選擇專業，進入明經（如歷史、三禮）、進士、明法、明算等專業性學習階段；
5、大約到十六七歲乃至十八九歲，入州學、國子監深造，或者遊學四方，如學有所成，獲得州府或者國子監舉薦，便參加全國統考。
綜觀唐代士人，基本以「弱冠」即二十歲為進京應試的時刻，後面我們會提供大量的例子。當然，例外的也很多，比如元稹，智商太高，十五歲便明經及第；比如姚崇，少年時一直「以呼鷹逐獸為樂」，到二十歲才玩醒，開始貓在家裡讀書，後來成為一代名相。這兩位過於出類拔萃，不能作為一般現象看。
五、唐人的童年
唐朝的幼兒教育十分成功是毫無疑問的，並留下了許多流芳千古的範例。
《太平廣記》卷一七五中，有這麼一個故事：
韋莊幼時，常在華州下邽縣僑居，多與鄰巷諸兒會戲。及廣明亂後，再經舊裡，追思往中，但有遺蹤。因賦詩以記之。又途次逢李氏諸昆季，亦嘗賦感舊詩。
《下邽》詩曰：
昔為童稚不知愁，
竹馬閒乘繞縣游。
曾為看花偷出郭，
也因逃學暫登樓。
招他邑客來還醉，才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無處問，夕陽衰草盡荒丘。
又《逢李氏弟兄》詩曰：
御溝西面朱門宅，
記得當時好弟兄。
曉傍柳陰騎竹馬，
夜隈燈影弄先生。
巡街趁蝶衣裳破，
上屋探雛手腳輕。
今日相逢俱老大，
憂家憂國盡公卿。
韋莊，是晚唐著名政治人物、詩人。他的童年時代，是在華州下邽縣（今陝西渭南臨渭區）度過的。所謂的「黃巢起義」，將富饒的關中平原禍害得民不聊生。亂平之後，韋莊來到這裡，尋訪舊跡，但見夕陽、衰草、荒丘！途中，終於見到了兒時的同學、玩伴李氏兄弟。撫今思昔，感慨萬千，作詩二首。
韋莊的童年生活非常快樂，夥伴們一起騎竹馬、掏鳥窩，上課頑皮、搗亂，還有偷偷逃出學校，出去玩耍。
唐人的童年都是這樣度過的。
眾所周知，唐代也誕生過不少著名的神童。
唐朝設有童子舉，據《舊唐書·文苑上》，初唐四傑之一的楊炯，便是「神童舉，拜校書郎」，即通過童子科考試而做官的。據《舊唐書·裴耀卿傳》：「裴耀卿，……數歲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祕書正字」，優秀的經濟學家、宰相裴耀卿，也是童子科及第而入仕的。
在正史、唐人筆記小說中，關於神童的記載很多，如《大唐新語》卷八：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
賈言忠數歲記諷書，一日萬言。七歲神童擢第，事親以孝聞，遷監察御史……
又如《唐摭言》卷三：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
苗台符十六歲、張讀十八歲，便力克天下文士，進士及第。詩人作詩稱他倆為「兩個阿孩兒」。
《三字經》中專門提到了唐朝的兩大神童：劉晏、李泌。
據《新唐書·劉晏傳》，估計是根據曹州（今山東菏澤）地方官員安排，唐玄宗東封泰山時，年僅七八歲的劉晏向玄宗獻上了自己的作文。唐玄宗大為驚奇，要宰相張說考試劉晏的真實水平。考完後，張說向玄宗報告結果：這孩子可是國寶啊！玄宗便授予劉晏太子正字的官職。當然，劉晏也不是真的做官了，只是有了領薪水的地方，為舉家遷往京城、在更好的環境裡讀書創造了條件。
據《新唐書·李泌傳》，開元十六年，朝廷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當年童子科及第者員半千的孫子、年僅九歲的員俶，也參加了。在學著雲集的場合，員俶表現出令人驚歎的學識。玄宗大為感嘆：不知天下還有沒有跟員俶一樣孩子！員俶答：我的表弟李泌不比我差。唐玄宗便設計了一場考試，他與宰相張說下棋，讓李泌做賦。李泌大獲成功。唐玄宗賞賜李泌家人一大筆錢財，要求他們繼續努力，好好安排孩子讀書學習。
六、明清兩朝的義務教育
當歷史進入明朝，重教之風更甚。《明史·太祖本紀》：
（洪武二年）諸王子受經於博士孔克仁；令功臣子弟入學。……詔天下郡縣立學。
（洪武八年）詔天下立社學。
（洪武二十八年）詔諸土司皆立儒學。
明太祖剛剛稱帝，還處於激烈的戰鬥之中，便接二連三地下旨辦學校。洪武二年，命令皇子皇孫和功臣子弟們入學讀書，同時下令統治區內的郡縣辦學校。洪武八年，天下初定，下令將學校普及到鄉村。洪武二十八年，下令所有的土司，也要辦學校。
在教育制度上，清朝完全照搬明朝。清朝教育普及程度極高，遠高於同時期歐洲各國。《清史稿·選舉一》：
有清學校，向沿明制。……社學，鄉置一區，擇文行優者充社師，免其差徭，量給廩餼。
清朝也是廣立社學，要求全國各縣，根據實際，以方便入學為原則，「鄉置一區」，創辦啟蒙學校。由政府聘任老師，並發放工資。同時，強制「凡近鄉子弟十二歲以上」入學讀書。
《明史》、《清史稿》是就全國而言，我現在挑幾個「偏遠地區」的縣誌。
據明朝嘉靖年間的《安溪縣誌·地輿類》：
安溪縣在泉州府西一百十五里，……嘉靖元年造冊，人戶二千三百九十四戶，人口九千八百七十八口。
嘉靖《安溪縣誌·學校類》：
社學之設，所以教童蒙始學之人，蓋欲正其心術，端其志行。異日入國學，而為國之用。
2394戶人家、不足一萬人口的安溪縣，設立了36所社學，即平均67戶人家一所公立學校。
根據康熙癸丑《安溪縣誌》、乾隆二十二年《安溪縣誌》，整個清朝，保持了這樣的辦學規模。
為了證明本人所言不虛，特列舉這三十六所學校名：侍御社學、匯征社學、會元社學、石堂社學、羅洋社學、厚安社學、埔璕社學、獅子社學、真覺社學、橋頭社學、赤嶺社學、官橋社學、下湯社學、歸湖社學、楊合社學、吳莊社學、源口社學、上坑社學、溪尾社學、店尾社學、宮前社學、崎兜社學、苦乾社學、東乾社學、郭坂社學、上房社學、左槐社學、霞川社學、藍田社學、進德社學、南斗社學、玉湖社學、杉洋社學、多卿社學、舉溪社學、淨惠社學。
敦煌縣是一個更加偏遠小縣。據道光《敦煌縣誌》，道光年間，敦煌縣共2448戶、20840人；全縣共設立13所「義學」（實即社學），平均每188戶人家，設立一所公立學校。
《敦煌縣誌》記錄了「強制性義務教育」的實況。《敦煌縣誌·風俗》：
子弟稍長，即令就傅。富家則自延師教督；貧者送入義學，官延師以教之。
《敦煌縣誌·人物》：
（知縣曾希孔）設立義學，俾貧賤子弟皆得讀書。間有七八歲尚未就傅者，必苛責其父兄。
政府強制要求家長將適齡男童送學校讀書。凡是男童到了七八歲，還沒入學讀書，他們的家長就會遭到官員的嚴厲訓斥。
即便是條件較差、情況較為負責的雲貴山區，也建立起了從啟蒙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學體系。
張之洞的父親張瑛長期在貴州任職，張之洞長期跟隨父親，在任所讀書，後來高中探花。張瑛編撰的《興義府志·學校志》說：
義學與書院相表裡，有義學以端蒙養，有書院以教成材，……社學更所以輔義學者也。……（興義府城內）今義學六：四門四義學；舊設西門內義學一；城中央義學一，知府張瑛捐建。
社學是官辦的啟蒙學校；義學，是民辦官助的純公益性的學校；府學是官辦的高等學校；書院是民辦官助的高等學校。
根據府志如「安南縣社學：明社學三，……明末毀於流寇」等記載，可知，明朝時，這裡的社學也是正常的，只是較內地要少。清朝後，可能是因為戰爭等原因，朝廷對這裡社學設立的政策的不穩定，所以，社學大多廢止，而義學興起。
7、文盲遍地因何而來？
古代中國文盲遍地嗎？絕對不是！
毫無疑問，古代中國，文盲很少！至少，成年男子中，文盲極為少見！
某些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的統計的文盲率為依據，說中國自古教育落後，文盲率高，這是極端不公正的，甚至是荒唐的。
建國初文盲率高，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自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結束，這一百餘年裡，世界各大強盜，對中國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掠奪和摧殘。不說戰爭尤其是日本侵華戰爭所造成的破壞，也不說鴉片所造成的罪惡深重的毒害（據《劍橋中國晚清史》，吸食鴉片者占全國總人口的10%），僅用槍炮強搶惡要的「戰爭賠款」就多達13億兩白銀。13億兩白銀是個什麼概念呢？清朝的時候，中央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平均算下來的話，大約在7000~8000萬兩白銀，也就是說，賠款總額等於清政府的十五六年的財政收入。按照今天來算的話，去年我國的財政收入是18萬億人民幣，折算成美元超過2.6萬億美元。如果再乘上16，就是42萬億美元。如果賠出去了42萬億美元，當今的中國會是個什麼樣子？真會窮得沒褲子穿了，中國還能有幾個讀書人！
其二，是自辛亥革命到1949年，軍閥混戰與抗日戰爭，持續了四十年裡（整整兩代人的時間）！全國絕大部分地區，是在戰亂中度過的，民不聊生，哪有擺放課桌的地方？
其三，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蔡元培等人，刻意摧毀了中國既有的教育系統。辛亥革命一成功， 偏執狂的教育總長蔡元培，在全國一無「新式」教師、二無「新式」教材的情況下，便宣布教習經書的「舊式教育」為非法，強令推行「新式教育」，無數「舊式」學校解散。本已淪為赤貧的全國城鄉，想不形成一代又一代文盲也不可能了。
文章來源：生民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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